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粮台在战争时期设立，以保障军饷、军需用品的运转与供应，战争结束后大部分粮台也随之裁撤。粮台虽然是临时设定的非正式机构，但是得到朝廷认可，是一个合法的军事机构。清代早期的粮台保持着一个稳定的运行状态，即由清廷设立粮台并负责军饷的筹集与发放，统兵大臣只负责带兵打仗。直至咸同时期，太平天国力量的兴起、镇压起义所用军费的增加、湘淮军的建立等一系列变动，使得粮台的管理运作发生很大的变化：清廷逐渐将饷权下放，统兵大臣和地方官员对粮台的管理与控制也开始加强。清代末期，粮台被从西方引进的近代兵站代替，到辛亥革命之时，粮台这一传统的后勤机构已不复存在，“中国战时后勤体制由传统的粮台正式转变为近代的兵站”[1]104。

有关清代粮台的研究，目前已有一定数量的相关论文。但是有关粮台的研究专著并没有出版，只是在关于清代军事与军事后勤制度的专著中会提及粮台。本文按时间顺序，对有关粮台的研究著述做一个梳理，以此总结现存著述如何对粮台进行研究，以及对粮台的关注之点。

一

专著方面，未曾出现专门研究粮台的著作。现有著作大多是将粮台作为章节中的一小部分进行阐述。

沈云龙主编，罗尔纲所写的《湘军新志》研究了湘军粮台的具体组织、负责人员：“湘军粮台的组织分立八所，曰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以条综众务。粮台设总理一人，以揽其成，各所则分派员各若干人，以司其职”[2]110。书中说明了湘军粮台的新特点：“第一，粮台人员不是朝廷特派大员经理，而是由主帅派委，其权操于主帅，调兵转饷都以一人综理其成，故无掣肘之患。第二，粮台转运方便，湘军粮械都以水师供转运”[2]110。罗尔纲所写的另一专著《湘军兵志》中有关粮台的论述大体与《湘军新志》相同，在此不作赘述。

王尔敏所著《淮军志》中表明粮台为营制方面的重要后勤组织，“粮台的任务，是直接支援大营，必须随军行动”[3]86。书中对湘淮两军的粮台做了区分。湘军的粮台“并非征集钱粮之所，而是一个随军的后勤补给站。其钱粮军械均来自转运局，支应局和火药局，炮局，再由粮台分发各军”[3]86。而淮军在剿捻之时的粮台，则转向于专顾钱粮，“其余各所或合并或独立，已非昔日旧观”[3]86。

陈崇桥、张玉田主编的《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公元1840—1927）》提到了粮台、转运局与支应局等军事后勤机构。书中对粮台的定义是：“粮台为饷需收发之总汇”[4]142。军兴后的后勤粮台大约有两种，一种随着大兵前进，朝廷特派督抚大员一人办理。另一种由被军各省藩司设粮台供应。但在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的过程中，由于战争持久，各省难以维持饷需，曾国藩只能自设粮台进行筹饷。书中所写大多为咸丰年间的粮台概况，对于咸丰朝之前的粮台未作论述。

童超编写的《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制度卷》中提到：“咸丰以后，湘军、淮军崛起。湘军统帅部设置了粮台和厘金、制造、支运、转运各局，分理湘军后勤事务。粮台主管粮饷器械，最为重要，其下分银钱、军械、大器、发审等所，具体办事”[5]322。

朱东安在《曾国藩幕府》[12]中对曾国藩负责的粮台[13]作了详细的论述。与传统粮台相比，曾国藩粮台粮饷自筹，粮台委员都为曾国藩僚属，曾国藩具有最高权力。曾国藩粮台有行营粮台、转运粮台和后路粮台，三个的粮台职能各有不同。“行营粮台又称支应粮台，主要负责前线各军的直接供应，一般随曾国藩湘军大营行动”[6]59。“转运粮台又称转运局，其主要任务是负责粮饷及其他军用物资的居间转运”[6]59。“后路粮台的主要任务是准备钱物，以应行营粮台之需。在物资缺乏的情况下，也负责采办和监制工作”[6]59。

综上研究，笔者发现早期并无专门针对粮台的研究性文章，仅在有关湘淮军的研究著作中涉及到粮台。这些有关粮台的研究是将粮台置于湘淮军后勤体制的研究之中，相关著作会表明湘淮军的建立对于粮台的发展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无论是清廷对于粮台的控制，地方官员对粮台的管理，还是粮台在战时的运作方式，湘淮军的粮台都与清代前期的粮台有所不同。

二

论文方面，罗绪安在《甲午战争前后军事后勤体制的变革》一文中提及，虽然粮台并非为湘军首创，但湘军的粮台“不但职责专门，且组织分工细致，有利于保障湘军的指挥与后勤工作”[7]13。淮军则是继承了承袭了湘军的制度。“淮军仿效湘军，在交通要道中枢建立了粮台，这些粮台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起义中都起到了重要的后勤支持作用”[7]13。

较为系统地论述粮台的论文有郜耿豪所写的《论经制兵制度下的传统粮台》与《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这两篇文章研究了清代粮台的由来、作用，梳理了清代不同时期粮台的特点，是对粮台较为详细的论述。

在《论经制兵制度下的传统粮台》中，作者将粮台划为八旗、绿营兵制下的传统粮台和近代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传统粮台自清代前期至19世纪60年代，是清代传统的八旗和绿营兵制下的战时后勤保障机构；近代粮台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曾国藩对传统粮台的改造，是近代勇营兵制下的后勤保障机构”[8]96。作者认为，尽管中国早就存在后勤保障机构，但明确的将军队战时后勤保障机构称为“粮台”则在清代前期[8]98。“粮台的产生，可以从机构和制度层面上反映出清代战时后勤开始走向正规化和制度化的轨道”[8]104。清代前期，粮台直接受命于天子，由朝廷直接领导与监督。同时为防止将领权力扩大，军队指挥权与后勤指挥权严格分开。由于粮台为战时后勤保障机构，在战时成立粮台，战后则会裁撤，所以粮台具有暂时性。以上是关于清代早期粮台的概况。

在《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中，作者提出，19世纪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是粮台发生重要改变的四十年。“伴随着勇营制度的扩张和军事近代化的发展，清军的粮台及其制度也有了相应的发展。由于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和战争环境的变化，近代粮台在领导体制、组织机构、饷械来源、军需报销等方面，均表现出许多不同于传统粮台的鲜明的时代特色”[1]100。文中提到，粮台比较重要的改变，起于湘军粮台的产生：“由于八旗绿营经制兵的崩溃，传统的粮台由于失去了它的军事、经济、政治基础而逐渐退出军事斗争的舞台；同时，由于湘军的兴起，近代粮台逐渐获得了它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基础而兴起并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斗争中，湘军自筹军饷，自设粮台，使勇营的军需供应脱离了中央的控制，成为由统兵大员直接领导的后勤机构”[1]100。湘军粮台的产生，使清代军事后勤由以往中央集中领导的模式，转向了地方分供模式。除此之外，粮台的职能也开始扩大，“由战时临时设立的后勤保障机构变成军队常设的后勤建设和保障机构”[1]102。文章从领导权、粮台职能、机构性质、财政收支体制、近代化五个方面，详细地总结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与经制兵制度下的传统粮台的区别。文章还兼述了清末编练新军时建立的兵站制度。兵站的建立使清军的战时后勤保障体制开始了全面的近代化，到辛亥革命之时，粮台被彻底地抛弃，兵站则成为当时重要的后勤机构。

苗月宁的《清末战局与两司办理粮台》通过研究布政使司与按察使司对粮台的管理以及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将清代前期与中后期的粮台进行对比，展现了粮台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以及布、按两司对于粮台的管理过程。文章重点关注办理粮台的布、按两司，认为随着战争的发生，两司的职能也发生了改变。随着外敌的入侵和农民起义运动的爆发，布政使司与按察使司成为地方粮台的主要管理者，“在清末粮台办理过程中，清政府通过两司直接办理粮台、两司随军队进程改变军需供应等方式，加强两司在粮台办理中的行政作用，同时也及时处理两司在粮台事务中遇到的新问题，从而保证了地方军需”[9]13。

刘增合发表的《粮台纷争与咸同战时财政：以江南与江北粮台为中心》，将眼光集中于江南与江北粮台并论及战时筹饷制度，动态讨论咸同年间江南与江北粮台因争夺粮饷产生的竞争态势。文章“跨越学科界限来讨论咸同之交的江南和江北粮台内争情态，意在揭示清代晚期战时财政运作的复杂面相”[10]144。

杨江林在2019年发表的《清代川藏南路沿线粮台的设置与管理》则把川藏南路沿线粮台作为研究对象，文章围绕川藏南路沿线粮台的设置过程、粮务委员任职时间及其工作职责、台务管理和粮台设置对藏区的意义等问题展开论述。川藏南路粮台并不是一直存在的，在乾隆十三年以前，粮台的存在都是不稳定的，由于川藏地区自然环境恶劣，道路难以运输粮草，川藏南路沿线的粮台随着战争的发生、结束而设立或者裁撤，此时的粮台仅为临时性机构。直到乾隆十三年后，考虑到康藏动乱频发，后勤保障的作用极大，粮台才成为当地的常设机构。由于川藏地区靠近边疆，地区安全状况极不稳定，清廷对西藏用兵中的粮草军饷、军队驻扎都需要后勤机构的保障。作者认为，“清初康藏南路沿线粮台的设立、裁撤和复设的历史过程与藏区局势关系密切”[11]197。“在一次次重大藏事中清政府开始认识到设立塘汛、粮台，维护川藏南路的畅通事关整个藏区的稳定。因此，乾隆十三年粮台由临时设置转为常设机构被确定下来，有效地推动了川藏南路的发展”[11]197。相比于以往的粮台研究，这篇文章的亮点在于作者把研究对象放在具体的地方粮台，尤其是川藏地区的粮台位于边疆区域，社会动乱多，自然环境恶劣，这就使得这一地区的粮台具有特殊性。因此，尽管这一篇文研究对象为战时后勤机构，但是对于军事后勤史、边疆史都有一定的推动。

近年以来，有关粮台的研究已由早期的简要概括与专著中的一笔带过，发展为研究者开始注意地方粮台的建立、发展与运作。对于粮台的研究，有的学者不再将粮台局限在军事后勤机构方面，而是跨越学科的限制，由粮台出发，揭示粮台与晚清战时财政运作之间的重要关系。

三

学界关于清代军事后勤的研究成果已有很多，但关于具体军事后勤机构的研究却有待深入。笔者发现，有关军事后勤研究的著作中虽然提到了粮台，但多是一笔带过，未进行详细论述。近年来也有关于粮台的文章，但总体数量不多。由此可见，作为负责清代战时粮饷筹备、物资转运的后勤机构，粮台还需要得到较多的关注。

在有关粮台的著述中，研究者会表明粮台并不是咸同时期才出现的，也不是湘军首创，在此之前粮台已经存在。《钦定军需则例》《军需全备》《圣武记》中，都有关于清代早期粮台的记述。“清代较早记载有关粮台之事的是乾隆晚期刊印的《钦定军需则例》和嘉庆年间的抄本《军需全备》”[8]96。“粮台之名在清代前期的战争中就已出现，最迟产生于乾隆时期”[8]97。“乾隆时期，粮台作为表述战时后勤机构的名称开始正式使用，并在乾隆末期编纂的《钦定军需则例》中对它做了更加具体的规定”[8]97。而大多数学者之所以将研究的重点放于咸丰年后以及湘淮军之中，是因为咸同时期的粮台相较于之前的粮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咸同时期也是粮台重要的转折点。这一时期战争增加，战争时间较长，使得军费的耗损十分严重，为了筹集粮饷，清廷不得不改变以往的战时军费政策，因此这个时间段的粮台值得研究者们注意。

粮台作为掌管粮饷的机构，其筹放粮饷的过程不能忽视。粮台虽然是独立存在的机构，但其运行过程并不是单一的直线，粮饷的筹集是在多方力量影响下进行的，因此需要将粮饷筹放的复杂过程展现出来。长时间的战争导致了清廷军费窘迫，粮台作为重要的后勤机构，在军费不足的情况下如何筹饷，如何保证军队的正常运作，因为军费的筹集，粮台负责人与地方官员或军队官兵会产生何种矛盾，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

同时，在研究中，我们不仅要注意到咸同时期的粮台，也应该注意到粮台在清代早期以及清末时期的运转状况，这样才能对整个清代粮台的产生、发展、结束有更详细的了解。尤其是清末时期，在清廷军事近代化的背景下，粮台如何存在，粮台发挥的作用与前期相比是否发生变化，最终如何被取代，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郜耿豪.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2]沈云龙主编.湘军新志[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

[3]王尔敏.淮军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陈崇桥、张玉田主编.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1840—1927）[M].北京：金盾出版社，1993.

[5]童超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后勤制度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

[6]朱东安.曾国藩幕府[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8.

[7]罗绪安.甲午战争前后军事后勤体制的变革[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2.

[8]郜耿豪.论经制兵制度下的传统粮台[J].军事历史研究，2004，（4）.

[9]苗月宁.清末战局与两司办理粮台[J].兰台世界，2012，（33）.

[10]刘增合.粮台纷争与咸同战时财政：以江南与江北粮台为中心[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2015，（89）.

[11]杨江林.清代川藏南路沿线粮台的设置与管理[J]西北民族论丛，2019，（2）.

[12]朱东安所做关于曾国藩粮台的研究最早出现于《曾国藩学报》1994年9月创刊号的《曾国藩幕府的粮饷机构》一文中，后整理在2018年出版的《曾国藩幕府》一书中。因笔者未找到《曾国藩学报》原刊，因此本文引用均是参照《曾国藩幕府》的内容，并将朱东安所作著述归为有关粮台问题的早期研究。

[13]曾国藩粮台即是湘军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