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义教授生于1937年，河南省封丘县人。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本科，曾留校在哲学系任教。后转入本校清史研究所，从事清史教学与研究，曾任该所所长、教授。1991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担任总编辑，至1999年退休。仍持续从事清代学术思想史及中华传统文化之研究。现为国家清史编委会特聘专家并兼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王俊义出生于豫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童幼年时代，生活极为艰辛，在衣食无以为继的困苦环境中，读过一两年私塾。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读完小学和中学。1956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专业，受教于何干之、胡华、戴逸等名师。1960年毕业留校后，初在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任助教，为高年级本科生辅导中国哲学史原著选读，形势所迫认真读过中国哲学史经典原著，为日后研究清代学术奠定了良好基础。“文革”时，中国人民大学被停办。此时，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郭影秋上书中央，建议成立清史研究机构，经批准成立了以郭影秋为组长的清史研究小组，挂靠在北京师范大学，王俊义被调该组，参与了具体筹建工作。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重新复校，正式组建了清史研究所，王俊义亦转入该所，他当时是所里最年轻的研究人员，分工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在戴逸先生指导下，参加过《简明清史》、《清史人物传稿》、《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卷》的编写，并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生副导师，讲授清代学术思想史课程。在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同时，一直肩负行政职务，先后担任过研究生班主任、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之职。他参加编写的《简明清史》及个人撰写的《宣南诗社的几个问题》，曾获中国人民大学1980年优秀科研成果之优秀论著、论文奖。1988年，他还荣获全校“教书育人、服务育人”的“先进工作者”称号。1989年曾应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黄宗智及艾尔曼教授邀请，以客座教授身份为该校博士研究社教授清代学术思想史课程。在此期间，还应伯克利加州大学魏克迈教授邀请到该校访问讲学。

　　1991年，因工作需要，王俊义被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工作。先是担任主管文、史、哲编辑工作之副总编辑，至1995年又升任总编辑，全面负责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工作。此间，他参加决策并主持编辑出版过不少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优秀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因此于1992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为发展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专家“政府津贴”和“证书”。

　　1998年年届62岁的王俊义退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总编辑之职，旋于1999年退休。但其至今仍退而不休。继续在从事两方面的工作：其一，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凝聚与团结，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复兴，他以较多的精力投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工作。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群众学术文化社团。先后由周谷城、萧克、费孝通、许嘉璐等知名人士为会长。王俊义目前担任该会常务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及《炎黄文化研究》主编。在整个研究会的统一领导下，他具体负责组织了许多有影响的学术活动。如“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曾系列性地先后在北京、香港、澳门、台湾举办大型学术研讨会，这一活动在海内外形成重大影响，为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二，王俊义在投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工作的同时，仍继续坚持清史、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他曾于1998年应邀到台湾暨南大学为该校研究生班讲授“清代学术思想史”，并为本科生讲授“中国古代文献学”。在此前后，他还多次到台湾参加与清代学术思想相关的专业学术研讨会，并到中研院文哲所、台湾大学、政治大学、清华大学、淡江大学、东海大学、中兴大学、成功大学、中山大学等高等学校访两问讲学，为沟通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做了有益的工作。2002年，他还应邀到菲律宾马尼拉讲“清史”及“清代学术思想史”专题。2003年国家清史编委会成立，正式编纂清史。他受聘参加编委会下属之出版组工作，参与出版组负责的各种图书的出版与评论，并经常参加编委会召开的项目评审与各种专题学术研讨会。

　　由于王俊义的本职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根据社里的工作需要，目前他还主编了该社陆续出版的《口述历史》丛刊与《口述自传》丛书。

　　王俊义在长期从事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中，撰写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清代学术与文化》（合著）、《清代学术文化史论》（合著）、《清代学术探研录》等。另外，还主编并参与主编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等十多部学术论集。其主要学术创见，反映在其关于清代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分派及评价，以及对钱谦益、吕留良、钱大昕、庄存与等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乾嘉考据学派是反映清代学术主要特征的学术思潮和流派，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和影响。但从晚清到民国，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历次政治批判运动中，对乾嘉考据学派的成因与评价存在不少偏颇片面之见。有鉴于此，王俊义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发表在《人民日报》与《清史研究论集》上的《乾嘉考据学派的成因及其评价》、《康乾盛世与乾嘉学派》等文中，在学术界率先提出分析乾嘉学派的成因，不能仅从清代推行文字狱着眼，而应从康、雍、乾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做综合考察，得出乾嘉考据学是康乾盛世之产物的结论。对于乾嘉考据学的评价，学术界曾片面强调其烦琐，脱离现实，没有思想，引导人们向后看等消极方面。针对这种失之公允的评价，王俊义指出，乾嘉考据学对中华传统典籍，通过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辨伪、辑佚等手段，进行了总结性整理。对研究和保存古籍有重大贡献。乾嘉考据学运用“实事求是”、“广搜博证”的研究方法，也为后世学者所继承，大大推动了中华学术文化的研究。同时，乾嘉考据学也并非只有考据而没有思想，而是依据其所处的时代特点，将思想义理寓于考据训诂之中。何况戴震、钱大昕等经史考据大师，也都有对现实的直接抨击和具体的经世之作。要客观地、实事求是的评价乾嘉考据学，必须消除“汉、宋学对立的门户之见”、“满、汉民族矛盾斗争中遗留的民族偏见”，以及“建国后曾经存在的极左政治倾向影响到对学派评价形成的极左成见”。王俊义的上述观点，今天已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能在人们的思想受到长期禁锢的当时提出，则需要一定的学术勇气。另外，对于乾嘉考据学派的划分，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对该学派不应再划分吴派和皖派，认为如此划分将抹煞乾嘉考据学历史演进发展的过程。王俊义则认为乾嘉考据学内部有吴、皖派之分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有其历史依据，不仅现代学者梁启超、章太炎等持此看法，而且乾嘉当时的学者就有如此之划分。何况，如此分派，已肯定是吴派在前，皖派在后，后者受有前者的影响。这既不影响乾嘉考据学派历史演进过程，在肯定他们之间具有共同特征的基础上，又能彰显其不同与个性。王俊义的上述观点，分别见于其《乾嘉汉学论纲》、《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与历史局限》、《评价乾嘉学派要消除历史成见》、《关于乾嘉学派的成因及派别划分之商榷》等文中。这些文章发表后，曾被多种报刊转载，并为不少学者在有关论著中所引用，积极推进了清代学术特别是关于乾嘉考据学的研究。

　　王俊义的学术见解，还反映在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如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重要学者，他在明末清初的学术演变过程中有重要地位和影响。但由于其在政治上曾阿附阉党余孽阮大钺、马士英，又曾在明亡清兴的历史遽变中失节降清，致使人们因人废言而忽视了其在学术流变中的地位和影响。王俊义则在其《钱谦益与明末清初学术演变》论文中，具体分析了钱氏荣辱浮沉复杂多变的政治人生，及其在经学、史学、文学方面的成就，论证了他对明末清初学术演变中的地位和影响，还从方法论上说明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复杂的历史人物。此文颇得学术界的好评。前不久，王俊义还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联合召开的“西学与清代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庄存与复兴今文经学起因于“与和珅对立说”辨析——兼论对海外中国学成果的吸收和借鉴》。此文针对美国著名汉学家艾尔曼教授提出的观点进行了友好的学术讨论，不同意艾氏的庄存与复兴今文经学是起因于与和珅的矛盾斗争，依据大量史实，论证了庄存与同和珅之间，不存在对立的主客观条件，不可能形成矛盾和斗争，庄存与之复兴今文经学，主要目的还在于为乾隆帝乾纲独断的大一统思想作论证。通过对此一问题的具体论证，进而提出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成果，既要勇于吸收，又要善于吸收，而不可不加分析，盲目引用。王俊义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中的独到之见，还所在多有，兹不一一列举。此外，他在学术研究中坚持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对年轻学者予以热情关注和支持，也值得提倡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