今年七月二十日，我刚刚收到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吴锐同志衔杨向奎先生之命惠寄给我的向老的三本学术著作，还没有来得及回信致谢，又接到吴锐同志电话，说杨向老已于七月二十三日病逝了。当时值我卧病，仓猝间忘记问他何时为向老举行送别仪式。及至收到讣闻，仪式已举行过了，乃失去亲往吊唁的机会。我想，唯一纪念向奎先生的方式，就是认真学习他临终前赠给我的三本大著。现在向老的这三本遗著尚未读完，只能就初步肤浅的印象略谈个人的体会。
向奎先生字拱辰，生于一九一○年一月，以九十高龄遽归道山，实是我国史学界一大损失。我同向老素昧平生，从未觌面，只在八十年代初与向老通过几封信，我已在另一篇悼念小文中约略谈及。遗憾的是，我曾搬过一次家，不少信件都已遗失，无法把向老的手札公之于世。而向老以毕生精力在史学、经学、文化史、思想史乃至理论物理学方面所获得的丰硕成果，直到最近才从他这三本遗著中略窥藩篱。
但使我受益最多的，则为向老一贯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敢于独立思考、绝不随波逐流的作人准则。这里我想谈三点很不成熟的个人体会。
第一，尊师重道是我国知识分子一贯崇尚的优良传统；而“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原则，则是“五四”以来从西方传入我国的最显著的优良学风。时至今日，尽管尊师重道仍属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有些青年人连前人的著作还未涉猎，便已信口雌黄，动辄否定某些世所公认的学术大师，其中包括如鲁迅、陈寅恪、钱钟书这些已为当今千万人所推重的几代贤哲。我深为这些逞臆讥弹、对前辈大师妄加诽谤的年轻人感到痛惜。而当我读了杨向老的遗著后，不禁思绪万端，感慨系之。盖向老在尊师重道与坚持真理两者之间为后学晚辈做出了无可置疑的行为楷则。向老毕业于北大历史系，他对自己的老师乃至老师的老师，如胡适、傅斯年、顾颉刚诸先生，这些在本世纪的学术上乃至政治上有争议的人物，始终敬礼有加，十分尊重。他在不少学术著作中，多次肯定他们学术上的成就与贡献，表彰他们在现、当代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其言皆发自内心，没有一点虚伪矫情，不存任何官腔套话。
但在具体学术问题上和专门研究领域中，向老却一是一，二是二，明白表示不同意老师的意见。向老曾自称“杨守”，“‘守’即保守”，意在“要‘保守’住中国的古典文明”。而顾颉刚先生则是当年疑古学派的开山祖师。向老既明确表示是“顾先生引我走上治学之路”；而在一系列具体学术问题上，如《左传》、《周礼》的真伪问题，“今古文”的是非问题，秦汉时代“五德终始”问题，向老都对顾先生的看法表示异议，甚至意见完全相反。然而向老在谈这些问题时，丝毫看不到对顾先生本人的不敬和不满。据向老本人的谈话，顾先生在抗日战争那种艰难处境中对向老也一直在提携、帮助，对向老的做学问勖勉有加，对他的生活和工作始终备予关注。学术观点上的南辕北辙丝毫不影响师生间的深情厚谊。向老对顾先生如此，对胡适和傅斯年，其所持的态度亦基本如是。我本人从做学生时开始，即主张师友之谊不应与学术观点上的异同混为一谈；但我这一生在处理具体人和事方面却做得很不理想。读了向奎先生的遗著，感到我值得学习的老辈风范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上述事实均见于《杨向奎学述》，不一一注明）
第二，最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向老晚年竟开始向自然科学进军，不仅拓展视野，而且身体力行，做出了卓越成就。他对理论物理学进行了具有突破性的研究，并写出了有国际影响的科学论文《量子与熵》。回顾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兼治文、史、哲各门人文科学的学者代不乏人，如刘仙洲、张子高、梁思成诸位前辈专家皆众所周知；又如物理学大师叶企孙先生，我曾在他身后见过他所藏的遗书，大部分都是经、史、子、集等我国古代典籍，有的书上还加有叶老本人的眉批小注。但我们的几代文、史、哲方面的专家，能深入治自然科学的却如凤毛麟角。杨向老在他花甲之年竟致力于研究尖端自然科学，不仅充分说明向老的惊人毅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且为今后沟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并打破两者间的森严壁垒做出了可贵的仪型典范。如果新世纪的学术导向是打破各门科学之间的阻障并向边缘学科进行多方面的拓展，则杨向老实是这方面的先驱榜样。
第三，与上述第一点有关，即有些学人或为了避免人际间的纠纷，或为了避免学术观点上的矛盾，往往说一些违心之论或做一些模棱两可、和稀泥的事。而杨向老则一直心口如一地说真话，办事讲原则。
多少年来，社会上重理轻文现象已积重难返；而自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的施政方针以来，人们忽视人文科学而一味倾斜于应用自然科学的潮流更是一发而不可收。但杨向老在中国社科院建院廿周年大会上的发言中却大声疾呼：“在人类生活中不能没有哲学、文学和史学”，“没有哲学的国家，不会有发达的（自然）科学。”我多么由衷企盼我们的专家学者，能像杨向老这样，多发出一些如上的振聋发聩的声音啊！（上引文见《杨向奎学术文选》）
2000年9月写于北京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