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学的科学性及对历史、历史学范畴的区分

　　谈起史学的科学性，人们很自然地说，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研究历史并做到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人们又会说：一切文明的社会历史，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等等。言下之意，文明社会是阶级社会、阶级斗争的社会，这就使人们理解为阶级斗争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所在，就是史学的科学性。 

　　其实，这是片面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固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但阶级、阶级斗争怎样形成，又起什么作用，那就必须将一切事件、人物置于历史长河规律中进行考察。整个历史表明，社会的前进与倒退、进步与落后、发展与停滞、促进与阻碍以及光明与黑暗等等现象，不是用阶级、阶级斗争所能概括和说明得了的。“前进……光明”等那些现象，不能认为都是被统治剥削者的功劳，而“倒退……黑暗”等那几种现象，并不都是统治剥削者的罪过。奴隶被奴隶主奴役压迫驱使作高强度劳动，创造了剩余产品，使另一部分人从事精神文明产品的创造成为可能，从而出现了文明社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既批判奴隶主的残忍，违反人道原则，但又盛赞他们通过这些手段创造了文明社会。封建社会农民阶级被剥削压迫得走投无路，铤而走险地发动农民反压迫战争，历次农民战争的破坏性是有目共睹的，其积极促进作用，还须通过统治者接受教训采取“让步政策”，实行休养生息达到新的繁荣而曲折的表现出来。被剥削的工人阶级创造了璨烂的文化，但没有资产阶级为追逐剩余价值和攫取尽可能高的利润，而组建一套科学管理制度和方法，并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胜不断改进技艺提高劳动生产率，企业是难以发展的。所以，剩余价值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推动科学技术大发展，促使社会飞速前进的强大动力。造成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的文明，工人阶级固然是主力军，资产阶级统帅之地位和功劳，难道可以不笔之于书么！马克思既批判资本的罪恶，同时又称赞资本主义创造了有史以来最高度文明。也即有人说的“既骂它，又赞它。” 

　　由此可见，社会的破坏与繁荣，倒退与前进，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同活动的结果，对社会作用大小好坏，不能以其属于什么阶级而定。本节上面所列“前进与倒退”……等等一系对称词，并不是说被统治被剥削者都列为“前进……光明”等积极的一边，而统治剥削者都列在“倒退……黑暗”等消极一边。因为前者的作为不一定都是积极的，后者不一定都是消极的。他们在社会发展中起什么作用，起多大作用，要以历史发展规律为准则加以判断。即他们所做的事，如果是社会前进所需要的，起着推动作用的，那就不管是剥削统治者或是被剥削被统治者，一视同仁地予以肯定与赞扬，否则也同样予以批判和否定。我把上述阶级分析和置于历史长河规律相结合，概括为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相结合。以这个观点方法衡量和评述历史一切问题，就是史学的科学性，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遵循的原则。 

　　写到这里，可以区分历史与历史学不同范畴，可以谈谈历史地位与历史学上地位、当时的是非与历史学上是非了。 

　　“历史地位”实际就是事件发生时的社会地位。历史地位的高低，不一定是历史学上地位的高低，当时的是非也不一定是历史学上的是非。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历史学则是正确反映史实规律的科学。当时以为是者，历史学不一定以为是，当时以为非者，历史学不一定以为非。何况所谓“当时”的是非，各阶级阶层各种各样的人的看法就很不一致。梁启超所说“举天下而恶之”和“举天下而誉之”（见梁著：《李鸿章》），这种人自古以来是没有的。那么，历史学家不以当时人的是非为是非，而是以全面贯彻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武器来衡量而定出是非，阶级社会的社会发展规律，离不开阶级和阶级斗争，但必须看到这种斗争对社会发展起了什么作用，是促进还是阻碍，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以这个标准衡量一切历史事件和人物，就不难发现历史地位高低和是非与历史学上地位高低是非的一致与矛盾了。孙中山的历史地位是崇高的，在历史学上地位也是崇高的，因为他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斗争目标，都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经济上发展新生产力建设工业国家，政治上建立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相适应共和民主国家……等等。洪秀全则与孙中山有异。他建立拜上帝会，宣称上帝之下人人平等，号召和组织人民群众的起义力量，转战十几个省，沉重地打击了腐朽清王朝，这显然是正义的行动，有较高的历史地位。然而，他的取向不是或基本不是中国社会所迫切需要的资本主义。而在奠都南京以后，虽仍然反侵略反清王朝，但逐渐以专制取代专制，以腐朽取代腐朽。以《天朝田亩制度》为代表所体现的平均主义，虽在一定时期起到动员群众起义力量的作用，但扼杀资本主义萌芽和人民生产积极性。是其主要作用。这样，历史学上对他们二人的是与非和地位的高与低，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 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有赖于理论武器 

　　我常常说，“我做学问最根本地说，可以用‘创造性’来概括。”为什么做学问“最根本”在于“创造性”或者说“创新”？这里从我对事物的认识谈起。 

　　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其结构是极其复杂的，但又是有规律可寻的。它们是遵循一定的规律在运动着，在发展变化着。这也就是说，它们是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变化运动的。人们为了生存，除必须与自然界作斗争以取得不竭资源外，在人类社会中，在人际关系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中，也必须不断地协调、调整。这就需要对客观存在加以认识。向自然界要资源，就必须对自然界的规律有所认识；社会上人际等各种关系的协调，就必须对社会规律性有所认识，只有不断地对客观规律加深认识，才能利用它们为人类谋福利。自然界也好，人类社会也好，被人们认识的只是其中极少部分。科学技术发达到人可以登上月球，但人对自身的认识还处于非常幼稚的时期。而况自然和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发展着。新鲜事物不断涌现，以往的有待人们去认识，新出现的也需人们去认识。所以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没有穷尽的。 

　　历史是已经过去的“往事”。历史是回忆往事，研究往事。既是“往事”，当然是已成定局，不再有什么变化。但作为反映它的历史学，却与所有事物一样，与所有各领域学术一样，是必然地发展变化的。这门学问涉及面极为广泛，除综合性通史外，可分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教育史、思想史以及社会史几大类，每一类又可分出一些专史，所有这些均有创新的问题。 

　　当然，创新不是任意妄为。根据我几十年的经验，根据建国后几十年间学术常受政治上“左”风影响的经验，创新必须要具有胆识。我的提法是“胆大而不妄为”。胆不大，就不敢创新，我之所以敢于“胆大”，因为我认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不妄为”是指越过马克思主义界线就不干。 

　　据上所述，科学有赖于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发展科学。坚持创造性与坚持科学性，关键在于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锐利的理论武器，有了它才能“胆大而不妄为”，也即创新而又不致越轨。这里所说的理论，除唯物辩证法外，就是经济学理论了。经济理论是分析解剖和探寻社会发展规律必不可少的利器。马克思没有专门关于辩证法的著作，辩证法寓于《资本论》之中。读了《资本论》既学了经济学理论，实际上也就是学习了辩证法。因此，这里强调经济理论决不忽视辩证法。相反，坚实的经济理论更能帮助我们融会贯通地运用辩证法。 

　　为什么必须掌握经济理论武器才能搞好历史学？得从社会客观存在谈起。 

　　上节已经讲到，社会现象非常复杂，千差万别似很凌乱，但实际上是有规律的在运动着。这个规律从根本说主要是经济规律，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的规律。经济关系决定阶级结构及其关系，决定政治、文化的状况，乃至人口、民俗风尚、家庭等一切现象，均同经济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过去又对经济起作用。社会一切斗争和变革，归根到底要反映到经济中来。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生产方式中去寻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下，第425页。）可见社会发展规律的根源，明显的或隐然的是经济规律在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客观存在。作为反映客观历史规律的历史学，归根到底应该是反映经济规律，对经济规律缺乏正确而深刻的认识和素养的史学工作者，其文章很难臻于上乘。看来经济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研究就有其必要性了。 

　　我早年攻治国学，对于对立统一、逻辑思维训练就较好。后来大力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经济理论，更多的致力于《资本论》的研读。我之所以特别注重经济学理论钻研，是由于我本来是教中国革命史的，革命史主要是讲授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等问题的，这些路线政策是客观规律归根到底是经济规律的反映，我在讲课中往往知其然而不其所以然，要知其所以然，必须在经济规律中寻找。有了较高的经济理论，许多社会历史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并能比较容易发现新问题，对前人的传统观点往往能提出挑战性的见解。例如：清政府所办军用工业，传统权威的说法是封建性、买办性、反动性，毫无资本主义性，我则写出论文说明这些军用工业具有资本主义性因而有进步性，从这里出发，洋务运动的一系列问题均须重新认识，很自然得出了洋务运动有进步性的结论。 

　　据我个人经历，掌握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在广泛的史学领域，在微观上有创造性见解，在宏观上也将有所突破。 

三、 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 

　　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以往的人和事及其发展过程，但很显然，现代的人去研究人类过去的事情，研究过去人们的活动，当然不可能与现实毫无关系。与现实是什么关系，我在《夏氏箴言手册》中写下如下一段话：历史学必须为现实服务，不为现实服务就没有存在价值；但必须从历史本身出发，阐明历史规律的前提下达到为现实服务的目的；如果从表面看史学同现实发生矛盾，毫不犹豫地服从科学。“服从科学”往往能更好地达到为现实服务的目的。 

　　这段话表述了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众所周知，人类探索和研究自然界和社会上一切奥秘或问题，以及所有活动，都是为了今天或明天的物质与精神方面的生活更为美好。这也就是说所有科学都要为现实服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概莫能外。历史学当然同样要为今天。如不为今天，以往的事要花力气去研究它干什么！所以我有“不为现实服务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的断语。 

　　历史学既必须为现实服务，那么，是否从现实出发研究历史呢？曰否。现实对史学工作者起到启发作用，例如，对历史上许多事情，过去的历史学家没有意识它们的重要意义，经过现实的启发，对其重要性意识到了。拿林则徐、魏源在160多年前所说“师夷长技”的话，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见解，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包括史学工作者）对此远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了，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把发展科学技术新的生产力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子，再回过去看看“师夷长技”一语的提出，颇觉林、魏的大胆卓识和伟大魄力与英明。进而对于把“师夷长技”正式提到实践日程的、以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办近代工商业为中心内容的洋务运动，重新加以评价，提高到较高的历史地位，就是很自然的了。 

　　然而，现实对于史学工作者，只是起“启发”作用，决不能是研究的“出发”点。正确的原则和态度，应该是从现实得到“启发”之后，去进行问题的研究时，必须从历史本身“出发”。因为，如果从现实“出发”研究历史问题，势必按照现实需要去剪裁史料，并迁就现实的要求去阐述问题，那就有可能甚至必将违反或牺牲科学。如果在现实“启发”下从历史本身出发研究问题，就不会迁就现实需要剪裁史料，或如“四人帮”时的那些人为篡党夺权而移花接木地篡改史实，以达到影射的目的。故“启发”与“出发”仅“启”与“出”一字之差，却有坚持科学性与否的原则区别。 

　　根据我的经验，从历史本身出发阐明历史规律的作品，有与现实政治合拍的，也有与现实政治需要发生矛盾的。如果“发生矛盾”，又怎样理解“为现实服务”？现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1958年中国在大搞平均主义人民公社，我正好在讲《天朝田亩制度》。我按照科学性原则，在肯定其革命性同时，强调说明其平均主义的分配，必然扼杀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破坏生产力、挫伤群众积极性等的反动性。这种讲法是科学的，但与当时最大的政治人民公社的平均主义的做法是矛盾的，与政治气氛不是协调的。当时同行集体听我的这堂课，他们在评议中除充分肯定我的理论分析精辟正确外，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对农民阶级的思想加上“反动性”感情上受不了；二是“照这样讲的话如何理解人民公社？”（原话）我的答复是：“反动性”不是我的发明，是列宁对平均主义的评语；至于“如何理解人民公社？”我没有提到“人民公社”四字。意思是“如何理解人民公社”是听众们的事，与我无关。气氛虽有些紧张，却能平安过关，因我未联系到“人民公社”讲，无辫子可抓。 

　　按照科学办事，能够启发听众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民公社联系起来考虑问题，至少他们把《天朝田亩制度》与人民公社二者的平均主义在脑子里打起架来了。这就是社会效果。这种社会效果，表面上与现实政治需要是矛盾的，但引起听者思想上矛盾与思考，这就表明，或者对人民公社的做法有看法，或是对我的《天朝田亩制度》讲法有看法，或者对二者均将信将疑。但据前所说，听者是在“充分肯定我的理论分析正确性”前提下提二条意见的，这说明对人民公社的做法有异议的可能性更大些。这样，坚持史学的科学性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与作用。 

四、 历史是人创造但其规律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本文前面已经谈到，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界发展规律，有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后者没有人的意志和活动参与其中，尽管人类在对自然界日益更多地认识其规律基础上加以利用，并改变其某些面貌，但绝不能改变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却是千千万万人的意志和活动而形成的。人的首先一个意志，就是肚子饿了要吃，身上冷了要穿衣蔽体，等等生活需求，于是有了生产活动，于是不断地创造和改进生产工具，以求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和改善生活条件，于是出现了贫富不均，出现阶级、阶级斗争……等等。各种各样的生产方式于是产生和嬗递。人们的意志复杂了，活动也多样化了。人的意志和目的千差万别，活动也千差万别，其间有一致也有矛盾，甚至完全对立。活动的结果，对各个人说，可能达到部分目的，也可能达不到，也可能同自己的预期相反。这些千差万别的各个人的意志和活动形成为社会发展的规律。这种规律，既是全社会所有人的意志和活动所造成，那么，它就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既是人的意志的产物，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一对有趣的矛盾。 

　　由此可见，社会上的一切现象，无不是人的意志和活动的结果，因而历史学就很自然的要研究人物了。战争中有人物，经济活动中有人物，政治生活中有人物，文化艺术乃至一切事件都涉及人物，涉及的人不可能都是研究对象，但必须研究各界一些典型的代表性人物，才可能把事件搞清楚，才可能更好地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因为历史是广大人民群众（包括统治者在内）创造的，客观历史规律虽不以某些人物的意志为转移，但他们中一些或个别人物，却能对客观起作用，或是促进或是阻碍，或二者兼有，有些关键时刻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不研究这些人怎么可能真正理解人与客观规律的关系呢？不理解这种关系，历史学就不可真正起到为现实服务的作用。所谓“以史为鉴”，归根到底是史事及对“史事”起作用的人的行动为鉴。历史学研究人物的必要性就是很显然的了。 

　　对于历史人物，不仅要研究对起着进步和建设作用者，也要研究对社会起阻碍和破坏作用的人；不仅要研究正面人物，也要研究反面人物，或正反两面兼而有之的人物。当然，历史人物、事件决不能一刀切，所谓正与反，进步与阻碍等都不是那么绝对，常常是正中有反，反中有正，先反后正，或先正后反；进步与阻碍并存，建树与破坏同在，历史学家一般不宜根据前人的研究先入为主的划定正与反，而应自己较为全面的占有材料，运用正确的理论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再作出结论。这样，就能较好地洞察历史的全貌，较能全面地看出人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研究历史必须研究人物，已如上述。人物的思想、活动甚为广泛复杂，主要研究历史人物哪些方面最为适当呢？历史唯物主义必须研究人的主观因素。这个“主观因素”，主要是人们所制订的路线、政策、方针，和经过思想家头脑加过工的思想，而决不是某个人的“动机”。他们的正确与否或是正确的程度，要通过实践的检验，也即人民群众按照这些政策去实际行动来证明。证明其对客观起着进步的建设性的或是阻碍的破坏作用；或是同一路线政策，先起好作用后起坏作用；或是这一方面起好作用，另一方面起坏作用，都是可能的。洪秀全利用皇上帝之下人人平等及人人有饭吃、有衣穿等口号，动员和组织了千万贫苦群众在他的旗帜之下，汇成革命洪流和巨大反清力量，取得很大胜利。但平均主义付之于经济实践和平均分配产品时，广大群众失望了，群众离他而去，乃由动员和组织革命力量的武器，变而为瓦解革命力量的东西。太平天国由胜利转向失败，这是根本原因。社会现象非常复杂，不可能逐个去分析研究，但抓住路线政策等基本纲领，“纲举目张”，很多问题必能迎刃而解。 

　　至于为什么还要研究思想家头脑中加工的思想而不能研究某个人的动机？这是因为某个人一闪念的动机，是看不见摸不着，而且一时间的动机可能很坏，最成熟的思想家不经过思考加工，也不能认为一定是可靠的认识和反映客观要求的。这是一。其次，思想家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常常高人一等，比较能正确地反映客观情况，并能发现社会存在的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些解决问题的办法，有的可立即实行，有的暂时不能实行，留待后来者去实行。总之是思想家头脑中加过工的思想，是比较能反映历史发展要求和趋向的。这种思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为政治家们制订路线、政策的依据，对社会发展可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五、 洋务运动“发展论” 

　　我的治学观和治学经验已如上述。我一方面在这些思想观点指导下做学问，另一方面在做学问过程中形成和完善这些观点，从而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体系。这个体系即是洋务运动发展论、110年中国近代史两段论。 

　　洋务运动是以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办和发展近代工商业、新式海陆军为中心，并相应地进行新式文化教育事业建设以求富强，挽救清王朝垂危统治的活动。在建国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学术界习惯地把洋务运动划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边，并认为是它们结合的产物而加以全盘否定。我经过较长时间研究，对它的兴起和发展作了如下表述：洋务运动，是在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兴起的；是在变落后为先进，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变贫弱为富强的变革思潮中发生和发展的；是在清王朝遭到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入侵两重压力下，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而起步的。 

　　曾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否定论，仅用“两害相权取其轻”概括洋务运动的性质，也即向列强妥协并取其“长技”尤其是军事技术的支持，以把太平天国为主流的革命运动镇压下去，前者为买办性，后者为反动性，当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我的提法虽也有“两害取轻”，但认为这只是“起步”而已，远不是洋务运动的全貌和性质。洋务运动的历史价值，主要在于它顺应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也即符合“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的客观规律，和当时反映这一规律的“变落后为先进、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变贫弱为富强的变革思潮”的要求的。也就是说，洋务运动既符合客观规律也符合先进人士的主观意愿，其合乎时与势是显然的。 

　　基于上面的一些认识，我于1957年上半年，即写了《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性质》一文，运用《资本论》给予我的有关理论和大量翔实的史料，写了二万余字，论证了近代军用工业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并作出有着“进步因素”的结论。肯定军用工业进步性可说是我的首创。论文刊出后，在史学界影响较大，得到多数同行认可。于是一向被认为封建买办性、维护封建统治镇压人民罪恶工具的军用工业，得到某些历史进步性的肯定，这就为洋务运动得以较为实事求是的评价创造了一个前提。从这里出发，我对洋务民用工业、文化教育、洋务派和洋务代表人物、洋务运动与各个方面的关系等，进行多角度的探索和论述，终于形成了“发展论”的研究体系和一家之言。 

　　“发展论”就是将洋务运动置于历史长河规律中从发展中进行评价，它区别于否定论和肯定论，既不笼统地否定，也不笼统地肯定，而是从它的进程中看其措施作用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及其程度而作出公正评价。兹作一简叙。洋务运动除本节上面所述“符合客观规律”和“先进人士主观意愿”，即“合乎时与势”之外，在其发展中的1870年代初期，由于人民起义被镇压，俄、日等国加强武装侵略，国内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洋务路线随之有所改善，即由制内为主变而为御外侮为主，并相应大办新式海军并加速陆军近代化；在经济方面由办军用工业为主变为办民用工业为主，以分洋商之利。经过十年经营，果然奏效，取得中法战争的“不败”或稍胜一筹，我称之为“洋务运动初见成效”。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的民主制度。由于在中法战争中的“不败”却签订了一个不平等屈辱的中法新约，充分暴露了清王朝政治腐败，康有为、孙中山等先进人士掀起了变专制为民主的维新思潮。但洋务官僚和最高统治者却不肯变了。这就导致甲午中日战争失败。所以我说，“洋务运动以应该变而变，从而顺应历史潮流而开始和发展，以应该变而不变，从而违反历史潮流而结束”。兹所以用“结束”一词，是区别于“失败”或“彻底失败”论者，它表明洋务运动达到了部分预期的目的，有成功之处，不能认为完全失败了。也表明，对洋务运动有肯定，有否定，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但总的说，肯定是主要的，否定上占的比重不大。运用发展论对洋务运动作出的总评价，其他与此相关的人物、事物等当然与传统的看法也有很多不同，这就是学术思想的发展。 

六、 110年中国近代史“两段论” 

　　洋务运动“发展论”基本指导思想，既是阶级、阶级斗争观点，即洋务派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镇压人民革命（当然也有抵御被称为“肢体之患”的外侮的意图），但其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又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通过洋务运动史的研究，导致我对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十年中国近代史“两段论”研究体系逐渐形成。其基本观点就是我常说的“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这个方法具体运用到一百十年中国近代史，就是我于1988年在《社会科学报》发表的答记者问中的一段话： 

　　“一条主线”（即资本主义酝酿、发生和发展为线索）、“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相结合，阐明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规律；既不同意“三次革命高潮”说，也不认为“四个阶梯”说是妥当的。 

　　这段话所说“阐明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规律”，就是本节标题一百十年近代史“两段论”。所谓“两段论”，就是以1898年戊戌变法作为110年分段线，前58年为前段，后52年为后段。“两段论”最能体现110年历史规律性。这是为什么？这要从“一条主线”即以资本主义酝酿、发生和发展问题谈起。 

　　对中国近代社会说，多余的需要清除的赘疣很多，但归根到底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缺少的迫切需要的宝贵东西也很多，但主要是资本主义，毛泽东就说过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的话。正因如此，恶意的敌对势力，总是千方百计反对和扼杀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也曾说：“帝国主义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但这里要对资本主义性质加以澄清和再认识，在过去习惯地把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划分为“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我则认为，“不管是官僚买办、商人乃至清政府投资办的企业，……都是作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立面出现和存在的，因此都具有民族性。”资本主义的天然性格是攫取尽可能高的利润，因此，它有着同一切与之争利的对手竞争和较量的一面，洋务运动中的军用工业、民用工业以及较后发展起来的被一些人划为“官僚买办”资本典型代表的盛宣怀资本集团，均不例外。那么还有什么理由作“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区分呢？它们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性，统名之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即可。 

　　我之所以要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性质正名，一是只有这样“正名”才是科学的和符合事实；二是“正名”之后，表明资本主义力量还是比较强大，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么微弱，尽管资本主义是代表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并不在乎它的强与弱，但“力量强大”一些作为“一条主线”应该说更好些。 

　　一百十年中的近代化，本质上即是中国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化，除近代工商业经济基础外，还包括资产阶级政治和文化思想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洋务运动是早期近代化运动，它为资本主义创建了初步的经济基础，这种新经济必须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与之相适应才能更快的发展，于是1880年代掀起变专制为民主的思潮，但洋务官僚“违反历史潮流”的“应该变而不变”，这个变专制为民主的任务，落到了戊戌维新派肩上。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资产阶级民主立宪制度置诸实践日程的运动。它虽然失败了，却有划时代的意义。以康有为为首的变法方案，政治改革而外，对于经济教育也相应的予以规划。这个规划涉及政府机构和社会改革各个主要方面，且都是在“开制度局而定宪法”的“制度局总其纲”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就表明，这种改革不是枝枝节节的，而是有总体设计的，其改革核心则是设议院、定宪法、行民主。这就是以政治上民主为中心的为全面实现资本主义社会而奋斗的开端。从戊戌变法以后直到1949年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52年间的一切进步运动，可说都是为了实现戊戌变法开其端的民主与独立这一步。尽管先进人士也很注意发展科学技术和工商业，但注意中心则是实现民主政治和独立。通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红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运动，终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革命胜利，即是戊戌变法所要实现的独立和民主，但又有所发展。其一致与不一致，我曾作如下表述： 

　　“独立”这一点应该说是相同的，“民主”则不是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所想要实行的模式。其客观效果，在发展生产力上是相同的或者说基本相同，而在生产关系上则可明确地说，有相同的一面，即都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但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除（在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相同者外，还要在条件许可之下为向社会主义过渡作准备。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既标志着戊戌变法开其端的民主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实现，但又不全是百年来志士仁人所想要的那个图案或模式。我的提法是：“既是它，又不完全是它。”“是它”是基本的，从客观规律说也应该是基本的。 

　　综上所述，“以1898年戊戌变法为中国110年近代史的分段线”，是“最能体现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规律的”。 

　　讲到这里，需要说明110年近代史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是否与以五四运动为旧、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分段线相违背的问题。答复是“不违背”。这是因为： 

　　1社会性质相同，即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革命对象与革命动力相同； 

　　3革命性质相同，即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只有领导权更换了，五四前为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此后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但它们的革命任务基本一致，即都要为发展资本主义扫除障碍，尽管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着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的任务，但前者是主要任务。因此，五四运动“至多只能作为革命史的分段线，而并非整个近代史的分段线”。 

　　（资料来源：《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