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首先我代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祝贺卜键同志《国之大臣》一书出版，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同志辛勤劳动，使该书稿顺利出版，感谢各位领导和专家出席今天的出版座谈会。

《国之大臣》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研究丛刊的重大项目，卜键同志为此付出了辛勤的汗水，该书是目前研究清嘉庆、道光两朝政治和王鼎的扛鼎之作。

全书以嘉道两朝政治为背景，全景式的展示两朝重大历史事件，网罗两朝数百位历史人物，以王鼎为人物中心，勾勒两朝政治统治的格局，刻画出数百人物的政治生态，评判嘉庆、道光皇帝政治统治的得失。作者有驾驭两朝历史全局的能力，对数百位历史人物褒贬有度。

全书是一部研究性学术著作，爬梳大量历史资料，特别是运用了大量前所未见的档案资料。以详实的史料作为基础是史学论著的根本。特别是重大历史档案，数百个人物的舞台，需要缜密地设计构思，对每个人物的准确掌控。没有对历史全局的掌控和对每个历史人物的深入研究，是根本做不到的。作者即使付出极大的努力，也难做到万无一失。况且涉及的史料面广且杂，作者付出的辛劳是可想而知的，表明作者具有深厚的学养。

全书的语言文字是作者卜键同志的风格，用文学家笔锋，史学家的眼力，生动诙谐的语言，让人读了眼睛一亮，且赏心悦目，愿意不得不读下去，这是一般史学著作很难达到的效果。也许它是这本书出版吸引读者的魅力。

此外，嘉道两朝虽然是清朝历史上两个重要王朝，而且是有清一代历史上处于重要历史阶段的两个王朝。但是多年来史学界对这两个王朝，特别是嘉庆朝和道光朝前期的研究一直较少。《清代人物传稿》一书，唯缺嘉庆一朝人物传，我问主编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写。这表明一是，研究的人少，第二，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的研究有一定难度。卜键同志知难而上，选择这个历史阶段，推出了生活在这个历史阶段的王鼎，而且推出与他同时代的数百历史人物。这对清史研究是一大贡献。

王鼎生活的时代贯穿嘉庆朝和道光朝前期，这正是清王朝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康乾盛世启于前，鸦片战争肇于后，中国历史在这里发生了急骤的变化。

而就清王朝内部而言，自乾隆后期已经险象丛生。国家帑藏困匮，军备不修，吏治腐败，内乱四起，盛世表象下潜伏的种种危机已见端倪。嘉庆即位之际，内政疲败，内乱频仍。嘉庆力图通过整肃朝政来遏制王朝走向衰败的趋势，其结果毫无实际成效。道光一朝，为了力挽颓败之势，历尽沧桑整顿吏治，改革弊政、矫正奢靡之风，禁止鸦片流毒等方面也不无建树。这说明嘉庆、道光二帝都还是企图有所作为的皇帝。尽管他们勤政治世，但都不能除弊起衰，成为中兴之君，原因何在？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大厦，历经二千余年已经百孔千疮，其基础已经朽烂动摇，任何修补已经无济于事。康乾盛世只不过是病入膏肓的封建制濒临灭亡前的回光返照，起死回生已经不可能。嘉庆、道光二帝要使一个濒临灭亡的封建制的僵尸恢复生气，已经不可能，而想要把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古老帝国推上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更是满族统治者力所不能及的。

综览嘉庆一朝政务之得失，从全局看，嘉庆没有抓住问题症结之所在并倾全力加以解决。嘉庆在亲政时，虽然已经看到，百姓所以“不顾身家性命，铤而走险，总缘亲民之吏，……多方婪索，竭其膏脂”所致，然而他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打击惩治那些贪官污吏。既便惩治，也是初则电闪雷鸣，继则细雨和风。嘉庆在诛灭和珅时，将和珅死党吴省兰、吴省钦分别给予降职和革职回籍的处分，但“未几而又起吴省兰矣，召见之时，又闻其为吴省钦辨冤矣”。嘉庆初政时，因因循畏葸而获罪的陕西巡抚秦承恩，初被褫职，逮京论大辟，不久，又“诏以承恩书生，未娴军画，宥归。寻遣戍伊犁”。如翰林院编修洪亮吉所言：嘉庆惩治贪官污吏和渎职官员“重者不过新疆换班，轻者不过大营转饷”。更多的时候，嘉庆采取的不过是警告和虚声恫喝。然而，一些威胁性言辞，对于那些已经陷于贪赃枉法泥淖中不能自拔的官员早已失去了任何警厉作用。严厉的惩治，对严重败坏的吏治来说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手段。嘉庆对他们的姑息宽容，是与他整肃纲纪的口头宣言和愿望背道而驰的。

嘉庆在整饬内政方面的失败，还要归咎于其革新尝试的半途而废。嘉庆亲政之初，雄心勃勃，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在一个时期内对乾隆朝的弊政多所更张。为时不久，竟自食其言，公开批判起“咸与维新”的提法。嘉庆四年（1799年）十二月，国子监祭酒法式善条奏事件，折首有亲政维新之语，没想到，维新一词竟惹恼了嘉庆。他在对法式善横加指责后，公然宣称：“朕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率循旧章，恒恐不及，有何维新之处？”此后，嘉庆虽然仍不时颁发一些革新朝政的上谕。但这些上谕或者是在非要害问题上小题大做，或者高调空唱，成为沽名钓誉的手段，对革除弊政不起多少实际作用。广开言路是嘉庆亲政后最具革新精神的措施。他屡下求言之诏，并信誓旦旦，作出不罪言者的保证，然而，言犹在耳，即对上书军机大臣言事、所言又切中时弊的洪亮吉大兴问罪之师。嘉庆四年八月，洪亮吉在上书中指出，嘉庆亲政后，言励精图治，“当一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尽法也。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洪亮吉所陈，是嘉庆怒不可遏，斥责洪亮吉“语涉不经，全无伦次”，将洪亮吉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审讯结果是将洪亮吉照大不敬律拟以斩决，不久，免死改为遣戍伊犁。洪亮吉因言获罪，朝野震动。嘉庆亲政后言路大开的局面也随之而结束了。嘉庆自己也承认，“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即有，亦论官吏常事，于群德民陷休戚相差之实，绝无言者”。尽管后来嘉庆意识到“岂非因亮吉获罪，钳口不复改言？”还为此下诏说：“朕不闻过，下情复壅、为害甚巨。亮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铭诸座右，时常观览，勤政远佞，警省朕躬。”嘉庆还将洪亮吉原书宣示中外，以“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嘉庆传谕伊犁将军，将洪亮吉释放回籍。然而，嘉庆的这些弥补措施，已无法挽回洪亮事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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