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均为李鸿章所提携
我在1981年写的《论盛宣怀》一文中说过：“袁世凯和盛宣怀，同为李鸿章所赏识和重用。袁一世凯在军事、政治上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盛宣怀则主要是李鸿章的经济设施方面的属意人。”[1]要了解盛宣怀与袁世凯的关系，首先应该了解他们同李鸿章的关系。
首先谈盛宣怀与李鸿章的关系。还在盛宣怀青年时期，李鸿章就说过：“盛杏荪机智敏达，而乏毅力，其条陈固欲办大事，兼作高官，官既未操左券，事又无从着手。”[2]所谓“办大事”，在当时莫过于举办洋务工商业和参加外交事务。李鸿章明白，只有把 “大事”办得有相当成效，才能达到“作高官”的目的。李鸿章就是按照这个路子培养盛宣怀的。
李鸿章对盛宣怀的培养着重于洋务工业，但也不忽视官场实践。盛宣怀在1870年随李鸿章办理天津教案之后，1876年即成为李鸿章谈判“滇案”的得力助手。“滇案”议结，盛即被派驰赴上海，办理关于英国越权修筑吴淞铁路事宜。通过办理“滇案”和吴淞铁路两次外交活动，李对盛的评价大大提高。他赞许盛“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由于轮船招商局等企业经营有方，李鸿章向清廷介绍盛宣怀时，称赞他“经办各事，皆国家富强要政，心精力果，措置裕如”，从而作出了“加以历练，必能干济时艰”的期许。[3]
从此以后，李鸿章在对外交涉时，屡有盛宣怀随从。盛起了参谋的作用。例如，1884年李鸿章与法国谈判越南问题时，盛自始即“参预机宜，靡间听夕”[4]。这时李拟提盛为天津海关道，为此制造舆论说：盛宣怀是“堪胜关道，兼备使才”的理想人物，建议清廷“先试以通商繁剧之地”。[5]不到一个月，天津海关道周馥“病体增剧，不能勉支”，李乘机荐举盛宣怀“暂行署理”。[6]虽然在职仅四个月，盛即“因法事上书开去署任” [7]，但是却得到了任职关过的锻炼。
李鸿章对盛宣怀“开六署任”衷现了非比寻常的关心。他一方面对盛表示同情，认为“时以为屈”，另一方面，“密许周道升任时尚可栽培。”盛感激涕零地表示白己并非木石，“岂不知利钝悉出裁成，“一升沉早听甄陶。” [8]周馥何时调走难以预卜，李鸿章乃于1886年初冬委任盛宣怀为山东登莱青道兼东海关监督，以此作为过渡。
李鸿章对盛宣怀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在刘定和经营洋务企业方面。
盛宣怀参加兴办近代企业最一旱是在轮船招商局，但独当一面却开始于1875年开采湖北煤铁。当时李鸿章对他期望甚殷，一开始即告以办厂方针：“确有把握，始可设厂试办”，在规模上应由小而大，“渐求扩充”。[9]当盛宣怀遇到困难动摇时，李鸿章及对提醒他“鄂厂矿务，……成败利钝，动关大局，一涉颓沮，势必旁观窍笑，后来裹足”。当盛宜怀要求放弃鄂北另图发展时，李又告以如果鄂矿“规画难成，不得已而改图北来，谋其后者将谓不克取效于南，亦必不能取效于北”，鼓励盛必须站稳这块“立足之地。”[10]李鸿章之所以看重鄂厂，是要把盛所办矿厂作为典型推广，他甚至要富有办企业经验的唐廷枢主持的开平媒扩也要“仿办”鄂厂。[11]
李鸿章对盛宣怀如何办好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也提出了具体要求。他提醒盛宣怀：“招商、电报两局均系执事倡始，今电局有利无弊，举国皆知，而商局绵绵一线，不绝如缕。足下住年且曾因此得谤”；同时激励他：“所冀振刷精神，破除情面，以廉静寡欲为体，以综覈名实为用，做成铁板模样，使来者确不可移，庶商务蒸日上，执事既雪前耻，而鄙人维持斡旋之苦心，亦可无负。至于寂寞身后之名，不知谁何之誉，一笑置之可耳。” [12]由这段话可以看出李鸿章对盛宣怀的关切和期望。
对经营洋务企业和作官的关系，李鸿章对盛宣怀也有明确的指示。1886年，盛宣怀急于去北洋谋官做，因而不专志于招商局。李鸿章开导他说：“正当商务转抉关键，台从应暂留沪主持，以冀渐收实效。做官不如做好官，时至自为之，其权不在我也。”[13] 这是对盛宣怀示意：现在不必急于做官，把洋务企业办有相当规模和坚实基础，不愁没有“好官”做。
在锻炼和培养盛宣怀的同时，李鸿章不断向清廷推荐和赞誉他的才干，使当轴者对盛宣怀有了深刻的印象。他称赞盛宣怀，办招商局“历年与洋商颉颃，挽回中国权利，关系通商大局，该道力任艰巨，为人所不能为。” [14]办电报“事属创始，而规画精审，调度悉合机宜，”将各省正线改为商办，俾公家久享其利，商人亦获什一之盈”，这对于外御侵权，内惠军政、商务起了很好的作用。[15]盛宣怀能“为人所不能为”，做了前人未曾做过的事，而且卓有成效，为发迹打下了基础。在任登莱青道、津海关道之后，盛宣怀从1896年开始发迹，先后督办铁路总公司、汉阳铁厂、中国通商银行、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被授予太常寺少卿和专折奏事特权，从此扶摇直上。
袁世凯亦为李鸿章所提携，但与李鸿章的关系不如盛宣怀与李鸿章密切。
袁世凯于 1881年投奔吴长庆军，在1882年“壬午兵变”和1884年“甲申政变”中崭露头角。李鸿章乃推荐袁为“总理营务处会防朝鲜防务”。这是袁世凯与李鸿章关系之始。1885年，李鸿章又以袁世凯护送大院君回朝鲜和所谓“保护东土之功” [16]等事，推荐袁接替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的职务，并在“商务”二字之前冠以“交涉”字样，说是 “优其事权”，“略示预闻外交之意”。袁世凯因此俨如驻朝公使。诚如李鸿章所说，以一个“官秩较卑”者，得到“超擢衔阶”，实出自逾格慈施”。[17]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赏识非比寻常。当朝鲜有人怀疑袁世凯“阴助是应”，请清廷调回袁氏时，李鸿章极力保举并告总署说：“若轻信谣啄，而使任事者抱不白之冤，以后稍知自好顾全国体者，孰敢蹈此危机哉!” [18]
然而，甲午战争使袁与李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袁世凯因在朝鲜临阵脱逃而遭谴责，李鸿章因对战争失败负有责任和签署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而失势。袁世凯为避过风头和另谋发展，企图改换门庭。而这时的盛宣怀与袁世凯一样，暗中也在极力另找靠山。当时，王文韶在李鸿章之后继任直隶总督。盛宣怀与袁世凯很自然地投靠了王文韶。王文韶的幕后支持者是慈禧亲信的实力派荣禄。因此，盛、袁投靠王文韶是名，投靠荣禄是实，但他们仍然同李鸿章保持某种关系。
二、政治观点一致并相互援引
李鸿章失势之时，正是盛宣怀和袁世凯发迹的开端。而盛、袁间的关系，诚如盛宣怀对袁世凯所说的“生平知己，文忠而后莫如我公”[19]，盛、袁之所以在甲午战争后成为“知己”绝非偶然，除利害与共外，是由于他们对很多现实问题看法一致。兹举数例：
第一，甲午战败后，朝野上下出现了以改革军制、筹饷练兵为急务的呼声。盛、袁都是这个潮流中的佼佼者，而且观点基本一致。袁世凯于1895年秋冬之交向李鸿藻上书谈练兵事，“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虑者，在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为今计，宜惩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在军队整编中应“延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酌改革”。在经费方面，要“开源节流”，“骄、饱、疲、懦诸军即须遣散”，“拟留各军认真检点，分别减汰”，以节饷费。在培育人才方面，主张“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20]不久，袁世凯参照湘淮军制和德国兵制，拟订了《新建陆军营制饷章》等文件，很快于是年终取得了编练新建陆军的要职。
大约在袁世凯上条陈一年之后，盛宣怀上《条陈自强大计折》对练兵、筹饷、育才作了系统论述：“国非兵不强，必有精兵然后可以应征调，则宜练兵；兵非饷曷练，必兴商务可以扩利源，则宜理财；兵与财不得其人，虽日言练，日言理，而终无可用之兵，可恃之财，则宜育才。” [21]他的主张与袁世凯如出一辙。因此，盛宣怀对于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非常重视，认为这正是他自己想要办的事。他为此热情地致书袁世凯：
“宇宙大势，强兵为先。昔之所谓有用之练勇，今皆变为无用，外人直视中国无兵矣!此次召对，蒙询兵事，宣以功亭（聂士成——引者）与公两军奏对。但言兵数太少，宜将各省绿练全裁，画分十镇，练三十万人，军制一律、器械一律。奉旨交议。” [22]盛宣怀不仅在裁绿练，建新军，统一军制、军器等方面与袁世凯看法相同，而且在皇帝召对时推崇袁的新建陆军，建议增加兵额。[23]这些都是袁世凯所欢迎的，袁当然以盛为“知己”。
第二，盛、袁对戊戌变法的观点与态度也是一致的。康有为和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以开民智，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为主要的政治目标。盛宣怀虽然也讲变法，但他主张的变法纲领与康梁不同，即只变工商之法，不事政治改革。这与张之洞所讲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是大体相同的。袁世凯所鼓吹的维新变法则与盛宣怀相同。所以他认为：“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主持，方可仰答圣意。”[24]至于对维新派的态度，盛宣怀公开表示不合作，袁世凯混进维新派而又背叛了维新派。
第三，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期间，他们的基本认识和主张是一致的。盛、袁对于剿拳，惩凶，护使，不援京师，以及“东南互保”等问题见解完全相同，这是众所周知的，不再赘述。这里只以阻止订立俄国专约一事加以说明。
在八国联军入侵期间，沙俄独自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并乘辛丑和约尚未签订，逼迫清政府订立超越“和约”权利的条约。如果签订这样的条约，可能引起列强干涉和“效尤”。盛宣怀为了实现“互保”原则，力主拒签俄约。他为此不惜对“恩师”李鸿章施加压力：如俄约签订，“列邦以恶名加于俄，中外复以庇俄之名加于中堂，后世论者谁复曲谅!”“万一画押后另有波折，师亦无以塞责。” [25]盛还致电谈判使臣杨儒，阻止签约：“如此约果定，各国另生枝节，中外集矢，窃为公危。”盛宣怀阻止签订俄约，是征得袁世凯同意的。他曾就此事问策于袁世凯。[26]袁同意盛的意见，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先订俄约，各国效尤，“协而谋我”，其祸不可胜言。[27] “我如坚拒，俄技自穷”。 “倘竟押允，各国执词分割，我将无可拒答”，“熟筹利害，断不可允”。[28]袁世凯为此提出建议，一是“请杏兄先密商日、英、法各总领，切托电其政府速复，我以切实办法，据以入告，尤可动听，兼可助胆。”二是“现宜急化全权（指李鸿章——引者）成见，请杏公速设法。” [29]这两点建议与盛宣怀的主张是一致的。
第四，在八国联军入侵期间，他们用“变法”迎合各国之意也基本相同。为什么要变法，盛宣怀说是“使天下晓然共知朝廷有实事而非官话。” [30]袁世凯讲得更明确；“变法中有必须急办者，不妨先行数事”，“务使中外士庶咸知朝廷绝不顽固，决不仇洋，必可有益和局。” [31]他们所主张的变法，内容也基本相同。盛宣怀以“定陪京，改官制，变科举”和“屏邪佞，化畛域”作为新政纲领。袁世凯则认为：“新政千头万绪，“大要必由用人入手。现在由破格中求通才，将来由学业中求真才。取士之道，必须改学校之法，必须加繁密之文，必须删欺私之见，必须除冗散之职，无益之费必须认真裁汰。” [32]他们的主张都不涉及民主政治问题。
至于商务方面，袁与盛当时的观点也没有大的出入。盛宣怀被授为会办商务大臣时，袁世凯去信说：“愚见整饬商务，必须官商一体，扫除官习，提倡保护，官力任之，始可日有起色。杏兄昨承新命，附贡一得，未知有当尊意否?” [33] “官商一体”、“官任保护”，正是盛宣怀一贯的主张。
由于盛宣怀与袁世凯对许多问题看法基本一致，后台靠山又大体相同，他们当然互相推许，互相援引，以便攫取更大的权力。在这方面，盛宣怀采取了主动的姿态。还在1900年夏“东南互保”时期，他首先向袁世凯表示：“合肥老矣。旋转乾坤，中外推公。” [34]袁则推崇盛：“惟有公任司农，香入枢府，弟等极力奉行，或可取信于人。” [35]从后来许多事实看，袁世凯推崇盛氏是虚晃一枪，而盛宣怀援引袁氏确有相当诚意。对于袁世凯迅速晋升，盛宣怀曾经助他一臂之力。或许盛宣怀认为，李鸿章死后，由袁继任对自己更为有利。李鸿章死后，“中外推公”的许诺提上了日程。
还在李鸿章的死讯传出之前，盛宣怀即电告袁世凯：“傅相”病势甚危。北门锁匙，微公莫属。” [36]与此同时，盛向清廷推荐袁世凯：“俄约未定，天津未还，直督一席，慰亭颇负众望。” [37]他认为只有借重袁世凯的声望和力量，才能抵制签订俄约，索还尚被联军占领的天津，而这两件事是平衡各国关系以及实现和平的具体标志。盛宣怀还认为，“现在商约亦吃重”。“西人最势利，商务大臣既出缺，若再另简，势必难办。” [38]因此，袁世凯接替李鸿章任商务大臣也是很恰当的。他把袁世凯的作用与李鸿章同等看待了。
然而袁世凯却表示“断难当此”。这绝不是说能力不足以胜任，而是另有附加条件。他复电盛宣怀，声称一旦交卸山东巡抚，“山东必乱又如奉天。奉、齐均失，直何能支。无益大局，且有大损，断断非计。”[39]这就是说，奉天已在俄国手中，如果离开山东抚任，山东也将同奉天一样被德国占领，那末直隶就危险了。言外之意是如果调任直隶总督，山东必须仍在我袁某掌握之中。盛宣怀深得此意。他向袁世凯保证：“安师 （张人骏_引者）继任，仍可归公调度。知人则哲，朝政大有转机，不仅为畿疆庆也。”[40]从而满足袁的要求。两天之后，盛宣怀就此向荣禄慷慨陈词，“慰帅谓东奉若为他人有，直亦难存。诚哉此言。”“吁恳天恩俯允山东一省关系南北枢纽，特降谕旨，暂归直省兼辖。” [41]盛宣怀许愿在先，然后才向清廷提出建议。由此可见他在清王朝的地位和影响之重要程度，也可以说明他认为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对自己更为有利。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盛宣怀的预想错了。
三、对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争夺战
客观事实的发展变化所以超出盛宣怀的预想之外，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他与袁世凯各有一套打算和目的。他们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有时相互利用和援引，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发生矛盾，甚至直接冲突。盛宣怀要通过兴办洋务企业增强经济实力，进而实现升高官的愿望；袁世凯则企图控制军事力量，逐步达到大权独揽的目的。谁不利于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会成为他们斗争的对手。在盛宣怀看来，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任直隶总督兼署北洋大臣、商务大臣，比较有利于达到自己的目的。袁世凯也很清楚，由盛宣怀出面推荐他继任直隶总督是很有力量的，而这个职位，无疑是他进一步发展军事政治力量以便攫取更大权力的关键。然而盛宣怀没有想到，袁世凯为了发展实力，需要谋取财源，他看中的正是盛所经营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他们配合最默契的时候，也就是他们之间开始酝酿矛盾危机的时候。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不到一年，即向盛宣怀发动攻势，把他长期经营的轮、电两局夺归己有。
1902年10月24日，盛宣怀的父亲盛康病死。清政府乘盛宣怀须开缺守制之机，拟派张翼督办轮、电两局，以便“归入户部筹饷”之用。盛宣怀坚决反对。他自然想争取袁世凯的支援，于是电告袁氏说：“轮电发端于北洋，宣怀系文忠所委，并非钦派。”“二十余年不过坚忍办事而已。至于利息盈亏，皆股商受之。局外不知，辄以独揽利权为诟病。时局如此，亦甚愿藉此卸肩。”但他认为张翼是向英国出卖开平煤矿的罪魁，因此请求袁世凯：“公督办商务，此为中国已成之局，公即意在维持，愿勿令其再蹈开平覆辙。伏乞主持公论。” [42]
正想插足轮电两局的袁世凯，当然不会同意“钦派”张翼督办并“归入户部筹饷”，但也不会如盛宣怀所言“主持公论”。他当即复电：“留侯（指张翼——引者）接局，鄙不谓然”，“当电京阻止”。[43]同时他又直接电告主持招商局局务的沈能虎，“商局创自北洋，拟奏请仍由北洋维持”。[44]11月下旬，袁世凯由河南来到上海，与盛宣怀面谈。这时盛宣怀又棋输一着。盛希望在“守制”期间，“仍如从前北洋不过会委总办，毫不掣肘” [45]，所以他直截了当地对袁世凯说“船宜商办，电宜官办” [46]。他声称“某本不愿利权久操，为世指目” [47]，表面上似乎是恬淡寡欲，与袁的分歧不大，实际上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当袁世凯从上海北返京津不久，盛宣怀即函告友人云：
“项城过沪，力劝解去利柄，到京即有收回电线、整顿招商之举。在制本应：去差，但以后华商恐更寒心。官办电线尤不利军务。” [48]
他又致函陆宝忠说：
一身毁誉利钝早付度外，但似此情形断难办事。日本商务大旺，中国只两公司，而十手十目，必欲毁之而后快。轮船归北洋主持，尚无大碍，电线改官办，本愿如此。但商人成本二百数十万，若不付给现款，恐股票即为外人所得。此目前之一弊也。……有事之秋，官线必被外人占踞，……（商线）仍可通电毫无阻滞，机密绝无迟漏，改归官办，非有强兵力不能自守，则他人通消息而我不能通。此军务之又一弊也。[49]
据此可知，盛宣怀认为招商局督办一职不应“去差”，电报局不宜归官办。可见盛宣怀当面向袁世凯表示“船宜商办”是真情，但不同意“易督办”；至于“电宜官办”，完全是不得已的假话。
然而，袁世凯宗旨已定，不管盛宣怀有什么理由，他总要将轮、电两局夺归己有。他表面上似乎很关心盛宣怀，说：轮、电“化商为官，公免受累受谤”；又说：“此行察看内情，公受病惟在船、电，人注意亦在此，谋者尚不止留侯。……以公才资，久当开府，困于庶事，实在可惜。果能趁此摆脱清楚，亦同志之幸也。请公留意!” [50] 盛宣怀对于 “以公才资久当开府”，当然是听得进的，但说握有轮、电两局是“困于庶事”，应该“趁此摆脱清楚”、“化商为官”等等，则是反对的。于是盛宣怀拿出两个法宝来对付袁世凯。
第一个法宝是轮、电两局与汉阳铁厂要互相“挹注”。盛宣怀向有关人士制造舆论，说轮、电两局是“肥壤”，铁厂是“瘠土”，铁厂的股商“皆轮、电、公司之商人也”，“厂矿与路工互为济用,而轮、电商本又与厂矿相为钩连”。[51]夺走“肥壤”，留下的“瘠土”是不能持久维持的。盛表示，以前对汉阳铁厂“所以敢于承办者，因有轮、电两局可挹注耳。”如果“轮电两局接济之路已绝”，要把铁厂办下去，只有借洋债一条路了。这有悖于当年接办时“不让洋人执政”的初愿。因为照袁世凯的规定，铁厂借洋债不能用轮船招商局的财产作抵押，而“仅以厂矿作押，不准外人执政断办不到。” [52] 这就是说，要么袁世凯将汉阳铁厂也接过去，要么轮、电两局仍归盛宣怀督办。
然而盛宣怀心里明白，轮、电两局归北洋管辖势在必行。招商局商办只须换一个督办，盛虽有异议，但也无可奈何;问题集中到电报官办还是商办?对电报官办，盛宣怀虽已“首肯”，但心里是不愿意的。于是盛宣怀暗地上书荣禄：“电报改归官办，久
有此议”，但迟迟未能实行，是因为商办电报于国于民都有利，特别是在外人入侵之时，“官局必为他人占夺”，商线却可以照常营业。“如庚子年尚能设法通电”，就是明证。其他如英、俄等国侵权设线，均曾以“商力坚拒”为名，维护了主权。至于“轮船公司;纯是揽载与洋商争利，各国确无官办者，似应仍听商办”，而且应“隶入商部”，不能归北洋管辖。[53]这分明是要拆袁世凯的台。电报局仍归商办，招商局商办而且归商部管辖，袁世凯的算盘就落空了。
盛宣怀的第二个法宝是，电报局收归官办时，一定要付现款以慰商情。为了达到电报仍归商办的目的，盛宣怀以商民代表和商民利益卫护者自居，对左都御史陆伯葵说：“从前下走办理轮、电，股份皆我招，日与华商周旋，名为商人之督办，实为公司之首董。气脉息息相通。”所谓“公司之首董”，他解释为并非“官督办”，而是“商督办”, [54]因此不能不为商民讲话。他论证官办就是攘夺商利说：“众商二十余年之股业，先十余年息甚微，后十余年余利均作造本,亦未将公积悉数分派。” [55]现在情况不同了，利高息厚，既用不着“均作造本”，公积又多。“官场视为利之所在”，必欲得之，岂不是夺商民之利。如果袁世凯一定要收归北洋官办，必须“厚给商人”，即按股票市价另给利息以为补偿。据光绪二十八年三月计算，21省电线值银250万两，则电报局股票面值100元者价值达150、160元，因为“中外买者纷纷”，尚有上涨的趋势。盛氏将总帐面交袁世凯，要他按自己计算的数目付款，“以免阻塞商务”。[56]盛宣怀并进一步呼吁：商界听说电报收归官办都很着急，“内有一百五六十元七八十元买得者，更比老商着急”。他警告说：现在“洋商觊觎，颇想从中攘夺”，如不按股票市价另加利息付给现款，“恐股票为外人所得” [57]，电报将要落入外人之手。
盛宣怀强调要按照股票市价加利息付给现款，打中了袁世凯的要害。袁世凯财力不敷，因而针对盛宣怀的条件大打折扣：一是“筹款难足，愿令（商民）附股一半”，二是另一半股价“尚须核减”，并用“徐图转圜”的话敷衍商民。这就暴露了袁世凯利用商本实行官办的企图。盛宣怀就此揭露袁：“所谓‘徐图转圜’者，闻尚不肯独担失商情之恶名”, [58]于是不失时机地攻击袁世凯的弱点。他致书袁世凯，讥讽袁关于电报归官办的奏折为“中外钦佩”的“煌煌大文”,反对“附股一半”的办法：“承电示估计尚须核减。
鄙见若就陆线二百四十万悉数买回，计线路三万五千里，通扯双线即有六万数千里，遍天下杆枝，均已造齐，并有津沪海线，恰克图出洋线，报费年胜一年，以后无大工程，且不须给商利，约计数年即可归还二百四十万两之款。国家坐收现成之利，而商人得归票值之本，似系两全之法，毫无葛藤。……嗣闻尊处筹款难足，愿令附股一半，当即将钧电摘要行知总董，谕慰股商。……闻签名不及四分之一，其中愿领回股票者居多，其说日，官办之后，一虑多提报效，一虑不能如商办时股票可随时押卖当作现银用也。” [59]盛宣怀一方面提醒袁世凯“附股一半”的办法显然行不通;同时又进一步揭穿了袁世凯玩弄的手腕：一是袁世凯曾就电报事电告张之洞“款已筹齐，定归官收”;二是袁世凯曾向沈能虎表示招商局“只要易一督办而已”。[56]
不仅如此，盛认为袁世凯在汉阳铁厂问题上也在耍花招。本来袁世凯只要轮、电两局，不要铁厂，但后来又制造接办铁厂的舆论，盛宣怀就此告诉友人：“今之议者，皆云铁厂亦宜交慰帅一手办理;读慰帅来电亦愿自任。” [61]盛宜怀曾经用汉阳铁厂同轮、电两局一起交割以示威胁的，但接到袁世凯对铁厂“亦愿自任”的来电时，却又改变了主意。他借“中外谣言”警告袁世凯说：“皆谓我公以石压卵，将来不仅撤此两局己也。” [62]
盛宣怀与袁世凯争夺轮、电两局的结果是，轮船招商局督办一职被袁的亲信杨士琦夺去;袁世凯的“电报归官”主张没能得逞，而于1903年1月15日被任为督办电务大臣，原直隶布政使吴重憙任驻沪会办大臣，接收了电报局。电报局因此成为“商本官办”之局。
盛宣怀与袁世凯争夺轮、电两局的较量，以袁胜盛败而暂时告一段落。若论谁是谁非，那么盛宣怀基本上是按照资本主义经营原则经办轮、电两局的;袁世凯则把轮、电两局视同北洋私产，经营必然违反商业原则。1906年，盛宣怀就此揭露说：北洋对于电报“一听局之挥霍，商股不得与闻” [63]。至于轮船招商局,情况更糟。据盛宣怀说 “北洋专为剥削”[64]，“派总理会办多员，渐失商办本意” [65]。这就使轮船招商局不仅没有进步，反而“亏耗”颇巨。
1908年春，清政府将电报局收归官办，这时盛宣怀被授为邮传部右侍部，电报局在他直接管辖之下。同年秋，光绪帝和西太后先后死去，袁世凯被清廷撵回老家“养疴”,盛宣怀趁此机会将轮船招商局组织商办，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盛当选董事会主席，把失去六年之久的招商局又夺了回来。对盛宣怀来说，电报局是“明失而实得”招商局是“失而复得”。
四、“化干戈为玉帛”与“易地以处”中的较量
袁世凯被罢黜之时，正是盛宣怀进一步高升之际。1911年初，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皇族内阁成立后任邮传部大臣。但因铁路干线国有案，盛宣怀遇到挫折。随着保路风潮和武昌起义爆发，资政院集矢于盛宣怀。这时他想起了袁世凯，认为只有他能担当镇压革命之任。
对袁世凯的反动才干，盛宣怀知之最深。1905年以后资产阶级革命起义频仍，他们尽管还在为轮、电两局“交战”，但在当时形势下，盛宣怀还是把袁世凯与张之洞并列为“环顾吾曹”中之佼佼者，大事渲染。[66]迨辛亥革命前夕，盛、袁为轮、电两局交恶的问题已经解决。盛宣怀又称赞袁善于用人，“颇不吝赏”，认为此公“倘能化私为公，其凌厉无前之慨，何不能措天下于治手。” [67]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清王朝危如累卵的情况下，盛宣怀更要瞩目于袁。盛以此商诸端方，端方云：“非有慰帅其人者，万不克镇压浮嚣，纳诸轨物。” [68]这正是盛宣怀的看法。武昌起义爆发以后，盛宣怀随即主动与袁“化干戈为玉帛”，重修旧好，并积极劝袁世凯出山为清廷效力。然而袁世凯另有打算，声称：“衰病侵寻，入秋尤剧。俟见电钞，拟请另简贤能。” [69]盛宣怀再三恳求：“此乱蓄之已久，若不早平，恐各省响应。公出处关系中原治乱，并请默念此身负环球重望，岂能久安绿野。与其迟一日，不如早一日。万勿迟疑。” [70]袁世凯复电云：
“鄂变尽变，库款全失，赤手空拳，用何剿抚?……各路援军在鄂境应归敝处节制者，现有若干?” [71]这就是要求有充足的钱饷和兵权。
盛宣怀知道袁世凯用意所在，答应一切均能满足，并促其速行：“中外望公如岁。拨饷募兵无不照准。” [72]至于权力，当然“必须归一”，“大约公到，陆军大臣（荫昌）即可调回，以一事权。” [73]袁世凯赴武汉后几天，盛宣怀于10月26日被清王朝作为替罪羊下令革职，永不叙用。
从此以后几年，盛与袁的地位与辛亥前三年比较正是“易地以处”。盛宣怀从邮传大臣变成无一秩之官的平民;而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总统。在这种情况下，盛宣怀的处境是艰难的。但他老谋深算，善于平衡各方面的关系，仍然能平安度过余生，而且最终不失为比较有作为的企业家。袁世凯初任总统之际，舆论界有盛、袁“交恶”的议论。远在日本神户的盛宣怀立即向报界澄清。他声明：一、袁、盛两人不是“政敌”。 “袁总统与余二十年前老友，虽为同期官，然于甲午之前，袁使韩国，盛官直东。其后，袁开府入赞枢廷，盛往来沪汉，总司路矿。一在政治，一在实业，安得谓之政敌。”二、袁世凯并没有攘夺盛宣怀在招商局的权力。“招商局盛督办三十年，系北洋大臣李鸿章所派，后因丁忧辞差，袁任北洋大臣时，改派杨士琦总理，非夺也。”三、借李鸿章的亡灵抬高袁的威望。称袁素为李鸿章所“特识”，李“临终遗折力保袁世凯为替人”。认为袁“为李鸿章所恶”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74]以上三点声明，一、三两条确是事实。但第二条却是假话。当时，孙中山写信给盛宣怀：“现在南北调和，袁公不日来宁，愚意欲乘此机会，俾释前嫌，令执事乐居故里。” [75]由此可以看出盛袁确曾 “交恶”，而其中争夺招商局一事当然至关重要。但到民国初年，袁世凯已经成为总统，争夺招商局已经成为过去的一件小事，他不会耿耿于怀。究竟怎样对待盛宣怀及其事业，主要取决于盛对袁的态度。从盛宣怀一生作为看，他为自己的利益，必然本能地、自觉地满足袁世凯的需要。
首先，盛宣怀吹嘘袁世凯对招商局、汉冶萍两个最大企业保护有力：“民政府摧实业公司，汉冶萍、招商局几乎不能保全。幸赖项城之力” [76]得以维持。“招商局孙黄将欲强夺抵押一千万元，幸蒙（袁）总统大力保全，天下称颂。” [77]
其次，在宋教仁案和二次革命时期，盛宣怀完全站在袁世凯一边。宋案发生后，盛即致书孙宝琦称颂袁世凯：“总统移驻南海，示天下以镇定，此种手段（非）妙手何得之。宋案之后，谣言虽多，以弟看来，外强中干，人心不齐，断无用处。” [78]二次革命爆发后，他曾为袁军提供情报、筹集军饷。他告诉杨士琦：“彼党无能战之兵”,只要 “数千雄师早至，不难顷刻化有事为无事”，北军来时，“若过吴淞炮台，恐海军力足护，似可在川沙等处上岸” [79]，必可得手。
第三，盛宣怀对于袁世凯的颂词异乎寻常。尽管他曾经指责袁“援引私人”，才力有余而道德不足，但现在却一味吹嘘，“项城实一世之雄，论其才识经验断无其匹”。对于“中外皆恐其道德不足”的说法,盛斥之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并解释说：“实，现处君人之位，且三千年来第一人之位，何必再以机械胜。” [80]他说：“项城措置大局，举重若轻，实超轶乎汉高、宋祖而上之，方之华盛顿、拿破仑亦有过之无不及。其所最难者，兵不血刃，而一班自负伟人，均能从容从命，其用心亦良苦矣。然其积德累仁，亦无可比拟。”他祝愿袁世凯为首的“正式政府告成，当必能扩充用人之道,使人才辈出，再造天下。” [81]
以上这些，都是适合袁世凯意愿的。在盛宣怀一方也并非完全是假话。从历史看，盛对袁个人的看法大部分是真实的，而对于革命派，盛与袁的观点基本一致。在袁世凯任民国总统以后，盛对袁加码称颂，可以看作是他们较量的一个组成部分。盛所最关心的是，他长期经营的招商局、汉冶萍两大公司是否还能握于自己手中。在这方面盛宣怀使用了很巧妙的平衡方法。兹仍以他们曾经争夺的招商局为例加以说明。
辛亥以后，在混乱中如何处理招商局，基本上有两种意见：一是以杨士琦为代表，主张由政府接收和管理，实际上仍由袁世凯来控制的老办法;另一种是郑观应、庄得之等主张由华商收买或包办。盛支持后者。两种主张可以说是1903到1909年间盛与袁争夺轮、电两局的继续。盛宣怀认为，“自强必根于富足，富足必生于实业” [82]，“实业如航业、铁业已成之局，似不难于保守” [83]。由此出发，为了避免政府“强权干预”，收归政府管理，指示郑观应等人“速立股东维持会，结大团体，重举董事” [84]。他尽管认为“一班粤人盘踞其中，终难整顿” [85]，对粤人有厌恶之词，但还是希望号称粤帮“泰斗”的郑观应联合粤股并“会合各省股东，为阋墙御侮之计” [86]。也就是对付政府的接收。然而，盛宣怀知道绝无可能再象过去那样独揽大权，必须推袁氏代表领头。他颇有自知之明地表示：“闻各股东以鄙人老马识途，欲举会长，衰老之躯，奚能为力，如有此举，拟推泗州（杨士琦）为长，吾为次。” [87]这样可以减少来自袁世凯方面的阻力。这一招果然奏效，1913年6月22日，股东大会按照他的预期，分别选举杨、盛为正副董事会长，保持了招商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
至于汉冶萍公司，盛宣怀曾经策划过中日合办，但到去世前几年，他认为日本方面条件太苛，因而反对中日合办。特别是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盛宣怀坚决反对实为吞并的“中日合办”。这种态度是可取的。
盛宣怀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可以说是卓有成效。他在政治上虽有反动的一面，但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起了进步的积极的作用。袁世凯一生的主要活动是从事反动的政治、军事活动，形成了北洋军阀集团，摧残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社会进步有很大的破坏作用。本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盛宣怀与袁世凯之间这种不同的特点，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矛盾，有着相当程度的是与非的区别。这个是非是不可以不加辨别的。
【注释】
[1]见拙著：《晚清洋务运动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页。
[2]《致潘鼎新书》（光绪三年五月十九日），《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102页。
[3]《盛宣怀引见片》（光绪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49卷，第9页。《李文忠公全书》简称《李书》。
[4]盛同颐：《显考杏荪府君行述》（以下简称《行述》），《愚斋存稿》）（以下简称《愚稿》），卷首。
[5]《奏留盛宜怀片》（光绪十年四月十六日），《李书·奏稿》第99卷，第95页。
[6]《盛宣怀暂署津海关道片》（光绪十年五月），《李鸿章未刊奏稿》，上海图书馆藏。
[7]《盛宣怀致李鸿章函》（光绪十二年九月初一日），盛宣怀档案（以下简称盛档）：亲笔底稿。
[8]《盛宣怀致李鸿章函））（光绪十二年九月初一日），盛档：亲笔底稿。
[9]《李鸿章致盛宣怀函》（光绪元年十一月初五日），盛档。
[10]《李鸿章致盛宜怀函》（光绪三年七月切八日），盛档。
[11]《李鸿章致盛宜怀函》（光绪八月初二日），盛档。
[12]《李鸿章致盛宣怀函》（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盛档。
[13]《李鸿章致盛宣怀函》（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盛档。
[14]《盛宣怀调津关折》（光绪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李书·奏稿》第74卷，第30页。
[15]《盛宣怀请奖片》（光绪十一年八月十五日），《李书·奏稿》第 54 卷，第52页。
[16]《与朝鲜驻津陪臣金明圭问答节略》附件，（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李书·译署函稿》第19卷，第55页。
[17]上引文均见《派员接办朝鲜事务片》（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李书·奏稿》第 55卷，第 17页。
[18]《论撤换袁世凯》（光绪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李书·译署函稿》第 19 卷，第50页。
[19]《寄袁宫保》（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愚稿》第 58 卷，第80页。
[20]刘凤翰：《新建陆军》，第42页。
[21]《愚稿》第1卷，第3页。
[22]《致袁世凯函》（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二日），盛档。
[23]盛档：盛宣怀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二日《奏对日记》：“上问：督抚中亦有几个好的，总不能个个好，你看北洋练的兵可靠得住?奏对：臣看袁世凯、聂士成两军均照德国操法，大家说好，可惜人太少。”
[24]袁世凯：《戊戌日记》，《戊戌变法》（一），第 553 页。
[25]盛宣怀等：《寄俄京杨大臣》（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三日），《愚稿》第53卷，第3、4页。
[26]《寄东抚袁慰帅》（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愚稿》第95卷补遗72，第33页。
[27]《袁中丞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同上第50卷，第10页。
[28]《袁慰帅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三日），同上第53卷，第1、2页。
[29]《袁慰帅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九日），同上第52卷，第26页。
[30]《寄江督、鄂督、东抚各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同上第48卷，第28页。
[31]《袁慰帅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八日），《愚稿》第54 卷，第27页。
[32] [33] 《袁慰帅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同上第49卷，第2页。
[34] 《寄东抚袁慰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同上第37卷，第17页。
[35]《袁慰帅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七日），同上第48卷，第12页。
[36]《寄袁慰帅》（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同上第56卷，第27页。
[37] [38] 《寄行在王中堂》（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同上第28页。
[39]《袁中丞来电》（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同上。
[40]《寄袁慰帅》（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愚稿》第56卷，第28页。
[41]《寄行在荣中堂》（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一日），同上，第29 页。
[42]《寄开封袁宫保》（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三日），《愚稿》第59卷，第4、5页。
[43]《开封袁宫保来电》（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七日），《愚稿》第59 卷，第6页。
[44]盛宣怀：《寄李中堂》（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六日），同上，第8页。
[45]《寄李中堂》（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六日），同上。
[46]《致袁世凯函》（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盛档：《壬寅亲笔函稿》。
[47]《行述》，《愚稿》卷首。
[48]《寄长沙俞中丞》（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同上第59卷，第19页。
[49]盛宣怀：《致陆伯葵侍郎函》（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盛档：《壬寅亲笔函稿》。
[50]《袁宫保来电》（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愚稿》第59卷，第10页。
[51] [55]《致陈瑶圃函》（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盛档：《壬寅亲笔函稿》。
[52]《致赵竹君函》（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五日），同上。
[53]《上荣禄禀》（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同上。
[54]《致陆伯葵侍郎函》（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同上。
[56]《致陈瑶圃函》（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六日），同上。
[57]《致陈瑶圃函》（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盛档：《壬寅亲笔函稿》
[58]《致郑观察苏堪函》（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同上。
[59] [60] [62]《致袁世凯函》（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同上。
[61]《致赵凤昌函》（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五日），同上。
[63]《设电线沿革》亲笔按语（光绪三十二年），盛档。
[64]《致郑陶斋函》（宣统元年闰二月初六日），《盛宣怀未刊信稿》，第160 页。
[65]盛宣怀：《致陆中堂函》（宣统二年），盛档。
[66]《陆南书房都察院总宪》（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九日），盛档：《丁未亲笔函稿》。
[67]《寄吴军机函》（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盛档：《庚戌亲笔函稿》。
[68]《武昌端大臣来电》（宣统三年七月初五日），《愚稿》第80 卷，第8页。
[69]《彰德袁宫保来电》（宣统三年八月二十日），同上第87卷，第10页。
[70]《寄彰德袁宫保》（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愚稿》第87 卷，第10页。
[71]《彰德袁宫保来电》（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同上，第13页。
[72]《寄彰德袁宫保》（宜统三年八月三十日），同上，第23页。
[73]《寄彰德袁宫保》（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同上，第17页。
[74]盛宣怀：《向报界书面声明》（1913年3月），盛档。
[75]《孙总统来函》（1912年2月23日），盛档：《壬子亲笔函稿》附件。
[76]《致张仲炤函》（1912年3月13日），盛档，《壬子亲笔函稿》。
[77]《致孙慕韩函》（1912年7月15日），盛档：《壬子亲笔函稿》。
[78]《复孙慕韩函》（1913年4月11日），盛档：《癸丑亲笔函稿》。
[79]《致杨士琦函》（1913年7月22日），同上。
[80]《致天津孙慕韩函》（1912年5月13日），盛档：《壬子亲笔函稿》。
[81]《致孙慕韩函》（1913年6月20日），盛档：《癸丑亲笔函稿》。
[82]《致程雪楼函》（1912年3月18日），盛档：《壬子亲笔函稿》。
[83]《致吴蔚若函》（1913年2月18日），盛档：《癸丑亲笔函稿》。
[84]《复郑陶斋函》（1912年8月16日），盛档：《壬子亲笔函稿》。
[85] [87]《致孙慕韩函》（1913年6月20日），盛档：《癸丑亲笔函稿》。
[86]《复郑陶斋函》（1912年8月16日），盛档：《壬子亲笔函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