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王莽的评价问题，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经指出：“关于王莽这个人物，在今日仍有许多难以理解的地方，因为有关王莽的史料都只是后汉时代所写下来的。”美国学者毕汉斯也指出：“由于缺乏材料，世人只知道王莽之治的主要概况，这就是他的政策引起很多争论和误解的原因。”
确实，从传统史家的角度来说，最初全面记述和评论王莽事迹的材料，就是东汉班固的《汉书·王莽传》上中下三卷，还有《汉书·食货志》所记载的“王莽改制”的有关内容。这些记录就成为后世史家和现代研究者了解和分析判断王莽其人其事的基本材料依据所在。在基本史料亦即王莽的出身、政治生涯及其政治行为、获得政权及其托古改制等史实的记述，以及后世史家在史实判定方面没有太多出入的基础上，针对这些史实的解读和解释，还有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又成为评价王莽的品格及其改制之成败得失的重要方面。
就以往史家和研究者对于王莽及王莽改制的定位和评论来说，首先可以区分出古代史家与现代研究者两种不同的视角，其次就是涉及对王莽获得政权性质的定位，王莽的人品与性格的褒贬，王莽改制的动机、依据和效果，王莽改制失败原因的总结等方面的议论和评价。
本文旨在一方面就以往史家和研究者对王莽及王莽改制的定位和评论进行的粗略的回顾和比较，另一方面则是将笔者在考察《周礼》与古代理想政治时对王莽改制与《周礼》的政治实践问题的梳理和评述。所以本文即由四个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是传统史家所言及正史所记对王莽的评价，第二部分是其他历史人物对王莽的议论和评价，第三部分是现代史家和研究者对王莽的评价，第四部分是王莽改制与其对《周礼》的政治实践的述评。
一 传统史家所言及正史所记对王莽的评价
从东汉班固的《汉书》之后，历代史家和官修正史都有不少关于王莽评价的记录，似乎还没有看到有褒扬和肯定王莽的话语出现。
1，东汉班固《汉书》
且看班固对王莽的总体评价：
赞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
解读上述班固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班固对王莽起于外戚之家时的道德品行，以及辅政成哀之际时的表现，是以《论语·颜渊》中孔子所说的“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来判断的，就是说王莽是表里不一、骗取名望，“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第二，班固认为王莽是在非常的历史之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的，而且是“窃位南面，处非所据”。“篡盗”、“窃位”，这就是班固对王莽获得政权的基本定性。第三，班固就王莽政权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危害的批判，真可谓是奋笔疾书，非议至极，无以复加。
此外，在《汉书·诸侯王表序》中，班固也有对王莽获得政权的情势所作的描述和评论：
至于哀、平之际，皆继体苗裔，亲属疏远，生于帷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亡异。而本朝短世，国统三绝，是故王莽知汉中外殚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惮，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权，假伊、周之称，颛作威福庙堂之上，不降价序而运天下。诈谋既成，遂据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驰传天下，班行符命。汉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玺韨，惟恐在后，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岂不哀哉！是以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戒焉。
若根据清代四库馆臣的见解，《汉书》列传部分的编次也是含有寓意的。《四库提要·汉书》有云：“其述《外戚传》第六十七、《元后传》第六十八、《王莽传》第六十九，明以王莽之势成于元后，史家微意寓焉。”
另外还有，“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班固《两都赋·东都赋》）
自班固之后，历代史家对王莽的人品多以“虚伪”、“奸诈”，对其获得政权也多以“篡”、“窃”、“盗”、“贼”、“作逆”等词语而书之。应该说这些都是属于道德评价范畴的，反映了评论者在政治上的正统观和道德观。
2，东晋袁宏《后汉纪》
《后汉纪》卷一有云：“王莽篡汉，刘氏抑废”、“王莽末，天下咸思汉”。
《后汉纪》卷三袁宏曰:“成哀之间，国嗣三绝。王莽乘权，窃有神器，然继体之政，未为失民，刘氏徳泽，实系物心。”
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
《后汉书·桓谭传》有云：“当王莽居摄簒弑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徳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黙然无言。”
《后汉书·第五伦传》记云：“臣尝读书记知秦以酷急亡国，又目见王莽亦以苛法自灭。”
《后汉书·逸民传序论》云：“汉室中微，王莽簒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
《后汉书·党锢列传序论》云：“至王莽专伪，终于簒国，忠义之流，耻见缨绋。”
4，唐房玄龄等《晋书》
《晋书》卷六十一《周嵩传》记载周嵩说：“田氏擅齐，王莽簒汉，皆藉封土之疆，假累世之宠，因闇弱之主，资母后之权，树比周之党，阶绝灭之势，然后乃能行其私谋，以成簒夺之祸耳。”
《晋书》卷一百九《载记·慕容皝》记载慕容皝说：“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内惑艳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览斯事，孰不痛惋。”
5，南朝梁沈约《宋书》
《宋书》志第四《礼一》有云：“任已而不师古，秦氏以之致亡，师古而不适用，王莽所以身灭。”
《宋书》志第五《礼二》有云：“汉平帝崩，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及莽母死，但服天子。吊诸侯之服，一吊再会而已，而令子新都侯宇服丧三年。及元后崩，莽乃自服三年之礼，事皆奸妄，天下疾之。”
6，北齐魏收《魏书》
《魏书》卷二十二《清河王传》有云：“昔王莽头秃，亦藉渭阳之，资遂簒汉室。”
《魏书》卷一百二《西域传》有云：“王莽簒位，西域遂绝。”
7，唐魏征《隋书》
《隋书》卷六十二《梁毗传》梁毗《劾左仆射杨素封事》有云：“始夫奸臣擅命，有渐而来。王莽资之于积年，桓玄基之于易世，而卒殄汉祀，终倾晋祚。季孙专鲁，田氏簒齐，皆载典诰。”
《隋书》卷八十五《列传》第五十《序》有云：“身处机衡，肆赵髙之奸宄；世荷权宠，行王莽之桀逆，生灵之所雠疾，犬豕不食其余。”
8，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新唐书》卷一百五《长孙无忌传》有云：“王莽、司马懿之流”。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吴兢传》有云：“自昔翦伐宗支，委任异姓，未有不亡者，秦任赵髙，汉任王莽。”
9，元脱脱等《宋史》
《宋史》卷七十《律历志三》记宋太宗时常侍徐铉与百官奏议中有云：“以梁室比羿、浞、王莽，不为正统。”
《宋史》卷三百四十四《李常传》有云：“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
《宋史》卷三百五十六《刘拯传》有云：“至及王莽、曹操之事，方异意之臣。”
《宋史》卷三百五十六《崔鸥传》有云：“（蔡）京奸邪之计，大类王莽，而朋党之众则又过之，愿斩之以谢天下。”
10，元脱脱等《金史》
《金史》卷九十六《许安仁传》有云：“西汉崇用外戚，而有王莽之祸。”
11，清张廷玉《明史》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方献夫传》有云：“自古力主为后之议者，宋莫甚于司马光，汉莫甚于王莽。主濮议者光为首，吕诲、范纯仁、吕大防附之，而光之说惑人最甚。主哀帝议者，莽为首，师丹、甄邯、刘歆附之，而莽之说流毒最深。宋儒祖述王莽之说，以惑万世误后学。……为后之议，实起于莽；宋儒之论，实出于莽。”
《明史》卷二百八《余珊传》有云：“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王莽匿情于下士之日，安石垢面于入相之初，虽有圣贤谁其辨之。”
12，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卷四十二东汉光武帝时司空掾陈元上疏曰：“臣闻师臣者帝，宾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为师，齐桓以夷吾为仲父，近则高帝优相国之礼，太宗假宰辅之权。及亡新王莽，遭汉中衰，专操国柄以偷天下，况己自喻，不信群臣，夺公辅之任，损宰相之威，以刺举为明，徼讦为直，至乃陪仆告其君长，子弟变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无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谋，身为世戮。”
1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有云：“子之擅燕，王莽代汉，其始皆以善自名，已而稍入于邪也。”
以上是历代史家所言所记对王莽评论的一些例证，可谓史不绝书。
二 其它各类历史人物对王莽的议论和评价
除了史家和正史所记之外，东汉以后其它各类历史人物对王莽的议论和评价也很多。
1，东汉
汉光武帝《东封泰山记》中有云：“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权势，依托周公、霍光辅幼归政之义，遂以簒叛僣号，自立宗庙，隳坏社稷，丧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
王充（27-97）《论衡·语增篇》中有云：“纣之恶不若王莽，纣杀比干，莽鸩平帝；纣以嗣立，莽盗汉位，杀主隆于诛臣，嗣立顺于盗位，士众所畔宜甚于纣。汉诛王莽兵顿昆阳。”又《论衡·感类篇》有云：“邹伯竒论桀纣恶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
张衡（78-139）《驳图谶疏》中有云：“至于王莽簒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
蔡邕（132-192）《独断》中说：“汉承秦法，群臣上书皆言昩死言。王莽盗位，慕古法，去昩死，曰稽首。”又在《光武济阳宫碑》中写到：“哀平短祚，奸臣王莽，偷有神器，十有八年，罪成恶熟，天人致诛。”还在《玄文先生李子材铭》写到：“王莽窃位，汉祚中移。”
2，魏晋南北朝
西晋陆机(261-303)《五等诸侯论》有云：“远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览董卓擅权之际，亿兆悼心，愚智同痛。”
梁武帝萧衍《责贺琛勅》有云：“古人云，专听生奸，独任成乱。犹二世之委赵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为马，卒有阎乐望夷之祸，王莽亦终移汉鼎。”
梁徐陵《奉使邺都上梁元帝表》有云：“蚩尤三冢，宁谓严诛？王莽千剸，非云明罚？”
3，隋唐
唐太宗李世民《金镜》有云：“王莽伪行仁义之道，有始无终；孙皓权施恩惠之风，有初无末。”
吕温(772-811)《诸葛武侯庙记》有云：“当汉道方休，哀平无罪，王莽乃欲凭戚宠，造符命，胁之以威，动之以神，使人忘汉，终不可得也。”
李宗闵《随论下》有云：“昔者王莽尝为徳化矣，不问可否，语必援经；不量人心，动必据古。于是天下烦溃，从而丧之，此不知变之祸也。”
白居易(772-846)《有木诗序》云：“余尝读《汉书》列传，见佞顺媕娿、图身忘国如张禹辈者，见惑上蛊下、交乱君亲如江充辈者，见暴狠跋扈、壅君树党如梁冀辈者，见色仁行违、先德后贼如王莽辈者，又见外状恢宏中无实用者，又见附离权势随之覆亡者，其初皆有动人之才，足以惑众媚主，莫不合于始而败于终也。”白居易《放言五首》诗云：“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鑚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簒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对此诗的后四句，宋赵与虤撰《娱书堂诗话》称：“此诗乃二十八字史论。”
李山甫《读汉史》诗云：“四百年间反复寻，汉家兴替好沾襟，每逢奸诈须挼手，真（一作直）遇英雄始醒心。王莽弄来曾半破，曹公将去便平沈，当时虚受君恩者，谩向青编作鬼林。”
周昙《王莽》诗云：“权归诸吕牝鸡鸣，殷鉴昭然讵可轻，新室不因崇外戚，水中安敢寄生营。”
4，宋元
范仲淹(989-1052)《推委臣下论》有云：“汉髙祖招纳群英，有将将之权而取天下，至于子孙，不知祖宗之谋，而独委霍光，又独委王凤，至于王莽，皆有大祸，西汉遂倾焉。”
石介（1005-1045）《根本》有云：“王莽之夺，汉终不亡，民心未去也。……王莽夺取，汉已亡矣，而民尚思汉恩未已，故光武乘之中兴。”《徂徕集》卷六《杂文·是非辨》有云：“以邪为正，则王莽见用矣。” 《徂徕集》卷八《杂文·救说》有云：“汉祚微，王莽簒，道大坏也。”
欧阳修(1007-1072)《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有云：“谶纬之书，莫知所自起。王莽笃好之，其下遂相与诈造，欺蒙以售其私，而莽又明知其欺而乐用之，以愚黔首，而借以簒汉天下，盖乱臣贼子之言也，而托诸孔子。”欧阳修《问进士策》言及《周礼》是否可行时说到：“或因以取乱，王莽、后周是也，则其不可用决矣。” 又说：“王莽尝依古制更名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恶加于人者虽非一，而更田之制，当时民特为不便也。”
富弼（1004-1083)《保业》有云：“汉为天下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盗之十有七年而复为汉。”
程颐（1033-1107）《程氏经说》卷二《书解》有云：“如王莽、司马懿，若使终身居卿大夫之位，必不起簒逆之谋，而终身为才能之臣矣。”
苏轼(1037—1101)《宋襄公论》有云：“以愚观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诸侯为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为可以文取也。其得丧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则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损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盖王莽之簒。使莽无成则宋襄，宋襄得志亦一莽也。”苏轼《张九龄不肯用张守珪牛仙客》有云：“西汉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云二人。章死而云废，则公卿持禄保妻子，如张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恣取神器如反掌。”
郑樵（1103-1161)《周礼辨》有云：“若夫后世用《周礼》，王莽败于前，荆公败于后，此非《周礼》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礼》者之过也。”
王十朋（1112-1171）《除侍御史上殿札子》有云：“先君有雠而复之者，孝也。夏少康灭浇，以复后相之雠；汉光武诛王莽，以复刘氏中絶之雠是也。”
朱熹（1130-1200）说：“须是自闺门衽席之微，积累到熏蒸洋溢天下，无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则为王莽矣。”又说：“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李有诗大略云‘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云云。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汤、武得国，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
张栻（1133-1180）《西汉儒者名节何以不竞》有云：“王莽簒窃之日，贡符献瑞，一朝成群，而能自洁者，班班仅有，见于史也。”
吕祖谦(1137-1181)《读汉史手笔》有云：“传曰：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王莽不学寒浞，而暗与之合，岂奸臣授受一道邪。”
华岳（？-1221)《上韩平原诗》云：“汉地不埋王莽骨，唐天难庇禄山躯。”
黄震(1213-1281)《读周礼》有云：“《周礼》始用于王莽，大败。再用于王安石，又大败夹漈以为用《周礼》者之过，非周礼之过，是固然矣。然未有用而效者，恐亦未可再以天下轻试。”
元汪克宽（1304-1372）《越国公论》有云：“王莽以外戚受封新都，遂窃国柄，视弃君如土梗弁髦，而因以毙之。”
元姚燧《汴梁庙学碑》有云：“至汉平帝始封谥褒成侯宣尼公，盖王莽假善以收誉，将遂其奸谋也。”
5，明清
方孝孺(1357-1402)《与友人论井田》有云：“王莽之乱，非为井田也。欺汉家之老母而夺其玺，称制于海内，海内之人愤怒，思剖其心而食之，故因变奋起，使莽不行井田，海内亦乱，莽亦诛死。于井田何有哉？” 方孝孺又说：“王莽能窃汉之位，而不能使海内之民一日忘汉之徳，力可以服人身，而不可以服人之心，智可以扰人纪，而不可以灭天之道。”
薛瑄（1389-1464）说：“武帝下推恩之令，诸侯王削弱，而王莽又得奋其奸；魏仍汉末之失，宗室踈远，而晋得以窃其国。”又说：“如王莽之徒，窃人之国，皆引先王之事以文其奸，即庄子所谓儒以诗礼发冢者欤。”
丘浚(1420-1495)《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三有云：“若王莽假之以祸天下，王安石窃之以促国脉，皆《周礼》之罪人也。”
黄绾(1477-1551)《上西涯先生论时务书》有云：“西汉倾危之势，不絶如线，光武乃以一旅中兴，盖人未厌文景之徳，王莽不得以革天下之心，邦本固也。”
彭辂《国脉论下》有云：“昔汉之时天下之气尝昌矣，王莽者出，借六艺，文奸言，以箝天下之口，以弱天下之气，而汉亡。”
夏言(1482-1548)《申议天地分祭疏》有云：“用《周礼》误天下者，王莽、刘歆、苏绰、王安石也。”
霍韬(1487-1540)《与夏公谨书》有云：“王莽之学，一传而得宇文泰，再传而得王安石。然而安石惟能行泉府一法而已矣。盖泉府之政，即桑弘羊均输之政也。安石行焉，遂致元丰熈宁棼棼如也，犹不如宇文泰焉。宇文泰为大冡宰，尽行《周官》之法，其嗣遂为周天王，然犹不如王莽。法行《周官》，身为宰衡，遂上兼舜禹而宅帝位。故曰：敢用《周礼》王莽其上也，宇文泰其次也，王安石其下也。”
杨慎（1488-1559）说：“以乡愿窃相位胡广也，以乡愿窃天位王莽也。”
顾炎武（1613-1682)《日知录》卷十九《巧言》条下有云：“有王莽之簒弑，则必有扬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禅代，则必有潘勖之九锡。是故乱之所由生也，犯上者为之魁，巧言者为之辅。”又《日知录》卷六《妻之党虽亲弗主》条下，在解释《礼记·杂记下》所记丧礼的规矩“姑姊妹，其夫死而夫党无兄弟，使夫之族人主丧。妻之党，虽亲，弗主。夫若无族矣，则前后家、东西家，无有则里尹主（宰）之”时，顾炎武说：“此文以姑姊妹发端，以戒人不可主姑姊妹之夫之丧也。夫宁使疏远之族人与邻家里尹，而不使妻之党为之主。”并进一步引申说：“圣人之意，盖已逆知后世必有如王莽假母后之权，行居摄之事而篡汉家之统，而豫为之坊者矣。”
孙廷铨（1613-1674）《限田论》有云：“夫为治不本人情而好为高论，动以法古为名，甚则为王莽，不甚则王安石，祇以厉民而已，曷足尚哉？”
姜宸英（1628-1699）说：“夫自古簒窃之臣若王莽、（司马）懿、（曹）操父子，俱未尝亲杀其故主也，至陵零贼杀，自后禅授之际，习以为常。”
朱彝尊（1629-1709）说：“王莽之闰汉，朱（温）全忠之簒唐，其罪贯盈。”
陆陇其（1630-1692)说：“不顾土宜，不揆时势，而惟一切之法是为，则是王莽之《周官》，安石之新法，以私意罔民者耳。”
李光地（1642-1718）说：“后羿之恶，诛之者不必夏家；王莽之奸，何必夷自刘氏，《春秋》之法，人人得而讨之。”又有《读史》诗云：“嬴氏何其愚，欲使文字埃，六丁收不去，二酉锢将来，王莽饰六艺，犹蒙严笔裁。”
蓝鼎元（1680-1733）说：“平生最恶曹孟德……王莽、李自成之父，皆将以帝称之乎。丕虽自帝，亦莽自成之侪。偶学者不帝莽、自成，而独帝丕，盖狃于前人之误，未及改正。”
刘开（1784-1824）《持盈论》说：“王莽之包藏祸心，而始皆悦之者，以其下人也。”
纵观历代对王莽的评价可以看到，确如有学者指出的：“不论是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还是文学家，基本都持批判、贬斥、痛骂态度，一致认为王莽是乱臣贼子，集中谴责他篡汉自立，违反‘忠君’的封建道德。”似乎只有程颐所言“王莽、司马懿，若使终身居卿大夫之位，必不起簒逆之谋，而终身为才能之臣矣”，在态度上有肯定其才能之意。其他则无论是从其人品到其获得政权，都是持否定的态度和采用贬斥的笔调。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面列举的议论和评价当中，常常将王莽与董卓、曹操、司马懿、安禄山、朱温等人相提并论，反映出在历代史评方面对这些人物是有着一致的评判标准的。而且，在论及用《周礼》而改制或变法时，又将王莽与宇文泰、王安石等人相提并论，均被视为实践《周礼》而失败并招乱的典型人物，而开启端者，王莽才是罪魁祸首。
三 现代史家和研究者对王莽的评价
现代史家及研究者对王莽及其改制的评价，基本上有三种态度，一种是贬斥和批判性的评价，一种是肯定和理解性的评价，一种是略显平和中庸的评价。在这里，笔者选择了自20世纪20年代到近年、包括日本和西方学者著作在内的21个著述例证，集中摘录这些著述中对王莽及其改制的相关议论的片断，并按照其发表出版的时间顺序加以列举和比较，以见各家的观点和立场。
1，胡适《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者》（1922年）
此文对王莽是很有所肯定的。胡适说：“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虽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我近来仔细研究《王莽传》及《食货志》及《周礼》，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胡适认为：王莽实行的五均六管之制，“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他们的目的都是‘均众庶，抑兼并’。但当那个时代国家的组织还不够完备，这种大计画的干涉政策，当然不能一是收效。” 胡适又说：“可以知道当日的政治家确能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精义，六管都是民间的‘公共用具’私人自做，势必不能，若让少数富贾豪民去做，贫民必受他们的剥削。社会主义者所以主张把这种‘公共用具’一切收归社会（或国家）办理。这个意思即是王莽的政策的用意，那是无可疑的了。”胡适还说：“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兼并’的人，……两千年来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
2，钱穆《秦汉史》（1931年）
该书第七章为“王莽之新政”，其内容为第一节“王莽之篡汉”下有“外戚地位之凭籍”、“王莽自身之名誉”、“王莽居摄前政治上之措施”、“禅让论之实现”和第二节“王莽始建国后之政治”。对于王莽政权，钱著是以“禅让”这一古老理想的政权交接方式来定性的。他说：“汉室传世二百载，而王莽篡位，开后世以禅让的天下之始。”至于王莽改制，钱著则说道：“王莽锐意复古，欲举秦汉以来二百余年相沿之成法，一变而返之于诗书六艺所称述之上古。然亦不二十年而覆亡。”（269）具体的来看：
（1）有关王莽获得政权，钱著认为，“王莽所以得举世人心之归向，而安移汉祚于庙廊之间”，并不只是在于其“门第之鼎盛，制行之谨饬而已”，“盖莽之所以震动一世之视听，而得时人之信仰者，尤在其对于政治上之主张。”（272）
（2）关于“王莽所抱政治理想”，钱著认为：是在“当时以时平世泰，奢风日炽。而制节谨度之意，实一时上下所共希”的时代背景和时代思潮下酝酿而来的，“并无足异”。“惟莽出王氏极盛之门第，而奉王（吉）贡（禹）书生谨节之论，修己治人，坚守敢为，此则不易得耳。”
（3）针对王莽改制，钱著指出：“王莽行政，重礼制，恤民生，着眼于社会经济，其本原皆出于王（吉）贡（禹），而其病则在拘古。”（278）钱著还指出，汉儒有两大“至高之论”，一是“论灾易，而发明天下非一姓之私，当择贤而让位”；再一是“论礼制，而发明朝廷措施，一切当以社会民生为归，在上者贵以制节谨度，抑兼并齐众庶为务”。但是，“前者为说，往往失之荒诞。后者之立论，又往往失之拘泥。”又说：“前说尊天，后议信古，而此二者，皆使其迷暗于当身之实事。”说到王莽与此之关系，钱著认为：“莽之为人，荒诞拘泥，兼而有之，竟以是得天下，而亦竟以是失之。”（291）钱著还认为：“富民豪族之兼并，贫富之不均，社会经济所形成之阶级，起而代古者封建贵族之世袭。惟此一事，厥为西汉二百年最大待决之问题。贾（谊）晁（错）董生（仲舒）极论于前，王贡诸儒深唏于后。而汉之诸帝，实鲜有能注意及此，而了解其问题之严重者。惟王莽锐意变法，欲举贾（谊）晁（错）董生（仲舒）以来，迄于王（吉）贡（禹）诸儒之所深慨而极论者，一一见之于实政。此不可为非当时一杰出之人物。不幸而莽以一书生，不达政情，又无贤辅，徒以文字议论为政治，坐召天下之大乱。”（291）
（4）对于王莽的史评，钱著又说：“是王莽一人之成败，其所系故以至巨。至于其人之贤奸诚伪，犹是对于王莽一人身后之评骘，可无斤斤焉深辨为也。”（291）
3，翦伯赞《秦汉史》（1944年）
在此书的第七章第三节“西汉政权的崩溃” 题下的“西汉政权的腐化与王莽改制”部分，对王莽及其改制的评论如下：
（1）对于王莽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及其作为，翦著写道：“王莽在圣经贤传中最感兴趣的，是周公辅成王而后来却自己即于王位的故事。在他受命辅成王之后，常以周公自命。总想把周公即于王位的故事，在他身上重演一次。同时他看到汉家的天下正在土崩瓦解，渐至不可救药；而孝元皇后与平帝，又是孤儿寡妇，可以欺侮，于是大有驱寒治天下而有之的野心。为了要实现篡窃的阴谋，在平帝在位的五年中，王莽即以各种的方法进行权力的集中。……为了控制宫闱，王莽又发动爪牙，假借民意，请立其女为平帝后。……王莽又善于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王莽知道以阴谋篡窃他人的天下，为舆论所不许，而舆论的根据是圣经贤传。于是他鼓励经学家刘歆搜罗整理旧经，是为古文经，以为他的篡窃事业寻求根据。”（306-308）
（2）对于王莽的获得政权，翦著评论说：“从王莽篡汉的史实，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上的乱臣贼子，无不把仁义道德挂在口上，用圣经贤传作为自己犯上作乱的掩护。……王莽的名字，现在已经成了篡窃者的符号。两千年来，在道德的法庭之前，遭受了历史价值残酷的裁判。”
（3）对王莽改制，翦著有评论说：“假如我们离开‘袒刘’的立场，则王莽仍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一位政治家，这就从他大胆的执行改良政策表现出来。当王莽篡窃天下以后，眼看他所接收的天下已经陷于崩溃决裂的现象，而且他知道，这种现象是从社会经济最深刻的地方爆发出来的，即由于土地兼并而引致之农民流亡所致。他知道，为了抢救土地所有者的政权，已经不是减租、免税、救灾、恤贫等小恩小惠所能奏效；他认为要将当时矛盾百出的社会经济制度加以改良，也许是有效的。于是而有王莽的改制。”（310）又说：“王莽的改制，从表面上看仿佛是一种复古运动。例如他在政治方面的改革，如官职、宗庙、社稷、封国车服、刑罚等的改革，无一不依照《周礼》上的名称。但这些都是表面的文章，王莽改制之最主要的部分，是经济制度的改革。王莽对经济制度的改革，最主要的是打击商人地主之土地兼并、物价垄断和高利盘剥，以期由此而缓和农民的‘叛乱’，使土地所有者的政权转危为安。像这样一种违反商人地主利益的政策，当然要碰到商人地主的反抗，为了制止反抗，所以王莽不能不把《周礼》做他改良政策的旗帜。《周礼》是圣人定的制度，谁要反对新政就是反对《周礼》；反对《周礼》就是反对圣人；反对圣人，就是名教罪人，就应投之四夷以御魑魅。所以我说王莽的复古，是执行改良主义的一种手段。”（310-311）
4，吕思勉《秦汉史》（1947年，开明书店）
在此书的第七章“新室始末”分别以“新莽得政”、“新室政治上”、“新室政治下”、“新莽事四夷”、“新莽败亡”的五节（第197-229页），集中记述和评议了王莽新室政权的确立和败亡的历史。
（1）对王莽的获取政权，吕著认为是先秦以来社会改良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说：“先秦之世，以其时之社会组织为不善，而思改正之者甚多，……此等见解，磅礴郁积，汇为洪流，至汉而其势尤盛，……此等思想，虽因种种阻碍，未之能行，然既磅礴郁积如此，终必有起而行之者，则新莽其人也。新莽之所行，盖先秦以来志士仁人之公意，其成其败，其责皆当由抱此等见解者共负之，非莽一人所能尸其功罪。新莽之为人业，迂阔而不切于事情，其行之诚不能无失。然苟审于事情，则此等大刀阔斧之举动，又终不能行矣。故曰：其成其败，皆非一人之责也。”（197-198）他又说：“凡莽之所行，汉人悉以伪字抹杀之，其实作伪者必有所图，所图既得，未有不露其本相者，莽则始终如一，果何所为而伪哉？《汉书》言其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惭(can)恧（nv），此乃班氏父子曲诋新室之辞，平心论之，正觉其精神诚挚耳。”（198）他又说：“王莽为有大志之人。欲行其所怀抱，势不能不得政权；欲得政权，势不能无替刘氏；欲替刘氏，则排摈外戚，诛鉏异己，皆势不能免，此不能以小儒君臣之义论也。即以寻常道德绳之，后人之责莽，亦仍有过当者。”（202）他还说：“案《汉书》于莽无一佳语。然即如所述，亦见其奉法无私，以康济天下为怀者，必不计一人之祸福，谓莽以揽权得汉政，因猜防其臣下，浅之乎测丈夫矣。……谓其以暗昧至奸欺，亦非情实。盖莽所行者为革命之事，其利害与官吏根本不能相容，故虽严于督责，而卒弗能胜也。”（212）
（2）对王莽的新政，吕著指出：“新室政治，可分数端，一曰均贫富，二曰兴教化，三曰改官制，四曰修庶政，五月兴学术。凡莽之所怀抱者，多未能行，或行之而无其效，虽滋纷扰，究未足以招大乱。其招乱者，皆其均贫富之政，欲求利民，而转以害之之故也。”（202）
（3）对王莽改制，吕著指出：“莽所行最不可解者，为其钱币之制”（205）；“莽于用财，亦有制度。……莽所定制，卓然犹有古义，惜未必能行耳”（207）；“自宣帝已后，即有离生活而言教化，以沽名誉者，黄霸等实开其端，……王莽亦坐此弊”（208）；“新莽作事之无成，实由其规模之过大。其徒滋纷扰可议，其规模之大仍足称道也”（210）；“莽之专制，颇类于秦始皇，其与学术则与始皇大异，即由其好研求故也”。
（4）对于王莽之失，吕著认为：“莽之病，在于偏重立法，而不计法所以行，虽亦欲行督责之衡，而不知社会组织不变，党类利害相违，弊端终将百出无已，断非督责之术所能补救也。……故莽之败，究由所行之事，与社会情势不合者居多，其身之失，薄乎云耳。”（211、212）“举事规模过大，遂致流于奢侈而不自知，亦为莽之一失。”（212）在论及王莽与周边民族关系时，吕著指出：“新莽之性质，可谓最不宜于用兵，盖用兵必知彼知己，敏捷以赴事机，而莽则固执成见，不察事势也。莽之败亦可谓时势为之。……一意孤行，内未安而外亦终不能攘，好径行直遂者，可以鉴矣。”（216）
（5）针对当时王莽的支持率，吕著说：“莽之败，为之尽节者不少，视汉末无一人死难者，相去远矣。知谓人心思汉者，乃班氏父子之私言，非天下之公言也。”（229）
5，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1954年，人民出版社）
该书第二章第二节“王莽改制与赤眉绿林起义”记述了王莽改制的历史，其中有评论说： “王莽的改制是倒退的，是违反社会发展法则的；因为当时私有财产，特别是私有土地正起着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作用。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下，首先，王莽的土地王有政策，取消了当时对生产发展有利的土地私有制度，也就闭塞了生产力发展的道路。王莽改奴婢为私属，不得买卖，也不是为使奴婢得到解放；王莽的法律规定犯新法及私铸和挟持五铁钱者均没人为官奴婢。被没人为官奴婢传送长安者，为数在十万以上。这是他企图禁止私人占有奴婢藉以扩大天子占有奴婢的数量。同时，当私人工商业正积极向上发展的时候，王莽以朝廷的权力强制均平物价，控制商业资本的活动，禁止工商业的竞争，这就取消了刺激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至于改革币制则引起了币制的混乱，使小农、小生产者所持有的五株钱变成废物。所以王莽的改革，是违反并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因此不但不能缓和当时的社会危机，反而更加深了这种危机。”（47-48）
6，何兹全《秦汉史略》（195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该书的第十一节以“王莽改制”为题对王莽获得政权的背景及其改制的失败有所评论。
（1）对王莽的获得政权，何著认为：“在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形势下，统治阶级内部常常有一些人物提出改革的方案，希图挽救政权的危机。……在刘氏政权希望挽救危险局势不成功，便希望换个别家，于是王莽起来了。王莽是由外戚起家的。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元帝的皇后。成帝在位，社会危机严重的时候，也正是王家一家极其贵盛的时候。” （76）又说：“刘家政权已走上崩溃的路，统治阶级在过着醉生梦死、腐化堕落的生活。一般中小地主阶层却在幻想着一条自救之路。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出来挽救危机。后代封建社会忠于一姓的思想这时还是不强的；反之，在这时期，在思想界占支配地位的却是‘五德终始论’，认为人间的统治者正如五德（金、木、水、火、土）和四时（春、夏、秋、冬）在宇宙的运行一样，一朝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就要让给别家。王莽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凭藉他比别人容易爬到政治的最高点的外戚的地位，掌握了政权。幼年的‘孤贫’、儒家思想的训练，这些使他知道当日政治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一般中下阶层的要求，并使他能够取得他们的拥护。”（77）还说：“他用一切方法在政治上树立威望。当时统治阶级中官僚、知识分子大部分是拥护他的。”（78）
（2）对于王莽改制及其结果，何著认为：“王莽是在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严重局势下取得政权的，拥护他上台的人把他看作救星一样，王莽上台以后，形势要求他必须有一套改革办法。当时的问题，是商人、大地产所有者兼并土地，是小农失掉土地变成奴隶和佃户，是商人资本发达并操纵了社会经济。王莽的改革就是针对这些问题的。”（78）“王莽这些改革政策实行的结果都是不好的，造成普遍的社会经济的紊乱。……王莽改革失败的原因，首先是这些改革都是空想的、不切实际的、没有物质基础的，而且是违反历史发展的方向的。”（81）“王莽的改革政策都是对商人大土地所有者不利的，但负责推行这些政策的正是这些由商人、大土地所存者出身的官僚。他们如何会推行一种专以打击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为目的的政策呢？所以王莽的政策，即使本身是好的，如五均、赊贷，但一通过官僚到实践中去就都变成扰民的了。”（81）
（3）对王莽经济改革的性质和结局，何著指出：“要了解王莽和王莽经济改革政策的本质，也要加上专制主义这一面。皇帝、商人地主同是土地所有者，都是依靠对农民、手工业者等劳动人民进行剥削的。但在分配剥削品上，两者是对立的。皇帝本身是最大的地主、最大的商人，而不单是私家商人地主的代表。皇帝把劳动人民甚至整个国家社会看作他的所有物，于是有国家机构来完成一些经济事务，使劳动人民能够进行生产来供养他，这是专制主义皇帝的要求，同时，打击破坏社会生产的商人地主阶级的兼并行为，也就成为当时专制主义皇帝的一种要求。王莽经济改革政策的能够提出，基础是在这里。”（82）又说：“总之，王莽经济改革政策之所以能提出，它的基础我们不能从皇帝和私家商人地主都是地主阶级，都是剥削农民，即他们的‘同’和‘合’的方面来理解；而应该从他们虽然同是地主，却是不同的地主，在分配上是有矛盾的，即‘分’和‘异’这方面来理解。王莽的政策是打击私家商人地主的，但这种政策却是通过与私家商人地主有密切联系的官僚机构实行的，因之对人民也造成大害，王莽和私家商人地主、劳动人民都对立了起来，因此他失败了。”（83）
值得注意的是，何兹全在1951年3月10日《光明日报·王莽》一文中说：“王莽是个改良主义者，在政策上他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同时又照顾了一般人民的利益的。比起黑暗的统治者来，王莽当然是比较进步的。”这一肯定性观点，在此则有所改变，而显得折衷化了。
7，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195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该书第二篇第一章第二节“新莽时代的农民暴动”题下对王莽的新政及其失败有评论说：
（1）对于王莽新政的性质，周著认为：“因为他是贵族的外戚，故能结交权贵；因为他处境特贫，故亦知民间疾苦。他凭着这等阅历经验，要来解决危机；故其所施行，在当时实是崭新的而有革命意味的政策。”（220）
（2）对于王莽新政的失败，周著认为：“新政的种种，好像切中时弊。但实行能否生效，却是另一问题。莽的新政，大抵完全失败了。其所以失败的原因非常简单，即豪民富贾，勾结县令；对于新政，阳奉阴违．其甚者且乘机获利，假新政之名，行自肥之实。这事很寻常。凡欲解决危机，而政权不在贫民之手，其结果必然是这样的。……于是严重的危机只有待农民起来，自动的解决。”（222-223）
8，杨翼骧《秦汉史纲》（1956年，新知识出版社）
该书的第四章第一节“西汉政权的动摇”、第二节“王莽的改制及其失败”中，对王莽获得政权及其改制的历史进行了记述和评价。
（1）对于王莽的获得政权，杨著认为：“西汉的封建统治者既不能改良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也就愈益加深了这个政权的危机。而正当这时，出身于外戚之家、怀抱政治野心的王莽，便乘着西汉统治动摇的机会，利用中小地主阶层希望改良政治及改朝换代的心理，夺取了政权，实行‘改制’，企图巩固封建统治并满足他的统治欲望。”（82）
（2）对于王莽改制的实质及其失败，杨著指出：“王莽爬上皇帝的座位以后，为了显示新朝的威德，巩固他的统治，防止人民的反抗，不能不施行一些制度上的改革。他的改制，主要的是在社会经济方面。”（84）“王莽本是西汉末年上层统治集团中的分子，在他利用一切机会，施行种种手段，获取了刘姓的政权之后，又摆出伪善的面孔，打着‘托古’的招牌，进行了一连串的改制，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企图欺骗广大的劳动人民，巩固他的统治。在他的统治集团中，是以大贵族、大官僚亦即大豪强地主为中心的。他的改制，实际上也是从这个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的。他之所以打击了一部分豪强、中小地主及工商业者，不过是为了更加扩充他的统治集团的经济权利，增值他们的财富；而广大的劳动人民不但未得到丝毫的利益，且在社会经济混乱、官吏苛征暴敛之下，遭受了更重的剥削与掠夺，痛苦愈陷愈深，即连原来有些人民的一点生路也被断绝了。……但是，王莽及其统治集团的财富却大大增加了。……这种只能满足王莽统治集团的利欲的改制，只有使社会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而王莽过去所宣称的要解决社会问题的骗局也完全揭穿。伪善的、恶毒的真面目暴露无遗，因而在激烈的反对之下失败了。”（87-88）
（3）对于王莽政权与周边各族的关系，杨著指出：“王莽不使对国内人民施行酷毒的掠夺，同时，对中国周围各族也进行蛮横的欺压，以满足他的统治欲望，等到周围各族对这种欺压表示反抗时，他就发动残暴的侵略战争。王莽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结果，不仅加重了国内人民的负担，伤害了无数的生命，而且使自汉武帝以来中国与周围各族之间在经济与文化上的联系也为之断绝了。” （89）
（4）对于王莽政权的结局，杨著说道：“在王莽对内对外的种种反动措施之下，广大的农民已被残害得‘不得耕桑’、‘无以自存’，唯一的出路就是对这个凶狠暴虐的封建统治者执行严厉的制裁。全国性的大起义便在这时爆发了。”（89）
9，范文澜《中国通史》（1957年，人民出版社）
该书第二册第二章第七节“王莽的新朝”中有如下一些评论：
（1）范著指出：王莽对劳动人民也制造了一些好的影响。如王莽令儿子为奴偿命，郡国发生旱灾、蝗灾，王莽带领一些官吏富豪献出钱财、田宅分配给贫民、贫民免纳租税，分配给贫民。派使者捕蝗、民间捕蝗给以酬钱等。（122-123）
（2）范著评论说：“王莽变法的真实意图是在停止田宅奴隶的买卖，借以停止豪强对土地人身兼并的继续发展。这当然又是十足空虚的幻想。”还说：“事实上五均六管是王莽把持工商业，实行最大限度的剥削。”（124、125）
（3）在述及王莽政权与周边的关系时，范著认为：“王莽的侵略战争，完全是一种狂妄愚蠢的行动。”（129）
10，李鼎芳《王莽》（1956，上海人民出版社）
该书基本上是采取批判的看法，否定王莽是改良主义者的观点。在该小册子的《后记》中，作者说：“在许多历史论著中，王莽曾被称为改良主义者的，我也曾这样认为过。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王安石的变法和近代史上的改良主义，就会发现他们和王莽都是有所不同的。读到史学家们批判王莽的文章，和在教学中对这个问题的研讨，都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去年因写《论王莽》一短文，在《新史学通讯》发表。今年在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运动中，想到认为王莽是一个改良主义或很可能是中了反动的胡适思想的毒，愈觉得王莽有进一步批判的必要。”这段话可以看作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历史批判主义的一个缩影。
11，田余庆《秦汉史》（1962年）
在该书“王莽改制”一节，有如下的一些评论：
（1）“西汉王朝结束了，但西汉社会的阶级矛盾并没有结束。王莽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附会《周礼》一书所载的各种典章制度，陆续颁布改革的法令。”（62）
（2）“对于王莽的改制问题，史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王莽是开倒车，复古；有人以为王莽搞的是土地国有制；还有人认为王莽是剥夺了大土地所有者。我们认为王莽的王田奴婢诏令，仅仅逐限制了土地、奴婢的买卖，丝毫也没有触动土地私有制，因而谈不上是开倒车，也不能以此作为土地国有说的根据，更不是剥夺了大土地所有者。”（65）
（3）“王莽迷信‘制定则天下自平’，结果适得其反，情况愈来愈严重。这证明改制并不是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才能挽救当时的危机。历史的任务应该由农民起义来解决，但偏偏来了个王莽。因此王莽的出现是多余的，没有历史的必然性；赤眉绿林起义推翻的实际上是西汉腐朽统治，王莽不过是西汉腐朽统治的替罪羊。过多地责备王莽也不对。”（65）
12，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196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该书第—部分“秦汉封建帝国的经济思想”第五章“王莽的经济改革”，对王莽改制有所评价。
（1）胡氏指出：“王莽夺取政权以后，曾尽可能地改变汉代的制度，以表示他与汉王朝有所不同。但在政治方面他所进行的一系列变动，如改变官职爵位的名称等，都可以说是些毫无意义而又徒滋纷扰的举动。但他在经济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不论其成效如何，大多数都是有所为而发，决非全无意义的无聊举动。从他夺取政权后所推行的许多措施看来，较多而较重要的大都是属于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仅就这一点来说，王莽特别重视经济矛盾是肯定的，至于能不能解决这些矛盾，那是另一问题。”（174） “在古代社会中，尤其是封建最高统治者中，只此一点已经是很难得的。我们应该肯定王莽对当时存在的一些重要社会经济矛盾已大致有所认识，并企图全面地予以解决，虽然他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并不一定正确，也未收到什么效果。”（176）
（2）胡氏评论说：“他所采用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大多数是西汉以来的学者和政治家们所采用过的办法，这些办法，有的来自前人的学说，也有的是他自己的创见。即以采用前人的意见和办法来说，王莽不仅是综合地加以推行，并在许多方面有或多或少的发展。由此可见，王莽既不是一味模仿前人的抄袭者，也不是一个想把历史拉向后退的复古主义者。……至于，演出的成功与失败，那又是决定于许多因素。而王莽的演出却是失败的，可是，他演出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复古。另一方面，他借用古代的词句所进行的事业，决不是为了以一个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也不是要使现存生产关系改变得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是以一个新的封建王朝代替旧的封建王朝和为了自己政权的巩固。所以，他绝不是进步思想家，也不是什么改良主义者。”（176）
（3）胡氏还说：“王莽只是一个对封建经济问题有一定观察力的、平凡的封建剥削阶级知识分子。他被历史的偶然条件幸运地送上皇帝宝座，使他不能不面临和解决现实的重要经济矛盾。由于他是对经济问题具有一定观察力的知识分子，故能对以前的思想家在这方面的成就加以综合利用，并在某些方面有较深刻的或独到的认识。这种较深刻的观察力，使他发现了前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的缺点或软弱无力，因而采取较猛烈的步骤，这就使他失败得更快，更悲惨。王莽毕竟是平凡的，尽管他对现实的重要矛盾能有较深刻的认识，在解决矛盾的具体措施上，就不能不存在许多错误了。”（177）
13，宫崎市定《中国史》（1977年）
该书第一篇“古代史·前汉”部分有“王莽的登场”、“经学集团”、“王莽的掌权”、“新王朝”和“王莽的失败”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1）宫崎氏指出：“关于王莽这个人物，在今日仍有许多难以理解的地方。因为有关王莽的史料都只是后汉时代所写下来的，所以把王莽写成一个像是最大的伪君子，穷凶极恶的叛徒，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从他的行为和施政当中，单纯地将他看成一个坏人，却又不能理解的地方。因此，近来也出现了将王莽捧为领先时势的理想家而欲图加以美化的说法，但我并不认为这种说法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爰此，设若有第三种说法的话，那就最好要检讨当时的时势，把王莽之于那个背景之上，然后再从事全盘的观察。”（185-186）
（2）宫崎氏评论说：“首先，王莽确实是藉王氏一族之力而登上大臣之位，但是由于他年轻时曾受王氏一族的冷落，因此在得志之后，也不愿作王氏的傀儡而去谋求王氏一族的荣盛。他似乎是具有一种反抗王氏一族过去丑行劣迹的正义感。”（186）又说：“其次，王莽欲迈向独自之途，便必须另外寻求适当的协助者。……他拥有同学的集团，那就是新出现在社会活动的经学集团，其中心人物是刘向、刘歆父子。这个集团与之前武帝之时所用的文学之士，在性质上稍有不同。文学之士是因其文学之才始被重用的，他们的经术实际上几乎一无用处；然而刘向等人的经学却是想把经学按照其原来的理想付诸实行。”而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阻力，“王莽仍毅然决然地试图实行古代儒家的理想，这是由于王莽的行动自始就潜在着一种异常的性质。”（186-187）还有：“在他所接受的儒家立场看来，要匡正这个社会的颓风，除了恢复古代圣王的政治之外，实无他法，因此他就怀抱了这种近乎信念的理想。”（189）
（3）至于王莽的新政动机与效果，宫崎氏认为：“其旨趣是相当进步而且合理的，但是要实施这些新政，到底作了多少准备，就简直令人不胜寒心了。”“王莽空想式的新政策，不但使国内陷于混乱，而且与四方异族之间也发生摩擦。”（191）
（4）最后，宫崎氏提出：“王莽对中世立下了许多先例”，一是“他利用外戚大臣的地位而实行帝位的篡夺，这成为中世时代普遍实行的王朝交替的方式，只不过其改换禅让之名而已”；二是“王莽创始的儒家主义政治，下之后汉时代仍然作为王朝的基本方针。儒家被公然定为国教，也可说是始于王莽的。”（192）
14，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1979年，人民出版社）
该书第五章第二节“王莽复古改制的失败”部分略有评论：
（1）该书提到：“王莽凭借王家的声势，广泛结交权贵和士人。他平日装出‘谦恭俭朴’、‘勤学博览’的样子，取得地主阶级中许多人的好感和信任。”又说：“他执政以后，‘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很快就在自己周围纠集了一群党羽。同时，又采取各种手段，大肆笼络人心。……受到王莽收买的这部分官僚、贵族和儒生把王莽看成是他们的保护人，也不遗余力地为他制造舆论。”（254-255）
（2）该书评论说：“王莽是一个惯于耍弄阴谋的野心家、两面派。”不仅“装模作样地辞让赏给他的大量土地和金钱”，“对人民也施加了一些欺骗性的小恩小惠”，还“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的形象”。（256）
15，黄仁宇《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1987年）
黄氏此文对王莽改制有不少的评论。
（1）对王莽的获得政权，黄氏说：“外戚莫盛焉，终构成王莽篡位的条件。……所以王莽纵矫诈，他所处的背景，则是当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西汉的朝廷就产生不了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从他的立场看来，除了篡位之外，也没有办法打开出路了。”
（2）黄氏还说：“《隋书》经籍志说：‘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从此也看出新莽与光武帝刘秀同以原始型的信仰带有神秘性的色彩，去支持他们的帝业，并无基本的差别。可是除此之外，刘秀注重实际的组织，有步骤的达到他的目的。王莽则眼高手低，只能宣扬天下大局应当如是，做事经常文不对题，可能被他自己的宣传所蒙蔽。作他的传记者只要把他的诏书前后摘录，也可以给人看出这位改革专家，实际上仍是一个大书呆子。”
（3）黄氏又说：“王莽何以会失败，曾引起中外学者的争论。50年前，还有人张扬他为‘初期社会主义者’。其实这个比拟不合实际，而且王莽的败亡，有他亲身实历的前后史迹足以解释，用不着我们提供没有发生的情事作假说。”
（4）黄氏还说：“王莽新政涉及虽多，其要点不难缕列。……其理想则是农民都有田种，货物既流通，价格也公平，高利贷则绝迹。这种理想，牵涉国家社会的根本，目标远大。可是根据这改革者自己所发诏书的揭示，汉初以来假设全民平等的赋税制度，因为‘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已经名不副实。新莽由于财政困难，公卿以下月禄才得帛一匹，‘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这时候还以为所要的改革可以一纸文书颁布，则天下怡然景从，也未免太乐观了。”
（5）黄氏还说：“今日我们读《汉书》里面的王莽传，不能忽视此人书呆子的‘气派’”。还说：“王莽可能精神失常，他做皇帝时总是接受外间至大的压力，也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然则，他也有很多我们在今日视作离奇的办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都须用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这些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术供应不及时的产物。因为统治这庞大帝国，包罗万象，即使博士顾问，也必须保证对万绪千头的事物，都有知能上的掌握，才能表彰皇权之万能。于是只有将原始片面的见解，牵扯着、笼罩着去推衍出来一个内中凡事都能互相关联而有规律性的宇宙。”
16，林剑鸣《秦汉史》（198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该书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606-699）对“新”朝的出现与王莽改制，王莽的政治品格及其统治等历史问题有所技术和评论。
（1）对于王莽的获得政权，林著更多的是以批判的笔法加以描述和评价的。林著认为，由于王莽从政之前的特殊身份和境遇，“使王莽一方面得混迹于统治阶级最高层，同时又较一般纨绔子弟更加懂得权势之重要，以及如何取得的手段。……进入政治舞台后，王莽愈加恭谦。他一方面巴结诸叔、伯父，一方面拉拢在朝的官僚及在野的名士。”（607）“在王氏集团与丁、傅集团两派外戚的斗争中，王莽能最后掌权，除了因元后的势力在宫中根深蒂固外，王莽本人善于观察时机，培植势力以至攀附当权者则是重要因素。”（610）对王莽政权的性质，林著认为：“‘新’莽政权本是西汉末年外戚专权生下的一个怪胎。它既标榜不同于刘氏的‘汉’朝，实际上又同西汉王朝又扯不断地联系。因此，王莽称帝后的政权建设就是对原来西汉政权制度的修补和改易。”（615）
（2）对王莽的具体改制，林著认为，“王莽时‘新’朝政权的建设，不是从建立机构开始，而是把修补和改造‘五德’学说作为建立政权基础的。……这种学说也贯穿在整个‘改制’活动中。”（615、617）对于王莽实行“王田”和改奴婢名“私属”，林著认为，“是有从社会危机中找寻一条出路的愿望的”，不过，“王莽虽然认识了当时社会危机的严重性，并正确地揭露了矛盾的真相，但他企图以恢复井田制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无异于南辕北辙。”（626）还有对赊贷之法，林著认为：“无论是否模仿古制，王莽的最初用以还是不错的。”（630）对王莽改制的总体认识，林著指出：“王莽代汉后就开展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改制’活动，从政治到经济、文化思想无不在‘革汉而立新’（《汉书·王莽传》中）主导思想下，依古制、经典或迷信符箓进行改革，当然不能说王莽本人对此全无诚意，完全是虚伪骗人的；但就‘改制’结果来看，其全部政策和行动均属倒行逆施，不仅毫无解除社会危机之效，反而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将更多的人推向苦难的深渊，是社会危机加剧。”（645）
（3）对王莽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及所实行的政策，林著认为：“反映了王莽歧视、压迫少数民族的思想本质。他企图用这些办法提高‘新’莽政权的威望，并满足其虚骄、狂妄的心理。但事实却向他希望的反面发展，不久王莽就尝到了苦果。”（648）
（4）对于王莽的政治品格，林著提出：“新莽的政治变化，当然是由社会各种条件制约的，不能完全归咎于一人。但作为专制制度最高统治者，其个人性格，在施政中不可能不产生巨大影响。‘新’朝统治的混乱及其政权的迅速垮台，于王莽的政治品格有极密切关系。”林著还对王莽的“浮夸拒谏猜疑心重”、“喜怒无常朝令夕改”、“食古不化顽固迷信”等几个方面作了描述和分析，并且说：“王莽的这些性格，对于当时政治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正因为如此，‘新’莽政权的统治也达到极其黑暗的程度。”（670-674）
17，英国的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该书第三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对王莽及其政治的评价如下：
（1）作者毕汉斯首先指出：“由于缺乏材料，世人只知道王莽之治的主要概况，这就是他的政策引起很多争论和误解的原因。”（247）
（2）针对中国的胡适以及一些美国学者关于王莽改制的看法，著者有所评论说：“怎样解释王莽的这些政策呢？胡适提出了一种赞赏他的意见，称王莽是社会主义者、空想家和无私的统治者，他的失败是因为这样的人过早地在中国出现。美国学者德效骞则接受了班固的有派性的批判。他断言王莽不过是一个聪明的阴谋家，他依次与所有阶级为敌，于是迸发了最后使他丧命的一切力量。克莱德·萨金特认为，前汉气数已尽，中国需要一个王莽。但是由于鲁莽地推行他的思想，他得罪了所有的人，引起了反抗，结果使他毁灭。除了胡适的浪漫主义的和非历史性的解释外，学者们一致对王莽持总的否定态度，认为他自食其果。这个观点的缺点是它的目光短浅。王莽的政策是在狭隘和孤立的情况下进行研究的，当时易受历史编纂学和班固对篡位者的敌对态度的影响。为了进行更好的剖析，人们必须站得高一些，在前汉和后汉政策的广泛的背景下看待王莽的施政。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这些措施是否不同寻常的问题。”（248）
（2）著者认为：“王莽不是一个标新立异者。除了土地改革和限制奴隶制的短命的尝试外，他的重大政策是前汉实践的直接继续。这意味着班固对王莽的指责缺乏根据。这些指责是歪曲一个人的手法，出于政治和哲学的原因，他必须被描述为无能的和道德低下的人。” 又说：“班固的记载中关于王莽对待国境内外非汉族民族的政策也同样有偏见，需要正一正视听。” （250）又说：“概括地说，王莽不是班固所述的那个无能、狡猾、伪善和妄自尊大的蠢人。这些都是老一套的和不公正的指责。从积极的一面衡量，王莽是机智而能干的。他无疑受自己经历的影响，不愿把自己帝王的权力下放给他人，并且严密地注视着他的官员的表现。他严厉得竟迫使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孙子和一个侄子因犯法而自尽。这与汉代诸帝纵容其亲族相比，应受到称赞。他有广泛的爱好。公元5年他就古典经籍、语文学和其它题目召开的会议，其重要性完全可与公元前51年的石渠阁的讨论和公元79年至80年的白虎观的讨论相比。……从消极的一方面衡量，王莽是一个过分地依赖古文学派经典的有点迂腐气的儒生。他不喜听批评意见，并且象当时所有的皇帝那样，有迷信思想。” （255）
（3）著者提出：“难以说清王莽是哪一类人。在提倡古文学派和对待奴隶制和土地改革的态度方面，他是改造派。在依赖国家专卖事业稳定价格和推行法律方面，他是时新派。王莽不是革命空想家，而是一个在治理中国时其作为很象在他之前的汉代诸帝的务实主义者。”又说：“如果士绅对王莽有任何不满，这种情绪也不是明显的。就班固所知，从公元10至20年甚至没有一起反对他的阴谋。没有试图暗杀他的行动，可是甚至连汉武帝也几乎在公元88前年被人谋杀。所有的证据证明，实际上全体官员都支持王莽，只是在广泛的农民骚乱导致官军彻底战败时，对他的支持才消失。如果王莽对这种骚乱负责，那将是对他统治的一个致命的控诉。但他不负此责。王莽的垮台是由于几次黄河改道的重大积累的影响，这是非人力所能防止的灾难。”（256）
18，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1993年，人民出版社）
该书第四章第二节“王莽改制”，有如下的评论：
（1）著者认为：“王莽的代汉之所以顺利地获得成功，最成要的原因是当时刘氏皇朝腐败无能造成了整个社会对改朝换代的向往。而王莽在执掌汉朝大权后的所作所为，义使他几乎成为社会各阶级所瞩望的代汉人选。”（235）又说：“当然，在已经形成的既定历史趋势下，王莽虚伪奸诈的品格和手段在代汉过程中无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实现代汉的既定目标，他进行了长时期的准备工作，每一步行动都经过深思熟虑，找到相应的借口，千方百计地加以文饰，同时增强朝野对于改朝换代的心理承受能力。”（236-237）
（2）著者又评论说：“公正地说，王莽在代汉前办了一些好事，他看到土地兼并的危害，奴婢问题的严重，注重吏治．发展教育，统一度量衡等，都应该得到历史的肯定。但是，由于王莽的政汉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有些政策因用人不当而变质，因而先后宣告失败。”（250）
19，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1995年，人民出版社）
该书第四卷《秦汉时期（下）》第二十七章“王莽”，对王莽有所评论。
（1）该书以“王莽以外戚身份盗窃汉家天下，建立了短暂的新朝”为基调，在对王莽“篡窃帝位的历程”的叙述中，给王莽的出身和政治行为冠以“虚名和高官”、“剪除异己，笼络亲党”、“嫁女以为后，杀子以固权”、“粉饰太平，夸张功德”、“受金匮而即帝位”等笔触加以描绘，可以看出作者对王莽的基本评价。
（2）对于王莽改制及其失败，该书基本上以班固《汉书·王莽传》中的评说来概括其主观原因，并且说：“这些，都与王莽本质上是个贵族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及志大才疏的书生性格分开的。他了解一些时弊，也想解决社会矛盾，但真正做起来，并不从根本上本阶级的利益，并不精明干练，而显出了得志便猖狂、失意便沮丧的丑态。如此王莽，改制岂有不败之理！”（373）
20，周远廉主编，王连升、刘敏、孙立群著《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秦汉卷》（1996年，广西人民出版社）
该书第二编第四章“王莽代汉、天下大乱”对王莽的篡汉自立、托古改制及其失败等方面有所评论。
（1）对于王莽的抱负和政治行为，该著评论说：“王莽是一个目光长远、胸有大志、心有计谋、很有手段的人，与他的叔伯兄弟们‘争为奢侈’的荒淫行径相反。”（198）
“王莽做的是‘篡汉’的事，说的却是‘安汉’的话。王莽是一个既有野心又有韬略的政治家，不同于一般的势利小人，所以不惜放弃暂时的经济利益，以换取政治上更大的名誉。”（201）
（2）对于王莽的获得政权，该著认为：“是西汉后期客观的历史条件使之然也，主要并不在于王莽个人的道德和品质。”因为，“西汉王朝的灭亡是必定无疑的。人们在寻找，历史在选择，由谁充当这匡世救危的英雄。王莽掌权后的所作所为，使他成为众望所归的人选。王莽代汉，不仅是他个人和王氏宗族的需要，也是地主阶级的需要，是历史的选择。王莽是历史的幸运儿，当他走上政治舞台时，他的父辈已为他在汉家的墓坑中奠定了新朝的基础。”（205）
（3）著者又说：“就王莽的为人特点来看，他一贯虚伪，擅长沽名钓誉。他欺人、骗人、拉拢人、收买人、利用人，也杀人，终于爬上了皇帝的宝座。与某些历史人物后世的评价褒贬不一不同。在封建社会里，对于王莽的评价，不论是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还是文学家，基本都持批判、贬斥、痛骂态度，一致认为王莽是乱臣贼子，集中谴责他篡汉自立，违反‘忠君’的封建道德，而他的欺骗虚伪更是让人生厌。‘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这脍炙人口的诗句。代表了封建正统思想下人们对王莽的基本看法。”（206）
（4）著者还提出：“唯物史观不以封建道德为标准评判历史人物，刘邦可以以代秦为帝，王莽也可以代汉自立，都有他们历史的合理性。王莽代汉建立新朝，是公元一世纪初重大历史事变，但篡立本身不是我们评判王莽的依据，我们注重的是，在他掌握社会最高权力时的所作所为，他的活动对于社会和历史发展起了什么作用。” （206）
（5）对于王莽改制，①该书评论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问题，不但地主阶级的变法改制解决不了，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也无能为力，所以对王莽也无须苛求。” ② 又说：“如果说王田制称得上一次大的改革的话，私属制仅仅是对奴婢制度的一个小的改良。”（208）③又说：“王莽的‘六筦’政策与‘王田’政策不同，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与封建经济规律相悖，是完全可以实行，并得到预期的社会效果的，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就证明了这—点，而且王莽的政策和目的与桑弘羊的相比也有其进步之处。……造成混乱的原因主要不在政策本身，而在于用人不当。”（210）④又说：“王莽的货币改革，引起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使得整个社会陷于混乱。王莽货币改革的关键问题就在于违反客观经济规律。”（211）⑤又说：“王莽将官职与爵位连体化，同时规定官爵均可世袭，这是一种明显的倒退行为，无疑加剧了社会危机。”（214）⑥又说：“王莽改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改名，改官名、改爵名、改地名，改少数民族名。这种文字游戏，并无法解决社会时弊，反而制造矛盾。”（214）⑦又说：“尽管他看到了西汉末年的社会弊病，抓住了产生社会危机的关键问题，也有解救时弊的美好愿望，改制方案有某些合理、甚至难能可贵之成份，但他终究是失败了。”（215）
（6）在总结王莽改制之所以失败时，该书说：“主要原因是在于他主观意识与客观社会实际相悖。王莽失败了，被历史淘汰了。我们不因王莽的败亡而简单否定、贬斥他的改革、而是要说明这改革产生和失败的原因。王莽及他的新朝、他的改制都是历史的产儿，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王莽的改制是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全面社会改革，充满浓厚的托古色彩，这是与西汉中叶以后，儒学成为国学，在社会上起绝对支配作用分不开的。两汉之际的经学大师刘歆、扬雄、桓谭等都参与了王莽的政治活动，他们绝不单纯是为了追逐功名利禄，而是为了解救社会危难心实现如同二代圣世般的理想国家。王莽个人也是一样，虽然表现得食古不化，迂腐，不识大体，但绝不是简单的虚伪和欺骗，他的本志亦不在王氏一家一族的利益和发展，而是要通过托古改制实现理想的圣世，使自己成为留芳青史的圣王。王莽的失败在于主客观相悖。”而且，“整个看，王莽的改制是操之过急，规模过宏，结果使社会危机更加严重。”（215）再有，“当时的王莽对少数民族的战争几与新朝的历史相始终，这是—场非常错误的战争。……新朝对少数民族的战争，造成了中原疲敝，海内虚耗，骚乱四起的严重后果，它是新莽政权迅速败亡的最重要原因之一。”（215）最后，“新莽时期自然灾害十分严重……错误的战争，繁重的赋役，加剧了天灾的破坏力”。（218）
21，王子今《中国政治通史3·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2003年，泰山出版社）。
该书第九部分“王莽和新朝的兴亡”记述了王莽政权的历史，其总体认识是：“王莽因篡汉而长期受到传统史家的否定。但是对于他的政治实践进行客观的分析，可以发现有积极的值得肯定的内容。”（170）
（1）对王莽的政治个性，王著认同传统史家的认识说：“王莽的政治表演有极其虚伪的性质，史称‘匿情求名’。另一方面，王莽又‘敢为激发之行’，行政时无所顾忌。”（172）
（2）对于王莽改制，王著评论说：“王莽政权的最高决策集团，在确定改革的方向和步骤时，没有经过成熟的理论思考，在推行改革的法令和措施时，也没有进行必要的理论说明。他们只是简单地以传说中古代圣王的制度作为改革的理论基础。”（174）其实，王莽的“五均”、“六筦”政策与汉武帝时的经济制度都有联系，或曾被实行过，“但是新法的宣布，并不对汉武帝时代制度的利弊与成败进行总结和说明，却只是以古制相标榜。”（175）
在上面所引述的著述当中，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对王莽持肯定和理解性的评价，其代表人物是胡适（例1）和吕思勉（例4）。他们的观点不仅在历史上绝对少见，即使是在现今，也不能说能够成为公论。很显然，如上引胡适、吕思勉所作的判断，并没有循着传统史家的思路，更多的是从当时社会、政治、历史等方面的情势出发来理解王莽的获得政权和王莽的改制，而不是以正统史观和道德观为标准来评价的。后来的宫崎市定（例12）、毕汉斯（例17）也大体是持这样的态度来评价王莽的，后者更是对班固的《汉书》提出质疑，为王莽鸣不平。
其次，就是略显中庸的立场和观点，既包含对王莽所处时代及其本人的政治生涯的理解，也不乏对其施政弊病的指摘，可以说是有褒有贬。钱穆（例2）、翦伯赞（例3）、何兹全（例6）、周谷城（例7）、田余庆（例11）、胡寄窗（例12）是其中的代表者。后来的王子今（例21）也是以相对平和的笔调来加以评价的。
最后，以批判史学的角度出发，以阶级史观和人民史观的意识形态立场，对王莽及其改制加以批判的著述，一直成为带有主流性的观点。其不同时期的代表有杨翼骧（例8）、李鼎芳（例10）、黄仁宇（例15）、林剑鸣（例16），还有例5（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例9（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例14（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二册）、例18（田昌五、安作璋）、例19（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作者）、例20（王连升、刘敏、孙立群）。他们多是对王莽的为人、篡权、改制的失败等加以贬斥和批判，并且对将王莽理解为改良主义者的看法不予认同。至今，持这样的观点学者依然不少。
此外，除了笔者以上引述的21种著述之外，对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学术界有关王莽及其改制评价方面，还可以参考程有为《建国以来王莽改制问题讨论综述》一文（《中国史研究动态》，1983年第12期）中所列的葛承雍、韩玉德、萧立岩等人肯定王莽的观点，以及李晴、张志哲、郭廷康等人否定王莽的观点。这里不再赘述。
四 王莽对《周礼》的政治实践
从汉代的王莽开始，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以《周礼》为蓝本，或是作为进行社会政治改革的传统依据和理想模式，或是作为制定现行法律而必须参照的先王典章和传世圣书。因此，经典也就有了实践的意义。然而，能够善始却未必能够善终。清代学者孙诒让在谈到《周礼》对后世政治的影响时，曾指出：“盖秦汉以后，圣哲之绪，旷绝不续，此经虽存，莫能通之于治。刘歆、苏绰托之以左王氏、宇文氏之篡，而卒以踣其祚。李林甫托之以修《六典》而唐乱，王安石托之以行新法而宋亦乱。”如此说来，实践《周礼》者不是亡，就是乱，实在是实践者们所始料不及的。也许历史的逻辑和思想的逻辑早已注定了悲剧政治的因子。那么，除了传统的圣光的笼罩之外，《周礼》本身究竟有多少合理性和可行性，为何历史上的《周礼》政治实践者又屡屡以失败而告终呢？这正是值得我们探讨和考察的。
王莽可以说是比较全面地实践《周礼》式经典政治的第一人，他每每援引《周礼》作为其辅政和称制后的施政依据，以至于后世学者多以此认为《周礼》系王莽为政治需要而与刘歆伪造的。其实，在西汉经学兴盛且与政治关系至为密切的氛围中，“以《禹贡》治河，以《春秋》决狱，以三百篇当谏书”早已成为在传统中寻找根据的政治实践的典范。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以依照《周礼》这样的经典对现行的制度做一番改造，成就一代经典政治呢？只要是有了充分的理由──历史的、现实的和理想的理由。所以，王莽改制之倚重《周礼》既有经典政治延续的意味，又有发掘经典的内涵以求新意的意图，其立国号为“新”也许就有此深意吧。更何况王莽施政时常常称引和依据的经典不惟《周礼》，其对《诗》《书》《易》《春秋》《礼记》等也都是寻章摘句，念念不忘，所谓“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可以说，其所实施的经典政治实际上就是以《周礼》为代表的经学政治。
王莽以《周礼》为依据的施政改革，集中体现在政治制度、土地制度和经济制度上。
首先，是对周代所实行的和先儒孔孟所推崇的传统的分封制和井田制的恢复。前者是为了换取贵族官吏阶层的支持，后者是为了换取民众百姓的支持，以便巩固其统治。王莽在其辅政的居摄三年（8）和称制后的始建国四年（12）二月、天凤四年（17）六月，先后实行分封诸侯制度。先是奏请太皇太后对有功的将帅贤臣加以封爵赏地，受封者高为侯伯，次为子男，达数百人之多；后是在其亲政建朝之后数年，又下书授诸侯茅地。从王莽先后的奏请和下书的内容来看，确实可以看出其历史的和经典的依据所在及其思想意旨。其奏请说：
明圣之世，国多贤人，故唐虞之时，可比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则加赏焉。至于夏后涂山之会，执玉帛者万国，诸侯执玉，附庸执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诸侯。周公居摄，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盖诸侯千八百矣。《礼记》《王制》千七百余国，是以孔子著《孝经》曰：“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为亡道，残灭诸侯以为郡县，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残，考功施赏建国数百后稍衰微，其余仅存。太皇太后躬统大纲，广封功德以劝善，兴灭继绝以永世，是以大化流通，且暮且成。……今制礼作乐，实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说，无其文。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臣请诸将帅当受爵以者，爵五等，地四等。
其下书说：
予以不德，袭于圣祖，为万国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州正域，以美风俗。追监前代，爰纲爰纪。惟在《尧典》，十有二州，卫有五服。《诗》国十五，《殷颂》“奄有九有”之言。《禹贡》之九州岛岛，无并幽；《周礼》《司马》则无徐梁。帝王相改，各说为。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义著明，其务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东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盖亦如之。其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邦畿连体各有采任。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为五。诸侯之员千有八百，附城之数亦如之，以俟有功诸公一同，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则，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众户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杀以两，至于一成，五差备具，合当一则。……予永惟匪解，思稽前人，将章黜陟，以明好恶，安元元焉。
由上可见，王莽在恢复分封制时所依据的经典不惟《周礼》，而且在具体制度上正像前辈学者周予同、杨向奎诸先生所指出的，王莽的“爵五等，地四等”之制并不同于《周礼》，倒是与孟子及《礼记·王制》所记述的大体相同。就是说，王莽虽推重《周礼》以托古改制，但“只是汲取他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照单全收。甚至在其它儒家书籍中对他有利而与《周礼》制度不同的，他也有所取舍。有时虽仍托名于周，其实并不源于《周礼》。”确实，王莽之托古不过是在对先王政治制度加以选择后，更多地取材于《周礼》而已，但又不限于《周礼》。他还改变汉初以来封国称王的情况，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天凤四年（17），王莽再次“授诸侯茅土于明堂”，对其政治的合于经典深表满意。他说：“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经艺，合之传记，通于义理，论之思之，至于再三，自始建国之元于兹，乃今定矣”。
与分封制相应的则是官制和吏禄制度，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周礼》的影迹。在官制上，据史书所载，王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属令、属长，职如都尉。置州牧、都监二十五人，见礼如三公监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连率，子氏属令，男氏属长，皆世其官。其无爵者为尹。”在吏禄制度上，王莽也是以《周礼》为依据来加以确定，表现出对古礼的继承和实践。始建国三年（11）五月，王莽有令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盖以天下养焉。《周礼》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诸侯各食其同、国、则，辟、任、附城食其邑，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多少之差咸有条品。”而且，根据岁时的灾欠有所减省，作为一种灾害保障措施，即“岁丰穰则充其礼，有灾害则有所损，与百姓同忧喜也。其用计时通计，天下幸无灾害者，太官膳羞备其品矣；即有灾害，以什率多少而损膳焉”。
再有，就是井田制。王莽把获取民心支持的砝码确定在对井田制的恢复上。始建国元年（9）四月，王莽有令说：“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那么，除了对先王政治理想的向往外，还有什么现实的理由使之必须对土地制度加以改革呢？同孟子一样，王莽也是在古代先王那里寻找根据作为现行制度的范本的。他说：“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这和孟子所说的“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与“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在表述上是几乎一致的。而这在《周礼》中已是制度化规定了的。正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井田制受到急剧的破坏，直到秦朝、汉初，其迹已无所存。所以，王莽在言及复行井田制的现实依据时说：“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欲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时则有嘉禾之祥，遭反虏逆贼且止。”可见，此前王莽对井田制已有实行。而当此时，也有人加以劝阻。如《汉书·王莽传》所载，有中郎区博向王莽进谏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减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弊。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这番话确实使王莽有所猛醒，“莽知民怨，乃下书曰：‘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
在经济理财方面，王莽也依据《周礼》。《汉书·食货志》记载，“国师公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雠，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颜师古注：“雠读曰售。言卖不售者则官收取之，无而欲得者官出与之。”这就是以官府的经济力量来扶助贫乏、平衡市场物价的举措。于是，王莽下诏书：“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有关《周礼》中的赊贷之法，颜师古注解释说：“《周礼》泉府之职曰：‘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人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谓人以祭祀、丧纪故从官赊买物，不过旬日及三月而偿之。其从官贷物者，以共其所属吏定价而后与之，各以其国服事之税而输息。”具体到王莽所实行的赊贷之法，则是“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众民买卖五谷布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雠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万物卬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其贾低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其中，《周礼·地官·司徒》司市之职“以陈肆辨物大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泉府同货而敛赊”的职能也有体现。这样的理财措施实是从汉武帝的平准法发展而来，只是王莽又为其找到了经典的依据，因而就更合于先王传统了。当然，在实际施行中并不像所设计的那样，真正起到抑制商贾和高利贷者豪夺兼并的作用；相反，却成为贪官污吏借以贱买贵卖从中渔利的工具，使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
还有，据《汉书·食货志》记载，王莽“又以《周官》税民”，即对《周礼》中的赋税之法的具体化，如所谓“凡田不耕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显然，这是依据《周礼·地官·司徒》载师之职，即“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引申而来的。又王莽法中所谓“其不能出布者，宂作，县官衣食之”，则是从《周礼·司徒》乡大夫之职即“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引申而来的。再有，王莽还依据前引《地官·司徒》闾师之职以职业划分、物产分别来征收赋税，故说：“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纴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
如此说来，王莽改制既有经典的依据，又有政权的保证，岂有不成功的道理呢？然而，历史总有其自己的选择，任何变革的成败自有其必然的定律。忽略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和分别就很难找到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王莽改制的命运就是如此。
深受复古政治心态的驱使，王莽改制愈发的激进，如屡屡对中央和地方的官制、官名加以变更，多次对货币名目品类加以改变等。有的与《周礼》已经没有直接关系了。加之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以至造成了社会混乱，加剧了社会矛盾。一代经典政治的实践与尝试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对经典的崇拜最后也终于导向对经典的迷信。据《汉书·王莽传》载，正当王莽政权面临改制失败，各种矛盾加剧，以至兵戈四起，“莽愈忧，不知所出”的时候，其幕僚仍在经典中为其寻找灵丹妙药和解救良策。有下臣崔发进言：“《周礼》及《春秋左氏》，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故《易》称‘先号咷而后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随后，“莽自知败，乃率群臣至南郊，陈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因搏心大哭，气尽，伏而叩头。又作告天策，自陈功劳，千余字。诸生小民会旦夕哭，为詜餐粥，甚悲哀及能诵策文者，除以为郎至五千余人。”这实在是一种政治悲剧。王莽政权终于农民起义和汉家刘氏集团的反击下失败了。这不能不说是《周礼》式经典政治实践的失败。
如果以成败论，王莽改制与商鞅变法相比较，商鞅的成功是由于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而王莽改制则是脱离现实而一味复古，因而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这是其改制失败的根本原因。清代学者赵翼在品评王莽改制以失败为结局时曾经指出：王莽代汉称制成功之后，天下并没有太平，因王莽的张扬势力，导致“结怨中外，土崩瓦解”，可是王莽“犹不以为虞”，依然“锐意于稽古之事，以为制度定则天下自平。”而且，“日夜讲求制礼作乐，附会六经之说，不复省政事”，结果是“制作未毕身已为戮矣”。可以说，经典的实践终究不能帮助他解决所面临的多种社会问题。本来，王莽由辅政到自己称制是时势所使然，他以经典为依据的制度改革也是汉代经学政治的延续。但是，对经典中的精神诸如人文精神、法治精神、民本精神等等的继承，比对其中具体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继承意义和影响要长久和深远得多。而王莽改制都重在具体制度的继承，因而必然是脱离现实，更谈不上是经典政治的典范了。总之，现实制度的改革必须以适合历史的进步和现实的发展为其前提，理想化意义上和形式上的复古只能引发多方面的混乱，因此，其失败也就是必然的。
王莽之后，《周礼》作为政治经典的使命并没有完结，对《周礼》的政治实践仍在继续。这表明《周礼》中丰富的政治内涵吸引着后世的执政者们去实践。但是，再也没有比王莽更如此大张旗鼓地实践《周礼》式经典政治的了，毕竟他试图营造一个经典政治的时代，尽管并不成功且很短暂，短得一如后来的隋炀帝，在结局上也至为相近。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总可以看到一些相似的水流和一些相似的水花。
[英]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2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周远廉主编，王连升、刘敏、孙立群著《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秦汉卷》，20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转引自程有为的《建国以来王莽改制问题讨论综述》一文（《中国史研究动态》，1983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