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汉末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鲁迅在他的学术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过：“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后来鲁迅又一次谈到曹操，提到他的领导组织盗墓与安排疑冢等事：
曹操设了“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专门盗墓，他的儿子却做了皇帝，自己竟被谥为“武帝”，好不威风……
相传曹操怕死后被人掘坟，造了七十二疑冢，令人无从下手。于是后之诗人曰：“遍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于是后之论者又日：阿瞒老奸巨滑，安知其尸实不在此七十二冢之内乎。真是没有法子想。
阿瞒虽是老奸巨滑，我想，疑冢之流倒未必安排的，不过古来的冢墓，却大抵被发掘者居多……《花边文学清明时节》）
关于曹操有组织有领导大规模地发掘坟墓，《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没有提到，见于同时代的作家陈琳为袁绍写的讨伐曹操的檄文。陈琳将此事作为曹操的一大罪状来痛加暴露：“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恭肃。而曹）操率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躲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乏态，汗国虐民，毒施人鬼”《为袁绍檄豫州》，《文选》卷四十四）。按西汉梁孝王刘武是汉文帝之子、汉景帝之同胞弟，当年在诸侯王中以爱才养士著称，又以财富极多闻名，《汉书文三王传》说他“未死时，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金，他财物称是”。在曹操之前董卓早己大规模地盗墓，这个野蛮的军阀在撤出首都之前，“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三国志·魏书·董卓传》），到长安以后，“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
《后汉书董卓列传》）。梁孝王刘武的陵墓大约乃是董、吕浩劫之后尚存的一块肥肉，因此被曹操看中，成为创收的一大资源。《文选》李善注引《曹瞒传》云：“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宝。天子闻之哀泣”；
《太平御览》卷八一一引《曹操别传》云：“操引兵入岘，发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宝数万斤，天子闻之哀泣”。这两条记载当出于同一史源，只是文字的繁简稍有不同。
这一次行动看来是曹操直接领导并亲临现场的。在此前后更安排专职的发丘（“丘”是墓上的封土，一般来说其下安葬的往往是达官贵人）中郎将、摸金这里的“金”泛指各种财宝）校尉则表明他将盗墓视为必须长期坚持的经济工作，该项工作以“发丘”为手段，以“摸金”为中心。其主管官员级别不低——这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创意。
陈琳在袁绍失败后归降曹操，曹操责备他说，你替主公写檄文骂我，各为其主，倒也罢了，“但可罪状孤而己，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话说得很严厉，但并没有涉及陈骂自己盗墓一事。此后曹操仍然重用陈琳作为自己的笔杆子。曹操敢作敢当，在非常时期做过不少出格的事情，竟然毫不隐讳，确是英雄。正因为曹操是亲自领导过盗墓的，所以他后来严肃地交代过，自己死后一定要薄葬。其遗令有一条道：“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这里的潜台词颇有省得后人到这里来“发丘”、“摸金”的意思。
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亲身经历过汉末的盗墓高潮，所以也强调务必薄葬。他于黄初三年笾国在首阳山安排自己的寿陵，并发布《终制》道：“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原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为什么要这样简朴呢？无非是防盗墓：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曹丕一再告诫臣下，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这些命令办，“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皇帝陛下把话说得这样严重，无非是怕别人将以其父之道，还治朕躬之身，弄得死后不得安宁。
曹操安排七十二疑冢是因为他很担心以后别人来挖他的坟墓，这设想似乎合乎逻辑，但是并不符合实际。按此说出现甚晚，现在看到的材料最早的也己到了赵宋，显然不足以据为信史。鲁迅引用的那两句诗，出于宋人俞应符。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的注释据《南村辍耕录疑冢》，其全诗云：
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
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垄。
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
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
鲁迅凭记忆引用，文字稍有出入。此诗实在很少有诗味，只不过是一段说理文。明朝人王士性在《豫志》中说：“余谓以操之多智，即七十二冢中，操尸犹不在也。”十六卷本《鲁迅全集》注引出了这
一条。按后来清人褚人获也说：“不知老瞒之骨，岂真瘗七十二冢间？奸雄欺人，诗人又堕其云雾，恐老瞒之鬼揶揄矣……后有反其意者日：‘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莫知：七十二外埋一冢，更于何处觅君尸。’得其旨矣”《坚瓠集》二集卷三）。蒲松龄也说过“宁知竟在七十二冢之外乎，奸哉瞒也”《聊斋志异》卷十《曹操冢》）。大约正因为发这一类议论的非止一人，所以鲁迅统称之为“后之论者”。似此，则《鲁迅全集》注尚可有所补充也。
但是这些咏史诗和翻案论其实都没有什么道理。事实上曹操并没有为自己安排什么疑冢，他明确指定过寿陵的位置。建安二十三年（218）有命令道：“古之葬者，必居贫瘠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
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这一命令肯定是要被严格执行的。这一块风水宝地离他的老根据地邺城不远，站在铜雀台上就能看见。鲁迅说曹操“疑冢之流倒未必安排的”，完全合于可靠的史传记载，也合于当今考古学家的推定——据说他们已经划定了曹操墓所在地的范围，只是还没有去挖掘罢了。
曹操特别强调薄葬，目的当然是防止后人来发丘摸金，但如果真是有人来盗墓，他大约也无所谓，正如稍后他昀儿子曹丕所说，“自古及今无不掘之墓”，死后之事，大可不必多去管它了。
鲁迅杂文内容很广泛，有时随便讲一点古代的什么事情，都能给读者很多的启发，此其所以不可企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