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37年1月，暮然回首，行将八旬。在不知不觉中就已迈入古人云的“耄耋之年”，不禁令人萌生人生苦短之叹喟！这时我忽然想起台湾的学界朋友林庆彰先生，他在两年前就曾诚邀我写学术自传之事。此事起因于他在研究中国经学史与明清学术过程中，想搜集点大陆同行的学术资料，但搜来查去却大都阙如。于是，顿即约请相关学者写自己的学术传记，并计划在他参与创办的《国文天地》陆续刊登。这又使我感到庆彰先生不仅是研究中国经学史和明清学术思想的大家，也是一位有责任心、有担当力，且善于进行学术组织的可敬学者。进而，想到自己研究清代学术与中国历史文化已长达半个多世纪，本身也理应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做点小结。譬如这五十多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写过些什么东西、价值如何？在治学过程中有什么经验教训与感受？都理应做点回顾和反思。有鉴于此，便从清理自己写过的论著入手。我十多年前曾陆续出版过自己独撰或与友人合著过几本书，如《清代学术与文化》、《龚自珍魏源诗文译注》、《清代学术文化史论》、《清代学术探研录》等。除此而外，还写有不少论文、短札、序跋与书评，分散发表在各种书籍报刊中，大多尚未结集出版，为保存和积累学术资料，遂对这些文稿进行了搜集，并从中选出一百多篇，进行分类整理，形成现将出版的《俊义文存》。
《俊义文存》依照收入文稿的内容和类别分成五卷，以次为：第一卷《清史研究与评论》，其中的文章主要是对清代的一些事件、历史人物与有关论著的分析与评论，也有对当代研究清史的一些著名学者生平经历、治学道路、学术成就和影响的评析，还有对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十余年来已出版的大量珍贵历史文献的述评；第二卷和第三卷是《清代学术思想研究与评论》，这两卷是我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主要成果，包括对清代学术思想若干问题的总论，以及对清代各个历史阶段的学术思潮、学术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与成就的研究；又有对中国内地、台湾和美国一些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著作的评介，还有为一些中青年学者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论著写的书序与书评。其中有些文稿曾收录于我著的《清代学术探研录》之中。但因此将出版的《俊义文存》系个人学术成果的汇编，为反映自身学术研究的全貌，固酌情再予选入；第四卷是《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研究》，主要收入了作者研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成果。论文涉及的时间跨度很长，内容涉及范围也比较广，上自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始祖炎、黄二帝及其时代的文化，下至对二十世纪八十年兴起的“文化热”的评论与思考；第五卷是《文史评说与人物纪念》，此卷所收文稿是除了清史、清代学术思想研究外，对其他时段的历史文化之作，题材或大或小，篇幅或长或短，大都是有感而发。另外，还有些文章，是对和我交往密切，且已仙逝的一些师友的怀念。与此相联系还有几篇是从郭影秋校长口述并由我整理的《往事漫忆》中几个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章节的选录。
读者从对《俊义文存》各卷的内容的概括介绍中，难免会感到书稿涉及的范围广泛，甚至有些博杂和零乱，的确如此。但我想要说明的是，这种状况的形成则和我的求学经历、研究方向的确立、与学术研究环境的变化，有密切关联。从一定角度上说，这些内容可谓是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生涯的足迹印证，也是我几十年来始终不弃不离的清史情结的结晶。
回顾我的学术生涯，可谓酸甜苦辣备尝。我既非出生书香门第，亦非富家大族，而是出降在豫北偏僻农村的一个贫苦农民之家，且童年丧父，在襁褓中就嗷嗷待哺，以后又连年衣食无济。缺乏先天的学术资源与优容读书学习的环境和条件，在极为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读过两年村中的私塾；又在颠沛流离中上过几年小学。直到全国解放后，在我伯父和早年参加工作的兄嫂支持下，才勉强地读完中学，至1956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革命史专业（1958年后改名中共党史系党史专业）。实事求是地说，虽然我在青少年时代经历了艰难和困苦，但却磨炼了自己坚韧执着、自尊自强、求知进取和朴实正直、关心世事的人生态度和心理性格。
我觉得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实际上就迈入学术殿堂的门槛。特别是我入学的1956年，恰逢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向科学进军”的方针与口号，整个学术思想界，一时间十分活跃。在我学习的中国古代史课堂上，就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分期问题开展了热烈讨论。当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尚钺等著名历史学家都各执一说，相互争鸣。那种浓郁的学术研讨氛围，对我这样的青年学子都有启蒙的作用和影响。尽管这种自由讨论的活跃气氛，很快被1957年开展的“反右斗争”所窒息，但在人们的思想中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另外，大家知道人民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创办的一所新型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大学，一向以重视马列主义理论而著称。我学习的又是中共党史专业，她虽然不像其它高校的历史系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底蕴，但却十分重视革命理论学习，使得在四年本科的学习生活中，读了不少、马、恩、列、斯的经典原著和毛泽东著作，其中，虽不排除有些教务主义的消极影响。但毕竟初步懂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日后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1960年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与研究，这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但那时我被分配的具体工作单位并不是原来就读的党史系，而是被分配到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因由是当时该教研室要编写《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想从党史系选取一两名熟悉毛泽东著作的毕业生来参与此项工作，我有幸被选中。但为时不久，就碰上“三年困难时期”，上面又说编写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条件尚不成熟，此项任务被停止下来。于是，我又回到教研室参加中国哲学史的日常教学。
投身中国哲学史的日常教学与研究，一下子从党史专业转到中国古代哲学，应该说是我学术经历中一个不小的转折。而且，当时在毫无积累和准备的的情况下，很快就被安排为哲学系高年级本科生辅导中国哲学史课。同时，还要为该班学生讲授“中国古典哲学原著选读”。具体做法是跟随主讲教师的中国哲学史课堂进度，相应讲解原著选读，譬如主讲教师讲了中国哲学史先秦时期的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章节，我就与之配合讲解这些哲学思想家的著作，如《道德经》、《论语》、《孟子》、《庄子》……等原著的选读。这样的安排，对于一个并未系统学习过中国哲学史课程，更不熟悉经典原著的人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想，强人所难。但在那个年代，组织决定了的就得无条件服从。为此，我不得不配合主讲教师，一边与学生同时听课，一边对他们进行辅导，还要按时讲解古典哲学原著的选读。而且，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专业通史课程，当进行到其它时期，如两汉、魏晋、隋唐……时，“中国古典哲学原著选读”的讲解课也大都如是。这样紧迫、繁难、艰苦的教学任务，对于初出茅庐又非哲学专业出身的我说来，面临的处境和困难可想而知。而且在哲学系本科辅导一年后，还以同样的方式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生班辅导了两年。那时，我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在困难面前，没有低头畏缩，硬是咬着牙支撑了下来。但付出的代价也可想象，可以说在那两三年时光中，我几乎是不分白天黑夜，很少有假日休息，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而是用全部的心思精力，备课于“中国古典哲学原著选读”。一本本，一篇篇地去读古典哲学原著，还找来大量各种注疏训解这些原著的参考书。通过这两三年通宵达旦的奋发努力，不仅读了许多中国哲学史各个时段的哲学原著，也粗略了解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始料未及的是这却为我日后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从文化源头到思想发展脉络都奠定了基础。
然而，好景不长，在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时代，很快爆发了疾风恶雨的“文革”运动。在批判文化教育领域的“资产阶级黑线专政”和“读书无用 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斗、批、散”中，包括像我这样解放后在党的培养下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都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签，被统统赶到 “五七”干校，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此来改造思想。当时驻校的军宣队领导甚至在全校大会上高声宣告：“你们这些人想在北京高楼大厦里悠闲读书的日子从此将一去不复返了！”可见，当时绝大多数的读书人，甭说是搞什么学术研究，甚至想读一点书都是奢望，而这却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学术生涯中共同遭遇的曲折和灾难。
不过，整个形势的发展殊难预料，随着林彪折戟沉沙事件的发生，整个中国的政治情势，逐渐向好的方面转化，对我们这些在干校劳动改造的“臭老九”，在管理上逐渐松动，能喘口气，读点书了。到1972年中期，同在干校劳动的著名历史学家也是我们的老师戴逸先生，有一天突然向我传达了一个令人震奋的喜讯。他说：人民大学的常务副校长，又是明清史学家的郭影秋，早在1965年就被中宣部部长会议上指定为计划成立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要贯彻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的指示，拟着手编纂大型清史。但随着“文革”的爆发，此事却不了了之，现在他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即上书中央，建议恢复和成立清史研究机构。日前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指示先成立一个清史研究小组，规模以四十人为宜，并指定他亲自兼任组长。为此，他希望戴逸能物色相关专业的人选到清史研究小组工作。因为戴先生知道我曾在哲学系教过中国哲学史，因询问我是否愿到清史组研究清代学术思想，这真是我求之不得的好事，当即欣然同意。因经他的推荐和郭影秋校长等领导同意，1973年年初从干校返京，就第一个兴奋地到清史研究小组报到。由于清史组处于初创阶段，人员尚不齐备，办公设施也不健全，图书资料奇缺，甚至连一部对外联系的电话都没有，可谓百废待兴。于是我兼做办公室工作：一边着手各项建组的筹备，办理各种交涉；一边读清史资料与有关论著，参加戴逸先生领衔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编写，和《简明清史》提纲的讨论。虽然当时尚处“文革”后期，各种大批判仍接不断，正常的学术研究仍受到严重干扰。但能到清史研究工作，开始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受到多年压抑的读书治学的热望终于迎来转机，内心的兴奋与喜悦是不言而喻的。当时的我虽已人到中年，却仍充满青春的火力，不管是行政事务，或是研究工作，样样都不甘落后。常常是白天在办公室处理各种行政杂务，晚上点灯熬油读书写文章，经常是“三更灯火五更鸡”。从此，与清史研究结下不解之缘，成为我终生的研究方向。
到 了1976年“四人帮”垮台，随后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一度被撤消的中国人民大学又重 新恢复重建。这时，在原来清史研究小组的基础上，在1978年正式成立了清史研究所。建所伊始，作为人民大学主要领导的郭影秋前辈，在关心指导清史研究所 全面工作的同时，也很关心研究队伍的成长和发展，他在医院病房中曾抱病召见我，语重心长，谆谆教诲说：“从事清史研究意义重大，又大有用武之地，望你埋头 苦干，下决心终生从事清史研究”。郭校长的教诲，激励和鞭策我全身心地投入了清史研究，并分工研究清代学术思想，承担这方面的专项任务，先后参加了戴逸先 生主编的《简明清史》编写，撰写书中有关学术思想的章节，还参加《清代人物传稿》与《中国历史大辞典》等国家项目中与清代学术思想相关内容的写作。在完成 这些编写工作过程中进一步明确了研究方向，对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也逐步深入。由于被称为乾嘉汉学的乾嘉考据学派，是反映清代学术思想主要特征的学术思潮和 学术流派，当然是研究清代学术不能绕开的课题。因而，我一度用了较长的时间和精力研究乾嘉学派，撰写了多篇论文，就乾嘉学派的成因、派别划分、学术成就、 历史局限、地位影响，及应如何评价等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述，在“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指导下，冲破禁区提出了与传统说法不同的见解。即以乾嘉学派 的成因而论，长期来学术界一直不加分析地认为乃是清朝统治者推行文字狱进行思想禁锢的结果。我则提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形成的主要原因，则是康乾盛 世时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加之统治者大力倡导儒家文化等各种原因导致的必然结果。另外，在对乾嘉学派的评价方面，已往学术界对之几乎全面否定， 认为其烦琐饾饤，只有考据而没有思想。我则认为这是很不客观的说法，理应依据史实，对之进行客观公正地评价。并提出要客观评价该学派必须清除各种成见： “汉、宋学之争的门户之见”；“满、汉民族矛盾斗争中遗留的民族偏见”；以及“建国后长期存在的极左政治倾向影响到学术研究中的极左成见”。这些论述和观 点而今已是学界共识，但在当时却是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在学术界曾长期沉寂的情况下，还颇为新鲜，自然给人以启迪和深思。与之同时，我对清代学术 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其它学术思潮，及一些思想复杂、缺乏研究或者存在争议，甚或评价不够的人物如钱谦益、吕留良、 阎若璩、钱大昕等，也都对之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有新意的见解，推进了对有关问题的研究。这 些论文在报刊陆续发表后，或被转载，或被引用，甚至被评价为具有“引领风气”的作用和影响。我从1972年清史研究小组成立到1991年调至中国社会科学 院，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长达二十年，而且从建所初期的一个最年轻研究人员，成长为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业务职称也从一个讲师、副教授逐步晋升为教 授。在清史学界特别是在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领域，成一家之言，有一席之地，且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1989年曾应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艾尔曼教授邀请，为 该校中国研究中心和东亚系的研究生讲授“清代学术思想与历史文献”课程。此间还曾应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魏克曼教授之邀，到该校访问做专题 讲演。而后，又进行了更广泛的学术交流，曾先后到日本、菲律宾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台湾大学、中山大学、政治大学及澳门地区澳门大学参加学术研讨，进行访问交 流，使自己的学术视野更加宽广。
然 而，正当我对清代学术的研究向纵深发展时，因工作需要于1991年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工作，且先后担任副总编辑与总编辑之职。 由于工作岗位和治学环境的变化，我的学术生涯又发生了新的转折。此时，出版社的行政职务与编辑业务，成了我的本职工作，理所当然要摆在第一位，而且工作任 务也很繁重，这样就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清史研究。但是，郭影秋校长希望我“下决心终生从事研究清史”的教诲，仍常在我的耳边萦绕，因决心在新的 环境中仍不中断清史研究，尽可能利用一点可以利用的时间，及时了解清史研究的动态和信息，阅读新的清史研究成果和新的史料，在兼顾出版社编辑业务的情况 下，仍争取出席海内外有关的清史学术研讨会，继续撰写清史方面的论著。好在我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出版高层次学术著作为特色，我又主管文、史、哲等 编辑室，这和我的学术研究也有联系，加之出版社背靠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个研究所，学者云集，名家辈出。我在组织选题与编辑书稿过程中，接触面更广，视野更开 阔，能接触联系到院内外许多卓有成就的学者，正可利用自己的专业素养，组织一些好的书稿，策划一些好的选题，写一点相关图书的序跋与书评，使出版工作学术 研究结合起来，有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之功效。我由此认为一个学术出版社的编辑应尽可能不脱离学术研究，这也是我国很多名牌出版社的优良传统。
在 我的学术生涯与治学经历中，还必须提到的是还曾长期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兼职，既做研究会的学术组织工作，也搞一点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华炎黄文化研究 会是原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史学界前辈周谷城先生与著名儒将萧克上将发起成立的一个全国性学术群众团体，其宗旨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 神，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991年，当研究会成立时，会里的领导就诚邀戴逸先生担任副会长并兼学术委员主任。那时，又正逢是我 将要调离人民大学，但由于和戴先生相互多年的师生关系，他嘱托我说：“因为你即将离开人大，我在人大清史所的工作当然不便再由你承担，但我在社会上的有些 兼职，仍望你能继续帮忙，你可否担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的秘书长”。我对此当然应该义不容辞，就这样在出版社工作的同时，又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 会兼职，而且长达二十多年，从学术委员会的秘书长，逐步被推举为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在此期间，协助研究会领导围绕中华文化与中外 文化交流的主题，组织开展了大量学术活动，主编了《炎黄文化研究》，还曾到炎黄二帝的遗迹、遗存所在地，进行考察，开展研究，写了一些研究文字与考察报 告。在组织各项学术活动的同时，也相应写一些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论文。并与同在研究会做兼职工作的张岂之、方克立、黄爱平等教授联袂主编了《炎黄文 化与民族精神》、《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等十余部文化研究方面的学术论集。这些情况在《俊义文存》中也有反映。
1999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工作岗位上退休，但依然是退而未休。不久，即参加了由中央确定的大型学术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作。纂修《清史》意义重大，是党中央几代领导都曾倡导和强调的一件大事。幸喜在2002年底经中央正式审批，组成以戴逸教授为主任的编纂委员会。工程启动之初，我刚刚退休，应戴逸先生之约，从清史编纂的立项论证，到编委会的成立，及下属机构的设立等项工作我均参与了酝酿和讨论。待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后，由于我既研究清史，又搞过编辑出版，所以先是被安排到编委会下属的出版组工作，以组织联系清代历史文献资料与清史研究论著图书的出版。在出版组工作期间与组里的同事密切合作，组织出版了《文献丛刊》、《档案丛刊》、《编译丛刊》与《研究丛刊》等各类图书，经过多年努力，至今已出版了十多亿字的珍贵清代历史文献资料和中外清史研究论著，既服务于清史编纂，推动了清史研究，也抢救了大批历史文化遗产。与之同时，我还负责图书出版的评论宣传，组织编委会内外的清史专家撰写清史编纂研究与已出图书的评介，陆续在《清史研究》和《社会科学战线》、《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刊载，后来还汇编成《清史编纂研究与评论》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出版组的工作告一段落后，编委会又安排我到编委会“通纪组”，协助戴先生审读通纪各卷书稿。对这项工作，我认真对待，丝毫不敢懈怠。作为编委会主任的戴逸先生，对我的一些审读报告曾有批示：“读王俊义先生的意见，他对工作做得细微、认真、用力、非常好，对提高稿件质量很有帮助”，因“建议将王俊义先生的意见转发各组，供审改专家参阅”。这对我说来，既是鼓励和肯定，也是要求和鞭策，他激励我必须以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精神，为提高清史纂修的质量而尽心尽力。
回顾我五十多年来的求学经历与学术生涯，可谓既有坎坷曲折，也有平坦大道；既有顺境中的欢乐，也有逆境中的苦恼。虽然经验不多，教训不少，但却有些深切的感受和体会：首先是一个学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要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兴亡同呼吸共命运。事实证明，每当国家与民族处于危亡困难之际，学者们也很难开展正常的学术研究，甚至备尝艰辛与蹂躏。远的且不论，近如十年“文革”时期，当时我们国家面临空前浩劫的灭顶之灾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学人，都斯文扫地，甚至连起码的人格尊严也难保证，谈何学术研究。但当我们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经过拨乱反正，走上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正确道路，学术文化逐步迎来繁荣昌盛的春天，学者个人也才有可能施展才学，脚踏实地、开展正常的学术研究。自古以来，我国的士人就有经邦济世的传统，今天的学人同样应有爱国经世情怀，要始终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其次，我感到每个人的天资有限，在学术上能否有所成就，关键在于是否勤奋。记得一位学术大师说过：“天下学问惟诚实而勤奋者得之，机巧人难矣！”我这个人天分不高，但自认为不是个懒人。我从参加工作走上求学之路，就一直有行政工作缠身，始终是双肩挑。但无论是行政工作多么繁忙，或者是工作岗位有什么变化，却始终不间断读书和写作，尤其与清史浓厚的情结，所以始终对清史和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咬着不放。《俊义文存》中收录的文稿，和我主编的一系列图书，大都是在这样的境遇中产生的，也大都与清代学术有直接间接的关系；我还尤其深切地感受到，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还必须有良师益友的引导、提携和朋友的帮助。我这几十年就十分有幸地得到不少领导、老师和朋友的教诲和支持，其中使我没齿难忘的一位是已故中国人民大学的郭影秋校长；一位是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郭校长既是具有高尚品德情操的老一辈共产党人，又是一个睿智博学的明清史专家。他既教我如何读书治学，又教我如何做人。他在我刚踏上清史研究之路时，就谆谆教诲我：“要把清史研究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甚至在临终之前，还在病榻上以微弱的声音十分关切地询问我：“你最近在研究什么清史课题？”其眷眷教诲之情，实沁人肺腑，催人泪下。他的言传身教，鞭策激励着我终生以清史研究为职志；戴逸先生从我在人民大学本科读书时，就是给我授课的业师。以后的几十年来始终未间断联系。是他将我推荐到清史研究小组工作，引入清史研究之门。我在清史研究所工作期间，有缘与之朝夕相处，对我更是耳提面命，不吝教诲。还给我搭建了一个一个从事清史研究的平台，创造了开展清史研究的机缘和条件。我由衷感谢郭影秋校长与戴逸老师的教诲和引导。同时，在我从事学术研究的经历中，还曾得到其他一些师友的支持与帮助，其中既有我尊敬的长者；也有与我志同道合的中青年朋友，对他们我都十分感谢，这里不再一一道及。
在《俊义文存》的出版之际，我既感到欣慰，也深感愧疚。欣慰的是在学术著作不易出版的情势下，我多年的心血结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的赞助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能予出版，扫帚自珍，自然有些欣慰；愧疚的是在从事学术研究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我仅做出这些微不足道的研究成果，自然有愧疚和不安。目前，我还在参与的国家清史编纂工作，作为一定时期的特定任务，到一定时候当会结束，但清史研究的学术事业，则永无终结之日。有生之年，我将在清史情结的精神支撑下在这块园地里继续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