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赈指近代以来兴起的，以民间自行筹费、组织赈灾活动（即“民捐民办”）和跨区域赈灾为主要特征的赈灾形式。光绪初年“丁戊奇荒”发生后，李金镛、谢家福等江南绅士筹集经费，奔赴灾区救灾，标志着近代义赈的发端。后义赈日趋普及和兴盛，成为社会救济领域引人瞩目的现象。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近代义赈的相关研究逐渐升温，涌现出一系列重要成果。a但以往学界关于义赈的研究仍存薄弱环节。正如有学者所指，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时期，对其后义赈活动的演变历程关注不足，所以相关成果仍“不足以反映近代义赈的基本面相”。b鉴于此，本文拟以光绪十五年（1889）江苏苏属水灾义赈为例，c通过征信录、书信及日记等材料，梳理此次义赈的实施经过，探讨其反映的问题，以冀对近代义赈有进一步认识。

a上世纪90年代李文海先生即率先对晚清义赈开展研究，发表《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清史研究》1993年3期）等成果。此后相关研究渐多，主要成果有：高桥孝助：《饥馑与救济的社会史》，青木书店，2006年；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靳环宇：《晚清义赈组织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朱浒：《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1876—1912）》，人民出版社，2012年；此外还有多篇学术论文问世。

b朱浒：《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1876—1912）》，第11页。

c当时的江苏分设江宁、江苏二布政使，分驻江宁、苏州两省城，江苏布政使简称“苏藩”，其辖区简称“苏属”，包括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和太仓直隶州。

一、 光绪十五年秋苏属灾况

光绪十五年秋，苏属的苏州、松江、常州、太仓等地遭遇严重水灾。该年春夏间风调雨顺，丰收有望，但八月二十四日至十月初三日这40天内连续阴雨，“仅晴四日”，水位暴涨，田地庐舍被淹，“高低田稻尽在水中”。a因水势太大，且发生于即将收获时，所以此次水灾破坏特别严重。九月二十九日，江苏布政使黄彭年在日记中写道：“（水势）有长无消，一片汪洋，禾穗已如镜中之花。去年旱灾尚有低区收获，今则高低均被淹浸，功败垂成，一年所费工本已巨。田不涸出，不能种麦，明年春收无望。”并对灾荒后果忧心忡忡：“岁暮饥寒，弱者死亡，强者为盗。是守土者之责也，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b

受灾作物首先是水稻。苏州府辖各县“惟常、昭之东南乡，江、震之北乡，昆、新之东北乡最为低洼，现俱一片汪洋，田水过腹，莳早籼者犹可割穗充饥，晚稉尚未收浆，势必颗粒无收”。c当时早稻已届收获，为努力自救，农户设法从水中捞取稻穗。昆山、新阳二县“水深二尺有余，仅露其穗，雇人捞获”。d吴江、震泽同样如此。e但因连日阴雨，水漫各处，湿稻无处晾晒，遂至发芽霉烂，无法食用。“低处田亩已成泽国，稍高者水及腰膝，稻穗尽没水中，非特万难捞取，即稍有捞起，而场圃之上、室庐之中，水几盈尺，安置无所，其有不霉烂出芽者几希”。f晚稻收成亦难指望，“晚稻又连穗沉没，即使连放晴光，而腐谷烂草，亦难充饥”。g

高乡种植的棉花亦遭毁灭性打击。如太仓州宝山县是著名的植棉区，连绵阴雨后，“已开之棉花核发芽，未开之棉花铃腐朽，不特化为乌有，即来年种子无存。询之父老，实古来所未有也”。h松江府上海县高行镇“低处既一片汪洋，高处亦无不淹没，花朵尽烂，稻粒皆芽”。i

棉纺织业也受到水灾严重影响。昆山、新阳二县“全赖女工织布，接济津贴”，水灾后“庐舍俱没，织具俱浸水中，并不能顾及机杼”。j上海县高行镇“民间种植往往恃木棉以为利，以故有秋之年，无家不籴，自冬徂秋，耕耨之暇，纯以木棉纺织易有无于其间”，受灾害影响，原料短缺，棉价暴涨，棉纺织业被迫“停机断杼”。k

灾荒发生后，各地粮价飞涨。九月下旬松江“米价腾贵，每日加涨洋银四五角，近已贵至四元以外”。l从八月二十四日至十月初四日，苏州“米价自廿四涨至四十八（文）”。m对衣食无措的灾民而言，飞涨的粮价可谓雪上加霜，使得生计益加艰难。

苏属各地灾情轻重不等，与地势高低密切相关，地势越低者受灾越重。苏州、松江、太仓

a《发盛京、吉林、黑龙江、朝鲜、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河南、台湾、四川、湖北、江西、安徽电》，光绪十五年十月初三日，《谢家福书信集》，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101页。本文引用该书时，标点有所调整，下同。

b黄彭年：《黄陶楼日记》第49册《苏藩续记》，国家图书馆藏稿本，“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条”，无页码。

c《苏属告灾启》，《申报》光绪十五年九月十六日（1889年10月10日），第4版。

d《昆新两邑告灾启》，《申报》光绪十五年十月初五日（1889年10月28日），第2版。

e谢家福等编：《苏灾录》，江庆柏主编：《江苏近现代社会救济与慈善文献丛刊》第23册，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512页。

f《苏属水灾启》，《申报》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十日（1889年11月2日），第2版。

g《昆新两邑告灾启》，《申报》光绪十五年十月初五日（1889年10月28日），第2版。

h《宝山荒灾启》，《申报》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1889年10月22日），第4版。

i《浦东高行镇二十二保耆绅公函告灾乞赈来书照登》，《申报》光绪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89年12月20日），第9版。

j《昆新两邑告灾启》，《申报》光绪十五年十月初五日（1889年10月28日），第2版。

k黄彬、顾尧、谈寿基、黄琮、彭泽熙、汪锡昌：《上海高行镇绅乞赈书》，《申报》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1889年11月26日），第2-3版。

l《五茸荒象》，《申报》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1889年10月20日），第2版。此处米的计量单位为“石”。

m《发十九省各局电》，十月初五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02页。此处米的计量单位为“升”。

三属灾情较重，常州、镇江次之。在苏州、松江、太仓三属中，又以吴江、震泽、昭文、新阳、南汇、宝山的灾情“为太甚”。a

由于灾情严重，饥民众多，治安状况随之恶化，各地频频出现抢米抢粮事件，社会动荡不安。这类现象在重灾区吴江、震泽尤为突出。十月初三日黄彭年“闻江、震、南汇有吃大户者”。b十月初震泽县梅堰镇“四乡抢劫纷纷，以致贩运不通”。c当时吴江、震泽二县抢劫事件层出不穷，“震泽镇乡间已抢米船两次、米行一次，北坼抢米船三只，平望航船已停班，唐家河有网船三十余号，为患商旅”。d十月中旬后“情形变本加厉，甚至铁店打刀枪，沿途抢尼姑养媳”。e被抢者主要是地方富户，“人情汹汹，以借米为名，争向富家劫夺。村镇富户多有迁避省垣者，杨家荡、陆家荡等处甚至结党白昼抢掠，日必三四起”。f

灾荒及其引发的社会动荡，引起苏州绅士谢家福的密切关注。谢家福是晚清义赈主要发起人之一。光绪三年曾亲赴山东青州救灾，后又主持苏州桃花坞赈所，积极开展募捐，成效卓著，成为时人心目中的义赈领袖。光绪六年后，谢家福受李鸿章委派至上海等地兴办电报局等洋务企业，苏州桃花坞赈所裁撤，但他仍一直参与义赈事务。光绪十四年，因母亲去世，谢家福返苏守制，“从此养疴里门”，期满后仍在苏“督理电报学堂”。g

光绪十五年水灾发生后，正在苏州的谢家福自觉责无旁贷，积极承担起救灾的重任。他曾致函吴江绅士费延釐称：“此次苏赈，弟谊难袖手。”h主要原因在于，以往谢家福多次发起义赈，人力物力都主要依靠江南地方社会支持，此次本地遭灾，地方社会亦对谢家福寄予厚望，希望其发起义赈。十月十九日谢家福即透露，“苏、松、太三属旧时募赈之友飞函述灾者，日数至”。i重灾区吴江、震泽二县亦有不少绅士参与发起义赈。所以于情于理，谢家福对此次灾情都无法袖手旁观，如其致严作霖函所称：“大办协赈自江、震人始，今日自己被灾，其能不急赈乎？”j

二、 苏属义赈的发动与经费筹集

光绪十五年十月初三日，谢家福利用其曾主持电报局的便利条件，以个人名义向盛京、吉林、黑龙江、朝鲜、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河南、台湾、四川、湖北、江西、安徽等19处电报局发电，请各局转达“苏、松、常、镇、太五属同乡”，报告苏属灾情，称“再不天晴，须求协赈”。k此电将苏属灾情公诸天下，并提出“协赈”的想法，标志着义赈的发动。

谢家福认为，义赈是官赈的辅助和补充，所以“必官先办赈而后继之”，l即先办官赈，再办义赈，这才合情合理，义赈也才能见效，否则“不见蠲减之奏，无以动本省绅富捐赈之心；不

a《致宁绍台道吴》，十月二十五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31页。

b黄彭年：《黄陶楼日记》第49册《苏藩续记》“光绪十五年十月初三日条”，无页码。

c王嘉衡、卫鉁等：《江苏震泽梅堰镇告灾书》，《申报》光绪十五年十月十三日（1889年11月5日），第4版。

d《发十九省各局电》，十月初五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02页。

e《致严佑之》，十月十九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21页。

f光绪《黎里续志》卷12《杂录》，光绪二十五年刻本，第24页a-b。

g谢景宣、谢景棠：《谢家福行述》，光绪刻本，第9页b-10页a。

h《致费芸舫中允》，十月十四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11页。

i《致盛杏荪（密）》，十月十九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21页。

j《致严佑之》，十月十九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21页。

k《发盛京、吉林、黑龙江、朝鲜、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河南、台湾、四川、湖北、江西、安徽电》，光绪十五年十月初三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01页。

l《致陆凤石》，十月二十八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39页。

见发帑恩旨，无以劝各省协赈之款”。a因此，他首先着手推动官府出台赈灾政策。此事同时通过两条路线进行。一是通过同乡亲戚关系，运动朝廷中枢，自上而下予以推动。十月初三日、五日、七日，谢家福向其表兄、苏州籍京官、时任工部尚书潘祖荫连发三电，报告灾情，托潘“在京设法，所全甚大”，并强调事态紧急，“事苟不急，福不多言”。b所谓“在京设法”即指推动朝廷出台赈灾政策。二是向地方官府陈情，自下而上地予以推动。十月初五日，苏州知府及长洲、元和、吴县三个“首县”的知县邀请十余名绅士在苏州怡园集会，讨论救灾办法，谢家福亦受邀参会。但因“众情不一”，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谢家福认为，拖而不决“则事机益钝，转不若直情径行，分别函禀为得也”，归后连夜撰写救灾“条陈”，次日分别函电两江总督曾国荃及长、元、吴三县知县。条陈中提出八条救灾建议，首条即为“请驰奏灾状”，希望地方大吏仿道光年间江苏巡抚林则徐救灾成例，“不为例文所缚”，“详切敷陈，请蠲请赈”。c同时，谢家福还托费延釐将条陈转呈江苏布政使黄彭年。d

但此时的地方大吏仍犹豫不决，并未下定请旨办赈的决心。十月初六日两江总督曾国荃、江苏巡抚刚毅会衔奏报称，此次灾情“实为吴中数十年所未有”，但并未明确请求办赈。e十月初九日，江苏布政使黄彭年“委员密查”灾情后，觉得“晚稻有收，但减成耳”，十一日“分遣委员赴各州县商办”，拟根据灾情轻重采取不同对策，“分别蠲减缓征，国计民生两者兼顾，如须赈济，则酌提积谷，济以绅富捐输，延请公正绅耆主持其事，或平粜，或借当，或赈粥，或散钱，因地制宜，不拘一律”。f即在黄彭年看来，苏属灾情并未严重到必须大张旗鼓请求朝廷拨款办赈的地步，减免赋税便可应对，实在需赈之处只要“酌提积谷，济以绅富捐输”即可。因此，谢家福自下而上的路线并未走通。曾国荃给谢家福的复函中虽称各项建议“美善悉备”，但表示此事“应归苏垣主政”，即应由驻苏州的江苏巡抚及布政使决定。g江苏布政使和长、元、吴三县知县则干脆“不复”。h

从后续情况看，最终是自上而下的路线得以奏效。在这一过程中，苏属籍京官群体发挥了关键作用。十月初五日潘祖荫复电谢家福称：“得电悉，急俟高出闱，必筹。”i答应代为设法。初十日潘祖荫又电称，顺天府拟捐银1万两，其个人捐银1000两，“俟高闱事毕即奏”。j常熟籍户部尚书翁同龢也积极出力。十月十二日，翁同龢接到礼部侍郎徐郙来函，“云江南奇灾，有公电告急”，翁“答以或连名入告请赈”。十三日翁同龢、陆润庠、恽彦彬、汪鸣銮等苏属籍京官曾筹商此事。次日翁同龢（苏州府常熟籍）、潘祖荫（苏州府吴县籍）、汪鸣銮（寓居苏州）、廖寿恒（太仓州嘉定籍）、徐郙（太仓州嘉定籍）、恽彦彬（常州府阳湖籍）、陆润庠（苏州府元和籍）7名京官联名上奏“请赈”，此折“留中”，“闻须请懿旨”，即候慈禧太后批复。k十五日，

a《条陈八则》，《谢家福书信集》，第106页。

b《发京都电》，十月初三日；《发京都电》，十月初五日；《发京都电》，十月初七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01-102页。

c《上曾宫保书》，十月初六日；《致三县书》，十月初六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04-110页。

d《致盛杏荪（密）》，十月十九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22页。

e曾国荃、刚毅：《奏苏省秋雨连绵淹禾棉折》，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日，《光绪朝宫中档奏折》第24册，台北“故宫博物院”，1975年，第728页。

f黄彭年：《黄陶楼日记》第49册《苏藩续记》“光绪十五年十月初九日、十一日条”，无页码。

g《光绪十五年曾国荃复谢家福函》，《盛宣怀档案选编》，第25册“赈灾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07页。

h《致盛杏荪（密）》，十月十九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22页。

i《附初五日京都来电》，《谢家福书信集》，第101页。

j《附初十日（发）京都来电》，《谢家福书信集》，第103页。潘祖荫两次提及的“高”当指署顺天府府尹高万鹏，十月初四日高万鹏奉旨入闱监试顺天府武乡试。应职此故，时任“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的潘祖荫要承担顺天府事务，一时无法抽手办理苏属赈灾事宜。参见《谕旨恭录》，《申报》光绪十五年十月十六日（1889年11月8日），第1版。

k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五年十月十三、十四日条”，中华书局，1998年，第4册第2321页；联名上奏者姓名见翁同龢：《松禅自订年谱》，谢俊美编：《翁同龢集》，中华书局，2005年，下册第1052页。

清廷即有旨令苏属赈灾，要求江苏布政司拨银5万两举办急赈，慈禧太后同时下发“宫中节省内帑银五万两，作为苏州等府赈款”，令苏抚刚毅“分拨灾区，妥速散放”，“该处钱漕赋课，并着查明，分别奏请蠲缓，借纾民力。”a至此，谢家福推动官赈政策出台的目标已经达成。

但谢家福借助苏籍京官，直接运动朝廷出台赈灾政策，越过地方层级的督、抚、司、道、府、县各级官府，直达中枢，这让部分地方官员颇觉尴尬和被动。十月十五日朝廷下令救灾后，江苏布政使黄彭年原先设想完全落空，颇有受“凌挟”之感，对谢家福十分恼怒。十月十六、十七两日，谢家福托绅士吴仁杰向黄彭年提出，拟将各处汇来款项“解司”，即由江苏布政司负责接收。据吴仁杰反馈，黄彭年态度恶劣，称“谁募谁办，缴来不收”，“国计不能不顾，正供岂能阻误？”b并讽刺谢家福借办赈为晋身之阶，“现在一无出路之人，只要办赈务、洋务，顶子无不红，翎子无不花。尽他们一人去办！”c不仅如此，此后黄彭年还委派专人监控谢家福的往来电报。谢家福曾抱怨：“藩宪因弟请赈于各同乡，已嫌越俎，密派人在电报局，凡有弟发之电、弟接之电，无一不抄去。”d

由于黄彭年表示拒绝合作，十月二十五日谢家福曾致电北京的陆润庠，对自己的遭遇颇有怨言，称“题太窘，文难工”。e此电原不拟让黄彭年知晓，但由于保密不够，仍被黄彭年获悉。f黄彭年火冒三丈，在十一月初二日的日记中记道：“贺景韩（江苏按察使刘树堂——引者按）娶妇，绅来谒者多咎擅电之人，予曰：‘善人实为之。’或曰：‘今之所谓善人，古之所谓民贼也。假行善之名，为仕宦捷径，交通督抚，煽惑乡愚。一善堂而纳四海之广，操取与之权，此夷狄之法，圣人所必诛者’”。g此处“擅电之人”、“民贼”及“假行善之名，为仕宦捷径，交通督抚，煽惑乡愚”等语，即黄彭年借他人之口，表达了对谢家福及其活动的强烈不满。“一善堂而纳四海之广，操取与之权”等语，则反映出黄彭年对职权行使受到义赈绅士干扰的恼火。亲历此事的地方绅士盛康致其子盛宣怀函中曾称：“义赈正所以助国家之不逮，初非上侵官府之权也”，但“黄方伯（即黄彭年——引者按）正犯此忌”。h

谢家福也觉得十分委屈，义赈有利地方百姓，却遭到官府刁难，他曾向友人大发牢骚，大呼“闷极闷极”。i但黄彭年的发难的确抓住谢家福义赈活动存在的软肋。各处汇给谢家福的款项大多是“官款”即财政资金，后续要办理一系列造册报销事宜。谢家福本人是在籍守制的绅士，并没有接受官款的资格，一旦布政司真的拒绝接受，筹款一事立刻就会陷入僵局。所以十月二十日谢家福致电翁同龢称：“官中款项，皆须奏销核奖，归入义赈，恐多窒碍”，“若各省官捐巨款一概代收，大兴义赈，似与官长争权，难逃越分之罪；若与官赈通力合作，则必往来衙署，具备案牍，家福在籍守制，皆非所宜”，请各京官将“官捐”直接解往抚、藩衙门收放，“以安愚分”。j就此来看，谢家福已经意识到自己所为存在“与官长争权”之嫌。

黄彭年的发难虽使谢家福难堪，但“谁募谁办，缴来不收”只是气话，并未真正落实。揆

a《本馆接奉电音》，《申报》光绪十五年十月十七日（1889年11月9日），第1版。

b《致陆凤石》，十月二十八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39页。c?《致杨子萱》，十月二十八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41页。

d《致经莲珊密函》，十月十九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20页。

e《发北京电》，十月二十五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35页。

f谢家福在十月二十八日托杨子萱转寄陆润庠函中称，自己“于有电（即十月二十五日《发北京电》——引者按）中略陈一二，翌日始知京苏电报，无论何人所发，沈旭翁必译送左峰（即布政使——引者按），故成不解之结”。可见此电原不拟让黄彭年知晓。参见《致陆凤石》，十月二十八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40页。

g黄彭年：《黄陶楼日记》第49册《苏藩续记》“光绪十五年十一月二日条”，无页码。

h《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盛康致盛宣怀函》，《盛宣怀档案选编》第25册“赈灾编”，第384页。

i《致杨子萱》，十月二十八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41页。

j《致翁平大司农》，十月二十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24-125页。

诸情理，朝廷已颁布赈灾旨意，赈灾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谢家福举行义赈有旨可依。且义赈筹款活动得到翁同龢、潘祖荫等苏属籍京官大员的支持和直接参与，十月十三日，翁同龢、潘祖荫等为苏属救灾事，曾联名“电、信江督抚藩”，十五日“得曾帅、刚抚、盛道复电”，即两江总督曾国荃、江苏巡抚刚毅、盛宣怀已表态支持办赈。a所以黄彭年还是与谢家福保持着明面上的合作。十月二十六日黄彭年组织“司道府县”与地方绅士会议“谋赈”，谢家福亦受邀参加，黄彭年在会议中“饬首府县会绅设局”赈灾。b十一月初，江苏巡抚刚毅委任道员钱宝传总办吴江、震泽赈务，谢家福也受委“襄理其事”。c谢家福的具体任务是襄助钱宝传办理吴江、震泽二县赈务。至此，谢家福在赈灾中已取得官方正式认可的身份，有利于后续开展各项活动。

为筹集赈灾款项，谢家福除请求同乡捐助外，还向上海各协赈公所求助。十月初七日，谢家福向上海各协赈公所发出“告灾急电”，请求募捐资助：“倘蒙恩倡率，不论多寡，先托电局转示。”d据谢家福汇总，此次义赈劝捐分“四起”即四个来源。一是上海各协赈公所“刊发浙苏捐册及电求各省捐赈”之款，参与筹款的协赈公所有上海文报局、《申报》馆公所、高易公所、丝业公所等，因该年浙江亦遇水灾，谢家福与各协赈公所商定，募得款项七成归浙江，三成归江苏。e十月三十日，上海协赈公所将第一批赈款规银5000两解往苏属灾区。f十一月二十四日，上海文报局解送苏属灾区第二批赈款和物资，“规银一万二千两，药丸两箱一包，治病符二千道，新棉衣五十件”。g

二是谢家福在苏州电请外地同乡资助吴江、震泽急赈的捐款。如翁同龢、潘祖荫即“各捐1000两，交苏州善士谢绥之（即谢家福——引者按）”。h就谢家福电报往来可见，其屡次接到同乡捐款，如彭省三捐款2000两，十月十六日谢家福电复表示感谢：“具见惠溥梓桑，情殷利济”。i十一月初十日谢家福电复各省同乡称：“承惠赈款，感激无涯！”j

三是北京募集的款项。即翁同龢、潘祖荫为首的苏属籍京官设法筹集的款项。他们除上奏清廷请求拨款外，还向各省督抚发出“公信”，“电求各省协赈，汇至敝（谢家福——引者按）处”。k“翁、潘致各处电，直叙速集赈款，交谢绅放赈”。l十月十五日，在烟台任职的盛宣怀便接到翁同龢、潘祖荫等京官来电称：“江苏水灾极重，需办急赈”，“先求慨赐捐助，并募巨款，汇交上海电报学堂谢绥之拨赈”。m由于翁、潘等人号召力巨大，各地纷纷响应。据十月二十一日翁同龢所记，“各处所拨共八万一千（两）”。n十月二十五日谢家福透露，“因翁、潘已各省发电报，应者已及十万也”。o

四是“山东同乡”募集的款项。“山东同乡”主要指时任山东登莱青道兼烟台海关监督盛宣怀，苏属遭灾前，盛宣怀正与谢家福、严作霖等筹议，在山东青城、利津等县举办“移民让河”

a?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十五日条”，第4册第2321页。b?黄彭年：《黄陶楼日记》第49册《苏藩续记》“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条”，无页码。

c《吴中筹振》，《申报》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1889年12月3日），第2版。

d《上海协赈各公所接到苏垣谢君绥之告灾急电》，《申报》光绪十五年十月初九日（1889年11月1日），第4版。

e《公酌改订收解义赈条议》，十一月二十三日，谢家福等编：《苏灾录》，第550页。

f《上海文报局苏赈收解处会同各公所起解第一批苏赈启》，《申报》光绪十五年十月三十日（1889年11月22日），第4版。

g《上海文报局苏赈收解处起解第二批赈款启》，《申报》光绪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89年12月16日），第3版。

h翁同龢：《松禅自订年谱》，谢俊美编：《翁同龢集》，下册第1052页。

i《致彭省三》，十月二十六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36页。

j《复各省同乡》，十一月初十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54页。k?《致盛杏荪（密）》，十月十九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23页。l?《致经莲珊密函》，十月十九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20页。

m?《南赈往来各电钞存》，《盛宣怀档案选编》第25册“赈灾编”，第503页。n?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条”，第4册第2322o?《致经莲珊》，十月二十五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32

工程，以彻底解决当地水患。a得知苏属成灾后，盛宣怀个人捐助规银9907两余。b此外他还致电山东巡抚张曜，称“山东频年赖江浙接济，似应酌量拨助”，建议拨助江苏银1万两，得到张曜同意。c致电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求拨款一二万汇交谢家福“以助急赈”。d为使赈灾工作早日开展，在捐款未到位前，盛宣怀先垫拨赈款2万两，交严作霖带回，用于苏属赈灾。e

上述捐款的性质可分三类：一是“官款”，即各处官府调拨支持苏属赈灾的款项，这属于财政资金。二是需要“核奖”的个人捐款。按照清代捐纳制度，个人捐款赈灾可得到相应职衔、出身、封典等朝廷给予的奖赏，这需按规定程序申请“核奖”。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为筹集赈灾经费，两江总督曾国荃、浙江巡抚崧骏、江苏巡抚刚毅和安徽巡抚沈秉成联名奏准，以“给予奖叙”即捐纳办法，筹集赈灾款项。f三是放弃“核奖”的个人捐款。接受捐款时，谢家福对上述捐款分别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为避“侵官赈之权”的嫌疑，他告知同乡“捐巨款请解苏抚宪，惟零星之款福可代收”。g个人捐款则问明意愿，需“核奖”的捐款“代解筹赈局”，以便事后办理核奖。h只有放弃“核奖”的个人捐款，谢家福才同意接受。之所以如此，是因谢家福认为，接受“要奖之捐”属“与君相夺权”，他早已“在神前罚咒”，不接此类捐款。i

在款项用途方面，谢家福根据各地灾情轻重“公平摊赈”，将赈款分为72分，震泽、吴江得22分，西山镇得2分，昆山、新阳得14分，常熟、昭文得10分，松江、太仓、常州、镇江得24分。j从事后报告看，所筹款项即按此比例分配。k次年三月底，谢家福致电各省，称收捐于三月三十日截止，此后捐款“未便再收，谨当原璧归赵”。l据统计，此次义赈共收全国各地捐款漕纹银26142.35两，规银80302.684两，洋10511.2元，利息银385.573两。

三、义赈分工与赈灾举措

发起义赈之初，谢家福主要与本地绅士尤其是吴江、震泽二县绅士合作举办赈灾。其中多人过去曾与谢家福共同办赈。十月十九日谢家福称：“现在舍间，江、震两处旧时义赈劝募之友尚有十余人。”n十月二十一日又称：吴仁杰、费延釐“暨江、震两县各镇绅董二十余人，连日在舍议赈，现已议定，公延诸公分作八路，先查户口，带办急赈。此间垫付震泽五路共洋八千元，吴江三路共洋四千元，分别带去，由同里叶仲翁、任友濂总理其事”。o

为补充赈灾力量，谢家福努力动员外地绅士前来协助办理义赈。十月十九日，他致电尚在山东赈灾的丹徒县籍绅士严作霖，请其“务速驾临，至祷至盼”。p十月二十五日，他再次电

a朱浒：《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1876—1912）》，第140-142页。

b《收数》，谢家福等编：《苏灾录》，第596页。

c《南赈往来各电钞存》，《盛宣怀档案选编》第25册“赈灾编”，第536页；《收数》，谢家福等编：《苏灾录》，第594页。

d《南赈往来各电钞存》，《盛宣怀档案选编》第25册“赈灾编”，第539页。

e《上海文报局苏赈收解处会同各公所起解第一批苏赈启》，《申报》光绪十五年十月三十日（1889年11月22日），第4版。

f伍跃：《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84-389页。

g《复各省同乡电函》，十月十六日，谢家福等编：《苏灾录》，第539页。

h《致湖北厘捐局道恽松缘（祖翼）》，十一月初五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48页。

i《致经莲珊密函》，十月十九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19页。

j《上海协赈公所电报收支局苏州收解义赈处议单》，十一月二十五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76-179页。

k《解数》，谢家福等编：《苏灾录》，第609-610页。

l《致各省电函》，三月二十八日，谢家福等编：《苏灾录》，第581页。

m《收数》，《苏灾录》，第587-607页。另有部分衣物药品等，并未汇总在内。

n《致经莲珊密函》，十月十九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20页。

o?《致施少钦、经莲珊密函》，十月二十一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25-126页。

p?《致严佑之》，十月十九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21页。

请盛宣怀转致严作霖称：“江震系首倡协赈之地，现在水灾甚重，无论如何，速即带友集款来赈”。a十月二十九日，他致电扬州绅商李培松、李培桢兄弟，提出“请靳春（翁）、刘少（翁）、徐功翁预备赈苏”。b十一月初五日再度致电扬州，“求靳春翁邀熟手查赈善士十人，与靳同来江震冬赈”，并提出“须望日到”，即在十五日前到达。c十一月初十日急电各地绅士前来支援，“无论如何，求选择镇、扬熟手各六人速赈江震”，“再乞上海施、经、杨君速请兰阶、以湘、雪堂、乐如及（江）阴熟手分办太湖”。d此处提到的严、靳人等，均是江苏镇江、扬州、常州等府绅士，之前均与谢家福合作举办过义赈，系办赈“熟手”。

谢家福的呼吁得到义赈同仁响应。十月十七日盛宣怀电告谢家福，已派轮船迎严作霖率义赈诸友由烟台赶回上海。e十月二十九日，严作霖赶到上海，立刻前往苏州与谢家福会合，并带来盛宣怀垫付的赈款2万两。f严、谢在苏州见面后，十一月初一日联名发电，向各地同乡报告灾情及办赈计划。g十一月初二日，严作霖前往昆山查灾办赈。h上海文报局也请到高淳刘芬、江阴钱维锜及赈灾“熟手司事”13名，十一月二十一日自上海动身，前往灾区办赈。i十一月二十九日谢家福称，尚有许道良、周文易、邢省三、蔡少斋等“赈坛宿将”正在赶来途中。j

在分工方面，十一月初十日谢家福曾提出，拟将外地来苏绅士分为四路，分别负责吴江、震泽（张世祁、靳文泰各牵头一路），太湖厅（钱维锜牵头一路），昆山、新阳、常熟、昭文（严作霖牵头一路）的赈务。k谢家福则“常川居苏”，负责“收解转输”赈款事宜。l具体落实时分工有所调整，十一月二十八日谢家福禀江苏筹赈总局称，拟将灾区分为三路，义赈款项

“三路匀解”：一是吴江、震泽二县及太湖厅西山镇等处，拟办急赈、冬赈及来年春赈、夏赈，由谢家福随同督办钱宝传，邀请靳文泰等28人查户办灾；二是昆山、新阳、常熟、昭文四县，拟办冬赈及来年春赈、夏赈，由严作霖等在十二月十五日后查放义赈；三是太仓州、松江府、常州府、苏州府所属的其他受灾地区，拟办来年春赈、夏赈，由刘芬办完吴江、震泽及西山赈务后，于来年正月十五日后前往办赈。m

按照上述办法，除严作霖以外，各路绅士首先在吴江、震泽二县和太湖厅查户赈灾。查户完成后，义赈绅士与官府共同设局发放赈济（详后）。江、震冬赈完毕后，光绪十六年初刘芬、钱维锜、罗士麟等赶往镇洋、宝山等办理春抚，后分办靖江、通州、如皋等处“坍岸春恤”，在青浦、常熟、昭文“分办圩工，以工代赈，现于三月底一律事竣”，此后再至高淳、江阴、靖江等处办赈。n

昆山、新阳、常熟、昭文四县赈灾事务原拟严作霖牵头办理。十一月初二日严作霖即前往昆山、新阳查灾。o至光绪十六年正月初八日昆山、新阳查灾完毕，严作霖又至常熟、昭文查

a《南赈往来各电钞存》，《盛宣怀档案选编》第25册“赈灾编”，第511页。

b《发扬州电》，十月二十九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43页。

c《发扬州电》，十一月初五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51页。

d《发京烟镇扬沪急电》，十一月初十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52页。

e《南赈往来各电钞存》，《盛宣怀档案选编》第25册“赈灾编”，第534页。

f《上海文报局苏赈收解处会同各公所起解第一批苏赈启》，《申报》光绪十五年十月三十日（1889年11月22日），第4版。

g《发京都烟署各局电》，十一月初一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44页。

h《致经莲珊》，十一月初三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47页。

i《上海文报局苏赈收解处起解第二批赈款启》，《申报》光绪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889年12月16日），第3版。

j《致任友濂》，十一月二十九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85-186页。

k《致经莲珊》，十一月初十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55-156页。

l《复翰林院翁斌孙太史》，十一月初十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53页。

m《禀复江苏筹赈总局》，十一月二十八日，谢家福等编：《苏灾录》，第555-557页。

n刘芬、钱维锜、罗士麟：《上当道禀》，谢家福等编：《苏灾录》，第475-476

o《致经莲珊》，十一月初三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47

灾。a但严作霖的查灾遭遇阻力，“共查新阳六十二图，昆山十五图，太仓、镇洋、常、昭与新阳连界者亦查给二十一图。本拟一律遍查，土人恐碍收租，不愿引导，职等既不带差役，非土人领查不行，是以从缓”。严作霖遂与本地绅董商议，拟改赈济为工赈，将义赈款项用于兴修圩工，“职思放赈本属末策，与其以有用之钱，仅济一时，不若以工代赈，为久远之计”。这一想法得到谢家福等人支持。因此，光绪十六年正月后苏属义赈的重点即转向工赈。常熟、昭文、太仓、镇洋、宝山、青浦等县工赈由刘芬、钱维锜、罗士麟负责，吴江、震泽工赈由任艾生、谢庭芝、施绍书等负责，严作霖则专办昆山、新阳两县及“常、昭、太、镇之毗连新阳图分工赈”。b

义赈绅士主要采取如下措施：

（一）赈济

赈济指向灾民散发米粮钱款等临时救急措施。此项措施最先在吴江、震泽二县实施，后陆续扩展到其他地区。次年任艾生在吴江、震泽二县举办“急赈”，施给各镇饥民米票和现洋合计3400元，后义赈绅士又在江、震二县官赈局中附办急赈、冬赈，用去洋12200元和银9919.51两，苏州绅士宋治基、顾贤麟等办理太湖厅西山镇急赈，施放米票和现洋3100元。昆山县绅士盛凤标经办昆山、新阳二县粥局，用去洋300元。c据严作霖汇总，新阳县冬春两赈共计3599户，支洋8301元和钱900千文；昆山县冬春两赈710户，支洋1689元和钱132千文；临近昆山、新阳的太仓州各图冬春两赈289户，支洋825元和钱52千文；临近昆山、新阳的镇洋县各图冬春两赈390户，支洋926元和钱74千文；临近新阳的昭文县各图冬春两赈254户，支洋544元、钱84千文；常熟县冬春两赈209户，支洋410元、钱42千文。d据刘芬、钱维锜和罗士麟汇总，其“赴镇洋、宝山办理春抚”，并组织办理靖江、通州、如皋等地“春恤”，至光绪十六年三月底，常熟县春赈67户，支洋47元；昭文春赈100户，支洋134.5元；镇洋春赈363户，支洋873.5元；宝山春赈3664户，加上补赈若干及资助牛角尖、宝城、月浦三处粥厂，支洋9221.5元；青浦春赈47户，支洋126元；靖江“沿江坍坎”春赈568户，支钱845.5千文；如皋“沿江坍坎”春赈258户，支钱379.45千文；救济通州“沿江坍坎”303户，支钱290.2千文。e

（二）工赈

光绪十五年十一月时，谢家福曾预计来年仍需继续办赈，甚至要“接到明年秋熟”。f但至光绪十六年初，谢家福想法已有改变，并调整办赈方针，以兴办圩工、以工代赈为主。这一方面是因为严作霖查灾遭遇阻力，无心继续办理赈灾，另一方面是由于天气已经好转，苏属的灾情明显减轻，无须继续赈济。正月初十日谢家福电告同乡称，天气“亢晴三月，水稻撩尽，与十一月望情形异”，因此调整办赈方针，“现议义赈江、震仍附办昆、新、常、昭、太、镇，尽款办圩工为主”。g正月十七日又称，因继续赈济已无迫切需要，因此他与严作霖等会商，决定利用所筹款项举办工赈，“因思仁浆义粟，来源既极艰难，济急救危，施惠必求确当。与其发不急之赈，不如修已破之圩”。拟在常熟、昭文、昆山、新阳四县“广劝乡农，领款修筑，以工代赈”。吴江、震泽两县亦“腾出义赈捐款，劝民修圩”。h可见从光绪十六年正月起，义赈的工作重点已转为兴修圩堤，以工代赈。

a《发三线各局二等电》，（光绪十六年）正月初十日，《谢家福书信集》，第228页。

b严作霖：《上当道禀》，谢家福等编：《苏灾录》，第437-438页。c?谢家福：《上当道禀》，谢家福等编：《苏灾录》，第311-312页。d?严作霖：《上当道禀》，谢家福等编：《苏灾录》，第441-447页。

e刘芬、钱维锜、罗士麟：《上当道禀》，谢家福等编：《苏灾录》，第476-480页。

f谢家福：《致经莲珊、杨子萱》，十一月十四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60页。

g谢家福：《致各省同乡电函》，正月初十日，谢家福等编：《苏灾录》，第558页。

h《致浙江诸同乡》，正月十七日，《谢家福书信集》，第232-233页。

吴江、震泽二县圩工由谢庭芝、任艾生和施绍书主持，谢庭芝系谢家福之侄，任艾生、施绍书则为本地绅士，他们会同“天津等处来苏助赈”绅士沙慕真、黄礼让等“举董开办”，自光绪十六年闰二月中旬开工至三月底止，a在二县的黎里、盛泽、同里、吴溇、震泽、平望、梅堰、溪港、北厍和北坼镇分设10局，两县共修648圩，挑挖土方25万余尺，修筑石堤37丈和石闸2座，开港2872丈，共支洋38363元余。b严作霖负责昆山、新阳两县及“常、昭、太、镇之毗连新阳图分工赈”，工程分为33处，分别委任董事经办，共修全围104个和半围2个，挑挖土方21万余尺，支钱25838千文余。c刘芬、钱维锜、罗士麟在常熟、昭文、青浦三县修筑圩堤，工程分为26处，分别委任董事经办，共修圩227条，挑挖土方16万余尺，支钱16672千文余和洋439元余。d

据民国《昆新两县续补合志》载，新阳县圩工于二月二十一日起陆续兴办，严作霖“率同善士吴笠农、严阆轩、叶馨芝、孙干卿、嵇沛生等亲诣各乡，督率雇工，教以做法，与丁壮工夫等口授指画，胼手胝足，不辞劳苦，实力经营”，后严作霖因兄病回扬州探望，谢家福又“亲历查勘，责成吴笠农等认真催办”。e当年官府也同时举办工赈，与义赈分区办理，“东西北诸乡最低之处，由义振捐办”，“东南稍高之区，由官拨款举办”，但义赈所修圩岸质量明显好于官修，“经义振捐办之圩岸，坚固者多，至今犹赖之，而官修之岸，辗转假手，随意侵蚀，具文而已”。f

（三）掩埋尸棺

水灾发生后，灾区大量棺木随水漂浮，尸骸零落。此外各地工赈挑挖土方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棺木迁移等工作，因此义赈绅士还在灾区掩埋尸棺。为协助办理掩埋，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初二日，江苏筹赈局委任县丞彭锡恩“会同义赈绅士，办理江、震两县掩埋事宜”。g吴江、震泽二县分为9路举行，至光绪十六年四月底已埋骨10157副、棺2134具。h共用去洋43197元余。i新阳县“支买地、迁葬、掩埋、买骨匣三百十只”，用去洋109元和钱6千文余，并预支“明春应发迁葬费”钱200千文。j常熟、昭文也举办掩埋尸棺，支洋1100元余。k

四、 官义合办模式的尝试

值得注意的是，光绪十五年吴江、震泽二县的水灾救助中，官赈、义赈一度合流，形成“官义合办”的新型赈灾模式。此次吴江、震泽受灾极重，也是谢家福重点关注的地区。十月十五日朝廷下令救灾后，地方官府行动缓慢，缓不济急，且力度过小，杯水车薪。谢家福心急如焚，觉得“势已无可再待，故甘冒不韪，定绅士先办急赈之策”。l十月十七日，他与江震绅士吴仁杰、费延釐等商定《江震急赈条议》，将本地绅士分为8路，分别雇请司事船户，立刻在

a谢庭芝、任艾生、施绍书：《上当道禀》，谢家福等编：《苏灾录》，第321-322页。

b《江震圩工清册》，谢家福等编：《苏灾录》，第420页。

c《昆新常昭太镇圩工清册》，谢家福等编：《苏灾录》，第474页。

d《常昭青圩工清册》，谢家福等编：《苏灾录》，第508页。

e民国《昆新两县续补合志》卷3《水利》，1923年刻本，第2页b。

f民国《昆新两县续补合志》卷23《杂记二》，第10页a。

g《苏省抚辕抄》，《申报》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十一日（1890年3月31日），第4版。

h《彭锡恩禀》，《江震掩埋清册》，谢家福等编：《苏灾录》，第326、431页。

i谢庭芝、任艾生、施绍书：《上当道禀》，谢家福等编：《苏灾录》，第338页。

j严作霖：《上当道禀》，谢家福等编：《苏灾录》，第442页。

k刘芬、钱维锜、罗士麟：《上当道禀》，谢家福等编：《苏灾录》，第477-478l?《致陆凤石》，十月二十八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39

吴江、震泽二县清查灾民，并根据困难程度将灾民分为极贫、次贫两等，分别造册登记。遇有

“粒米均无、朝不保暮”的“极贫”灾民“不能不先接济”，可分别给予大口钱200文、小口钱

100文的临时救济。a此项措施很快落实，吴江、震泽“急恤”十月二十一日已开办。b

官赈的动作要迟缓得多。十月十五日朝廷下旨令地方官府救灾后，地方官府曾拨款救灾，但力度过小，十月二十五日谢家福曾向经元善抱怨：“震泽如此大灾，抚宪批司厚给赈款，搭放积谷，然方伯仅发银一千两而已”。c至十月二十六日，省城苏州“司道设五属官赈局”。d官赈局亦称筹赈官局，设于苏州布政司衙门，负责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及太仓直隶州赈灾事宜。十一月初道员钱宝传出任总办，负责吴江、震泽的赈灾工作，谢家福也获得委任，襄办吴江、震泽救灾事宜。此后谢家福在赈灾中的身份已不仅是地方绅士，还是官派委员，具有

“亦官亦绅”的身份，其所办赈务亦义赈、官赈兼备，如其自称：“家福承都中同乡诸公之嘱，代收各处协赈，盖仍义赈之旧也。又奉当道照会，随同官绅筹办，则又官中之赈也。”e这为实施“官义合办”的赈灾办法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后谢家福主要与道员钱宝传合作，在吴江、震泽二县救灾。钱宝传，字君砚，浙江嘉善县人，同治光绪年间历任江苏青浦、长洲等县知县，松江知府、候补道等职。f光绪十五年之前钱宝传多次参与义赈，如光绪十二、十三年，他曾为上海与昌丝栈陈煦元经募的山东赈捐、上海北巿丝业会馆施善昌经募的河南赈捐募款。g光绪十四年镇江、扬州旱灾，钱宝传受委派至镇江督办赈务。h由于“灾重款少，恐不济事”，他曾请上海各筹赈公所筹款接济，i并动员镇江本地绅士于学源、靳文泰等查赈，以补官赈之不足。j

应与上述经历有关，钱宝传对义赈办法颇为认同。约在十一月初一日与谢家福会面时，钱宝传“大不以现在办法为然，必欲照去年在镇江办法，邀请善士统查户口，分别极、次，一起统放”；“嫌此次办法极似官赈，必欲改照民赈，在别处请司事十人，大张晓谕，查赈给钱，统查统放”。这其实就是谢家福等推行的“向来义赈办法”。钱宝传还提出，已筹义赈钱款“切不可先行散去，庶可拼成五六万元，开放一赈”，即将官赈、义赈合并办理。钱宝传的意见与谢家福不谋而合，谢家福对此喜出望外：“我本疑官办必用官样，不意竟照民办之法，堪为江、震庆”。谢家福还向钱宝传倾诉之前遭遇，“适以可笑可哭情形告之”，钱宝传温言宽慰，称“向我一人算便了”，使谢家福“胸怀一畅”，颇生知遇之感。因此他立刻接受钱宝传意见，请吴江、震泽二县绅士暂停发放急赈，以便将义赈、官赈合并办理，改用“官义合办”的赈灾办法。k

决定官义合办后，谢家福制定《江震两邑办赈章程七条》，主要内容包括：（1）赈灾除先期举行的急赈外，还在年内举办冬赈，明年二月续办春赈。（2）经费除前期筹得的义赈款外，还有官府拨款、二县积谷款项，本地绅富亦应量力捐助，捐款归江、震筹赈局经收，事后刊刻“征信录”。（3）灾区由善士分路查勘，登记灾民的住址、口数，分别极贫、次贫情况，随后发

a《江震急赈条议》，十月十七日，谢家福等编：《苏灾录》，第539-542页。

b《致陆凤石》，十月二十八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38页。c?《致经莲珊》，十月二十五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32页。

d《发烟台电》，十月二十七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37页。

e《致湖北厘捐局道恽松缘（祖翼）》，十一月初五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48页。

f左宗棠：《补用道钱宝传试看期满循例甄别折》，光绪九年九月十二日，左宗棠撰，刘泱泱等校点：《左宗棠全集（奏稿八）》，岳麓书社，2014年，第316-317页。

g《上海三马路与昌丝[栈]陈竹坪经募山东赈捐六月初三日第三百廿四次清单》，《申报》光绪十二年六月初七日（1886年7月8日），第10版；《助赈摭要》，《申报》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二日（1887年11月26日），第9版。

h《上海陈家木桥电报总局豫皖赈处接镇江张廉泉先生来信》，《申报》光绪十四年十月十四日（1888年11月17日），第3版。

i《上海协赈公所同人公启》，《申报》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1888年11月30日），第3版。

j《十月二十六日接于百川、靳春阳先生丹徒灾区来书》，《申报》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1888年12月8日），第4版。

k《致任友濂、叶仲甫》，《致施拥百》，十一月初一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45页。

出“两联赈票”，存根每两日送筹赈局汇总造册一次，作为之后发放赈款的底册。（4）各路查户完成后，在适中之地设立“放钱公所”，提前三日发布告示，告知放赈的时间、地点，通知灾民届时前来领取救济。（5）司事饭食、薪水、盘川、纸笔及书吏、地保、圩长的工食费用不得开支“官款”，应在本地捐款内动支，城局“公费”亦由绅董捐助。（6）可登记孤苦儿童、怀孕妇女、老病残废人等情况，以便日后推广救济。（7）若有舞弊侵吞等弊，“一经查出，由官严办，不稍宽贷”。a

此后二县即按照上述办法举行查户。此次查户的外地善士主要来自高淳、丹徒、江阴等地。十一月十八日，丹徒县绅士靳文泰等12人抵达苏州，由谢家福“陪同前往，专办震泽”。二十五日高淳县绅士刘芬、江阴县绅士钱维锜等15人赶到灾区，“专办吴江”。b义赈绅士到达灾区后，迅速开展查户登记工作。据刘芬、钱维锜报告，到达吴江、震泽县城后，他们“暂留方伯寅、刘秉礼两路查附城一带，兼拾遗漏”，其余人员于十二月初五日赶往吴江县盛泽镇，分头查户登记，“锜偕诸友五路由远而近，芬查附近各圩，每日百户上下，夜间回种善堂，好与诸君接头”。九、十两日又有江阴县绅士许道良等4人抵达盛泽，总计“可分作十一路”，遂留五路在盛泽镇继续查户，刘芬于十二日率六路赴黎里镇。十四日钱维锜在盛泽查户完毕后，也奔赴黎里，拟十八、十九日查完后赴北厍。外地善士的查户得到本地绅士协助，如刘芬等到达盛泽后，“绅董王新甫年伯，施拥百、郑远孚两兄交到户口清册，路径分明，眉目清楚，不如附郭一带，盲人瞎马，不辨东西，无任感激”。c据统计，震泽县查得需赈贫户45857户，其中极贫大小口41957口、次贫大小口102923口；吴江县需赈贫户17633户，其中极贫大小口26243口、次贫大小口34837口。d

完成查户后，放赈工作随之展开。江、震二县共设7局放钱，十二月十六日起，吴江、震泽（二县同城而治）县城及附郭地区在城隍庙及东、西门设局放赈，秩序井然，“极为平安”。震泽镇、湖滨镇、盛泽镇分别定于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发放，黎里、平望、北坼三镇“日内查遍将竣，如赶得快，年内亦可放毕”。e据光绪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谢家福报告：“此次江、震冬赈，福随同钱观察、靳春阳诸公商定，官赈、义赈合为一气，按查户口，分别极、次，查至十二月中旬始竣，随于十六日起，福在江帮同散放，至大除夕止，计共极、次大小二十万五千九百余口，官赈、义赈共放洋七万二千余元”。f其中吴江县放出义赈款4944.3千文，震泽县放出义赈款11813.2千文，共计16757.5千文。g各处发放赈款时，将不同来源的赈灾款项合并，按“大口每名总给钱五百，小口每名钱二百五十”的标准发放。h其中黎里镇在罗汉寺设放赈处，冬赈共计发放恩赈、官赈钱5842.2千文、义赈钱1460.55千文，共计救济灾民5737户，计大口12245口、小口4721口。i

由上可见，在光绪十五年吴江、震泽二县赈灾过程中，在钱宝传、谢家福的联合主持下，官赈、义赈已经合而为一，形成“官义合办”的赈灾新模式。这种模式不但表现为官赈、义赈经费的合并统筹使用和采用统一的救灾标准，还包括义赈绅士和官府共同办理查灾赈济事务。

a《江震两邑办赈章程七条》，十一月十四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63-165页。

b《致京都同乡诸公》，十一月二十四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75页。

c《上海文报局苏振收解处接到吴江刘兰阶、钱以湘二君书》，《申报》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90年1月12日），第4版。

d谢家福：《上当道禀》，谢家福等编：《苏灾录》，第315-316页。

e《致施少钦、王心如、杨子萱》，十二月二十一日，《谢家福书信集》，第220-221页。f?谢家福：《致各省同乡函》，正月二十一日，谢家福等编：《苏灾录》，第562-563页。

g光绪《黎里续志》卷12《杂录》，第25页b。

h光绪《盛湖志补》卷1《灾变》，光绪刻本，第10页a。

i光绪《黎里续志》卷12《杂录》，第26页a。

在“官义合办”的办赈模式中，义赈明显占据主导地位，各项办法都明显受到此前义赈办法的影响。如谢家福所言，这其实就是“向来义赈办法”，可视为义赈经验在荒政领域的推广。

五、 余论

光绪十五年的苏属水灾义赈，在晚清义赈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首先，这是首次以江南地区为对象的跨区域义赈活动。此前义赈均是江南绅商动员人力物力，走出江南，至华北、西北等地举行赈灾。换言之，江南通常扮演着义赈“主体”的角色。在光绪十五年苏属遇灾后，江南地方社会对义赈也抱有较高期待，希望能够得到义赈支持。如时人所称：“夫西北诸省之荒，尚赖江浙两省为之劝募，为之转输，岂江浙两省之荒，忍坐视乡人之转乎沟壑而不一援手乎？”a谢家福亦透露，“苏、松、太三属旧时募赈之友飞函述灾者，日数至”。上海县高行镇绅士汪锡昌等曾致函施善昌、谢家福，要求赈济本地灾荒。b谢家福认为上海县“官赈、绅捐、积谷三者似未力竭，遽向浙绅（施善昌——引者按）相商，深恐无益”，予以婉拒。汪锡昌随即致函谢家福，讥讽其“庸讵知筹捐则知有上海，赈穷则不知有上海”。c以此为背景，若义赈绅商对灾荒袖手旁观，将会极大损害地方社会对义赈的信心和支持力度。谢家福不负所望，挺身而出，在苏属发起大规模的义赈，救助灾民，兴修水利，将在以往义赈中取得的经验运用于本地，使江南地方社会亦能从义赈中受惠，从而保证义赈事业能够继续得到江南地方社会的支持。

其次，光绪十五年的苏属义赈，是“官义合办”模式的首次提出和运用。以往研究认为，

“官义合办”模式是盛宣怀在光绪三十二年江苏徐淮海赈灾中首次提出，得到两江总督端方等地方大员支持，并最终得以实施的。其主要做法是，将官赈、义赈合并办理，两方所筹款项统一发放；由义赈绅士担任州县“总董”，“专司查户发票”，由官派“委员”专司“收票发钱”，在四乡设分局放钱。d这一模式首次组建了官赈、义赈合作的组织架构，两者完全按照同一规则协调行事，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以往横亘于两者之间的界限，实现了以义赈为核心而对官赈的改造，使得官赈的主体地位首次遭遇剧烈冲击。因此这不仅是义赈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也是官赈发生近代演变的重要表现。e

但由本文可见，光绪十五年吴江、震泽两县冬赈中，官赈、义赈的款项已合并使用，且按照统一的标准发放，分设督办委员及襄办绅士，设立多局放赈。光绪三十二年盛宣怀提出的办法，与光绪十五年吴江、震泽的做法极为类似。由此来看，“官义合办”的赈灾模式其实在光绪十五年已经出现。f我们还应注意到，光绪三十二年提出“官义合办”模式的盛宣怀，也是光绪十五年苏属义赈事务的深度参与者。他积极为义赈筹款，并协助严作霖从山东赶回苏属，谢家福屡次将赈灾情况告知盛宣怀，当决定“官义合办”吴江、震泽二县赈灾事务后，他专门电告

a《江浙赈务说》，《申报》光绪十五年十月初七日（1889年10月30日），第1版。

b黄彬、顾尧、谈寿基、黄琮、彭泽熙、汪锡昌：《上海高行镇绅乞赈书》，《申报》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1889年11月26日），第2-3版。

c《上海汪君锡昌告灾书》，谢家福等编：《苏灾录》，第523-525页。

d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第450-453页。

e朱浒：《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1876—1912）》，第217页。

f此外，光绪十五年浙江救灾时，浙江巡抚亦请义赈绅士金福曾会同办理赈务。朱浒的研究显示，这属于义赈绅士主持官赈行动，属于“化官为义”，与后来的“官义合办”有所不同。但在笔者看来，这也显示当时官赈、义赈已出现走向整合的趋势。参见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第443-444页；朱浒：《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1876—1912）》，第213页。

包括盛宣怀在内的苏属同乡，称“震泽、吴江、太湖，已与钱君研观察商定官绅合办”。a所以，光绪三十二年盛宣怀提出的“官义合办”模式，可以视为光绪十五年苏属“官义合办”模式的延续。

再次，光绪十五年苏属义赈反映出义赈的国家认可度问题。在既往的赈灾体制中，赈灾事务主要由官府承担，社会力量举办的赈灾往往局限于较小范围以内，属于“社区赈济”，是作为官赈的有益补充而存在的。b换言之，官赈、社区赈济之间主要是互补关系，因此社区赈济普遍受到官府的支持和提倡。但与以往社区赈济不同的是，晚清义赈兴起后，显示出强大的社会动员和资源筹集能力，已经使得官赈的主体地位发生动摇，客观上与官赈形成竞争关系。义赈绅士对此已有明确认识，光绪十六年春谢家福与盛宣怀讨论赈务时便称：“义赈如勇，官赈如兵，勇久即兵也。此时义赈已有兵七勇三之兆”，即义赈实际上已经成为赈灾的主要形式。地方社会对义赈也形成依赖，“现遇小小灾歉，仅须设一数十千文施粥施米之局可以拯救者，亦必过甚其辞，谓已饿殍载道，死亡枕藉，遽向上海义赈拨款”。c

以此为背景，虽然谢家福等反复强调义赈“不与官长争权”，但如何看待义赈，还是在官府内部引起不少争议。从义赈初兴时开始，这种争议即已存在，如经元善所言，光绪初年兴办义赈时，“当道目为越分，而忌阻者亦颇不乏”。d由光绪十五年苏属义赈可见，当时官府内部仍对义赈持有不同意见，江苏布政使黄彭年认为义赈绅士“假行善之名，为仕宦捷径”，认为其属于“夷狄之法”，明确表示反对。总办吴江、震泽赈务的道员钱宝传则对义赈颇为认同，主动提出要在赈济中推行“向来义赈办法”。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说明，当时义赈在赈灾体系中的地位尚未得到国家的完全认可，缺乏可靠的制度依据。这就使得义赈绅士办理赈务时担惊受怕，如履薄冰，光绪十五年十一月，谢家福曾致函友人称：“此间官绅互相猜疑，故查手不能不慎选，稍一差池，必致闹出奏案来，不仅坍台而已，大约此次赈事，弟性命必送无疑。”e

最后，光绪十五年的苏属义赈还暴露出其组织架构松散的缺陷。当时义赈仍多为自发兴办，缺乏统一的指挥协调机构，义赈领袖散处各地，“遇事不能会议，且向来每逢灾赈之始，一再函商，往往迹似推诿，情实逊让，无人肯作主张”，导致耽误救灾时机。操办赈务的人手也明显不足，义赈需雇请“司事各友”办理事务，他们需经手钱款，“非领袖之人向所深信者，虽经公举仍不敢重用”，但不少司事“不甚洽于舆论”，这固是因为“仓促召募，未能精选”，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合格人选难觅，“廉隅自饬、结实可靠之人，世方延揽”，根本无暇充当司事，且义赈队伍亦多系临时组建，“以有定之司事，听差于无定之领袖，未必肯服节制”。所以义赈“渐渐败坏”，谢家福透露，义赈曾发生赈务人员“山东则被土民刃伤，湖州则被土民在妓寮中拖出”的丑闻。所以谢家福认为，义赈“只能有人则办，无人不办。盖义赈之弊，可以胜于官赈加倍”。f

上述种种弊端的存在，加之受到官府质疑，使得义赈绅士举办义赈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光绪十五年苏属义赈告一段落后，谢家福曾致函其侄谢庭芝称：“叔于近年义赈事实在寒心，窃恐再办下去造下弥天大罪，盖自己戒慎恐惧，而外间已当作一个消纳失业之局，人品不齐，百弊丛生，此后但愿永无义赈，专办官赈，以免欺人之罪加于寻常一等”。告诫谢庭芝“从今以后

a《发京烟镇扬沪急电》，十一月初十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51-152页。

b吴滔：《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c《致盛杏荪》，约光绪十六年春，《谢家福书信集》，第241页。

d经元善：《沪上协赈公所溯源记》，1900年10月，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27页。

e《致经莲珊、杨子萱》，十一月十四日，《谢家福书信集》，第160页。

f《致盛杏荪》，约光绪十六年春，《谢家福书信集》，第240-242页。

宁可办官赈，勿办义赈，宁可办官中之工赈，勿办义赈中之工赈”。a这种现象说明，随着形势的发展，义赈的许多做法已经难以适应时代需要，急需进一步的变革。

a《致佩孜侄》，《谢家福书信集》，第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