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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的新进展
作者:叶柏川 责编:

来源:《清史研究》2021年01期  发布时间:2021-03-25  点击量: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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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苏联解体后,两国共同边界几乎全部集中于东段,长约 4200 公里。a2004 年 10 月,中俄签署《中俄关于两国边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就东段边界争议地区达成最后协议。中俄划界虽已尘埃落定,但两国学者的学术之争并未完结。事实上,双方对于历史边界问题的主流观点并未发生改变。b 中俄学者的争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的认知存在根本分歧,导致对于后期签订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条约性质的认识完全对立。而在中国学者内部,关于《尼布楚条约》规定的界河、界点、待议地区范围及后来竖立界碑情况等问题也存在争议。除了中俄学者,日本学者和欧洲学者对于相关问题也是各执一词。近年来对《吉林九河图》《黑龙江流域图》《乌喇等处地方图》以及在民间发现的彩绘黑龙江图和《满文黑龙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图》等几幅满文舆图的研究,为早期中俄东段边界问题的讨论提供了重要的有说服力的论据。本文将聚焦于争议问题和最新进展,介绍近三十年来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的研究情况。宿丰林、王奇、张宗海、黄定天、马大正等学者也曾对相关问题有过介绍,c 但他们的研究下限最晚是 2008 年,并且未就该专题展开深入讨论。

一、关于《尼布楚条约》性质的认定

“中俄东部边界,是全部中俄边界中形成最早、变化最剧烈的部分。”d1689 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确定了早期中俄东段边界,但自 18 世纪中叶米勒对《尼布楚条约》确定的边界提出质疑后,e中俄学界关于《尼布楚条约》性质的争议一直延续至今。


a      姜长斌编译:《季列耶夫谈中俄 20 世纪 90 年代勘界工作》,《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 年第 5 期。季列耶夫曾担任中俄联合勘界委员会俄方首席代表。该文中提到已确定的国界线精细长度东段为 4195.22 公里,西段为 54.57 公里。

b     宿丰林:《俄罗斯学者关于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研究(上)》,《西伯利亚研究》2005 年第 3 期;《俄罗斯学者关于中俄东段边界形成史研究(下)》,《西伯利亚研究》2005 年第 4 期。王奇:《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年,第 79 页。

c      王奇:《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张宗海:《中俄边界沿革史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 年第 4 期;黄定天:《20 世纪的中俄关系史研究》,《历史研究》1990 年第 4 期;马大正:1978 年以来中国近代边疆问题研究述评(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 年第 3 期;马大正:《1978 年以来中国近代边疆问题研究述评(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 年第 4 期。

d     步平:《中俄东部边界的历史考察》,《学习与探索》1983 年第 6 期。

e      格·弗·米勒(1705-1783),德国人,受聘于俄国科学院,主要代表作为《西伯利亚史》。

中方认为,“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以及库页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当地居民是中国历代王朝的臣民”,“早在公元八世纪时,这个地区已经纳入了中国唐朝的版图,从那时起,一直由中国历朝政府所管辖”。a 17 世纪 40 年代,俄国哥萨克侵入黑龙江流域,导致后来的中俄军事冲突。“《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之间经过和平谈判而签订的第一个条约,条约规定了两国东段边界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斯塔诺夫山脉)至海为界,原属中国的尼布楚一带地方划归俄国。《尼布楚条约》使中俄之间具有了明确的边界”。b

俄国学者则强调,中俄建立联系以前,居住于两国之间广阔地带的游牧和半游牧民族并未归属于任何政权,是无主土地,清政府为了巩固对其世袭领地的统治,于 17 世纪 80 年代开始企图将俄国势力排挤出阿穆尔地区。“《涅尔琴斯克条约》(《尼布楚条约》的俄文称呼——引者),包括其边界条款,是在满洲人以其优势兵力威胁从肉体上消灭使团及其卫队的非正式条件下签订的”,是强制性条约,“即在 under duress 情况下签订的”,“戈洛文因此被迫将 17 世纪 40-80 年代属于俄国人的阿穆尔河左岸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大片土地让给清代中国”。c“涅尔琴斯克条约划界对俄国极其不利,因为它在东西伯利亚切断了俄国领地同唯一维度方向交通要道阿穆尔河的联系……同中国的贸易并不足以弥补 1689 年条约给俄国在远东利益上造成的损失。满洲人自行把边界西移 200 余公里至小格尔必齐河的问题还另当别论。”d 他们质疑条约的合法性,提出“作为法律文书,尼布楚条约极其不完善。边界的划定,即条约的制约性,在条约中反映得完全不合要求;条约的几个文本不一致,地理标识不明确,根本未做地图交换,还根本未进行就地标界,虽然条约文本预先规定中方有权竖立界标。双方虽然都承认该条约,但却没有专门文书予以正式批准。由此可见,边界并未在公认意义上划定”。e后来根据《瑷珲条约》(1858),

“俄国收回了俄国人根据 1689 年的《尼布楚条约》各项条款留在中国一侧的阿穆尔河左岸”。f

中俄关于早期中俄东段边界及《尼布楚条约》性质认知的不同,从根本上导致双方学界在对条约文本的解读以及对界河、待议范围、界碑的认知方面,某些观点完全对立。事实上,争议不仅存在于中俄学者之间,在中国学者内部、日本学者以及欧洲学者之间对此问题都存在分歧。多元视野的研究,使得对该问题的讨论更具张力。

二、格尔必齐河位置之争

《尼布楚条约》拉丁文本第一条规定:“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g但在后世的中外文献和舆图中,却出现了将中俄界河定为格尔必齐河与安巴格尔必齐河的两种不同记载系统,h由此而引发中外学者对格尔必齐河位置的长期争论。

中国学者认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拉丁文本《尼布楚条约》对界河格尔必齐河的标示十分明

a      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上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99 页。

b     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上卷),第 129 页。

c      МясниковВ. С., Дорг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 М.: РИО Мособлупр-полиграфиздата, 1996, с. 144. 

d     МясниковВ. С., Дорг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 c. 145. 译文同时参照王复士、宋嗣喜、侯玉成、宿丰林译《俄中边界外交史》,第 138 页,但某些地方有所改动。

e      МясниковВ. С., Дорг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 c. 145.

f      А. Д. 华可胜:《俄罗斯学者对俄中关系及边界领土问题的理解》,阿拉腾奥其尔译,《中国边疆研究通报》,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60 页。

g     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附拉丁文本《尼布楚条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321 页。

h     有文献称格尔必齐河为“阿济格格尔必齐河”,即小格尔必齐河;安巴格尔必齐河,即大格尔必齐河,又写作“昂巴格尔必齐河”。

确,河口位于现东经 119°10'、北纬 53°8' 的格尔必齐河就是当年的界河,即地图上靠近西边的一条为格尔必齐河。此一位置与清方谈判代表索额图的奏报、俄方谈判代表戈洛文的出使报告书等的记载皆相符合。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将界河标示在这一坐标上。a

俄国学者则对《尼布楚条约》文本提出各种质疑。米亚斯尼科夫称,“在俄国和西欧研究《尼布楚条约》的文献中,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是,由于边界上的地理点标识不准确而导致对边界的规定极不明确”。b 18 世纪中叶,米勒在《7197(1689)年俄中两国划界析疑》一文中,首次对“格尔必齐河和边界顺之延申至海的石头山”两个地理定标提出质疑。他认为有两条格尔必齐河,“《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十五至二十年间,一直以大格尔必齐河为界,但当满人知道还有一条小格尔必齐河后,他们就擅自将边界挪到这条河来”,“应该把大格尔必齐河,而不是小格尔必齐河视为边界”。耶稣会士张诚和徐日升在同戈洛文谈判时用的是荷尔德地图(即杜赫德《中华帝国志》附图,“这幅地图也标明边界是埃格格尔必齐河,从满语译出来就是大格尔必齐河,绰尔纳河则叫做乌尔卡河”。c 米亚斯尼科夫在介绍米勒观点时还提及,《尼布楚条约》签订后,“耶稣会士向戈洛文承认,清方代表所用地图上的西伯利亚是以俄国逃人的传闻为依据才画上的。这也非常明显地说明了清方领土要求的‘根据’”。米勒的观点深刻影响到后来的俄国学者和相关人士。d如库尔茨认为,“依据条约文本,边界确定得特别不清楚,很模糊,可以得到不同甚至对俄国有力的解释,但只有中国利用这一情况来确认其对阿穆尔河北岸拥有权力”。e 涅维尔斯科伊则声称,滨海边疆区和阿穆尔河下游不能被认为属于中国。f当代学者米亚斯尼科夫也是米勒观点的追随者和论证者,而他的研究代表了俄罗斯学界的主流观点。g

英国学者拉文斯坦也支持“移界说”,在其著《俄国在黑龙江上》中提出有两条格尔必齐河,认为下格尔必齐河(即阿马扎尔河)是条约上指的界河。“在耶稣会士所刊印的地图上,实际上把这条河当作了边界。可是,中国人后来将界标移到了上格尔必齐河。”他还写道,“一个叫希勒辛的逃犯领着一些中国官员到上格尔必齐河竖立了一个界标”。h

日本著名中俄边界问题专家吉田金一则反对“移界说”。他“对十七、十八世纪的地图进行了细致的排对、分析,对照中俄历史文献进行了考察,通过分析当时参与谈判的中俄双方的正式、非正式记载以及诸报告,从地理位置、距各方的距离等角度判断,边界划在格尔必齐河是无疑的”。i1980 年他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满文舆图《吉林九河图》公之于世,并通过考证认为此图是由尼布楚谈判的中方代表之一郎谈实地测绘,成图时间为 1690 年。他以该图证实了格尔必齐河的界河地位以及 1710 年由耶稣会士测绘的《皇舆全览图》在大、小格尔必齐河注名上的错误,认为“因 1700 年底,康熙帝仍指示应于明年草生之时勘界立碑,所以在此之前,根本不存在将界碑迁移的可能。而米勒提出所谓格尔必齐河的界碑是由中国人从阿马扎尔河迁来

a      薛虹:《彩绘满文黑龙江图与格尔必齐河的位置》,《清史研究》1993 年第 4 期。

b     МясниковВ. С., Дорг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 c. 127. 

c      В. С. 米亚斯尼科夫:《满人入侵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 1689 年的〈尼布楚条约〉》,《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序言,商务印书馆,1975 年,第 51-52 页。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рг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 c. 127. d МясниковВ. С., Дорг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 c. 127. 

e      Курц Б. Г.,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сношения в XVI, XVII и XVIII столетиях, Харьков, 1929, с. 52. //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рг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 c. 128. 

f       Невельской Г. И., Подвиги русских морских офицеров на Крайнем Востоке Сибири, СПб., 1897, с. 38. //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рг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 c. 128.

g      米氏的主要观点见:МясниковВ.С., Дорг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Мясников В.С., Степанов Е.Д., 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 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М.,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1

h      拉文斯坦:《俄国在黑龙江上》,陈霞飞译,商务印书馆,1974 年,第 57 页。

i       步平:《吉田金一先生与日本的中俄边界史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90 年第 4 期。

的观点,纯粹是道听途说的”。a

《吉林九河图》的发现无疑为中方学者的论点提供了重要依据。薛虹认为,吉田金一关于《吉林九河图》和《佩捷林图》最接近尼布楚谈判用图的推论是可信的,而且谈判时只有一条格尔必齐河,因为《佩捷林图》上并无安巴格尔必齐河。b《荷尔德图》出版在尼布楚谈判 46 年之后,不可能是谈判用图。关于“移界说”,“不是满洲人后来‘偶然得知还有一条小格尔必齐河’ 就‘移界’,而是后来米勒从《荷尔德图》上知道有两条格尔必齐河,才设想出这一连串的错误来”。c此外,薛虹在民间偶得的一幅彩绘满文黑龙江图,也属于《吉林九河图》记载系统,“为正确确定格尔必齐河的位置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证据”。据他考察,这件满文黑龙江形势图“内容远比《嘉庆一统志》的黑龙江形势图详细”,很可能是黑龙江将军衙门收藏的实绘图。d

《吉林九河图》的公布为论证格尔必齐河的位置提供了重要论据。但是,承志在 2015 年以日文发表的《满文地图与西伯利亚古地图邂逅相遇》一文,却对吉田金一关于《吉林九河图》的推断提出质疑,指出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满文《口外九大人图》是《吉林九河图》的原图。e他认为,“现在看来,吉田金一的研究内容存在很大的问题,尤其是推断《吉林九河图》为签订《尼布楚条约》参照地图之说,让后来不明该图真相的国内学者深信不疑,附会之说随处可见。很多讨论边界问题或者界碑问题的论著,都以吉田研究为基础,理论陈说,可见其影响之甚”。f承志是近年来对舆图问题着力甚多的一位学者,精通满语、日语、俄语、英语,在世界各地广泛搜集中外舆图,深入考证。他每一篇论文的信息量都相当丰富,并且针对很多问题提出与前人或当下研究不同的见解。

事实上,《吉林九河图》并非证明格尔必齐河位置的孤证。近年来陆续发现的几幅满文舆图,包括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黑龙江流域图》,薛虹偶得的彩绘满文黑龙江图(见前文)及吴雪娟发现的满文《黑龙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图》,对格尔必齐河位置的标示,都属于《吉林九河图》这一系统。吴雪娟考察认为,满文《黑龙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图》标示的图廓范围与《九河图》类似,应该是以《九河图》为底图的一幅舆图。g 而《黑龙江流域图》则是近年来学者们关注较高的一幅满文舆图。此图的绘示范围是黑龙江将军辖区。据承志考察,最早介绍这幅舆图的也是吉田金一,1980 年在介绍《吉林九河图》之际,简单论及该图在格尔必齐河畔绘有“界碑”。h2001 年卢雪燕发表《院藏康熙满文本〈黑龙江流域图〉考介》一文后,此图再次引起关注。研究者在此图成图时间、绘制背景、命名以及其与《皇舆全览图》的关系等问

a      步平:《吉田金一先生与日本的中俄边界史研究》。

b     俄文地图《佩捷林图》是一幅 1699 年阿穆尔河(即黑龙江)图,是西伯利亚地方向政府提交的西伯利亚居民遵守条约状况书的附图,吉田金一推测此图是最接近尼布楚谈判的俄文用图。薛虹结合吉田金一对《吉林九河图》和俄文《佩捷林图》的推断理由和自己对比两图所见后,认为这一推断是正确的。他指出,《吉林九河图》和《佩捷林图》皆包括尼布楚谈判所涉及的全部地域,此两图在地名上基本相对应,没有不相符合之处,而《佩捷林图》上的地名和戈洛文出使报告书上的地名完全符合,包括在俄方在谈判时同意以格尔必齐河为界前曾提出的设为界河的奥捷康河,而与该图成图时间相近的别伊顿图和 17 世纪初的列麦佐夫图却不含此河。详见薛虹:《彩绘满文黑龙江图与格尔必齐河的位置》。

c      薛虹:《彩绘满文黑龙江图与格尔必齐河的位置》。 d 薛虹:《彩绘满文黑龙江图与格尔必齐河的位置》。

e      承志:《マンジュ语地図とジベリア古地図との出会い》,《国语国文》第 84 巻第 5 号,2015 年,第 118-154 页。有关《吉林九河图》的祖本为《口外九大人图》的问题,参看承志:《ダイチン.グルンとその时代:帝国の形成と八旗社会》(《大清国及其时代:帝国形成与八旗社会》),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9 年,第 208-213 页。承志教授提供了以上信息及《满文地图与西伯利亚古地图邂逅相遇》一文摘要,特此致谢。

f      承志:《满文〈乌喇等处地方图〉考》,《故宫学术季刊》第 26 卷第 4 期,2009 年。

g     吴雪娟:《新发现的满文〈黑龙江、松花江、南疆流域图〉》,《东北史地》2007 年第 3 期。

h     承志:《尼布楚条约界碑图的幻影——〈满文黑龙江流域图〉研究》,乌云毕力格主编:《满文档案与清代边疆和民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385 页。

题上各执一词。卢海燕推测此图绘制时间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至五十五年间,a孙喆推测在康熙三十一年至四十八年之间。b 吴雪娟认为此图是康熙四十九年编报的“《大清一统志》黑龙江分省资料”的附图,应著录为康熙《大清一统志·黑龙江图》。c承志则指出该图是“以康熙二十九年巴海巡边报告和舆图资料为基础,为编修《大清一统志》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十一月二十五日绘制而成”,其绘制背景是《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于康熙二十九年开始的国境立碑计划和一系列的水源巡察”,此图是当时绘制的多幅舆图之一。d

除了对舆图中格尔必齐河位置的考证,学者们厘清了格尔必齐河出现两种记载系统的根源和误传路径。承志指出,自康熙《皇舆全览图》后,“舆图中格尔必齐河的位置就转移绘示到东部,昂巴格尔必齐河就取代了《黑龙江流域图》中格尔必齐河的位置。”实际上应该是相反的位置,即西北部的昂巴格尔必齐河应为格尔必齐河,东北部的格尔必齐河应为昂巴格尔必齐河。

“从此以后,官方刊行的舆图,误导了各种刊刻的舆图中的格尔必齐河位置。该河的位置也为后来的研究人员带来了谜团”。e这个错误“不仅对稍后中国的地图产生影响,也直接影响了整个西方对黑龙江流域的认识”。f杜赫德《中华帝国志》附图是参照《皇舆全览图》绘制,而其图

“在西方影响深远,从另一方面也误导了西方学界对《尼布楚条约》界定的边界问题”。g杨丽婷、侯杨方提出,虽然后世舆图与文献记载中出现河流名称记载的混乱,但界碑标识的位置并未改变,“当我们无法通过记载混乱的格尔必齐河确定界河位置时,位置清晰无疑的界碑便成为确定界河位置的最佳参照”。米勒提出的“移界说”,是其将注意力集中于刚好在中国文献中产生混乱的河流名称,从界碑旁河流名称的变化来判断界碑是否移动。h

此外,周峤在《格尔必齐河问题新探》一文中提出,《钦定盛京通志》中所记“格哷卜齐河”与乾隆朝《大清一统志》中的“吉尔巴奇河”(格尔必齐河)位置与发音都十分相近,认为 “由于格尔必齐河与东面的格哷卜齐河被混同,原先在格尔必齐河以西的安巴格尔必齐河之名就相应地被向东移动到了原先的格尔必齐河位置上”。i但杨、侯两位则认为,《钦定盛京通志》对河流名称记载混乱,“格哷卜齐河”、“安巴吉尔齐河”和“安巴吉尔巴齐河”应是指同一条河流。j

刘远图和承志详细考证了包括俄文在内的外文古地图,注意到 1701 年列麦佐夫《西伯利亚地图》中的一幅《阿穆尔地图》明确注明格尔必齐河为国界。刘远图指出,《尼布楚条约》划定的东段边界,除了乌第河未定界地区,对其中的清帝国边界部分,直至 19 世纪 90 年代,俄国政府和学术界在公开场合都是承认的,在国际上也是得到公认的。k承志则提出,“中俄两国舆图绘制者都未必对格尔必齐河的准确位置有所把握,中国舆图中出现的格尔必齐河绘示位置不同的问题,也同样出现在俄罗斯的早期西伯利亚地图上。尤其特别的是,到了清代后期,甚至

a      卢海燕:《院藏康熙满文本〈黑龙江流域图〉考介》,《故宫文物月刊》19 9 期,2001 年。

b     孙喆:《从两幅地图看 18 世纪初期清人对黑龙江流域的认识》,《中国地方志》2006 年第 6 期。

c      吴雪娟:《康熙〈大清一统志·黑龙江图〉考释》,《中国地方志》2009 年第 11 期;吴雪娟:《论满文〈黑龙江流域图〉的命名》,《满语研究》2019 年第 1 期。

d     承志:《尼布楚条约界碑图的幻影——〈满文黑龙江流域图〉研究》,乌云毕力格主编:《满文档案与清代边疆和民族研究》,446 页。

e      承志:《尼布楚条约界碑图的幻影——〈满文黑龙江流域图〉研究》,乌云毕力格主编:《满文档案与清代边疆和民族研究》,420-421 页。

f      杨丽婷、侯杨方:《名与实:格尔必齐河位置之争的起源》,《清史研究》2015 年第 3 期。

g     杨丽婷、侯杨方:《名与实:格尔必齐河位置之争的起源》。类似观点见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第 233 页。

h     杨丽婷、侯杨方:《名与实:格尔必齐河位置之争的起源》,《清史研究》2015 年第 3 期。

i       周峤:《格尔必齐河问题新探》,《才智》2014 年第 7 期。

j       杨丽婷、侯杨方:《名与实:格尔必齐河位置之争的起源》,《清史研究》2015 年第 3 期。

k      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第 231236 页。

出现了格尔必齐河绘示在尼布楚城西部的问题。这些误导或误解的地图,也导致了两国学者长期争议其具体位置的一个原因”。a他的文章《满文地图与西伯利亚古地图邂逅相遇》,首次讨论了俄使斯帕法里带到中国的《西伯利亚图》中的地理知识流入《口外九大人图》及《吉林九河图》的过程。b

三、额尔古纳河界点问题

额尔古纳河是《尼布楚条约》规定的另一条界河。拉丁文本《尼布楚条约》规定:“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凡墨里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c俄文文本与拉丁文本和满文本的不同之处,是多了“直至河源” 几个字。雅科夫列娃提出,沿额尔古纳河“直至河源”的边界线不明确,东蒙古的大部分和满洲的一部分疆域因为位于该河左岸亦应划归俄国。d刘远图则认为,两国从未以整条额尔古纳河为界,是俄方自行将“直至河源”字样塞入俄文本,十八世纪中叶米勒重提“直至河源”说,是因为他发现《尼布楚条约》划定的中俄东段边界,阻挡了俄国通往黑龙江流域及其出海口的道路,对俄国在远东及太平洋上的扩张极为不利,于是竭力鼓吹《尼布楚条约》是清政府强加给俄国政府的条约,对俄国不再具有约束力,界河额尔古纳河自然成为攻击的对象。e

他认为,尼布楚会议上中俄双方确定的界点是墨里勒克河口对岸,后因俄国人不断南下,于康熙五十一年移至根河口。其依据是从《尼布楚条约》签订翌年“郎谈巡边始于墨里勒克河口”,直至康熙五十一年前后。f此外,他引用清方谈判代表交给戈洛文的条约拉丁文本草案第三条提出“凡在额尔古纳河南岸之墨里勒克寨诸房舍应进行拆毁,迁至该河对岸北部地区,以上即为俄罗斯东段边界”,来说明清政府代表对于“墨里勒克河口‘对岸’作为中俄双方在界河额尔古纳河上的界点,是态度鲜明,强调明确的”。康熙五十一年,额尔古纳河上的界点被移至根河口对岸,其依据是这一年清政府致西伯利亚总督咨文,告知“由陆路之墨里勒克河(口)至呼伦河口,拟派齐齐哈尔官兵巡察”。刘远图认为,此处呼伦河口应为“和伦河口”的错译。

“清政府在界河额尔古纳河之巡边,从墨里勒克河口上溯至和伦河(即根河)口,并将此事郑重通知俄国政府,说明,清政府事实上已经正式承认了根河口这个新的界点。”g他还考证说明,图里琛的《异域录舆图》在额尔古纳河上游西侧绘制的中俄界碑,正在根河口的斜对岸,“标示了界河额尔古纳河上游边界的新起点”。h

但是,吕一燃对以上几个问题皆持不同观点。他认为,《尼布楚条约》的三个文本,都规定以整条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的界河,那么额尔古纳河的起点就是中俄边界的起点。清政府巡边制度规定黑龙江官兵巡查整条额尔古纳河边界并及呼伦湖口,而不是巡查到墨里勒克河口或根河口为止。海拉尔河流到阿巴哈依图山下转折处开始称为额尔古纳河,所以阿巴哈依图山下的这一转折处就是额尔古纳河的起点,也就是《尼布楚条约》规定的中俄东段边界的起点。他

a      承志:《尼布楚条约界碑图的幻影——〈满文黑龙江流域图〉研究》,乌云毕力格主编:《满文档案与清代边疆和民族研究》,429-430 页。

b     承志:《满文地图与西伯利亚古地图邂逅相遇》。

c      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附拉丁文本中俄《尼布楚条约》,第 321 页。

d     ЯковлеваП. Т., Первый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договор 1689 года, М., 1958, с. 196. //МясниковВ. С., Дорг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 c. 128.

e      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第 3144 页。

f      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第 29 页。 g 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第 39 页。 h 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第 51 页。

认为刘远图在引用论据方面的错误是明显的,不应用谈判过程中清方提出的未经双方同意的草约,来代替经过双方同意并正式签字交换的《尼布楚条约》。他查阅了《清内府舆地秘图》《盛京、黑龙江、吉林等处战迹舆图》,发现“呼伦湖”同“和伦河”两个专有名词书写不同,又找到这段满文档案原件,发现并不存在错译,因此认为刘远图提出的中俄在额尔古纳河上的界点后移至根河也不存在。至于刘远图考证的《异域录舆图》中石碑(托讷山碑),他认为并非是中俄界碑,而是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亲征准噶尔噶尔丹的记功碑。其位置也不在根河口斜对岸,而是在僧库尔河(今蒙古国境内臣赫尔河)与克鲁伦河会处以东百数十里处的克鲁伦河北岸,其地距根河口约有 800 公里。a

四、乌第河未定界及其范围

关于乌第河及其未定界范围,也历来存在争议。《尼布楚条约》拉丁文本规定:“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如何划分,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b米勒首先对界标“边界顺之延申至海的石头山脉”提出质疑,认为沿山脉划出的边界线相当不明确。卡尔诺夫认为,“这个山脉(斯塔诺夫山脉)到乌第河河源之前有数条支脉(朱格朱尔山脉、亚姆山脉、布列亚山脉等等),它的走向是不可能说清楚的”。c米亚斯尼科夫提出,“条约俄文文本中不明确的基本坐标是石头山脉,满文本中则有名称大兴安岭……签约时双方中任何一方都不知道横亘于阿穆尔河北面的山脉叫什么名字,甚至在 1690 年的满洲地图上这些山脉也均无名字。把这一方位标记在条约文本中时,俄方代表只用‘石头山脉’标出,满洲人则给它安上自己的名称——大兴安岭。他们可能是以为这条山脉是满洲本土他们所熟悉的那条山岭的直接延续……然而,随着地理知识的增长,人们开始明白,斯塔诺夫山脉并非大兴安岭的一部分,而是一条独立的低山脉。大兴安岭的真正范围只局限于满洲本土……中国历史学家正是为了解决这个地理学同历史学、准确说是同政治学的有趣矛盾,发明了存在两个兴安岭的说法,即内兴安岭和外兴安岭,并宣称,根据涅尔琴斯克条约,后者是同俄国的准确边界。这一用语首先出现在 19 世纪中叶出版的魏源和何秋涛的著作中,并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所引用”。d

刘远图则认为,《尼布楚条约》的三种文本中,只有俄文本大成问题。俄文本称未定界在 “俄国所属乌第河和大清国所属靠近阿穆尔河之山岭之间一切土地”,“既把乌第河流域及其北侧至诺斯山的广大地区划为己有,从而把未定界的范围大大地向南推进;同时又把未定界的范围从一个很大的面变成了一条较短的线,即乌第河南侧的外兴安岭一线”。e他考证认为,界山外兴安岭向东延申至乌第河源后分为二支,分别在乌第河南北两侧向东或东北伸向大海。乌第河未定界的范围就是乌第河南北两侧外兴安岭之间的范围,其北侧从雅纳河口以东地区直至诺斯海峡,即当时苏联最东北端的楚克奇半岛,亦即诺斯山;南沿乌第河南侧的外兴安岭至索伦河北侧的威伊克阿林,即今日德尔斯克岭。f他认为,《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关于乌第河未定

a      吕一燃:《关于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的几个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 年第 4 期;《图里琛〈异域录舆图〉托讷山碑非中俄界碑考——与刘远图先生商榷》,《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 年第 3 期。

b     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附拉丁文本中俄《尼布楚条约》,第 321 页。

c      Кабанов П. И., Амурский вопрос,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1959, с. 22-23. // МясниковВ. С., Дорг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 c.128. 

d     МясниковВ. С., Дорг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 c. 131-132. 译文参照王复士、宋嗣喜、侯育成、宿丰林译,В. С. 米亚斯尼科夫著《俄中边界外交史》,第 124 页,略有改动。

e      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第 126-127 页。

f      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第 162 页。

界南北范围的绘示,是基于满文本,但却是对满文本的一种误解。“满文本所谓之‘外兴安岭以北’,并不是《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标示的乌第河南侧的外兴安岭以北,而是指乌第河北侧的外兴安岭及其以北地区,其地理范围远比《中国历史地图集》上的绘示大得多。”他赞同清代学者施绍常的意见,认为条约文本“兴安岭以北”中的兴安岭,当指北侧的外兴安岭,即诺斯山。a 但吕一燃持不同意见,他赞同余绳武主编《沙俄侵华史》与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卷的地图标示,认为乌第河待议地区在乌第河以南与外兴安岭以北之间,待议地区的北界是乌第河,而不是诺斯山。理由是在谈判过程中,俄方主张以乌第河为北界,清方主张以诺斯山为北界,遭到俄方反对,清方最后让步。他认为,《尼布楚条约》三种文本虽然措辞有所不同,但规定的待议地区都是乌第河以南外兴安岭以北地区。b

五、早期中俄东段界碑问题

关于《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东段边界竖立界碑的数目,历来说法不一。何秋涛在《朔方备乘》中确认有三块,包括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河口各一块和威伊克阿林碑。

《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提出,康熙二十九年郎谈在额尔古纳河口附近的石壁上(摩崖)镌刻文字,认为这是额尔古纳河口正式界碑外的一块界碑,正式界碑则立于康熙三十一年以后,c是为第四块。刘远图则认为,双方竖立的界碑共有六块:格尔必齐河口一块,额尔古纳河口两块,威伊克阿林界碑,《异域录舆图》界碑,俄国人在格尔必齐河口竖立的界碑一块。他根据《柳边纪略》与《朔方备乘》留下的线索,考证出威伊克阿林界碑是早期中俄东段边界最东边的一块界碑,是巴海于康熙三十年(1691)巡察威伊克阿林时所立,于雍正四年(1726)左右倒塌,存在三十五年左右时间。其位置在乌第河与索伦河之间的外兴安岭支脉上,今日所在位置是“苏联地图上的德尔斯克岭”。清朝各种《巴海传》对此事皆无记载,是因为黑龙江以北的东北边疆,历来被视为绝域,不受重视。晚清学者曹廷杰误将黑龙江下游特林地区的永宁寺碑判定为威伊特阿林界碑,在早期中俄东段边界和界碑研究上造成混乱。此外,他还考证认为《异域录舆图》显示根河口斜对面竖立一块界碑,这样加上俄国人在格尔必齐河西侧竖立的一块界碑,共计六块。d但如前文所述,吕一燃指出《异域录舆图》碑并非中俄界碑,而是康熙帝征讨准噶尔的记功碑。承志认为,《异域录舆图》在额尔古纳河上游、呼伦湖西部绘有界碑图样,并著有“碑字样”(中国国家图书馆版本,有界碑图样,而无“界碑”二字,其他版本可以看到“界碑”字样),这说明额尔古纳河周边绘示界碑的图样自雍正时期开始出现,并非如刘远图所说的“从乾隆内府舆图开始,清代的各种大型舆图中,才在格尔必齐河界碑之外,增绘额尔古纳河口界碑”。e孙喆认为,“在康熙朝,中俄之间的界碑只有一块。因为《皇舆全览图》为实测后绘制而成,没有存在两块界碑而不绘出之理”。f

外国学者方面,米亚斯尼科夫提及“清朝当局在额尔古纳河口附近竖立一座刻有俄、满、汉、蒙和拉丁文条约文本的石碑”,但认为“它更像一个纪念碑,而不是界标,只是提供了条约

a      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第 299-300 页。

b     吕一燃:《关于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的几个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 年第 4 期。

c      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392 页。

d     刘远图:《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第 90-114201-224 页。

e      承志:《尼布楚条约界碑图的幻影——〈满文黑龙江流域图〉研究》,乌云毕力格主编:《满文档案与清代边疆和民族研究》,425 页。

f      孙喆:《从两幅地图看 18 世纪初期清人对黑龙江流域的认识》,《中国地方志》2006 年第 6 期。

的不完整文本”。a关于外兴安岭上中方设置界碑的位置,吉田今一认为,“杨宾在《柳边纪略》中仅记载‘天子命镶蓝旗固山额真巴海等分三道往视’‘威伊克阿林极东北大山’;何秋涛认为在山顶立碑,亦未触及具体位置;曹廷杰认为即黑龙江口特林,其实是误将永宁寺碑认作界碑;增田忠雄更错误地将固山、额真、巴海视为三个人”。他推断立碑的山顶应为《吉林九河图》中标注的“叶尔基列阿林”,亦为苏联地图中标高为 2384 公尺的外兴安岭上的山峰。b松浦茂提出,“有关国境碑郎谈的地图上不见任何记述,但是,康熙四十九年当时石碑确实在格尔必齐河东岸”。他认为吉田金一所言“朗谈设立的国境碑是假设的东西,清朝后来才重新设立”没有任何根据,三个地方的国境碑原来都在远方,清朝并未将其重新确立。但承志认为,“两者都没有提出更具体的证据”。c至于其他日本学者,据承志介绍,“增田忠雄,〈ネルチンスク条约の国境に就て〉,页 52-68,利用《大清圣祖实录》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的记载,指出七月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到十二月之间,由中方设立界碑。另外,增田忠雄著、满铁弘报课编,

《满洲国境问题》,页 35-42,也论及《尼布楚条约》界碑问题,指出当年十二月,在格尔必齐河东岸设立界碑。但是,增田忠雄对康维尔地图在大格尔必齐河口绘有界碑,这是否就是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设立的位置,持有疑问”。d

关于界碑问题,近年来最具颠覆性的成果是承志的研究。他在《尼布楚条约界碑图的幻影——〈满文黑龙江流域图〉研究》e一文中,将《黑龙江流域图》与满文档案结合考证后得出结论,学界一直认定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在格尔必齐河口设立的界碑,事实上因黑龙江流域选取石材困难,以及喀尔喀蒙古问题的牵制,最终并未竖立,也就是说,清代地图上出现于格尔必齐河附近的界碑,实际上并不存在。他在另一文中,f以五件满文文书再次论证,中外史学界公认的《尼布楚条约》界碑最终并未竖立。而其文《满文〈乌喇等处地方图〉考》指出,此图是康熙二十九年宁古塔将军巴海等人奉命考察黑龙江下游以北的亨滚河、兔乎鲁河等地时绘制的,地图上并未标明任何界碑形制,地图上出现石碑,是康熙四十九年以后的事情,这再次说明《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并未立碑的事实。他认为,“吉田金一(1980)和松浦茂(1997)均以《八旗通志初集》的汉文版为据,未能深究其中存在的问题,这也导致了后来的研究人员信从其说,坚信设立石碑(石牌)的一个原因”。g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学者回应承志的研究,因此关于是否竖立界碑的问题仍无定论。

关于地图上的界碑形制问题,承志指出,“在康熙二十九年九路调查黑龙江以北地区的《郎谈等九路大人绘制带来图》(即《口外九大人图》)以及《乌喇等处地方图》等当年绘制而成的地图上看不到任何界碑的形制”,“按照《郎谈等九路大人绘制带来图》为母本重新补充调查地名绘制而成的《吉林九河图》(康熙五十年十二月十三日)上,也沒有任何碑文形制的图案”,他推论“界碑在地图上出现的年代,应该是在康熙四十九年以后才逐渐出现在不同的舆图资料

a      苏联科学院远东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一册,商务印书馆,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三室合译,1975 年,第 70 页。

b     步平:《吉田金一先生与日本的中俄边界史研究》。

c      承志:《尼布楚条约界碑图的幻影——〈满文黑龙江流域图〉研究》,乌云毕力格主编:《满文档案与清代边疆和民族研究》,404-405 页。

d     承志:《尼布楚条约界碑图的幻影——〈满文黑龙江流域图〉研究》,乌云毕力格主编:《满文档案与清代边疆和民族研究》,401 页。

e      承志:《尼布楚条约界碑图的幻影——〈满文黑龙江流域图〉研究》,乌云毕力格主编:《满文档案与清代边疆和民族研究》,410-411 页。

f      承志:《尼布楚条约相关文书探析——以满文界碑文书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1 辑。

g     承志:《尼布楚条约界碑图的幻影——〈满文黑龙江流域图〉研究》,乌云毕力格主编:《满文档案与清代边疆和民族研究》,第 410 页。

之中”,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黑龙江流域图》的界碑图“可以说是其中年代最早的一幅”。a据他考证,《黑龙江流域图》中西北方面的格尔必齐河与黑龙江交汇处,格尔必齐河东岸绘有石碑形状,但在额尔古纳河口附近没有绘制石碑形制。因此他认为,“刘远图提出的《康熙皇舆全览图》正式在格尔必齐河口东北绘示界碑,之后清代绘制的所有涉及黑龙江流域的舆图,均绘示格尔必齐河界碑,其位置与《康熙皇舆全览图》一致,显然是误读了该图的地名”。他所看到的《康熙皇舆全览图》(满文铜版图和汉文木版图》,“都没有在格尔必齐河绘有界碑,相反在昂巴格哥里比其(即大格尔必齐河)东岸绘有界碑图。刘远图误认为是格尔必齐河河口东侧有界碑,正确的应该是在安巴格尔必齐河绘有界碑”。b

六、结语

由上述可见,近年来,在综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中外学者从条约文本、满文舆图及档案记载等方面对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的界河、界点、待议地区和界碑问题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讨论。虽然在很多问题上仍各执一词,但这恰恰是研究走向深入的表现。在清代中俄关系史研究中,甚至是在整个中俄历史边界问题研究中,还没有哪个条约像《尼布楚条约》这样得到如此多的关注,也没有哪个问题,像早期中俄东段边界这样引发如此多的争议。这正体现了中俄关系在清前期对外关系中的特殊地位。

《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是一个创举,标志着清朝统治者开始以近代意义上的条约体制处理对俄关系,同时也体现了清朝的疆域观念。“《尼布楚条约》以‘中国’指称清朝疆域,‘中国’开始具有了近代主权国家含义,中华大地上的‘天下’,在东北边疆开始有了明确的近现代意义上的边界来标识其范围。”c《尼布楚条约》也表明,清朝君臣经过长时间与俄人交涉, 对疆域、边界的界定与认识非常清晰,清朝统治者虽然也具有汉族统治者所共有的“天下”观,但清廷君臣心里十分清楚哪些是自己的疆域与边界,并非后人所说的那样,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疆域和边界观。d《尼布楚条约》对清朝疆域观念造成了强烈冲击,促使其近代边界观念逐渐形成。其直接表现之一,就是刺激康熙帝下令采用西方制图技术进行了一次全国规模的大地测量,并动员相当大的力量对东北地区进行考察和测绘,由此产生了《皇舆全览图》和针对东北地区绘制的大量满文舆图,并在舆图上明确了清政府在东北地区的疆域范围,在中俄确定的边界交界点上绘出了界碑符号。e

舆图是统治者疆域观念最直接的体现。1990 年代以来,舆图研究越发受到学界重视,尤其是满文舆图的重大价值被不断挖掘出来。满文舆图大多绘制于清代早期,直观再现了清早期边疆的地理状况,成为研究清初边疆史地的重要史料。f 如康熙二十九年与四十九年,清政府派员反复调查东北地区的山川地理,绘制亚洲东北部及外兴安岭南北的舆图,这些舆图基本上是用满文标识,并没有相对应的汉文舆图。本文涉及的几幅满文舆图就是这一时期绘制的。学界对这几幅满文舆图的讨论,使得早期中俄东段边界及界碑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文中述

a      承志:《尼布楚条约界碑图的幻影——〈满文黑龙江流域图〉研究》,乌云毕力格主编:《满文档案与清代边疆和民族研究》,417 页。

b     承志:《尼布楚条约界碑图的幻影——〈满文黑龙江流域图〉研究》,乌云毕力格主编:《满文档案与清代边疆和民族研究》,420 页。

c      李大龙、铁颜颜:《“有疆无界”到“有疆有界”——中国疆域话语体系建构》,《思想战线》2020 年第 3 期。

d     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 年第 1 期。

e      孙喆:《从两幅地图看 18 世纪初期清人对黑龙江流域的认识》;孙喆:《〈中俄尼布楚条约〉与〈 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绘制》,《清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f      吴雪娟:《清代满文舆图概述》,《满语研究》2006 年第 2 期。

及的《口外九大人图》、《吉林九河图》、《黑龙江流域图》、薛虹发现的彩绘满文黑龙江图和吴雪娟发现的《黑龙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图》,都将界河格尔必齐河标示在西北方额尔古纳河与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交汇处,有力支撑了中国学者关于格尔必齐河方位的论点。而《乌喇等处地方图》也为讨论界碑问题提供了新的论据。这应该算是近年来研究最大的亮点。对这几幅满文舆图的考证,还再现了清前期对这片地区的“统治过程和地理知识的汇集过程”,a使得 17 世纪中俄东段边界地区的地理人文面貌愈发清晰,也让我们感受到清政府对东北亚地区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和边界意识。这几幅舆图只是众多满文舆图的一小部分,这方面的研究还具有相当大的空间。随着满文舆图的利用,早期中俄边界研究会带给我们更多惊喜。但需要明确的是,我们的满文舆图研究还相当薄弱,起步较日本学者晚很多。因此涉及相关问题时,应充分利用日本学者的前期成果。

满文舆图的解读要借助于同满文档案的互证研究,才能考证出真实的历史。同满文舆图一样,满文档案对于中俄边界研究意义重大。清政府同边疆地区的往来文书直到清末都在使用满文,而且很多满文文书没有相应的汉文文本,因此同舆图一样扮演着无法替代的角色。满文《黑龙江衙门档》《宁古塔档》在近年来的利用,为解读以上几幅舆图发挥了重要所用。但利用满文档案研究中俄边界问题的学者仍是凤毛麟角。

除了满文舆图,对包括俄文地图在内的中外地图进行比照互证和加强对 17 世纪俄文档案的解读,同样至关重要。据笔者目力所及,只有刘远图、承志两位学者的论著对此有深入讨论。对 17 世纪俄文档案的利用方面,国内学者目前还停留在上个世纪 70-80 年代翻译的几部档案文件集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俄国来文到目前为止未见有学者利用,更遑论莫斯科俄罗斯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的丰富收藏。b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 17 世纪的俄语属于古俄语,语法与书写方式和现代俄语都不同,手写花体档案解读起来更是相当困难,需要接受专门训练,而目前国内本领域能够解读古俄语的年轻学者还较少。据悉,日本学界则注重古俄语的训练。

此外,如前辈学者多次提及的,中俄边界研究还应补充民族学、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以丰富该专题的研究。c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与以往的中俄关系史研究热潮阶段相比,此一时段的研究成果数量相当有限。并且,除了薛虹、吕一燃、刘远图等寥寥几位老一辈中俄关系史研究者,其他学者都非专事此研究领域者,而文中所提及的成果,又多非专述中俄关系之研究。不得不感叹,清代中俄边界研究几乎已成绝学。这与中俄划界问题已经解决,研究历史边界问题的现实需求不再强烈有直接关系。历史上中俄关系史研究“需要时一轰而上,不需要时束之高阁”的情景似乎又在重现。但是,“既然边界研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又关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那么,它理应有自己长期存在的价值和独立发展的空间”,只有这样,“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才可能得到经常与可靠的维护”。d更何况中国的中俄边界研究要晚于俄国学者一个世纪,二者之间的差距现在依然存在。而中俄拥有 4200 余公里的共同边界,也是不争的事实。

a      承志:《满文〈乌喇等处地方图〉考》。

b     17 世纪中俄关系的俄文档案主要藏于此馆,为手写花体古俄文。

c      此点刘存宽、刘远图、王奇等学者都曾经提及。刘存宽:《苏联对中国的研究和我国加强对苏联研究的迫切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教研室、兰州大学历史系编:《中俄关系史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19-45 页。刘远图:《边界:建立睦邻友好国家关系的纽带和桥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 年第 1 期。王奇:《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序言。

d     刘远图:《边界:建立睦邻友好国家关系的纽带和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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