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清史纂修 > 纂修始末 > 新中国清史纂修事业
《清史》编纂六年间
作者:戴逸 责编:

来源:  发布时间:2010-06-21  点击量:854
分享到: 0
 加入收藏      更换背景   简体版   繁体版 

 

                  

“现在送上来的稿件质量好的和比较好的占60%,但也需要加工修改。估计有40%的稿件是要打回去重写和修改的。”  

以82岁高龄推动规模浩大的《清史》编纂工程,著名清史研究专家戴逸坦言身心均面临挑战。  

最近他向参与该工程的1500名专家提出了最后期限——2012年,必须向中央拿出一部近100卷、3500万字的“送审稿”。  

时间紧迫,专家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戴逸的一番话令人动容:“我心里常想起古代的一个传说故事,干将莫邪夫妇俩想炼一对非常锋利的宝剑,但老炼不好,最终夫妇俩舍身跳进火炉,炼成宝剑。我不敢和他们相比,但非常敬佩向往这种敬业蹈火精神,这种精神会永远激励我为清史编纂鞠躬尽瘁,使得2012年能拿出一部像样的送审稿。”  

日前,戴逸在位于北京中关村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接受了《瞭望》新闻周刊的专访。谈清史编纂的来龙去脉,谈编纂过程中点点滴滴有趣的史料……略显清瘦的戴逸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仿佛他亲身经历和参与了那300年的兴衰浮沉、人世沧桑;同时他又能随时置身事外,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总结、抽离出诸多经验教训和哲理,客观评价、分析其中的是非曲直。  

三起三落 

《瞭望》:从2003年清史编纂工程启动迄今已快6年了,你还记得当年获知这一工程被批准时的心情吗?  

戴逸:当年清史工程由中央批准了,我知道这个消息后的心情可以用四个词来描述:喜出望外、梦想成真、全力以赴、鞠躬尽瘁。  

纂修清史,是老一辈革命领袖和历史学家梦寐以求的心愿,(修史)也是中国的一大传统。宋修唐史,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这一修史的优良传统绵延不断,经久未绝,形成了人们熟知的二十四史。北洋政府修撰的《清史稿》纰漏甚多,不能作为正史流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知道这个传统,因此新中国建立初期,董必武就提出修清史,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同,但新中国刚刚建立,各项条件不具备,没有正式开展。  

我与“清史工程”有着半个多世纪解不开的情缘。在我的人生中,前后有三次参与动议清史编纂。第一次是1959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告诉我,周恩来总理委托他来编纂清史,也秉承了毛主席的意见。当时国内搞清史的人很少,我还很年轻,30岁出头。吴晗把我找到他办公室谈了一下午,因为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没能启动。  

第二次是1965年秋,周恩来要周扬同志召开一次中宣部的部长办公会议,专门讨论组织编纂清史的工程。那次部长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以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郭影秋为主任,因为他是明清史的专家。当时我39岁,是其中最年轻的委员会成员。不料“文革”爆发,这件事情就停下来了。  

第三次是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办公室给中国社科院转了一封人民来信,要求编纂清史。社科院还专门找了郭影秋和我,议论准备要启动,但当时在拨乱反正,万事待理,国家财政也紧张,没能启动。  

就这样,清史编纂工程三起三落,半个多世纪,其中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文革”等,修史愿望始终没实现,客观原因是当时国家比较穷,研究人才比较少。  

时间到了21世纪初,我目睹改革开放后国家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学术繁荣,深感纂修清史的学术条件、经济条件逐渐成熟,因此竭力呼吁盛世修史。2001年,我们清史所组织了全国的许多学者来讨论这个事情,我还记得季羡林先生感人肺腑的发言,他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完成纂修清史这项工作,我们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后世子孙……如果到了我们这儿中断了修史的传统,那是不可以的;可是辛亥革命到今年整整90年,都没有完成。所以我们必须完成,义不容辞。”2001年4月7日,我和其他12位学者联名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了纂修清史的建议。仅仅一周,4月14日,就收到了李岚清副总理的批示,要求组织学术界进行学术论证,提交纂修可行性报告和工作方案。  

而论证工作持续了一年半,既有高层的政府部门人员,也有学术界的不同流派;有中青年学者,有各个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们研讨、分析、辩论甚至争吵,既有肯定意见,也有否定意见。但2002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原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提交的关于纂修清史的报告,决定正式启动清史编纂工程。  

那一年我75岁了。将近50年都在盼望纂修清史,真是好事多磨,我怎能不喜出望外呢?原来以为我有生之年赶不上了。  

《瞭望》:当时有没有庆祝一下?  

戴逸:当时就是心里很高兴,也没有庆祝,很快就投入了工作。遗憾的是我年纪太大了,不适合担任主任。我再三推辞,未能推脱。国家这么重要的工程,投入那么大的力量,国家的期望这么高,我一辈子跟清史打交道,希望这个工程能赶快上马。既然承担了责任,我所能够做的就是全力以赴、鞠躬尽瘁。  

像干将莫邪那样 

《瞭望》:你最近要求2012年之前必须完成一个送审稿,听说参与修清史专家压力都很大。你说如果到2012年还完不成的话,要像干将莫邪炼剑一样要跳进去,为什么?  

戴逸:呵呵,我心里常想起古代的这么一个故事,干将莫邪夫妇俩想炼一对非常锋利的宝剑,但老炼不好,最后夫妇俩舍身跳进火炉,终于炼成宝剑。我非常敬佩他们的精神,但不敢和他们相比,希望在这种精神激励下努力工作,在2012年能拿出一部像样的送审稿。  

我接受这个任务后放下了自己的一切学术上的事情——原来我每年都要写十多篇学术论文,现在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这个上面。但我的身体状况也一年不如一年,好多事情都无能为力,一般的采访也不轻易接受。因为我最早关于清史纂修的提议是在你们《瞭望》新闻周刊发表的,那个文章的影响很大,所以我感觉应该接受你们的采访。  

《瞭望》:也有人说纂修清史是“不急之务”,你怎么看待新修清史对当今中国的借鉴意义?  

戴逸:历史不能拿来当衣服穿,也不能当饭吃,有人就说修史是不急之务。但是风物长宜放眼量,一个国家不了解自己的历史就不会有未来,你记住了历史就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就像清代那个闭关政策,坑害人哪,当时我们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天朝上国,其他都是蛮夷小国,不去了解不去学习,多么愚昧啊!现在我们是有这种认识了。鸦片战争开始时,道光皇帝连英国在哪儿都不知道。当时连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也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情况。中国这几百年的落后,吃亏就吃亏在闭关自守,不了解外国情况,不知道世界潮流。司马光写史命名《资治通鉴》,意思就是这是治理国家的一面镜鉴。  

因为清代覆亡离我们时间最近,还不到100年,只有90多年,所以今天我们存在的很多问题要追溯源头就要追溯到清代。比如我们企业要搞现代化,现代化的开始就是清代的近代化,但是清代近代化进展很慢,走了很多弯路。日本同样是搞近代化的,但它为什么能够成功,为什么我们清代的不成功?中国近代化有哪些特点,这就需要总结经验教训。再比如人口问题,中国什么时候人口开始多啊?是在清代。汉朝时五千万,唐朝是七千万,明朝时八千万,这是记录数字,实际人口已超过一亿,但清朝呢,四亿,你看这差多少了。所以人口问题是从清代开始出现的,今天的生态的破坏也是从清代开始的。  

回顾历史,对于掌握今天,了解中国的国情非常重要。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是什么?是历史形成的。不懂得历史,就不可能了解中国特色,也不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质量重于生命” 

《瞭望》:清史编纂工程从启动至今已经快要6年了,其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戴逸:最大的挑战和最大的困难是质量和进度。我现在脑子中考虑最多的就是质量和进度问题,这本书写是能写出来,但关键是质量如何,因为工程很大,全部有3500万字,由300个项目组成,其中主体工程,包括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和图录五个部分,有160多项,非主体工程有130多个,全国各地参与专家有1500人。  

组织这么庞大的工程,我们以前没有经验,从来没有干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我们采用了项目制。项目制的好处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全国各地的专家,几百个项目分下去以后,项目主持人所在地,有地方和单位的支持,有团队,对该项目有长期的积累。这种体制会产生遍地开花的效果,把各地长期以来积累的优势纳入到清史工程上来。  

个人著作你写不好没关系,但现在编纂清史是国家工程,写不好愧对国家,国家寄予这么大的希望。因此我始终强调了两句话:质量重于泰山,质量重于生命。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提高工程的质量。  

《瞭望》:听说大部分成果已经交上来待审。这个质量跟你所期望的比较起来如何?  

戴逸:现在送上来的稿件质量好的和比较好的占60%,但也需要加工修改。估计有40%的稿件是要打回去重写和修改的。目前稿件完成还不到整体工程的一半。主要困难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就是现在清史的学术研究进展很快,资料丰富得不得了,档案资料多达两千万件。光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就有一百四五十人,对档案进行管理,整理修补。资料丰富一方面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么多资料一个人花几辈子也看不完。  

《瞭望》:如果没看完,会不会有一些损失呢?  

戴逸:这就是一个问题,要全部看完不可能。就要有一个判断标准,巧妙地选用这些档案和文献。  

第二个问题就是编纂时间还是紧张,10年时间实在是太短了。清朝修明史修了90年。清朝当时是有一个明史馆,里面有大学士带领着,招聘一批专职人员写。用了90年翻来覆去修改,质量是比较好的;而《清史稿》用了14年,修的是稿,而不是定本。2002年我们提出10年修出清史,其实也不是一个定稿,以后还要修改、打磨,搞成精品。所以2012年要给中央的送审稿也就是稿本。  

第三个问题,这是个集体工程,一个人写是不可能的,所以每个人写的风格不一样,观点不一样,体例不一样,五花八门,需要将它们统一起来。3500万字的工程太大了,最终怎么修改,这是个大困难。  

第四个困难是我们不是专职修史,都是兼职。这些兼职人员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的当校长,有的当教授,有的搞教学,有的搞行政,他没有精力来精心写稿,精心修改,往往到时间了,他交不了稿。  

所以我全力以赴地来抓进度和质量。我们现在正在苦心焦虑怎么审改稿件。正在讨论制定一个审改机制,去进行审改,规定怎么审改稿子。审改的目的就是千方百计提高质量,我们的清史如果写得质量不高,就没有生命力。  

“与二十四史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瞭望》:我记得几年前清史编纂委员会关于新修清史的体裁、体例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和讨论,许多专家提出要在二十四史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继承。现在看来,这个梦想能实现多少?  

戴逸:继承与创新是我们编纂委员会一开始就定下的一个大的方针,既要继承前人的传统,又要有我们的创新。二十四史是正史,总体说来是很好的,当然每部都不一样,其中《史记》《汉书》早已成为名著了。二十四史是我们学习和追求的榜样,创新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能否做到创新要由实践来检验,要由群众来评定。我只能说新修清史与二十四史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我们的整体框架就和它有所不同,二十四史是纪传体史书,体裁分别为纪、传、表、志。我们继承了二十四史的纪传表志。但除通记、传记、史表、典志外,新修的清史比二十四史多了一个部分——图录。  

从《史记》到二十四史都没有图。古代的文字都是写在竹简上,竹简是一个片,一个窄片没法画图。古代的图是画在绢帛上或墙壁上,和文字是分开的,但由于绢帛、墙壁不好保存,古代的图画大多都没有了。能够创新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条件不一样,现代化的照相机、摄像机产生了大量丰富的历史照片,所以这个创新不是我们的,而是这个时代进步赋予的,时代允许我们创新了。李鸿章什么样子啊,多高多大,你一看他的照片就全明白了,图比文字更直观形象。图录的目的就是以图证史,以图明史,以图补史,这是创新吧。  

新修的清史的纪、传、表、志四个部分也有许多不同。比如本纪,原来只是记皇帝,但我们的纪叫通纪,用来记述整个历史,它的包容量大。此次的通纪是按照通史的写法,通史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认为二十四史的一大缺点,纪、传、表、志都是散开的,缺乏对整个朝代历史的概述。我们用通纪来贯串历史,这样就吸收了现代史书的优点,可以讲总的趋势,大的规律。有了通纪,就把原来散开的东西都贯穿起来了,通纪就是全书的纲,可以清晰地看出清朝300年的兴盛衰亡及历史规律。  

《瞭望》:那么清朝历代皇帝的传记是怎么处理的呢?  

戴逸:我们把皇帝的个人传记放在传记部分了。二十四史中,皇帝的本纪基本上是把这一朝的事都写进去,不是他个人的事,容量很大。而新修清史的皇帝传记就专门是他个人的传记了。  

此次我们的传记编辑思想也有很大的改变。二十四史里的传记,记的都是帝王将相,即使中等以上的官员都立不上传;我们这个传记呢,分成正传和类传两类。类传里头都是普通老百姓、普通知识分子。  

《瞭望》:什么样的人能入选呢?  

戴逸:比如“样式雷”这样的家族,他们祖祖辈辈七代人为清朝效力,从康熙以后,设计、建造、修缮了故宫、承德避暑山庄、东陵西陵、颐和园、沈阳故宫等今天的五个世界文化遗产,以及其他工程,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世家。再比如,乾隆60大寿时,带领徽班进京给乾隆祝寿的程长庚,以及传统京剧的许多代表人物,等等,都入选人物传,从前这些人都是不能立传的,这也许就是我们创新的地方。  

《瞭望》:这次传记中一共写了多少人?  

戴逸:现在正传是三千人,类传还没统计出来。类传比较短,史料很少,需要作者到民间去采访,我们专门有几个人在外面跑材料,都是清朝时期士、农、工、商等行业里边有名的人物。  

“达到21世纪初的最高水平” 

《瞭望》:人们很关心新修清史如何评价有争议的人物,比如说李鸿章,他是一个卖国贼吗?  

戴逸:我们不会用“卖国贼”这种词语,修史是作客观的记载,不会有长篇大论的评价,但在叙述里面包含着评价,我们力求把历史事实说清楚,说清他的历史作用就行了。  

典志的创新不同,也许更加多些。二十四史里面的典志比较少,最多是《宋史》里面有18个志,清史稿16个志,我们有40个志,我们大大扩充了志的容量,为什么呢?因为志的内容是记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发展变迁的情形。清代社会面貌大大改变了,向近代社会过渡。比如人口志,4亿人口怎么增加的?分布状况如何?人口增长率何时最快?移民状况如何?等等,都有论述。明朝时还几乎没什么华侨,清朝开始有华侨,较早的华侨在18世纪到东南亚去,逐渐扩展到欧洲美洲全世界,现在全世界据说有五六千万吧。清朝华侨的情况怎么样,发展到现在这个情况,都在华侨志中记述了。  

《瞭望》:史表的创新又有什么呢?  

戴逸:从前的史表都是人的表,记比如说大学士多少人,六部尚书多少人。现在我们设立的表扩大了涉猎的范围,创设了事表,把大事列表说明。比如清朝当时有很多书院,这些书院都是什么名字,创始地点在哪儿,都有哪些人,什么时候关门等,我们就用表来记录。清朝晚期开始产生报刊,如雨后春笋,现在我们已经整理出了晚清1700多种报刊的表,它们的名字,什么时候创刊,谁创刊,一目了然。清朝的科举考试总共考了100多次。它每次都有两三百人中式,我们就查每次科举考试中式的人有谁,他的名字、籍贯、年龄,他父亲叫什么名字,他后来做官做到什么官阶,什么时候去世。这张表最难做,因为这里有两万七千人,要印书就要印四本,我们这么一套清史,光这张表就要印四本,果真放进去那真成清史的“大肚子”了。还没考虑好怎么处理。  

《瞭望》:从学术水平和价值上看,新修的清史能否完全超越二十四史?  

戴逸:呵呵,我们不敢和二十四史比。二十四史是古人在当时条件下写的,他们花费的力量不一定有我们大,修史专家没有我们多,篇幅没有我们大。新修清史的内容比二十四史多得多;但我们不敢说水平比他们高,因为修二十四史的人都是当时史学界的顶尖高手。我们只是说学习它,继承它的长处,我们的目标是一定要有所创新,并达到21世纪初的最高水平。还有一点,二十四史写完以后所有的史料、档案都没有保存下来,只有清朝档案都保留下来。今后研究清史的人还可以查阅档案文献,而研究清朝以前历史的人,已没有档案可查,二十四史是他们最重要的参考书,从这个角度说二十四史比我们修的清史更有价值。  

(资料来源:《瞭望》2009年第3期) 

Copyright©2003-2019 HistoryChina.net,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9034103号-1京ICP备19034103号-2 京公网安备 11040202440053号 网站访问量:0 技术支持:泽元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