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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北京大学世界语传播概述[1]
作者:张立程 责编:

来源:《山西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6-02-16  点击量: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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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世界语(Esperanto)清末传入中国,但真正在中国得到推广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摇篮,对于世界语这种外来语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传推广,并走出校园,到民众中进行宣传,从而为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五四”新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观念则是世界语在中国得以大力推广并形成社会运动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 “五四” 北京大学 世界语  世界主义

世界语(Esperanto)诞生于1887年,创始人波兰柴门霍甫(Zemanhof)博士。世界语诞生后迅速于一战期间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开来,并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此后,经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在中国形成世界语传播的热潮。学术界现有研究或着重于世界语在中国传播过程及范围的概述,或侧重于世界语传播之于清末民初思想界的重要意义的探讨,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世界语在中国特别是北京大学的传播状况的研究尚待深入。北京大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世界语传播恰逢其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推广。北京大学自蔡元培被任命为校长后,大力推行世界语教育,不但开设了教职员工世界语班,在教职员工当中培训世界语,而且将世界语作为一门课程用于日常教学当中。甚至成立了北大世界语研究会,作为研究世界语、推广世界语的机构,并联合北京世界语学者成立了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招收世界语爱好者,在校内传播世界语、推广世界语。本文对五四前后北京大学世界语传播概况进行梳理,力图在概述这一时期世界语传播状况的基础上对世界语传播背后的思想动因试作探讨。

一、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

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非常早,清朝末年便已传入中国。1891年,在沙俄占领下的海参崴已有世界语学社出现。当时一些俄国商人将世界语带至哈尔滨,有一位俄国人到上海开办世界语讲习班,陆世凯等人参加学习,并于后来在上海开办了世界语夜校。然而,此时的世界语传播寥若晨星,更多的人是将其视作一种外语工具而加以推广,谈不上有什么影响。世界语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是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世界语在中国之所以短时间内能够异军突起,与中国人的另眼相待不无关系。

首先,中国人自古便有以民为本的“大同”理想,从孔子到康有为,其思想从未间断过。世界语本身的价值也成为其备受推崇的重要原因。其次,世界语采用西方字母语言为单字,用各国语言作为补充,能够适应各国民族语言的特点,加上本身易学好懂,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进行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沟通感情,受到了知识分子的欢迎。第三,近代以来英语国家的强势入侵,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里英语横行,这种现状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内心的愤慨与反感,英语仅仅被当作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一个门槛、一种工具而被搁置一旁。二十世纪初年,随着大批青年赴日留学,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思潮通过他们得以传入国内。一时间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试验主义思潮在中国甚嚣尘上。世界语也趁此机会受到了留学生们的青睐。留日学生刘师培、张继等人在留学期间向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学习世界语,出版了《衡报》、《天义报》,在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同时提倡世界语。1908年,刘师培等人回国,在上海创办世界语传习所。与此同时在欧洲,许多留学生也开始接触世界语、推广世界语。1909年留法学生华南圭在巴黎出版《世界语科学文学》杂志;吴稚晖等人在巴黎创办《新世纪》汉文周刊。这两个刊物都竭力宣传世界语。留法学生许论博回到广州后,创办世界语讲习班。与此同时,留英学生杨曾诰也开始学习世界语,并著《万国新语》一书,详细介绍了世界语。[2]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世界语者开始在国内积极推广世界语。1909年盛国成在上海创办了中国世界语会,发行《世界报》。1911年,奉天开办了世界语学校,漳州也出现了世界语学社。由林振翰编译的《汉译世界语》由科学会编辑部出版。作为光复会创始人的蔡元培早在1904年便开始推广世界语。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后,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他大力推进世界语教育,宣布全国示范学校把世界语列为选修课。同年,中国世界语会改组为中华民国世界语会,会员达到三百多人。该会在上海建立中央事务所,下设世界语函授部,并在广州、常熟、漳州、南京、泉州、青岛等地设立了分所。长沙、厦门、杭州、株洲、开封、绍兴等地也纷纷建立世界语学社和世界语传习班、研究会、传播站等团体。[3]到1915年中国世界语传播已经开始从无序走向有序,呈现出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趋势。

二、“五四”时期世界语进入北京大学及在北大的传播

然而,世界语在中国知识界形成学习的浪潮,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1914年一战爆发,中国知识界面对有史以来空前规模的大战,就东西方文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新文化运动于此时蓬勃开展,北京大学成为学界宣传西方思想的主要阵地。以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阵营提倡以白话文取代古文,对传统文化的弊端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判与揭露。他们探讨以西方拼音字母来取代汉字,最终实现中国文字的字母化,以实现“全盘西化”的主张。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倡导“兼收并蓄”的学风,他的到来使新文化运动阵营深受鼓舞。蔡元培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从上海搬到了北京,从而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蔡元培刚上任,便决定在中文系开设世界语选修课,他聘请了中国世界语协会的负责人孙国璋担任世界语选修课讲师,在北京大学开始普及并推广世界语,孙国璋并担任国际世界语协会的北京代理员。1921年8月,蔡元培代表中国政府出席檀香山太平洋教育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在各国小学教授世界语的提案。他又在全国第七届教育联合会上提议实施1912年教育部的部令,将世界语正式列入师范院校的课程。同年,北京大学世界语研究会成立,蔡元培兼任会长。1922年他邀请俄国著名盲诗人爱罗先珂到北大教授世界语,并与吴稚晖、陈树声等人一起创办了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鲁迅为表示对世界语的支持,允诺到该校教授《中国小说史略》。4月18日至20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世界语学会派黄尊生、区声白,北京大学派爱罗先珂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世界语加入学校中的国际联盟特别会议。爱罗先科代表北京世界语学会出席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十四届国际世界语大会。1924年蔡元培代表中国出席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第十六届国际世界语大会。12月15日北大举行世界语联合大会,两千多人出席,总统派代表顾维钧出席大会并致词,蔡元培在会上发表重要演说。北京政法大学开办世界语班。1925年,作家柔石在北京大学选修世界语课。黄遵生代表中国各商业团体出席5月14日在巴黎举行的世界语在商业及实业中应用的第二次大会和科学家会议。8月,中国代表方万笏和法国里昂大学世界语学会代表黄尊生、区声白出席第17次国际世界语大会。黄尊生在这次大会第一期暑期大学发表了关于孔子思想的讲演,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4]

世界语在北京大学的推广,始于1917年。是年,蔡元培自德国回国后,在老友汤尔和的推荐下被北洋政府教育部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他很快便把世界语的普及推广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他在北京大学校内首先开设了世界语选修课,聘请孙国璋、爱罗先珂等人担任教师。在鲁迅、钱玄同等人的大力倡导和推广下,北京大学世界语呈现了欣欣向荣之势。北京大学每学年都开办世界语班,从北京大学世界语班开设最初只有两个班级,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多,以至于需要增设班级,可以看出选修世界语的学生也呈逐年增多的趋势。北京大学在开办世界语班的基础上,又为满足对世界语感兴趣的学生开办了世界语特班,人数和教材以及班级规模也逐渐固定。区声白、傅振伦等人成为个中翘楚。区声白还翻译了世界语的创始人柴门霍甫博士的传记,并留学欧洲,亲身感受了欧洲世界语运动的蓬勃发展。

学习世界语不仅要在课堂上专心听讲,在课余时间也应当注意阅读有关世界语的作品,北京大学的教师学生为此翻译介绍了大量的世界语小说剧本以及报刊杂志。[5]

校内开办的世界语班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然而,选修世界语的学生在结业后如何进一步获得提高?北大为此成立了北京大学世界语研究会,作为北京大学世界语的研究机构,北大世界语班的学生毕业后可以加入研究会进行深造,研究会地址位于景山东街北京大学校园内。从其简章中不难看出,北大世界语研究会入会条件并不严格,只要是有志于世界语研究,具有一定基础者都可以成为会员。[6]

北京大学世界语研究会及其阅览室受赠以及翻译介绍的有关世界语的书刊杂志五花八门,涉及到自然科学、医学、文学、语言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当中既有报刊、杂志、教科书、工具书,更有小说、剧本、诗歌、谚语、格言以及传记等多种体裁形式,分别满足了不同层次的读者的需要。[7]

仅仅翻译世界语杂志,对于急于学习世界语知识的北大学生当然不够,他们成立了世界语阅览室,接受各地世界语人士捐献的书籍、杂志等读物。[8]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北京大学世界语研究会阅览室接收到的各种馈赠杂志、书籍至少在一百种以上。[9]

语言学习不能在孤立的封闭环境当中进行,学习世界语必然要和国外世界语组织加强联系,进行接触。北大学人在孙国璋等人的联系下,与欧洲美洲以及近邻日本等国的世界语组织建立了联系,并时有书信来往。在保持书信来往的同时,北大还派人参加世界语大会,加强与世界各国世界语人士的交流。[10]与此同时,他们加入了瑞士日内瓦寰球世界语会(U.E.A),并动员校内外有志于此者成为其会员,订购世界语报等报刊杂志。[11]

北大世界语班成果斐然,社会影响也日益深远。为解决北京知识界及有志于此的人士没有机会学习世界语的难题,在蔡元培等人的倡议下,北京大学成立了世界语专门学校,对北大校外的青年学生进行培训。[12]

随着世界语运动的开展,1924年冬,北京大学联合在京各世界语组织与专家共同举办了盛况空前的北京世界联合大会,顾维钧作为总统特派代表参加了这一盛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大会选举蔡元培担任世界语联合大会主席,并通过了新学制下的学校都将世界语课程引入课堂教学、教育行政部门从上到下都设立推广世界语的机构见习会或传习所、筹办世界语专门学校及设立专门的世界语书社以推广文化等九项提案。[13]大会还投票选定蔡元培、孙国璋、王桂森、陈廷璠、周作人五人为大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设定北京大学第二院世界语研究会所在地作为执行委员事务所。[14]

三、北大世界语传播的原因及意义

世界语仅为一种语言,何以能在一战期间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蓬勃发展,以至于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概括起来,当有如下三点:

(一)世界语本身具备的特点。世界语作为一种人造语言,其优点在于简单、明确,世界语避免了自然语言经长期历史演变而形成的文法繁密细琐的弊病,单词数量“虽无完全之辞典可以核计,然其通用之字根不过二钱,比德语少四十倍,比法语少十五倍,比花语少二十四倍有奇也。至其文字之结构,亦极单简,其基本文法仅十六条,无双例,无成语。”[15]与西方与言文字相比,中国文字不合乎语法逻辑,其“数千年思想之闭塞,学术之退化,未始不由于此。”西方语言比较合乎逻辑,而世界语最严格遵循语言逻辑,故而阐发精深微妙之学理,最为合用。

(二)世界语得以传播的社会历史环境。任何一种信息在社会中能够广泛传播,离不开适宜的传播环境。世界语的传播同样如此。“五四”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氛围,为世界语的推广普及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首先,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权,为社会思潮的解放建立了制度上的保障。其次,这一时期知识界向西方寻求改革方案的努力获得了丰硕的成果。随着思想枷锁的逐步打破,较为开放的社会氛围有助于多元文化、多元思想的传播、交流,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也为世界语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使得西方社会政治思潮如雨后春笋般涌入中国,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在思想界竞相登台、互相碰撞,不断消解着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各种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方案竞相出台。与世界语相联系的世界主义便是在这样一种土壤中得以生根发芽。

(三)传播者的大力倡导。世界语作为晚清西学东渐的一项内容,世界语在中国得以传播离不开传播者——新式知识分子的大力提倡,就传播内容——世界语而言,除了世界语本身易学好懂,容易上手外,传播主体的意图则是影响世界语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五四”时期新式知识分子耳闻目睹了一战这一空前的人间惨剧,心灵不能不产生极大的震撼。学界此前盛行的个人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念被人类争相残杀的现实击得粉碎,他们认为一味提倡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会导致世界各民族为了争夺资源、市场而互相残杀,一战便是战前西方盛行的国家主义至上造成的恶果,“欧洲之战,杀人盈野,流血漂杵。各国政府,昔以厉行国家主义为事者,今则自食其报。”[16]既然在国际交往时不能仅仅为了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作那些危害全人类的事情,那么只有在各民族和平相处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国际和平。而实现国际和平的途径在哪里呢?胡学愚以为,“文明之进化,思想之发达,由于问学。问学之传递,由于语言。故语言之不统一,实为世界进化之大障。”[17]“盖人类间无论个人团体,往往因言语不通而生猜忌,因猜忌而相争斗。野心之外交家,遂得利用之,以行其损人利己之政策而破坏国际之和平。”[18]陆式蕙亦曾说:“盖国际感情之所以不能和洽者,其主因为语言。语言各异,则交际之间自生亲疏之心。”[19]而由柴门霍甫发明的世界语,从其本意来讲便是为了消弭各国、各民族之间因言语不通而难以沟通思想的弊端,恰好能够承担这一重要重任。也无怪乎蔡元培等人对世界语抱有如此热情了。

而且,世界语的作用还不仅仅在于能够沟通中西、交流思想、传递信息。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推广世界语,可以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为实现世界和平、人类大同的理想而奋斗。这正与西方国家的世界主义思潮相契合。在陈独秀等人看来,世界主义与世界语的关系非常密切,世界主义承载着新式知识分子的良好愿望与期许,与世界主义一脉相承的世界语自然也是需要大力提倡的了,他对世界语与世界主义的关系有着精辟的论述:

世界语之成立,非即为世界主义之实现。且世界主义未完全实现前,世界语亦未能完全成立。然世界人类交通,无一共同语言为之互通情愫,未始非世界主义实现之一障碍。二者虽非一事,而其互为因果之点,视为同问题亦非绝无理由。此仆对于世界语之感想,而以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也。譬之吾中国,闽、粤、燕、赵之人,相聚各操土语,其不便不快孰甚?普通官话(即国语)之需要,自不待言。[20]

但是,世界语是以西方语言为基础创造而成,提倡世界语是否会削弱本民族的民族性?陈独秀以为,“今之世界人类需要取材多数通用之世界语,不能强人皆用英国语或中国语,犹之吾国需要取材多数通用之官话,不能强人皆用北京话或广东话也。”而且,“语言如器械,以利交通耳,重在一致之统一,非若学说兴废有是非真谬之可言。”[21]即使世界语以后成为国际通用的语言,也并不意味着要立即废除各民族的语言。而且,既然世界语是以基本词根配以各民族语言形成的人造语言,那么中国在传播推广世界语时,将中国传统文化向世界各民族传播,“吾人之文明,吾人之艺术,果于世界史上有存在之价值,吾人正可假世界语之邮,输出远方,永远存在。”[22]

诚如陈独秀等人所言,语言文字乃是人类沟通思想、交流感情的一种工具,作为传播符号而言,其本身并不存在更深刻的意义,只有在承载传播者或传播主体一定意图和思想观念时,世界语才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而且,五四时期陈独秀、钱玄同、蔡元培等人如此热衷于世界语,却是把世界语当作沟通西方的重要手段,以为依靠世界语便可以从此消除中西之间的文化隔阂,提倡世界大同的世界主义能够为西方所认可,从而实现世界民族的和平与东西方文化的平等交流,这实际上也是五四学人的一厢情愿,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造成中外文化隔阂与民族压迫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强势文明的横行。中国近代之所以屡屡遭受外国侵略的原因则是资本主义开拓全球市场、建立世界霸权的必然结果,将国家民族的前途寄托于世界主义的黄粱美梦,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The Spread of the Esperanto in Peking University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Zhang Licheng

Abstract: The Esperanto broadcasted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However, it was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the May 4th Movement that Esperanto was spread. As the cradle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Peking University propagandized Esperanto and spare no pains in popularizing it. Moreover, they went out of school, publicized in the mass and established the movement foundation of Esperanto. The cosmopolitism of the new intelligentsia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is the idea foundation of the Esperanto campus developing and coming into being social movement.

Keywords: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 Peking University, the Esperanto, the cosmopolitism


[1] 作者张立程(1977—  ),山西应县人,历史学博士,中国计量学院人文社科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2] 转引自《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第2页,侯志平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5年版。

[3] 转引自《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第2页,侯志平著,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5年版。

[4] 转引自侯志平著:《世界语运动在中国·中国世界语运动年表》,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5年版。

[5] 《北京大学日刊》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第五版、七年四月二十七日第五版、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五版、七年四月三十日第五版、第一百二十七号第五版、第一百二十八号第五版、第一百三十号第五版、第一百四十号第五版、第一百四十九号第五版、第一百五十二号第五版、第一百六十四号第六版、第一百六十号(第五版)、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二版。

[6]《北京大学日刊·国立北京大学世界语研究会简章》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第一版。

[7]《北京大学日刊》九年五月二十日第二版。

[8]《北京大学日刊》九年十月一日第一版、九年十月五日第一版、九年十月十八日第一版、九年十月二十一日第一版、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第一版、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第一版、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第一版、十年三月二日第一版、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第四版、十年十一月二日第四版、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四版、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三版、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二版、十三年四月七日第一版、十三年五月十六日第一版、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第一版、十三年十月三十日第一版、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一版、十四年月日第一版、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第一版、十四年三月六日第一版、十四年四月十六日第一版、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一版、十四年五月三十日第一版、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第一版、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二版、二十年一月二十二日第二五三八号第三版。

[9] 同上。

[10]《北京大学日刊》第期九年九月十四日第四版、九年十月四日第一版、九年十一月九日第一版、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一版。

[11]《北京大学日刊》十年十二月五日第三版。

[12]《北京大学日刊》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第三版。

[13]《北京大学日刊》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二版。

[14]《北京大学日刊》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二版。

[15] 胡学愚:《世界语发达之现势》,《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一号。

[16] 胡学愚:《世界语发达之现势》,《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一号。

[17] 胡学愚:《世界语发达之现势》,《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一号。

[18] 蔡元培:《蔡孑民在世界语学会之演说》,《东方杂志》第九卷第五号。

[19] 陆式蕙:《世界语之世界观》,《东方杂志》第九卷第七号。

[20] 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21—722页。

[21] 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21—722页。

[22] 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21—7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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