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抱着学习和求知的心态，拜读了由中共中央原任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作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持编写，并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以下简称《读本》），读后深受教益。日前，以研究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著称的瞿林东教授，在概述新时期历史学的发展与成就时，撰文指出：“在历史知识社会化方面，有许多雅俗共赏的历史读物出版，尤其是新近面世的《简明中国通史读本》《中华史纲》等，对于普及历史知识、深入开展历史教育方面，已经并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和影响”。我十分赞同瞿先生的评价和估计。对于蔡先生的同类著作《中华史纲》，已有史家公开发表评论，又有媒体记者的长篇专访，诸如《一本好读的中国通史简写本》，及《蔡美彪：洗尽铅华是本色》，对蔡先生这部著作的内容特色及其治学精神与学术风范，都有很高的评价与报导，勿需笔者再来赘言。这里，仅想就《读本》谈一点读后感言。我总体认为这是一部观点正确、内容翔实、结构严谨完整、体例统一、简明扼要，深入浅出，能雅俗共赏的优秀历史教材，其突出特色和成就，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传承发扬了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的“通史家风”，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坚持和运用了唯物史观。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既有光辉灿烂的文明发展史，又有学史、修史和用史的优良传统。就修史方面说，几乎历朝历代都重视编纂通史类的著述。其中，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可谓是传统史学通史著作的经典，至二十世纪新史学兴起后，世纪之初就有夏曾佑的《最新中学历史教科书》，而后又有白寿彝先生作总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的压轴之作《中国通史》巨著（十二卷二十二册1300多万字）。据有学者统计，从1900至1999年，国内学者用各种史观、各类体裁编写的中国通史著作就有130多种，人们之所以如此重视通史之作，主要在于其能适应时代需要，反映该时代历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在中国通史编写发展的历程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自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传入中国，经李大钊、郭沫若等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撰写史学著作，将中国史的研究引入新的阶段。早在1949年之前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年代，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适应时代和革命需要，就着手运用唯物史观编写出版了一些中国通史，诸如吕著《简明中国通史》、翦著《中国史纲》和范著《中国通史简编》等。这些著作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大改变了中国史研究的面貌，虽然受战乱时代各种主客观条件限制，还显得粗糙，不够完善，却不同程度地奠定了用唯物史观编写中国通史的初步框架和基础，也薰陶了一些史学工作者步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之行列。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各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意识形态领域也弃旧图新，历史唯物论和辨证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主导意识，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发展史，培养和树立新的世界观、价值观，日益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形势迫切需要有能帮助人们学习中国历史的著作，于是在当时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部（社会科学院前身），先后成立了由郭沫若兼任所长的历史研究所和由范文澜担任所长的近代历史研究所，并由这两位史学大家牵头领衔主编中国通史著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由他们俩位及其后继者主编和主持编写了十二卷的《中国通史》（500万字，曾以《中国通史简编》命名），及七册本的《中国史稿》（约200万字）。这两部多卷本的中国通史，都 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而编写的大型史书，其对各级党政干部和包括专业史学工作者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提高历史文化素养，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都曾发生过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尽管这两部书，因编写和出版过程中，由于政治运动频繁，时有中断，拖时久长，在内容和观点上都留有所处时代的烙印与局限。对此郭老和范老自身都曾有清醒的总结和反思。不过，就其主导方面和积极作用，绝不可低估，而且通过这两部大书的编写，也培养造就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今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老、中、青三代史家集体编写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其中有些作者就参与过《中国史稿》的编写），应该说就是郭沫若、范文澜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创奠基的中国通史编写事业、或者说是“通史家风”的传承和发展。
《读本》的作者们在编写此书过程中，铭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将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贯穿于全书。唯物史观有些基本理论：诸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人类社会发展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理论；阶级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的理论；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动力；同时，杰出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应予以肯定……等等。《读本》以这些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清理出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曾先后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半封建半殖民地等社会形态；同时分析了各个社会形态下的社会生活与阶级发展，以及阶级、阶层之间相互依存与斗争的状况；肯定了奴隶暴动与农民运动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评价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统治者的文治武功，肯定了他们在推动各民族之间的统一融合中的历史作用，另外，对诸多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科技家的贡献和影响也都有肯定和分析。该书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并非是机械地照套照搬，而是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作出符合中国历史特点的结论。譬如《读本》在分析中国奴隶社会时，就指出：“中国历史上奴隶制源于东方型，不仅家内奴隶制充分发展，而且家族公社与农村公社两类共同体并存，与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有所不同”。同样，根据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占有制形式，也指出其与西欧封建领土经济不同，有其自身的不同特点。类似这样具体分析和运用，在书中还所在多有。
客观的说，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诞生以来，实践证明它是科学地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能通过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透视历史的本质，是人们学习研究历史和借鉴历史经验的锐利武器。面对当今时代风去变幻的国内外形势，以及各种意识多元并存、各种思潮风起云湧的局面，要编写一部适合党政干部和广大群众学习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使读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无疑应该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
其二，依据典型史料，结合新的研究成果，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地梳理了中华民族自原始社会至清朝灭亡的历史发展道路，传播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信息。有鉴于在此之前中国通史类著述，虽不乏成功之作可资借鉴，但已有的这类著作，或部头太大，篇幅过长，且引据繁复，读之费时费力，虽适于专业学术研究，却不便于一般读者。还有些著作，学术观点新异，传播的知识也欠准确，质量参差不齐。针对这些情况，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前提下，对中国历史的阐述，内容既要翔实丰富，又必须简明扼要，深入浅出，以使得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工作繁忙、生活节奏紧张的情况下，能用较短的时间学习和阅读。《读本》正是根据这种状况和需要而编写的。
人们学习历史时，首先想要了解历史是如何走过来的？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件和人物？有什么成败和得失？中国在世界上有些什么贡献、处于什么地位？有哪些经验教训可以吸取？等等。而《读本》对这些问题都做出了很好的回答，如前文所述，与世界多数国家和民族一样，中华民族也经历了从野蛮到文明的各种社会形态，她从原始社会到文明起源、国家形成，又历经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与宋辽金、元、明、清等各个历史时期。《读本》则将上述各时期，有机地纳入全书的相应各个章节。组织多位学者分工合作来完成。由于分工撰写各时期、各章节的作者，多是历史研究所的学术骨干，大都是长期研究各相应时期的专家，因而能依据典型的史料和简洁明快的文字，将艰难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和错综复杂的朝代更迭演变，条理分明，脉络清晰地给予总结和梳理。同时，又重点突出地讲述了各个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出现的重要历史人物。又能针对不同时期的历史特点，有所侧重的论述了，各时期的政治制度，典志礼仪，经济发展水平，各个阶级、阶层的社会生活，各民族之间斗争、交流与融合、思想文化、科学发明，还评论了各个朝代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作用、影响及其对中国和世界作出的贡献，进而总结出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乃至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以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民族自信，激发爱国情怀，获得历史知识，提高文化素养，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
《读本》作为一本简明通俗的历史读物，虽以普及为前提，但又力求使之具有学术性保持科学性，尽可能将新发现的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纳入书中。由于作者多是相关领域的专家，他们在写作过程中，既参考吸收了学术界已有的成果，也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化到有关章节。如撰写《中国的原始社会与文明起源》章的王震中研究员，对史前时期和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已有不少建树，因能运用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和各地的考古发掘成果，将此章涉及的古人类、新旧石器时代、文明起源等人们十分陌生的内容，较为浅显明白地予以阐述。他根据古人类史和考古学界，在云南禄丰发现的古猿化石资料，改变了以往国际学术界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观点，认为“禄丰古猿的发现，使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中国是世界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又如撰写《秦汉时期》章的杨振红研究员，本身就是专门研究秦汉史的专家，也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她在撰写本章时，就吸收了其关于新出简牍资料的研究成果，使论述内容更加充实而富有新意，其它如《夏商西周时期》、《隋唐时期、《元》和《清代前期》各章的作者与内容也有类似的情况，恕难一一列举。这就使得《读本》不仅一般读者看得懂，容易理解；而且专业的历史工作者，也可从中得到新的收获，形成了通俗性与学术性相结合的特色，达到了雅俗共赏的效果。
其三，全书结构严谨完整、体例统一且有创新。一部好的史书，当然首先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和翔实准确的历史内容，同时也要有适于承载其观点和内容的体裁与体例，特别是集体编写的史书尤须如此。令人欣喜的是《读本》在体裁体例方面也取舍得当，结构严谨，体例周密统一，并有所创新。
本书在体裁方面，编者根据历史研究所多年编写《中国史稿》的丰富经验，又吸收参考了学术界近年来编写史书的新进展，运用了当代同类史书惯用的章节体。因为这种体裁能避免其它体裁“大势难贯”的缺陷，便于阐明历史发展规律。全书凡四十万言，除《绪论 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宏观论述了有关中国历史的若干重大问题外，又设立十一章分别论述了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在每章的开端，先用极简炼的文字概述本时段的历史起迄、历史发展轮廓，及其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给读者对该时期的历史有一个总的清晰印象。再在每章之下，设若干节及三级子题，更为具体的叙述各时期、各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得全书的结构严谨完整、首尾一贯，章、节、目都十分清晰明了。
体例是史书的外在形式，一般说包括语言文字的使用；引文注释的处理；插图与附录的安排等，这些问题看似细小琐碎，却关系到全书的总体质量和著作风貌。加之，本书是历史教育的普及读物，不同于高深的学术著作和个人的学术专著，应力求明白通晓，形象生动，以更好地服务于一般读者。对此《读本》都做了周密的考虑和统一的规定：
书中的语言文字，使用通行的白话语体文，并继承了传统史书“文省事增”、“文约意丰”的原则，力求简洁明快，流畅通顺，用少量的文字，讲更多的史事和知识。为了扫除读者阅读中的拦路虎，对行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及古青铜器、陶器中生僻怪异的繁难字，都标以汉语注音，两相对照，一览无疑。
在一般史书中，常常大量引用历史文献资料的原文，给普通读者造成阅读生硬，文意难以顺解的困难。鉴此，《读本》尽量少引原文，多是将引用的史料融会贯通，用自己的语言表述。有时必须引用的原文，也仅引用其中最典型的三言两语的字句。这样既不影响史实的准确有据，又节省了文字，达到更好的阅读效果。
另外，《读本》也对一般史书常常用大量注释的惯例，而尽量少作注释，所用的注释，除注明引文出处外，对正文中出现的重要专业名词概念，也用注释给予解释。同时对史学界某些问题的不同学术观点，本书也通过注释，既说明作者的主张，也介绍了学界的不同观点，如书中提到“中国的农业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万多年以前”，就用了一个注释说明：“世界上的农业起源中心有西亚、东亚和中南美洲三个。东亚农业起源的中心主要在中国”。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分期封建社会起于何时？也用注释，既表明本书所持观点，也介绍了史界的其它不同观点。通过诸如此类的注文，既帮助读者了解到学术界的各种不同学术主张，也扩大了视野和信息量，并贯彻了百家争鸣的原则。
图文并茂，以图证史，用图证文，也是《读本》在体例上的一个亮点。书中安置了60多幅彩图和插图。在全书正文前，置放了三十多幅彩图，这些多为国家博物馆等处珍藏的图之珍宝级文物的图照，如“商司马戊大方鼎”、“汉马王堆帛画”等，而且不是简单孤立的置放，均与正文一一相对应，在正文中说明：“见彩图六”、“见彩图十四”等等。给读者对历史增加了直观感、形象感，起到了以图证史的作用。此外，在正文的行文中也加了不少有关地域、人物和艺术方面的插图；如在《清代前期》这一章讲到“清朝完成了统一大业 、奠定了中国的辽阔疆域”时，便插有“清代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疆域图”，既起到了以图证文的作用，增强了史事的说服力。
《读本》在体例上的运用和安排，在同类的中国通史著作中，也或多或少使用过，但将体例诸多方面事项都运用到书中，确可谓匠心独运，有综合创新之功。
当然，我们说《读本》是一部优秀之作，并非是它已十全十美，无一点瑕疵，那则未免过于绝对，以笔者之拙见，此书也还有些缺点和不足。作为一本通俗简明的历史读物，所持观点应尽可能平实稳当，免引歧义，这是得当的。但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在拨乱反正、进行深入的研究过程中，已然形成的共识，书中则应尽可能吸收。譬如对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肯定其“极大地扰动封建社会的旧秩序，加快了封建社会的崩溃”，也“向外国侵略者显示出中国人民强大的革命力量”，这无疑是正确的评论。但是，对于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尤其是洪秀全晚年的腐化、昏溃、愚昧，并引发领导集团争权内哄等，也有必要用少许文字以揭露，但却显得不够。这不利于深刻总结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还有在论述晚清政治制度的演变，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新的机构时，仅认为其“适应了西方保障其在中国享有各种特权的强烈需要”，这样的评论似不够周全，因为这些机构的设立也适应了当时国际交往的客观需要，明显带有近代化性质。此外，个别史实的表述和年代记载也有可斟酌之处。当然，即使存在这些缺点和不足，并不影响其依然是一部简明扼要、深入浅出的优秀历史教材。
江泽民同志在是书“序言”中最后指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为我们了解中华民族发展史提供了一部通俗易懂的读物，希望大家都读一读”，诚然，《读本》作为一本优秀的历史教材，确值得大家一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原任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