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鍾翰，祖籍湖南东安，生于1913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洪煨莲、邓之诚、顾颉刚诸大师，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历史研究之路。当时，王鍾翰深受洪煨莲提出的“把汉学中心抢回到北京来”这一口号的熏染和影响，开始自觉地思索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学术方向，努力将它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并决心专攻清史，研究东北地区的历史，以恢复历史的真相，粉碎某些别有用心的日本学者假借历史掠夺中国领土，分裂中国的阴谋。他的大学毕业论文《清三通之研究》及硕士论文《清代则例及其与政法关系之研究》就是出于爱国义愤和弘扬民族学术文化为己任而撰写的。

　　1946年王鍾翰赴美留学，于哈佛不受嗟来之硕士，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人的铮铮铁骨精神。 

　　1948—1949年，王鍾翰撰就《清世宗夺嫡考实》及其姊妹篇《胤祯西征纪实》，其中前文虽基本观点与孟森先生相同，但引用材料和研究方法不完全一样。另外，孟森先生把夺嫡与杀年羹尧、杀隆科多、收拾他的兄弟们这几件事分开讲，而王鍾翰则认为这几件事都是互相联系的，不是孤立的，这就在孟森研究的基础上，将雍正即位一案的研究提升到新的水平，并在清史研究领域一鸣惊人。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实行院系调整，王鍾翰调入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主要研究满族史。从此，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自己，指导自己的科研实践活动。这就使他成为中国老一辈学者中较早利用历史唯物论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的学者之一。 

　　1956年，王鍾翰发表《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两文，对史学界某些学者持有的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处于氏族社会末期的家长奴役制阶段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已到了奴隶制阶段，入关前已向农奴制过渡；皇太极时期是满族社会从奴隶制生产关系过渡到封建制生产关系的一个急剧而又十分复杂的重要阶段。此后，他还有《清初旗地性质初探》一文认为，一般旗地从1644年清军入关之际起，已经走上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导形式的地主经济的道路，到了18世纪下半期，皇庄和王庄几乎全部都被纳入与一般旗地性质相同的地主经济范围之内。 

　　1957年，王鍾翰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论文集《清史杂考》，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集中收录了他1948年以来的论文8篇、附录2篇，凡30万字，代表着中国当时清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不过，在此后的“整风反右”、“文化大革命”中，王鍾翰虽都受到严重冲击，失去了发表著述的权利，但他仍在暗中收集资料，进行学术积累与准备。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他被调往沈阳，利用业余时间，对清朝的发祥地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实地考察，获取了丰富的感性认识和第一手资料，又便阅《李朝实录》，从中辑录出《朝鲜李朝实录中之女真史料选编》。70年代，王鍾翰借调中华书局，参与《清史稿》点校，随后又独立点校《清史列传》，凡400余万言。 

　　1978年以后，随着和煦春光的到来，王鍾翰充满活力，发表的学术论文有如雨后春笋。此外，他还完成了《满族简史》通纂，参与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卷》和《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并主持《满族史研究集》，主持大型《中国民族史》和《四库禁毁丛刊》等多项工作。其中《满族简史》一书是一部历经20余年的社会调查、研究和反复修订的集体著作，王鍾翰在其中做出了很大贡献，该书曾获得1984年爱国主义优秀通俗读物奖。《中国民族史》自1988年拟定提纲，历时四、五年时间完成，共140万字。该书从内容结构上，力争要打破以汉族为主的传统的封建皇朝的体系，而是按以少数民族为主贯穿全书来写，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历史舞台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少数民族为主线，从而告诉人们，我们今天看待历史问题，应该以民族平等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的兄弟民族，不能说匈奴侵略汉族，那样匈奴族岂不成了外国民族了？这都是一个国家内部民族间的矛盾，兄弟之间还打仗嘛！看待历史上的民族问题要具体分析。 

　　王鍾翰在这一时期还撰写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论文，在学术界获得广泛好评。如1992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清代民族宗教政策》一文，文章的核心，是讲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为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论文还从五个方面归纳了清代满族统治者民族政策的成功。该文发表后被学界称为“对清代300年间对各地区的民族宗教政策的特征和演变作出精确的概括，文章高屋建瓴，气势磅礴，实为先生晚年精心之作”。在如1985年写的《论袁崇焕与皇太极》一文，通过袁崇焕与皇太极两个历史人物的合而论之，说明两人都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而他们的一成一败，主要原因不在于个人的智慧、能力的高下，而是一方是腐朽的明王朝，另一方是新兴的满族政权，以此证明，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建立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都不是偶然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王鍾翰先后出版了《清史新考》、《清史续考》、《清史余考》三部论文集，凡百余万字，研究视野几乎覆盖了清史、满族史的各个领域，足令学者们辄发望尘之叹。这一时期，他的研究方法是注意从整体把握清史、满族史的发展阶段和特征，阐述了满族史和清史的发展规律；研究视野扩大，不仅注意社会政治、经济，而且扩展到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的研究；注重理论研究，论文的理论分析成分明显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