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红楼梦》中第三号人物薛宝钗学界一直有争论，以致形成了所谓拥薛派、贬薛派。可是，一个令人不能不注意到的现象是：自程、高百二十回本问世以来，拥薛者少，贬薛者多。而所谓“拥薛派”也只不过是为宝钗说几句公道话，认为她并不那么坏而已。如周澍在《红楼新咏·哭薛宝钗》中，说她“身如傀垒难为主，咏到鸾皇亦可怜。”那个为维护宝钗而“几挥老拳”的人物，亦不过认为“宝钗端重”⑴而已。然而，贬薛者对这个贵族少女真可说是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中有的说：宝钗其奸雄之毒者乎⑵，有的说：“薛宝钗者，林黛玉之大敌也。”⑶甚至宝钗服用“冷香丸”也被说成“谓薛氏谋宝玉姻事，一年四季无所不用其心”。⑷他们认为《红楼梦》“痛诋薛氏处，亦不遗余力哉”。⑸这些对薛宝钗愤慨已极的断语因何而来呢?被人评为“议论精审，褒贬适宜”的《红楼梦论赞》中写道：

宝钗镇静安详，从容大雅，望之如春。以凤姐之黠，黛玉之慧，湘云之豪迈，袭人之柔奸，皆在所容，其所蓄未可量也。然斩宝玉之痴，形忘忌器，促雪雁之配，情断故人，热面冷心，殆春行秋令者与!至若规夫而甫听读书，谋侍而旋闻泼醋，所为大方家者竟何如也?

《红楼梦论赞》的作者涂瀛是一个坚决的贬薛派。然而，他所贬的和当时许多论者一样，是宝钗的“斩宝玉之痴”、“促雪雁之配”等做法。而这些情节均在后四十回中。一些论者把宝钗比作王莽、秦始皇等先好后坏的人物同认为她“虚伪”、“奸诈”一样，也大多是本着后四十回中的描写。人们同情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从而憎恨“鸠占鹊巢”的薛宝钗。可是，这种作法解脱了封建统治者的罪责，显然有失偏颇。解放后，由于传统看法及“左”的思潮的影响，人们仍把薛宝钗置于林黛玉的对立面。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两种美，两种难以调和的美。而“林黛玉是真正的美，薛宝钗是虚假的美”⑹。在十年动乱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来评论《红楼梦》中的人物，对薛宝钗所加丑语更多，她被说成是“女儒”“女禄鬼”、“两面派”、“巧伪人”、“野心家”、“刽子手”。甚至薛宝钗的“脸若银盆”也成了坏人的标志⑺。所谓“野心家”者，不过是说宝钗为“夺宝二奶奶宝座”使用了一些手段；所谓“刽子手”，不过是说她参与“掉包计”害死了黛玉。可见，古今贬薛者的主要根据都是来自后四十回。

贬薛者们忽视了《红楼梦》是“断尾巴蜻蜓”这一事实，他们是把一百二十回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然而，我们知道，后四十回并非出自曹雪芹的手笔，而系高鹗续成。据脂评说，曹雪芹所写八十回后的书稿，在“一次誊清时”，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曹雪芹的同时代人裕瑞在《后红楼梦书后》一文中说：

余曾于程、高二人未刻《红楼梦》板之前，见抄本一部，……八十回书后，惟有目录，未有书文，目录有大观园抄家诸条，与刻本后四十回四美钓鱼等目录迥然不同，盖雪芹于后四十回虽久蓄志全成，甫立纲领，尚未行文，时不待人矣。⑻｜这里，脂评与裕瑞说法虽略有不同，但在现存后四十回并非曹雪芹所写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高鹗续写了《红楼梦》后四十回。诚如一些论者所说，高鹗后四十回较其它《红楼梦》续书有许多长处。但不应否认，高鹗虽很注意故事情节的引申，人物性格的模仿，然而在人物性格发展方面，后四十回中仍有许多与前八十回不合之处。即以黛玉来说，在前八十回中她从不谈什么仕途经济，在后四十回中她却忽然谈起了八股文，并劝宝玉去“取功名”。贾宝玉也显出了一副道学相，大谈起什么“天理”、“人欲”，而且终于走上了考科举、以尽其孝道的“正途”。

后四十回中人物性格的扭曲，当然不仅仅局限于宝玉、黛玉，而且也有薛宝钗等人。在前八十回中，宝钗作为一个少女对宝玉并非全无感情，但她竭力抑制自己的感情，“总远着宝玉”。她对黛玉说过的一些话也不能不说是出于爱护。但续书中却安排她参与“掉包计”，这就使她在前八十回中的许多言行都变成了“虚伪”、“奸诈”的表现。所以，我们评论宝钗这一人物，绝不能把前后矛盾的两个部分作为一个整体，而只能把前八十回作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探讨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是怎样一个人物，否则，无论是拥薛还是贬薛都难以自圆其说。

鲁迅指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⑼中国小说的传统写法之一就是“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在《红楼梦》中或许能找到“完全是坏”的人物，如贾珍、贾蓉等。但确实难以找到“完全是好”的人物。即使被认为是作者理想寄托的宝玉、黛玉也有不少令人难以满意之处。曹雪芹同果戈理一样，“由于他底天性，不喜欢理想化，不相信理想化有什么好处，在他看来，这是抽象，却不是现实；在现实里面，他看到善与恶、美质与庸俗是分不开的，只是份量不同地混在一起罢了。”⑽然而，可惜的是，“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鉴赏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角色。”⑾这就使得一些人对书中的某些人物赞叹不绝，而对另一些人物则百般挑剔。我们认为，就《红楼梦》而言，同情书中封建阶级的叛逆者贾宝玉、林黛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自居于贾宝玉、林黛玉的保护者，对薛宝钗深文周纳，极力发掘她的“虚伪”、“奸诈”，并进而作出曹雪芹对这一人物“似褒实贬”的结论，这却与曹雪芹的本心大相径庭了。

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是个有着美丽容貌的少女，她“肌骨莹润，举止娴雅”(第四回)⑿，“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第五回)。她不喜欢打扮，“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的”(第七回)。身上穿的衣服是“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第八回)。她信奉封建礼教的陈腐教条，“总远着宝玉”。然而，她的美貌却使封建叛逆者宝玉为之倾倒。在第二十八回中，宝玉要看宝钗所戴红麝串子的描写及第二十一回中宝玉读庄子《胠箧》后所写“戕宝钗之仙姿”等句，都清楚地表明了宝钗在宝玉心中的地位。然而，在宝玉“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之际，宝钗并未乘机施展她的魔力。相反，“宝钗见他怔了，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丢下串子，回身才要走”等句却明写其并未趁热打铁，没有为争“宝二奶奶宝座”动心机。有些论者认为曹雪芹对宝钗似褒实贬，然而，此处却实难看出有什么贬意。

薛宝钗“艳冠群芳”，而且“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第五回)不仅如此，她的才学见识在大观园中也是出类拔萃的。曹雪芹的理想人物贾宝玉是“杂学旁收”的，然而宝玉的知识和宝钗却无法相比。宝玉作诗时，宝钗几次为他出点子。而在宝钗背诵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剧中一首曲词时，宝玉更赞她“无书不知”，后又奉之为“一字师”。

宝钗待人接物不亲不疏，不远不近。然而对史湘云、邢岫烟、林黛玉等姐妹却极为关心。她热心帮助湘云和岫烟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又尽量使她们不致难堪。在分送土物时，想到黛玉父母双亡，又无兄弟，因而给她的“比别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确可见她对黛玉“较众人更似亲切”。宝钗是个“冷美人”，她听到柳湘莲出家、金钏儿跳井都不动感情。然而，她竟作出了“讽刺世人太毒了些”的《螃蟹咏》。她虽然尽量使“理”胜于“情”，但是，《柳絮词》中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还是表露了她未能脱俗的“人欲”。

有些论者常常争论曹雪芹对薛宝钗是褒还是贬，其实，在曹雪芹的构想中，薛宝钗的位置本是很清楚的。他不仅在金陵十二钗正册中将宝钗与黛玉同画在一幅图里，而且更通过《终身误》、《枉凝眉》两支曲子表示了对宝钗的态度。在这两支曲子中，宝钗被赞为“山中高士”、“美玉无瑕”，与黛玉的“世外仙姝”“阆苑仙葩”相并列。很难想象，曹雪芹会把这些美好的赞语给一个心地卑下，一心“夺取宝二奶奶宝座”，以致害死黛玉的“野心家”、“刽子手”的。

宝钗虽被赞为“山中高士”、“美玉无瑕”，但她又并非“完人”。她牢牢地受制于封建礼教，谨守着“非礼勿言”的教条，并经常对人进行封建说教，似乎是封建的“女夫子”。那么，曹雪芹为何要如此刻画薛宝钗呢?在这里，别林斯基的说法对我们有所启发。他说：“生活在社会里的人无论是思想方式或行为方式上都是依赖社会的。因此，作家在描写人的时候，他们就想去探索他何以如此或不如此的原因”⒀曹雪芹正是这样作的。他安排薛宝钗生活在一个富商的家庭里，在第四十二回书中，还通过她与黛玉的对话对其处世态度的形成做了说明。

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宝钗曾具有爱自由的天性，也曾接触过很多当时被视为异端的东西。但在封建家长的重压下，在封建礼教的淫威下，她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追求，转而认为“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宝钗的话无异于告诉我们：她这个“山中高士”的头上被戴上了封建礼教的“金箍”。

薛宝钗生活的皇商之家，经济生活是富裕的，却没有政治地位。就政治地位而言，薛家不仅比不了“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家，也不如世袭列侯的林家。地位低下的商人们总是具有善于迎合、奉承等习性，而商人的家教及耳濡目染也使宝钗逐渐形成了“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的处世哲学，这也正是她被认为是“会作人”的根本所在。认识了这一点，那么，她在看戏时专点贾母爱看的热闹戏，吃饭时专拣贾母爱吃的甜烂食物等迎合贾母的作法也就找到原因了。宝钗的“会作人”不过是一种明哲保身的表现，然而在程、高篡改下这一点被大大突出了，以致变成了“虚伪”。书中第二十二回元妃出的谜语，宝钗本来“一见就猜着了”，却“只说难猜，故意寻思”。此种做法显然有捧元妃有学问、有见识、谜语出得不同凡响之意，这是森严的尊卑等级观念在她行动上的反映，而难以说她此举意在讨好元妃。实则书中明写“宝玉、黛玉、湘云、探春四个人也都解了”，但也都不敢贸然写出，“各自暗暗地写了半日”。一个谜底竟然“写了半日”，不难想象其四人假作的凝思、揣摩之态。曹雪芹虽未一一写明他们的心理活动，大概他们想的和宝钗也不会有什么两样。然而，到了程、高本中，此处却被改作：“宝玉、黛玉、湘云、探春四个人也都解了，各自暗暗的写了。”这里，虽仅少了“半日”两字，作用却极大，因为这就掩盖了别人的态度，而单单突出了宝钗的“虚伪”。

富于财的商人们总是力图取得他们所缺乏的政治地位。因此，他们更重视所谓读书明理，宝钗的祖父“爱藏书”就是对这一点的很好说明。在童年时期受束缚较少的情况下，宝钗也从兴趣出发，看了许多“杂书”。她之所以听到黛玉、宝琴等提到《西厢记》、《牡丹亭》中的词句或事件能立刻有所反映，当然来自以前对这些书籍的了解。不难想象，如果她以前的“淘气”行为没有遭到压制，那么她也定会同宝玉、黛玉一样具有一定的叛逆性格，可惜的是，她并没能得到宝玉、黛玉所处的那种特定的生活环境。

贾母看宝玉如“命根一样”，在贾母的溺爱及王夫人的庇护下，“无人敢管”宝玉。黛玉亦生于“钟鼎之家”，在家中被“爱如珍宝”，且被当作男子来抚养。在贾家享有较充分的自由，她的行动也是“无人敢管”。

宝钗的生活环境与宝玉、黛玉截然不同。不仅无人疼爱、庇护她，而且童年即难免挨打骂的遭遇，虽有个哥哥，又“一应经济世事，全然不知”，且“不能依贴母怀”，需宝钗为母亲“分忧解劳”。寄居贾府后，她虽受到贾母等人的夸奖，但绝没有被当成“心肝儿肉”。她也深有自知之明，“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就是她在贾府的行动准则。顽固强大的封建势力，丑恶而污浊的环境使她舍弃了对自由的追求，“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逐渐成为她的指导思想。她努力压抑内心的爱情，要把“人欲之私”纳入“天理”的框框，这是她的真正悲剧。

封建礼教规定：“妇者，服也，从人者也。”⒁这个压迫女性的礼教经过宋代理学家从理论上强化之后，变得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严厉和周密，他们鼓吹“革尽人欲，复尽天理”⒂。清朝初年，统治者在采取血腥镇压手段的同时，也竭力从精神上麻醉人民。除推行八股取士还大力提倡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企图把妇女的言行、思想的一切生机全部扼杀。明代具有民主倾向的思想家已经开始对妇女寄予同情，并为之辩护。清初，反理学思想运动仍在继续并逐渐扩大，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表达了他的民主思想，艺术地再现了反理学反封建压迫的场景。《红楼梦》不仅展示了宝玉、黛玉、晴雯、司棋等幼者、卑者对“理”的顽强反抗及终被摧残的场景，而且还展示了李纨、宝钗、迎春甚至元春这些谨守封建礼教的贵族女性受“理”的摧残的场景。薛宝钗是信奉封建礼教的，她重视“仕途经济”的说法遭到封建叛逆者贾宝玉的反对。但是，据此就得出曹雪芹对薛宝钗持否定态度的结论却只能被认为是失于简单的，而认为某些读者不喜欢宝钗是因她信奉封建礼教的说法也难令人信服。实则信奉封建礼教的人并不一定都使人讨厌。史湘云也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教条，也曾劝宝玉讲求“仕途经济”。从思想倾向上看，可说她是薛宝钗的追随者，但是根本看不出作者对她有任何贬斥之意，读者也几乎都喜欢她。其实，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虽不满于宝钗的重“仕途经济”，但对她绝非一味嫌恶。在第七十八回中，当宝钗为避嫌搬出大观园后，宝玉又到蘅芜苑时，有一段描写：

宝玉又至蘅芜苑中，只见寂静无人，房内搬的空空落落的，不觉大吃一惊。忽见个老婆子走来，宝玉忙问这是什么原故。老婆子说：“宝姑娘出去了。……从此你老人家省跑这一处的腿子了。”宝玉听了怔了半天，因看那院中的香藤异蔓，仍是翠翠青青，忽比昨日好似改作凄凉了一般，更又添了伤感……

从以上描写不难看出，宝玉对宝钗除外貌上的好感外，思想上也不无相通之处。他并不愿“省跑这一处的腿子”。然而，程、高本却把此段一概删去，使宝玉对宝钗的复杂感情简单化了。

在曹雪芹的笔下，薛宝钗是冷而香的“山中高士”，她“无情也动人”。她谨守封建妇德，放弃个人思想感情和要求，近乎是封建统治阶级眼中的“完人”。然而，她虽有“停机德”，却仍不免遭到冷落；虽作到了“齐眉举案，却仍让人意难平”。她未能得到自己的幸福，最终只能在孤独、寂寞中，象“槁木死灰一般”死去。她的悲剧在于，她虽谨守封建礼教的信条，却仍难免是礼教供桌上的牺牲。宝钗的悲剧当然不同于在“风刀霜剑严相逼”下泪尽而逝的黛玉，但若说她们在封建礼教的压迫、摧残下殊途同归，那也许是庶几近之吧!也正因此，那个认为宝钗以奸诈手段夺黛玉之婿的西园主人，也不能不说：“钗埋雪里，冷落孤闱，亦可伤矣。”⒃

高鹗笔下的“掉包计”使林黛玉丧生，也使薛宝钗蒙受了不白之冤。自百二十回本《红楼梦》问世以来，宝钗因“鸠占鹊巢”而受尽了谩骂。人们据“掉包计而”地把黛玉的夭亡归罪于宝钗。那么，“掉包计”的安排究竟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它符合还是违背了曹雪芹的创作思想?这些问题实应予以澄清。从前八十回的内容及脂评所提供的线索来看，曹雪芹所写八十回后的书稿中，林、薛并没有再直接对立起来，她们的婚姻安排是以黛玉先死，宝钗后嫁的方式收场的。这种处理方式自有作者的打算。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中，没有安排宝钗充当“拨乱”于贾、林之间的“小人”，在八十回后，他也无意让宝钗成为黛玉不共戴天的情敌。有的论者认为，这种安排是由于曹雪芹本身思想的局限。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实际上，只有按照曹雪芹的构思才能更深刻，更有力地鞭挞那使“千红一哭”、“万艳同愁”的吃人的封建社会制度。

有的论者肯定高鹗的后四十回，认为“掉包计”的安排甚为成功，“把林、薛之间的爱情悲剧写得十分尖锐，其悲剧艺术效果远远超过了原著，达到了更高的水平。”⒄。实则，高鹗这一安排虽颇哀惋动人，博得了不少读者的眼泪，但似巧实拙。他歪曲了曹雪芹的原意，也不可避免地降低了《红楼梦》的思想意义。这里，可以借用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一段话：“昔有人嫌摩诘之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则冬矣，然非王摩诘冬景也。”⒅高鹗也正是这种不懂作品要耐人寻味的“割蕉加梅”者流。他的“掉包计”实际把宝玉、黛玉、宝钗在封建制度、封建礼教摧残下的共同悲剧，降低为“第三者”宝钗插足而致的宝、黛爱情悲剧，而宝钗的悲剧则被写为不得怨恨他人的自食其果。这与曹雪芹的卓越构思相比，是何等的拙劣!同时，这种安排也不合前八十回的情节发展。我们很难想象把黛玉视为“心肝儿肉”的贾母，要黛玉作贾家媳妇的凤姐竟会如此狠下毒手。而且，我们也难以想象极其自尊、时刻不忘避嫌远祸的宝钗竟会参与如此卑劣的骗局，狠心冒充“俨似同胞共出”的黛玉去嫁并不想娶她的宝玉。可以说，高鹗的“掉包计”不仅损害了宝钗这一形象，也悖逆了曹雪芹的原意，把一部对封建制度及其礼教进行体无完肤批判的作品变成了一部“情场忏悔”之作，并终于把指向封建制度的斗争目标淹没在三角恋爱悲剧的漩涡之中。也正因此，高鹗才能志得意满地说他们改、续后的《红楼梦》“尚不谬于名教”⒆。

曹雪芹八十回后的书稿，虽没有“掉包计”的安排，但据脂评所说，在贾府被抄没，凤姐、宝玉等系狱神庙之际，亦有许多“哀哉伤哉”、“不忍卒读”之文字。而这“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巨大变故，不仅使黛玉“泪尽夭亡”令人伤感，就是宝玉、宝钗，甚至巧姐的结局也都令人伤悲，以致连“槛外人”妙玉也因贾家败亡而不得不在“瓜洲渡口”“屈从枯骨”⒇这种把宝玉、黛玉、宝钗等人命运的巨大转变系于“抄没”，即来自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淫威的构思，贾府“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对封建末世黑暗的揭露、鞭挞的力量，较之“掉包计”、“贾家延世泽”等安排显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曹雪芹写《红楼梦》，意在揭示封建制度“运数终尽，不可挽回”。至于黛玉、宝钗等都是封建制度下的“有命无运”之人。然而，有些论者们却一直在争论究竟宝钗好还是黛玉好，曹雪芹对宝钗是“似褒实贬”，还是“似贬实褒。这实际上可说是没能解“其中味”。

【参考文献】

⑴邹韬：《三借庐笔谈》卷十一。

⑵冯家售：《红楼梦小品》据《红楼梦卷》卷三。

⑶⑷⑸解盦居士：《石头臆说》。

⑹《红楼梦论稿·薛宝钗论》。

⑺见吴晓铃：《“脸若银盆”》，《光明日报》1983年1月4日。

⑻据《红楼梦卷》卷三。

⑼⑾《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九卷，第338页。

⑽《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第342页，时代出版社1952年版。

⑿引文均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新校注本。

⒀《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⒁《礼记·郊特牲》。

⒂《朱子语类》卷十三。

⒃《红楼梦论辨》。

⒄《论高鹗续书的功过》，《红楼梦学刊》1985年第1期。

⒅《笞凌初戚》。

⒆《红楼梦序》。

⒇见靖本第四十一回眉批。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