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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吴晗同志和我谈清史编纂
作者:戴逸 责编:

来源:  发布时间:2005-11-28  点击量: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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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这是北京市最早成立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之一。首任会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当时,我和吴晗相识虽不久,但那段时间内,过从稍多,因为他当时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我参加编委会,经常在一起开会。我像对师长那样敬重他,他则把我当作忘年之交,和我谈过几次话,涉及的内容很广泛,谈得最多的是古籍整理的设想,北京市历史学会的筹备与工作,也谈过发掘明陵的工作,北京市的文物保护,甚至市政和中小学教育的情况,也向我透露一些情况,征询我的意见。他谈锋甚健,纵论古今,我说话的时候很少,但我说话时,他耐心听着,不时插几句话,提几个问题。

吴晗同志学识渊博,性格爽朗,朴实正直,平易近人,尤其关心青年人的工作和生活。他治学勤恳严谨,孜孜不懈,在繁忙的公务之暇,撰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论著、短文和其他作品,我深深地敬仰他的治学和为人。

60年代初,我国正经历困难时期,政治运动连续不断,全国的学术空气很沉闷。但北京市历史学会在吴晗同志的领导下很活跃,做了许多工作,经常举行年会、座谈会、报告会,团结了首都广大的史学工作者。有一次我和吴晗同志谈话,内容是关于编纂清史的问题,这次谈话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头脑中。

吴晗同志任会长期间,邵循正、赵忠复同志任副会长,安捷和许师谦同志先后任秘书长。邓广铭是古代史组长,翟良超是现代史组长,张芝联是世界史组长。我担任常务理事,兼中国近代史专业组的组长,近代史组副组长是北京师院苑书义同志,民族学院的王炬堡同志担任,专业组秘书是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同志。

1961年的某日,北京历史学会召开常务理事会讨论工作。会后,吴晗同志约我留下来谈谈。在场的只有我们两人,他笑吟吟地坐在沙发上,慢慢地说,中央领导同志正在考虑清史编纂工作,这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大工程。明史的编纂花了将近一百年,清史的编纂也得用几十年。当前,清史尚是一片荒芜的园地,治清史者甚少。他说,因为我是研究近代史的,近代史即是晚清史,所以找我谈谈,应怎样开展这项工作,目前清史研究的状况如何,想听听我的意见。

说实在话,在此以前,我从未想过要编清史,也不曾听说过有关建议,脑子里并未转过这方面的念头,因此也谈不出什么意见和建议,只是说说清史研究的情况。当时,研究清代前期和中期史的专家只有郑天挺、谢国桢、王钟翰、商鸿逵、李洵等数人,他们虽有精深的造诣,但人数甚少,没有形成一支队伍。我除了赞成、支持这一大工程之外,说的话很少。但吴晗同志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如何团聚、培养研究队伍,如何搜罗资料,如何接管全部清代档案,如何拟订工作计划,如何确定史书体例,如何整理、翻译满文档案和外文资料,以及明史编纂中的经验与失误等等。我惊讶地发现,在他头脑中已有一套比较周密、详细的设想。他有一个很明确的意见,即是要设立“清史馆”,作为常设的修史机构,并由一位副主席或副总理兼任清史馆长,才能调集人才,统一事权,甚至史馆的建址、内部编制也想到了。我这个后学新进听这位著名史学家的宏伟规划,衷心拥护、钦佩,静静聆听,竟不能赞一词。他的设想很宏伟,要求很严格,要完成《清史》的编纂,没有政府的大力持是难以做到的。必须集中优秀的人才,拨给充足的经费,宽以岁月,按部就班,把人员团结、组织起来,才能成功。他对任务的艰巨性是有足够估计的。他说:要写成一部比较像样子的清史,即使立即组织力量,全力以赴,并且工作顺利,我今生恐怕也难以见到全书的完成了。吴晗同志那时还只有52岁,在他心目中,这部大型史书,非数十年时间,不能竣工。

这次谈话中,就多个问题,详细交换了意见。一是人才的培养,我主张到全国各大学历史系挑选优秀的学生从头培养,专攻清史。吴晗同志赞成这个想法,并说:还要到外语系找一批学生,翻译各种外文资料。他开玩笑地对我说:将来就请你来当教师,领他们一起读《清实录》、《清史稿》,先把基础知识搞得扎实一点。另一个问题是可否在北京历史学会内设立一个清史专业组,先聚集几个人,做点准备工作。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北京历史学会是一个群众性学术团体,成员只包括北京市各高等学校和中学教师,不包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几个历史研究所,组织松散,力量薄弱,不足以承担这类重大的实质性任务。且北京历史学会内,设置清史专业组,不伦不类,难以协调。研究清史的人数又少,凑不成一个专业组,不如另起炉灶为好。设置清史组的意见,后来也未见实施。

我万万没想到,这次谈话竟和我后半生的研究方向大有关系,我原来研究中国近代史,即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史。但1965年秋被提名参加清史编纂委员会,奉命筹组清史研究所。因十年动乱,此事一直被拖下来,直至1978年才正式建立清史研究所,我终于走上了清史研究的道路。

这次谈话以后,吴晗同志再没有跟我提起过编清史的事,大约因为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各项工作进行调整,故清史编纂的事缓议。大约1963年的一次会议上,讲到京密运河的修浚,吴晗同志说:将来在运河中可以航行船只,直通颐和园,我们开会可以搬到船上开,一面开神仙会,议论清史编纂的体例、计划,一面可以观赏沿河两岸的秀丽风光。不过,这是发言中随便谈到的,并不是作为工作规划提出的。

这时,我陆续从领导上和历史学界前辈听到清史编纂的事,知道这是由董必武同志提议,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的,周总理首先和吴晗同志商议此事,后黎澍同志也就此事写过书面意见。1964年毛泽东主席也和范文澜同志提到过编写清史的事。

1965年秋,中国人民大学孙泱副校长到我家里看望,正式通知我:中央宣传部召开部长办公会议,专门讨论编纂清史事宜,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由郭影秋同志任主任,委员有关山复、尹达、刘大年、郑天挺、佟冬、戴逸等七人,先在中国人民大学内建立清史研究所,由我筹建此所,担任所长,所址定在沙井胡同。七委员内没有吴晗同志,因为当时已是“文革”前夕,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经写成,即将出笼。学术界风声鹤唳,弥漫着恐怖气氛,空气中的火药味已经非常强烈。吴晗同志首当其冲,不时遭到指责。在这种情况下,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已不能把他包容在内。其实,当年周总理把清史编纂的任务首先交给吴晗同志来筹划考虑的。

拟议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之后约一个多月,上海文汇报即刊出了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降临中国大地。吴晗同志遭到了难以置信的诬蔑和折磨,以致夺去了这位卓越而正直的历史学家的生命。北京市历史学会以及中宣部主持下成立的清史编纂委员会全都成了“黑帮”组织的“黑会”。

我是北京市历史学会的最早一批常务理事,80年代又曾担任会长。当此学会成立30年之际,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吴晗会长。没有他的努力,北京历史学会就不会那样早的成立,也不会做出那么多成绩,团结那么广泛的学者专家。大家对吴晗同志的怀念文章很多,都惊异、钦佩他的工作热情和充沛精力。但他筹划考虑编纂大型清史的事,尚鲜为人知,我借这个机会写一写这段往事。

30年后,大型清史的编纂任务,虽因种种原因而尚未完成。但清史研究园地中百花竞秀,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清史研究的队伍茁壮成长,已非30年前的光景可比。吴晗同志如果没有这场奇冤大难,今年正逢8l岁。我想:他会积极参预和领导清史研究工作的。在他这样博学多才、经验丰富的前辈史学家的领导下,清史研究的成绩肯定会更加出色,更加辉煌。这又不能不惋惜他遭逢不幸而早逝,实在是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资料来源:《繁星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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