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治先生仙逝两年多了，但是在我眼前定格的先生形象，仍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即他逝世前不久，他以瘦弱的身躯，拄着拐杖，出现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会场，尽管他已经很虚弱，声音已经嘶哑，他还是以惊人的毅力，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的感人举止和形象永远存留在我们心中。是高度的责任感，强烈的国家意识，支撑他最后的谢幕。这就是一个学者，一个书生的本色。如果说有伟人的形象，王思治先生留给我们的就是一个伟人的形象，一个当代中国杰出的知识分子的形象。

王思治先生是我们这一代史学界享有崇高声望的著名学者，是新中国培养的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代表，新中国培养的具有新思维和新眼界的史学界的杰出代表。他既有深厚的传统史学的功底，又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既有深邃的洞察力，又有广阔的视野; 前承中国史学传统，后启新史学的未来。他以自己学术贡献成为史学界承前启后代表之一。他不囿旧说，勇于创新，在他涉及的研究领域始终是先行者，并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将来的中国史学史不会忘记王思治先生这一辈史学家的历史功绩，不会忘记王思治先生一辈子呕心沥血辛勤耕耘留下的学术业绩。

王思治先生一辈子就是一个学者，一介书生，他辛勤耕耘就是史学这一亩三分地。他的书生和学者本色也是新中国培养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他的学术理念和为人操守也是这一代学者中的代表。他不趋炎附势，一辈子守身持正，面对过眼风云。他淡泊名利，以四川人的耿直著名; 他为人坦诚热情，永远是一副笑脸，可他所有的学生都说他是严师，正是一腔热诚才会严师

出高徒; 他有高度的责任感，尽管只是一介书生，但对事业，对国家利益永远是以命相搏。纪念王思治先生就是要学习他的高尚情操和永远拼搏的精神。

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时代责任，不同时代学者有不同时代学者的历史担当。新中国成立以后，史学领域是一块急待耕耘的沃土，传统史学需要继承，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史学观需要发展，许多重大史学难题需要研究和探索。时代为王思治先生这一辈史学家提供了机遇。有着传统史学功底的王思治先生等一代学人，顺应历史潮流，在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探索分析中国历史问题。既有传统学术功底，又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冷静思考，深刻地分析能力，犀利的笔锋，更使王思治先生如鱼得水，学术成果鱼贯而出，成为这一代史学界的佼佼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称为 “五朵金花”的史学界学术大讨论引起了王思治先生的极大兴趣，五大学术问题的讨论直接关乎新史学界骨架的确立，均涉及中国史学重大问题。王思治先生积极投身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争论，他是两汉奴隶社会说和魏晋封建论的代表者，尽管自己还是年轻的学者，但是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敢于坚持自己的独到见解，并善于向前辈学习和争辩，在争鸣中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最终形成 《两汉社会性质问题及其他》一书。尽管是初上学术战场，并付出了诸多辛劳，但收获的学术成果影响了他的一生。他还参与了 “农民战争”、“历史人物评价”、“清官”等问题的讨论，培养和锻炼了他多视角、多领域驾驭史学的能力。他的许多学术观点，受到学术者的普遍关注，在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

70 年代以后，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的学术机构的调整，王思治先生研究方向逐步转入清代历史。清史研究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但毕竟是自己新的主攻方向，他大力阅读资料，查阅档案，迅速进入新的角色。他有敏锐的洞察力，抓住清朝前期历史地位的评价这一清史研究领域关键性的学术问题展开研究，有针对性地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对于当时学术界对清前期历史评价不高的倾向，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认为应该抛弃历史偏见，客观评价清前期历史，并以世界史眼光，强调清朝对国家统一的历史贡献以及抵御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由此引发其对清前期一些重要制度和人物评价及中外关系的研究。他涉猎清史诸多领域，明清战争、宗族制度、皇嗣制度、文字狱、中俄、中英关系等等，他的许多见解得到了学界的认同，他的诸多学术建树，至今影响或引领着学术领域的研究。

作为学者，王思治一生忠于学术，视学术为生命，并为此而奋斗，无怨无悔，孜孜不倦。他是新中国新一辈史学队伍中继承传统、开拓进取、卓有建树的学术大家，大家风范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