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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与大政
作者:王蒙 责编:

来源:中华文史网  发布时间:2015-11-04  点击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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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夏天都在阅读卜键的史学新著《国之大臣——王鼎与嘉道两朝政治》,七十万字,爱不释手。读完,叹道:“我才了解了多少中国!”

继承司马迁《史记》传统,此书(以及两年前的《明世宗传》,)不仅仅是对史料的钩沉、稽考、分析,更是对故纸堆的激活,以人为本,对嘉庆、道光二帝,对王鼎、林则徐等大臣,对各种历史事件中的相关人物共三百九十一人,对他们的角色、作用、事迹,尤其是性格、动机、计算与品性,做了最可能最合理合情的描摹与分析。从文档追溯到内心与情绪,对他们的命运的戏剧性、必然性、偶然性、教训意义做了斟酌与推敲。读之不像一般的史书那样冷静,又不像演义小说与肥皂剧那样随意尤其是浅薄,它保持着古雅与生动的文学性与“无一字无来历”的学究气,显现了作者的人情政情之练达,世事国事之洞明,是严肃的史学与鲜活的非虚构文学结合。

作者从国之大臣王鼎的生平写起。王鼎是军机大臣兼东阁大学士,位极人臣,出身寒素,从嘉庆时期到道光后期,两朝开济老臣心。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他由于反对鸦片战争延续时期的主和派、同情并愤懑于林则徐的不幸遭遇,与旻宁(道光)意见相左,自杀于军机处别院。王鼎一生勤恳忠诚,刚正不阿,忧国忧民,清廉素朴,尤其是他的自缢尸谏,令全国震动。作者写了他的屡试不第,写了他的感恩戴德,写了他厚重庄严,写了体现在他身上的儒学人格;也写了这样的大儒忠良之终于崩溃自尽,却也是警示后人的最后一搏。读之痛心疾首!再回过头来读《左传·昭公元年》的“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大节”与道光《军机大臣像赞·户部尚书王鼎》的“国之大臣,先乎品行。命赞枢机,言谨事敬……”肃然起敬,觉得虽然时势艰难,仍有栋梁砥柱,正气浩然,我千年中华向有志士人杰焉。

窃以为,本书远远超出了王鼎传的内涵,它的吸引人在于,写出了国运传、二帝传、朝廷传、为政传、官场传、贪腐传、民变传、边事传、邪教传、水利传、抗英传……读之拍案:赞沧桑之异趣,叹古今之同忧,敬良臣之勤政,恨宵小之鄙陋,称忠义之浩然,惊乱局之难救,愧耄耋之无知,期新枝之优秀。善哉,是书也。


大清国运:靠守成是守不住的


有清以来,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都有气象有进展有开拓有正面的遗产。嘉庆伊始,国运显然走起下坡路。道光时期,千疮百孔、捉襟见肘。一上来嘉庆帝颙琰气势不亚于乃父,才亲政,便掀起政治风暴,惩办如今通过电视连续剧已经家喻户晓的和珅。书上说颙琰“博学多思,勤奋俭朴”但缺少足够的“本事”与“胸襟视野”,所以高举的是“守成的大旗”,“难挽大清的衰靡之势”。

书中记载嘉庆干掉了和珅,重用“亲兄弟、父子兵”。但这些人不成气,闹纠纷。身无长技、身兼多职、头衔一大堆的八皇兄永璇分工人事,与吏部官员闹矛盾,一个月即销差。十一哥掌领军机处与户部三库,分到了和珅的圆明园附近庞大园林,也难以为继。还有他的同胞小弟永璘,声称即使皇位多如雨点,也滴不到他身上,只求分到和珅园子。作者说:“亲王、郡王以下直至公、额驸、侯、伯,皆在超品,为国之大臣,自不待言。开创之初,绝多统兵鏖战,马上杀伐,功名皆自战场上博得。降至嘉庆朝,已然整体上流于享乐腐化,敢于上阵厮杀者虽仍不乏其人,精神气质已与先辈有间。偶令在朝中管事,也是架子摆足,能为不够,到处插手,弄得鸡飞狗跳。”

一语中的。说实话,我不认为嘉庆、道光二帝个人质素上的缺陷是大清国运转向衰靡的主要原因。各朝各代,少有盛极不衰、兴久不亡者。关键在于:中国的“江山”是打出来的,开国之君,不是才学胆识、政治军事、人格魅力诸方面杰出过人,怎么可能披荆斩棘,凝聚人心,杀出一条血路,战胜旧有朝廷与各路英雄好汉,取得偌大江山?俚语说:新盖的茅房三天香,何况一个新的王朝!开创阶段,艰苦奋斗、亲民服众、开拓进取,朝气自信。一旦数代掌权,后生早已没了先辈的志气,富贵荣华、骄奢淫逸、敲骨吸髓、醉生梦死、套话连篇、弄权倚势,再加倾轧恶斗,必然每况愈下。再不衰靡灭亡,天理何在?

书中描写了一次春仲经筵(专为皇帝开设的经书讲座),请松筠与王鼎进讲孟子语录“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二人讲完,道光也展示了一下学识才情,宏宣御论:“天下畏葸者不能为一事,躁妄者亦不能建一功。轻发者始若勇,终必怯;慎重者始若怯,终必勇……”针对的是轻举妄动,反映的是国力有限,皇帝此时只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皇帝请有学问的人讲经,这是一种传统,清廷尤为重视,做法和愿望都很文雅可爱。孔子“天不丧斯文”的预言,善哉存焉。但是此次学经,流露出的精神面貌,已经与康雍乾盛世不可同日而语了。

守成的想法,难有大出息。一个政权,一种学理,一个人物,哪怕只是一种产品,守而不进,成而不变,不回应挑战,不突破陈旧,不开拓试验,不改革创新,一味守成,必定是守而不成。


为君难:难在孤家寡人


其实嘉道二帝比历史上各朝代的昏君、孱君、暴君、嬉玩之君不知强过凡几。他们之辛苦令人咋舌。光看看他们批的“谕旨”,都是认真审析,仔细衡量的产物。每道旨,有虚有实,有论有策,文情并茂,言之成理,分析与处置从主观上看都相当精到,而且篇幅巨大,内容详实,费时费力。

但是,也有大问题。一是皇帝并不掌握真情实况,就文书批旨意,一误皆误。表面上看谕旨高于一切,其实皇帝是被上报的文书牵着鼻子走,又常常是十万火急,难有长考与定见;更多的是批了也不管用。

二是皇帝陷于被动,水域出了事堵漏子,邪教闹大了组织剿杀,边疆反叛乱靠大臣加兵力。甚至兵部丢了“行印”(随皇上狩猎时携带的印玺)、紫禁城进了刺客也都要皇帝亲自处理,皇帝成了大清国救火队长。

三是皇帝整天陷于具体案件,对远隔千里的冤假错案过问平反。他们的招数有限,一招是发现疑点或得到了诉冤文书派钦差大臣去办案,一招是仔细研究文档的字里行间,力图明镜高悬,恩如青天,再一招就是重刑伺候,想要什么招供,皆能得到。皇帝兼着最高法院院长与审判官的角色。

四是依据孔孟教导,以德取士,忙于对众臣尤其是大臣进行道德评估、操行鉴定,但还是不能从根本上严明吏治。皇帝的谕旨中,肯定一项政策措施的时候还要肯定一下臣子品性,否定一项拟议的时候还要斥责一下臣子心术。皇帝兼着朝廷测谎员、德育鉴定官与家族族长角色。这玩意儿比相隔万里、凭文书断案并不是更有谱。

五是两位皇帝只知忙于事务,没有战略思想,没有全局意识,没有顶层设计,尤其是没有推动发展与进步、改革与调整的思路。即使活活累死,也不是个称职元首。

六是将治国要义总结为“知人”与“安民”,却不谈最终目的。大清不止一代皇帝总结治国为政,关键是此两点。因为是人治,所以“知人”尤其重要。但知人的主观性太强,弹性太大,在没有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说得明白,做不明白。和珅是乾隆宠臣,是嘉庆严惩的对象,能说是乾隆不知人?不知人也没有影响乾隆的伟大。正是由于乾隆伟大而且活了八十八岁,正式在位六十年三个月差两天,退位后继续掌控坐镇近三年,这种强势皇帝在与不在,对大臣尤其是宠臣的被“知”,影响极大。知人难,安民亦不易。乾隆一宣布退位,人还在,苗疆与湖北、四川多处爆发叛乱,后蔓延数省,多年不息。越是强势皇帝身后,越容易出现乱局。皇帝个人的作用太大,月明星稀,朝廷与众臣反而失去了分量。

“知人”、“安民”的说法源远流长。这是行政管理的语言,却缺少政治政纲政策的内涵与高度,约等于今天所讲的“维稳”。维稳重要,然而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惜大清两代皇帝,缺少足够的政治志向,他们只是为执政而执政,为守成而守成,为用人而用人,为平安无事而平安无事。无怪乎有道是:“官场无政治”也。

雍正曾经亲笔题写了“为君难”三个字,悬挂在圆明园勤政殿,雍正的儿子乾隆则撰写了《创业守成难易说》与《为君难跋》,悬挂在东西两壁。他们讲的真诚严实,绝无作秀与得了便宜卖乖之意。

为君难,难在唱独角戏。中国封建社会君主是个绝对排他的角色,是个真龙天子的角色,不是被动的政治角色,不是社会角色,不是人间角色。


官场:速赏速罚,问责坚决


清朝的宫廷机构设施我还闹不太清楚,它似乎缺少一个“相”或“总理”这样的执行首脑为皇帝分忧。它拥有相当数量的一批大臣,拥有大臣的后备人员,有各种官职和各种荣衔称号,皇帝督导与掌控臣子便大有施展拳脚的空间。印象深刻的是,为政的运作,有功必赏,出事必罚,问起责来绝不含糊。敢赏敢罚,速赏速罚。赏起来送官、送衔、送物,惩起来贬职、去衔、没收财产、杖责打屁股、枷示(带枷示众)、斩监候(死缓)、砍脑壳。赏完罚完,重新开始。严惩数年,一旦国事需要,立马重新起用,不记旧恶,不吝封诰,不搞永世不得翻身。斩监候也极少到时砍头者,反而多有重新起用。

此种赏罚,成为常态,有一定效果。臣子中,多能正确对待,视为正常,只要留得脑壳,便有希望。不但能奖能惩,而且能上能下,值得肯定;但有失于频繁与轻易。


腐败:取悦造假,养患自重


嘉道两朝的历史是腐败史也是反腐史。读《国之大臣》,两朝风气几乎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污,无民不诈,无报不伪,无言不虚了。同时皇帝派钦差大臣查处贪腐,也并非不努力。

凡国家有事,挖肉补疮,从艰难财政中拨出银两开销,大小贪官污吏便如蝇逐臭,一拥而上,发平乱财,发国难财,发水旱天灾财,发邪教财。书里的说法是:“河工是国家的沉重负担,却是一群蛀虫的盛宴。”治水堵口,征用秸杆木石,各地拉来材料,为官一方,却让你另使钱才来收取,而不收你就交不了差;所以为民一方,也就无孔不入地造假蒙骗,所提供秸杆木石,假冒伪劣颇多,骗局连连。

经济犯罪还在其次。最可怕的是虚假已经成为政治腐败的顽疾。皇帝日理万机,疾恶如仇,问题是大小官员尤其是驻守边地的官员,无不以取悦皇帝为主要目的,报什么不报什么,夸大什么淡化什么,全看需要。有时是报喜不报忧,有时是凭空制造喜讯,而真正遇到麻烦了,又立即夸大困难的不可预测与难以应对,掩饰怯懦无能,向上伸手。这样一来,皇帝一会儿大喜过望,一会儿愤懑莫名,一会儿高烧狂言,一会儿催促急迫,一会儿发现上当,一会儿嘟嘟囔囔,一会儿杀伐决断却仍然是硬着头皮撞大运。结果是,侍奉主子离不开哄瞒骗,指挥臣下离不开赏罚杀。赏罚杀有效,但是没有全面部署,没有方针精神,没有规划引领,皇帝永远难辨真伪走不到形势前边。

也许更可怕的是官吏尤其是基层官吏的“不作为与反作为定律”。一旦有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惨剧,也就开始悟到了“养匪自重”的诀窍。养住匪,负责剿匪的官吏军头才会得到重视、得到经费、得到擢升。书中写到,治水时下层官吏绝对不希望三下五除二堵好决口,否则自身的重要性顷刻烟消云散。“譬如外科之疡疽,未必肯令一药而愈。迨局势屡变,几成大险之症,而向之明其易愈而不愿其遽愈者,至此亦坐视,莫知所措。”养匪自重的延伸是养灾自重、养难自重、养患自重。

我曾经说过,传统文化的特色是泛道德论即泛善论、泛整体论即泛一论、泛机变论即泛化论。传统文化崇拜一,天下定于一(孟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老子)。中国为政是一元化集权政治。这里的集权,指一种行政模式,是中性词,不是极权,极权是指极端的专制独裁,是贬义词。嘉庆、道光二帝尽职尽责,生杀予夺,他们说了算,除二三大臣以外,几乎全民都成了看客。绝对的权力带来的是绝对的责任,绝对的无权也带来绝对的无责。如此,上压下,下糊弄上,上忧心如焚,下养灾自重,便成了虽则荒谬、其实难免的旧中国常态。


平叛:从边事看国事


《国之大臣》中详细描摹了新疆南部张格尔叛乱事件。一上来,道光甚至不相信张格尔这个人的存在。原因是张号称是往昔作乱上层人物之后,而原来报上来的情况是乃父没有子嗣。然后是张格尔忽而流窜境外,忽而袭击境内,忽而诈降乞和,忽而攻城陷镇。道光一会儿调兵遣将,一会儿狠催猛推,而前线官兵观望拖延怯战,结果常常失算。还好,道光组织举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大乱八个月后活捉张格尔,解往京城,路上费时四个多月,最后是献俘午门,审讯后“寸磔枭示”(寸断骨节,枭首示众)。然后皇帝与文武百官在太学祭孔,立“平定回疆,剿擒逆裔”纪念碑,并进行了前述温文尔雅的经筵。

此中有些细节,令人哭笑不得。一是皇帝大老远指挥用兵,关于如何用计、如何攻防都有,但皇上的诏书要经过数月才能到达。二是众大臣包括英雄才俊如林则徐者,都相信西部的少数民族与中亚汗国,因过度肉食,全靠中原茶叶与中药峻泻剂大黄通畅大便,只要禁茶禁大黄,就能将张格尔等敌对势力人群活活憋死。三是张格尔被俘后供认由于有红脸将军助威官兵,自己才失败被俘,皇帝竟予采信,判定关公显灵,加封关羽以“勇显”称号。

还有两点含义深刻。一是皇帝反复批示,要求调查原驻守满汉官员有无扰民害众、激起民变的情况。说明在此类事件上皇帝心明眼亮,公正平衡。一查,果然情况严重,受命大臣果决处理,处决一批损害朝廷形象的恶吏。但同时向皇帝禀报,说经过调查,此类事情虽然恶劣,与张格尔叛乱无涉。另外还找了当地回教居民头面人物调查,均坚称对扰民恶吏早有怨言,但与叛乱事件毫不相干。其实皇帝是对的,两者之间不可能全无关联,但皇帝要求查“激变”根由云云是内部文件,他要的是大臣秉公处理。公示时,官吏则必须说两者无关。大家头脑都清醒,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绝对不能掺和,否则等于朝廷承认作乱有理,民众等于承认心向叛乱,都是作死。

二是张格尔这个打着民族宗教旗号的叛匪,虽然曾经一度迷惑人心,但他占领喀什城市半年,为非作歹,欺男霸女,丧尽人心,终于失败。叛匪之患,祸国殃民,害人害己。这一点对于认识边疆形势,保持头脑清醒,十分重要。


大臣:忍辱负重,永世楷模


《国之大臣》中关于鸦片战争的记载,远比影片《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表现的一波三折,杂乱无章,丰富百倍。卜键此书,歌颂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尤其是王鼎等主战大臣们的英雄壮烈,与现今的主流观点一致。但也大有新鲜信息量。

人们常常以为,道光是投降误国祸根,其实他比谁都急于处理鸦片问题与击败“逆夷”。先是下“求言诏”,要大家建言献策,然后接受了严禁主张,并听信了红毛夷(英国人)对本国吸鸦片者以炮击之的天方夜谭,罢黜了主张“弛禁”的言官,制定了极严厉的禁烟办法,提出要“移风易俗,返朴归淳”,屡下谕旨,要禁要打要胜,悲愤满溢于言表,有的谕旨写的完全就是声讨“逆夷”的抒情散文。

应该说,在许多年前的南疆平叛斗争中,道光已经显现出他的良苦用心,利国利民的事他愿意干,但是他希望速成,害怕付出过高代价。国力空虚,他输不起。

开始道光支持林则徐,林连续陛见八次,获准在紫禁城骑马,荣宠有加。而一旦禁烟受挫,“逆夷”反抗力度增大,道光又把一腔愤懑发泄到林则徐身上。林则徐非但没有得到朝廷的财力支持,反遭沉重打击,惨遭贬谪,后虽有起用,终究衰病与抑郁叠加,殁于道中。但是话说回来,即使林则徐等主战派占了上风,当时也不可能产生毛泽东式的人民战争理念,道光与众臣面对强势炮舰,只能是错招迭出又一筹莫展。

鸦片战争暴露了大清朝廷与世界的隔膜、办事的昏聩、军人的不中用、政策与举措的一厢情愿,大败后所有文书依然装腔作势,什么“洋夷对天朝用语恭顺”等等,自欺欺人。一年之后,道光还组织了浙江大决战,实际是大崩溃。决战尚未开始,官员已经开始向皇帝报捷,并组织“征文比赛”,准备大胜后用美文报喜。怯懦、自负,百孔千疮、无药可医,忠良大臣,徒唤奈何。

书中写林则徐获罪发配新疆,因突发水患被王鼎留在河南作临时襄办即治水助理,王与林一个戴病,一个戴罪,一个皇帝亲信,一个获罪之身,相濡以沫,相援以手,感人至深。他们艰苦卓绝,身先士卒,终于完成了治水大任。一朝庆功,道光立即催促罪臣西行,王鼎无法相助,悲愤莫名。林则徐表示他是“心安理得”,否则他努力治水,已被讥笑为企图逃避伊犁流放。可叹国弱兵败,仍有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为了民族尊严而血荐轩辕的国之大臣。这样的大臣,主要不是官大,而是格局大,心志大,作用大。正如孟子所说:“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终身之忧,是忧国忧民忧君忧政忧时;一朝之患,不过是个人得失浮沉,无足挂齿。你可以读出嘉道两朝中国政治的一万条恶劣,但仍然感动于国家民族的栋梁屹立,有王鼎、林则徐这样的榜样与希望,更有尚待发掘的人民抗争之伟力。

此书读罢,深感对旧中国,对近现代史,需要不断重温,才能理解国情,明白古今。国情如大海,浊浪排空跃;国事如磐石,君臣压断腰!可怜大清国,颓势如山倒;痼疾逾千载,英雄恨难消。大臣如砥柱,擎天犹长啸!


(资料来源:本文原载于《中国文化报》2015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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