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治（1929—），四川自贡人。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 

　　1929年我出生在四川自贡市，初中和高中都是在蜀光中学上的。1949年高中毕业之后，我考上了华西大学哲史系。1952年院系调整，我就到了四川大学历史系。　　 

　　1953年我在川大历史系毕业留校，因为中国人民大学办了教师研修班，培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研究人员和教员，我就到了中国人民大学读教师研修班。我去了中国历史教研室。研究生班是三年毕业，因为我们的教研室主任尚钺教授一定要留我，我读了两年半就提前毕业了。我1956年2月在人大留校，先做尚钺老师的助手。做了一年助手后，我就开始讲课，主讲中国通史，这样一直讲到7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解散。后来成立清史研究所，我就转到清史研究所，一直到70岁退休。退休以后，又返聘了四年。返聘结束，我开始参加清史编纂工程纂修清史。 

　　我这个人，经历很简单，就是从校门到校门，没有在其他机关单位工作过。我来学校的时候23岁，在人大待了55年，半个世纪都过去了，属于元老了。我是“工作于斯，生活于斯”，所以我对中国人民大学很有感情。 

我的教学、科研经历 

　　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做科研和教学。从第一天做教员开始，我就明确：在最高学府执教，必须要有真本事；要在课堂上立于不败之地，就得靠自己。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在《历史研究》1955年的第二期上。《历史研究》是历史学界的最高刊物，主编是郭沫若。当时刊物比较少，在全国比较有地位的（当时还没有核心刊物、主要刊物之类的概念）刊物有《历史研究》、我们学校的《教学与研究》以及《新建设》。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主要就是在《新建设》、《哲学研究》、《历史研究》、《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 

　　为什么我当时比较注意科研？因为要在高等学校站住脚，就必须要有令学生、同行信服的成果。我一直是这样坚持的。从成立校学术委员会开始，我就是校学术委员，一直到退休。其间还做了约10年的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是由分管副校长担任，副主任从文史（包括档案、新闻、历史等）、理论、部门经济三大块儿里边产生。以前人大没那么多学院，就是四大理论系、部门经济、文史片，一片产生一个副主任。我做清史所的学术委员会主任，也做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到70岁退休了，但还是学位委员会委员。因为校学位委员会是教育部批的，任期没到。 

　　在为人处世的学问里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尚钺老师。他主张魏晋封建论，当时全国批判，说他是“托派观点”，声势非常大。因为他的影响比较大，全国高校都参加批判。但他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有错，这是学者的风骨啊，是不容易的。他的理由有两点：“第一，《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节‘古代的中国’前面有个简介说明，不是毛主席写的，是范文澜写的，毛主席只是看过，它并不代表毛泽东的观点。我主张‘魏晋封建论’，只是与范老在学术上的分歧，这是学术观点问题。第二，恩格斯讲‘全部历史都要重新认识’，我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重新认识历史。我所有的认识都是大量引证马恩论述的，所以我没有反历史唯物主义，也没有反毛泽东思想。”所以任何时候他都不承认，而且也不改变。在那样的压力之下他都不变，至今对我的教育还是很深刻的。做学问要尊重学术。 

　　历史是凝固了的前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它的历史是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要认识自己的民族、国家，必须要回溯历史，从历史中认识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而且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吸取智慧。所以我跟学生讲，不能信口雌黄讲历史，要有一种敬畏的心情来看待我们的历史。中国人讲究寻踪追源，历史不能戏说。文天祥的《正气歌》开头就讲：“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为了求真求实，齐太史兄弟三人，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老大因实录直书史实被杀；老二又去，依然直书，又被杀了；老三还要写，那好吧，没办法了，只能这样写了。如果你对自己的历史都不带有一种敬畏的心情，都是开玩笑地戏说，则是“远诬千古”的史家，乃是“记言之凶贼，载笔之奸人”。一个学者对自己的学术见地有信心，不要在外界的压力下随风倒，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就失去了学术的尊严了。 

要有学术尊严、学者风骨 

　　在几十年教学中，我觉得一个教师基本的素质就是做好本职工作。作为一个学人，要有学术的尊严、学者的风骨。 

　　第一点体会就是不要迷信权威。我这一生写的文章，主要是阐述我的一些看法。我跟翦伯赞老师在《历史研究》上指名道姓地争论。我并不是说我的文章写得怎么高明，而是说学术就是在不同的意见、争论中不断推陈出新的。如果权威说了就不能动摇，学术就不会有新的突破。翦老也很有胸怀、很有学术气派。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文章《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认为汉代的奴隶是残余现象。我就写了《关于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认为汉代的奴隶不是残余，而是大量的存在。他当时是北大历史系主任，他开会见到我的时候就非常客气，叫我继续按照自己的做法研究自己的学术观点。“虽然我们的观点不一致，你能够在《历史研究》发表，还是有你的见地和根据的，你可以按照你的认识研究问题。”前辈学者对后进，不是说你反对我，我就一棍子（打死）。他们都是鼓励后进，不迷信权威。 

　　第二点体会就是年轻人得有学术的勇气，你自己认为有根据、不同于权威的观点，就要敢于申抒己见。我给博士生上的第一堂课，就跟他们讲韩愈的《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我说：你们不要觉得我讲的每一句话都不能有不同意见。在我指导你们的学术活动中，我对你们提的意见，你们都可以反驳，但不能是无根据的反驳。学术是个严肃的问题。历史研究应言必有据，顾炎武讲“孤证不立”。你必须对自己的看法，讲出根据。做学问，只要自己认为充分掌握了材料，形成了你的观点，就要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 

　　对我做学问影响比较大的是川大历史系的缪钺先生的一句话。我到人大以后，川大的老师要我回去，缪钺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我现在记得很清楚，其中一句话就是说：“在中国人民大学已经三年，你要厚植基础，将来回校才能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厚植基础”，就是这么一句话。 

　　我指导研究生，除了具体的学术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强调这两点：第一点就是韩愈《师说》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第二点就是“天道酬勤”，“业精于勤荒于嬉”。 做历史研究，要坐冷板凳，要扎实。既然选择了这样一个专业，就要有坐冷板凳的准备，要勤奋。只要努力，一定会有回报，一定会有成就，一定会有建树的。 

第三点体会就是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要不断地充实自己、发展自己。历史有几个基本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客观性。历史是客观存在，叙写过去，不能改铸，也不能杜撰，所以研究历史必须言必有据。我们今天修史，首先就要存真，存真求实就是所谓的信史，信今才能传后。历史是一个发展过程，是不能割断的，这是历史的第二个特征。要把握历史的过程，必须要有理论的素养，也就是说要有指导思想，要有哲学。现在国外的各种学术观点引进以后就是很乱。我认为还是要坚持历史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原则。研究历史的历史工作者，他本身的知识构成和理论素养决定他建树和成就的大小。因此，要不断地充实自己、发展自己。 

　　这几十年来我自己一直实践着，退休以后也并不是完全闲着。在这几十年中，我到过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夏威夷大学、香港大学等地方讲课或学术访问。我到哈佛就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去讲的。有人觉得好像教授之间要交流，就要完全接受对方的各种理论体系，我看不是这样的。我一直坚持我的观点，但这并没有影响我跟海外学者的交流。  

　　我的重点意思不在于说我做了哪些工作，而在于告诉年轻人：不要迷信想要接轨就一定要按照外国人的那套体系来，恰恰相反。比如清史研究，中国是清史的故乡，研究的中心自然应该在我们国内。要有自己基本的、扎实的学术造诣；要立足于自己，才能跟别人交流。研究清史要扎扎实实地从档案、文集、各种官私著述来形成自己的看法。研究历史知识面也要广，梁启超先生曾说“历史是百科全书”。比如清代的治河问题，除了要了解清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还要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要是一点不知道，写出的文章就会很肤浅。历史是综合性的，要不断地充实自己，如果连看都看不懂，具体内容就更写不出来。 

　　（本文摘编自《求是园名家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作者作此自述时间为2008年11月）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校报2011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