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评论

《天津的近代》：近代中国城市化的路径探讨

吉泽诚一郎撰写、万鲁建翻译的《天津的近代：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8月）终于面世了。吉泽诚一郎教授这本论著的日文版是2002年由日本名古屋大学出版会出版的，距今已经二十年了。该书出版时，即得到作者的馈赠，我立即研读了全书。如今，吉泽君这部论著中文版的问世，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我与吉泽先生不仅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而且是长期进行学术合作的同仁。20世纪90年代初，我经东京大学滨下武志教授的介绍结识了即将博士课程修成的吉泽君，当时他专门以近代天津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我参加了几次相关的讨论会，对吉泽君的研究思路有一定的了解。1991年，在日本我还与吉泽先生等日本学者组建了“天津地域史研究会”。该研究会聚集日本对中国史，特别是天津历史颇有研究和兴趣的学者，每年开一次以上的学术讨论会，吉泽先生是研究会的主要成员，还共同撰写了《天津史——转型中的城市》，系统探讨了天津这个港口城市开埠以后，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变化，吉泽先生撰写了第六章——“租界：微观的国际社会”，论述了天津各国租界的设立、租界内外国人的社会与生活、政治、民主等活动，触及到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20世纪末，我和吉泽先生作为主要成员参加了日本文部省的项目：“20世纪前半期日本对华北地区城市近代化的影响”，这是一个由中日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为期三年的研究。21世纪后，我们作为一个研究团队参加了在日本京都举行的世界经济史年会，又一起合作了三年。而且，我们还经常在国内外的学术会议上不期而遇。三十多年来，我们曾经研究工作计划、讨论学术问题，交流观点和研究方法，也曾经一起实地考察、饮酒叙谈学问与生活，对吉泽先生的人品和学者风范十分欣赏与钦佩，是学术研究的伙伴和贴心的朋友。研读吉泽先生的著作，以往的思绪与今日的感触交集，随之生成一些感想。首先，对我触动最深的是“近代性”，也是吉泽先生在书中十分强调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着眼点。二十多年前，中国国内学术界正面临着现代化进程的讨论，城市史研究也是刚刚起步，尚处在探索阶段。就城市史而言，学者们就如何梳理研究城市史与地方史的趋同和差异进行论证，对很多概念尚不十分清晰，如“城市近代化”“近代城市化”“早期城市近代化”，甚至什么是城市化等等，近代城市史如何阐述，涵盖什么内容等也是众说纷纭。普遍认为，研究近代城市的发展与变化，需要论述西方器物、精神文明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领域带来的变化，要研究城市的近代化，总结中国城市发展的特点与规律，仍然颇具冲击与反应范畴的痕迹。吉泽先生的专著则以“天津的近代”为主线，确有较为深刻的立意。其原创性就是，从天津开埠后诸多事件的视角，研究政府的城市管理和民众的政治参与、民族主义与爱国意识、文化启蒙、民俗变迁中的“近代性”。专著没有将一些新的现象用预设的固化、简单、抽象的概念以近代化进程统而贯之，而是通过对运动和群体事件、行政机构、社会组织、灾荒与应对等问题的深入研究，抽离出在政治、社会、国民意识、民众文化的“近代性”。同时，在关注传统的延续与差异的基础上，论证新与旧、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分析其变与不变，总结中国近代的发展与变化。而且，吉泽先生通过对城市迅速发展带来的政治结构革新、社会统合和文化变革的研究，认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别和分离，是清末以后的时代特征。这些，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史具有指导性，推进了城市史的理论构架的初创，对城市史的研究内容也有一定的指向性。更为重要的是，在二十多年前以“近代性”为立足点开展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如同一股“清流”，学术界有关“近代化”与“近代性”的讨论随之而起，有助于近现代史研究理论体系的重构。▲天津紫竹林教堂旧址，天津租界历史即开端于这一带。其次，吉泽先生具有广域的视野和举一反三的研究路径。该专著是从天津城市近代的变化入手，但作者的视野和研究初衷并非是一个城市，而是对中国清末民初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剖析，鞭辟入里，从现象直击演变的内核。比如，当时盛行探讨在中国是否存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其作用和意义何在？吉泽先生并没有囿于理论的探讨，也不拘泥中外的比较，而是综合分析团练、火会、善堂与20世纪以后的政治运动、群体活动、各种团社在一些事件的面相，深入探讨城市管理机构和民众在地方防卫、社会统合等方面的行为与价值判断的变化，以及所谓“爱国”等理念的初成。再如，研究城市行政管理机构，并没有限于机构的创建、结构的革新，而是从地方自治、社团、法治和捐税等角度，探究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论述其中体现的公共性和公权力，以及公权力沿袭与下移的趋势。这些思路和观点，具有前瞻性和指向性，也启发我的研究思路，比如开展中国近代城市行政管理机制的研究，探讨城市捐税与公权力的下移等等。值得肯定的是，吉泽先生对中国近代诸问题的研究是成体系的，视野开阔，集腋成裘，在展现自身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构筑其观点和理论体系，旨在于逐步实现深思熟虑的长远规划。该专著不仅将对天津城市的研究置于中国近代史、地域史的范畴，还有整体意识和全球史理念。作者认为，各区域发展方向与方式的不一致，不仅有普遍的传统因素，亦源于自身的差异和国际性契机的相互作用。专著以一定的篇幅论述政治运动、群体事件，以及文化启蒙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关系，梳理社会意识的归属与重组，明显地是在构思中国近代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的理论架构。吉泽先生的观点和理论在以后的研究中越发的显现。如从地理、生态和交通发展的视角研究“西北”概念的演变，以论证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多样性；再如，研究清末以后爱国主义的缔造、抵制外货等政治运动等等。吉泽先生的研究成果既传承了日本学者资料扎实和论据严谨的学风，又着力于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是日本新一代学者的典范。日本学者历来强调对史料的不懈追求，十分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搜集整理，每一项成果都可谓是集资料之大成。吉泽先生得日本学者之精髓，该专著是日本学者严谨学风的完美体现。为了研究天津近代的演变，吉泽先生对中文、日文、英文资料进行了全方位的地毯式挖掘和整理，如赴英国查阅英国王家档案馆和亚非研究中心的档案、到台湾地区的“中研院”等，也不放过天津的旧书摊。这在二十多年前互联网尚不普及的状况下，其精力的付出是巨大和难以置信的。所以，通过吉泽君的论著可以看到档案资料的系统、完备与详实，成为研究天津史的资料指南。更重要的是，吉泽先生的专著和研究成果十分注重理论框架设计与探索，十分注重理论层次的构建，明确地阐述对诸问题的看法与观点，进而形成有特色的理论体系。无意间读到吉泽先生一篇关于从社会和国家的角度论述清末剪辫论的文章，也是如此，既有几乎穷尽的资料展现，又从民族主义、爱国、男子发型、风俗等视角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进而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研究特色。吉泽先生将严谨扎实的研究作风与不断创新的理论探索，合成了近乎完美的“自我”，这一点更令我刮目相看。当然，作为吉泽先生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出版至今已逾二十年，今天看来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比如，“近代性”在制度建设层面是如何体现的？区域或城市发展多样化形成的诸多因素，尤其是自然和人文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以及我一直都十分感兴趣的，各种运动和群体事件是否也有一些地域的特点，其中与政府行为是否有一定的关联。瑕不掩瑜，即便现在来看，仍旧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城市近代化著作。（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23-03-04

《桐城文派史》：桐城派研究的里程碑之作

日前，江小角教授把他和方宁胜、朱杨先生合作的《桐城文派史》（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送到寒舍，请我指正评介。我一看这是一部８５万字的皇皇巨著，１６开纸精装厚厚两大本，插页用彩色影印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名家手迹，并标明该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我十分惊喜，爱不释手，更不禁想起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拙著《桐城派研究》，也是教育部人文社科“八五”规划项目。当时我曾带着硕士研究生刘相雨，到桐城作实地考察调研，受到桐城领导的热情款待。江小角当时在桐城博物馆工作，他带我们参观，并参加我们的座谈会，积极主动为我们提供有关桐城派作家的资料。虽然一晃已过去三十多年，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后来我又多次赴桐城参加桐城派学术研讨会，又参加由江小角和严云绶、施立业主持的国家《清史》工程“桐城派名家文集”整理项目，江又调回安徽大学历史系任教，并担任安大桐城派研究中心的主任，我俩也时有接触，他为人的热情、虚心、诚恳和极端负责的敬业精神，使我感受颇深，令我十分钦佩。尽管我已八十九岁，到了苟延残喘之年，又时值酷暑高温，挥汗如雨，我还是怀着极其喜悦和兴奋的心情，把这两厚本长篇大作仔细拜读了一遍。读后，我浮想联翩，情不自禁地要把我的读后感写出来。一该书给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它不愧为出自史学家手笔所写的第一部最全面、最详尽的桐城文派史。全书把桐城文派分为渊源、滥觞、初创、发１１５展、树帜、鼎盛、中兴、转型、式微九个时期，前有绪论，后有“反拨与回响”的余论，极其清晰地体现了桐城文派的历史发展脉络。不仅对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及姚门弟子、曾国藩及其四大弟子、严复、林纾等桐城派名家作了重点阐述，而且在每个时期还穿插介绍了王又朴、王灼、阳湖诸子、岭西五大家、方宗诚、李宗传、莲池俊秀、莲池旁支、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等一系列桐城派作家。对他们在古文创作和理论主张，诗歌、书法、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以及在反抗侵略、变法改良、兴办教育、救国图强等各方面的表现，皆从多方面、多角度作了全方位、全景式的描述。如此内容丰富、多姿多彩、波澜壮阔的《桐城文派史》，不只在所有桐城派研究著作中是独树一帜的首创，而且在整个史学界也堪称独占鳌头。在具体内容和叙述方式上，该书有许多创新，令人刮目相看。它所写内容不是平铺直叙，而是经过作者的深入思考和提炼。如对“戴名世的古文理论”，分别叙述：“一、古文理论核心：立诚有物”；“二、古文创作方法：道、法、辞兼备”；“三、古文创作特色：率其自然，贵于独知”；“四、古文艺术风格：精、气、神合一”；最后归结为“五、以古文为时文”［１］１１８－１２７。对他的古文创作成就，也不是笼统地叙述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而是既整体介绍其古文创作的三个阶段和文章特点的“三变说”，又分别阐述其游记文、论说文、传记文各自的成就和特色。这些都显得非常精准、恰切，令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它不是局限于作家作品本身，而是紧密联系时代背景，具有历史学家所特有的史识。如在评述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时，指出：“汉宋之争的学术背景，鸦片输入，洋商涌进，吏治腐败，使得方东树的危机意识逐渐增强。他认为当时中国正面临着一场道德危机，而这场危机的根源，是考据学所造成的自我修养的缺失和社会意识的退化。”［１］４３１如此联系历史环境的分析，不仅使人们对其具体作品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而且使其对作家的介绍富有浓厚、深邃的历史感。它具有史学家视野开阔的特质。如对曾国藩为代表的湘乡派的形成，作者把陈独秀提出的“湖南人底精神”，与屈原《离骚》开启的诗韵文学传统，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开启的义理经学传统相联系，同时又指出：“成就大事业，必须置身高处，走出故乡看故乡。”“只有到了京师这样的首善之区，才能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视野和胸襟。”［１］５１２“而曾国藩一生事功，无不与其中进士、入京师、登高位、广交游有关。”［１］５１３如此视野广阔的分析，既令人心悦诚服，又启人心扉，耐人咀嚼，深感获益匪浅。对于作家作品本身的分析它也把视野放远，善于作纵向对比。如分析戴名世的游记文《响雪亭记》中所写“两山夹之，皆石为底，为岸，为坳，为坎，为坻……”时，把它与姚鼐《登泰山记》中写的“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相对比，与张裕钊《北山独游记》中写的“洼者、隆者、布者、抟者、迤者、峙者、环者、倚者、怪者、妍者、去相背者、来相御者”作对比，指出他们在语言运用上，皆“常有二三字成句”，即写出气象万千的景色［１］１３８－１３９。又如王又朴的《半隐堂诗集序》评李旦初的古近体诗：“长则千言，短亦十数韵，或如海水之立；或如风云之涌；或如短兵接战，愈战愈前；或如原泉迸流，愈流愈出。而其峭如削，其险如坠，其迅疾如扫，其坚如壁，其苍苍之色、棱棱之骨，则又如千岁之老柏枯藤，偃仰蟠屈于深山幽谷之中。”［１］２０４以其连用九个“如”字，与姚鼐的《复鲁絜非书》写阳刚、阴柔两种不同风格特征，连用“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等连用二十六个“如”字作对比［１］２０５，既说明两者的笔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更给人以桐城派作家在写作笔法上前后一脉相承的历史感。旁征博引是其以史学家的广阔视野分析作家作品的又一特色。如戴名世的《孑遗录》，主要记载明末桐城平民黄文鼎等人发起暴动之事。作者既未离开桐城范围，又将明末农民战争的大势及明亡的原因，纳入文中隐含讨论。该书引用１１６梁启超的话对其赞道：“极史家技术之能，无怪其毅然以《明史》自任而窃比迁固也。”［１］１４４引用梁启超如此崇高的评价，既极具经过历史考验、毋史事实，绝不因其于桐城派不利，而不予以秉笔直书。二庸置疑的权威性，又言简意赅地给人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视野开阔绝不是大而化之、不着边际，而是同时十分注重精准地抓住论述对象的个性与特长。如对姚门弟子的叙述，作者指出：“生徒虽同属一师，但个人学术取向有别：方东树偏重义理，姚莹更趋经世，管同长于议论，刘开更显才气。学问、文风虽不同，但师法同源，以‘贤与才’相契合，故而同门情谊更重，互动尤多。”［１］４０８实事求是，对作家作品评价客观公正，是该书的显著特色和重大贡献。如对曾国藩的评价，在引述吴汝纶、薛福成称赞曾“卓然为一代大家”，“几欲跨越前辈”之后，指出其“揄扬曾氏未免太过”，接着又引用刘声木说：“湘乡曾文正公国藩工古文学，在国朝人中，自不能不称一家。无奈后人尊之者太过，尤以湘人及其门生故吏为尤甚，言过其实，迹近标榜，亦非曾文正公本意。实则曾文正公古文，气势有余，酝酿不足，未能成为大家。亦以夺于兵事吏事，不能专心一志，致力于文，亦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亦不必曲为之讳也。”对此该书指出：“持论可谓公允。”［１］５０６又如该书指出：“严复对西方文化的反思梳理，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估量，从今日看来十分必要。但在那个以‘新’为进步的时期，严复被打上了‘复古’的标签。”［１］８０８如此对过往评价的纠正，不仅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而且颇有新意，发人深省。对于桐城派整体的评价也是如此。如该书指出：“平心而论，桐城派至清末已近二百年，影响尤深，声势仍壮，而其文弊亦显露无遗，诟病者多以其树立宗派为非。不仅派外人士多有不满，派中之士亦不愿张扬文派之帜。此前吴敏树不愿归列桐城门墙，曾国藩以湘乡自别，后期林纾仰慕吴汝纶，却不愿依附桐城派。更有吴汝纶之子吴闿生，亦以标榜桐城为无益。”［１］６９１－６９２这表明该书作者敢于正视历史事实，极其尊重历史事实，绝不因其于桐城派不利，而不予秉笔直书。《桐城文派史》之所以能取得上述卓越成就，是以其作者详细占有历史资料为坚实基础的。该书作者在引用历史资料时，对其作了深入的考察。如书中有《姚鼐著述刊刻一览表》，分别注明刊印时间、刻印者和书名。最早刻印的是《惜抱轩文集》１０卷，刻印于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姚鼐指出：“不欲其传播，嘱勿更印。”［２］１０５《惜抱轩文集》１６卷正式刻印于嘉庆五年（１８００）。诗集５卷首次刻印于嘉庆四年（１７９９）。《今体诗钞》１８卷，首次刻印于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九经说》首次刻印于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又正式刻印１７卷本。对后世影响颇大的《古文辞类纂》，姚鼐中年抄定的７４卷本，由康绍镛首次刻印于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已是在姚鼐逝世五年之后。姚鼐晚年抄定的７５卷本，由吴启昌刻印于道光五年（１８２５），距姚鼐逝世已经十年。此表对姚鼐著作出版传播的史实，给人以非常确凿、清晰的认知。对于曾国藩著作出版的史实，叙述得也很确凿、清晰。如写他生前说，其所作文稿皆由黎庶昌抄录，“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１］５０４－５０５。也就是说，其著作在他生前从未刻印。“在他逝世后四个月，黎庶昌编辑的《曾文正公文钞》便在苏州刊印行世。半年之后，又有方宗诚编印曾氏《求阙斋文钞》之事。稍后即有湖广总督李瀚章列名总纂，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实际主持的传忠书局刊印之《曾文正公全集》问世。近人刘声木推出辑佚本《曾文正公集外文》，因粗疏失考，影响有限。真正的全编‘足本’，应是岳麓书社于１９９４年出齐的《曾国藩全集》３０册，共１５００多万字。２０１１年，岳麓书社又将来自中国台湾的曾国藩奏稿、批牍等内容四五十万字补入，重新修订出版，收集曾氏著作更为１１７完备。”［１］５０５如此记述，不仅史实确凿，脉络清晰，而且给读者查阅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史料丰富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如关于张裕钊的研究资料，２００７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王达敏校点的《张裕钊诗文集》。该书附录有《濂亭集外文辑存》《书札》《批语》《杂记》《传记》《评传》等资料，已相当完备。可是作者却不满足于这些现成的资料，而是搜集并引用湖北省襄樊市政协内部编印的《襄樊文史资料》第九辑，说明他在襄樊鹿门书院讲学的史实。为说明张裕钊的书法成就和特色，除引用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外，还引用鄂州市政协１９８６年编印的《鄂州文史资料》第一辑有关张裕钊书法的资料。关于张裕钊“应张之洞之请作《经心书院记》，表达自己对书院教育的认识与看法”［１］６１０，则引用了１９９１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武汉地方志编委会主编的《武汉市志·教育志》记载的史料。为说明张裕钊对贺涛作品的评价，又找到并引用《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３期发表的李松荣《张裕钊书札补辑———〈中国学报〉上的〈张廉卿先生论文书牍摘抄〉》。这些皆属极为罕见的珍贵史料，如果不下功夫精心广泛搜集，是很难得到的。又如林纾不懂外文，他怎么能把法国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于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春，翻译成中文版《巴黎茶花女遗事》，在福州刊行，引起全国轰动，被严复誉为“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１］８１７，从此走上翻译之路？该书作者引用２００７年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陈然编著的《福建船政文化简明读本》，说明这是林纾与福州船政学堂的法文教师王寿昌合作的成果。王寿昌１８５５年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成绩优秀，１８９１年回国后，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关于林纾翻译出版作品的数量，历来说法不一，多则说２１３部，少则说１６２部。该书作者引用华东师范大学刘宏照的博士论文《林纾小说翻译研究》作了辨析，指出其“总体数量之多，在翻译史上实属罕见。尤其是他并不懂外文，全靠合作者口译，他笔译成书，竟成如此规模，更属难得”［１］８１９。其引用资料之罕见、翔实，所得出结论之可靠、可信，令人不禁颇感钦佩。为可贵的是，该书作者对历史文献资料并不盲目信从，而是多方求证，加以辨析，得出合乎史实的结论。如刘声木的《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认为，王树楠“师事张裕钊、吴汝纶，受古文法”［３］。而该书作者根据王树楠称张裕钊为“文章海内师”，张裕钊也称王树楠为“当仁不让师”，认为这只是表达了“惺惺相惜”之意。又据王树楠辑《故旧文存》所作的小传称：“同治、光绪间，海内言古文者，并称张、吴，谓裕钊及桐城吴挚甫汝纶也。黄贵筑师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去后，予与挚甫荐之直督张靖达公，继主讲席。廉卿去后，挚甫继之。河北文派，自两先生开之也。”［４］这里王树楠只称“黄贵筑师”，而未称张、吴为师。又据钟广生在为其师王树楠的《陶庐文集》所作《序》中说：“尝闻张、吴两先生之于先生并皆引为畏友，而先生亦雅不欲标榜门户，谬托师承。”［１］６８４经过如此多方求证，证明王树楠与张裕钊、吴汝纶只是互相敬重的“畏友”，而张、吴与他并非师生关系。由此得出结论，刘声木的说法，“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１］６８４。对史料如此辨伪求真的精神，不仅令人钦佩不已，更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并予以大力弘扬。三读完江小角、方宁胜、朱杨的大著《桐城文派史》，使我深感该书的出版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桐城派研究的一部里程碑之作。首先，它提供许多历史事实进一步证明，桐城派作家作品绝非“是和统治者一鼻孔出气的”，绝非“御用文人”的“御用文学”，更谈不上“是反动的”。对此，我在拙著《桐城派研究》《姚鼐研究》中，已作了批驳。但我只侧重从其作品的内容出发，指出处于封建时代的桐城派作家，其思想体系无疑属于封建主义的范畴，有其落后、保守的一面，不过作为文学家，他们必然要描写真实的社会生活，要反映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群１１８众的呼声。姚鼐即公然宣称：“鼐江南庶民之一，实与亿兆同心。”［２］１１５“非关天下利害，兹不著。”［２］３３２我以其作品证明，绝不能把桐城派与反动统治者画上等号，戴上“反动”的大帽子，予以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而《桐城文派史》则列举更多历史事实，从许多桐城派作家的政治态度方面，进一步说明他们不但没有站在反动统治者一边，而且是坚持爱国、正义立场，坚决反对开历史倒车，积极支持政治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如当帝国主义侵略，清廷妥协投降，中国将要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时，姚莹领导台湾军民击退法舰对台湾的侵略，他打了胜仗，却遭到清廷的责罚，引起舆论哗然。薛福成屡次上书清廷，要求实行变法改良。吴汝纶远涉重洋，赴日本考察教育，引进西方课程，实行教育改革。袁世凯复辟帝制，马其昶作书反对，并弃参政院参事之职归里。不只是马其昶一个人，该书指出：“在袁世凯违背历史潮流走复辟之路时，原先归附他、支持他的桐城派作家纷纷弃他而去。这也进一步表明，桐城派作家在大是大非面前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１］１０００同时又指出：“林纾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爱国者。”［１］９２８他不但反对袁世凯称帝，且对北洋军阀的统治表示十分不满。严复的“翻译活动和教育实践，无不贯穿着爱国救国、自强图存的主线”［１］９２７。由于不满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吴汝纶在日本马关参观，当地人士集合欢迎吴汝纶，请他题诗留念时，他满怀悲愤写下‘伤心之地’四字，在场人士都为他浩然的民族气节所折服”［１］９２７。其子吴闿生曾留学日本，精通日文，翻译有十二本日文著作。当“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隐居著述。在日占危城之中，有人‘欲挽之出仕’伪职，吴闿生此时虽困于生计，但始终不为所动，体现了民族浩然正气”［１］９０６。即使对于竭力攻击桐城古文的五四运动旗手陈独秀，当陈独秀于民国八年（１９１９）被拘禁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他的人中，就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信中，曾对此表示特别感动，使他“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１］８４１。如果说以姚鼐为代表的前期桐城派作家反对暴政，要求实行仁政，不惜愤而辞官从文，只是属于持不同政见的话，那么，《桐城文派史》所引述的这一切历史事实，更足以充分证明，桐城派后期作家，面临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他们已公然站在反动统治者对立面，反对统治者妥协投降、卖国求荣。他们或著文沉痛揭露鸦片对国家民族的危害，讴歌为反侵略而血战沙场的民族英烈；或亲身投入反帝反侵略的战场，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或著文揭露吏治腐败，充当唤醒民众、积极推进政治改良的先锋；或为反对复辟倒退，而成了坚持社会进步的勇士。他们这种爱国救国、追求社会进步、捍卫人类正义的精神，难道不是至今仍意义非凡，值得我们继承、学习和大力弘扬的吗？该书不仅给桐城派作家彻底清除了政治上“反动”的污名，而且以确凿、丰富的史料，从忠实于历史事实出发，使得对桐城派作家的评价，显得更加客观、全面、恰当、深刻，足以给人以新鲜的启迪和深邃的思考。如作者既肯定“在顺应时代变化、传播近代文明、关心百姓疾苦上，桐城派作家一直都是实践者”，同时又指出：“对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时代的律动、民众深层次的呐喊，由于自身的局限，桐城派晚期传人无法准确触及和把握，这是桐城派式微的根源。”［１］７９４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我们原来认为桐城派古文家，既然坚持古文，必然是反对白话文的。可是该书作者却以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桐城派作家并不反对白话文，他们坚决反对的只是全盘否定古文。因此，在提倡白话文者大张挞伐“桐城谬种”时，只有林纾一人著文反驳，而桐城嫡派古文家为什么却没有一个人跳出来著文反对呢？原来他们本着桐城派的一贯主张：“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１１９大。”“自其当变者而观之，则未变者皆谬种也；自其足法者而言之，则可法者皆奇文也。”所以姚永朴认同他的学生吴孟复的这个观点，说：“昔在京中，林琴南与陈独秀争，吾固不直琴南也。若吾子言，桐城固白话文之先驱矣。”［１］８５２林纾之所以跳出来“与陈独秀争”，该书作者指出：“林纾并不反白话文。”“林纾早年曾作《闽中新乐府》，以通俗浅显的诗作启蒙幼童。还在《杭州白话报》上发表《白话道情》，以白话语体作劝孝警语。”包括林纾在内，桐城派反对的只是五四把白话文与古文完全对立，将古文污名化，从而全盘否定古文。这在五四虽有“矫枉必须过正”的需要，但实则也属当时某些领导人存在“好则全好、坏则全坏”形而上学弊病的反映。白话文不应是对文言文的完全否定，而应是对文言文的继承和发展。对此，许多当代文学家皆有切身的体会。如朱光潜说：“白话文必须继承文言的遗产，才可以丰富，才可以着土生根。”［１］９５５当代被授予“人民艺术家”殊荣的老舍则明言，“我的散文学桐城派”，因而才达到“得其神髓而自成高格”［１］９５７。现今广受欢迎的作家汪曾祺，也说他在中小学所学的“这几十篇桐城派古文，对我的文章的洗炼，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１］９５７。该书作者所历举的这种种史实，皆足以说明，我们今天研究桐城派，绝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要复古，而是要纠正过往对其认识和评价上的偏差，吸取其作为文化遗产的有益精华。这对于我们提高文化修养，使新文学的发展在继承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显得更加底蕴深厚，更加完美成熟，其现实意义是不可估量的。该书把“转型时期的桐城文派”列为专章，对此我认为其意义尤为重大，应该大书特书。愚以为，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来，桐城文派即由只写小文章，转型为动辄写万言大文章；文章内容，也转为更注重经世致用。其文章的转型，是旨在促进整个社会的转型。薛福成、黎庶昌积极要求变法改良，是为促进挽救民族危机的国家政治转型；张裕钊、吴汝纶兴办西学课程，属于教育转型；严复、林纾大量翻译西方《天演论》等科学著作和《茶花女》等文学作品，则是要促进全民的思想文化转型。这种种转型，完全适合时代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但丝毫扯不上“反动”，而且堪称是当时国人中的先知先觉者。这种先知先觉，极为难能可贵。它反映了知识分子是时代的感官，文学是政治气候的晴雨表；为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地求新图变，这也正是桐城派能够绵延历史最长久的根本原因和重要经验。直至今天，我国社会实行全方面的改革开放，仍处在使整个社会向现代化、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之中；当今整个世界，也正处于由美国独霸到多极化，文化由西方一元独大到多元互鉴交融的转型期。转型是极其艰难复杂的，必然要遭遇到强大的阻力和众多的非议。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充分提高推进转型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桐城派推动各方面转型，有许多失败的教训，也有值得吸取的经验。我觉得其现实意义不容小觑，值得我们予以认真地研究和借鉴。就《桐城文派史》本身而言，其对桐城派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不言而喻，也有重大转型、推进意义。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充分肯定《桐城文派史》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该书也尚有值得商榷之处。这是一部主要由桐城人写的《桐城文派史》，它使我隐隐觉得作者对桐城籍人士仿佛有偏爱的桐城情结。如它把桐城出生的清代父子名相张英、张廷玉拉入桐城派作家行列，我不敢苟同。一是在政治态度上，张英、张廷玉一辈子忠心耿耿为清王朝效劳，深受皇帝宠爱，被誉为“优秀的辅佐大臣”“股肱之臣”“卓然一代之完人”，实为地地道道的清王朝御用文人。我以为不能把桐城派作家与效忠清王朝的张英、张廷玉相提并论。二是在文学主张上，张英认为“文者，载道之器也”，张廷玉强调“文以载道”要服从于“收制科之实效”［５］１２１，“以期无负国家求贤致治之意”［５］１７４。也就是说，他们都强调文要直接为封建统治服务，“文”只是“道”的工具、附庸，而１２０毫无文艺自身价值和独立性可言。桐城派作家与他们的主张迥然有别。三是在人生的身分定位上，张英、张廷玉为清王朝“成就盛世伟业，堪称盛世名臣”。如此评价，这就足矣。愚孤陋寡闻，在所有历史文献和桐城派作家文集中，尚未见到有人把张氏父子列为桐城派的。把这个“平生不以文名”的人说成“古文创作大家”，把桐城派作家与道地的御用文人放在一起，值得思考。此外，把与曾国藩交谊深厚的方宗诚列为“转型时期桐城文派”首要作家，这是否妥当，也可以再探讨。参考文献：［１］江小角，方宁胜，朱杨．桐城文派史［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２１．［２］姚鼐．惜抱轩诗文集［Ｍ］．刘季高，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３］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Ｍ］．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１２．［４］王树楠．张裕钊小传［Ｍ］／／故旧文存：卷首．１９２７（民国十六年）．［５］张廷玉．张廷玉全集［Ｍ］．江小角，杨怀志，点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2022-11-15

阮元研究及其国际化的新进展

研究乾嘉道转折时期的清代学术史，不能不提到被誉为“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清史稿》卷364，《阮元本传》）的阮元。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祖籍江苏仪征，生于扬州，为扬州学派中坚人物。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初选翰林院编修，旋督山东、浙江学政。嘉庆初，历官兵部、礼部、工部、户部侍郎。督浙学时，编修《经籍纂诂》一百零六卷。及抚浙，立诂经精舍，培育学子，一时“上舍士致身通显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殚数，东南人才称极盛焉”（《揅经室二集》卷7，《西湖诂经精舍记》）。及抚江西，破获多起民间秘密结社，被朝廷特授太子太保衔。旋任河南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晚岁为体仁阁大学士，道光二十九年病逝，享年八十六，卒谥文达。阮元博学淹通，“至其论学之宗旨，在于实事求是，自经史、小学以及金石、诗文，钜细无所不包，而尤以发明大义为主”（《通义堂文集》卷6，《阮文达公传》），李元度曾谓之：“以经术文章主持风会，而其人又聪明早达，扬历中外，兼享大年，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群才，其力尤足提倡后学，若仪征相国，其真人也”（《国朝先正事略》卷21，《阮文达公事略》）。与同时期对清代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戴震、章学诚、颜元等的研究相比，学界对阮元的研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显得较为冷寂，著述寥寥，到了八十年代之后，中国大陆对于阮元的研究逐渐走向兴盛，所涉范围日益广阔，视角亦日渐多样，据宋巧燕在其《20世纪的阮元研究》（载《中州学刊》2003年第4期）一文中的统计，80年代以后至2000年阮元研究专题论文及其他研究著作中关于阮元的专章、专节的论述，约有65篇，其中80年代约有15篇，90年代约有50篇。此外还出现了研究阮元的专门著作，代表性著作如李成良的《阮元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陈东辉的《阮元与小学》（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两书对阮元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此外，香港近期亦出版了孙广海的《阮元学术思想研究》一书（香港大学出版社2002年。Suen, Kwong-hoi, A Study of Ruan Yuan’s 1764-1849 scholarship and thought.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2.）。就专门研究领域而言，目前对于阮元思想的研究，显得较为全面而系统，而对其文化活动和生平传记的研究则尚属起步阶段，目前，大陆学界对于阮元生平的专门著作主要有王章涛所著《阮元传》（黄山书社1994年版）；黄爱平点校的《阮元年谱》（中华书局1995年版。此书即阮元弟子张鉴、门生柳兴恩以及阮元子阮常生、阮福。阮孔厚、阮祜合撰的《雷塘庵主弟子记》）；王章涛所著《阮元年谱》（黄山书社2003年版）以及《阮元评传》（广陵书社2004年版）。境外则有房兆楹（Fang Chao-ying）的《阮元传》（Biography of Juan Yuan Ruan Yuan）（收录于《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pp.399-402。）；Paul Vissière的 Le Biograpge de Jouàn Yuan一文（《通报》（T’oung Pao） II:5 1904, pp.561-96。）；仰彌：“阮文達事述”（《中和月刊》1940年第1卷。）；藤塚鄰：“阮雲臺と李朝の金阮堂”（（東京）《書菀》1940年第6期，pp.1-14。）；傅吾康（Wolfgang Franke）：?Juan Yuan 1764-1849“（Monumenta Serica 9 1944, pp.53-80。）等文章。此处将要评述的魏白蒂：《阮元，1764-1849：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之前一位主要学者官僚的生活与工作》（Betty Peh-T’i Wei, Ruan Yuan, 1764-1849: The Life and Work of a Major Scholar-Official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before the Opium War,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一书，作为对阮元文化活动和生平事迹的一部较为全面的英文专著。作者魏白蒂（Betty Peh-T’i Wei），1994年起任香港演艺学院文科与跨学科研究（Liberal Arts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主任直至2003年退休。她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香港大学亚洲研究所和历史系名誉教授以及皇家亚洲文会（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RAS）香港支会成员。其研究方向主要为19世纪初期亚洲、欧洲和美国史。主要代表作有：《上海：近代中国的严峻考验》（Shanghai: Crucibl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老上海》（Old Shangha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刘纪文：一位革命领袖的传记》（Liu Chi-Wen: biography of a revolutionary leader. Hong Kong: The Liu Chi-Wen Family, 2005）等。从香港演艺学院退休后，魏白蒂对学术研究及著述仍旧保持着极大的兴趣。为研究阮元，她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潜心钻研，并走访了亚洲、英国和美国等地诸多图书馆，如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街分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东方学部、大英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等，最终写成此书。本书目录、前言并正文共409页，正文部分主要分为导言（Introduction）、第一部分“学者官僚的形成”（The Making of a Scholar-Official）、第二部分“工作中的省级官员”（The Provincial Official at Work）、第三部分“闲暇时的阮元”（Ruan Yuan at Leisure）、第四部分“作为个人的阮元”（The Private Ruan Yuan）、第五部分“高级政治家”（The Senior Statesman）、总结（Conclusions）、附录（Appendices）、书目（Bibliographies）、术语与索引（Glossary and Index）诸部分，作者并在导言之前罗列了阮元历任官职年表并介绍了档案材料的简写情况以及历朝清帝年号。作者之前曾做过对阮元的专门研究并有论文发表，如Internal Security and coastal control: Juan Yuan and pirate suppression in Chekiang 1799-1809（载Ch’ing shih wen-t’i, 4:2 1979: Dec. pp 83-112）以及《<四库全书>纂修外一章：阮元（1764-1849）如何提携与促进嘉道时代的学术研究》（载《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版）等，此次将阮元的生平做了整体性的检视，并对阮元的人际社会网络作了细致的考究，力图勾勒出作为乾嘉道时期学者官僚的阮元的真正的生活状态：他如何一步步地通过科举考试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并如何通过在外任期间的行动建立起与学界的广泛联系并在事实上成为学界的政治代言人？他的家庭是怎样的？其中的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又是如何维系和发展的？在他的最后岁月中，面对着鸦片战争所带来的对整个清王朝的军事与思想撞击，他是如何在扬州度过他最后生命中的最后十一年（1838-1849年）的？在前言中，作者说出了她从事传记研究的内在动力，首先是因为她喜欢这些人，而且从理论上说至少可以在经历了“年轻时的激情”（first flush of youth）之后使作者自身更具指向性与深度。此外，在对鸦片战争前的十九世纪早期的主要学者官僚的研究方面，目前尚无充分利用档案材料写成的专书。作者即以此为目标。在导言中，作者对为何选取阮元作为写作对象作了说明，并概要叙述了本书各部分的主要内容。作者将阮元放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清代中期大环境中加以考察，认为阮元作为鸦片战争之前的清代中期的学者官僚的典型，被当时和现代学者们视为学者同时又是学界的庇护者。他同时也被看成是一位忠诚官僚及仁厚长者，但是其个人生活以及作为官僚的所作所为则少有人知。在西方学界，对十七与十八世纪的中国帝王及其他人物传记的研究较为彰显，如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及吴秀良（Silas Wu）关于康熙皇帝的传记、哈罗德?汗（Harold Hahn）关于乾隆皇帝的传记、阿瑟·魏理（Arthur Waley）关于袁枚的传记、尼维森（David S. Nivison）关于章学诚的传记、罗威廉（William T. Rowe）关于陈宏谋的传记等，相比之下，阮元作为嘉道中衰（The Decline of the Jiaqing and Daoguang）历史背景中的人物显得更为与众不同。作者认为，对阮元的研究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鸦片战争之前的十九世纪中国的状态。本书第一部分根据时间先后顺序分为三节。第一节“1764-1786年在扬州的成长岁月”（The Formative Years: Yangzhou, 1764-86）介绍了扬州的历史风貌，尤其是阮元所处的十八世纪的社会生活环境。阮元的童年正如当时大多数读书孩子一样，由私塾童蒙一步步走过层层科举考试。在这一时期，外部力量亦开始介入阮元的生活，谢镛（1719-1795）和朱珪（1731-1807）在阮元经历科考时候成为科举监察官，而这两人同时又是之后登位的嘉庆皇帝的老师，阮元在科举中得到了他们的赏识，而这层关系也成为阮元最后一步步从底层走向权力中枢的重要助力。在阮元的一生中，朱珪也成为其学术观点及官员生涯最重要的影响者。第二节“1786-1793年在京的学术积累与仕途起步”（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and Political Beginnings: Beijing, 1786-93）叙述了阮元在北京所经历的参考举人以及翰林院学士的人生经历扩展了其学术视野与政治影响。而且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阮元开始建立起在学界与政界的社会关系网络。在1786至1787年的冬季，朱珪从谢镛手中接受了对阮元的庇佑及提携任务，亲自督导他的学习；而当时阮元所投宿的旅舍又正好在前门内，这种地处内外城要道的有利位置使阮元有更多机会接触那些皇城内的官员们，这些都为他的职业人生助益颇多。在当时朝廷编修四库全书的大背景下，阮元与朱家（朱珪、朱筠）的密切联系及良好关系使他进入了一个联系密切的学人圈子，其中包括纪昀（1724-1805）、钱大昕（1728-1804）、王昶（1725-1806）、毕沅（1730-1797）等，正如盖博坚（R. Kent Guy）所说的，“在这些圈子中的生活表明了汉族知识分子投身于政治及经济现实的某些方式”（R. Kent Guy,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 and the State in Late Ch’ien-lung Er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49），这种人际网络关系也成为阮元日后整个文化庇护事业的重要根基。在文中，作者强调了阮元与戴震的汉学流派的关系。虽然阮元本人未曾与戴震谋面，但阮元通过其学人圈子尤其是邵晋涵与王念孙而对戴震的观念甚为熟悉和关注，这种观念倾向也影响了他日后作为学术庇护人对不同学术流派所持的内在心态。在这一时期，阮元的知识背景使其能通过分析的方式找到对问题的解决之道，同时也开始了他兼具官学的辉煌之旅。第三节“1793-1795年山东学政、1795-1797年浙江学政及1797-1799年北京期间的一位满怀期待的官员”（Drector of Studies: Shangdong, 1793-5; Zhejiang, 1795-7; and Expectant Official in Beijing, 1797-9）叙述了阮元外放山东、浙江任学政的情况。在这些崇文盛教之地，阮元开始将其一生投入于学术创作与学术庇佑之中。学政之职在清代政府体制中虽则地位不彰，但往往是官员跃升的一个台阶。学政的工作有着相当的独立性与威望，但还是要与当地总督或巡抚协同办事，当总督或巡抚亦热心文教时，两人常能通力合作，当出现问题时，学政则常能免其责。在山东学政任中，阮元崇文兴学，不遗余力，在同时又通过联姻强化了与毕沅的紧密联系。浙江学政任中成为阮元文学创作的辉煌时期，同时也开始依照朱氏兄弟的传统庇佑学人，其中尤以编纂《皇清经解》的严杰及纂修《广东通志》的江藩为代表。在这些年中阮元作为学政扩展了其知识兴趣，与学者建立起广泛联系并开始构思诸部大型著作。作者在文中认为尽管嘉庆皇帝使用学政作为其在各省的耳目，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阮元也是在知识界的耳目。（此观点取自陈金陵：《从嘉庆朝学政密奏看清代学政》，载《清史研究集》1982年第7期，第245-255页）在这一部分最后，作者对阮元接受地方任职的原因加以了分析，并认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在京任职时其俸禄无法维持生活，而外任之后，则可以得到大量养廉银及额外收入（extra income）。此外，像浙江等地的学术活动也吸引着当时年轻的阮元，并试图在此有所著述。作者在第二部分中同样依据时间顺序编排，历述了阮元在浙江、江西、广西、广东、云南担任地方主官时的情况，其中特别突出了阮元在社会控制与社会安全方面的行动，如其对海盗、秘密结社、涉外审判、云贵一带涉及朝贡国与少数族群的边境纠纷等情况的处理，体现出作为官员的阮元的生活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最后还专门就阮元的社会福利计划做了详细论述。作者认为，阮元为官时在安全与控制领域的活动只是其政治生涯的一个面向，而他在浙江的社会福利计划则展示了他作为官员与个人所具有的人本主义关怀。作者在书中对阮元抚浙时期的社会福利计划做了一个详细的历史学考索。第三部分则展示了阮元的“闲趣生活”，这不同于他的为官生涯，但是这种“闲趣”（leisure）又不同于西方意境中的完全放松享乐，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琴棋书画，这种为官之外的行为成为阮元学术活动及惠泽学林的重要方式。在这种闲趣生活中，阮元逐步完成了他著述、纂修或编辑的八十多种书籍，在清代中期的学术发展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作者还强调指出，当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更为客观地看待清朝这一历史阶段时，他们就会发现在满洲统治下的士人们能够而且已经为中国古典研究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而阮元则是十八与十九世纪之间学术发展的一个纽带，当如今的国内外学者们关注清代学术史之时，阮元的地位也就显得越加重要。在这一部分中，作者还对“扬州学派”专门作了简要叙述。在最后的总结中，作者指出，阮元对于清代中期学术与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是他推崇“实学”而反对“虚智”，在这种观念角色下，阮元基本上就成为具有四库全书实学传统的汉学学派一员，而这一点在我们研究阮元的学术庇护事业时需尤加注意。阮元作为其家庭网络中的角色体现在第四部分中。作者对阮元父母及家祠、敬父、丁忧等的叙述，向我们展现了阮元的祖先及家族如何形塑了其儒家性格，他的后代的情况，其子女们又是如何受惠于这位成功的父亲。此外，在阮元的家庭网络中又存在着各种女性，诸如阮元的母亲、妻、妾、女儿、孙女等，她们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而同时她们之间的关系又如何？作者在此皆作了详细论述。阮元对待女子的观念继承自他的母亲。阮家妇女能够适应文化传统所赋予的角色，但是特别之处在于她们都接受了一定程度的教育，而这点是当时大多数中国妇女所不具备的。第五部分则继续依据时间为序叙述阮元在京师任高官的经历。作者对阮元从昆明返归北京的旅途状况作了探究，对期间阮元与林则徐在南京的会面情况作了说明，认为林则徐后来在广东销烟的举动在很大程度上学习了阮元之前的做法，而不同之处在于阮元是从中国贩子手中收缴鸦片，而林则徐则直接收缴自英国鸦片贩子。作者对阮元返京后首日任大学士的的情况作了细节式的刻画，给读者以不少的新信息。作者发现之前的研究很少关注作为群体的北京高层官僚，她认为这些高级官僚们（以阮元为例）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与皇帝的私人生活息息相关。在这一部分中，作者还就阮元是否是1838年鸦片贸易合法化运动的支持者甚至推动者的问题加以了探讨。最后，作者通过对新发现的阮元信件的解读，更清晰地勾画了阮元在扬州的最后十一年生命岁月。阮元最后的居家生活、财政担忧、故旧老友以及继续享受的朝廷优遇、八十大寿的丰盛礼物等为读者展示出这位耆老生活的方方面面。作者还对阮元的收入及清誉问题加以专门论述。作者在最后的结语中说：“我花了超过二十年的时间以完成此书，我认为有其应有的价值。……对于我而言，研究过程广阔而又满怀激情，亦是对写作的挑战。我很高兴能下决心着手这一传记研究。我也很高兴这项工作并未因为迁延日久而显得过时。”（本书第305页）作者并对阮元的图像、个性加以了简要说明，并重新概述了阮元作为私人、学者及学术庇护人以及官员的经历，并认为，对阮元来说在官僚工作与学术工作之间是没有选择的，他在两个领域内都成就卓著，他在学术上的成功归因于他的过人天赋，而他的官职有给他提供了发挥其天赋的机会。最后，作者还就阮元与皇帝的关系作了初步划分，认为在乾隆朝他人微官小，只是乾隆帝的一个宠臣并惟博皇帝一时之乐而已；而由于与嘉庆帝师朱珪的特殊情谊，他遂与嘉庆帝有着长久而密切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阮元得以不受同僚掣肘而建树颇多；进入道光朝，阮元已是风烛残年，道光帝以长者尊之，大授赏赐。这种关系的变化在研究阮元的生活与思想变化时亦应考虑到。在附录中，作者通过对材料的考索罗列了阮元的世系、浙江帮会关系图、与阮元相交的学人表以及阮元的相关著述，条分缕析，搜罗详尽，这些都可供国内学者参照。有必要指出的是，可能是由于排版的问题，在中文书目部分出现了很多字词错误。如第348页“田嘵鈾”应为“田曉鈾”；第350页“杜連桔”应为“杜聯喆”；第351页“楊州”应为“揚州”、“王田有”应为“王天有”；第352页“Ninghai Publishing”应为“Liaohai Publishing”（辽海出版社）；第355页“繆全蓀”应为“繆荃蓀”；第358页“盛郎西”应为“盛朗西”；第362页“楊州學派研究”应为“揚州學派研究”；第363页“喻松清”应为“喻松青”；第364页“張得澤”应为“張德澤”、“張其均”应为“張其昀”、“詁經精社志初稿”应为“詁經精舍志初稿”、“楊州學派新論”应为“揚州學派新論”；第366页“左布青”应为“左步青”。读者在引用此一书目时务请核对中文原文。总体说来，本书资料考索较为翔实，论述亦显露不俗功力，作者着力通过对阮元人际社会关系网络的探究，使我们对于阮元的生活状态及其背后的清代学术纷争及政治流变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对于阮元研究乃至清代人物研究的深入与国际化有所助益，在2008年7月7日本文作者与德国指导教授Sabine Dabringhaus以及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威廉（William Rowe）的讨论中，两位教授亦提及了此书，可见此书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受到关注。本文作者也试图通过这一简述性文章将本书介绍给国内的学者们，并希望能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以进一步促进国内的阮元研究乃至整个清代文学研究。｛资料源来源：《清代文学研究集刊》（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合办，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2辑（2009年8月）｝

2013-08-06

大清帝国的衰落——《清嘉庆道光时期政治危机研究》读后

　　清嘉道时期是清朝由盛入衰的转折点。以嘉庆、道光两位皇帝为主要核心领导层的官僚统治集团因循守旧，毫无革新意识，对西方世界和国内局面的认识和把握，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与走向的判断与理解，皆出现重大偏差。面对出现的动荡局面，嘉道二帝已经基本丧失了控制社会和解决危机的能力，严重的社会危机进而演变为无法阻挡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　　作者在更深层次上剖析此时政治危机得以全面发生的原因，并上升到探讨制度根源、文化根源以及治国理念、治国方略等层面。如本书第一章作者所述清代官场与前代相比，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书吏的势力大，他们索起贿来，美其名曰“部费”，著名学者洪亮吉更是犀利地指出“是以其权上足以把持官府，下足以鱼肉乡里”。不仅如此，书吏们对案件还往往拥有决定权。清王朝的统治阶层上下缺少合理的分工安排与必要的监督机制，又极其腐败无能，它的穷途末路是指日可待的。又如它的低俸制度、陋规制度、捐纳制度、科举制度等等皆出现种种弊端，改革势在必行，而当时之中国仍旧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根深蒂固的封建伦理道德依旧是指导思想，统治集团的固步自封与因循守旧更是扼杀了中国的一次又一次改革的机会。作者就嘉道时期官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细致考察，总结出“清嘉道时期官场人才总的情况是真才失意，贪才、庸才、奴才得志，官场出现人才危机”，并进一步指出：“这些官员，大多有个性，办事有一定的才干，而正是这些讨厌苛礼、倨傲、偏执、不敬不经、不谨不慎、坦率、饮酒、不顺上司、刚愎自用、躁妄、不检、不随流俗、疾恶如仇、狂放、不同流合污，诸如此类的个性，使他们在君主专制主义的束缚抑制下，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官场宦海中，有的不容于世，有的终生不得志，有的销尽了锋芒，随波逐流。这些纵使属于个性问题，但从中国传统专制的伦理道德观来看，实际上都已成了与道德礼仪相悖的大问题了，纵使是一些道德上的小疵，众矢所集，流言中伤，也足以使他们身败名裂，甚至祸及生命，殃及家人。”才干之士不容于世，庸才必然大行其道，官场上的因循不作为已经达到了可怕的程度，正如一首讽刺嘉道官场“完人”曹振镛的《一剪梅》中所说：“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面对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的兴盛衰败的历史规律，作者同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清嘉道时期的政治危机既是封建王朝末世的危机，又是封建专制制度性危机，还是历史转型期的危机。王朝末世危机遵循着中国几千年来各封建王朝兴亡周期率的支配。而对于封建专制制度性危机，就传统社会内部而言，传统的经济方式已不足以养活中国人，就外部社会的冲击而言，构建资本主义秩序已经成为世界潮流。清嘉庆道光时期的政治危机是中国从君权政治过渡到民权政治转型期的前奏，也是历史转型期的开始。这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从封建国家进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是此时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始动摇，落后的经济生产方式，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使清王朝无法再正常运转下去，虽然六十年后的辛亥革命才推翻帝制，但毕竟出现了历史的转型，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统治的慢慢长夜出现了一缕阳光。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这段历史放在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格局中进行研究与考察，尽可能的从纵向的中国历史和横向的世界形势发展进行比较，找到造成政治危机的种种深刻原因和基本性质。当欧美国家正处于飞速发展，工业革命、政治改革、启蒙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正可谓“一百年超过一个世代”，而此时中国呈现出的万马齐喑则是历史的无情倒退，当西方国家洋溢着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氛围时，清王朝的专制、落后与独裁钳制着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心，这是王朝的悲剧。作者通过中西发展与局势的对比，还原了那个时代中西历史之巨大差距，不仅从一个更为深刻的角度分析政治危机之必然，更是对这段历史与这个时代的深刻反思与总结。正如宋神宗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批语“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部书对现实的参考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转载自《光明日报》2012年10月24日第10版）

2012-10-27

清末算学教科书：不可磨灭的理性启蒙印记

　　一百多年前，曾经盛极一时的天朝帝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摇摇欲坠，气息奄奄。似乎无坚不摧的西洋舰炮，让清王朝的有识之士清醒地意识到，不能再用一贯诗意的情怀面对现实的惨烈。在他们看来，“西洋船炮愈出愈奇，几于不可思议，实则由厘毫丝忽积算而来，算积一分、巧逾十倍，故后来居上耳”。于是，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有官员上奏请求在科举中加开“算学”一科。科举易辙，学校教育自然也随之变化，“算学”作为西学之本逐渐得到了国人的重视。而今天的学生可能很难想象，算学（数学学科的早期名称）在中国学校的开设居然具有这样悲壮的历史背景。尽管我们都知道，光是“算学”肯定不能挽救中国的积贫积弱，但是它作为理性启蒙的重要举措之一，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当时人们富国强民的希望。　　重“说法讲理” 　　显然，内外交困的晚清社会并没有为算学教育的普及做好足够准备，比如，为学生编制合格的学堂用算学教科书。从笔者查阅到的文献来看，除1889年江南制造局印行、谢家木编的《算学》外，甲午战争之前的算学用书基本是翻译西方学校的数学教科书。如今，当我们翻阅这些百年前翻译出版的老课本时，编译者们满怀激情、救亡图存的斗志依稀可见。但是翻译的学校用书，所有的数字图形、阐释说明都并非国人熟知的事物，其使用效果可想而知。甲午海战失败后，日本的崛起让国人又掀起了一轮翻译日本教科书的浪潮。在编译、使用这些外来教科书的过程中，文化的激烈碰撞与教科书强大的教化作用，使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拥有自编教科书的急迫性。于是，他们中的先行者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与教育改革的决心，投入到算学教科书的编写中。　　当然，要从千百年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的诵读教育中摸索出算学教科书编排的适用模式，无疑面临着巨大挑战。1903年出版的《笔算课本初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编者本着“乘除加减者皆其法也，法从理出，理极精微”的观点，一心要给学生们说清楚“法理”。比如，初学乘法时，该课文开篇就用古老的文言文一板一眼地介绍起乘法的概念：　　“所谓乘法，即以两个数目互相乘合是也。其乘合之数，谓之合数，其所相乘之二数，谓之乘数，但此中第一数目则谓原数，第二数目则谓之法数……” 　　之后，更是不厌其烦、颇费口舌地以3467×692为例介绍了演算的具体过程，但繁琐的文言文说明以及呆板的呈现方式，即使成人也会觉得索然无味，更不用说初次接触算学的孩子。显然，这种一味重“法”说“理”的编撰思路既没有考虑到知识应由浅入深、逐级递进的关系，也没有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教学效果自然也不会理想。但这在晚清算学教科书中居然还有一定的代表性，某些版本的笔算教科书中甚至出现了几亿几千几百万零几十乘几千几百几十几这类复杂计算的题目。这一方面反映出当时某些编者致力于提高国民计算能力的迫切心情，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对近代算学教育的认识不足，以及传统教育习惯对算学教科书的顽固影响。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类教科书或者说学堂课本在某种程度上未能脱离读经教育的范式，千篇一律的枯燥式题、艰涩的文言表述、大量灌输式的说理模式让学童无所适从。有人不客气地指出，“连加减法亦懵然不知，并自己家中伙食零用帐亦不能算焉”。这样的效果与当初设立算学的初衷背道而驰。　　算术要义　　当然，更多的有识之士还在寻求新的道路。尤其是伴随清末“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颁布和正式实施，相对明确的学习内容和目标，让人们更有针对性地思考如何编排适合国人的算学教科书。而随着新式教育的广泛开展，一些有实力的书坊也抓住社会上对新式教科书迫切需求的商机，纷纷投入到教科书的编写出版中。今天，我们从现存的史料中可以寻找到的有关书影就达到数十种之多。这些算学教科书大多遵循《奏定学堂章程·初等小学堂章程》提出的教学目的与内容，“算术其要义在使知日用之计算，与以自谋生计必需之知识，兼使精细其心思。当先就十以内之数示以加减乘除之方，使之纯熟无误，然后渐加其数至万位而止，兼及小数；并宜授以珠算，以便将来寻常实业之用。”算术教育，不是为了“说法讲理”，而是为了让学生在日常生活有用，能够自谋生计。这种教育观念，对于几千年来“传道授业解惑”的儒家传统来说，算是一次很大的突破。而其中的一些信息，居然和百年之后轰轰烈烈开展的数学新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不谋而合，即“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人人都能获得必需的数学”（《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2001版）。　　在众多教科书中，形式、内容渐臻完善者，当推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系列中的《最新初等小学笔算教科书》，它在中国近代数学教育史、出版史上均是经典之作。编者徐寯，相对其他学科的编者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等人，声名并不显赫。但是他的算学教育理念以及在教科书编排形式上的探索，即使今天看来仍有颇多可圈可点之处，对后世教科书的编写有着深远影响。该套笔算教科书分为5册，每册分为两篇，每半年一篇，并具体规定“每星期习算学三小时，一课中或分段教授、或往复温习、由教员因时制宜”。为了更好地使用教科书，编者还编写了配套的教授法，对教师教学进行指导。　　翻阅这套笔算教科书，你会很欣喜地发现，它改变了之前长篇累牍的算式安排，以相对活泼的形式给枯燥的算学学习增添了一份明快的气氛。编撰时，作者充分考虑到学童的生活实际，选择人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事物帮助学童更好地理解所学内容。以第一册第13课“乘法”的编写为例，教材省去了对概念繁复的说明和解释，而是借用“筯”（即筷子）这一学生每天都接触的物体，结合2的乘法算式，让初学乘法的学童不仅能够借助数筷子更好地理解“几个相同加数连加”的乘法含义，而且从最简单的2的乘法算式开始引入乘法计算。尽管没有大段的说理与介绍，但是这种直观、简洁的表达显然更符合学童的心理特点。　　该书另一个值得称道的特点是大量使用图画配合教学内容。徐寯在第一册的“编辑大意”中对此进行了特别说明，“徒用数字必致儿童兴趣索然，故本书附入图画多幅，以便教员按图授数，于前十课尤多，图中所绘专取儿童易知之物……”如在“数的认识”这一课，先借助学童熟悉的具体事物（砚台、毛笔、墨块）让学生数数，再运用抽象的“黑白点子图”让学童在充分数数的过程中进一步理解基数的含义，同时也巧妙的通过点子的颜色区别为即将学习的加法做一铺垫。虽然也有人对该套书的难度、广度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但瑕不掩瑜，它较好地运用了教育理念与学童心理，摈弃了以往“说法讲理”的成人式表达，学童的兴趣与认知水平在书中开始得到尊重，这在当时无疑是一大进步，也奠定了其在中国数学教科书发展史的特殊地位。　　受领、理会、应用　　在最新教科书如火如荼出版之际，其他的书坊也在逐步发展，成为晚清教科书编写出版的重要力量。在这些民营书坊中，钱塘人石崇恩在杭州创办的彪蒙书室如今可能不为大家熟知了，但是它在1908年出版的《最新初等小学笔算教科书》（王艺编撰）在数学教科书历史上却不应该被忘记。这套书也是按照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编写，共分十编，每半年授一编，五年完成全套书的学习。它的编排模式与商务印书馆的最新笔算教科书相似，但在编写时充分考虑到教授之次序：受领（宜于直观）、理会（审思之义）、应用（知之后贵于能行），并在“编辑大意”中对这三个层次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界定与诠释。　　今天看来，这三个层次还略显单薄，不能上升到理论高度。但是熟悉教育理论的人们，可能由此很快会联想到美国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布卢姆（B·S·Bloom）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认知领域”6大层次（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创造）。诚然，彪蒙书室这套笔算教科书远不如布卢姆的理论系统、全面，但不能否认它从教育心理学角度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尝试。事实上，该书对教育心理学规律的运用随处可见，“鼓动儿童之兴味，不致有伤脑筋，故不厌其多，翼多触发，然亦不必一定增之损之，是在教者因时制宜可也”，“儿童习数，开端最难，本书第一册于数字分合变化，不惮反复致意，俾坚其识数之观念”。其思路与当前课程标准教科书编者所持观点已经颇为相近了。　　百年前的算学教科书，虽然不能像国文、修身等教科书那样直接记录历史翻天覆地的变革，但是它们仍然带着那段动荡岁月中知识分子的激情与努力，向我们述说着中华民族对科学理性启蒙的急迫需求与渴望。翻开这些教科书就如同走过算学教育在民间发展的曲折历程，让我们带着它的积淀不断前行。　　（资料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2年08月01日 14 版）

2012-08-25

近百年来满文档案编译出版综述——以中国大陆为中心

　　满文档案是清朝各级官署及官员在处理公务过程中以满文书写的公文或记录的总称。这些满文档案遭逢诸多人为或自然灾害，历经沧桑，虽然没有全部保存下来，但其存世数量仍很巨大。迄今保存下来的主要有内阁、军机处、宫中、内务府、宗人府、理藩院、八旗都统衙门、盛京内务府等中央国家机构，以及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盛京将军、宁古塔副都统、阿拉楚喀副都统、珲春副都统、归化城副都统、呼伦贝尔总管、布特哈总管等地方衙门的满文档案，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形制各异，内容丰富，是研究清代通史、民族史、地方史、八旗制度、满语文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具有珍贵的学术研究价值。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国内外通晓满文者极其有限，能够直接利用满文档案开展学术研究者更是寥寥无几。这一客观现实，要求满文档案工作者既要整理编目，又要翻译出版。纵观历史，近代意义上的满文档案翻译出版工作，应始于20世纪初，迄今已走过了将近百年时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仅回顾中国大陆清代满文档案编译出版情况，按其发展进程，可分为起步、积淀和发展三个阶段。　　一、1916－1948年的起步阶段　　满文档案在清代作为当朝的公文档案，一般都保存在皇宫及官署的档案库房，严加管理，具有一定的保密性，非相关人员无法接触和阅览。直至1911年清朝灭亡，才被逐渐发现，由各有关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接收保管，进行整理编目，向学界提供利用。同时，也开始翻译出版。　　1916年，时任奉天地方官的清末进士金梁有机会接触到崇谟阁所藏乾隆年间重抄《加圈点老档》和《无圈点老档》，而后开始聘用懂满汉文者10余人翻译《加圈点老档》。经过两年时间，至1918年下旬，翻译完《加圈点字档》。随后从中择要摘录，冠以《满洲老档秘录》之名，分上下两册，1924年出版。1933年重印时，对译文稍作增减，改名《满洲秘档》，不再分册。另外，自1935年6月至1936年6月间，又将部分译稿冠以《汉译满洲老档拾零》之名，连载于《故宫周刊》第245期至459期。金梁先生可谓近代主持翻译满文档案的第一人，其译著成为中国满文档案汉译作品的开山之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同时，也标志中国满文档案翻译出版工作开始起步。　　1924年，冯玉祥将军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下设古物馆、图书馆和总务处等机构。图书馆下再分设图书和文献二部，分别负责图书和档案的保管工作。1929年3月，文献部改称文献馆，并与图书馆分离，成为故宫博物院一个独立的业务部门，专门负责管理明清档案。1931年初文献馆工作人员整理档案时，发现了《满文老档》原本37册及其抄本，于是制订《整理内阁大库满文老档之缘起与计划》，组织人员开始整理，计划编撰《满文无圈点字典补编》《满文老档总目》《满文老档细目》《满文老档原本与抄本校勘表》，以及挑选其中重要的史料翻译，编成《选译满文老档》出版。然而这一《满文老档》原本整理、翻译和研究计划，因时局动荡而未能付诸实施。　　1935年5月，文献馆李德启先生编译出版《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该书收录了当时发现的26枚满文木牌照片，以“叙录”为题，对满文木牌来源、文字特点和形成时间作了比较详尽的考证，并对满文木牌逐一音译和意译，并作了必要的注释；最后还以附录的形式刊登了《满文老档》的照片2幅、《无圈点字书》的照片4幅。满文木牌是以木牌为书写材料形成的公文档案的总称。清入关前，因纸张紧缺，不得不就地取材，削木为牌，记事归档。木牌形状各异，有的削成薄片，两面书写；有的削成长方体，四面书写。其长短宽窄各不相同。木牌的一端，一般均有小孔，以供贯绳之用。记载的内容十分简单，不记书写者的名称和书写的时间，只简明扼要地记事。木牌书写用的文字具有老满文向新满文过渡时期的特点，既有老满文，也有新满文，主要反映了崇德元年（1636）武英郡王阿济格率兵进关攻略明军的战况和俘获物品等情况。李德启先生编译出版的《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一书，虽然篇幅较少，16开本，共计56页，但在满文档案的编译出版方式上开创了新的形式，这种既有满文原文，也有汉译文以及必要的考证与注释的编译体例，迄今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自此之后，因遭受战争和时局的动荡，中国大陆满文档案的编译出版一度处于停滞状态，没有任何翻译作品问世。　　从中国大陆满文档案编译出版的角度来讲，在1916年至1948年期间，虽然只有两种翻译作品问世，但毕竟有了起步之举，初步向学界提供了满文档案史料，介绍了满文档案的价值，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具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实属不易。　　二、1949－1978年的积淀阶段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相继进入恢复、建设和发展时期。全国档案事业也不例外，步入其恢复和建设阶段，全国各级档案管理部门开始成立，随即建设各级档案馆，接管历史档案，进行集中统一管理，逐步开展各项工作。这一时期，满文档案的编译出版，鲜有举措，惟有《清代地震档案史料》一书收录有7件满文奏折的汉译文及随折进呈的4件汉文清单，汉译文约计3000字。该书由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译，1959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辑录的满文奏折及其汉文清单内，有盛京将军社图肯等于乾隆三十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初五日间呈进的奏折及其清单共9件、盛京礼部侍郎永宁等于乾隆三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呈进的奏折及其清单各1件，主要反映当时盛京地区地震灾情以及修缮被地震破坏的盛京城、皇宫、陵寝等处建筑的情况。除此之外，没有发现其他编译出版作品问世。尽管如此，就满文档案工作整体而言，在这一时期做了两件具有前瞻性的基础工作。　　（一）设立各级档案馆，集中统一管理满文档案　　早在1948年底，原设在哈尔滨的东北图书馆（1955年改称辽宁省图书馆）派人到沈阳，接管“国立沈阳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所属图书馆、档案组以及“辽宁省立图书馆”所藏图书和档案，其中就有一定数量的满文档案。不久，在东北图书馆内特设档案部，专门负责保管历史档案。1960年7月，成立东北档案馆，接管辽宁省图书馆所保存的历史档案。1969年撤销东北档案馆后，将其保存的历史档案，按照“哪个省的档案归哪个省”原则，分别移交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等地档案馆保存。　　1951年5月，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改称档案馆，专门负责保管故宫博物院原存明清两朝历史档案，其中就有大量的满文档案。1955年12月，故宫博物院档案馆改称第一历史档案馆，划归国家档案局。　　1958年6月，第一历史档案馆改称明清档案部，有时还称明清档案馆，次年10月归属新成立的中央档案馆。1969年底，明清档案部又回归故宫博物院，仍称明清档案部。1980年4月，明清档案部又划归国家档案局，改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无论在故宫博物院档案馆时期，还是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时期，除妥善保管原馆藏档案外，还着力收集流散到国内外的明清档案。1950年和1953年，从南京运回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时期南运的一部分档案，共计320箱；1953年4月，接收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移交的原内阁大库流散出去的黄册、题本、题稿等档案，共计813箱；1954年8月，接收历史博物馆存放在端门楼上的原内阁大库流散出去的完整题本和残题本等档案，共计671箱、1694麻袋；1956年，接收苏联移交的1901年沙皇俄国军队入侵中国东北时劫走的黑龙江将军、宁古塔副都统、阿拉楚喀副都统、珲春副都统等衙门档案，共计310箱；1958年，接收辽宁省图书馆移交的原内阁大库流散出去的黄册、史书、题本、奏本、敕谕等档案，共计54000余件，另有残题本500余捆；1958年和1962年，从南京运回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时期南运的另一部分档案，共计3000余箱。以上各批次收集的档案内，也有一定数量的满文档案。　　由于在国家层面上推行历史档案“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加之各级档案部门遵照实施，至20世纪70年代初，基本形成了中国大陆的清代满文档案相对集中保存和管理的局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内阁、军机处、宫中、内务府、宗人府、理藩院、八旗都统衙门等中央国家机构，以及宁古塔、阿拉楚喀、珲春等驻防副都统衙门档案；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盛京内务府和盛京将军、三姓副都统、双城堡协领等衙门档案；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双城市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档案馆，分别保存黑龙江将军、双城堡协领、吉林将军、呼伦贝尔副都统、布特哈总管等衙门档案。　　（二）培养满文专业人才，解决满文档案工作者奇缺的问题　　1911年清朝的灭亡，加速了满语文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大陆的满文人才已十分奇缺，而且全国各大院校均无满语文专业设置。在满文人才方面，当时确实遇到了极大的困扰，既缺人才，又无处培养。这一情况，无疑制约了满文档案工作的正常开展。后来，经过有志之士的建言，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满文人才问题，数次亲自指示有关部门开办满文班，以期解决满文人才缺乏的问题。　　1954年，范文澜、载涛等人提出建议，清朝留存的满文档案数量巨大，为了妥善保管和合理利用这些满文档案，亟需培养满文专业人才。周恩来总理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并指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落实培养满文人才事宜。郭沫若院长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所长罗常培、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具体负责办理。经与高教部协商决定，通过1955年全国高考招收20名学生，在北京大学特设满文班授课。此次招收学生的结果，十分不理想，只招到6名，未能达到预定的数额。除此之外，还在聘请满文老师方面遇到困难。经过多方努力，聘请到70多岁的克敬之先生，他原为蒙古八旗人，通晓满蒙汉文。考虑到克敬之先生高龄出行不便，教授满文课就设在他家里，其余课程，学生到北京大学等大学听讲。1955年9月，满文班开办授课。在学习过程中，因不愿意学习满文，其中4名学生或转学或退学，至1957年底毕业时只剩下2名学生。这次开设的满文班，虽然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可视作一次有益的尝试，为日后继续培养满文人才提供了一定的实践经验。　　1958年，经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批准，按照上期满文班模式，中国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又联合办班，招收数名年轻人学习满文。过了一年多时间，满文老师克敬之先生作古，无法聘请到合适的满文老师，因而被迫停办。　　1960年，为解决满文专业人才奇缺的问题，周恩来总理面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刘春，在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开设满文班，招收学生授课培养，毕业后将从事满语文及满文档案工作。1961年9月，经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批准，在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言系开设满文班，除全国统一高考招收的19名高中生外，还有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选送培训的年轻干部2名、旁听干部1名，共有学员22人，学制5年。当时在北京已经找不到适合教授满文的老师，只好从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选调通晓满汉文的锡伯族赵玉麟、涂长胜两位先生授课。到1966年7月毕业时，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除选送学习的3名干部外，还计划招收10名毕业生，设立“满文研究室”，专门开展满语文研究及满文档案的整理翻译工作。然而，时值“文化大革命”开始，这项招人和设立“满文研究室”的计划搁浅，经多方努力，改招3名毕业生。这样，加上本单位选送学习的3名干部，实际到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工作的毕业生共计6名，其余大部分学生分配到外地改行，即使分配到北京的图书馆、档案馆和高等院校工作的毕业生，也无法开展正常的业务工作。此次满文班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首期大学本科班，无论是教学大纲的制订、课程的设置，还是师资的配备、学生的招生和管理，都按正规大学的制度办理，成功地培养出一批满文人才，为在全国范围内培养满文人才开展满语文研究和满文档案整理翻译做了一定的人才储备。　　1972年底，周建人特意写信向中央反映，“现在懂满文的人快要没有了，建议培养几个人”。此信送毛泽东主席阅后，转交中央“科教组”调查并提出意见。1973年1月，中央“科教组”提交报告，指出大量的满文档案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整理编目状况较差，无法利用，亟待整理翻译。同时建议，将1966年中央民族学院满文班毕业改行的人员酌量调回工作，再开设一期满文班培养新人。后经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批准，责成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前身）开设“满文干部培训班”，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21名，学制3年。满文班设在故宫东华门内内阁大堂西厢房，满文老师都是中央民族学院满文班毕业后在明清档案部工作的人员，其余课程的老师，分别从本单位或北京各大院校聘用。课程的设置，除仿照中央民族学院满文班外，还设明清断代史、满文档案翻译等课程，并设清史、民族史、档案学等方面的专题讲座，特邀相关领域著名教授、专家进行演讲。对学生的管理也十分严格，没有寒暑假，不得无故旷课，执行严格的考试制度。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全国各大高等院校仍未恢复正规，考虑到培养满文人才“更加成效和实用”，另辟蹊径，直接由用人单位承担培养，可谓是当时特定背景下的一种特殊而正确的选择。1978年满文班学生毕业后，其中20人都留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工作。此次满文班开设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培养从事满文档案工作的专业人才。因此，在招收时就以本单位的正式职工编制招录；在学习期间，按月发放工资，参加单位的各项重要活动；在实习期间，按照工作人员的要求，承担完成整理和翻译任务。本次满文班的成功举办，有效的发展和壮大了满文档案专业人员队伍。　　从满文档案的编译出版角度来讲，在1949年至1979年期间，虽然没有一部独立的满文档案编译作品问世，但毕竟在“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下，将留存的满文历史档案收集到各级档案馆进行妥善保管和初步整理，为日后开展编译出版创造了前提条件。同时，也设法开设数期满文班，培养了40余名满文专业人才，为日后开展编译出版工作提供了人才保障。　　三、1979年至今的发展阶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9年各级档案馆、学术机构逐渐恢复正常工作，被迫改行的满文专业人员也相继归队，特别是随着国家经济好转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先后启动了多个历史文化保护和研究项目，满文档案编译出版工作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为便于了解，按其编译出版形式，分别简要叙述。　　（一）单纯汉译文的编辑出版　　该阶段的前20年，由于受到出版理念、技术和经费等因素的限制，满文档案的编译出版，一般都采用单纯汉译文编辑出版的形式。用这种形式出版的档案出版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1．《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平装，32开本，2册，47．6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任世铎、关孝廉、安双成、栗振复、屈六生、刘景宪翻译，1981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收录的绝大部分档案都是满文档案，选自内阁满文俄罗斯档案、宫中满文朱批奏折、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及黑龙江将军衙门档，共计200余件，起止时间为顺治十年至雍正二十年（1653—1734）。主要反映顺治、康熙、雍正年间，中俄两国雅克萨战争、谈判缔约、使节来往、边境贸易、处理案件以及俄罗斯传教士来华活动等情况。　　2．《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平装，32开本，1册，34．5万字，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阳故宫博物馆合编，关克笑、沈微、关嘉禄、王佩环翻译，佟永功审校，1984年12月由辽沈书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三姓副都统衙门档，共计178件，起止时间为乾隆六年至光绪三十二年（1741—1906）。主要反映三姓地区居民人口、贡貂领赏、货物贸易、查处违禁、审理案件、赏恤落难官兵，以及赫哲、库页费雅喀等人联姻等情况。　　3．《盛京刑部原档》，平装，32开本，1册，15万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郭成康、刘景宪翻译，屈六生审校，1985年3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内阁“盛京原档”中的刑部档案，共计72件，起止时间为崇德三年至四年（1638—1639）。主要反映审理偷盗抢劫、敲诈勒索、债务纠纷、打架斗殴、杀人害命、强奸通奸、违禁犯法、私设公堂、临阵脱逃、延误战机、丢弃军械等案件情况。　　4．《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平装，32开本，1册，19万字，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合编，毛必杨、张莉、王小红、沈源、郭春芳翻译，安双成、屈六生审校，1987年9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内阁满文秘本档、票签档、兵科题本，共计110件，起止时间为顺治三年至十三年（1646—1656）。主要反映招抚郑芝龙，郑成功进攻泉州、南征广州，清廷劝降郑成功、收复沿海地方及屯兵防守等情况。　　5．《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平装，32开本，1册，21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郭基南、肖夫、汪玉明翻译，屈六生审校，1988年2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军机处满文土尔扈特档和月折档，共计145件，起止时间为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年（1771—1775）。主要反映土尔扈特部众东归到达伊犁地界，伊犁将军委派官兵迎接、查看人口数目、调拨物品接济、分编旗佐，指地安置，以及土尔扈特汗王等赴热河觐见乾隆帝和接受赏赐等情况。　　6．《锡伯族档案史料》，平装，32开本，2册，60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吴元丰、赵志强翻译，1989年7月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月折档、议复档、上谕档、寄信档，宫中满文朱批奏折，内阁满文杂档、内国史院档、满文老档，内务府上驷院满文行文和黑龙江将军衙门档，双城协领衙门档，其中满文档案647件、汉文档案95件，共计742件，起止时间为明万历二十一年至清宣统二年（1593—1910）。主要反映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改编入满洲八旗、分地驻防、补放官员、调遣出征、发放俸饷，以及南迁至盛京等地、耕田纳粮、出征云南，吉林乌拉锡伯族迁至北京、编入满洲蒙古八旗、供职内务府上驷院，盛京锡伯族西迁新疆伊犁、设立营制、补放官员、巡防卡伦、出兵征战、开垦屯田、牧放牲畜等情况。　　7．《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平装，32开本，3册，100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关孝廉、赵志强、郭美兰、孟宪振、赵玉梅、江桥、关精明翻译，关孝廉、栗振复审校，1989年10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该档是按编年体抄录公文并记注各项政务活动而成的簿册，起止时间为天聪七年至顺治十八年（1633—1643）。主要反映清入关前夕和入关之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司法、民族、宫廷、外交等方面情况。　　8．《满文老档》，精装，32开本，2册，70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任世铎、周远廉、关孝廉、张凤良、佟永功、富丽、季永海、赵展、郭美兰、刘建新、罗丽达翻译，1990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满文老档》依据内阁藏本《加圈点老档》翻译，该档是乾隆年间重抄清入关前形成的老满文档册而成的编年体史料长编，起止时间为明万历三十五年至明崇祯九年即清崇德元年（1607—1636），主要反映清入关前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民族、文化、习俗、天文、地理以及与周边邻近国家、部族的交往关系等方面情况。　　9．《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平装，32开本，1册，32．5万字，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研究室、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合编，关嘉禄、何溥滢翻译，佟永功审校，1992年4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原内阁大库散佚今存在大连市图书馆的满文题本，共计214件，起止时间为顺治十八年至乾隆二年（1661—1737）。主要反映衙署更名，官员奖惩，宫廷银两物品消费，蒙古各部汗、王、公、贝勒、贝子、台吉以及哲布尊丹巴等大活佛、达喇嘛进贡和受赏等情况。　　10．《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汇编》，平装，32开本，2册，82万字，辽宁省档案馆编，佟永功、沈微、何荣伟、张虹、程大鲲编译，沈微审校，1993年11月由辽沈书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顺治年间档、黑图档和盛京内务府档中的满汉文档案，共计723件，起止时间为顺治四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647—1908）。主要反映盛京内务府所辖粮庄的设置沿革、人员管理、物资补充、收成数目及其消费等情况。　　11．《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平装，32开本，1册，30万字，季永海、李盘胜、谢志宁编译，1995年8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北京故宫博物院刊印《掌故丛刊》、《文献丛编》及台湾故宫博物院编印《年羹尧奏折》中的满汉文奏折，共计434件，其中满文195件，汉文239件，起止时间为康熙四十九年至雍正三年（1710—1725）。年羹尧，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历任内阁学士、四川巡抚、四川总督、定西将军、抚远大将军等职。该书主要反映年羹尧在四川巡抚、四川总督及抚远大将军任内，办理四川、青海、西藏等地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等方面事务情况。　　1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精装，16开本，1册，270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王小红、关孝廉、张凤良、栗振复、沈源、赵玉梅、孟宪振翻译，关孝廉、屈六生审校，1996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共计4297件，起止时间为康熙三年至六十一年（1664—1722）。主要反映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天文、地理、宫廷、八旗、外交等情况。　　13．《六世班禅额德尼入觐档案史料》，平装，32开本，1册，37．4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满文档案由郭美兰翻译，1996年11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宫中、军机处、内阁、内务府等全宗的档案，共计533件，其中满文297件（汉译18万字），汉文205件、藏文31件，起止时间为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六年（1778—1781）。主要反映为接待六世班禅额德尼建造承德须弥福寿之庙和北京昭庙、修缮北京黄寺，派人行赏迎送，六世班禅额德尼在承德觐见乾隆帝、献礼祝寿、诵经祈祷，进京礼佛游历，以及在京圆寂、护送灵榇西归、筹建衣冠塔等情况。　　14．《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精装，16开本，2册，469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王小红、安双城、关孝廉、张凤良、沈源、屈六生、赵玉梅、栗振复翻译，关孝廉、屈六生审校，1998年12月由黄山书社出版。该书收录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共计5434件，起止时间为雍正元年至十三年（1723—1735）。主要反映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天文、地理、宫廷、八旗、外交等情况。　　15．《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精装，16开本，1册，90万字，吴元丰、胡兆斌、阿拉腾奥其尔主编，吴元丰、张玉、宗印茹、关精明、赵玉梅、张莉翻译，2004年5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月折档、上谕档、议复档等，共计1483件（包括附件558件），起止时间为乾隆二十五年至宣统三年（1760—1911）。主要反映乾隆年间察哈尔蒙古官兵从张家口外分两批携眷移驻新疆伊犁的全过程，以及抵达后分编旗佐、补放官员、驻卡巡边、开垦种田、牧放牲畜、发放俸饷、配发军械、承应官差等情况。　　除以上介绍的翻译作品外，还有关嘉禄、佟永功等编译《天聪九年档》1册、《雍乾两朝镶红旗档》1册、《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3册，关嘉禄、佟永功、沈微、关克笑、王佩环编译《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案选编》1册，郭美兰参加编译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选编》7册、《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1册、《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1册、《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6册，刘厚生、栗振复等编译《清雍正朝·镶红旗档》1册，何荣伟、张虹、程大鲲、赵丽艳等编译《兴京旗人档案史料》1册、《盛京参务档案史料》1册、《一宫三陵档案史料》2册等作品，或全部或部分是满文档案译文，因篇幅关系，恕不一一介绍。　　（二）满文原件与汉译文的合集出版　　随着中国大陆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图书出版的理念也在发生变化，这为满文原件与汉译文的合集出版提供了一定的机会。另外，满文档案的翻译实践证明，翻译工作确实是带有再创作性质，由于翻译者水平各异，难免出现一些差错，若不看原始文本，则很难发现或查证。要想弥补汉译过程中出现的缺陷，除努力提高从业人员的翻译水平外，采用原件与译文合集的形式出版，便于懂满文的学者对照引用，不失为一种比较可行的方法。用原件与译文合集形式出版的档案出版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1．《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精装，16开本，双栏，1册，满汉文原件影印集中排列于前，汉译文集中排列于后，约计40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鄂伦春民族研究会合编，吴元丰、白英主编，王小红、毛必扬、关孝廉、吴元丰、张玉、宗印茹、栗振复等翻译，安双城、王小红审校，李保文编辑，2001年8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黑龙江将军衙门档、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月折档、上谕档、议复档等，共计311件，其中满文259件、满汉文合璧24件、汉文28件，起止时间为康熙二十二年至宣统元年（1683—1909）。主要反映鄂伦春编设旗佐、世管佐领源流、官员挑选补放、打牲丁数目、进贡貂皮、兵丁训练、赏给饷银物件、奉调出征，以及兴安城总管衙门的设置裁汰和分归各城管理等情况。　　2．《清宫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精装，16开本，双栏，1册，黑红两色套印，满汉文原件影印编排，汉译文5万字，分别排列于各该满文影印件之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合编，吴元丰、杜拉尔·哈拉、阎沙庆主编，吴元丰翻译，韩彩朵、达西尼玛、苏优乐编辑，2008年6月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海兰察，杜拉尔氏，鄂温克族，隶属于清代呼伦贝尔镶黄旗满洲，戎行三十余年，连年奉命作战，屡立功勋，荣膺额尔克巴图鲁名号，累晋一等超勇侯、二等超勇公、一等超勇公，四次列入功臣并绘像置紫光阁，历任头等侍卫、副都统、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和参赞大臣。该书收录的都是海兰察或单独或与别人联衔进呈的奏折，选自军机处满汉文录副奏折、满文廓尔喀档、宫中满汉文朱批奏折等，共计286件（包括附件39件），其中满文88件、汉文198件，起止时间为乾隆三十七年至五十八年（1772—1793）。主要反映海兰察出征金川、甘肃、台湾、西藏期间的活动，以及乾隆皇帝对海兰察的赏赐犒劳、嘉奖授官、晋封爵位等情况。　　3．《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精装，16开本，通栏，20册，黑红黄三色套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吴元丰主编，宗印茹、韩彩朵、王景丽编辑，2009年12月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满文老档》原本是清入关前以老满文兼用新旧过渡时期满文缮写的编年体史料长编，乾隆年间用新满文音写，题名《加圈点老档》，26函180册。此《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的第1至第16册为满文部分，按照内阁藏本《加圈点老档》影印；第17和第18册为罗马字母转写部分，由何荣伟转写；第19和第20册为汉译文部分，采用了由任世铎、周远廉、关孝廉等人翻译的1990年中华书局本，郭美兰、佟永功作了修订；附《太祖朝人地名满文音序索引》《太祖朝人地名汉文音序索引》《太宗朝人地名满文音序索引》《太宗朝人地名汉文音序索引》《太祖朝签注满汉文对照表》和《太宗朝签注满汉文对照表》，由卢秀丽、何荣伟、张虹编制。内阁所藏《加圈点老档》是乾隆年间首次重抄本，与稍晚重抄并藏于崇谟阁的《加圈点老档》比较，具有显著的不同之处，内阁藏本有签注，而崇谟阁藏本则无签注。内阁藏本签注共410条，当年中华书局译本只选译96条，其余314条都没有翻译，而在辽宁民族出版社译本内均逐条加以翻译。　　4．《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精装，16开本，通栏，3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合编，赵令志、郭美兰、顾松洁、朱志美、赵郁楠、王景丽翻译，赵令志审校，郭美兰审定，2009年10月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其满文影印件排列于每册前部，而汉译文则集中编排于其后，共计37万字，并附《人名、地名、衙署名索引》。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军机处夷使档，是清政府在处理准噶尔使者事务过程中，汇抄有关奏折、上谕、寄信、奏书等文件而形成的专档，共计608件，起止时间为雍正十二年至乾隆十九年（1734—1754）。主要反映准噶尔蒙古多次遣使进京朝觐、纳贡、和谈，到肃州等地贸易，赴西宁、拉萨等地熬茶等情况。　　5．《清宫珍藏杀虎口右卫右玉县御批奏折汇编》，精装，16开本，双栏，3册，黑红两色套印，满汉文原件影印编排，汉译文27万字，分别排列于各该满文影印件之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右玉县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合编，何朝善、吴元丰主编，吴元丰翻译，宗印茹、韩彩朵编辑，2010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右玉县位于山西省西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处于农耕和游牧经济文化的交汇地带。该县北部地界有著名的古长城关隘———杀虎口，是清代内地与漠南漠北地区通商贸易的两大口岸之一。由于地理形势重要，派遣八旗兵驻守，设右卫将军统帅。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军机处满汉文录副奏折、宫中满汉文朱批奏折等，共计761件（包括附件28件），其中满文315件、满汉文合璧32件、汉文414件，起止时间为康熙四十九年至宣统三年（1710—1911）。主要反映杀虎口税务官员的挑选补放，年征税银数目，减免税额，查禁透漏关税；右卫驻防八旗官员的升迁调补、俸银米石、奖赏抚恤、纠参处分，兵丁的挑补革退、操练技艺、军械配备、饷银米石、抽调出征、换防巡查；右玉县知县的升迁调迁、纠参革职，常平仓粮谷的采买储存、平粜借支，以及田禾灾情等情况。　　6．《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精装，16开本，通栏，2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郭美兰编译，2010年10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满文原件影印排列于每册前部，而汉译文则集中编排于其后，共计20万字。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军机处熬茶档，是汇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及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经奏请乾隆帝，获准派使赴藏熬茶过程中形成的奏折、上谕、寄信、奏书等文件而形成的专档，共计263件（包括附件32件），起止时间为乾隆五年至乾隆十三年（1740—1748）。主要反映准噶尔蒙古首领三次奏请遣使赴藏熬茶，清廷为安排准噶尔蒙古熬茶使赴藏，委派官员接送、接济粮草牲畜、招商贸易变现、加强边卡防务等情况。　　7．《乾隆朝军机处满文寄信档译编》，精装，16开本，通栏，24册，满文影印件排列于每册前部，而汉译文则集中编排于其后，共计198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王小红、关孝廉主编、王小红、关孝廉、赵玉梅、张凤良、关精明、张莉等翻译，2011年3月由岳麓书社出版。寄信是寄信上谕的简称，又称“寄谕”、“字寄”、“廷寄”。寄信上谕是指由军机大臣撰拟，经皇帝审阅后以军机大臣之名通过寄信方式发出的上谕。此种上谕发出之前，军机处也都抄录存档，按一定厚度装订成册，称之为寄信档。该书收录的是军机处乾隆朝满文寄信档所载上谕，共计4289件，起止时间为乾隆十五年至六十年（1750—1795）。主要反映东北、西北、西南等边疆地方的官员调遣、兵丁防务、调兵征战、开垦屯田、设厂放牧、审办案件、民族事务、涉外事务等情况。　　除以上介绍的翻译作品外，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珍藏历世达赖档案荟萃》1册、《清宫珍藏历世班禅尔德尼档案荟萃》1册、《澳门问题明清珍档荟萃》1册、《明清宫藏地震档案》2册之中，均有郭美兰编译的相关满文档案的影印件及其汉译文。　　（三）单纯满文原件的编辑出版　　近十年以来，在国家层面上，启动了数个历史研究和民族古籍文献整理保护项目，对满文档案的利用需求也随之开始发生变化，要求编译出版的档案更加全面和系统，对满文档案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若果所有出版的满文档案都要进行翻译，由于满文专业人员极为有限，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因而适当选择社会急需的一部分满文档案，经逐件缮拟汉文标题，按一定的体例编辑出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利用需求，同时也有益于永久性妥善保存历史档案。用这种形式出版的档案出版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1．《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平装，16开本，通（双）栏，24册，469万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和宫管理处合编，韩永福、朱淑媛、李保文等编辑，2004年6月由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军机处满汉文录副奏折、宫中汉文朱批奏折、内务府满汉文来文等，约计3100余件，其中满文1900余件、汉文1200件，还有少量蒙文，起止时间为雍正八年至宣统三年（1730—1911）。主要反映雍和宫改建庙之前的管理，以及改建庙后各项工程、办理陈设、挑选喇嘛、支拨费用、烧香礼佛、诵经跳布扎、翻译经文，以及设置金奔巴瓶和掣签指定活佛等情况。　　2．《清内阁蒙古堂档》，精装，16开本，通栏，22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合编，乌云毕力格、宝音德力根、吴元丰主编，李保文、王小红、赵玉梅、图雅、宝音特古斯、黑龙、希都日古、玉芝等编辑，2007年10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阁是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中枢机关之一。康熙九年（1670），在内阁下之下设置蒙古堂，又称蒙古房，掌管译写与蒙古、西藏、回部和俄罗斯等的来往文书，凡遇有各藩部呈进奏疏、表文，以及颁赐各藩部以诰敕、碑文、匾额和降旨事项，皆由蒙古堂负责翻译缮写。该书收录的档案属蒙古堂档的簿册类档案，或单用蒙文、满文分别书写成册，或兼用满文、蒙文和藏文混合书写成册，共计113册，起止时间为康熙十年至乾隆八年（1671—1743）。蒙古堂档是统称，抄录的文件主要有内外蒙古汗王、西藏达赖喇嘛、班禅尔德尼等人的奏书、来文，以及颁给他们的诏诰、敕谕等公文。其原档封面所书名称极不统一。如：“诏档”、“诰敕档”、“敕奏档”、“来文档”、“和图档”及“颁给达赖喇嘛敕书档”、“西藏事务档”、“策旺阿拉布坦事务档”、“噶尔丹事务档”等。主要反映西藏、内外蒙古和回部等地首领朝觐、纳贡、谢恩、病故，以及清廷册封、颁赏、致祭和治理等情况。　　3．《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精装，16开本，双（通）栏，2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哈萨克斯坦东方学研究所合编，朱淑媛、刘若芳、李保文、巴哈提·依加汉、纳丕力·巴兹勒汗等编辑，分别于2006年10月、2007年12月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军机处满汉文录副奏折、上谕档、宫中汉文朱批奏折及内阁汉文起居注等，共计517件，起止时间为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九年（1754—1764）。主要反映哈萨克汗王等遣使进贡、沿途迎送、宴请赏赉，以及在乌鲁木齐等地贸易等情况。　　4．《珲春副都统衙门档》，精装，16开本，通栏，238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吉林省延吉档案馆合编，吴元丰、厉声主编，牛平汉、张玉、王小红副主编，宗印茹、关精明、赵玉梅、郭春芳、张莉、常嘉林、徐莉等编辑，2006年12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珲春地处中国吉林省东部，东南与俄罗斯接壤，西南与朝鲜交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有清一代，先后设立协领和副都统管理当地军政事务。珲春协领和副都统在处理公务过程中所形成的文书档案，保存至今仍比较完整，数目可观，文书种类齐全。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吉林省延吉档案馆保存的珲春协领及副都统衙门档案，共计37488件，其中三分之一是满文，其余是汉文，起止时间为乾隆二年至宣统三年（1737—1880）。主要反映珲春地方职官、军务、旗务、民政、司法、财政、农业、矿产、商业、通讯、货币金融、文化教育、进贡物品、建筑工程、天文地理、礼仪祭祀、涉外事务等方面情况。　　5．《清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平（精）装，16开本，双栏，24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合编，乌云毕力格、吴元丰、宝音德力根主编，巴根那、张玉副主编、郭春芳、常嘉林、宝音特古斯、包桂花、玉芝、佟双喜、图雅等编辑，2010年3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理藩院是专门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创设于崇德元年（1636），称之为蒙古衙门，崇德三年（1638）更名理藩院。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宣布“预备立宪”，遂将理藩院改称理藩部。该书收录的档案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前期理藩院满蒙题本，共计1613件，其中满文917件、满蒙文合璧696件，起止时间为顺治十年至乾隆六十年（1653—1795）。主要反映达赖喇嘛、班禅尔德尼等大活佛遣使赴京进献礼品，照例分别赏赐；白塔寺、黄寺、岱噶庙、归化城庙等寺庙主持喇嘛的挑选补放，以及物品供应；蒙古、西藏、回部王公台吉等年班朝觐进贡及其爵位的承袭，病故后遣员致祭赏银；各部蒙古编设旗佐，补放盟长、扎萨克等员管理，以及回疆各城伯克的挑选补放，派员办理蒙古各部会盟事宜，审理案件等情况。　　6．《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精装，16开本，双栏，283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吴元丰、厉声主编，牛平汉、张玉副主编，宗印茹、关精明、赵玉梅、郭春芳、张莉等编辑，2011年底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清朝对新疆的治理主要采用军府制，在伊犁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地方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统辖新疆天山南北地区军政事务。在各重镇要地分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等员，分管各该地区军政事务。这些官员一般都由中央各部院及京城八旗官员内选派，定期轮换，而且多为满洲或蒙古官员，按规定多用满文缮折具奏。该书收录的档案均选自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共计72812件（包括附件8887件），起止时间为雍正八年至宣统三年（1730—1880）。主要反映新疆地区的职官、军务、民政、司法、财政、农业、牧业、矿产、贸易、货币、文化卫生、宗教、地理、交通运输、工程、天文地理、礼仪祭祀、藩属国及部落关系、外交等方面情况。　　本阶段共31年的时间，与前两个阶段比较，满文档案编译出版工作得到了迅猛发展，可谓硕果累累，成绩显著。其基本特点是，一为编译出版数量可观，二为涉及内容广泛，三是出版形式多元化。同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鲜而翔实的材料，从而得到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好评。而在本阶段的三种编译出版形式中，满文原件与汉译文合集出版的形式，最受学界欢迎和赞同；单纯满文原件的编辑出版形式，随着国内外满文学者的相对增加，也开始得到一定范围内的认同和接受；至于单纯汉译文的编辑出版形式，满文学者一般会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多倾向于与满文原件核对后再引用，以保证所用史料的准确性。　　纵上所述，中国大陆满文档案的编译出版工作，已经走过了近百年时间，通过艰难的起步和有效的积淀阶段，步入了比较快速的发展阶段，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是档案管理部门和相关科研部门共同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满文档案工作者和满文学者默默无闻地辛勤奉献的结果，值得肯定和称赞。与此同时，对浩如烟海的满文档案来讲，所取得的成绩还远远不够，任重而道远，仍需要我们不断培训满文专业人才，扩大专业人员队伍，尽量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在做好永久性保存工作的前提下，努力建立优质而便捷的社会服务途径，科学规范地开展整理编目工作，逐步建立满文档案信息库，加快满文档案的数字化工作，进一步做好编译出版工作，充分发挥满文档案应有的利用和研究价值。　　【资料来源：《满语研究》2011年第2期】

2012-07-26

清代河南碑刻的学术文化价值

　　编者按：《清代河南碑刻资料》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文献类2007年度委托立项项目，郑州大学王兴亚教授为负责人，现已完成。特摘录王兴亚发表在《中原文物》上的此文，以助于读者更加详细地了解该项目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据有河南是从顺治元年开始，到1911年被推翻，历时267年。　　清代河南行政区划因袭明之旧置，也时有局部调整。《清史稿·地理志》载河南辖区东至江苏萧县，西至陕西潼关县，南至湖北黄陂县，北至直隶磁州，领府九、直隶州五，直隶厅一，州五，县九十六，合起来为107个州县。与今河南辖区略有变化。今属河南之南乐、清丰、濮阳、长垣清属直隶大名府；台前、范县清属山东曹州府。清属河南彰德府的武安县，今属河北邯郸市。　　河南地处中原，多种多样的地形，宜人的气候，纵横的河流，丰富的资源，使河南率先进入文明时代。素称发达的农工商业，造就了早期光辉灿烂的中原文明。在夏、商、东周、东汉、西晋、北魏、五代以及北宋，这里是都城所在地，是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碑刻是镌刻在石头上的文献。大约从汉代起，河南人就以石头为载体来记事。到了清代，河南人更是广泛采用这一载体来记述和宣示人们的生产活动与社会活动。通许廪生侯崑玉在《公立司公碑记》中述称：“盖尝推立碑之意，或出自好善乐施，或出自御灾捍患，或出自创造非常，或出自公事勤慎，是皆有以感被于一时，而深入乎人心者矣。” 　　清代河南碑刻的内容极为广泛，上自朝廷大政，下至风土民情，自然的、社会的，官方的、民间的，无所不有，无所不包。概括地说，可以分作政治军事、行政管理、农工商业、教育科举、宗教祭祀、水利科技、城乡建设、环境人口、交通桥梁、文学艺术、名贤人物、名胜古迹、社会习俗、灾祸祥瑞等。碑刻类型有竖立在地表的碑碣，有刻在山石上的摩崖，有埋入地圹中的墓志，还有刻在石块上的碑帖。碑刻有大有小，石料多就地而取，也有用铜铸造而成的。如此多种多样，适应了社会上多元的需求。　　清代国家的经济重心移至江南。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推动着河南经济社会的进步。时至嘉庆年间，河南人口已达2303万。在农业仍是河南经济的主体的条件下，为满足人口日益增长的衣食需求，河南人继续在扩大耕地面积上打主意，其基本做法，是向沙碱不毛之地与山林进军，注重兴修农田水利，精耕细作，扩大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种植面积。光绪年间博爱的《耕织图》中的耕图10幅，以绘画形式展示了河南农业生产从耕地、播种、插秧、田间管理、收割、碾场、扬场、运粮入仓的全过程。顺治十一年，郏县知县徐凤鸣所撰《创立鸿宅保碑文》有谓：畿内五百里，悉驻节禁军，其地之男若女，仳离南徙，餐泣风露中，或僵卧道旁，或薄值鬻去，惨不忍见闻。而山左、中州各郡县，又以逃人之令，悉闭关不纳。而郏县则地荒人亡，青青磷磷，一望几无所见。畿南流移亦踵至百余户。“胥吏亦有以逃人利害之说进者，余悉披其说弗听。因以策文会原籍，并报府尊、直指，各台俱允其请，而流民始获宁处。余且捐俸给牛五十三头，粮七十五石有奇，俾得尽力南亩而与县十六保鼎峙。”其记虽是就郏县情况而言的，可也有助于我们具体了解清初河南为恢复经济所做的努力。　　河南位居黄河中下游。流域面积占全省之大半。由于河患的加剧与黄河河道变迁，治黄保漕成为清政府的基本国策。治黄是河南也是国家一件大事。清政府每年都要拨出巨款，并且设立专门机构，委任要员负责黄河防务。朝廷有关治黄的重要决策，如雍正三年，武陟县《嘉应观御碑》，是由雍正皇帝亲自撰文并书写治黄碑文，镌刻在铜铸而成的碑上。乾隆二十六年，刊立在中牟县杨桥黄河决口处的《敕建杨桥河神祠碑记》，是乾隆皇帝撰文并书写，具体记述了当年黄河在此决口与堵口的经过。该碑碑阴镌刻有乾隆皇帝撰写的三首诗文，倾诉了朝廷对黄河河患的忧虑以及救民不惜费的决心。地方官府有关治河的重大决策与行动，如乾隆十六年巡抚陈宏谋的《请开归德水利疏》、乾隆十七年巡抚蒋炳折奏《归德治水碑记》以及乾隆二十三年巡抚胡宝瑔的《开归陈汝四郡河图碑》亦都刻石树碑，垂之永久。竖立在黄河沿岸一方方治黄碑刻记述了当年人们抢险堵口、堵漏、筑堤、固堤、护堤、埽帚、防风以及放淤的经验。顺治十四年《沁堤碑记》中说：“夫水性无恒，难以预料，吾于堤旁设堡，堡有夫候水消长得为之备，则暴涨可无恐矣。堤岸无柳，土亦弗固，吾广为种植，接阴不断，期根以下盘而稍堪储用，则颓坏可无虑矣。　　豫北平原地区因土地沙碱化面积有增无减而导致农业减产。濮阳、范县一带，“或经旬不雨，则斥坟起风沙猎猎”。原武县，更是地皆沙土，飘举随风。低洼地区，常年积水，成为不毛之地。郑州沙碱地面积也超过1500顷。面对此情景，人们采用挑挖沟渠，排除积水的方法来改良土壤。雍正十二年获嘉县《建设横河闸座碑记》载：卫辉府属之辉县王范村、怀庆府属之修武县校尉营军处，地居洼下，岁时积潦，一望洼涂，禾嫁之区，没为鱼虾之宅久矣。经过仔细勘察，遂在与卫辉府之获嘉头道、二道横相连处开渠二道，引水由北汇入丹河，又于横河二口建闸二座，以资启闭，由是“向之一望汪洋者，皆已消归，何有水涸而土观矣，得地四千五十四顷有零，给各地户分领承业。”原武滨临大河，四境之内无支流水港，地多平衍，水难宣泄，往往泛溢田畴，甚至沉浸庐舍。乾隆三年，在县城南、城北各开浚沟渠一道，《原武吴令开渠碑记》载：“此工一成，水不为害，沮洳之地，可以耕耘。泻卤之区，亦堪耕种。”县令吴文炘在《原武县开浚沟渠记》里还提出：“然以地皆沙土，飘举随风，又渠无来源，易于淤塞。则后此疏浚之功，非勤求民瘼者，所当时为留意乎。”孙綮在其《垦荒记》里记述了康熙六年至十一年间，开州农民在“三载以后起科”政策推动下开荒增地四千余顷的业绩。康熙十五年中牟县《申详垦荒石记》记述了李寨、大秦、土山、皛泽、高黄、大庄、辛兴、白沙八保之民奋力开垦荒沙冈阜及波池沮洳之地的艰辛历程。史书里有关河南农业亩产量的记载甚少。同治六年，林县《劝世人勿因雨晚误种秋记》碑文详载当地秋季每亩收成少至八九斗，多石二三。九月各样杂粮一并成熟，笨谷有石六七收，黄黑绿豆、玉麦六七斗收，荞麦一两石收。惟小豆仅一二斗收。光绪二十四年，辉县《秋禾碑记碑》载是年秋季每亩玉粮有一石收，有石四五收，谷子石收，犹有五七斗收，荞麦三斗收，绿豆四五斗收。这两则记载，为我们了解晚清河南山区农业产量提供了确切的记载。　　干旱导致农业欠收甚至绝收。此时河南人更加重视兴修水利，开挖管道，引水灌溉，成为河南农事中重中之重。先前得到开发利用的渠道，诸如豫北卫河、沁水、丹河、漳河，豫西洛河，以及豫东丰乐河、响河、巴沟河灌渠，相继得到修浚，一些著名的陂塘也得到修复。人们越来越注意总结修渠用水的经验，完善管理机构，实行责权利结合的管理原则，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各渠纷纷制定水利章程，化解用水中的各种矛盾，使得生产、运输、生活用水得到保证。光绪二十八年洛阳《大靖渠章程十二条》，详细地规定了渠道管理办法，渠道设专人负责管理，九闸分期浇水，按十八夜一轮，周而复始，不得强霸截挖。并报请河南府正堂批准，由渠长及杴户刻石公布于世。他如乾隆三十年灵宝县《定水碑记》、嘉庆十年汝阳县《汲水规则》、道光年间陕县《重修广济渠约》、光绪十八年安阳县《约定章程》、宣统元年渑池县《同议渠规碑》，都以公约的形式维护了用户的合法权益，收到了“灌之利大饶而用不争”的良好效果。同一期间，地方官府也加大水利纠纷案件的处理与宣传力度，将有代表性的水利纠纷案的处理结果，刻碑立石进行宣示。雍正八年河内县《广济利丰两河断禁碑》，道光十六年灵宝县《路井下屺渠水断结碑》、光绪二十七年新安县《平龙涧河争水碑记》、宣统元年渑池县《涧南渠轮灌断结碑》等，都是官府处理水利纠纷案例的公示。这一形式，既是警示告诫，又是借鉴与依据，为成功解决水权纠纷积累了经验。在此期间，河南在地下水的开发利用方面，量地凿井，也收到了一定效果。偃师吉家沟《重修井碑》还将其经验告诉后人说：这里地下沙石混杂，“井中之石，只可塞，不可去。　　河南的手工业也在持续发展。纺织、煤炭、陶瓷仍是河南经济社会的主要产业。家纺户织的棉纺织业在明代已遍及城乡。博爱《耕织图》中的织图10幅，用绘图形式，形象地展示了清代河南传统纺织业生产从种棉、摘棉、轧花、弹花、纺线、络线、经线、织布到量布的全过程。同时形象展示出轧花机、弹花机、纺车、络线、经线以及织布机的状况，比其文字叙述，直观真实、生动具体。煤炭业生机勃勃。巩县、宜阳、新安、渑池、鲁山、河内、密县等约占全省1/5县份的煤炭得到开采。宜阳县《河南府刘大老爷批准窑户送煤碑》，安阳县《禁止启土开窑碑记》、《严禁私开煤窑碑记》，以及焦作的《凭心窑修庙宇碑记》，具体记述了当地煤炭开采与运销情形。鲁山县煤窑工头诓人做工，久羁不放被告发。嘉庆元年三月，知县董作栋亲诣窑场查明被羁者约三百人，量其去家远近，发给路费，予以放回。“谕令窑户工头，公平雇人开采。不许设立拨房，强拉诓买。该窑户等各矢天良具结，永远遵行在案。嗣后，若复蹈前辙，即行驱禁并重法绳之。　　陶瓷业产品也林林总总。汤阴县乾隆三十七年《栢灵桥重修碑记》载：栢灵桥地下有五色土，可以陶，先前盛时，邑西之人，藉以养生者，不啻数万家。鹤壁《众窑布施碑记》对当年各窑名称及捐资数额作了详细纪录，为了解当年该地缸窑业的商号及其资金、经营状况提供了详实材料。河内县《窑神庙碑》载：柏山缸窑业窑户、匠作共同商议，立写定规四条，勒立于石：一议折半缸口准以裁尺二尺二寸，缸口一尺八寸，如过度者，照套数每一套货罚钱三十文。窑户、匠作各出一半。其钱入会使用。一议自买货车，窑院不许与引车回头，如有违者，罚钱八千文，窑头七分，匠作三分。其钱入会使用。一议自买货车分货、抬货、装车，每一套货装车钱十文。一议自买货车，窑头与之办货用钱三分，如有违者，罚钱四千文。窑头备出，其钱入会使用。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中国传统的手工业逐渐向近代工业转化。河南近代工业化的进程不及于东南沿海地区，可也在孕育，在萌生，一些实业家借助河南资源优势开始兴办实业，光绪年间辉县《课桑亭记》碑、南召《蚕坡章程》碑以及范县的《农桑学堂实业记》碑等，记录了清末河南创办实业的情景。　　商业贸易日趋繁荣。城镇店铺贸易与集市贸易空前活跃，融祭祀、娱乐、贸易为一体的庙会，此伏彼起。乾隆三十三年，朱仙镇《重修关帝庙碑记》与《本庙全图》碑，详细记载了当年镇上商号1192家的名称与捐资数额，展示了镇上商业结构、商家布局与资金状况。其中有门神作房共捐银一百两，商号有14家，是隆盛号，崔义和，李同兴，李合盛，安玉盛，陈元如，阮永成，北义和，陈永庄，义盛长，和同年，武功号，南永庄，陈圣义。这是迄今我们能够见到朱仙镇板画业最早的一批商家的名字。另外门神作房中有60名工匠参与捐助。二者合起来，即是当年朱仙镇板画业的规模。　　为了确保商业贸易的进行，繁荣市场，河南地方官府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嘉庆年间，辉县官府将恢复药材市场的两份告示建碑刻石，《辉县出示晓谕以肃神会以安商贾事碑记》、《邑侯加州衔张大老爷颁定会厂章程谕令请复药会商民两便碑》，表达恢复药材市场的诚意，并将恢复后的药材市场管理办法公之于众。市场税收管理实行税务公开。嘉庆二十年十月洛阳《老税数目志碑》将官府裁定的梭布铺、绸缎铺的税额与完纳时间刻石公示。内乡县正堂针对马山口市场上出现强抽行用的情形，于道光八年布告申令：“嗣后凡有买卖柴炭，均听卖户买主自行公平买卖，如有冒充行户抽用滋事，以及酒肆饭店招留外来棍徒者，许该地保指名禀县，以凭究办。倘该地保徇私故纵，一并究治，决不宽贷。各宜凛遵毋违。”光绪年间，该县连续刻石树碑，就打击贸易中的欺诈弊端，规范市场贸易秩序作出规定。《公道常存碑》议定秤准定天平十六两，短少者罚钱五百文，想格外多得者亦如之。《守正不阿碑》，提出本行有客不准外行刁会，或与客过货，不许短斤少两，不遵者酌罚。包货水湿沤澜照退，以假为真全充公，以湿变干半充公，不遵者加倍罚。合镇买卖药材抽厘助神，卖主每斤抽钱五文，按月查收，徇私者酌罚。集首是集市贸易的管理者。原由商户公推产生，商户大多满意。道光年间，许昌东隅集首人选不经过商户公推，而是由乡地开报，结果屡亏税务，使得各行重出赔垫，引起商户不满。后经州守裁定，集首仍由各行公议推举。东隅商号54家公立《东隅集首章程》碑载：“断令东隅集首率由旧章，仍系公同酌议，不准乡地开报，如敢狡执，责惩不贷……虽官司断如山，诚恐日久废弛，后有生事之人，变乱旧章，致坏集规，因刊石志之，以垂永远。”他如鲁山县《店户官骡条约》、新乡县的《斗捐章程》等，都是为落实发展商业贸易，协调商民关系与商业内部关系所作的努力。　　在河南从事商业经营的山西、陕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商家，为了扩大经营，纷纷在经济发达城镇组建会馆，设立规章，开展庆典、祭祀等活动，以张显自己的实力。社旗山陕会馆刻立的《公议杂贷行规碑记》，将其行商条规18条公之于世。禹州十三帮会馆刊立《十三帮创始记》、辉县山陕会馆刊立《六陈行复收芝麻行帖碑记》等，都是通过碑刻形式来宣示自己的商业经营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说，会馆的消长是地方商业盛衰的缩影。　　生态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清代频繁的河患，旷日持久的过量的土地开发，毁林造田，使得河南林木面积持续减少，山石顷林，尽辟为田，前山几乎全都成童山，幸存野生动物逃向深山老林，盐碱沙丘的面积日益增多。正如俞森在《种树记》中所说：“今两河南北，树木稀少，木不克土，土性轻阳，尽成砂砾。”中牟县“大率县南多沙薄不可耕，沙拥成冈，每风起沙飞，其如粟、如半菽者，刺面不能正视，轮蹄所过，十步之外，踪莫可复辨，以之侵移田畴间，无不压没。又或野无坚土，风吹根见，稾禾以枯。其卑湿之地，潦则水注成河，鹻则地白如霜，民贫多逃，村落为墟，此南境之常也，而皛泽里为尤甚。”如何保护生态环境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又一焦点。咸丰五年巩县《公议断坡碑》指出毁林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盖草木之植，皆缘人为盛衰，养其根则实遂，伤其木则枝亡。即如平□寺官坡，林麓荟蔚，昔时固尝美矣。但剪伐不以时，则山虽犹是，而今与昔异焉。何也?根宜修也，而人偏斩其根；木宜植也，而人辄拔其本。于此，犹欲不成濯濯无物之势，仍复生生不息之机也。不欲戛戛乎难哉!于是公议立一罚规，以勒诸石。使后之人目触心惊，不敢私意妄取，庶几本立道生，根深叶茂，而材木复至不可胜用焉。是以幸甚。立碑后，如有筑官坡圪塔者，罚钱五千文充公，放荒亦如此。　　林木具有防风防沙的功能。光绪三十三年滑县《断沙会碑记》述称：滑以北，飞沙之为害，由来久矣。旧有断沙会规矩严肃，邻村守凡有采一薪，伐一木，以及牧牛羊，常放牧牲者，悉分昼夜按规责罚，而后飞沙不起，美丽自兴，田亩皆开也。断沙之法，孰善于此哉。然而岁远年湮，规矩疏忽，采伐薪木者甚多，牧牛羊者亦复不少，甚而无赖之徒，砍树株，偷窃田苗，以致此害复启。为此村民公同商议，“公恳邑侯囗吕大老爷出一告示，特为严禁，凡附近邻村居民人等，一体知悉，自勒石之后，务将牲畜圈养，毋得任意牧放，周围树株柴薪，亦莫故意窃伐，倘敢故违，一经查出，或被指控，定即传案究罚云。　　学校教育是文明的标尺。率先进入文明时代的河南，学校教育有着悠久的传统。清代河南儒学、书院、社学系统完备，有成熟的管理制度，固定完备的设施。面向全社会以识字教育为宗旨的义学以强劲的势头勃勃兴起，并且向丘陵地带与偏远的山区村落扩展。“或数村共立一学，或一村各立一学。”道光八年太康县《建立义学碑记》强调：“气质之所以能变化者，莫如学。”并且指出“贫寠之子，僻陋之乡，往往以不识一字，致桀骜难驯。”基于这一认识，一些有识之士，致力于义学事业。乾隆三十年嵩县的《义学记序》、道光七年太康县的《义学条规十二则》，对义学的缘起与管理作了记述。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考生数量的增加，考场建设引起了省府州县官府的普遍重视。清中期后，河南各州县纷纷创建试院并扩大考场规模。省会开封的河南贡院，是河南省的考试中心。雍正十年六月《改建河南贡院记》碑载：贡院占地一顷九十七亩，新添屋七十有五。道光二十四年十月《重修河南贡院记》碑载，此次重修，扩大规模，共计修建公所七百八十二间，重建号舍万有九千，葺复者千八百五十七，凿井五。各州县考院也相继修建。道光二年宝丰县《新建宝丰县号舍碑记》、咸丰八年信阳《重修信阳试院碑记》、同治三年沁阳《增修怀郡试院号舍碑》、同治八年西华《重修西华考院碑记》、同治十一年陈州《重修郡试院碑》、同治十二年《重修陕州试院记》等，记录了这一演进的行程。然而，由于科举与教育制度固守经学内容不合时宜，光绪十二年，长垣县教谕王景源在《修葺兴国寺小学碑记》中提出我四千年文明与西方角胜而我反若瞠乎其后者，何也?回答是：“士误于咕哔，困于章句帖括，虽学犹弗学也。”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儒学、书院也逐渐向近代学校转化。光绪年间，浚县《邑顺侯柔如陶老父台创设农业中学堂碑记》、《邑贤侯柔如陶老父台改建两等官小学堂碑记》，以及南乐县的《创建蒙养学堂碑记》、获嘉县的《新修小学堂碑记》、西华县的《清创修西华县学堂章程》、宜阳县《创建高等小学堂记》等具体记述了近代学校教育在河南孕育、形成的过程。宣统元年陈留县的《莘野学堂碑记》中提出：方今入学肄业者不必专效西学，“诚由是道艺兼营，体用相资，数年后，必有奇才异能，超出泰西诸国上者。人心何患不振，国运何患不昌!”表达了河南人对新式学堂的期盼。　　清代河南碑刻还刻载有科学技术成果。乾隆年间商丘《开归陈汝四郡河图碑》，分两部分，右半部为乾隆二十二年时开归陈汝四郡河流、管道、城镇分布图，图上绘有河道与城镇的位置。左半部为胡宝瑔撰写的碑文。这是清代少见的黄河河道形势地图。乾隆三十七年偃师《伊洛大涨碑》刻立在当年水位所及之处，碑中说康熙四十八年六月间，这里平野之水深有一丈，雍正十二年秋七月念三日，水复为灾，深有七尺。乾隆二十六年七月望六日，水流入村中即有七尺余。八日夜半，水深一丈有四。渑池咸丰二年《黄河水位碑》刻载“道光二十三年，河涨至此。”这些都是珍贵的水文资料。浚县《重修观音菩萨堂碑记》载：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地震，“先有蝼蝈出，四五月时，遍地出暇蟆，地雷鸣。六月五日地震。大雨。水汹涌而至。六月十三日，水至，高河堤五尺。”林县嘉庆二十二年《打井碑》，详细记述了当地民众开挖煤窑深井的方法。说：“编甬之法，中掀秋石一重，旁编木条一重，下可五六丈许。”道光十一年林县的《程氏药方碑记》将其父所得济世活人的仙方，选择数方，勒之于石。一治汗后中风不语：子苏、防风。一治男子中风小便不通：防风、仙茅。一治妇人伤凉难产：大腹子、覆盆子、远志。　　安定是人们生产与生活的保障。具有文明传统的中原人向往尊老爱幼，团结互助，比户可风，里仁为美的和谐社会风尚。鉴于赌博、盗窃、刊伐树木、残踏农田庄稼以及打架斗殴等多发，危害着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人们为谋求建立一个良好安定的社会环境而努力。一方面是官府加强法治，严厉打击危害社会治安各种犯罪，各地基层社会组织也纷纷通过制定村规民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同治五年鲁山县《北来河里社规矩碑》：“务思居囗之道，亲睦为要，保身之术，亲睦为先。禾稼乃养生之本，窃取者有干例禁。材木为利用之资，偷砍者至蹈罪戾。况乎开场局赌，为祸最烈耶!宜敦仁而讲让，勿作奸而犯科，庶几化日之下，优游享升平之福也。”登封《立规断赌碑》痛斥：“开场诱赌实为—方之害。世人不察，—入其途，小则玩物丧志，大则倾家败产。其为害也，岂浅鲜哉!”因此，各地纷纷开展禁睹活动。林县《禁止开场赌博立石》议定：凡赌博者，拘号两个月，杖一百。凡开场会赌者，杖一百，徒三年。如本处有会赌之家，其乡总保甲及左右两邻不首者，笞五十。温县亢村村民公议定出村规十四条。其中第一条是禁止赌博，其他十一条都是打击盗窃、保护农田、保护农民利益的。第五条是保护河堤，“沁水筑堤，保全庐舍生命，堤上所长树木草薪，根深可保无虞，公议禁断。不许损树刹草，不服，禀官究治。”第十四条是建立巡夜制度，“村中公搭三窝铺，分为东、西、中，每一窝铺有更夫四人，冬春梆锣，彻夜巡查，以防宵小行窃。首事轮班诸夜查更，误更，趋革不用。”河内县村民还将禁止巫觋焚香治病作为村规，说立约之后，“有违抗者，送之于官。”乡规民约中还有对不文明行为处罚规定。道光年间洛宁县《创建关帝庙并舞楼旗杆碑记》载：“凡不孝不悌者，村众公处。”光绪九年镇平县《王氏祠堂规矩序碑》规定族人中糊挞乱骂，合族同到祠堂罚猪羊。如故意不遵，禀官究明。　　狱空是指县监狱中没有在押人犯。《狱空碑》是对县内一年或连续三年狱中没有在押人犯的一种表彰。原武县咸丰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刻立《空狱碑》载：“囹圄空虚。”修武、孟津、郏县也相继出现此类碑刻。狱空所揭示的社会现实，即是在一县之内没有出现各类凶杀、纵火、抢劫、盗窃、投毒、绑架勒索、抗税抗差、侵吞官库资产、贪污贿赂以及谋反、暴动等恶性案件的发生，且不要说是连续三年，就是一年之内，也是难能可贵的。狱空是社会稳定、治安良好的集中体现，是社会综合治理取得明显效果的实证。另外，在洛宁、孟津还出现拾金归还失主的碑刻，也反映了河南人纯朴善良的高尚品德。　　咸丰、同治年间捻军在河南的活动，是清代人民反抗黑暗统治斗争的一部分。捻军进入河南后，与官府展开了生死搏斗。捻军领袖张乐行、张宗禹在河南各地的行迹，在碑刻中多有反映。在此期间，河南各地纷纷兴办团练，增筑城墙，修建村寨，咸丰四年汝州《叶县邑侯陈公独修城垣记》、咸丰六年博爱《重筑清化镇城碑记》、咸丰十年荥阳《重修须水寨碑记》、咸丰十一年虞城《重修虞城县碑》、同治元年新乡《小冀镇筑寨序》、同治二年洛宁县《创建王范盘围寨并详源流碑记》、同治四年巩县《将军寨纪工碑》、光绪七年卢氏县《创建卢氏县城记》等记述了城镇与村寨修建的缘起。这些修建同时又是城乡建设的组成部分。　　家族是构成社会的细胞。河南清碑中，墓志铭与墓碑占有最大的份量。墓主人物上至先祖、先哲圣贤、名臣循吏、英雄豪杰，下至寒儒布衣，田野田丁，市井小民。重在言其业迹，同时详细记述其籍贯、生卒年月日、出生地与葬地，以及家族世系与亲属关系。而且碑志中所言之人和事，有一部分史传里不曾言及，只有在这里才能见到。其中吴士功墓志、曹瑾墓志、张玺墓志、陈星聚墓志对他们在台湾任职期间的业迹有着具体记述。汝州王宝善墓志铭斥责清政府：“赔金四万万。一时拮据，罗掘分年子母算。正供不足，派摊行省郡县。派摊无出，乃乱丝牛毛税厘之纷办。然而肉已空，疮愈绽。债台层筑，更迭入天半。又况学堂、巡警各新政费皆筹于民，往往入千钱而用实一钱之未见。”有些家族还将本族族谱、家谱世系刻在碑碣上，公之于世。博爱的《刘氏家族世谱》、荥阳《刘氏家族》即是这类碑刻的代表。这些具体的记载资料，都是研究社会史所必需的资料，也是研究文化、教育、医学、遗传学的重要资料。　　寺庙是文化形态的重要标识。人们的思想行为受时代的制约。清人在创造幸福生活过程中，深感祸福变幻莫测，希望神灵的庇护。由于信仰的需求，清代河南各地寺庙，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规模之宏伟，超越了先前任何一个朝代。洛阳白马寺、开封相国寺、登封中岳庙、少林寺、汝州的风穴寺、博爱的月山寺、浚县的碧霞宫等都构建成为独立的建筑群体，又都成为河南最为优美的环境保护区。在现存的河南清碑中，寺庙碑刻的数量，仅次于墓碑墓志。其内容，不仅刻载有本寺本庙修葺的缘由、经费来源与建筑布局，朝廷和官府保护寺庙的文告、佛教道教的经典、祖师名僧的功德、寺庙土地财产管理办法，又刻载有寺庙与清代皇帝、政府官员、文人学士、社会名流的关系，还刻载有民众的瞻拜祈福还报活动，以及寺庙举办的祭神、商贸与娱乐为一体的庙会活动，而且这类碑刻记载多具有连惯性。特别是一些规模宏大的寺庙建筑，又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当地的建筑技术与绘画艺术水平，成为地方优秀文化的代表或亮点，受到各级官府的保护。嘉庆十六年六月，浚县正堂针对贪利之辈，在浮邱山碧霞宫里踞占庙内站台、两廊，强搭铺面，任意污秽等情形，树立《严禁作践庙宇告示碑》宣布：自示以后，如有前项贪利之徒，仍在山门内外、站台、两廊，强搭铺面者，许该住持暨乡地人等指名禀报，以凭挐究。倘敢扶同徇隐，一经查出，定行严惩不贷。各宜凛遵毋违。特示遵。此告示实贴碧霞宫。并且刊之于石。光绪十四年《南阳府南阳县示禁碑》，针对无知之徒“在祠内摩捶碑文，任意敲拓，藉以渔利”，就如何保护武侯祠碑刻文物作出六条规定。　　戏楼、舞楼、乐楼是民众娱乐场所，原附属于寺庙。清代中后期，寺庙戏楼持续得到修复或扩建，会馆与家族祠堂也都建起了形态各异的戏楼，出现在各地城乡有关寺庙、会馆、祠堂戏楼碑刻记录了这一活动在各地实施的情形。而不作为寺庙附属而独立存在的戏楼也在向乡村普及，成为民众娱乐活动的场所。同治十年《安邑东岭西村创修戏楼碑记》即为其中之例证。　　清代河南碑刻将记功、赞颂、记事、纪念与训谕、惩戒、昭示、标识于一体、融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体，内容宏富而又广泛，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资料价值角度来看，碑刻材料都是第一手资料。虽然当年的清人各种思想无不打上时代的印记，笔尖下渗透着喜怒哀乐的情感，但当时人记当时事、当地人记当地事、当事人记当事事的基本特点，决定了这些记述的真实性与可信性。它不是取之于常见的史书与社会传闻，而是据其亲身所历，亲眼所见写下的。再加上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所言当地之人与事，特别是城镇的土木修建、寺庙、学校的创建与维修、增修，道路、桥梁的修建，以及出现在当地的水灾、旱灾、风灾、地震、饥荒、赈灾，还有当地的民众信仰、生活习俗、家族世系、村规民约等，多为史书所不载，有的就连专记一方风土民情的志书里也很少提及。而碑刻中的记述则以翔实具体的资料，展示清代河南社会变迁的过程，以及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人民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用来补充史书中记载的不足，订正其讹误，并破解一些历史悬案、疑案。有关清代河南生态环境、煤炭的开发、陶瓷的生产、民风民俗，以及民间文艺、戏曲、音乐、舞蹈、手工工艺的状况，由于资料缺乏，至今很少有人涉足，而在碑刻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并不算少。这些都为研究者提供了难以获得的新资料，足以扩大人们的视野，使人们有可能对这些方面进行描述与探讨，进而拓展新的研究领域。　　再就艺术价值来说，碑刻是文章、书法、镌刻三者结合的综合艺术。碑刻上的书法真草隶篆楷行六体俱全，无论大大小小的碑刻，书丹人都是当时当地的名家。毫不夸张地说，河南清碑就是清代河南书法艺术作品的总汇。镌刻在碑石上书法家的手迹，或流畅飞扬，或方整朴厚，或峭拔雄伟，或龙飞凤舞，或灵秀妩媚，或平和含蓄，人们得以观摩品评各家各体风格，得到至高的审美享受。诸如《拟山园帖》与《琅华馆帖》，是清代书法大家王铎的代表作，也是同时代我国书法杰作的体现。《重修许州八里桥关帝庙碑》毕沅撰文，洪亮吉篆额，孙星衍隶书。《夏少康碑》毕沅撰文，洪亮吉题额，钱坫篆书，这些撰者、书丹者都是清代名家。《梁王卿墓志》张鸟撰文并书丹，梁王信镌字，亦为大清碑志精品。所有这些，在考古学家的心目中，是弥足珍贵的文物；而文字、书法、绘画以及收藏者，也能各取所需，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　　河南是华夏文明的重要传承区，作为重要文明载体的碑志资料向以数量庞大、内容丰富、书法精湛着称于世，前人已有《中州金石录》、《中州金石目》、《千唐志斋藏志》等著录和整理成果问世，然而对于距今时代最近、碑刻存世最多、分布最为分散的清代碑刻却没有系统地搜集整理。不少碑刻散落民间，尚未纳入文物保护的范围，于今仍然正在消失之中。先前有过录文，或作过拓片的碑刻，有的已不知去向了。因此收集整理清碑还具有抢救性的意义。　　这里还要着重提出的是，清代是个等级社会，等级观念渗透在社会各个领域。在官方碑刻中，等级观念是那样的明显，从撰文到选石与刻制都是很讲究的，都是严格遵依当时的制度规定而不能越过雷池一步。而在民间的碑刻中，等级观念则是极为淡薄的，在各地众多的捐资功德碑上，我们看到开列的捐资姓名与捐资数量，不论捐资人是男是女，也不论其捐资银两与钱、工数量多少，用同样的字体，将其姓名与额数一一镌刻在同一碑石上。作为民间私家的碑刻，其谴词用语，乃至书写、刻石也就不都是很讲究的。皇明、大明是明朝人的尊称用语。清代官方正式文献里称明朝，通常称明，或前明，或前朝，但在河南民间私家碑刻里也有称明朝为大明或皇明的。这一现象告诉人们社会现象是复杂的，出现在碑刻上的文字也是不拘一格的。切不可把复杂总是简化了。　　【资料来源：《中原文物》2012年第1期】

2012-07-26

清代缙绅录的内容、特点与史料价值探析

　　缙（搢）绅录，是古时载录全国范围职官的职掌、姓名、出身、籍贯、字号等基本情况的专书。缙绅录的编纂，大约源于南宋之《班朝录》，据宋人洪迈记载：“绍熙四年，客从中都来，持所抄《班朝录》一编相示，盖朝士官职姓名也。”今人张英宇认为：“这段话，是缙绅录最早的正式记载。”到明朝，缙绅录已颇为流行。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珍藏着几部珍贵的明代缙绅录，最早的一部是万历十二年春季“北京铁匠胡同叶铺”刊刻的《新刊真楷大字全号缙绅便览》一卷，另有同年叶铺刊刻的《新刊南北直隶十三省府州县正佐首领全号宦林备览》二卷，以及一部崇祯年间“洪氏剞刷斋”刊刻的《新刊详注缙绅便览》。由此可知，明万历年间，坊刻缙绅录已较为普遍。　　编纂缙绅录的传统为清人所传承，清末沈家本即指出，“至缙绅录之名，不详始于何年，大约沿于明世”。有清一代，缙绅录广为刊刻，有官刻、坊刻两途，数量甚多，具体书名则有《爵秩全览》、《大清缙绅全书》、《大清中枢备览》、《爵秩新本》、《爵秩全函》、《缙绅新书》、《大清日新职官录》、《大清最新百官录》、《职官录》等等。清代缙绅录，是都城北京的标志性出版物，不仅对研究北京地方文化史大有裨益，亦为研究清代官制，尤其是地方官制情况的珍贵史料。　　然而，清代缙绅录数量虽众，但存世者不多。由于缙绅录时效性较强，其现实使用价值等同于皇历，使用周期也与皇历一样，新的一出，旧的就被废弃，“因此早期刊本存世的很少，而保存齐全的就更少”。加之，清末民初兵燹、水火之祸频仍，此后的长时间内人们对之不甚重视，遂使大量缙绅录遭摧毁、散失。现存清代缙绅录分散保管于国内外公、私收藏机构。因此，成规模、成系列地反映清代不同时期刊行的缙绅录情况，尤为不易。有鉴于此，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整理了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的缙绅录，汇编成《清代缙绅录集成》（简称《集成》），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的一种，以95册之规模，由河南大象出版社影印出版，为学界研究缙绅录以及清代历史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笔者仅就《集成》所辑录的清代缙绅录的情况简要探析其内容、特点与史料价值。一　　清代缙绅录数量浩繁，内容丰富。就版本来说，有官刻与坊刻之分，二者载录的主体内容大致相同，但又有所分别。清代官员铨选、履历、升迁调补等任职变动情况及满汉官缺等信息主要掌握在吏部和兵部，故缙绅录的编纂者为吏部和兵部官员。兵部情况较为复杂，姑置不论。清代吏部设文选、考功、验封、稽勋四清吏司，“文选掌班秩迁除，平均铨法。官分九品，各系正从，级十有八，不及九品曰未入流。选人并登资簿，依流平进，踵故牒序迁之”，文职官员名册的编纂即出自吏部之文选清吏司。从现有史料来看，文选清吏司掌管缙绅录编纂事务至晚清方有明确记述。光绪三十一年（1905）文选清吏司正式设缙绅处，掌管进呈月折、循环簿、四季缙绅录，并设经承以办理事务。到宣统三年（1911）六月，内阁接收吏部印信文件，并分别归并事务，缙绅录的编纂划归印铸局管理。　　吏部刊刻的官刻本缙绅录，正式名称为《爵秩全览》，亦有称《爵秩新本》者。由于吏部铨选文官，因此《爵秩全览》只开列文职官员，顺序上先京官后外官，开列内容包括官员品级职衔、姓名籍贯、除授日期和科甲出身、核定养廉银数额等。外官部分还在各省、府、厅、州、县之下，分别注明疆域地理、行政结构、财政赋税、风俗物产等相关信息。另外，还分别注明“简缺”、“中缺”、“要缺”、“最要”等字样，以说明职务的重要程度。又标明“冲”、“繁”、“难”、“疲”等字样，说明该地方的具体情况，如是否地当冲要，是否政事复杂，职任是否繁重，治安状况如何，等等。武职官员名册称为《中枢备览》。“中枢”是兵部的别称，因武职官员由兵部铨选，故名。官刻缙绅录版式、刻工、装潢均严整考究，显示出官府出版物的气派。　　比较而言，民间书坊刊刻的缙绅录刻工、装潢都显粗糙，且多为袖珍本。各家书堂封面题签不一，有《满汉爵秩新本》、《满汉缙绅新本》、《大清仕籍全编》、《爵秩全函》、《大清缙绅全书》等多种名称。坊刻本往往将文职官员名册与武职官员名册合成一函，并在全书第一册封面上注明“某某书坊校准四季大小文武缙绅”的字样，封面仍然分题“大清缙绅全书”与“大清中枢备览”。坊刻本封面上一般都贴有书坊的版权标识以及本册的简明目录，如：“京都琉璃厂世锦堂满汉缙绅全书、武职中枢备览，第一本：序文、舆图、凡例、品级、顶服、仪注、凭限、路程、京官、盛京、奉天。”封里除标注书名、书坊版权字样外，还多标有“日新月异，校对无讹”字样，以及书坊标榜刻本质量，强调版权的字句，如：“钦遵本朝《会典》、《一统志》，各省奏销部册记载疆里、民风、学校、土产、钱粮、仓贮、驿站、夫役、杂税、养廉，每月职官升迁除授、姓氏里居，一一详补，辨舛订讹，了如指掌。赐顾一览便是，翻刻千里必究。” 　　清代坊刻本缙绅录的数量远比官刻为多。从内容来看，坊刻本比官刻本载录更为丰富，添加了诸如凡例、官阶品级、顶服俸禄、职名总目、铨选则例、官员相见仪注、赴任凭限及路程等内容。由于此类内容非官刻所载，无统一程式，各家书坊刊刻的缙绅录面目各异，增录的内容及次序也不尽相同。如乾隆二十五年同升阁刻《满汉缙绅全书》增录官职总数、顶服俸禄、官员相见仪注、铨选则例；嘉庆三年秋荣锦堂所刻《大清缙绅全书》第一本录有各省额中举人名数。坊刻缙绅录增加了很多居官须知的内容，更为实用，因此广受欢迎。二　　清代缙绅录，有独特的地域性，是北京特有的一种书籍。作为都城，清代北京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同时亦为最大的官场信息集散地，这种地域和人文优势促进了印刷业的繁荣发展，并催化出一批带有鲜明京城色彩的出版物，时人称“《题名碑录》、《馆选录》、《御史题名》、《文武缙绅》，并为京师必有之书”。缙绅录的编纂与刊刻，充分发挥和利用了北京城优越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资源，反映了清代北京浓郁的政治文化氛围。　　清代缙绅录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准确性和实用性。缙绅录的刊行，是为了及时反映在职官员的任职变化，以便人们掌握官员的动态信息并方便联络，而官员的任职经常变化，因此缙绅录必须不断重修，以保证其时效性。大体缙绅录每年按四季编排，连续出版。这就意味着每隔三个月，官员任职的变化就会反映在缙绅录上，以满足人们结交、办事、谋缺等需求。除了这些具体的任职变动之外，其他与之相关的信息如官员薪俸、州县地方基本情况、新增官职、税目等也会反映在缙绅录上。如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乾隆十三年、二十五年与二十七年缙绅录虽出自同一家书坊———琉璃厂同升阁，但均在凡例中注明因时增加的内容。十三年本“新增各府州县冲繁疲难要缺，程途、土产、原编户里、水陆驿递，全载以备查阅”；二十五年本新增内容更多，包括新补刊杂税及征谷数目、外省各官养廉银数、领运漕粮各官姓名、在京颁凭赴任限期、在籍候选在外推升赴任限期、各省来京路程、各府直隶州东西南北四界等等。时效性强意味着每一季刊行的缙绅录使用寿命非常有限，季节变换之后，旧的就失去了现实使用价值，被废弃掉。　　准确性强是清代缙绅录的又一特点。缙绅录依据《大清会典》、吏部或兵部档册、各省奏销部册及邸抄编写，以确保内容准确无误。按季编排，不断更新也是为了保证内容与职官之实际任职相符。另外，编者亦小心谨慎地有意避开某些不易查核的内容，以免失误。如乾隆十三年刊印之《缙绅新书》，以内务府官爵俱由内府总管大人题补，通过邸报无从查找为由，故不录；以各史馆非久远常设衙门，会典不开列，故不赘录；又以钦天监天文生，会典官制不载，故不混列。八旗官爵繁盛，又多同名者，不易分别，因此编者“请各旗有爵位者早赐名号旗分”，待收录齐全之后，“以遵补刻”，足见其慎重程度。可以说，权威的官方信息渠道、及时更新的原则以及编者谨慎认真的态度确保了缙绅录内容的准确性。　　时效性和准确性都是为了提高缙绅录的实用性。刊印缙绅录，得到清朝政府的认定和许可，有堂而皇之的理由，这一点，在叶一栋的序言中，有深刻揭示。所谓“圣人御宇，万国咸宁，如天之无不覆帱也，如日月之无不照临也。上公上相，参列乎三台；庶司百府，分陈于九野。上以示微垣建极之模，下以协风雨从星之愿”。无疑，缙绅录详细开载中央、府院、六部衙门在京、在外七品以上大小官员官职、姓名、原籍等信息是王朝统治稳固、社会安定祥和的具体表现。而且，明确等级、尊卑关系，显然也符合封建王朝以礼义治邦的需要。如叶所言，“方今圣天子明四目，达四聪，惇德允元而难壬人。凡登是书者莫不战兢惕厉，以仰体九重，钦崇治道，矜慎名器之思，其或不恭，则降谪之命甫下，梓人操寸，刀削其籍，如去垩焉。故其义尤莫近于《春秋》。”可见，编制缙绅录还能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警示和劝勉群臣的作用。　　此外，缙绅录在实际生活中还有一定的激励后人的作用。清末朱彭寿在《安乐康平室随笔》中对此有专门论述，他在书铺中搜罗到乾隆十八年、嘉庆七年和道光六年的缙绅录，皆百年以外之物，卷帙完整，纸墨如新。但朱之所以喜不自胜，并不完全为版本价值，更令他欣喜不已的是缙绅录载录了其祖先的任职情况，“每一展阅，得瞻睹先人姓氏，欣幸殊深，食德诵芬，益资自励”。祖先于缙绅录上有名，令朱彭寿倍感荣耀，又意识到加强自身修养，自强自励的必要性。这是缙绅录对官宦世家子弟所产生的另一实用价值。三　　清代缙绅录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具体而翔实的清代职官志，是研究清代历史极为珍贵而重要的资料。朱彭寿指出，“缙绅录一书在刊行时，第为审检当代中外官员人名而设，一经更调，便如明日黄花矣。然阅数十年或数百年，旧时人物，凋谢无遗，后之人浏览遗编，每足为徴文考献之助。故得之者辄加以题识考证，往往视如古籍，什袭珍藏焉”。诚如其所言，清代缙绅录的文献史料价值和意义不容忽视，下面仅撮要说明。　　清代缙绅录记录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在职官员的姓名和基本情况，从而为历史人物的研究提供了史料线索。较比其他记述清代历史人物的史料，如档案、实录、史传、碑传等等，缙绅录的内容显得有些简单，只有人物的姓名、籍贯、官职、科第等基本信息，缺乏更进一步的人物生平、事迹的详尽记述。但是，缙绅录的优势在于其记述的人物范围极广，尤其，在反映那些生平事迹难以在档案、实录、史传、碑传等常用文献中查考的历史人物方面，如地方基层官吏，缙绅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清末纂修方志，缙绅录已成为必要的资料。如余绍宋修《龙游县志》，在叙例中感慨万千，他谈到，“清代康熙、雍正年间，职官赖有徐起岩《续官师题名》可据。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则咸丰兵燹后，册籍荡然，绝为难考。兹就各族谱所载诗文，私家所藏稿本，及现存碑碣坊代，乃至残缺之公牍、缙绅录等（缙绅录半由仁和邵伯纲君章代向四处借抄，附此志谢），详加考稽，勉为编次。虽大体不差，而臆断终不能免，亦无可如何之事也。”可见，在研究地方基层官员方面，缙绅录提供了重要的人物基本信息，为进一步的研究开辟了途径。　　清代缙绅录是研究清代职官制度以及行政区划变迁的重要参考。缙绅录通过载录现任职官情况的变化揭示出各部官员任职的调整，有新增职位者，有裁撤职位者，有合并职位者，这些任职情况的变化，体现了清代职官制度的发展轨迹。综合比较分析不同时期的任职变化，则有益于研究职官制度发展变化的规律。缙绅录还可反映清代行政区划的变动，如“江南”析为江苏和安徽。另外，一些行政隶属关系的细微调整，省府统辖区域的变化，地方官吏的添置裁并等等，都可以借助职官名录的变化得以反映。在研究清代职官制度以及清代政区地理方面，缙绅录也是不可多得的史料宝库。　　内容广泛的缙绅录还载录了其他一些有益于史学研究的重要信息，可备史学研究之用。如缙绅录载录的每县的地丁银数、杂税银数、仓谷石数和办公银数，有裨于清代经济史研究。缙绅录附录的舆图，采取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画法，与现代相同，对研究疆域史、地图学史亦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清代北京刊刻缙绅录的书坊甚众，各有其特点，借助缙绅录还可透视有清一代书坊的变迁以及京城刊刻业的发展状况，等等。　　总之，清代缙绅录及时准确地反映了清代官场的任职变化，其信息量大，实用性强，遂在有清一代广为流行，大量刊刻。不仅如此，对当代的清史研究来说，缙绅录在研究历史人物，探讨清代职官制度史、疆域史、地图学史，乃至清代京城书坊的变迁诸方面，均有重要的史学参考价值和意义。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12年第2期】

2012-07-26

从“新清史”研究看《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的史料价值

　　军机处是清朝的特有机构，它提高行政效率并强化了君主的绝对权力，构成清朝政治的特色。军机处处理清朝的军国大事，其运转过程中形成的档案自然重要，而其中的满文档案尤为珍贵。满文寄信档是清代军机处专门抄载寄信上谕的重要档簿，无汉文副本，珍贵性毋庸置疑。　　阅读满文档案除了作为资料类型对于清史研究的价值之外，作为研究方法也引起学人的重视。美国兴起的“新清史”研究认为，满文档案本身构成了研究清史的独立材料，清朝满洲统治者以自己的语言书写的文件，可以直接对各种关于满洲与清朝的新问题提出回应，构成了现今所谓“新清史”的基础。强调清朝政治秩序是与“清朝是一个中国的王朝，但同时亦是由满洲人所建立、所统治”的事实相关连。“新清史”的研究寻求跳脱“大汉族中心主义”的局限，发现非汉他者（non-Han other）的观点，并将其整合进对整体国家与社会日益增加的了解当中。“新清史”认为满洲人从未失去他们在清代社会中是一个特殊群体的想法，他们可以维持少数统治的原因，主要因为他们能够一方面运用中国政治传统，一方面又同时维持其独特之认同。“也许新清史要提出来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可否不经质疑地直接将清朝等于中国?难道我们不该将其视为是一‘满洲’帝国，而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可能是最具刺激性的话语了吧。总之，在“新清史”研究者看来，重建清代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不同层面更完整的图像，满文档案扮演着重要角色。　　“新清史”无疑具有极大的挑战性，需要深入研究清史特别是研究满文档案之后予以验证与回答。近日出版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岳麓书社2010年版，以下简称《译编》），对于清史研究尤其是“新清史”的讨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一　《译编》的主要内容　　《译编》的“前言”详细论述了满文寄信档以及该书的编译经过，这里略加整理，扼要介绍。　　军机处设立于雍正七八年之际，军机大臣掌书谕旨，将上谕原件于发交之前，均抄录一份存案备查，因而形成了军机处的满文《上谕档》。在雍正朝的“军务”上谕档册中，已出现皇帝令将谕旨寄信给某某人的上谕，军机处在记录此类谕旨的发交时，也写明是写信寄送。乾隆七年（1742年），满文寄信上谕的文书格式初现，但尚不规范，满文寄信上谕的文书格式基本确立则在乾隆十三年。不过直至乾隆二十五年底，这种寄信上谕，仍载录于《上谕档》的“军务”簿册中。　　自乾隆二十六年始，军机处另立满文《寄信档》，专门抄载寄信上谕，即皇帝的命令和指示。此后军机处满文上谕档簿，即为《寄信档》与《上谕档·明发》两种档簿并存。“寄信上谕”系军机大臣奉旨以寄信的方式，密谕或速谕臣工的上谕，因其寄自内廷，又称作“廷寄”，具有机密不宜公开的性质，为当时不曾宣示中外的谕旨。满文寄信上谕档具有与汉文寄信上谕不相重复的特点，满文寄信档的发交对象有兵部、内廷、内奏事、京城衙署官员四种情形。其中军机处将寄信上谕加封后，交兵部钉封，并视事之缓急，分别命以马上飞递，或昼夜限行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及六百里加紧驿递。这种“特快专递”充分说明所传文件的重要性。　　乾隆朝的满文寄信档虽自乾隆二十六年起从《上谕档》中分出另立，形成系统的寄信上谕专档，但在二十六年以前，尚有一册集录了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一年寄信上谕的档簿，题为《密寄档》，《译编》也一并收录。这样该书收录了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一年、二十六年至六十年的满文寄信上谕，计4289件，加上附件22个，共计4311件，字数约180万字。该书对于已经出版的汉文《乾隆朝上谕档》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补充。　　《译编》是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的老、中、青三代专家编译审校完成的，成书质量堪称上乘。二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的一般价值　　乾隆朝统一天山南北，在清史乃至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随之而来，清廷处理了大量与之相关的边疆、民族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正如“前言”中所说，乾隆朝满文寄信档“大多反映了当时西北边疆以及东北等地政治、军事、民族、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史实……都提供了新颖的史料，从而将推动史学研究的更加广阔和深入的发展”。高度概括了《译编》的史料价值。杜家骥教授为《译编》作序，也指出：“边疆、民族事务，以及边疆地区与邻国关系事务，也因而构成了这部《译编》内容的突出特点。”笔者赞同他们的这些看法。　　杜序还分东北、察哈尔蒙古、漠南与漠北藩部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六个地区，列举一些廷寄谕旨，较为全面地说明所反映的边疆、民族事务的某些具体内容及清廷的治理措施。因此，笔者在这里采取重点介绍的方式，谈谈对《译编》史料价值的粗浅认识。　　以西北开发史为例。乾隆二十四年，清朝平定天山南北，正式统一新疆，为了维护在此的统治，清朝重兵驻守，屯田生产，解决粮饷。同时，由于内地人口压力问题日渐突出，移民开垦成为解决的措施之一。从二十六年起，清廷以兵屯、旗屯、犯屯、民屯、回屯等形式，组织兵丁、遣犯、徙民、维吾尔人屯田。学界对西北屯田已有深入研究，《译编》中乾隆帝处理新疆屯田的寄信档案可以作为补充资料。我们也可以从开发史的角度理解西北屯田，因为随着屯田的需要，不仅移民到此开垦，还有大量商人从事屯田生产资料与民众生活资料的贩卖，内地与新疆丝绸贸易兴盛，主要用来与哈萨克交换马匹。同时清朝为了人口管理而筑城，人口集中促进了当地城镇的兴起，居民生活繁荣，新疆城市化的源头在此。　　乾隆二十七年，乌鲁木齐办事副都统旌额理等奏：“本年乌鲁木齐携眷屯田民人陆续前来，其贸易人等亦接踵而至。计开设市肆五百余间，开垦菜圃三百余亩。请视其大小酌量分为三等，每月收取房租一、二、三钱不等，每年按亩收取菜园地租一钱，以充公用。”同年十一月初十日，乾隆帝谕令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乌鲁木齐等处将军、大臣等：“今乌鲁木齐兵民安插渐多，贸易人等亦陆续汇聚，皆藉官地建房开铺，开垦菜圃，理应稍收地租银两，充为公用。旌额理等所办甚属妥协。唯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等处亦有此等商人，伊等铺肆菜地，亦俱为官属，俱应照乌鲁木齐之例，酌量收租才是。”可知乌鲁木齐等地由于清朝组织移民屯田，带动了商人至此，为了满足吃菜、住房以及经商，官府出租菜圃，开设市肆，清廷酌收商人租银以充公用，必然促进城市聚落的形成与繁荣。　　伊犁也在此时发展起来。四十一年五月初五日，乾隆帝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等，将诚心来归之厄鲁特等收后安插，讲到：“我初定伊犁时，伊犁地方宽旷，多安置人，于地方有益，故将从各地来归之厄鲁特等，皆收后安插。今满洲、索伦、锡伯、察哈尔兵早已居住，且又聚集厄鲁特、回子、土尔扈特屯田兵、商民数万，地方已归热闹。”呈现出伊犁早期城市多民族居住、商贸繁荣的图景。　　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乾隆朝开始了对于和田玉的大规模开采。今天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的玉器基本上是乾隆朝的遗产，寡人好货，乾隆帝有“玉痴”之称，乾隆时期开采玉石问题在满文寄信档中有大量记载，学人已就其中的高朴玉石案加以研究，揭示了多种面向的历史，这一问题尚需要多学科的共同研究。　　再以民族事务、中俄关系以及恰克图贸易为例。乾隆帝平定准部后，阿布赉汗率哈萨克归附清朝，哈萨克不时遣使朝觐，接受封赏，在乌鲁木齐等地交易互市。清朝在伊犁、乌鲁木齐驻军屯田所需马匹，皆赖与哈萨克贸易所得。寄信档中关于哈萨克的资料很多。乾隆三十六年夏，移居伏尔加河流域140余年的土尔扈特蒙古因在俄罗斯地方窘困已极，近7万人历尽艰辛返回伊犁河流域，被清朝分别安置于科布多、阿尔泰、塔尔巴哈台、伊犁、乌鲁木齐一带地方，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俄罗斯虽然对此颇为不满，但亦无可奈何。《译编》收录了有关土尔扈特蒙古的大量资料。土尔扈特蒙古、哈萨克均与俄罗斯相关，清乾隆时期与俄罗斯保持了较好的国家关系，两国在恰克图进行贸易。不过清俄也不时因贸易问题产生矛盾与纠纷，清朝曾于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五十年至五十七年三次停止恰克图贸易，牵制对于清朝有迫切贸易需求的俄国。《译编》中有大量关于恰克图贸易交涉以及其他清俄外交关系的档案资料。乾隆帝大量处理民族事务，特别是围绕清俄涉及与哈萨克、土尔扈特、布鲁克、安集延等族群的关系，纵横捭阖，恩威兼施，洞若观火，较好地维系着民族、国家间的关系。　　此外，从一些学者对于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的利用，也可以看出这批档案的价值。如清朝在统治喀尔喀蒙古之际于大库伦（今乌兰巴托）设置了办事大臣，在清朝对喀尔喀统治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学者对此研究。乾隆三十年发生维吾尔反抗清朝压迫的“乌什事件”，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乾隆帝前后颁发了几十道谕旨，编译者赵玉梅就此讨论。李刚在编译寄信档的过程中，注意到一件有关官员补服违制的满文档案，记载的内容是：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初一日，乾隆帝南巡海宁回京，内务府总管兼户部侍郎、副都统金简，作为身边近臣前去接驾。金简自以为身兼文武，别出心裁地在补子锦鸡旁边绣了一个狮子，穿着这件补服在乾隆帝面前炫耀。不料两天后乾隆帝询问其补服来源：“惟似此补服，或买于铺，或他人给予，或伊有意穿错。”对其申饬“向穿补服时，须看身兼职任之大。文职大员穿文职补服，武职大员穿武职补服，向无如此兼制穿用之例”，强调“此种风气，断不可滋长”，通谕身兼文武之诸大臣，自此无再混淆。三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的“新清史”研究价值　　关于清朝与中国的关系问题，《译编》中确实没有使用过“中国”、“中华”的词汇，而在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寄谕库伦办事侍郎索琳等所附《送俄罗斯厄尔口城固毕尔纳多尔之咨文》、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六日寄谕喀尔喀亲王蕴端多尔济等所附《喀尔喀副将军蕴端多尔济致俄罗斯厄尔口城省长之咨文》，开头都是“大清国办理边务……咨行俄罗斯国办理边务……”的格式。但是自称“大清国”并不能说不代表中国，这就类似于自称“大明”而不说“中国”。　　满文寄信档的对外叙事中，大量出现的是“天朝”一词。《译编》有29件寄信档或附件出现了“天朝”一词。用法有天朝之人、我天朝、恭顺天朝、归顺天朝、天朝体统、天朝之尊、天朝与外藩、天朝所遣等，使用最多的是“我天朝”如何如何，与“天朝”同时出现的称乾隆帝为“大皇帝”、“大圣主”、“圣主”。“大圣主”为赞美之词，“天朝”代表国家，“大皇帝”则是本国与朝贡者共主的意思，也有统治天下的含义。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初四日，寄谕理藩院尚书新柱等著将爱乌罕使臣等交侍卫等送至叶尔羌：“今爱乌罕使臣抵达后，虽跪呈奏章，却不肯叩头，恳请仍以伊等之礼朝觐。军机大臣等责称，尔汗遣汝何为，莫非不是前来朝觐?大皇帝乃天下一统之君，不但尔爱乌罕，凡俄罗斯、西洋人以及从前准噶尔人等来朝，无不行以叩拜之礼。君即如天，尔等难道亦不拜天乎?等语。反复晓示，和卓方转行叩拜之礼，但终究勉强。”可知这里的“大皇帝”是天下共主之意，要求外邦朝觐时行叩拜礼。　　同年还有一个重要事例，五月三十日寄谕在京大学士、尚书等询问俄罗斯文书内将其女皇称作“大皇帝”一事。乾隆帝阅读译出的俄罗斯文书，看到其将女皇称为大皇帝，要大学士传谕来保、舒赫德等，询问俄罗斯来使等：“天下大皇帝唯有一人，除我统循天下之大皇帝外，他人岂可称作大皇帝。况各藩部来文奏疏，俱各写其称号，从无自书大皇帝之例。即使从前尔等来文，亦不敢将女皇写作大皇帝，只写作女皇而已，此乃多年奉行之惯例。今日尔等何以将女皇写作大皇帝?”还说：“从前因此事所译俄罗斯字书内，并无写作大皇帝之处，而此次拉提诺字书内，又有我等大皇帝之词语，前后不一。此若系我翻译俄罗斯文书之人学识欠缺，意所难尽，其情尚可原谅；若系故意回避不写，则断不可姑容。总之，俄罗斯人多年未敢如此写作大皇帝，今骤然而书，尚宜问明缘由，其关系至重。”可见，“大皇帝”为统治天下之意，只能有一人，是与“天朝”相配合的，应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观念。乾隆帝对于俄罗斯自称“大皇帝”非常敏感，告诫臣下翻译时慎重处理。　　使用“天朝”的具体事例，如乾隆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寄谕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纳世通，要求宣谕回众：“我天朝律例，凡私将内地事务泄漏与外藩者，其罪即同反叛，将妻子亦应一并正法。”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伊犁将军伊勒图致哈萨克阿布勒比斯之札付》强调：“天朝与外藩相互行文，均有定制，不得逾越。”四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寄谕库伦喀尔喀郡王桑寨多尔济等，所附《致俄罗斯固毕尔纳多尔之文》，指出：“我天朝办理边务时，惟秉公办理。”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等，所附《乾隆帝谕哈萨克阿布赉等之上谕》提到：“我天朝之道，凡于外藩，恭顺则爱育之，鸱张则征灭之。”四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寄谕驻库伦办事御前行走蕴端多尔济等，说到：“办理诸务，唯示以俄罗斯我天朝大国之仪，不可令其稍有疑窦。”五十六年二月十八日寄谕伊犁将军保宁等，令其晓谕土尔扈特蒙古车凌乌巴什：“今尔等与哈萨克同为天朝部属。”这些行文的“天朝”都是指“大清”，即清朝，它与“外藩”相对，“天朝”包含着土尔扈特、哈萨克等“部属”。由于“天朝”一词为汉族语汇，传统上代表中国，因此“天朝”延续了“中国”的用法和含义。我们难以判断“天朝”是“大清”而非指“中国”。　　当然，笔者也不否认清帝身份的多重性以及带来的统治的多样性，满文档案可以帮助研究这一问题。如清帝强调敬天法祖，敬天包括祈雨等仪式。无论是清实录，还是在清会典当中，都记载了清帝实行中国传统雩祭礼祈雨，满文寄信档还记载了乾隆帝利用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的祈雨祈晴办法，如任用回人尼咱尔布库尔等，采取汉藏佛教的大云轮经，或设坛祈祷，还派阿哥行礼祈祷。乾隆帝的祈雨祈晴措施，兼用汉、蒙、回等民族人员，具有少数民族皇帝统治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性。　　寄信档中还有大量关于使用满文的记载，体现出满语的政治性与清朝的统治特色。满语为清朝国语，承办八旗事务及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满蒙官员，一般都用满文缮写公文，不准擅自使用汉文；有关诰敕、谕旨、寄信及各部院的行文，也都用满文书写。有学者引用寄信档说明，管理宫廷和陵寝事务官员也不能随意用汉文缮折奏事。如乾隆二十六年二月，管理东陵事务贝子允祺用汉字折奏事，乾隆帝降谕给军机大臣：“顷贝子允祺为修葺陵墙事，用汉字缮折具奏。此事应清字缮折具奏，而允祺用汉字折，殊属非是。倘奏销时清字繁多，欲用汉字尚可，用清字奏销亦可。著饬行允祺等，嗣后凡关系陵寝事宜，皆令缮写清字折具奏，不准用汉字缮字。此次所奏汉字折，著即销毁，以清字注册。”不过这种“清字”、“清字折”的用法在满文寄信档中并不多见。满文寄信档亦无“国语”一词。　　乾隆帝强调使用“清语”，保持自身的民族性，以获得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认同。如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八日，寄谕驻乌什办事副都统素诚等著加意熟习清语：“素诚接奉前旨复奏，哈萨克前来叶尔羌等处贸易一折内，清语不通，朕已改正发还。素诚系满洲奴仆，又在回疆办事，理宜勤学清语，乃折内竟有不成话者，皆由素不熟习所致。此成何体统，殊属非是。著严加申饬素诚。再，各城驻扎之员，俱系满洲大臣，平常办事应用清语，不可助长汉人之习。若不勤用清语，渐成汉人风俗，致失满洲体制，必为回子、哈萨克、布鲁特诸部所笑，此断乎不可也。此等之事，朕从前屡经降旨训导。现在伊犁地方，满洲、索伦、察哈、厄鲁特、回子等错处，尤当以清语为要，使之娴熟。著传谕明瑞及各城驻扎大臣等，加意习之。”不仅批评了素诚清语不通，还要求新疆各城驻扎之员平常办事应用清语，防止汉化，保持满洲体制，在回子、哈萨克、布鲁特诸部面前维护良好形象。再如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寄谕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著将巴里坤等处满洲兵练成精锐之师，指出：“巴里坤、乌鲁木齐驻防满洲兵，特为伊犁、塔尔巴哈台，以固守边疆而设，非内地驻防兵可比。”要求：“此项官兵，不惟教导清语，而且将马步箭、放枪、步行、骑马等武艺，必皆留心训练，以图精锐。”即保持满洲的清语骑射传统。乾隆帝经常指出大臣奏报“清语生疏”、“清语欠缺”，甚至“清语太差”的不当之处，予以纠正，并严加申饬。任命考察官员也参考清语的程度。　　不过满人的汉化也是明显的事实。乾隆四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寄谕盛京将军弘晌等，著满洲人等学习清语以复满洲本业，乾隆帝很愤懑：“果尔敏系考取笔帖式，又系盛京本地之人，清语理当熟练。乃至清语全然不能，岂有此理?盛京乃满洲根本之地，风俗废弛，至于此极，尚可问乎?”于是要求弘晌：“令满洲等学清语，以复满洲本业。”此事系吏部带领引见盛京兵部送到指缺补放户部笔帖式时，被乾隆帝发现果尔敏“除奏履历外，询以清语，一句亦不能”。事实上，乾隆帝往往通过引见告诫满洲人学习清语。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著于武官中留心教习清语：“由兵部带领引见之伊犁佐领瑚兴额之清语甚为生疏。夫佐领者，乃管兵之员，伊若不会清语，则如何教习兵丁耶?此皆由伊等平素竟说汉话而不说满洲话所致。诚能经常练习会话，则清语何以生疏至此耶?将此顺便寄信伊勒图，嗣后务令留心善加练习，仍有清语似此生疏者，则断然不可。”乾隆帝不断强调学习清语，也正是满人迅速汉化的反映。　　综上所述，笔者初步利用《译编》，浅尝辄止，就感到该书具有的重要学术研究价值。《译编》不仅提供了大量清史研究中常见问题的资料，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还可以挖掘资料做一些专题性的研究，特别是针对“新清史”研究提出的问题，进行相应的研究。学术之树常青，新资料与新方法是其保证。笔者郑重推荐《译编》这部新资料，相信该书会给乾隆乃至清史研究带来新气象。　　（资料来源：《历史档案》2011年第1期）

2012-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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