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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长河》里的于振甲究竟是什么人？ ——兼说康熙朝另一位同名同姓于成龙
清代康熙一朝出了两个叫于成龙的著名人物。他们曾一起共事，均官至一品总督，都清正廉洁、勤政爱民。出生早的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号于山，谥号清端，即清端公于成龙，籍贯山西；出生晚的于成龙（1638-1700）为汉军镶红旗人，字振甲，号如山，谥号襄勤。《清史稿》记载：“同时两于成龙，先后汲引，并以清操特邀帝眷，时论称之。”有人称两位于成龙为老于成龙和小于成龙，直隶坊间有民谣称颂道：“前于后于，百姓安居”。这《天下长河》里的于振甲就是这位小于成龙的原型。 《天下长河》剧照 康熙七年，三十岁的于成龙蒙荫授乐亭县令，正式进入仕途，开始了长达33年并数次沉浮的宦海生涯。 初入仕途，就注定了于成龙一生与水结缘。据《乐亭县志》记载，康熙七年六月，乐亭县正直严重水灾，百姓田庐损毁严重。这一年，滦河水五次出槽，西岸塌庄，毁民房数百间，冲坏田园无数。于成龙“抚字为怀”，辛勤操劳，安顿灾民，免除赋税，放赈救民，恢复生产。于成龙又带领百姓疏浚滦河，但是因为地方志的局限性，这段治河经历仅仅一笔带过。据《乐亭县志》所记，经这次治理，滦河十年没有大的泛滥，还出现了麦子长出两三穗的情况，乐亭民生大为改观。当时的乐亭人张一跃写了一篇《瑞麦志》褒扬于成龙的功绩，文章写道“……康熙乙卯，乐邑四郊，麦穗以三岐五岐告者，日夕踵至。倘亦和气之感召，符其自然者耶？！田叟野老，初则骇之，继而歌之，咏之，咸归德于公……” 康熙八年，于成龙因罪囚脱逃被降级调用。乐亭县百姓顾明亮、王尔正等人竟奋不顾身，两次赴京叩阍，乞求于成龙复任。吏部不准，顾明亮、王尔正等人被发配到尚阳堡。康熙皇帝觉得事有蹊跷，命直隶巡抚金世德核实。金世德调查后开列了于成龙的十七条善政。康熙皇帝认为民心难违，善政可嘉，下旨令于成龙重新出任乐亭知县。于成龙复任后慨叹：“天下有贪官，无刁民，民之刁皆官致之。官言民刁，即非良吏。” 康熙十八年七月，京师及周边地区发生了大地震，灾害波及河北、山西、陕西、辽宁、山东、河南，破坏十分严重。《广阳杂记》记载：“京城倒房一万二千七百九十三间，坏房一万八千二十八间……”。《光绪顺天府志》记载：“通州、三河、平谷、香河、武清、永清、宝坻、蓟州、固安等处尤甚。“危难之际，时任巡抚金世德火线提拔于成龙担任通州知州，着手抗震救灾。于成龙下车伊始就立即着手为灾民筹划生计，使百姓迅速得到安置。他没有理会倒塌的衙署，只在搭建的席棚居住办公。 于成龙通州为官三年，建立和发展了义学，为城乡的贫穷子弟选择良师，使其能够免费入学受到应有教育。他还善于审理刑罚案件，严格遵照朝廷所定律条，公正断决、公开审判，外县盗贼闻名而不敢入通州偷窃。他宽严有度，即使一些顽固强硬的罪犯也得到转化，于是一方安定，黎民乐业。在任通州知州期间，于成龙疏浚加固了大运河通州段，保障了十几年的畅通无阻，在温榆河架起了四座桥梁，凡事身先士卒，与民众一同抬土运石。他爱民如子，不惧豪强，深得百姓爱戴。 康熙二十一年，时任直隶巡抚也就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位于成龙（北溟）迁两江总督，他惺惺相惜，推荐提拔清操久著的通州知州于成龙，康熙即亲自提拔他为江宁知府。九月，于成龙抵达江宁，宣布裁漕规，禁馈赠，一切陋规俱罢。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康熙南巡至南京考察江苏水灾时，赞誉于成龙：朕在京师闻尔居官廉洁，今临幸此地，确加咨访，与所闻无异。因此赐给你亲书手卷，以嘉尔清操。十一月，康熙回銮经过宿迁，破格提拔于成龙为安徽按察使，也拉开了下河之争的序幕。 公元前2000年至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黄河经河北、山东入渤海。公元1128年，朝廷任命杜充任东京留守，此时金兵来犯。面对金兵的金戈铁骑，杜充想到“水淹三军”的办法。他在滑州（今河南滑县）挖开黄河之堤。滚滚黄河水，从滑州李固渡喷涌而出。熟料，这黄河水非但没有阻止金兵的步伐，反而一改原来向北的水道，转而向南抢夺淮河水道，由江苏进入黄海，历时728年的“黄河夺淮”的灾难史由此开始。 明代潘季驯曾提出了“蓄清刷黄济运”的方略，即在与淮河相接的洪泽湖东岸的高家埝筑起大堤（即现在的洪泽湖大堤），提高淮河水位，使淮河的清水从清口处倒灌黄河，冲刷黄河带入大运河等的泥沙，从而使得大运河畅通无阻。 清朝在政治和国家治理上基本延续了明王朝的策略。在这种背景下，明代潘季驯的治河方略再次获得清朝的认可。特别是平定三藩后，康熙皇帝希望以此法一劳永逸，彻底解决黄河问题。 《清河县志》记载靳辅屯田问题 河道总督靳辅与陈潢早期治河颇有成效，采用的就是利用自然水流冲刷河道，降低河床泥沙淤积的方式，意图以此一劳永逸。通过不断筑堤和修建减水坝减轻河道压力，减水坝的作用是约束水流速度，减缓对下游的冲击，这个方式短期内颇见成效，但势必增加水流泥沙的沉积，短时间似乎减轻水患，实则长期淤塞河道，隐患巨大。河工按照“靳陈二人组”的思路，各种筑堤、增坝的工程四面开花。 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靳辅出任河督，再行明代潘季驯“蓄清刷黄”之策，束堤建闸，将黄河中河泥沙冲向下河，同时，不断抬高洪泽湖大堤，最终，洪泽湖成了悬湖，泗州城位于洪泽湖正常水位之下。而江苏地区入海口也加剧了淤积，成为超大蓄水池。 清朝康熙十八年（1679年）冬十月，大水先冲开了泗州城外东北处的石堤，决口七十余丈。接着，泗州城城墙西北角忽然崩塌，开口数十丈，大水冲入城中，人们四处逃散。次年，泗州城彻底沉没。 同时，大量的泥沙被冲向江苏下河七州县，加剧了黄河入海通道的淤塞，江苏七州县成为蓄水池。为了保住运河的漕运命脉功能，靳辅创建大量的减水坝，向下河放水，而不修引河，并认为七州县的水灾明朝就已经如此....... 康熙二十三年，监察御史李时谦上奏请求疏浚淮扬下河以救民生，成为康熙朝下河论战的导火索。李时谦指责时任河道总督靳辅“为总督重臣一应河务皆其综理，连年止知运道之当急，筑堤以束水，建坝以保堤(延用明朝潘季驯之法)，专其意于上河，而不知高宝（高邮、宝应）一带下河沃野千里，田地甚多，一自黄河沙垫，海道不通，每遇霪雨，已苦渰浸，近复日纳减坝之水而无出路，民生国赋两有攸，关奈何听其日在水乡而不恤呼”。实际上，他也不是唯一一个看到靳辅治河方法弊端的人。 李时谦的弹劾折子，引起了康熙皇帝的高度重视，在南巡时特别留意河南河工的调查，而李时谦的弹劾，也成为黄河治理“下河之争”的导火索。 当康熙皇帝南巡在高邮、宝应等州县视察时，看到当地因为减水坝溢出的湖水泛滥，导致许多民田被淹没，更有大量百姓叩阍，请求康熙拯救民生。 针对这个情况，“台臣有请浚海口出积水者”，建议将水引导至海中，减轻地方水患危害。康熙皇帝认可这个建议，但是如何引导，河督靳辅并没有很好的对策，因此康熙帝下旨“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单独拨付款项，授命时任按察使的于成龙主持其事，虽然于成龙具体负责高宝地区的水务治理，但是官员序列上仍然要接受河道总督靳辅节制。 于成龙、靳辅采用的方法是截然相反的，在涉及“下河”的问题上，两位朝廷重臣发生了严重分歧。于成龙的主张是疏浚泄积，逐步减轻上中游的压力。 靳辅则以为，下河地势低而水位高，疏浚有害无益，建议在高邮另筑一道高一丈五尺的长堤，约束深一丈深的流水，来抵御海潮，用“束水”的方式强逼河水改道入海，原堤内的干透土地，可以屯田，再租给百姓耕种，可收取佃价充实河工费用。 于成龙则认为“束水”绝不可行，并且让出的土地本就是百姓民田，借国家工程圈占百姓民田，再收佃价实为掠夺百姓，朝廷旧有赋税，另立名目是害民、累民之举。 靳辅在下河大搞屯田，这也是下河之争的重要话题，除了任用丁理等人随意圈占民田激起民愤，还有更多于宣、骆龍友等人肆意屯田，百姓民人到处上告，时任两江总督董讷听完诉状对其劣迹震怒，誓将这些恶棍绳之以法，百姓欢欣鼓舞。 在治河策略上于成龙与靳辅争执不休，康熙皇帝委决不下，即召见二人入京奏对，会同九卿详加讨论，商讨最终意见。 为了让于成龙改变初衷，靳辅“费尽心机”。他多次向于成龙示好求全，甚至放下身段，许诺于成龙可以继任河督一职，“余老矣，三年工竣，乞骸骨归，此席（指河道总督一职）荐汝为之”，还为于成龙购置一件裘皮大衣，“至涿州出貂裘衣公”，但是都被于成龙拒绝。双方辩手于成龙、靳辅到位后，各抒己见僵持不下，主持人内阁大学士明珠的意见偏向河督靳辅，参会的九卿，多数意见也倾向靳辅，结论以为，于成龙虽然政声卓越，但是擅长不在河工，靳辅久任河务，颇有成效，应采纳他的意见。而有少数官员则坚持于成龙的观点更有道理。 保奏河督靳辅的意见中，多认为他是著名治河名臣，治河十余年，黄、淮水患明显减少，方法得当，功不可没。而弹劾靳辅的官员中，也有不少重磅大臣，比如先后遭到过于清端、张书玉等名臣的弹劾，认为靳辅的河工策略并非完美，只是隐患尚未显现。 此时的治河之争，已经演变成朝堂的政治斗争，清代史学家蒋良骐《东华录·卷十四》载，“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固结，每年糜费河银，大半分肥，所题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极力庇护。”明确提出，河督靳辅背后的势力强大，河工经费和河道职务都把持在以明珠为首的党徒控制中，贪污腐败，中饱私囊，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 利益链保护下，当新的治河任务下达时，“彼以为必委任靳辅”，但结果却大出意料，花落新贵于成龙手中。于成龙当时仅仅是一省按察使，不过是主管地方司法事务的三品官员而已，但毕竟是康熙指派，担心他取代河督靳辅，又见到于成龙的主张果然大不相同，便纠集一党极力阻挠，想要重新夺回主动权。所以在朝议上，出现了一边倒局面，而谁对谁错倒在其次了。 既然朝臣的意见不统一，康熙皇帝也看出其中有党徒势力作祟，便下旨，“以河工事传问淮扬七州县籍现任京官”，传召在京官员中，有祖籍下河范围内淮扬七个州县的，内阁中书江苏宝应人乔莱御前奏对。 乔莱是康熙六年（1687）进士，门风崇尚气节，正直不阿，朝廷初授内阁中书，曾担任翰林院编修，参与修订明史，康熙皇帝对他的评价是“学问优长，文章古雅”，任命为“日讲起居注官”，每日为皇帝讲解经书，这既是殊荣，又是信任。 据潘耒《遂初堂文集》卷十九《翰林侍读乔君墓志铭》：“上意不决，命讯淮扬人官京师者，河臣使其客以厚利啖君，君笑不应。淮扬士夫群集君邸，君慷慨言日：以朝廷言之，请帑至三百万，国用绌矣！题官至三百员，铨政乱矣！弧夫至数十万，民力殚矣！以七州县言之，工未成，害不忍言；工既成，害又不忍言。未成之害日筑堤，日弧夫；既成之害日卖田，日决河。……今日之事，当以死争之，功名不足顾，身家不足惜矣。” 乔莱奉旨意觐见康熙皇帝，针对淮扬河工事务，慷慨陈词提出了“束水注海四不可议”，陈奏靳辅的河工之弊。大致如下： 河臣议开大河，筑长堤，堤高河宽，势必坏垄亩，毁村落，掘坟墓，惨有不忍言者，不可行一。 河臣议先筑围埂，用车踏去埂内之水，取土筑堤，不知淮扬地卑，原无干土，况积潦已久，一旦取土积水中，投诸深渊，工安得成？成亦易坏，不可行二。 河臣欲以丈六之堤束水一丈，是堤高于民间庐舍多矣，伏秋风雨骤至，势必溃。即当未溃之时，潴水屋庐之上，岂能安枕？不可行三。 至于七州县之田，向没于水，今束河使高，田中之水岂能倒流入河？不能人河即不能归海，淹没之田何由复出？不可行四。不得不说，内阁中书乔莱的奏对，再次引起康熙皇帝的思考，他立即诏命工部尚书萨穆哈、学士穆成额，前往淮扬等地，“速往详问地方父老”，深入基层一线收集民情民意。这些官员不敢得罪明珠党徒，竟然以刑讯逼供的手段，逼迫百姓承认于成龙的方法无效，然后带着造假的“民意结论”回奏说，“疏浚无益，成龙议应停”。而义愤填膺的乔莱，因为得罪靳辅及其背后实力，“中蜚语罢归”。 不久之后，曾任江宁巡抚的一代理学名臣汤斌升任礼部尚书兼管詹事府事，到京师后，康熙召见了汤斌。 皇帝再次询问下河治理的意见。汤斌支持于成龙疏浚入海口意见，请求皇帝不要停止下河工程。汤斌说：“上游洪水滔滔而来，下游却没有个去处，不只是百姓田地永远没有干涸露出时，城里百姓生命安危也有巨大祸患。比如去年，兴化城内积水有几尺深，万一再遇到洪水整个城市就会被大水淹没。作臣子的就罪责难逃了。如果说挖开疏浚入海口就会把洪水排泄干净，微臣当然不敢这样讲。但水有去路之后，挖一丈就有一丈的好处，挖一尺就有一尺的好处。假使洪水逐渐消退，那过去河流湖泊形状就可找到了。再加以疏浚、修筑、防御，就有功夫依次展开了……” 《答孙岫瞻侍郎书》 汤斌的证词，狠狠的打了前去下河调查的工部尚书萨穆哈、学士穆成额的脸，他们俩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下河治理也再次被提上日程，但也走向了极端的对峙，新的下河负责人孙在丰，将直面靳辅的挑战...... 因靳辅等人的反对，于成龙挖渠引泄积水的方案经过周折后最终被否决，但他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品格得到皇帝认可。康熙皇帝曾对他说：“朕深信者，总督于清端、巡抚汤斌及尔三人耳。” 二十五年二月，于成龙升任直隶巡抚。 当时，直隶盗贼猖獗，曾抢劫至皇城之下。陛见皇帝时，康熙问：“今直隶地方一切利弊应兴应除者甚多，尔如何治之？”于成龙答曰：直隶民生不安，第一以平息盗贼为主，平息盗贼即是安民。康熙肯定了他的说法。 到任后，他便雷厉风行，废除累民弊政，弹劾失职人员，惩办贪官污吏，推进“旗民平等”，将旗人与原住平民共同编入保甲管理。减免直隶顺天等州县灰车摊派、豁免州县狐皮摊派、废火耗、免由单等政策，大大减轻了州县负担；旗人恶霸沈癫、司九、刘平成、王锡爵、黄四、太监王启宇等等众多黑恶案件被一一侦破，旗人恶霸被源头压制。他经常微服私访，体查民情，甚至不顾生命危险，深入匪巢。面对仗势欺人的官宦子弟、土匪豪强、宫廷太监等为非作歹之徒，他不畏强暴，勇敢果断。先后将积年巨盗、市井恶棍、潜匿土匪、土豪恶霸抓获归案，直隶肃然，盗匪扫平，百姓沉冤得雪，民众悦然欣慰，直隶地方百姓立生祠纪念他，称其“本朝第一贤抚”，他的威望也达到了又一个高峰。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五十岁的于成龙被皇帝加太子少保衔。皇帝说：“国家设官分职，原以绥靖地方，惠养黎庶。督抚为封疆大吏，表率属员，尤须才守兼优，谙练政务，方于吏治民生实有裨益。巡抚于成龙自为县令以至郡守，素秉清操，爱民尽职。遂从臬司超擢巡抚。简任以来，孤介自持，清廉益著，厘奸剔弊，扶弱锄强。境内谧宁，旗民允服，殊为可嘉。从优特加太子少保，以为廉能称职者劝。” 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御史陈紫芝参劾湖广巡抚张汧“汧莅任未久，黩货多端，凡地方盐引、钱局、船埠，靡不搜括，甚至汉口市肆招牌，亦按数派钱。当日保举之人，必有贿嘱情弊，请一并敕部论罪。”上命于成龙、，马齐往查，并将证据密奏康熙。 康熙二十七年(1688)正月，监察御史郭琇承担起了弹劾明珠党羽的工作，该奏折交由康熙亲自修改了三次。张汧贪腐大案被称为康熙朝第一贪腐大案，权相明珠、河臣靳辅等相继被弹劾免职，康熙朝一时人人自危，波及面甚广。这也导致满汉矛盾彻底激化，于成龙的官场生涯也从此发生了转折。 次年五月，内阁学士凯音布、侍卫马武奉命巡阅中河，弹劾漕运总督慕天颜有意阻挠中河漕运，皇帝下令逮捕慕天颜审问。查审结果中出现于成龙寄书让慕不要顺从靳辅治河主张的情节。吏部建议削于成龙太子少保衔，降二级调用。皇帝下旨：于成龙削去宫保官衔，从宽免于降职调离。 二十九年六月，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于成龙奉命率领本标官兵参与征剿，将抵京师时，又奉旨整理京师周边驿递事务。十一月，于成龙升都察院左都御史，兼镶红旗汉军都统。 三十年，康熙洞鉴其清贫，赐甲第一区，使得一家人能够享受同居之乐。 三十一年十二月，靳辅病逝，于成龙接任河道总督，但康熙皇帝命其遵循靳辅之法，不得擅改河道。次年正月履任后，遍历两河，查看险情，每天谋划补偏救敝方法。先是加筑高家堰堤岸，新旧堤顶合宽五丈。大堤坚固后，周家桥安然无恙，裴家场水出如驶。继之，又在清江口出水处加帮大墩，逼使洪泽湖水大量流入黄河，只有少量湖水入运河抬高水位，使清江运河清水深至丈余，利于漕运。 三十三年正月，于成龙奉召至京。他向皇帝建议黄、运河堤大修方案：“运河自通州、天津至山东峄县大堤卑薄，各堤宜加筑高厚。武清八百户等处宜增建月堤。黄河自荥泽县至江南砀山县卑薄，各堤宜加筑高厚；高堰六坝、周桥大坝、永安西堤均宜改建石工。徐州城石岸急应大修，清江浦以下至黄浦东西两堤、扬州属江都东堤、高邮西堤俱需加筑，并修葺闸坝涵洞。”于成龙看到百姓因工程疾苦，上书豁免河夫，称修筑黄河、运河，应增设河道官员，免于使用夫役。九卿谈论不应该准许施行，并弹劾于成龙明知道这是难行之事，故意写了这个奏章，这不是做大臣实心实意干事的本分，应将他革职。康熙下旨：于成龙修河事未完，将他革职后留任，准予他戴罪立功。于成龙的治河主张和策略遭到九卿的反对，人生也进入了低谷。 翌年八月，因治河勤劳，调查无疑，于成龙又官复原职。此时，养父于得水在北京去世，于成龙告假丁忧。 三十五年二月，康熙复统大军第二次亲征噶尔丹，“夺情”丁忧中的于成龙督运中路大兵粮饷，凡内外一应文武大小官员俱听其调遣，时有“六部不得掣肘”之旨。于成龙深感此举责任重大，激励部属称：“人臣竭智摅忠，正在今日!”于成龙考虑到西北戈壁道路的实际情况，提出“中路运粮应兼用小车、驼、马分载”的策略被康熙皇帝否决，奉命督造运粮用大车六千辆。而每车还需牲口四头，这二万四千多头牲口难以一时得到，发帑购买又会延误时间。于成龙不得已，只好请皇帝下旨：“大小臣工及士民有急公捐助者，给予叙录”。结果不到一个月，收到捐助牲口的数量就超过了所需。直隶、山西、山东等情愿效力人员云集京师，有些百姓自带干粮为于成龙运队赶车。 四月初八日，康熙中路大军至克鲁伦河，大将军费扬古率军在昭莫多大胜噶尔丹。康熙挥师追至拖诺山，军粮将尽，而于成龙所运粮饷尚未赶到，下旨斥责，后见于成龙衣衫褴褛，疲惫不堪，大为感动。 三十六年正月，康熙出宁夏第三次亲征噶尔丹，于成龙主动请战获准，再次督运军粮。于成龙再次奏请以旗员及情愿效力者分管押运，派鄂尔多斯兵牵驮负载。奉旨允行。 闰三月，于成龙率部沿河用船装运粮饷，至青海白塔城上岸卸下，再用马驮运到前线，保障了大军粮饷供应。大将军费扬古从前线侦报噶尔丹死亡。此后，罪魁授首，俘获甚众，大军凯旋。 回京后，康熙慰劳于成龙曰：“卿辈辛苦，得成大功”。康熙兴奋之余，特命侍卫吴达禅引于成龙去见被俘的噶尔丹大将丹济拉，告之曰：“此公即运米灭尔国之都察院左都御史于成龙也!” 丹济拉俯首欠身，手足无措，一脸恐惧。于成龙蒙恩加军功四级，授拜他喇布勒哈番（骑都尉）一职，可世袭。 康熙三十七年春，六十一岁的于成龙奉命扈驾巡幸五台山，皇帝命他在内大臣班内就坐，早晚陪伴左右，等候垂询。这次扈驾竟成为一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重大水利工程的起点。 康熙历次巡幸五台山，返程路线惯例经新安至白洋淀进行水围后，由霸州向东经水路从通州回京。而这次巡幸却反常在霸州苑家口登陆，沿浑河一路北上，又在固安县驻足。 这一年，浑河在雄县九花台决堤，造成了雄县、固安、霸州、文安等地百姓生命财产巨大损失。康熙皇帝沿途实地观察浑河泛区水灾情况。回宫后皇帝召集九卿议论治理浑河方略，命于成龙前去视察浑河，怎样修整治理才能让两条河分流，详细勘察、绘图、商议后上报。 同月，康熙命于成龙以“总督衔、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管直隶巡抚事”再次执掌直隶，并加以总督衔。据宋荦记载：直隶百姓听到，于成龙回来任职都欢欣鼓舞，豪强们奔走相告、互相提醒“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三月十六日，直隶巡抚于成龙将绘制的浑河形势图呈览给皇帝，并汇报察勘浑河情况：“臣同西洋人安多等人自霸州至郎城实地踏勘旧河形势，采用了更为先进的西方测量技术。由永清、固安至张协有一道旧堤，约有七十里还可以培土修整。水流较急的地方也就在这里，可以进行疏浚。”于成龙这个建议，充分考虑到各方因素，是一个极大节省人工物料和时间的高明选择。 皇帝说：“朕经过发生水灾的地方，见到百姓以水藻为食，朕曾亲自品尝水藻的味道。对百姓生活的艰苦，朕时刻挂念在心。因此命令尔等在雨季到来之前，加速疏浚河道修筑堤坝，使百姓有田地可以耕种，生计有望。不知在六月之前可否完成？” 于成龙答道：“臣率领分段修河的各个官员加速办理，六月之前可以完工。” 四月，于成龙到宫内向皇帝辞行赴直隶上任。很快朝廷就拨发三十万两帑银，治理浑河工程正式开始。 当时正赶上炎热的夏天，花甲之年的于成龙日夜在两岸奔忙，选拔人才丈量土地，在严格规定的期限内动工，仅用一个月就大功告成。 七月十六日，于成龙在上书中向皇帝报告浑河疏浚工程完成情况：“良乡张家庄至东安狼城河，长二百里，两岸筑堤，约束河水出三角淀，至西沽入海。北岸大堤自狼城河口起，上至张庙场，长二万七千一百六十二丈五尺，共计一百五十里。由张庙场以上沿河五里，地势高峻没有大堤。又沿河二十里，至立垡，积沙成堤，上行与卢沟桥石堤相接。南岸堤自狼城河口起，上至拦河坝，长二万七千三百七十五丈五尺，总计一百五十二里。由拦河坝沿河西至高店，三十四里。”于成龙请求皇帝为新河赐名，并下旨建河神庙。 七月二十一日，康熙下旨，“照该抚所请赐名永定河，建庙立碑” 九月十二日，直隶巡抚于成龙建议在直隶永定河南岸、北岸设立分司，各派一名官员。这是永定河河道署的前身，将直接影响到永定河和很多与治理此河相关人员的命运，这是专业化治理永定河的起点。 范承烈《北征督运图》 于成龙治理永定河，保证了京师安全，极大改善了京畿水系结构，使得这些地方百姓生产生活环境得以改善。《畿辅通志》称：“湍水轨道，横流以宁，三十年来河无迁徙，此古所未有也。” 十一月，河道总督董安国被罢免，康熙再命已年老体衰的于成龙担当此职。 康熙三十八年正月，于成龙抵达清江浦，见黄、运各堤敝坏已极，河床日高，土石各堤无一全工，仰天长叹：“凡治河之道，原无一劳永逸之法，惟有补偏救敝之方。两河之险倘一年不补救，则崩溃肆出，费千万之工，竭数年之力而不克如旧，正今日之谓也。”故此，于成龙对其危急之处先行补救。 二月，康熙第三次南巡，察阅高家堰、归仁堤等处。河工之争持续了数年之久，错过了疏浚机会，此时河工积重难返，洪水泛滥，到了不得不改移清口的地步.....御舟抵清江口，于成龙奏请拆毁拦黄坝，堵闭马家港，使黄河水复归故道泄出。 九月，于成龙因劳累过度，卧疾不起。康熙闻知，立召于成龙子于永裕至乾清门，问明病情，令其驰赴清江省视父亲，并派御医前往诊治。于成龙服药后稍愈，奏请在任休假两月，获准。生命的最后时刻，于成龙于桃源盛家道口 至清 河，放弃中河下段，开凿了一段长六十里的河道，命名为“新中河”，进一步解 除了黄河对运河的干扰。疏浚了芒稻河、人字河等数条引河，为改移清口赢得了时间了。 二月二十三日，他叮嘱儿子永裕：“我现在病入膏肓，药饵已经不能治愈。治理两河关系国计民生，卧病治理是断然不行的。赶紧上书，请皇上另派贤能大臣，不要耽误了国家大事，加重我的罪过。”直到临终，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治理黄淮，抱憾终身。四日后，于成龙病逝于淮署。康熙闻讯后深为痛悼，两次遣人谕祭，谥曰襄勤。 雍正八年(1730)，诏入祀贤良祠。 初次建堤浚河图
2023-01-16
晋国土地制度分期
疫情期间阅读老友邹昌林遗作《晋国土地制度》，不禁浮想联翩。杨向奎先生曾对我说“我的科研成果主要是在70岁以后”；白寿彝先生也曾说过，70岁正是做学问的好时机。满怀献身学术热情的昌林，七旬后终因疾病而离世，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令人无限伤感。现对该书略作评析，作为对老友的怀念。写作经过及学术意义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开展了中国封建制与奴隶制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学界知名专家提出了诸如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等说法，正如文史大家郭沫若所说，真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直至今日也未能达成一致。向老当时就提出，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史的认识之所以统一不起来，往往就在于研究者掌握了某一地区某种材料，就用来笼统地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社会性质。向老建议，我们应该划分开来研究，要一个地区、—个地区地解决问题，认清了齐国，认清了三晋，认清了宋、郑，认清了秦、楚，认清了吴、越，然后再说明哪个地区的社会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这样，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才易于获得圆满解决。这的确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向老还身先士卒，通过研究《周礼》等先秦文献及考古成果，得出齐国在西周初年已实行封建领主制的结论。几十年后，唐致卿教授等所著《齐国史》也得出了相同结论。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向老的建议并未得到认真落实。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有一些学者鉴于春秋战国时期新旧势力的斗争主要围绕土地制度进行，开始重视先秦列国的土地制度研究，发表了不少论文和专著。这些成果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昌林这本书对晋国从建立至灭亡整个历史时期土地制度的内容、性质、特点及其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深入阐释了晋国从奴隶制土地制度向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化的全过程，许多论证颇有新意，为解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带来了新思路。内容及其贡献昌林是赞成郭老战国封建论的学者。但他强调，战国封建论未能彻底解决劳动者的身份变化及政权性质演变的道路问题。他把晋国土地制度分为三期：从晋立国到献公在位时为早期，此时晋国处于奴隶制兴盛阶段；从献公到平公、昭公时代为中期，晋国处于土地制度大变动、奴隶制走向瓦解阶段；从昭公以后到三家分晋的战国初期为后期，晋国处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时期。这一分期法是独到的。昌林认为，晋国早期是一个奴隶制国家，生产方式是以农村公社为基础，劳动者要协作生产，其组织方式是“井田制”。其土地制度可称为公族（诸侯之同姓子弟）贵族土地所有制。晋国早期分封的贵族基本上是公族成员，他们以共同的经济（即“同财”）作为连接的纽带。晋国井田制中的国有土地（公田或称官田）归国家（公室）和公族（或其适子）管理，而私田或分给“国人”（成为自由民），或分给“野人”（奴隶）。因此，当公族势力强大，就毫无顾忌地蚕食公室土地、掠夺与剥削奴隶。这样，晋国主要矛盾就集中在公族贵族与公室之间，双方为此在桓公时期展开了长达67年争夺政权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公族贵族土地所有制被大大削弱，“同财”走向“分财”，产生了私有土地，为贵族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奠定了基础。昌林还认为，在晋国早期公族贵族与公室间百年的斗争中，奴隶队伍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隶农”的出现。他强调，此时的隶农或因战俘转化而来，或因犯罪、负债为奴，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耕种“官田”的农业奴隶。自献公始，晋国进入了中期。此时，由于铁器和牛耕登上了历史舞台，井田制被破坏、农村公社解体，导致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并由此形成公室与私门斗争的格局。至惠公“作爰田”，小土地占有制开始确立。惠公时期，把土地不仅赐给卿大夫，甚至连兵丁也有“加田”，相当于后世的“永业田”。而作为“被奴役的对象”的“野人”虽未获得赏赐，但从此实现了个体生产，获得了迁徙自由，逐渐摆脱了奴隶身份。“甿”的出现是“这个时期的一种普遍现象”。文公时期，实行以尚贤使能、论功行赏为原则的大分封，形成了新的世卿世禄制度，这一制度造成非公族贵族土地私有制的大发展和公室土地所有权的迅速下移。此后，又将赋与税分离变为赋税合一制度，废除奴隶制的采邑制为县制，为非公室贵族的崛起，及摆脱奴隶身份的劳动者成为封建的编户齐民创造了条件。这些措施彻底破坏了奴隶制的土地制度，促成奴隶制加快向封建制的转换，同时也使晋公室的权力衰弱。昌林认为，自晋平公以后，晋国就进入了衰落阶段：奴隶制全面走向崩溃，封建制度则随着中期的萌芽和发展成长壮大，出现了“晋公室卑，政在家门”，卿大夫执政的局面，最终演变为三家分晋。昌林在这里特别强调，晋平公以后，由晋王室执国命到卿大夫执国命，“不仅是分封权力、任官制度的变化，而且反映了经济制度的变化”。亦即从宗法分封制的土地分配制度，向非宗法分封的非公族贵族土地所有制转化，标明此时期“实际是奴隶制的政权结构向封建制的政权结构转变的过渡状态”。一语讲清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这一时期，奴隶制的贵族土地所有制逐渐消亡，封建国有土地所有制成为国家的主导形式，而随着地租与赋税的合一，地主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至春秋战国之交，劳动者如“甿”彻底摆脱了奴隶身份，成为国家、地主或封建贵族的依附农民，封建生产方式普遍确立起来。如是，昌林在郭老战国封建论基础上进行了艰苦探索，将作为春秋时期主要大国、在中国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晋国，由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全过程，完整呈现在读者面前，为学界借鉴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深入探讨提供了思路。这是他对学术界的一个贡献。两点建议我读完该书后有两点小意见，虽已不能再向昌林请教，但愿提出来供学界研究与参考。一是昌林赞同郭老“完全脱去了必须以奴隶大起义作为社会制度变化的根本动力的公式化看法”，而把各国变法看作“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根本依据”。这一观点值得探讨。古往今来，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一定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变法也一定是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从殷周历史看，如果奴隶阵前不倒戈，西周王朝是建立不起来的。这才有《史记·周本纪》所说，统治者建立西周后，接受了殷亡的教训，“发巨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从而改变了奴隶的地位与身份；又说要“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德”字正如向老所说，在西周是个新字，代表的是奴隶制向封建领主制过渡的一种新的思想意识的反映。正因如此，周王才“封诸侯建同姓”，将封建领主制用来统治全社会。二是昌林在解决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地位变化问题上略有欠缺。例如，他把“甿”说成晋国中期普遍出现，然而依《周礼》诠释，“甿”在晋国早期，就是“野人”或“野民”，如向老所说：他们“不是农业奴隶，是新来的农民，按照土地等级领到耕地并且可以免服征役。”以上意见不一定对，提出来仅供参考。（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1-11-30
顺治帝论为官四戒
最近出版的乔立君先生主编的《官箴》，收入了清世祖即顺治皇帝的《御制人臣儆心录》（以下简称《儆心录》），读一读这部作品，对我们了解一位封建帝王心目中的好官（书中称为“纯臣”）标准，很有好处；其中有些议沦，在今天也并没有失去它的历史借鉴意义。 为了整饬吏治，提高行政效率，顺治帝对臣工们提出了一些戒律，目的是“教忠奖善，励天下人臣之心”，使各级官吏对那些“有玷官德”的现象能够“慎思之”、“明辨之”、“深戒之”、“力改之”，免得“毒酿一时，秽流万世；势权有尽，唾笑无穷。”（《官箴》，九州出版社出版，第274页。以下凡引自此书者只注页码）那么，《儆心录》对官吏们提出了哪些告诫呢？ 一曰戒贪。贪黩之徒，往往营私而害公，循利而枉法，所以，“古来人臣之败名、丧德、亡身、覆宗，蔑不由此。”（第276页）贪欲是腐蚀灵魂的毒剂，对个人，它可以使之变得鼠目寸光，寡廉鲜耻。“嗜欲胜，则神智昏。昧久大之图，而计不出乎眉睫。其始出，亦未尝无砥砺之志，而一为利夺，即顿丧其所守，不惜寡廉鲜耻以求之。”（第277页）对他人，则冷漠无情，锱铢必较，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循利之徒，其处心积虑，昕夕图维者，惟利而己。大则纵其溪壑之欲，而细不遗夫锱铢。念一注于丰腴，而遂不复有及人之惠。”（第276页）对老百姓，则百计搜刮，巧取豪夺，“或机械巧设，欺世以遂其侵渔；或残虐横加，戕物以行其饕餮。”（第277页）《儆心录》特别强调高官贪婪的危害性：“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层累而下，诛求勿己，害必加于百姓，而患仍中于邦家。欲冀太平之理，不可得矣！”（第277页）也就足说，高官如果贪黩，一会败坏社会风气，二会破坏社会稳定，后果极为严重，是绝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一曰戒伪。这里所说的“伪”，也就是捏饰诓骗，弄虚作假。《儆心录》强调：“不诚则伪，不伪则诚”，诚、伪之问，“纤介之差，缪乃千里”。而对J一为政而言，“一诚有余，百伪不足”，因为一有所伪之心，“小则挟术以文奸”，“大则减欺以误园”。顺治帝警告蜕：“有臣如此，诚国家之大蠹哉！”（第279、280页）为什么有些人如此热衷于“作伪”呢？说到底，无非是为了希恩邀宠，沽名钓誉，用不正当的手段达到加官进爵的目的。有的“身居枢要，而中怀欺蔽，欲以智巧，惑主上之聪明”；有的“素承优渥，而心惧衰替，思以迎合，永固其恩宠，遂乃颠倒是非”；也有的“外通请渴，而苞苴是徇；或有内庇知交，而互为掩饰，情殷私室，念薄公家，虽至身蹈欺蒙，而不遑自恤者”。（第279页）特别是有些人“不崇实效，纯务虚名”，这种人“欺世盗声，匿情干誉”，“其行必矫，其意必浮”。顺治帝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大家都务虚名而不图实效，“则国家之实事，又将谁倘？”（第274页）所以他说：“不崇实效，纯务虚名，上则误君，外则误世，内则误身”。（第275页） 一曰戒骄。《儆心录》认为，“骄”之一字，是为官之大忌，“盖骄则自盈，自盈则惰慢之气存于中，傲肆之形见于色，虽有善焉，莫之能盖矣”（第278页）。书中归纳了导致骄傲的几种根源：有的是“恃夫勋劳者”，有的是“矜夫才学者”，还有的是“挟夫权势者”。不同的心态，造成不同的危害。居功自傲的人，“苟有侈然自诩之心，则恣意而行，鲜所顾忌。节制之，则觖望之念生；优而容之，则又渐滋其跋扈。”最后，终不免因“德不胜骄”，而落得个“功不胜罪”的下场。恃才矜己的人，自认为“天下之莫己若出，于是发论必以为嘉谟，创法必以为成宪。谀之则以为贤，而拂之即以为不肖。”对于别人的岣聪明才智，“自彼视之，皆无足取。”结果必定是“佞人日亲，正士日疏”，才学也就在自傲心理中变得荡然无存。仗势弄权者，自以为位高权重，“习为倨傲”，不免“颐指当世，凌轹百僚”，甚至一手遮天，指鹿为马，擅权枉法，胡作非为。总之，骄的根源在于“自盈”即自满自足，而其流弊，“岂第无益于身，抑将贻误于国”，实在是值得为官者时刻警惕的。（第278页） 一曰戒怠。百官之中，勤谨国事、克尽厥职者固然不乏其人，但“縻禄素餐，尸位溺职”，玩忽职守，敷衍塞责者，也所在多有。《儆心录》列举了这种庸官的几种类型：一种是“怠弛之人”，他们只知满足于高官厚禄，胸无大志，一味“玩愒岁月”，“耽于逸豫”。一种是“庸鄙之人”，他们“碌碌取充位，以为莫非王臣，我何独劳为？于是堕国事于因循，而泄泄然，曾无所表见于世”。一种是“邪曲之人”，他们“遄弃正业，若不相涉然，乃持智计以徇私，则弗遗力，逮王事埤我，惟苟焉塞责，不恤其他。”还有一种是“恣傲之人”，他们“虽材足有为，而高自矜诩，惬其意则殚力任之而不辞，少拂抑焉，即倦懈心生，而故为不克胜任之状。”这些人表现虽然不一，但共同之点，就是“以之治事，则多败事；以之图功，则鲜成功。”所以顺治帝认为，这类人是万万不能用的，“得百庸臣，不如得一能臣；得百能臣，不如得一尽心之臣。”（第281、282页）因为只有尽心尽责，才能有所作为。 除以上数端外，《儆心录》还针对官员们结党营私之弊，写了《植党论》；针对趋炎附势之弊，写了《附势论》，限于篇幅，不能详述了。 顺治皇帝的《御制人臣儆心录》颁行于清初，到了晚清，李伯元的一部《官场现形记》，写尽了宦海百态，其中魑魅魍魉的种种鬼蜮伎俩，却大体跳不出“贪”、“伪”、“骄”、“怠”等几个字。这当然不是说顺治帝有什么先见之明，而只是说明，《儆心录》中所提出的种种弊端，确确实实是官僚政治的痼疾顽症，就像鲁迅所说：“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司”（《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这些弊端，过去尚且为封建政治所不容，到了今天，当然更需要我们坚决予以摈弃的了。 （本文转载自《光明日报》，2006年5月29日）
2019-12-13
老北京城门的另一种称谓
大家都知道老北京的城门有“内九外七皇城四”之说，但是他们都各自还有另一种称呼您知道吗？这些称呼有的是美丽的自然景观，有的是具有标志性的独特建筑，他们都体现了各个城门的特点和历史意义。 先说说内九： 安定门（安定真武）：安定门瓮城内修建了一座真武庙，供奉着真武大帝，所以安定真武就是安定门的标志性景观。 德胜门（德胜石碣）：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天下大旱，乾隆帝去明陵祈福。刚走到德胜门时突然大雪纷飞，旱灾解除，兴奋之余乾隆作诗一首，并立石碑一通，被称作德胜石碣。 宣武门（宣武水平）：宣武门的瓮城内原有砖砌的五火神台，下雨的时候，城里的积水大多经过这里流出城外。看城门的士兵便以五火神台的砖石为记号，掌握城内积水的情况，便有了宣武水平的称号。 正阳门（正阳石马）：正阳门的箭楼和五牌楼之间的河道上有一个石马，十二属相中属马称午，所以北京城的子午线之中的“午”，说的就是它。 崇文门（崇文铁龟）：据说这个铁龟镇着护城河下的海眼，所以它成了崇文门标志性的景观。 朝阳门（朝阳谷穗）：朝阳门走粮车，是往京城运送粮食的通道，所以翁城门内左侧墙上，刻有谷穗一束，象征着此门是京城的粮门。 朝阳门 东直门（东直铁塔）：东直门外下关道南有座铁塔，供奉的神像传说是明代惠帝朱允炆。 西直门（西直水纹）：西直门是水门，皇宫里和的水，都是取自玉泉山，经过西直门运入皇宫，所以城门洞内有一块汉白玉水纹。 阜成门（阜成梅花）：阜成门是煤门，皇宫用的煤炭都是经过这道门运入宫中，因为煤与梅谐音，所以门洞里刻有梅花。既有标识意义，还有诗情画意。 再说说外七： 广安门（彰义金人）：广安门城门的门楼上面有一个石刻 ，是三个蒙古人的像，据说是金代的遗物。 西便门（西便群羊）：西便门外护城河旁边，有一大片白石头 ，远远望去像是羊群在吃草。 右安门（右安花畦）：赞美的是右安门外的花乡，那里繁花盛开、万紫千红，特别美丽。 永定门（永定石幢）：指的是永定门外燕墩儿，那里有乾隆皇帝御制石碑，刻有满汉文合写的御制皇都篇，赞美北京城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永定门燕墩儿 左安门（左安架松）：左安门外（今潘家园东里）的肃亲王墓地，碑楼与东西朝房之间有六棵枝干盘曲的松树，用架子支撑着。 东便门（东便游船）：古时候，通惠河是水路进京的要道，河面上不但有货船，还有消夏游玩的大篷船，河水清澈、莺歌画舫，格外美丽。 东便门外通惠河漕运码头 广渠门（沙窝皇木）：广渠门也叫沙窝门，沙窝门外的皇木厂，有一巨大的金丝楠木，后成为北京东边的镇物。 随着时代变迁、岁月更替，这些城门大多被拆除，建成了立交桥或者环线地铁，昔日的美景也被高楼代替。但他们曾经的美丽会和老北京城的历史一起被人们怀念、铭记。
2019-08-28
古代官员如何过节
节庆是构建社会秩序的模式，是社会的镜子。历史上，节庆还被赋予了仪式般崇拜的力量，是社会公约的传统象征。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特别重视过节，尤其对官员过节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或规定，有的形成制度，有的则形成风俗。 普天同庆，节庆旨在和谐 先民往往把节庆和祭祀等大事联系在一起。作为官员，更重视节庆中的仪式。一年之计在于春，古人非常重视春节。自周代起立春日迎春，是先民必须举行的盛大节日活动，因此立春又叫春节。周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去东郊迎春，祈求丰收。回宫后要赏赐群臣，施惠兆民。 《礼记·月令》中还提到八蜡节，这个标志实际一年终结的节庆，“国之人皆若狂”，就是一个报恩的节庆，要献祭各种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物体向神报恩，“以万物报万物”，每个人都要参与，天子、诸侯使臣、大臣等分主、宾两组，代表两种相反的宇宙力量，轮流向对方敬酒，人们相信这能促成全面的和谐。 历代都有很多祭祀山川的节庆，人们相信，山川是国家统治力量得以施行的代理者，自然界的混乱不过是人类社会混乱所导致的后果，“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出于向山川表示尊崇，或者庆祝、祈祷风调雨顺，官方都会组织节庆祭祀活动。 节庆的仪式感还体现在朝拜上，节庆朝拜仪式比平时隆重十分。周朝讲礼仪，正月初一早上，各路诸侯与文武大臣会集殿廷，向周天子拜贺新年；汉代则称之为“朝贺礼”；经魏晋至唐宋，直到清末，此仪式世代传承，规模之盛大热烈，堪称空前。这种仪式就是团拜。 官员同事间、亲友间过年也讲团拜。宋代尤其流行，王十朋《元日》诗中写道“弟兄团拜处，归去愿成行”。《朱子语类》说：“团拜须打圈拜。”周必大《青城小语庆新阳》题记中说：“记去年馆中团拜人，今作八处，感叹成诗。” 除了过年，其他重大节庆，帝王也会大宴群臣，如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诗序》中记述皇宫端午日盛况，召来臣僚，大张筵席，“广殿肃而清气生，列树深而长风至”。目的都是为了营造一种团结祥和的氛围。 守土有责，过节并不轻松 在古代，中央包括首都高级官员，初一不得休假请假。守土有责，地方长官在春节期间严禁离开衙门回老家。这个规矩断绝了地方官回老家过年的可能性，如果想跟家人团聚，地点只能在单位。唐朝著名田园诗人韦应物，写过一首《元日寄诸弟兼呈崔都水》，大意是说：我自从做了县长之后，每年春节都没回去过。我在衙门里感到很冷清很无聊，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与家人见面。 地方一般公务员，才有特殊福利，每年腊月二十“封印”，停止办公，回家过年省亲，与家人联欢，只要在第二年正月二十那天赶回衙门“开印”办公就行。 过节往往是朝廷察民风的极好时期，中央往往会派出巡视组，如元康四年春正月，汉宣帝派遣十二人循行天下，“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 官员值班是铁律，《南部新书》记载，唐代御史台很会欺负新来的同事，凡新入职的官员，新年过节的值班任务往往就交给他们了。沈括《梦溪笔谈》中说，朝廷掌管文书事务的翰林馆阁，每天需要一人轮流值夜班。宋神宗时太子少保李端愿，每到过节“必置酒高会”，有一次，竟然把轮到值夜班的翰林学士孙巨源喝到醉死。 宋时百万人口的杭州城配置有五六千名专职的消防官兵，每二三百步设一个巡察火警的哨岗，政府在元宵夜会加强巡警，“命都辖房使臣等，分任地方，以缉奸盗”。凡热闹人多之处，皆点巨烛、松柴照路，亮如白昼，还有大量兵卒巡逻站岗。 民国初规定不论是除夕还是大年初一，政府各个机构都要正常上班。若是发现有公务员不在岗，他可能就要下岗了。 清廉过节，杜赇谒之路 百姓每到过节都喜欢给亲朋好友送礼，联络感情，但古时也有法律规定，官员逢年过节的人情往来是不允许的。 《魏书·刑法志》记载：“枉法十匹，义赃二百匹，大辟。”什么叫“义赃”？南宋学者胡三省解释：“义赃，谓人私情相馈遗，虽非乞取，亦计所受论赃。”“义赃”，与直接贪污受贿所得的“正赃”相对应。有了这规定后，“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官员们不得不赶紧收手，行贿送礼之路几乎断绝。 《唐律》规定：官员受贿“五十匹流二千里”，行贿“罪止杖一百”。这里自然包括了过节收送礼物。宋朝效法唐律，但对收取“生辰纲”这样的“生日礼”，似乎并没禁止，更未入罪。但理宗时真德秀说，乾道、淳熙年间，“有位于朝者，以馈赂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耻。” 金世宗时有法规定生日接受馈献，应当免官。但实际处分因人而异，官阶高的没事，低的就受惩。这种情况引起了世宗的忿然：“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书省、枢密院生日节辰馈献不少，此而不问，小官馈献即加按劾，岂正天下之道？自今宰执枢密馈献亦宜罢去。” 元朝将最容易被视为“人之常情”的生日、节日收礼行为入罪，不再局限于平常职场上的收礼。据《禁治察司等例》规定：“不得因生日节辰、送路洗尘，受诸人礼物，违者以赃论。”古今常见的生日礼、节日礼、接风洗尘礼，一概禁收。 康熙时期为整顿春节铺张浪费和腐败现象，明禁送礼之风，要求大小官员的各家府第前都要张贴一张公约：“同朝僚友，夙夜在公，焉有余闲，应酬往返？自今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岁元旦为始，不贺岁，不祝寿，不拜客，有蒙赐顾者，概不接帖，不登门簿，亦不答拜。至于四方亲友，或谒进，或游学，或觅馆来京枉顾者，亦概不接帖，不登门簿，不敢答拜，统希原谅。” 历史表明，节庆风俗清廉的时候，政治就清明；相反，政治越腐败，节庆赇谒之路就大开。《后汉书·梁冀传》记载了权贵的看门人受贿千金：“客到门不得通，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想来令人惊讶。 与民同乐，但必须干正事 过节，对古代官员来说，并不清闲，除了与民同乐外还得干正事。据《后汉书》和《太平御览》等史料记载，汉朝官员在节庆中，要么去充电进修，如宋均“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要么下地从事劳动，如尚子平“为县功曹，休归，自入山担薪，卖以食饮”。要么社会实践，如蔡伦“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科学家张衡认为除夕观察天象是一年中最宝贵、最重要的一夜。因此，他一生中除夕都是在观察天象中度过的。 官员当然可以适当地放松休息，但不能肆无忌惮地娱乐，过节中官员赌博、逛街等娱乐行为都可能在节后被言官参上一本。 到了唐宋以后，官场风气虽然有所变化，但仍然以“豪富郎日出游戏”为鄙事。《宋史》记载，王安石为相时，就爱干涉官员们在新年假日里的娱乐，“时汴京员吏好因元正沐游戏市里，为百姓所患。介甫出逢之，必下车公谒，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在大过年外出游戏碰到王安石就会倒霉。 宋代开封府刑狱机构会在元宵节期间利用灯饰、图像演绎狱户故事或陈列狱具等表演审犯人以普法；临安府每至傍晚还要差人到各家各户询问，点灯的油烛是否够用，若不够，官府“各给钱酒油烛，多寡有差”，到了放灯最后一夜，临安府尹要出来拜会市民。 官员过节不干正经事，就有违官员“为民父母”这一道德形象。《能改斋漫录》记载，宋代章郇公爱好赌博，“作正字日，元正休与丁晋公博。……约明年复博”，没想到节刚过完，就被监察御史狠狠地参了一本，说他“为帝侍，元正应祈福于帝，独迷博，非诤臣也”。因此，古代有些官员不仅过节时访贫问苦，而且还扶犁亲耕，更重要的是，其行事比现代人低调得多。 节庆假日多了，容易使官员涣散，影响工作效率。包拯给宋仁宗上表，称“每节假七日，废事颇多，请令后只给假五日”。戏文里的包大人确实就是日断阳、夜断阴，忙得四脚打转，就是节庆中也总想着不让他那虎头铡闲着。 清代各级地方官员在春节前后都开展“访贫问苦”、“扶犁亲耕”、“鞭打春牛”等活动，还规定，满族官员一律不准登台唱戏，改装潜入戏园看戏者，要革职或流放。 自娱自乐，但更重视情调 在不铺张浪费的前提下，官员也搞些小情小调，把节日过得更加丰富，更加有趣。 唐朝诗人卢照邻过年期间独自去野外寻找乐趣，“归休乘暇日，馌稼返秋场”，白居易是“无轻一日醉，用犒九日勤”，每到春节会把一年来写的诗抄录一遍，把诗稿放在一个盆里，然后焚香祷告之后，烧掉诗稿。《唐才子传》载，每年除夕贾岛“必取一岁所作置于几上，焚香再拜，酹酒祝曰：‘此吾终年苦心也！’”。 宋代宽松的节庆假日，促进了官员的文化娱乐。陆游记述他年轻时为官“少年从宦地，休日喜无涯。坐上强留客，街头旋买花”。一至节庆假日，便喜之不尽。苏东坡也一样喜欢在节庆假日间泛舟江上，“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前赤壁赋》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苏东坡常在笔耕中度过除夕，“岁晚相与馈问，为‘馈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至除夜，达旦不眠，为‘守岁’。蜀之风俗如是。余官于歧下，岁暮思归不得，故以此三诗，以寄子由”。“思归不得，至春节过，写词达旦不眠。”
2019-03-13
古代的压岁钱长什么样？
✑ 汉代 中国最早的压岁钱始于汉代，只不过当时还不叫“压岁钱”，而是叫“压胜钱”，取自压胜辟邪的意思。 而且，当时的压岁钱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钱”，而是一种外形类似于流通货币的辟邪挂件，只能用于收藏或佩戴。 这些压胜钱的正面，通常都会铸刻上各种吉利的词语或符号，如千秋万岁、天下太平、去殃除凶等等，背面则通常为龙凤、双鱼、星斗等图案。 每逢新春佳节，家里的长辈都会为儿孙们准备压胜钱，期盼孩子们在新的一年里健康成长、祛病除灾。 ✑ 唐代 唐朝的春节是在立春日，同时也是宫内相互礼拜的日子。在这一天，皇家宫廷流行着相互赠送压岁钱的习俗，当时称为春日散钱。 宫墙之外的民间，当时也流行着长辈为新生儿发散“洗儿钱”的传统，为新生儿带去避邪康健的护身符。 唐朝的洗儿钱，外形比宋朝的压胜钱更像流通的钱币，而且正面的文字，也会使用类似“开元通宝”、“顺元通宝”等流通货币上的文字。 ✑ 宋元 宋元时期，春日散钱的习俗从宫里传到了民间，逐渐演变成了春节前后长辈为孩子们发放压岁钱的习俗。 关于当时压岁钱的样子，富察敦崇曾在《燕京岁时记》里这样描述：“以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尊长之赐小儿者。亦谓压岁钱。” 由此可推断，当时的压岁钱大都是成串编织在一起，并加入彩绳、丝带等元素，已经带有一定的装饰性。 ✑ 明清 新疆自治区博物馆收藏有一枚清代的压岁钱，由黄铜铸造，圆形方孔，钱币直径3.9厘米，孔径约1厘米，正面刻有文字“长命百岁“的字样。 这枚压岁钱的正面文字间穿插有树叶纹饰，反面则有鸟头、花草纹饰等，整体非常类似清代的光绪通宝、乾隆通宝等钱币。 ✑ 民国 民国时期，清朝的压岁钱习俗得以流传，但形式已经从方孔铜钱演变为一百文铜元，寓意“长命百岁”。 当时长辈给晚辈压岁钱，还要用红纸包起来，象征财气旺盛、大吉大利，也期盼新的一年能够红红火火、喜事临门。 小时候拿到压岁钱，第一时间就是赶紧放到自己的小金库：存钱罐。事实上，古代不仅已经有了压岁钱的传统，而且那时候就已经有了存钱罐。 长沙窑青釉褐彩题记扑满 2018年由收藏大家吴跃坚先生捐赠于湖南省博物馆 中国古代的存钱罐叫做扑满，取自“满则扑（打碎）之”之意。学生时代听欧得洋在《孤单北半球》里唱：记得把想念存进扑满......当时觉得台湾同胞把存钱罐叫成扑满好有趣，还以为是英语音译过来的。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搜索古代存钱罐，发现古代就是把存钱罐叫做扑满，突然觉得古人好洋气。 扑满最早出现于秦汉时期，并在唐代有了广泛的普及与应用。当时的扑满大都由陶、瓷制成，最知名的便为长沙窑出品的铭文扑满。 这件唐代联珠纹扑满同样出自长沙窑，并在制作中引入了当时非常流行的联珠纹工艺与图样。这件扑满目前收藏于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 这个桃形扑满也出自唐代，整体为桃子造型，并采用酱釉工艺，上面镌刻有文字。整体质朴简单，是当时民间最常见的扑满造型。 除了造型简单、花色质朴的陶瓷扑满，我国还出土过不少风格独特、外形华丽的古代扑满。比如这个辽代的白釉贴花扑满。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辽三彩印花陶扑满 内蒙古出土的辽三彩印花陶扑满 唐代甚至还有长方形的扑满 这个明代白釉褐彩扑满则充满了童趣。 投币处“日见斗金”的字样，是不是就在我们翘首以待新年压岁钱的心情写照？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清代猪形扑满，祝大家在猪年里都能赚到盆满钵满。 作为一种古老的节日传统与民间文化，压岁钱的习俗已经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无论是最早的钱币护身符，后来的压胜钱，或是如今的真实红包，都寄托着中国人对于家庭观念、礼仪文化的尊重与热爱，是属于中国人的人情味。 压岁钱也是中国家庭成员之间表达关爱与祝福的方式，每一枚压岁钱，就是一种美好的祝愿，寄托着长辈对于晚辈的关心、祝福与美好期盼。所以，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当你收到压岁钱，请记得对长辈恭敬的说一声谢谢。
2019-02-15
食在魏晋（肉食篇）
西晋八王之乱时候（公元299年-306年），有个报恩故事。 说“洛阳三俊”之一的顾荣，有一次参加宴会，见端食盘的仆人目光下落，眨也不眨地盯牢了那滋滋响的肥肉，喉头“咕咚”一滚——顾荣便笑笑，将自己这份烤肉让给他吃了。肉还没下口，满座已哄然，撇嘴笑顾荣说：“这是个仆人！你给他肉吃？是什么道理？” 顾荣面色不变，回答也坦荡：“天底下，哪有每天端着烤肉，却不知道肉是什么滋味的人呢？” 这话甚有道理，这事儿也算翻了篇，顾荣大概早忘在了脑后。谁知后来江山动荡，他从洛阳逃到建康（今江苏南京），路上多少凶险，但每次命悬一线，总有个人出手相助。顾荣心中疑惑，逮住机会问：“壮士何方人士？为什么要帮我？”才晓得这竟就是当初他慷慨赠肉的那位仆人。 这事儿我很喜欢，有春秋侠义的肝胆，也有待人体贴的温情。但在魏晋南北朝，像顾荣这样的世家子弟（他出身江南顶级士族，吴郡四姓之一的顾氏），与人相善的温情是要不得的——将自己的肉让给仆人、亲自动手...可太不尊礼仪了！会被人嘲讽轻视。 但有什么办法呢？这烤肉色泽金黄，肥皮儿略焦，稍向上卷，下淌的油汪汪漫开，叫人不能不动心。 王羲之换鹅 谁占了便宜？ 魏晋南北朝时候，像这样的烤肉技术，已很发达了。北魏末年成书的《齐民要术》（公元533年-544年），里面写了20多种烤肉方法。从烤牛、烤羊、烤鹿，到烤鸡、烤鸭、烤鱼、烤鹅...应有尽有，这些我们现代人常吃，但魏晋南北朝时，很多烤肉，只有上流人才吃得起。 譬如烤鹅——那时候叫“鹅炙”。虽然在先秦时代（旧石器时期-公元前221年），鹅就是圈养的家禽了，但平时吃得起鹅的，还是少数人家。 南宋赵叔向（约公元1082—1127年）在《肯綮录》中写，唐代的鹅，一只能卖到两三千钱，往前倒推，魏晋南北朝时候，生活水平当然比不上唐代，鹅怕要更贵些。王羲之想吃鹅，拿自己的一幅字儿跟人家卖鹅的老婆婆换，后人都当是老婆婆占了便宜，但细算一下价钱，究竟谁得了便宜，还不好说呢！ 清 任颐 羲之爱鹅图轴 王羲之求鹅的手段很温和，别人可不一定了。当时因为鹅少，还引发过血案。 就在王羲之差不多同时的东晋末年（公元372年－420年），江州刺史庾悦吃鹅，油香拂了一身，油皮儿焦香酥脆，肉质紧密香嫩，脂肪饱满颤颤，叫他上司刘毅盯直了眼，腆着脸问：“这剩下的鹅肉...能分我点儿么？” 美食在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庾悦暼他一眼，默不啃声地把鹅肉吃了个干干净净。 眼见鹅肉一点点地少，刘毅心中愤怒的火苗一簇簇地高，后找了个机会，把庾悦的部队全解散了。解散就算了，刘毅还特意派人去告知庾悦：“知道为什么解你军府吗？当年吃鹅的事儿，还记得么？” 庾悦千想万想，没想到是这么小的一件事儿，又气又怕，居然就这样忿惧死了。 烤鹅好吃，竟至引出一桩人命官司，但方法其实不复杂。先将鹅肉切成细丁儿，再用竹签串成一条，用急火大烤，跟我们现在烧烤五花肉似的。 五胡十六国的前秦，有个叫苻朗（？—公元389年）的人，舌头很霸道，吃一口鸡，就晓得这鸡到底是露天里的野鸡，还是半圈养的家鸡。 有一回人家请他吃烤鹅，他略尝几片，就晓得这片儿原是白羽生处，那片儿之前长得是黑羽毛。像这样的顶级吃货可不多，何况古来吃货皆寂寞，若苻朗看见南朝江淹（公元444年—505年）一口气就着几升酒吃完一只鹅的吃法，怕是要怒发冲冠，大骂一句猪八戒胡吞人参果，全不知滋味了！ 到了唐代，这种烤法还很流行，有时候送朋友远去，撸起袖子先烤一顿吃了，再一抹嘴巴油，拍拍略凸的肚皮儿，心满意足地提笔写送别诗—— 长干道上落花朝，赞尔当年赏事饶。 下箸已怜鹅炙美，开笼不奈鸭媒娇。 点点油星落在花笺纸上，真是好不风雅。他日友人远游，抽出此等花笺，在稀薄的油气儿中，还能回忆起今天的烤鹅盛事，亲友盛情。 魏晋南北朝时，除了烤鹅鸭鱼、烤牛羊肉，还有些其他烤法，现在大概已经不很常见了。 像灌肠炙，羊肉洗干净以后，“细锉”。 锉本身就有把东西弄碎的意思，中医里有个说法，叫“上锉”，就是说把一些质地坚硬的药材，譬如沉香、檀香弄成粉末。 灌肠炙里说的细锉羊肉，当然不至磨成粉末形状（那还怎么吃！）但将肉切得细之又细，却免不了了。 羊肉锉好后，就是加料了：,盐、姜、豉汁、椒末，还有葱白，一样切得细细的，混在一起，搅拌均匀，再灌进肠衣，一条羊盘肠就成了。现在江苏那片儿吃羊盘肠，大概也是这么个做法，只是用料更精细。 不过，羊盘肠做好后的吃法，两者就不大一样了。现在是煮，煮好后蘸酱料，跟魏晋南北朝的“羊盘肠雌斛法”类似。羊盘肠雌斛法也是将羊盘肠煮了，再蘸酱和醋。但灌肠炙不同，是把两条肠夹在一块儿烤，眼见带着葱姜盐的烟气腾腾起来，肠衣渐皱，油滋啦滋啦落——这时候，就可以抄刀子了。割上一片儿，味甚香美。 胡人自豪的名菜 貊炙羌煮 鹅炙、灌肠炙，都是将肉切细了烤，当时也有先不动刀子，把一整只动物烤熟，再分块儿吃的烤法，叫貊炙。现代的烤全羊，就是貊炙遗风。貊是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貊炙，当然就是北方传过来的烤肉技术。 貊炙不能急。譬如烤全猪，先要选一只猪，这猪极讲究，非得还在吃奶的小乳猪不可。等褪毛洗净后，便在这小乳猪的肚子底下开一个小口，小心翼翼地把内脏取出来，将茅草塞进去，填满；最后用一根粗而壮的柞木棍穿架好，悬在柴禾上，小火慢烤。 这时候是离不得人的，得一刻不停地转，不然烤不均匀；还要反复在猪身上涂调料：过滤好的清酒、新鲜的猪油、芝麻油...一层层裹上去，再有柴火气一熏，颜色跟琉璃似的通透金黄。入得口来，只消一抿，汁多肉嫩的乳猪肉便全融在了舌头上，顺着喉咙滑下去，肉香萦身，通体舒泰。 到现在，这样的烤全猪似乎不多见了，唯听说济南章丘那边儿的“黄家烤肉”，把整片猪肉放到坑炉里焖烤，和貊炙有些像。 常和貊炙连在一块儿说的，是羌煮，都是胡人引以为傲的烹饪方法。源如其名，大概从前羌人就是这么煮肉的。 先取清水，将新鲜鹿头煮熟（我也是读到这里，才晓得鹿脑袋居然也能吃！），捞起来洗干净，把鹿头上的肉片下来，切成两根手指粗的小块儿，放在旁边备用。再拿一把刀，将两斤猪肉“的的的”剁碎，混在刚才的鹿肉里，回锅慢熬。 等锅里的水渐下，肉汤渐稠，吐起小泡，就可以下料了：二寸长的葱白、姜、醋、盐、豉汁、椒末、橘皮儿...这样的肉羹汤，想想就觉得美味，难怪高门大户盛会设宴，都要先上一碗羌煮，再吃其他。 北方爱牛羊 南方爱鱼鳖 魏晋南北朝时，虽因动荡而有胡汉交融，但于吃肉一事，北方爱牛羊，南方重鱼鳖，这惯俗大概是跑不掉了。 这样的饮食习惯，大概和环境有关。南方河道纵横，水产当然就多，什么鲤鱼、鲂鱼、鲫 鱼、鲈鱼、鳝鱼、鳆鱼、鲋鱼、鲶鱼、乌贼鱼、比目鱼...想吃鱼？削一根长竹竿，捉几条小蚯蚓，挂在钩子上往清水里一抛，不多时，便见鱼竿颤颤了。收线上来一看，哗！好大一条肥鱼，正活腾腾地摆尾巴！ 晋 青釉鱼篓尊 不过，钓鱼虽不麻烦，但更方便的，还是到市场上去买。南方鱼市发达，本地外地的鱼，都有，价格不同而已。鲜鱼价格高些，普通人家可能没办法每天吃，但腌制的鱼干就很便宜了，是贫寒人家的日常下饭菜。 有些清廉的官吏也这么吃，譬如萧梁时的何远（公元470－521年），被赞为“清公天下第一”，平时吃饭，配菜几片鱼干而已。 除了新鲜与否，鱼价还和数量多少、得来难易程度有关。譬如刘宋后期（约公元464年-479年），淮河那片儿地方落入了北方手里，长在淮河里的鳆鱼，就很难吃到了。偶尔有卖，一条也要数千钱，不是普通人家负担得起的。 再后来，南方动荡愈烈，很多人逃去北魏（约公元386年—534年），饮食不惯，北魏朝廷便专门让人在洛阳城东景宁寺旁边儿的四通市上卖鱼鳖，若想吃鱼，到这里来就对了。后来生意兴隆，洛阳人就不叫它四通市了，改称“鱼鳖市”。当然，因为得鱼不易，想吃的人多，鱼价也不便宜，所以有童谣说，“洛鲤伊鲂，贵于牛羊”。 因这样的鱼少，当时还有不少传说。 有个叫陆政的，母亲是南方人，到了北方后只能被迫吃牛羊肉，思鱼欲狂，整日不大开怀。陆政极孝顺，有空便去市场上晃荡，可惜这南鱼有价无市，就是天蒙蒙亮出门赶趟，也总有人比你更早，每天吃鱼，那是不可能的。 陆政唉声叹气，不知如何是好，正在屋里烦闷，却听后院咕噜咕噜声响，像是什么东西要冒出土似的。过去一瞧，这泥土里竟破开了一汪清泉，五颜六色的小鱼们在里面欢欢儿地摆尾，只差没在肥壮的鱼身上贴一句“来吃我”了。 陆政大喜过望，便每天在这小清泉中捉鱼给母亲吃。这事儿传开，人家都说陆政是孝心感动天地，给他赐鱼来了！因此将他家这口泉称为“孝鱼泉”。 鱼市既这样发达，爱鱼的人又多，做鱼方法当然就不会少。煎、炸、烩、蒸、烤....和现在手法差不多。不过，这些手法都是现吃现做，若要保存长久，就得另想办法，譬如做成鱼酱。 现代鱼酱 鱼酱最好是用鲤鱼或者鲭鱼，次一点儿，鳢鱼，鲚鱼、鲇鱼也行。去鳞洗净后，把表面的水珠儿擦干，在将刀贴在鱼身上，近乎平行，一点点片成细丝。再将黄衣（这是蒸熟的小麦发酵时，表面长的霉尘）、白盐、干姜末、橘皮儿一股脑儿地放进去和好，搁在瓮罐里密封住，放在太阳底下曝晒，不多久就能吃了。 有一种鱼酱，用料有些特殊，是石首鱼、鲨鱼、鲻鱼三种肠、肚、胞做成的，用料也简单，洗干净后只加白盐，裹匀了放在密封罐里，夏二十天，春秋搁五十天，就能吃了。 这种鱼酱，叫逐夷，据说由来是当年汉武帝逐夷到海滨，突然闻到一股食物异香，满口生津，打仗的心思也被分了几分，四下张望，想瞧瞧这究竟是何方美食。然而他看了半天，也没探到美食的来路，只好动用方士神力，推算出来是当地的渔父把鱼肠裹着盐，埋在了坑里。因上面覆了土，所以汉武帝举目眺望，当然就不见美食了。 这故事跟乾隆下江南，一路开发了许多美食似的，真假难辨，不过，逐夷是真的，那就行了。逐夷大多是咸口，但也有蜜腌，做成甜口儿的，南朝宋明帝刘彧（公元439 -472年）就爱这么吃。 除了做鱼酱，魏晋南北朝时还吃鱼鲊，用盐和米糁腌制发酵，跟现在的糟鱼差不多。还有鱼干脍，盛夏季节，捞到鱼后，把皮骨都剔了，只要最精的肉，切成一缕缕的细条，放在阳光下曝晒。不过三四天工夫，水分就都蒸发完，这时再拿一个新的、从没过过水的白瓷瓶把这些鱼干装起来，外边儿裹一层泥密封——这样能保存鱼本身最大的鲜味儿。 脯 腊 你爱甜口咸口？ 还有一种保存鱼的方法，就是做成脯腊。往大里说，脯腊其实就是肉干，鱼做的脯腊，就叫鱼脯；但若细究，脯和腊，其实略有不同。脯是把猪、牛、羊这些大牲畜切条，或者片了，再做加工；腊呢，是专挑鸡、鸭、鹅、兔这类小动物下手，”“小物全干”，一整只地来腌。古人用词，一贯讲究。 脯腊产生的年代很早了。孔子在《论语•述而》中就说过：“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想当我的学生，那你得拿“束脩”，或者比这更值钱的东西来冲抵学费。只要交了学费，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毫无保留地教导你。 《说文解字》中说，“脩，脯也”； “束”呢，十脡为一束，一脡就是一条脩，所以孔子说学费是“束脩”，就是十条肉干的意思。 孔子收学费要肉干，但肉干制作，时间应该还要更早，因此经千年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花样必定就多了。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做了个汇总，足足有35种制作方法。 但若单纯以口味分，那就相对容易了，五味和甜脆两种，跟现在川式香肠广式香肠似的，是咸甜的分别。五味的，先用牛羊的碎骨头加上豆豉熬高汤，汤好去滓后，加盐、葱白、花椒、姜、桔皮五味再煮——所以叫五味脯腊，而后把肉条放进去浸泡，等入味后，取出来阴干，能从腊月一直吃到夏天。 甜脆脯腊，虽叫甜脆，但是不放糖的。或者是将獐子肉或者鹿肉，切成手掌似的厚薄，直接阴干；或者把鸡、鸭、兔放在白汤里煮熟，再慢慢阴干——每年正月、二月、九月、十月做是最好。等能吃了，咬一口，先觉得脆，接连处却又有些韧，需牙齿略用些力，磨一磨，断开入口，舌尖顿时延开一股肉甜。 直到现在，世面上还有脯腊卖。最有名的，该算猪肉脯。被做成了小零食，一包一小片，有时候大家说说笑笑，边吃边聊，不多久再伸手，诶，没了！
2019-01-12
明代官场同学会的“正”“负”能量
1因科举而生的同年会 明代官场的同学会，主要是同年会。所谓同年，是指被政府同年荐举之人才。“同年者，四海九洲之人而偶同科第耳。”同年向有弟兄之义，是传统社会中最为亲密、也最为重视的社会关系资源。加强同年关系的主要手段是开同年会，编纂同年录。明代乡试或廷试后，每科举人或进士喜欢开同年庆祝宴会。同年会以第一次最为热闹，“盖其人皆聚于京师，方释场屋之累而历观朝廷之尊，且被冠裳之华，而无薄书之冗。一旦张筵合乐，举觞劝酬，其情岂不畅且适哉”。至于举人同年会，尤以南北直隶举人同年会为显，因为南北国子监中的“四方之士多与焉”。同年会讲究感情关系，一般开同年会，“坐以序为齿，尚齿也；酒以醉为度，极欢也”。同年会结束时，为联络情感，习惯按年龄顺序编纂一份名录，称同年录，又称同年谱，又称小录。同年录一般“书姓名字里齿行家世，附以他日宦历所至者”。编纂同年录是为了友道，“崇世谊也”。同年多是异姓朋友，要体现保持兄弟关系，必须编纂同年录。兄弟讲究友谊，所以，同年录编纂的原则强调年龄的长幼顺序。同年录也有乡试同年录与进士同年录之分。 按空间与层次来说，同年有乡试之同年，有进士之同年。“进士同年，四海九洲之人；乡试同年，如浙江，则一省一郡一邑之人。四海九洲之人本疏，而同年则亲矣。一省一郡一邑之人较之四海九洲之人则亲矣，而同年则愈亲矣。”按常规来说，乡试同年情谊，比进士同年情谊深。对考不上进士的举人来说，情况确如此。不过，对考上进士的举人来说，情形则不一样。因为乡试与会试时间相隔半年，他们往往来不及和其他举人交往，就进入了进士同年圈。进士圈更有实用价值，自然疏于举人圈的交往。考中进士，就正式进入官场。同科进士，相当于黄辅军校同学，自然也就建立了官场人脉。同年录，就是联络图。不仅同年可用，同年的子弟也会得到照顾。 2多彩的士大夫文会 随着社会的稳定，明代中叶以后，北京出现了不少文会。文会类型多，如：解元文会。成化六年（1470）冬，杨守陈、杨守阯、商辂、范理、姚夔、卢楷这六位来自浙江的各科乡试解元，难得聚会北京杨守陈寓舍，由刑部尚书陆瑜主持，为“六元会”。姚夔口占一绝，有“四十年来六解元”句，其他人一听来了兴趣，于是以此句分韵赋诗。这是明代浙江解元的第一次聚会。成化十五年（1479）春，杨守陈、杨守阯、胡谧、杨文卿、沈述之、谢迁、黄珣，复为“七元会”。杨守陈为首席，取欧阳修贡院诗，分韵赋诗，成七元文会诗。成化二十三年（1487）春，杨守陈、杨守阯、胡谧、沈继先、谢迁、王华、李旻，又为“后七元会”。这是一种特殊的在京浙江同乡会。每次聚会，“必分韵赋诗，迭为序引，所以宣上恩、修臣职，敦僚友之义，序少长之礼，洽宾主之情者，无不具焉。至于交相期勉，尚友古人，许身稷契，济美元恺，希从周汉唐宋之贤，以立德立功立言垂之百世为重，不以一时科名能尽一乡一国天下之士自足也”。可见，这是一种有着崇高目标的君子诗会。杨守阯将三次聚会诗文汇编成册，称《浙元三会录》，收藏了二十年。正德元年（1506），“六元会”之一的范理儿子、广德州知州范昌龄将之刊刻于世。 又如丽泽会。成化七年（1471）春，杨守陈的弟弟杨守阯在北京组织了国子监朋友25人，聚卢楷私第，“日与四方名士讲业，号丽泽会，期必取进士乃已”。这是一种以考进士为目标的文会。杨守陈称：“会则取五经群籍相讲解问难，各出所著。其修润之，德善相劝，过失互规，充然各有得焉。……真得丽泽之象，过唐人之私试夏课远哉！”即使在成化十四年（1478）中进士以后，杨守阯仍“日以学未闻道，愧然孤陋，欲友天下之士，取诸人以为善，一时英俊，鲜不交游”。他后来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至明末的文会，如江南的复社，由文社而几近于江南政治社团，此不详叙。 3官舍的同乡朋友私会 京官在北京工作多年，就得自己购房。官员的住宅，无疑是同乡及朋友聚会的最好场所。 官至礼部侍郎的杨守陈在北京的官邸在大时雍坊（今西长安街南、正阳门与宣武门间）之高坡巷，这条巷地势高而干燥，特别明亮。杨守陈将之命名为高坡巷，从此这个名字就叫开了。天顺二年（1458），他重回北京，在一处比较荒凉的地方置室四层，每层一间。天顺六年（1462），复购买了旁边的房室，有意建后花园。成化十年（1474），对原来的四层作了翻新、扩充，各层有七间或五间。成化二十一年（1485），后花园建成，称为后乐园，亭称风咏亭。因为忙于工作，杨守陈的后花园前后经营了24年。在三十年中，高坡巷有了较快的发展，人气大旺，“昔之民居化为官舍十六七，而一门父子兄弟同显者又七八家，他巷皆莫能逮”。可见，这条巷的风气十分好，连连出进士，所以才有“联芳巷”或“联珂里”之说。杨守陈兄弟子侄“布列京署，家极显”。在这里，杨守陈兄弟经常宴请朋友，聚集了李东阳等名流。程敏政称：“咫尺高坡巷，翛然绝市尘。汲泉苏菜甲，编竹拥花身。歌彻江南弄，杯空白下春。高风镜川老，不是草玄人。” 4服务同乡官绅公车的会馆 会馆最初是作为同籍在京官吏的集聚之所而出现的。目前所知，会馆始于明代永乐年间的芜湖会馆。芜湖会馆是在工部主事的芜湖人俞谟所购京师前门外旅舍基础上建成的。又有（江西）浮梁会馆、广东会馆。到明中叶以后，北京的会馆越来越多，“京师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永乐年间之所以会出现会馆，与定都北京有关。北京临近蒙古高原，气候寒冷，路途遥远，对南方人来说，十分不适应。当时政府又没有官舍制度，没有商业招待所。四方来京做官的人，必须自己购房或租房居住。而且，明朝官员为官，多不能带家眷。这样，居住在北京的官员，往往只有官员本人。因此，他们的居所往往会成为同乡官员聚会之所，实际上起到了临时会馆的作用。一旦他们离开都城，到别地为官或退休，其住房就会交给同乡官员来打理。这样，他们的住所就容易成为会馆。如俞谟归里时，将居所的使用权交给了同乡京官晋俭，就成为芜湖会馆。又如首辅叶向高“舍宅为馆”，首辅张居正在北京的故宅成为全楚会馆。 另一方面，北京又是三年一次的会试之所在。每到春闱之年，各地举人集中北京，参加二月的会试。他们到北京以后，当然需要临时居住。此时，会馆就成为他们优先考虑的地方，尤其是那些穷举人，非依此不可。当然，同乡官员也愿意提供。因为这批举人一旦考中，就是来自家乡的进士，是未来的官员，当然值得投资。因为服务会试，所以称为“会馆”。平时，则为同乡单身官员的集聚之所。据说，到明朝末期时，会馆类型增多。内城的会馆，服务官绅；外城的会馆，服务应试的士子如举人、岁贡。会馆的功能在不断扩大，后来经商之人参与会馆建设。如嘉靖四十二年完成的崇义会馆，就是徽州商人营建的徽歙会馆。 5官场上的地域朋党斗争 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大夫群体，聚集首都北京，他们喜欢组织同学会、同乡会，多有抱团取暖之意，绝大部分状况下传递的是正能量，这与官员本身的素质有关。譬如前所引宁波杨氏家族，作为明中叶东南第一科举家族，体现正义士大夫形象，他们组织的文会、同乡会，就以正面形象为主。也经常体现友道之义，友道主要有二，“礼”和“义”。“生相问也，庆相贺也，没相吊也，是之谓礼。进必相引以贤，毋或妒也；退必相要以正，毋或系也；患难必相扶持以全，毋或陷且弃也，是之谓义。”“礼”和“义”是相联的，“其情笃者其礼完，其分深者其义重；礼不完则隙之所由生也，义不重则市道之为也”。当然，也有通过同年会、同乡会加强人脉联络，维护自身利益，产生负能量者。 明朝中叶，曾出现南人北人互相排斥现象，大略也可观当时同乡的作用。天顺朝的吏部尚书王翱是河北人，选官时有意识地多引北人，排斥南方人。成化时，浙江人姚夔为吏部尚书时，则“颇右南人”。由此，南人北人之争趋于激烈。正德时，因权宦刘瑾是陕西人，多用北方人，其中的河南人焦芳更是对南方人深恶痛绝。结果，浙江官员多被打压。等刘瑾倒台，南人又掌大权。南人北人之争，说到底是利益之争。 晚明时期，朋党纷争，出现浙党、楚党、齐党、宣党、昆党之类。“浙党”以内阁辅臣浙江人沈一贯、方从哲和给事中姚宗文为首；“楚党”以给事中湖广人官应震、吴亮嗣、黄彦士为首；“齐党”以给事中山东人亓诗教、周永春为首；“宣党”以汤宾尹为首；“昆党”以顾天峻为首。因为东林党影响了其他人的政治利益，为自保这些人纷纷以地域为单位，以高官为领袖，结成帮派，联合对抗东林党。这些属按地域来划分朋党，有的实际存在，有的则是对手加封的。地域性朋党组织结党营私，当然会祸国殃民，但在皇权体制下，他们的存在又是暂时的。
2018-11-22
从考古遗迹看广州历代之治水
广州近海，自古以来每年都有台风光顾，经常都会下暴雨。前些天的台风“山竹”过境，广州人不出户就已经能看海了。今天就和大家聊聊，古代广州来台风时，也会被淹吗？古代广州有哪些防涝排水的措施呢？ 古代中国排水的经验 古代排水系统主要用于防洪、治河、灌溉、城市供水和废水处理等。只有在民居聚居的都城才会有比较完备的排水设施，将污水和雨水排入沟渠，导入自然水体，同时还兼具了防洪排涝的作用。 考古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2300年就有了城市排水系统的建造，在河南平粮台古城遗址中发现的最早排水设施是利用陶器制作的铺设在街道下面的陶管地下排水系统。大约公元前2000年，大禹因治水有功登上王位，他所倡导的“水在于疏而不在于堵”也是中国最早的排水理念。 平粮台古城遗址中的陶排水管道 汉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的时代，其都城长安城占地35平方公里，考古发现该城建有一套复合的排水系统，具备供水、排水、蓄水、船运等功能，由绕城河道（长26公里）、穿城河道（9公里）以及众多池塘连为一体。生活区蓄积起来的雨水和废水经过地下沟槽、管道进入由多种城市排水设施组成的主系统。这种排水系统在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建设中被广泛采用，今天的南越王宫署遗址中还可以看到汉代的排水管道、渗井等排水设施。 北宋时期的都城汴京是汉朝以后中国古代城市水系统建设的典型例子，这时的水系统由“河流、护城河、池塘和排水沟网”组成，后世多采用这一排水模式，著名的紫禁城即为这种模式发展的典型例子，五百余年来几乎没有暴雨积水的记载，这些古老的排水系统时至今日仍发挥着作用。在2011年北京暴雨洪灾事件中，暴雨洪涝主要集中在西三环和西四环之间，而二环内的古城区因为有古老的排水系统而受灾较轻，紫禁城则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古代排水系统的防涝功能由此可见一斑。 紫禁城排水系统示意图 广州古城位于珠江水系的西、北、东三江汇合处，是一座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困、因水而荣的港口城市。建城两千多年来，广州城的发展与水息息相关， “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是古代广州人对理想城市格局的描述。 由于水系发达、雨水充沛，因此古代广州可以说是一座“河道如巷、水系成网”的水城，城市的排水设施也充分利用这些水系，形成了以珠江为主干，以地上河道、濠涌、湖泊、沼泽为支线，以地下水系为纽带的水井体系。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南越国时期的木构水闸、南汉国时期的水关遗址，以及宋以后沿用至今的六脉渠均为古代广州用于防洪防涝的排水设施。 古代广州治水的经验 在古代广州，同时起到排水和防洪作用的系统有：城濠、湖泊、六脉渠、干支两级排水沟、渗井、纳潮等系统。筑城墙不仅仅是为了防御敌人，也是防御洪水的来袭，为了方便排泄积水积涝，城墙还要设水关门闸。 南越国时期的排水设施 水关是古代城墙下供河水进出的隧道建筑，位于光明广场负一层的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就是南越国时期为了防止海潮倒灌而在江岸边建设的水闸。 木构水闸是两千年前广州城水利体系的枢纽工程，面积达3600平方米，同时也是世界上目前已发现的保存最完好、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古水闸遗址。 水闸所处的位置位于当时的珠江北岸线，其布局中间窄、两头宽，从北往南分“引水渠”、“闸室”和“出水渠”三部分，是一座由大批排列有序、纵横交错的“八”字型木结构建筑组成的水利设施。 由于水闸所处地势北高南低，闸室平面朝着珠江“八”字型敞开，洪水季节时城内的水可由城内排向城外；当珠江潮水升高时，水闸可闭合闸板防止倒灌；而当城内缺水时又可提起闸板汲江水入城内。因此其功能集防洪、防潮及排水的作用。 即使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南越国时期的这座木构水闸也是经过精心设计和修建的，其选址、布局、施工和功能与现代水闸的原理基本一致，具有较高的科技水平。而且从整个水闸规模来看，其本身所能承受的冲击力不是太大，也可推测出南越国时期的广州城较少出现洪涝灾害。 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 除了大型的水关工程，南越国时期的下水管道也开始得到普遍使用，在南越王宫署遗址中便发现了一套立体的排水设施。南越宫苑内列有整齐的排水管道，形成一整套纵横交错的地标地下排水设施，可将地表雨水、生活雨水迅速地排到地势低洼处，引向宫苑外。为了防止垃圾堵塞地下排水暗渠，宫署内还使用渗水地漏。 由此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广州城的建设就极为重视排水设施的建设。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渗水地漏及宫苑地下圆形陶管 南汉国时期的水关 南汉水关遗址发现在德政中路的西侧，此处为广州城的行春门，即东门。遗址建筑整体为长条形砖砌券顶的隧洞，砖筑呈八字形的敞口，入水口位于北面，宽度与券洞相同，出水口在南面。出入水口两头还有置有厚板与木柱构成的接引段，即在水口两旁竖立几根木桩，并内衬以厚木板。 虽然行春门水关建筑整体为砖结构，但最下层基础为密布的木桩，木桩之间用碎石夯实。木桩上面有有衬石枋，其上又铺设地面石。木桩、衬石枋、石板三者紧密相连，整体坚固合理。 行春门水关建于南汉乾和年间，其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引水入广州城，供城内居民饮用和洗涤；二是防止洪水和潮汐共同冲击导致的水患。这座水关在南汉时期曾经理过数次大修，由此可见当时广州城在防洪、防涝的排水设施上的智慧和用心，且其形制、作用原理和功能上均接近元中都水关，说明当时广州城的水关建设技术已接近三百年后的水平。 南汉水关复原图 水关底砖与券拱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宋至明清时的六脉渠 《羊城古钞》记载：“古渠有六，贯串内城，可通舟楫。使渠通于濠，濠达江海，城中可无水患，实会垣之水利。”这里指的是六脉渠对治理广州水患的重要作用。 六脉渠是用砖石砌成、上盖石板的大方渠，始自五代，形成于宋代，并使用至明清，宋代时指的是古代广州城内人工修建的六条蜿蜒曲折顺地势高低布置的城内排水渠道，到了明清随着城市的扩张、原有渠道的堵塞，六脉渠的分布也发生了变化，但六脉渠的存在基本保证了广州城免受暴雨和洪水的侵害。 宋代开始凿护城壕，并将城内已有渠系进行系统的整治，并命名为六脉渠，取中医“六脉畅通”之意，将水渠比作人的血管，可见其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宋代广州城由三城（中、东、西城）组成，这个时期的六脉渠顺地势呈南北走向，有五条集中在西城，其分布与走向大致上分成“左三脉”和“右三脉”。元代六脉渠基本与此一致。 由于明代广州城三次改造和扩建，因此明代市内的渠道虽沿袭“六脉渠”之名，但位置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个时期的六脉渠是干渠，此外还有无数像毛细血管的街渠流入六脉渠，再排出城濠，形成了由四级水体组成的广州城排水系统：街渠→六脉渠→城濠→珠江。 到了清代，广州城的城市形态和渠道走向基本延续明代，但渠道淤塞情况更为严重，位置复杂多变，这个时期治理水患的官员也在努力恢复原本“六脉渠”的排水系统，但是无法完全解决水患，只能屡疏屡湮。 民国时期，由于民房侵渠、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导致六脉渠最终衰落，被改造为暗渠，成为排污的下水道。 至此，而广州城“六脉通而城中无水患”的历史已经终结。 广州城水系变迁示意图 为何广州容易遭水患？ 广州城位于亚热地地区，且位于珠江三角洲水网之中，局部地势低洼，降雨集中，因此广州城水患的方式主要是内涝，短时间突然袭来的暴雨和山洪无法迅速排出城外从而造成灾害，造成内涝的原因一般认为是上游的洪水以及海上潮汐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于广州城水患，最早记载是东晋（393年）时的“三月始发大水”，此后关于水患的记载都极为稀少，直至嘉靖中期之后记载明显增多，大约每50年会出现30±5次的水患记载。由此可见，古代广州城每逢暴雨便会“水浸街”情景并非一直如此。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时代越往后，人口、建筑越来越密集所致，另一方面与排水设施的科学布局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作为广州城“大动脉”的六脉渠在明清时候由于民房侵渠而逐渐淤塞废弃，原本排水畅通的城市格局发生了变化，最终导致了明中期以后广州城水患的加剧。历史上广州城最严重的一次水患发生在1915年，各地堤坝全部溃决，为两百年一遇，俗称“乙卯大水”，大水从7月11日到7月18日持续七天，珠三角地区受灾人数达到379万人，此时城内的排水系统完全无法发挥作用。到了今天，更是花费几百亿专项资金整治排水系统都无法避免广州城“水浸街”的命运。 1915年广州城“乙卯大水” 从南越国时期的木构水闸、南越国宫署的下水道设施、南汉国的水关以及宋以后科学系统的“六脉渠”，事实证明居住在广州城的居民们对排水防涝一直有着高度的警惕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地矛盾越来越严重，排水系统跟不上大兴土木的脚步，以至于如今的广州城居民每逢大雨都要面临水浸街的困扰。 “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但愿这种理想的人文居住环境能再度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关菲凡 广州城六脉渠研究 冯永驱 世界上最早的木构水闸 余蔚茗 中国古代排水系统初探 郑晓云 古代中国的排水历史智慧与经验 刘 卫 广州古城水系与城市发展关系研究 唐文雅 广州地区历史上的水患特征及当今对洪涝灾害的防御
2018-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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