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六月甲子年五月，我生于江苏武进今常州市。
父亲在清季就读于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今交通大学，是唐文治的学生，旧学根底很深，散文，书札都好，也通英、日文字，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学教师。我读小学时，他在南京一家报馆中担任文牍主任。母亲庄氏，是武进大族，清代今文经学的创始人庄存与，就是她的六世族祖，她本人也是师范毕业，和表妹杨牍玉一起跟随吕凤子学国画，诗文。所以，我也可说是出生在“书香门弟”。
小学毕业时，父亲就失业了，依靠祖传店屋租赁为生，尚堪温饱。照理父亲敷闲，应该亲自“诲子”，但他生性疏懒，故意搬弄孟子“古者易子而教”，“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的话语，不肯教我。倒是母亲，每在灯前月下，教些唐诗、《四书》，使我从小受到旧学的熏陶。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八月，上海抗战。常州地处沪宁沿线，风鹤传惊，户宇不宁，我们乃举家迁避，逃到离城三十余里的河口镇。不久，常州沦陷，日军下乡骚扰，奸淫焚掠，无所不为，目视暴行，倍增愤慨。次年进城，自宅已毁，住房也遭兵燹，披荆斩棘，僦居陋室。因父亲失业，店屋荡然，家道中落，恃变卖衣饰维持，母氏劬劳，暇时将敝衣败布粘成硬骨出售，借资挹注。这时，中学巳复校，因不愿受奴化教育，乃从贺怀伯先生读国学，从钱栗盂先生学英文、数学。贺先生已六十多岁，是前清廪生，饱学之士，他看到我《论语》、《孟子》已经读过，乃课以《东莱博议》、《左传》，接着讲《史记》、《诗经》、《礼记》，后来教《尚书》。
贺先生明训诂，善讲解，重背诵，每周作文一篇，赋诗一首，题目类似“策论”，如《齐宣王不忍杀牛解》、《公矢鱼于棠说》，这样读了两年多，英文、数学大体补习到高中水平，国文则远远超过。父亲看到我中文基础较好，他又是唐文治的学生，唐先生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已在上海租界内复校，叫我前往试考，我只得只身前往，投靠程家姑母。
记得入学考试，最重要的是一篇作文，作文两题选一：一为《通天地人为儒论》，一为《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趋势》。我在常州补习，埋头故纸堆中，不看报纸，为了应付考试，虽也自学中外史地，也只知希腊，罗马，不知二次大战，只好选第一题。但究竟出于何典?来自何书，却又茫然不解。怎么办呢？好在我《四书》还热，尽量援引一些“天”、“地”、“人”之类条文，胡绉成篇，倒也铿铿锵锵，抑扬顿挫。一个月后，居然榜上有名，被录取为本科一年级生。后来，我才知道“通天地人为儒”，语出杨雄《法言》。
国专的课程除外语外，都是国学，基本文选是蒋伯潜教授教的，《论语大义》则由唐文治校长亲授，唐老先生双目早盲，上课时由陆修祜教授朗诵琉解，唐先生随时指授，一口太仓话，声音又低，同学多数听不懂，我则坐在第一排，亲聆謦颏；考试时，做—篇作文，题目是“父母唯其疾之忧”，我在“其”字上做文章，说“其”指子女，父母对子女之疾抚养照拂，无微不至，我们对父母有疾，怎能不为之“忧”呢?居然得到唐老夫子的亲睬，拔为最高分。第一学年结束，全校总评，我名列第一，得到奖状一纸、奖金三十元，当天我就欢天喜地地拿了奖金到福州路买书。
二年级要分系科了，当时本科分哲学，史地，文学三门，我本想读文学，但看到同级个别同学，平素酒食征逐，舞厅徘徊，而咏诗填词，却又每列榜首。我想，我读书算是用功的了，但诗词却不如人，大约读文学是要有“天赋”的，我生性拙朴，还是读读史地，比较“实事求是”吧!这样，就改攻历史，决定了我一辈子的命运。
这时，上海已成“孤岛”，不少名教授来校兼课，如吕思勉教授的史学讲座，周谷城教授讲《中国通史》，周予同教授讲《群经概论》，王蘧常教授讲《秦汉史》，郝昺衡教授讲《中国文学史》，夏承焘教授、胡士莹教授讲词，钱仲联教授讲诗，都是一时之选。吕思勉先生和我同乡，精于经史，受过今文经学的影响，又沿习顾炎武、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的治史方法，知识深广，博大精深，两位周先生的教学，也使我受益不少。
我从贺怀伯先生受业时，就听他讲到汉、唐注疏和清儒经解，也听到“立德、立言、立功”这类教导，父亲又谆谆叮嘱，不要过问政治，不能“立德、立功”，就“立言”好了，于是油然有述作之志。又因自己是常州人，常州在清代学术鼎盛，庄家、刘家又有戚谊，就想寻庄、刘之遗绪，探今文之微言。在国专读书时，经过丁福保先生的介绍，到鸿英图书馆读书。寓所和图书馆有十里之遘，经常徒步往返，不以为苦，严寒酷暑，习以为常。为了打好基础，决定从注释入手。考虑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一册，讲经学历史，刘治古文，刚好与治今文的皮锡瑞异旨。刘氏所撰，虽是“教科书”，其中却不乏独到之见，只是文字过简，语焉不详，我正可注疏补益。这样引录文献，逐句笺释，积累了近百万字的资料，成为我后来研究经学史的一份基本素材。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国专教授有的远徙内地，有的销声匿迹，也有个别教授误入岐途的。我在上海，吃住都在姑母家中，姑母待我甚厚，视同亲出，但她经济也不宽裕，不能再增加她的负担了。这样，我便辍学返乡，经友人介绍，到离城三十多里的农村中学教书，那里是游击区，经常有新四军驻札，也能呼吸新鲜空气，唱些爱国歌曲，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我始终在中学任教，虽然也换了几个学校。
抗战胜利后，到了上海，先进复旦大学，又读完了国专未修课程，于一九四七年一月毕业。在复学期间，和同学郁慕云相识，她佩我治学勤奋，我感她纯朴无华，彼此相恋。但她家饶有资产，而我则贫无立锥，我的父母既担心“齐大非耦”，她的父亲也担心女嫁黔娄，幸岳母垂怜，终成眷属。从此，慕云和我同甘共苦，治理家务有条不紊，切磋学谊互有启发，如果不是她的支持和鼓励，我是不可能有那么安定的读书条件和写作勇气的。
一九四O年到一九五O年的十年间，我除注释了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第一册外，又写了《荀子学案》和《史汉异同举隅》，前者受了汪中《述学》的影响，后者步了崔适《史记探源》的后尘。同时，《中国经学史》也写到了隋唐，还专门写了一本《清代经今文学史》，这些书稿，当然稚嫩肤浅，但资料的积累，却给我今后的撰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有《庄存与年谱》、《庄大久评传》，则稍加补益，仍可问世。
一九五一年，我又回到常州教中学，教过语文，后来专讲历史，担任市历史教研组长，中外古今，无所不教，而重点则在中国近代史，我虽说“史地正途”出身，却没有读过中国近代史，只好边学边教。又因舞文弄墨，积习难改，于是择其兴趣较近者，由今文经学而研究康有为，研究戊戌变法，由古文经学而研究章太炎、研究辛亥革命。一年新课讲毕，第二年就不要备课，课务都在上午，下午可以午睡，晚上则挑灯夜战，看我喜欢看的书，写我喜欢写的文。一九五三年，我写的戊戌变法论文开始发表。一九五五年，我的第一本论文集《戊戌变法史论》由上海群联出版社出版。还有不少论文和《戊戌变法人物传稿》，都是在常州六年间写出来的。
一九五六年底，经过吕思勉教授和周予同教授的推荐，通过国务院招聘委员会，我调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主任是李亚农同志，副主任是周予同先生。当筹备委员会徐仑同志带我去谒见李亚农同志时，他说：“年轻人应该多读书，掌握两三国外文，不要急于出书。你三十岁就出论文集了，太早，清朝学者都是五十岁以后再汇订成集的”。真是冷水浇背，当头棒喝，左思右想，不得其解：“难道你好出论文集，我就不能吗?”还是年少气盛，血气方刚。多年以后，回顾亚农同志当时的教导，深含哲理，也渐渐觉察到自己过去刊发的东西，粗糙疏漏，深悔梨枣过促。这才感到亚农同志箴贬近情，真是金玉良言。后来，我才知道，《戊戌变法史论丛》还是他介绍出版的，原来我把这部书稿送交国务院招聘委员会后，转寄上海，他看到此稿，推荐给湖北人民出版社了，但亚农同志生前，却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这件事。
我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报到时，全所还不足十人，住处和吕思勉先生较近。我在常州，恰好吕先生返里养疴，闭户撰作，我经常到他十子街寓所请益，这时他已来沪，又能亲炙经史。我到他复兴西路新址时，他总要整治酒肴，看我饮绍兴酒，谈山海经。《戊戌变法史论》是他亲自审阅的，如今还保存了他的眉批浮签，《戊戌变法史论丛》的书眉也由他题署，可惜出版社把“吕思勉题”四宇去掉了，又将直行裁为横排，真感遗憾。次年十月，吕先生不幸在校读《隋唐五代史》时心脏病突发，遽尔逝去，使我痛失良师。但吕先生的音容笑貌，却至今回荡眼前。
一九五八年，上海历史研究所由中国科学院改属上海社会科学院。我除纂集近代上海的资料书籍外，又参加了《辞海》编订，协助周予同先生写中国经学史条目。周先生年迈，由我起稿，并去浦江饭店集中定稿。等到一九六一年“试行本”出版，我又追随李俊民同志等到河南、陕西、四川，武汉征求意见，在郑州拜访了嵇文甫先生，在成都向蒙文通先生请教了章学诚思想，在武汉谒见了谭戒甫先生，都受到教益，回沪后，又加修订。记得在浦江集中时，遇杭州大学任铭善教授，任先生专治三《礼》，而我于经书中对三《礼》最欠功力，好在任先生住在浦江，能够朝夕相见，执卷问难。《辞海》中“博士”，“家法”、“师法”诸条，还由他亲自润改。由于时间较集中，图书较方便，写《辞海》时也发现了一些经学中的问题，从而写了一些论文，和周予同先生合署发表。周予同先生还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开了中国经学史的课，我也做些辅助工作。这几年，环境安宁，干扰也少，看书也多，基于《辞海》谨严，涉及考证，我对古文经学的治学方法饶有兴趣，把过去积累的章太炎佚文和圈点过的《太炎文录》陆续整理，标点校勘，《章太炎政论选集》就是在一九六一年完稿的。太炎先生文字古奥，诘誳聱牙，中华书局特地请了马宗霍先生校正句读，使其减少错误。在整理章太炎文篇的同时，我也写出了《章太炎年谱长编》的初稿。
一九六四年下乡“四清”，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只能在晚间油灯下稍整陈编，或休假返沪时增删因革。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因和周予同先生合署撰文，《博士制度和秦汉政治》、《王莽改制和今古文问题》等都是“大毒草”，我也就横遭讨伐，成为“黑帮”。抄家是免不了的，可能因为我的书多，搬起来也要劳力，只是贴上封条，把一些稿件抄去。时隔不久，封条干了，轻拉即开，遂得晚间偷偷扯开封条，偷出书本，赶看赶写，黎明重粘封条，书归原橱。总算未为人知，倒也写了大量札记。这些札记，当时不想发表，也不能发表，都是用最省时间最简净的文言文写出来的。晚间熬夜过长，好在白天赴所报到，劳动之余，独关一室，尽有瞌睡时间，也幸未为人知。此后，农村“五七干校”，工厂“战高温”，仍没有忘怀书卷，也算是“顽固不化”的了。
一九七二年，我在工厂劳动，被宣布“解放”，却留下尾巴。不久，突然叫我参加二十四史的《宋史》标校。此书过去由聂崇岐先生、罗继祖先生初标过，现在又叫张家驹同志和我任“通读”，参加者也有十余人。我对《宋史》素乏研究，地理沿革、职官更迭、礼俗因革，对我来说，都较陌生，幸家驹同志随加鼓励，勉予充任。《宋史》卷帙浩繁，标校了好几年，“通读”也增加了好几位，可惜家驹同志未能亲睹其成，就一瞑不视了。
一九七八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恢复，我被调回历史研究所，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主任，一九八二年起，又任副所长，一度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兼课，也到南京、山东、武汉、广州等大学作过短期讲演。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我应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到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讲学和研究，凡半年。一九八五年一月，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讲学旬日。同年二月：又应美中学术交流会的邀请，到美国讲学和研究，先后在柏克莱加里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加里福尼亚大学、史丹福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密西根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作过报告。结识了不少国际知名学者和港、台同胞，也看到了一些过去没有看到过的资料，开阔了视野，扩展了见闻。
“四人帮”粉碎后，我的撰著或编校的书籍，出版的有：《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下一九七七年中华书局出版。《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出版。《戴震集》一九八O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康有为政论集》上、下一九八一年中华书局出版，《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下增订本，一九八二年中华书局出版。将要出版的有：《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和《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已经付排或送交出版社的有《陶成章集》、《近代经学》。我在日本的讲稿将于今年出版，他们还另外替我编了一本论文集，都是日本友人帮助翻译的。目前，正在写《清代经学》和标校《梁启超集》。
近几年来，不少青年同志，问我治学方法，我虽有良师益友指点，还是暗中摸索居多。因为各人禀赋不同，兴趣各异，不能强人所难，使入范篱，只能择其意志所近，迈越险阻，只能视其指点所在，反复玩味。但自己毕竟在史学领域中，虚度了数十年华，如果把点滴体会写出，或可使青年少走弯路，于是赘上数行。
一曰持之以恒。不管你是历史系出身还是自学，一旦对历史感到有兴趣的话，似需先通后专，由博返约。没有通史的基础，是不易学好专史的，不知古代和世界的历史，是不易学好近代史的。当你有了一定的通史基础，决定专业方向后，最好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我对中国经学史有兴趣，就一直没有放弃这方面的钻研，尽管工作有调动，任务有变迁，也没有稍敢放松，这是我的“老兴趣”。解放后，我学习中国近代史，选择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多少和康有为、章太炎，和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的“老兴趣”有关。到了上海历史研究所，领导上叫我参加编辑近代上海资料，在编《五四运动在上海》，《辛亥革命在上海》时，我也全力以赴，又发生了“新兴趣”，但一旦编就，又返归“老兴趣”。因为中国史书浩繁，待发掘的材料太多，待探讨的问题也多，如果意志旁鹜、“全面开花’，象我这样愚拙的人，就不易左右逢源，还是在自己的“老兴趣”中回旋的好．科学是无止境的，而人生却是有限的，只能珍惜有限的时间，坚持己进取的方向。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什么环境中，只要持之以恒，我想总能发出应有的光彩的。
一曰持之有故。历史研究贵在实事求是。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就要详细占有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这样，势不能脱离资料，而要见多识广，手勤笔勤。清朝人在书籍上每多眉批校注，这些眉批就是他们读书所得，批以备忘。有的还写成札记，日知其亡。吕思勉先生写了《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著作，就是在大量札记的基础上写成专史的。不要只看他们著书之多，成书之“速”，而要想到他们蓄积之久，笔札之勤。不是长期积累，持之以恒，是不会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同时，中国旧史书也自有体裁，编年、纪传，纪事本末，都有可取之处。我在研究戊戌变法史时，也是先写成大事长编，再把人物抉出、事件论列的。当然，这些体裁，各有局限。但排比整理，也能持之有故。
这不能说是心得，也只是愚者之见，聊供刍荛而已。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于美国华盛顿客寓
（资料来源：《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九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