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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史传记试写样稿研讨会上的讲话
作者:戴逸 责编:

来源:  发布时间:2005-11-28  点击量: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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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有关清史传记部分的研讨会,请来20多位专家,来的都是老熟人,也有少数新朋友。你们都是研究清史的专家,请同志们协助搞好清史纂修工作,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这一工作。

清史工程启动已经一年了。2002年12月12日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到现在一年零三个月。去年一年的工作非常紧张,拟订了许多章程、条例、规则,招聘了工作人员,建立了有关机构。去年的主要工作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体裁体例的大讨论,规模比较大。在座的许多专家都参与了这个讨论。我们先后在北京、上海、大连、广州以及台湾的台北、宜兰等地开了13次体裁体例的大会。参加这些会议的有700多人次,发出的调研大纲、调查问卷有1000份,回收了960份,回收率很高。海峡两岸学者聚会三次,一次在北京,有16位台湾专家来参加。我们也去台湾开了两次会,主题就是体裁体例,台湾的专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讨论会的稿子、书面发言、信件都已经编好了,要在下个月出版,在座的好多位的发言都收集在里面。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我们写了一个《清史目录》,这就是我们将来写的内容大纲,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通纪》,第二部分《典志》,第三部分《传记》,第四部分《史表》,第五部分《图录》,将来我们纂修的清史就要按照这五个部分来写;还做了编纂手册,各个组有编纂的细则以及大量的调研,明史、清史在当时是怎么纂修的?海内外的研究成果、国内的研究资料和档案的情况怎样?我们还做了人才库,有几千人。我们深深地感觉到在修史过程中人才的重要性。这期间在财务方面,就是忙着做预算,做了好几次,国家的钱是不好花的,要求测算得细致严密。总之,去年一年可以称为体裁体例年,就是讨论体裁体例,并定出一个框架。为此我们足足搞了一年,一直到今年春节才拨出了第一批经费。去年还是借钱用,债台高筑啊!其中甘苦一言难尽,不详细讲了。

《清史》共92卷,要分解成的项目有一百几十个,加上文献的项目、档案的项目、编译的项目、辅助工程的项目,都要立项,不立项就拿不出钱来。通过项目来管理,这种新的管理体制对我和许多同志来说都是没有经验,都在摸索。项目首要问题就是立项,立多少个项目,每个项目多少钱,什么时候完成,谁来主持等,争取在4月20日立项完毕。现在已经三月底了,只有一个月了。第一次立项要立60个项目,找60个主持人,主持人大体上都已经有着落了,也有个别的还在考虑。下半年要把立项做完,要两三百个主持人,人到用时方觉少。这么多数量的主持人确实难找啊!所以要求赶紧建立人才库。因为我们对年轻人不了解,不知道他们的专长。人才库当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还可以提供一个线索:例如输入一个学者的名字、年龄÷他的工作单位和写过的文章等所有信息都马上显示出来了。今年从春节以来,我们已经忙了两个月了。因为92卷项目要分成一百几十个项目,特别复杂,有的一卷一个项目,有的一卷几个项目,绝不像机器生产一样,不能一刀切,机器产品可以全部一样,而我们的项目却大不一样。有的一卷立一个项可以,但是有的就不行。比如宗教,就有佛教、道教、喇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可以说没有哪个人对这些宗教都精通,必须要分出好几个项目,写好了以后还要合成为一卷,因为宗教志只有一卷。现在我们第一批立项的典志有六个项目,到签约的时候,就要把经费拨出去。传记也立了六个项,史表是五个项目,总共17个项目,主体工程总共有一百几十个项目,所以今年的工作量很大。今后我们用投标、招标的方法,要引进投标机制,优者竞标,这是公开的、公平的、公正的竞争,只要有本事,谁都可以来投标。由于我们不知道哪儿有人才,所以投标的好处就是可以网罗人才,将来要在报纸上公布竞标的信息。非常希望在座各位前来踊跃投标。

今天的会是讨论有关传记的,传记是清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二十四史从名称上看,就是纪传体。传记在纪传体史书里占的份量也非常大。本纪就是一个纲,传记就是一个目了,纲举目张嘛。二十四史里面有很多只有本纪、传记,没有表志,所以后人有很多补表补志的,但没有补传的。没表没志可以成为一部史书,但是没有传记就不成为正史。二十四史里哪部没有传记啊?可以说无传不成史。我们现在定了22卷,份量不是很多,但也不少了。其中正传是15卷,有7卷是类传。传记分为正传和类传。传统史书上也是这样分的。传记要记述各种类型的人物,凡有贡献的、有名望的,而且也有史料的都要写传记。各种类型的人,从帝王将相到三教九流都要包括进去。精彩的史书以传记最为吸引人,就像《项羽本纪》、《屈原贾生列传》等,传记中很多都是合传,两三个类似的人,合成一个传记,我们不采取合传形式,都是单独成传,但是有些情况我们可以采取附传的形式,即某个人和一些次要的人关系密切的话可以用附传。比如《清史稿》中的岳钟琪,那是一位重要人物,所以他有单传,但是还有附传,一个是岳升龙——他的叔叔,另一个是他的堂弟岳钟璜,还有他的儿子岳浚。他们虽然也是重要人物,但是没那么多事儿,够不上写单传。又如鲍超,也有好几个附传,其中都是他的副将,如娄云庆、宋国永、唐仁廉。可见《清史稿》里的附传是很多的。这是因为在历史上有很多人,都和其他人有关系,或者部下,或者儿子,但他们的事情很少。有的也有儿子附于老子的,有的儿子名气更大,附的是父亲的传。有的可以考虑合传形式。如几位将军,一起打仗,要是每人都给写一个传,事情重复,那就很罗嗦了。所以干脆就一个人立传。如僧格林沁,他的附传是很多的,因为他打的仗很多,部将很多,附传人也很多,死的人都列在附传里。所以附传办法我们可以采用。

另外一个就是类传,这是我今天要重点讲的问题。我们的同志对类传的看法存有分歧,有人问立那么多类传做什么?我们立了17个类传。新修《清史》的类传和以往的类传不一样,以往都是皇后、太监、党锢有类传。而我们列的类传很多是新的,因为清代社会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过渡社会,从旧社会、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在这个期间中,产生出许多人物,新的方生,旧的未死,新旧交替,有许多人物带有一些新社会的特色,但他们不很鲜明,名气不大,事迹也不多,当时社会上看不起他们,《清史稿》里找不到他们的传,但他们代表着一个新的势力的崛起。因此这样的一些人物,我觉得应该给他们立传。例如陈启源,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族资本家,《清史稿》里没有他的传,很多资本家也都没有传。但新编《清史》必须要涉及到这样一批人物。

类传需要从多方面来创新,挑选、写什么人,这是一个创新,历史上不曾注意,《清史稿》里没有,《清史列传》里也没有,这些人物我们以前不知道,现在要去挖掘,挖掘出来就是创新。我们所知道的都是《清史稿》或《清史列传》里的传记。我看现在所选的人物好多都是重复的。《清史稿》、《清史列传》、《清代七百名人传》等,包括我们自己编的《清代人物传稿》。写来写去都是那批人,资料就这么些,你再花时间也就这么多了。当然你还可能会找出更多人,但是难度很大。比如曾国藩、李鸿章、洪秀全等,研究的人、研究的论文已经那么多,再创新是很难的。当然这部分人也是非常重要,要花力量搞,但应该转移我们的一部分力量去发掘一些新的人物。比如妇女传,我们列了一个妇女传,有些人问,妇女写什么?妇女传是不是就是烈女传,当然不是。我感觉到清代妇女有一些变化,当然不是很大,就算是一个小的变化吧。女子从来都是无才便是德,但是在清代可能有些改变,知书识字的妇女很多,才女非常多,如清初的柳如是、顾横波等,再如清中叶的王渔洋的女弟子,袁枚的女弟子中有三大女弟子:席佩兰、金纤纤、严润珠,还有他的妹妹袁杼、袁机,以及顾太清、王照圆、汪端。清末女侠秋瑾也很著名。陈寅恪发现了一个柳如是,一个陈端生,我们能不能还发现一些女性?我前几天和一位同志谈文献的事情,我请他编一个清代闺阁诗文选,清代妇女诗集有2000多部,现在能看到的有800多部,分散在各地图书馆。他说他知道一些,也看过一些有关妇女的书,并认为清代妇女有一个显著的特色,读书识字的很多,特别是江南、浙江、安徽等地的妇女很多会著书写诗,诗写得很好。怪不得你看《红楼梦》里有那些女子会写诗啊!她们也组织诗社、雅集,结交诗友,吟咏唱和,清代就有这种风气。当然这种诗也有它的弱点,即写实很少,但是情感非常丰富细腻。妇女和男人不一样。我支持编一个闺阁诗集,就是把所有妇女的作品全部聚集起来。但是难度很大,图书馆不让看,照相只能够照三分之一。这怎么行哪?有些图书馆一听说清史搞的项目,就要价太高,本来一块五毛钱,现在变成十块了,你叫我们怎么编啊?难度确实很大。妇女们能写很好的诗,有些是大学者的夫人,有些是其女儿。我们可以看到的有800多种妇女诗集,当然不可能把这800多种都弄来,但是我们可以挑选其中一些人来编,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创新。从前不写妇女,二十四史里写妇女都是贞节牌坊、节妇贞女、夫死不嫁之类。现在我们转换一下视角写妇女,我觉得这可能是超出以往传记的地方,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妇女的自由度越来越高了,虽然当时也还是男权社会,她们仍要依附于男权,但是妇女的地位已经有所不同了。

我们这次编写清史,还要大力编好科学家、医生、华侨等的传记,譬如沈雨梧同志,你搞的科学家传记,研究工作勤奋,资料也很多,我觉得很好。但是我看还有一个问题,清代的科学家不一定是传统的学者、文人,因为近代机器工业已经产生,工厂里有许多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名不见经传,以往史书中不写他们。其实他们为中国工业建设做出了贡献,我们该不该为他们立传?如魏瀚、陈兆翱,他们是留法学生,在福建船政局工作,自己造军舰,虽然被打沉了,但是自己能造军舰,这已经是很了不得的。其他有名的人物中,一个叫赖长,左宗棠把他请到甘肃,搞织呢厂,很来成为甘肃很有名的搞各种各样的工程的人物;曾昭吉,是丁宝桢手下的人,丁宝桢在四川开机器厂,他是工程师,当然,当时没有工程师这个名称,是个匠人吧。后来随丁宝桢到山东;李维格搞汉阳铁厂,是东亚的第一个钢铁厂,他是技术人员,他好像是广东人吧?还有彭英甲,他是不是在兰州建造那个铁桥的人?兰州的黄河大铁桥在清末建造,是中国的第一个铁桥啊,现在还在使用吧?像这样的人,传记中连一个都没有。这些人资料很少,收集起来确实有困难,难度很大,但是不冲破难度,就没有创新啊!所以你就得去找资料。当时的报纸如《申报》等,以及各省的地方文献会有不少记载。还有许多经济资料里,偶然提到一笔,事情很少,仅留下名字。有些人也不知道是哪儿的,比如赖长这个人很灵巧,但不知道他是哪里人?我们的清史不仅要写徐寿、华蘅芳、李善兰这些著名的人,还要发掘更多对中国有贡献的人,尽管他们事情少,我们说不出多少来,但是还要给他们立传,这是写清史的一个重要责任。所以类传一般人物量很多,但是字数很少,因为他确实没有留下东西来,可惜啊!江南制造局就有很多搞技术的工程师。江南制造局有位大学者萧穆,他研究西北地理,在江南制造局呆了许多年,是个传统文人,但是在他的文集里就什么都不记,也没有任何江南制造局的信息。其实他是一个大学者,应该有记载啊!这是几十年前我听田家英讲的,他说萧穆在江南制造局干了一辈子,我去找了萧穆的文集,但其中一点没有记江南制造局的事。因为传统学者看不起奇技淫巧,这也是中国的悲哀。现在要找这类材料就像沙里淘金,要花很大的功夫。我们既要在传统的重要人物上花功夫,也要下功夫去找那些不被注意、但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很多新的人物不被注意,被埋没了。有的教育家,在清末开了那么多的学堂,但也不被人注意。再如医生,中国第一个西医是谁?是黄宽,他是和容闳一起留学的,回来以后是搞医的。像这类事情都应该写。我觉得类传的发掘余地是很大的,也很有意义。再如华侨,华侨从前没有记载,《明史》里也不可能有华侨。清史有华侨,现在我们要列一个华侨类传的名单,举不出什么人物来。因为我们没有研究,不是没有人物,你去找搞华侨史的人,他肯定能说出一些人物来。台湾、澳门、香港,有些什么人物,能够放到传里?我们说不出人来,以前我们没有注意,现在修新清史,香港、台湾、澳门有志,如果香港、澳门、台湾的人在传里连一个都没有反映,那不是要闹笑话嘛?难道香港、澳门、台湾不是中国的地方吗?台湾有一个大富豪林维源,是光绪时人,非常有名,清代官书中常常提到有人给他写传记,我想台湾肯定有人写。现在我们知道台湾有丘逢甲、郑成功等著名人物,如再去发掘发掘肯定还有很多的人,所以类传立的人物很多,一卷有250个,字数不多。我提出写类传以后,有的同志不同意。他们说就写一般我们知道的人就行了,干吗花那么大力气去写我们不熟悉的?我觉得那没有创新,没有新意,那样的话再花多少力气,也就是那么多资料,某种意义上,是翻来覆去地炒冷饭。但是一些重要人物一定要写好,如曾国藩、李鸿章等这些重要人物。我觉得创新亮点之一就在类传上。我这个看法也不知道对不对,请教于大家。

这次我还加了孝义传、忠烈传,什么是忠烈啊?农民战争中被打死的叫忠烈?当然不是。我所指的是在与外国侵略者作战中牺牲的人,这些人不是大官,够不上列大传,像鸦片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个人姚怀祥,是定海知县,一个小小的知县,也没有什么大事,专门立传立不上。还有圆明园管理大臣文丰,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中跳福海死了,现在大家谈火烧圆明园,但从来不提这位以身殉国的人,就这一点,我觉得他表现了中华民族气节!可以写。黄海大战中的邓世昌、丁汝昌等都有大传,有正传,可以写。但是还有一批人,像陈金揆是个大副,立不上传,甚至林永升能不能立上传都成问题,他是管带。好多人都立不上传,可以放在类传里,以表彰为国牺牲的人物。忠烈传是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死去的、不是非常重要的人,但我们不要忘记他们。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请同志们斟酌。当然,这里不是光指邓世昌等人,死的人多了。如老舍的父亲就是被八国联军打死的,当然他可能不会列在我们的传里。

我们还立了一个孝义传,为什么要立孝义传呢?我觉得是中国的传统道德,当然我们不能愚孝,卧冰求鱼、割股疗亲都是愚蠢的办法,为我们所不取。但是真正对父母好的,赡养父母非常尽心尽力的,历史上不乏其人。我就看过陆陇其写的文章,该文载在我读初中时的语文课本里,我不记得篇名了,但印象深刻,至今不忘,文中讲兄弟几个怎么赡养他们的父亲,看了以后才知道对父母应该这样做,这也是一种伦理教育。,对兄弟朋友言,也是一个优良传统,这种例子很多,史料也不少,家谱、墓志里边都有一些,当然家谱用起来要小心,有吹牛溢美的地方。但是地方志就稍微好一些。全国各地现存有大量家谱、地方志,还有循吏传,但是小官吏哪儿赶得上立传啊,但是他做的事情可真是感人,为老百姓做了好多事情:赈灾、兴修水利、修桥、铺路、断案,但是史中无传。所以我觉得这就要去发掘,到处去找,《清史列传》、《清史稿》里写的都是些大人物,但是《清史稿》的循吏传里也有很感人的。目前传记组目录老是迟迟提不出来,就因为有个类传的问题,大传好提。大传都会提,《清史稿》里有8000人呢,从这里找出两三千人还不容易?难就难在这个类传上,到现在半年了,传记组没提出个名单来。为什么?因为有类传存在,有个该为谁立传的问题。你不去找书,不去努力发掘,那就永远提不出来。还有一些人,像武训,将来要不要立传?武训传搁在哪儿?还有叶澄忠、杨斯盛,他们干了那么多义举之事,这些人的传搁在哪儿呢?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到最后一稿,我才决心加上了孝义和忠烈,有些我原来也不敢加,后来下决心要加,而且一定要加。至于类传,我觉得应当特别着重讲。当然这不是小看正传。正传当然很重要,康熙、乾隆传当然重要,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传当然重要,阿桂、兆惠、鄂尔泰、张廷玉这些著名人物传,当然都很重要,但是说实在话,他们的传记现在已经写了很多。当然还有深入挖掘的必要,像曾国藩、李鸿章的全集等。我们新编的《李鸿章全集》2800万字,以前编的只有700万字,超过了四倍,有80大本,明年年底就可以出版了。如果看完《李鸿章全集》,再去写李鸿章传,那当然是更好了,但是不行,字数太多了,时间也来不及,只能看一部分。所以传记确实很有潜力可挖,其中有已经写过的,也有许多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人物和资料,特别是那些新旧交替时候的重要人物。还有少数民族,清代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而从前的传记里少数民族是很少的,只有非常汉化的少数民族才列入传中。《清史稿》里连噶尔丹的传都没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也没有传,四大活佛没有传。还有土谢图汗、大小和卓、阿穆尔撒纳、莎罗奔、索诺木、杜文秀、张秀眉,一律无传。这次新修清史,我们就增加了四大活佛的表,增加了哲布尊丹巴、章嘉等人的表。

我们修这部清史,最重要的是质量问题,成败利钝就在质量,这是我们的生命线。质量搞不上去,这不仅是每个人的事情,而且又是关涉集体的荣誉,我们整个国家的荣誉。自从担任清史编委会主任这个任务以后,我一天到晚都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提高质量,要不然我对不起国家。国家花了那么多的钱,投入了那么多的人力、财力,结果被我们搞得一塌糊涂,这说得过去吗?修史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朱元璋修元史的时候是洪武元年,离开现在600年了。以后有几次修史,一次是顺治二年开始修明史,第三次是《清史稿》,第四次就是我们,600年里的第四次。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能够碰到这样一个修史的机会,是我们的幸事,能够参与到修清史的行列,来为其出力,的确是一种幸事。我们决不能辜负了国家的期望,人民的期望。老百姓非常希望修好清史,给我的来信多得不得了。昨天清史中心还转给我小学生写的一封信。一封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写的信,谈修史的事情。你看他们都那么期待我们。所以质量问题一定要做好,于此拜托各位,特别是样稿,样稿是提高质量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因为我们将来写人物,会有许多专家参加,写3000人物,少说也得有一二百位作者,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写作水平,不同的写作习惯,不同的写作用语,等等。我们这个书是一部完整的史书,思想要统一,体例要统一,文风要统一,不能够五花八门,样稿就起一个标兵的作用,就要照着样稿来写。同志们的责任重大。将来你们这二十几个样稿都要发给大家。写得好的就当作样稿给大家作示范,不能总是一般地讲讲原则、讲讲细则,使大家无所措手足,无法执行。每个人在具体写作时,必须先拿出样稿来。比如写一个人物,先写名字,再写生卒年月、籍贯、字号,先写什么,后写什么,这就要统一。如李鸿章,先写其是合肥人,哪年生,字少荃等等。体例上要统一。这里还有个书法问题,所谓书法,即一个人的怎么写?你们订的细则中没有说到这一问题。升官写了,但死也是有讲究的。皇帝叫崩,亲王叫薨,大臣叫卒、死,被处斩的叫斩首,有的叫服法、赐令自尽,各种各样的写法。当然这些书法不一定完全遵从,有一些也不一定合理。但是我们要有个规范,像牺牲之类的词可否不要用,如邓世昌就不要写牺牲,就直接写战死,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壮烈的事。我这意见对不对?这就是一个统一,一致起来就好了,这就是写作规范。同志们一定要注意,要看细则,否则你五花八门地写出来,将来改就难了,谁来改啊?所以细则非常重要。写样稿,我们的时间放得比较久,原则是宽以时日,从优酬谢。时间比较宽,最多五个月写一篇,最少三个月,三个月写一篇比较短的传。五个月一篇那就是5000字,5000字写五个月时间很充裕了,1000字一个月。要让每一个作者都有从容研究推敲的时间,而且从优酬谢。

这里我还想就写作要求提一些原则性的意见:第一条,事实准确。真实性是写史的生命,如果事实不真实,弄错了,就会成为虚假的东西,甚至于一些造伪的东西,那怎么行啊!事实一定要弄确切,当然有些很难弄确切,但是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可能,把事件、人物、时间、地点弄确切,不能出错,这样人家才敢用你,要不你老出错,那人家谁还敢用你的书啊,不会相信你了。所以真实性是最重要的,写作时一定要反复核对。台湾的学者们花了很长时间,用了很大力量,搞了部书,叫《清史稿校注》,一共校出《清史稿》8万多条错误。该书分15册,1200万字,《清史稿》才800万字,校错校出了1200万字,由此可见《清史稿》的错误错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这次修清史一定要看《清史稿校注》,千万不能再犯《清史稿校注》已经校出的错误。否则就把人家笑掉大牙了:你们什么国家修史?你们连《清史稿校注》已指出的错误都不知道,真是孤陋寡闻,成了大笑话。当然他们校出的不一定都是错误,也许本身不是错误反而校错了。所以你也不能盲从它,还有一个核实的工作。他校出来的错误可能大多数是错误,或者有些不是错误,但是无论哪一个组,我们修清史的人都一定要看这部书。另外还要看档案,档案里有很多东西。但不一定去看最原始的档案,那里是汪洋大海,短时间内摸不清楚,可能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当年的国史馆里有许多成稿,现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从来没有什么人用过,可能当时写清史稿的人用了一些。该馆现有6000个人的传包。还有些传包在台湾,放在两地啊。它们真的是很宝贵的材料,因为档案当年写作时间比我们离得近,事实也比我们清楚,所以一定要看。你们领到这个任务以后,一定要到北京来,到档案馆去,查你所担任传主的资料。有些人的资料可能没有,但绝大部分都有传包,有的可能在台湾,现在传包在大陆较多,表志在台湾比较多。我看天文志,《清史稿》的天文志写到乾隆朝为止,下面没有了。我原以为修《清史稿》的人没有写完,到台湾一看,完整的天文志都有。它是多年前国史馆史臣所写,写《清史稿》时没有看到,因此只写了半部天文志。可见档案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我们去发掘。千万不能怕费力,不去博览群书,那就不行,而要尽量翻阅书和档案,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传记写得好。这个第一条真实性,非常重要。

第二条就是条理性,条理要清楚。一个人的事儿很多,一生的事很多,要分清楚主次,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没有条理性。我们在修清史时,一定要按照历史顺序叙述下来,无论人、事,重要的多写,次要的少写,有的根本不写。我是主张文省事增字数不要太多,我们以前写的《清代人物传稿》,字数太多,李鸿章传在清史稿里写了8000字,我们则写了16000字,多出了一倍,当然我们用的是白话。这还不严重,最严重的问题是学者的传。我们要把他们的生平、思想、著作等全部写出来。这在《清史稿》里是没有这么写的。《清史稿》里一般都是几百字、千把字。当然,这个可以作为参考,他们是文言,我们是白话嘛。欧阳修文省事增,文章文字要省,笔墨不要太多,事情要增加,他认为他的《新五代史》比《旧五代史》写得好,就是文省事增,所以不要写得罗罗嗦嗦。欧阳修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文章的条理也要清楚。

第三条就是文字简要,无关紧要的一大篇名词、形容词等都是不必要的。写作时穿鞋带帽的不必要,要开门见山。我们虽然用的是白话,但是文章要力求典雅、简洁。《清史稿》虽然缺点很大,但是它的文字很好,有桐城派的味道,《清史稿》写作者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桐城派,另一部分是满洲的才子。桐城派的很多,文章做得很好,史写得较差。

第四条,生动形象。我还是希望文字能够生动一点,因为传本身就是生动的事实记载,是非常生动的故事,读史的人一般都喜欢读传。读表的人很少,表只是非常枯燥的,谁去读表啊?表一般是用来查对的。我们千万不要把人物写成履历表,《清史稿》就有这个毛病,今年升什么官,明年升什么官,性格没有,情节没有,干巴巴的,没有可读性。

第五条,就是要讲究文采了。这就是讲的语言要规范,要讲究修辞,写成好文章。

(资料来源:本文为戴逸主任2004年3月27日在清史传记试写样稿研讨会上讲话的整理稿,由清史编委会传记组提供,中华文史网整理,本网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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