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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天坛祈雨的历史书写与史实考析 ——兼论康熙雍正灾异观念演变及其影响
作者:李光伟 责编:

来源:《清史研究》2022年01期  发布时间:2022-03-04  点击量: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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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亲祈是清代祈雨的最高规制。在清帝祈雨的历史活动中,康熙承前启后,逐步确立君臣祈雨的制度体系。乾隆初年,清廷将常雩正式升格为每年的“大祀”,礼仪的政治性更加突出。在常雩升格为“大祀”之前的康熙朝,康熙对“天道”的认知发生较大变化,进而影响其祈雨活动与荒政实践。雍正的灾异观念和执政风格与康熙不同,这不仅导致康熙天坛祈雨的历史书写与史实发生偏离,还对雍正朝灾情呈报的讳匿风习以及乾隆朝对此问题的纠正产生重要影响,值得深入探讨。

目前学界对清代官方祈雨礼、祈雨术与民俗、不同信仰体系与祈雨仪式的多元性、清帝的祈雨观念,以及康熙朝京师祈雨制度的确立、遇旱修省议政、因祈雨整肃官纪吏治、康熙祈雨观念变化与王朝治理等问题,已有一定研究,a但对康熙天坛祈雨的历史书写与史实之间的差异、成因、康雍二帝灾异观念演变及其影响等,尚少专门讨论。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拟对上述问题进行考析,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 康熙五次亲诣天坛祈雨与降雨考

顺治十八年(1661)三月十九日,康熙即位之初,谕礼部于次日在大高圆殿祈雨;二十九日,命礼部祈雨,并饬臣工修省图治。b此为康熙朝较早的两次祈雨,且在一月内举行。康熙亲政后,深知农业与民食事关国家安定,“农务为国家之本,粒食乃兆姓所资。必雨旸时若,而后秋成可期”,c对京师祈雨高度重视。据来华法国耶稣会士白晋描述,在干旱时期,康熙“深居简出,除非是按照中国历来在类似情况下所遵守的习俗,带领朝臣去天坛向天地真神祈祷献祭品求雨”。d康熙凡五次亲诣天坛祈雨。e十年(1671),康熙首次亲诣天坛祈雨,又于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六年四次亲祈,f均由西天门步行入天坛圜丘。

(一)康熙十年首次祈雨

十年三月十九日,由于“三春无雨,风霾日作,耕种愆期”,康熙谕礼部通行申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修省过愆:“持廉秉公,克尽厥职,洗心涤虑,痛改前非,以迓天庥。”四月初五日,因天气亢旱,康熙谕刑部等:“将现禁人犯详加清理,如有可矜疑者,照例减等发落。其现审人犯,亦速为审理,有应减等者,即与减等;应释放者,即行释放。务期狱无冤滞,以迓天和。”随后将斩、绞人犯11人减等免死。初七日,谕礼部择吉日、备仪物,欲亲诣天坛祭告,“恳祈甘霖速降”。g按仪制,初八至初十日斋戒三天。十一日,康熙亲诣天坛祈雨,十三日(小满)降雨。h虽然遇旱修省的话语已见于朝议对奏,但除修明政治、清理刑狱等日常政务督责外,备灾救灾的相关举措尚不明晰。

(二)康熙十七年第二次祈雨

在统治危机严峻之际,康熙将向天祈祷作为消弭灾情、维护统治的重要措施。三藩之乱期间,康熙对祈雨尤为重视。十七年夏,炎暑亢旱,康熙于六月十三日命礼部筹备已七年未行的亲诣天坛雩祀,“察例择期以闻”,希望“精诚上达,感格天心”。斋戒三日后于六月十八日亲诣天坛祈雨,“行礼时,甘霖大沛”。i康熙此次亲祈确曾降雨,但并非“行礼时,甘霖大沛”。据《康熙起居注》,是年六月十五

a主要有陈捷先:《从“天人感应”思想看康熙皇帝的治术》,《透视康熙》,三民书局,2012年,第200-201页;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428-435页;其他相关成果参见李光伟、陈思翰:《康熙朝京师祈雨与王朝治理》,《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b《清圣祖实录》卷2,顺治十八年三月戊辰、戊寅。

c《清圣祖实录》卷89,康熙十九年四月庚午。

d白晋:《康熙帝传》,马绪祥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210页。

e天坛公园管理处编著的《清代皇帝天坛祭祀御制诗文集》(线装书局,2007年,第25页)统计康熙在位期间至天坛行雩礼4次,实误;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周卫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4页)根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记载,认为康熙在天坛亲行祈雨7次,多出2次为二十八年、五十六年,亦误。乾隆朝官修《清朝通典》卷42《礼·吉二·雩祀》(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249页)统计为5次,与《康熙起居注》《清圣祖实录》记载相符。

f《清圣祖实录》卷35,康熙十年四月壬辰;卷74,康熙十七年六月丁亥;卷80,康熙十八年四月己卯;卷130,康熙二十六年五月丁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1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528页。

g《清圣祖实录》卷35,康熙十年三月庚午;四月丙戌、戊子。

h《清圣祖实录》卷35,康熙十年四月壬辰、甲午;康熙《大清会典》卷57《郊祀三·躬祷郊坛仪》。

i74,康熙十七年六月壬午、丁亥。

日,康熙“因亢旱祈雨,躬祀天坛,斋戒三日,不理政事”;十八日辰时,“躬诣天坛祈雨,自西天门步行至坛,致祭毕,仍步行出西天门,乘马回宫”,a只字未提“甘霖大沛”。康熙亲行祈雨是国之大事,若致祭行礼时降大雨,表明祈祷灵验,当日起居注官陈廷敬、牛钮不可能漏记。

再查《南书房记注》,缺是年六月十八日记载,系因康熙当日亲诣天坛祈雨;二十一日记载:“上因天时亢旱,于十八日斋戒,亲祷南郊。次日,灵雨如注,上赋喜雨诗一章。”b十九日,降雨之后,康熙御制绝句《喜雨》:“暮雨霏微过凤城,飘飘洒洒重还轻。暗添芳草池塘色,远慰深宫稼穑情。”c此后,日讲起居注官陈廷敬恭和御制《喜雨》诗。d张英《恭和圣制喜雨诗》云:“灵雨东来满帝城,和烟沾洒玉阶轻。卷帘笑指云生处,稼穑深萦圣主情。”e此外,他还因“近侍内庭,备详宸虑,职居惇史,宜志天休”,作《喜雨赋》进呈御览,其“序”中指明康熙斋戒、亲祈前后之雨情,“致斋之次日乙酉,阴云四合,电掣雷轰,雨沛于中夜;祷祠之次日戊子,凉飔候至,烟霏雾结,雨澍于亭午”。f据此可以断言,十八日康熙亲祈绝非“行礼时,甘霖大沛”,而是斋戒之次日乙酉(十六日)半夜降雨,亲祷之次日戊子(十九日)正午复降雨。

从康熙君臣诗文中可发现此次降雨量之多少。康熙《喜雨》诗表明正午阴云密布,宛如傍晚,初降蒙蒙细雨,时大时小。张英《喜雨赋》详细描绘了当日降雨前后之情形,“云兴于西,日之方午”,阴云蔽日,凉风渐起,“气霭霭而如暮,声飒飒而兼秋”,未几风雨大作,“浩乎如风樯阵马之疾,沛乎如江涛波影之流。已而滴沥飘扬,滂沱汪濊”,雨势急,雨量大,“其泛碧落而下也,若九天之瀑布,高转于银河”。此次降雨确系“甘霖大沛”,有效缓解京畿旱情,“优渥遍乎九垓,沾足同于万里。岂止畿甸沐膏泽之施,三辅获田畴之美”。g

据《南书房记注》与收入张英《笃素堂文集》的《喜雨赋》,可确证《清圣祖实录》篡改十七年康熙亲祈降雨时间。《清圣祖实录》的监修总裁官之一张廷玉即大学士张英次子,父子同在康熙朝为官,颇受康熙青睐恩宠。在奉旨纂修《清圣祖实录》之前,张廷玉早已阅览其父已刊与未刊文稿,正如他于康熙四十七年亲撰其父行述所言,“著作已成者”,包括《笃素堂文集》等8种;“未付剞劂者”,有《南书房记注》《学圃斋诗话》《笃素堂诗文后集》“若干卷藏于家”。h张英记录之信息均与康熙关系密切,张廷玉既已知晓,却于纂修《清圣祖实录》时仍篡改降雨时间(或明知而不指出),并将其与康熙十八年亲祈时即降大雨混淆,以证康熙祈雨灵验和天人感应迅捷。这一做法隐含的政治意图,在雍正朝文臣篡改十九年康熙亲祈后降雨日期、删削《清圣祖实录》康熙二十八年谕旨,以及编纂《清圣祖圣训》时依然存在,详见后文。

(三)康熙十八年第三次祈雨

十八年,旱情复至,“畿辅雨泽愆期”,江南、山东“诸处皆然”。i三月二十六日,康熙谕令礼部同顺天府官员竭诚祈祷。四月初十日,康熙因雨泽未降,准备“虔诚斋戒,躬诣天坛,亲行祈祷”,命礼部择期具仪。j自四月十二日起,斋戒三日,于十五日至天坛亲行雩祀,“致祭读祝甫毕,甘霖随降。祭毕,上冒雨步行,出西天门,方乘马回宫”。k

a《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370页。

b《南书房记注》,《张英全书》下册,江小角、杨怀志点校,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75页。

c王志民、王则远校注:《康熙诗词集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页。

d陈廷敬:《午亭文编》,王道成点校,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9页。

e张英:《存诚堂诗集·应制二》,《张英全书》下册,第38页。

f张英:《笃素堂文集》卷1,《张英全书》上册,第226页。g?张英:《笃素堂文集》卷1,《张英全书》上册,第228页。

h《行述传状》,《张英全书》下册,第492页。

i《南书房记注》,《张英全书》下册,第402-403页。

j《清圣祖实录》卷80,康熙十八年三月辛酉、四月甲戌。

k《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408页。

此次降雨“自旦至暮,土膏沾渥”。日讲官张英、高士奇奏:“从古史书所载,未有感召如此之速者,皆由我皇上勤劳万民之心,以至诚昭格上帝,故休征协应近在呼吸间。此诚国家盛事,古不多观者也。”a一整天的降雨令康熙大为振奋,御制《夏旱步祷南郊喜雨》二十四句长诗,其中描述斋戒、祈雨、降雨及衣靴尽湿之情形云:“斋居承穆清,中夜起自肃。繁星丽赤霄,云汉光自煜。鸡鸣开重,舆马辍华毂。步祷升郊坛,祠官启太祝。是时甘澍零,沾润及拜伏。空蒙迫阊阖,喷薄驱海渎。屏翳洒道回,渗漉足裳服。”b张英作《己未孟夏上以天时久旱于宫中致斋三日望日亲诣南郊虔祷读祝版甫毕雨泽应时而至恭纪二首》。c此次祈雨灵验迅捷,一时间京师高官、知识精英多作喜雨诗唱和酬答。大学士李霨、杜立德作喜雨诗,文华殿大学士冯溥作诗分别和李、杜之韵。d此后,康熙对精诚致雨更加信服。

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京师发生大地震,“变出非常”。e八月初十日,康熙忧心地动频繁,张英、高士奇等奏称,“据史书所载:‘地者,阴象也。阴气过盛,阳气伏于下而不能伸,则有震动之灾。’故久雨则震,久旱则震,皆阴阳不和之所致”,建议“今或宜虔祷郊坛,为万民请命,至诚所动,上格穹苍,当亦弥灾之一端”,得到康熙认可。f十五日,康熙先是派官告祭天坛;二十四日,再遣官祭城隍之神。g九月十三日,再次地震,康熙准备亲诣天坛祈祷,命礼部“择期具仪以奏”。h九月十五日,康熙因地震“亲祀天坛,斋戒三日,不理政事”;十七日早,于太和殿视郊天祝版;十八日早,率文武官员诣天坛祈祷,与祈雨仪式类似,“自西天门下马,步行入坛,行礼。祷毕,复步行出西天门,乘马回宫”。i虽然清代无常规性“地震祭祀”,但因干旱与地震的关联,天坛祈雨仪式被用于应对地震。连同之前亲诣天坛祈雨,康熙一年内两次诣天坛祷告,表明他对天坛亲祈灵验的虔信。十九年,康熙两次天坛祈雨即与此密切相关。

(四)康熙十九年第四次祈雨

十九年春夏之交,天旱民饥,灾民涌入京师。四月初一日,康熙谕云“阴阳不和,总由人事失当”,命大学士、九卿等议奏应行应革事宜。初十日,康熙谕大学士等,“今欲择期亲祭郊坛,祈祷雨泽”,命其拟写谕旨。j十一日,谕旨拟定,康熙谕礼部:

今时已入夏,甘霖尚稽……或因政治未协,致干天和。朕用是夙夜靡宁,循省儆惕。兹当虔诚斋戒,躬诣天坛,亲行祈祷,为民请命。尔部即择吉具仪来奏。k十四日,康熙按照礼部择定躬祷天坛祈雨日期,自是日起斋戒三天,不理政事。十六日早上,于保和殿视祀天坛祝版后回宫,“是日雨”。此记载表示雨量不大。十七日寅时,亲诣天坛祈雨。l查《康熙起居注》,此后数十日未见降雨记载。《清圣祖实录》虽未记十六日降雨,却于康熙亲诣天坛祈雨后的次日即十八日,独记一条:“丁丑,雨。”m十八日是否降雨,考证如下。


首先,据《南书房记注》,四月十八日辰时,康熙召张英至懋勤殿进讲,讲毕后君臣谈及河南、山东一带农业收成,张英对曰:“近因天时亢旱,减膳致斋,宸衷肃穆,将行虔祷之礼,雨

a《南书房记注》,《张英全书》下册,第402页。

b王志民、王则远校注:《康熙诗词集注》,第79页。

c张英:《存诚堂诗集·应制三》,《张英全书》下册,第69-70页。

d冯溥:《佳山堂诗集》卷6,张秉国笺注:《冯溥集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233页。

e《清圣祖实录》卷82,康熙十八年七月庚申。

f《南书房记注》,《张英全书》下册,第411-412页。g?《清圣祖实录》卷83,康熙十八年八月丁丑、丙戌。

h《清圣祖实录》卷84,康熙十八年九月乙巳。

i《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435页;《清圣祖实录》卷84,康熙十八年九月庚戌。

j《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519-520、526页。

k《清圣祖实录》卷89,康熙十九年四月庚午。

l《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528页。

m《清圣祖实录》卷89,康熙十九年四月丁丑。

泽应期而降,益见至诚上格天人感孚之盛。”康熙云“此皆天心佑助下民”,a仍然相信虔祷感通“天心”。此处所谈“雨泽应期而降”,系十六日即康熙斋戒第三天降雨。这与《康熙起居注》记载相印证。值此康熙君臣高度关注降雨之际,加以康熙因旱斋戒、亲祈,十六日斋戒第三天降雨已然被起居注官记注,若十八日降雨,起居注官严我斯、阿哈达不可能疏漏。b

其次,当时京畿“亢旱非常”,直隶沧州、青县等处“十分饥馑,今春麦就槁,秋种堪虞,流离载涂”。五月十五日,大学士等面奉上谕,“前以亢旱祈祷,虽降雨泽,尚未沾足。今又久旱不雨”。c同日,《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谕大学士等:“向以亢旸,斋居虔祷,虽雨泽薄降,四野田畴尚未沾足。今兹不雨,为时又久。”d可证所言“斋居虔祷”“雨泽薄降”乃指四月十六日降雨,且雨量不足,此后久未再降。《清圣祖实录》记载虽前后矛盾,但此处为真实。

再次,康熙因四月十七日亲诣天坛祈雨未果且旱情持续,加以十七年、十八年祈雨成功的经验,拟于六月再次诣天坛亲祈,命大学士查考旧例。六月初六日,大学士索额图等回奏明朝皇帝祈雨旧例:“嘉靖时,亲祀天坛祈雨,未降,复遣官祈祀各庙。万历时,亦亲祀天坛,未曾得雨,复于宫内另行祈祷。并无两次躬祭天坛之例。”这说明即使皇帝亲行祈雨未果,亦不能短期内再次躬祷天坛。闻此,康熙曰:“此事关系重大,尔等确议具奏。”次日酉刻,恰逢“雷电大雨”,将康熙对祈雨的怀疑与京畿亢旱一同化解。此时,康熙对雩祀祈天的态度应在疑信之间,至少仍持有特殊时刻“精诚致雨”的期待。此番降雨范围较广,极大地缓解了旱情。十五日,户部员外郎席格自广西估粮草价值返京,康熙问:“尔观沿途田禾如何?”席格回奏:“自广西至湖广、河南,今岁麦收甚多。目下田禾极盛,雨泽及时,大抵可十分收获。直隶保定府以南,田禾亦佳,但雨水未足。保定府以北,微有旱灾。臣到时,已得大雨,农民俱并力耕种。”康熙又问:“雨已足否?”奏曰:“雨虽未足,亦可耕种矣。”e该年未见康熙再次亲诣天坛祈雨之记载,应被索额图等谏止,加以六月初七日大雨因而未再举行。

因此,十九年四月十七日康熙亲诣天坛祈雨之次日并未降雨,亦未见康熙按惯例御制“喜雨诗”。《清圣祖实录》未载四月十六日降雨,亦失收六月初六日索额图等谏止康熙第二次亲诣天坛祈雨、六月初七日“雷电大雨”等内容,而将四月十六日降雨篡改系于四月十八日,以强化康熙亲诣天坛祈雨灵验迅捷。

此外,二十一年大旱时,康熙打算亲诣天坛祈雨,但不久即降大雨,未行亲祷。是年六月,天气“亢旱已甚”,十五日,康熙“欲虔诚斋戒,亲行祈祷”,命大学士等查例具奏。二十一日,天降大雨,康熙心情大悦。f虽然康熙此次因降雨而未行亲祈,但仍可窥见其对祈天的虔信。

(五)康熙二十六年第五次祈雨

三藩之乱结束后,随着政治军事危机渐次平息,康熙日益重视民生吏治,祈雨时也更关注官员是否诚心修省。即使二十六年康熙因天旱再次亲祈,也在四五月间先行求言、议政、减刑、罪己诸事。是年四月初八日,康熙谕大学士勒德洪等:“前日朕出城外观看田苗,甚是亢旱。着传谕礼部诚敬祈雨。”g此后,虽然“雨泽薄降,尚未沾足”。五月初三日,康熙因天旱颁诏天下,反躬自省,诏内恩款17条,h可见亢旱之严重。


五月十六日,康熙谕大学士等:“天气甚旱,朕欲亲行祈祷,着传谕九卿会议。”未几,勒

a《南书房记注》,《张英全书》下册,第445页。

b《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529页。

c《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530、541页。

d《清圣祖实录》卷90,康熙十九年五月癸卯。

e《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553-554、558-559页。

f《清圣祖实录》卷103,康熙二十一年六月辛卯、丁酉。

g《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615页。

h《清圣祖实录》卷130,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庚辰。

德洪等回奏:“九卿议得,前因天旱,上谕欲亲行祈祷,臣等原议得,近日时有微雨,虽未沾足,亦不至大旱,皇上可不必亲祷。乃至今未得大雨,苦旱犹甚。皇上念切民生,宵旰罔逸,欲亲行祈祷,臣等何敢劝止。但仰见圣躬劳瘁,臣子之心实有不安。今如圣意虔祷,自然天心感应。”康熙曰:“然。朕惟有诚心亲祷耳。”可知十六日之前,康熙即因天旱打算亲行祈雨而被九卿劝止;随着亢旱继续,决意亲祈,九卿未再劝止。此外,康熙还命九卿等京师各级官员同他一起“实心祈祷”,由户部议奏应行典礼。康熙自五月十七日(是日降雨)起斋戒三日;十九日早,于保和殿视祈雨天坛祝版;二十日卯时,亲诣天坛祈雨,当夜降雨。a

六月,康熙御制篇幅更长的三十二句十六韵《喜雨诗》以抒其怀,序云:“欲躬诣郊坛致祭,诸臣亦以为请,因命礼官诹吉具仪。斋戒肃穆,步祷上帝。始斋之晚,密雨濡润;祭之日,雷雨交作。自兹间日而雨,遍四郊田野沾足。”所涉祈雨筹备、两次降雨时间与《康熙起居注》记载相符,而关于雨量信息的记录较《康熙起居注》更为详细。诗内有云:“斋祭祈神鉴,精诚只己知。谁云天最远,于是听能卑。默处敬居日,恭虔步祷时。微衷惭上格,大化喜潜移。滂霈滋南亩,飘潇遍九逵。”b可知降雨频繁,雨量丰沛。同月初十日,皇太子胤礽将康熙御制《喜雨诗》并序示侍讲诸臣,彭孙遹读毕奏曰:“皇上步祷郊坛,至诚感格,致斋之夕,即沛甘霖。礼成之后,连日雷雨交作,四郊沾足。”c至此可厘清这次祈雨降雨之情形:五月十七日斋戒首日夜晚,降密雨;二十日祈雨当晚,雷雨交作且持续多日,京师旱情不复。

以上列举康熙亲诣天坛祈雨并得雨的“喜雨诗”,诗文篇幅逐渐增加,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对躬祷天坛祈雨的重视,对降雨灵验的虔信,以及对圣德格天之迅速的夸示与自得。

二、 康熙停止亲诣天坛祈雨的原因与《清圣祖实录》之篡改

《清圣祖实录》不仅篡改康熙亲诣天坛祈祷后降雨的时间、雨量等,还精心删削、掩饰康熙自陈停止亲诣天坛祈雨原因尤其是他对祈天并不完全灵验的心态表露的记载。

康熙对祈天灵验的信服,因二十六年孝庄去世而彻底淡漠。当年十一月,孝庄病重,多方医治却无好转。康熙于宫中“虔洁精诚,默行祈祷”,亦未见成效,念及30余年保育亲情,“惟有竭抒诚悃,叩祈上天之眷佑”,并谕群臣,强调此举“并非沽取虚名,徒事粉饰为也。皇皇上天,其可欺乎”。亲诣天坛祈祷是其竭尽人事依然无可挽回时的最终对策,“如稍有可望之机,亦不敢起躬祷天坛之念”。d是月二十九日,康熙亲制祭文,内称“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设无祖母太皇太后,臣断不能致有今日”,呼吁“皇穹,伏恳悯念笃诚,立垂昭鉴……若大数或穷,愿减臣龄,冀增太皇太后数年之寿”。礼部遵照惯例择斋戒、告祭日期奏请,康熙此次未采择,传谕:“朕在宫中,每日斋戒,可即于明早步行恭祭祈祷”,显示其迫切心情。十二月初一日卯时,康熙率王公大臣等自乾清宫步诣天坛致祭,恭祈孝庄万安。e这较康熙亲行祈雨时自西天门步诣天坛的距离更远,凸显其对上天的虔信和为孝庄祈寿的诚心与决心。尽管康熙“躬省药饵,寝食捐废”,孝庄仍在年底崩于慈宁宫。康熙恭读遗诏后,“呼天抢地,哭无停声”,谕令除夕年节停止庆贺,并一度决定守孝27个月。f除却“孝治天下”的政治标举,康熙8岁丧父、

a《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629-1630页。

b王志民、王则远校注:《康熙诗词集注》,第252页。

c《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643页。

d《清圣祖实录》卷131,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甲辰。

e《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687-1688页。

f131,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己巳。

11岁丧母,对孝庄的感情最真挚深厚,祈愿自减寿龄为孝庄增寿。a孝庄去世对康熙产生的巨大冲击,以及至孝至诚至哀呼告而不为上天感动的怫郁,扭转了康熙对“天心”“天道”的认知。康熙在位61年,虽组织祈雨50余年,b但亲祈仅有康熙二十六年之前的5次。

前述白晋记载康熙于天旱时率朝臣诣天坛祈雨,应是事后追记而非亲见。康熙二十六年夏,白晋抵达中国,次年入京觐见康熙,此后留清廷任职。前述情形系白晋于康熙三十六年呈交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报告内容,而康熙于二十六年之后不再亲诣天坛祈雨,且对祈天的态度发生显著变化。因此,白晋实未察觉康熙对祈天态度的转变。

二十八年京畿大旱时,康熙不再躬祷天坛而是遣官两次代祈,在康熙朝京师祈雨中具有重要转折意义。以下结合祈雨经过分析康熙心态变化。

二十八年闰三月,康熙因京畿雨泽愆期,命九卿议陈时政得失。十七日,礼部尚书麻尔图等奏:数年来蠲免各省钱粮,赦宥罪犯等,“政事实已尽善,并无可言”,并说“真定、河间诸处业已得雨,京师亦有微雨先降,近者初三日又雨。时才立夏,尚不为亢旱”。c二十六日,京师仍未降雨,康熙命九卿等“再加详议具奏”。次日,谕大学士伊桑阿:“向遇天旱,曾命清理刑狱,尔等察例以闻。”二十八日,颁发上谕,遣吏部尚书阿兰泰、户部尚书徐元文审理在京狱囚。d

四月,旱情范围进一步扩大,“直隶、山西、山东以至江南、浙江皆早(旱)”。十三日,康熙传谕诸臣商议祈雨之事,“〔朕欲御门面言于诸臣,恐言至不忍言处,未能尽言。今特传旨,以朕意谕诸臣共悉之〕”,坦言“祈雨一事,朕非不留意,〔一为念及,便有心肝摧裂处〕。前此屡旱,屡率诸臣祷于天坛,幸皆遇雨,此天爱苍生,〔下应诸臣虔意〕,于朕毫无与焉”,可见康熙认为此前祈雨成功实属侥幸。从对祈雨灵验的虔信和圣德格天的夸示,到对祈天的怀疑,康熙心态之所以转变,是因他精诚祈天却仍无法挽救孝庄,“〔前岁之冬,圣祖母大渐,匍匐祈祷,愿减朕龄,乞太皇太后病愈,仰对郊坛,肫恳祝告。因朕福薄,心意未诚,致抱终身之恨,且服制未遂厥心。彼时自意朕寿或亦不永,故尔所求未应。今观二载余生,则朕之不诚不孝愈实矣。目今祈祷,若雨不降则已,万一适逢雨泽,则罪尤莫解〕”。所谓“罪尤莫解”,大概指不应以天行妄称己功,徒获祈雨虚名,进而言之,雨泽本为天道之常,难为人力所及。因此,“诸臣诚心祈祷,与朕祈祷无异。若能切直言事,是即所以召甘霖也”,e命礼部照此前祈祷之礼,三日斋戒、禁屠,不理刑名。《清圣祖实录》将以上引文内方括号中的内容删削,从而遮蔽康熙对亲祈的失望与悲伤心态。f同时,康熙命大学士与九卿查考之前祈雨事例,由礼部筹备祈雨。二十日,伊桑阿奏“应如十九年例祈祷”,康熙曰“着交与礼部”。g

五月初五日,伊桑阿奏“应令九卿、詹事、科道虔诚步祷于太岁坛、天神坛、地祗(祇)坛”,康熙仅谕以“此祈雨事宜,着察例具奏”,就转入关外灾荒问题,指出盛京等处“至今无雨,尚未播种,万一不收,转运维艰”,“不可不预议”,应遣部院堂官一员前往奉天,会同地方官查禁蒸造烧酒、糜费米粮等事。九卿等亦认为“此真救灾备荒之要策”,选派户部侍郎赛弼汉带司官一员,自备马匹前往。康熙救灾之策从祈雨转向备荒,重人事而轻天意。因之前遣官于太岁、天神、地祇诸坛求雨未应,康熙命礼部查例择期,遣官至天坛、地坛、社稷坛祈雨。初七日,礼部奏定祈雨日期为该月十二日卯时。十一日早,按照惯例,康熙于保和殿视祭天坛、

a孝庄对康熙教养、关爱以及祖孙情深,参见杨珍:《康熙皇帝一家》(修订版),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11-45页。

b《清圣祖实录》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癸酉。

c《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1858页。d?《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1861页。e?《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1864页。

f《清圣祖实录》卷140,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己卯。

g《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1866页。

地坛、社稷坛祝版。a十二日,首次遣官致祭天坛、地坛、社稷坛祈雨。b同年五月,康熙《忧旱忆民事作》云:“仲夏炎曛盛,德凉时未和。骄阳因六事,亢旱最三河。民以食为重,天将风更多。忧勤难暇顾,惟诵悯农歌。”c康熙以此诗表达对大旱的忧虑,对百姓和农事的关心,却不再躬祷天坛祈雨,而是遣官代祈。

五月十五日,康熙谕诸臣:自己观览史籍,对“古帝王遇灾修省之道”素明,所以“深加儆惧,遇有灾变,即小心兢业”,强调“朕之忧虑,恒在众人之先”。为使官员虔诚祈雨,他一再解释不能亲祈之原因,“人或可欺,天亦可欺耶?〔向以朕躬不能亲诣求雨之故,曾颁谕旨以示尔等〕”,在他看来,“〔遣官祈祷,与朕无异。〕虽未能躬往,而每次祈祷,皆竭诚斋戒”。d引文内方括号中的内容,为《清圣祖实录》删削。e“曾颁谕旨”系前文二十八年四月十三日谕旨。

《清圣祖实录》的篡改十分精心,既将四月十三日谕旨内容删削,又将此处康熙“曾颁谕旨”解释不能亲祈之原因隐去,使其前后一致,一再遮掩康熙对亲祈未应的失望与淡漠。

四十七年九月初九日,康熙与廷臣提及早年祈雨事,“至祀圜丘之日,立见感格,大沛甘霖。始知幽独之诚,具在上天昭鉴中也。后又值旱灾,左右奏请朕仍前祷雨。朕言今天下丰裕,朕心之诚恐不及前,上天皆已鉴知,不宜轻祷”。f所言之事一为十八年、二十六年康熙亲祈当日即降雨,一为二十八年四、五月拒绝亲祈。

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康熙向诸皇子、大臣等坦露对祈雨的真实态度,追溯往事,谓曾因亢旱,“于宫中设坛祈祷,长跪三昼夜,日惟淡食,不御盐酱。至第四日,步诣天坛虔祷,油然忽作,大雨如注,步行回宫,水满两靴,衣尽沾湿。后各省人至,始知是日雨遍天下。朕自谓精诚所感,可以上邀天鉴”。考其所言,当指十八年四月十五日亲祈之事,前述御制“喜雨诗”可证;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康熙对南书房侍读学士张英说,“近日南方报至,此月十五日雨泽甚广,湖广至襄阳,江西至南昌,皆同日沾足”。以上说明康熙早年虔信精诚致雨且记忆尤深。然而二十六年因孝庄病重,康熙“益复虔诚步祷,请减己算,为圣祖母延年,讵意竟不可回”,与二十八年四月所言基本一致。康熙“以此抱痛于心,知天道幽远,难可期必”,坦白对“天道”的怀疑,天行无常,难凭一己之意感通上苍。这与二十六年六月御制《喜雨诗》所云“谁云天最远,于是听能卑”形成鲜明对照。此后,为孝庄祈寿未遂而“抱终身之恨”的康熙每遇求雨,“但于宫中斋戒,不复躬亲祈祷。此意从未告人,诸臣所未知者也”。g

六十年入春北方多省持续干旱,康熙数次面谕群臣备荒,并命礼部与京师诸大臣祈雨,但雨泽未降。至五月初十日仍旧无雨,康熙谕大学士、九卿:“屡次祈雨为日颇久,若更展期祈祷,反属不敬,不如停止”,这主要是因为“山左、河南、山陕麦尽,已无用矣”;他还解释为何不遣官至天坛祈雨,“至天坛遣官祈雨之例,朕非忘怀。今朕躬违和,不能行走,所遣官员岂能如朕之诚敬?徒邀遣官天坛祈雨之虚名,朕心何安?目今所望,惟秋禾耳”。h这再次表明康熙对祈雨的实用主义态度和对官员诚敬的重视,而不在意祈雨仪式和天坛祈雨之虚名。但《清圣祖实录》失收五月初十日这条上谕,且缺该月初六至初十日记事,应是编修人员有意未纂入。

《清圣祖实录》对康熙十七年和十九年降雨时间、二十八年谕旨的篡改,反映历史书写潜隐的政治意图:当康熙相信“天心”时,篡改是为表明康熙祈雨灵验,天人感应迅捷,从而维


a《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1868-1869、1871页。

b《清圣祖实录》卷141,康熙二十八年五月丁未。

c王志民、王则远校注:《康熙诗词集注》,第284页。

d《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1873页。

e《清圣祖实录》卷141,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庚戌。

f《清圣祖实录》卷234,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壬午。

g《清圣祖实录》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癸酉;《南书房记注》,《张英全书》下册,第404页。

h《清圣祖御制文四集》卷17,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547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28-229页。

护上天的“灵验”形象;当康熙怀疑“天心”时,则遮掩康熙的失望心态,以维护康熙敬天的“圣君”形象。这一双重维护与雍正的灾异观念和治术之道密切相关。

上述四十七年、五十六年康熙所言内容,被选择纂入《清圣祖圣训》。《清圣祖圣训》与《清圣祖实录》同于雍正元年(1723)开始纂修,历时九载完成,不仅监修总裁官、总裁官、副总裁官、纂修官为同一批人,而且体例与取材亦多出一辙。张廷玉即三位监修总裁官之一。a《清圣祖圣训》中的《圣德》《敬天》等卷,汇集康熙关于祭天的语录。以《敬天》卷为例,27条圣训中有12条与祈雨相关,却未见《清圣祖实录》五十六年十一月有关“天道幽远”之内容,仅有四十七年九月的“不宜轻祷”。而《清圣祖实录》不仅较《清圣祖圣训》所录各条更为完整详实,且是康熙在预立遗诏后又特地“谕诸皇子及诸大臣”之语,意义重大。此外,从“上言及此,流涕呜咽,不能自止,诸臣莫不感动”的记述看,b诸皇子和大臣当面聆听并深为感动,故十余年后修撰《清圣祖圣训》的雍正君臣当未遗忘,更不会忽略其真实性和重要性。《清圣祖实录》纂入而《清圣祖圣训》失收之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清圣祖实录》与《清圣祖圣训》的功能不同。从康熙始,清廷同时纂修“实录”与“圣训”,编修“实录”时,择取皇帝的懿言嘉谟堪为宝训者,汇为“圣训”,一并进呈。c《清圣祖圣训》意在塑造康熙的“圣君”形象,即雍正所谓先皇“一敷施而有所循也,一话言而有所法也”,d因此对其言行记录的选择性更强。“天道幽远”虽系康熙肺腑之言,却偏离敬天的“圣君”形象,故不见收录。即使康熙本人,亦未即时声明而直至晚年才吐露衷肠,即前文所言“此意从未告人”。

二是《清圣祖实录》与《清圣祖圣训》的秘藏性质不同,前者在纂修期间及告成后严格执行保密制度,秘藏深宫,“自史官载笔以外,非外廷所得而窥”,只能由皇帝阅看或官员奉旨查阅副本。与“实录”的秘藏性质不同,“圣训”是公开的,其内容“谟烈昭垂,不独贻谋于子孙,亦且示训于臣庶。自应刊刻颁示,俾人人知所法守”。e因此,以张廷玉为首的监修总裁官自然不会将“天道幽远”等内容载入《清圣祖圣训》,从而维护康熙敬天的“圣君”形象,强化“天人感应”观念中对官员“诚、敬”之要求。f

《清圣祖实录》与《清圣祖圣训》虽然记载有所差异,但共同反映了雍正朝专制皇权下政治逻辑的一致性,历史书写的真实性与目的性之融合交汇在此得到充分体现。

三、 康熙停止亲诣天坛祈雨后荒政侧重之转向

康熙停止亲诣天坛祈雨后,荒政侧重转向灾前预防与积累储备以便灾后赈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央与地方积储备荒的高度重视;二是密折制度起源阶段即蕴含提前掌握各地灾害信息的制度设计;三是补偿灾民乃至全体民众的普惠“恩诏”代替类似“罪己”谕旨。

a张廷玉:《恭进圣祖仁皇帝实录表》,《张廷玉全集》上册,江小角、杨怀志点校,安徽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0-31页。

b《清圣祖实录》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癸酉。

c谢贵安:《清实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22页。

d《清圣祖圣训》,雍正“序”。

e谢贵安:《清实录研究》,第399-400页。

fMarkElvin(“WhoWasResponsiblefortheWeather?MoralMeteorologyinLateImperialChina”,in:BeyondJosephNeedham:Science,Technology,andMedicineinEastandSoutheastAsia,MorrisLoweds.,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8,Vol.13,pp.213-237)依据《清圣祖圣训》而忽略《清圣祖实录》五十六年“天道幽远”之言,囿于《清圣祖圣训》所建构的康熙敬天的“圣君”形象,未能全面理解“神道设教”的内外显隐关系,进而对雍正二年布告中“岂神道设教哉”一语隐含的微妙心态把握不准,将其误译为“HowdoestheWayoftheSpiritsestablishcorrectdoctrine?”(神道如何设立教导?)全然失却反问语气,并在结论中认为“皇帝本人的真实态度仍然是个谜团”。

(一)高度重视积储备荒

二十六年前后,康熙对各地积储备荒的强调程度明显不同。十八年、十九年旱荒期间,康熙亦有关于民间积储的谕旨,如十八年六月初八日,谕户部:“民生以食为天,必盖藏素裕,而后水旱无虞。自古耕九余三,重农贵粟,所以藏富于民,经久不匮,洵国家之要务也。比以连年丰稔,粒米充盈,小民不知积蓄,恣其狼戾……着各该地方大吏督率有司,晓谕小民,务令力田节用,多积米粮,俾俯仰有资,凶荒可备。”a十九年二月初七日,谕户部:“积谷原备境内凶荒,若拨解外郡,则未获赈济之利,反受转运之累,人将惮于从事,必致捐助寥寥。嗣后常平积谷留本州县备赈,义仓、社仓积谷留本村镇备赈,永免协济外郡,以为乐输者劝。”b但上述谕旨多属常规申令或制度调整,尚无康熙关于备荒积储问题的对照总结,对官员执行不力的惩处训诫等,远不及康熙二十九年正月十一日关于备荒积储的谕旨内容完备,意义重大。

二十八年闰三月至五月之旱情及初次遣官至天坛祈雨等内容详见上文。是年六月,京城依然干旱;初六日,康熙因祈雨,致祭天坛,斋戒三日,不理政事;初八日早,于保和殿视祭天坛祝版。c初九日,第二次遣官致祭天坛祈雨。d此后仍未降雨,至九月畿辅旱荒严重,直隶宣府、广平、真定等府所属44州县卫所“被灾十分”,保定、顺德、大名、顺天、河间等府56州县卫所“被灾七八九分不等”;e加以冬季无雪,清廷蠲赋发帑,放粮赈济灾民。

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康熙忧心赈灾事宜,即使临近岁节,亦命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每天于午门前商讨救灾恤民之策:“兹虽值新正上元令节,朕轸念小民生计,弥切忧勤,汝等亦宜体朕轸恤民生至意,共加惕励,时廑乃心。今当封印之时,慎勿各图逸乐,每日皆齐集午门前,以救灾恤民之道,详悉计议。”f二十日,群臣集议如何弭灾济民,康熙听闻后说,“救荒一道,原在先时预备,若待告灾,补救何及?”“即如今年,朕因雨泽甚少,念盛京重地,又不通舟楫,一遇荒歉,便有乏食之虑”,所以派户部侍郎赛弼汉前往,会同盛京将军等预禁烧酒及糜费米谷诸事,进而对诸臣表现不满:“彼时内而九卿,外而督、抚,何曾一人言及?迟之又久,直至旱灾已成,始纷纷奏曰某处荒旱,某处荒旱,业已迟矣!”兵部尚书李天馥奏,“目下湖广、江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俱已有雪,来年二麦自然有望”,试图宽慰康熙,不料招致责备:“曩者,尔等何尝不奏某地得雨,某地得雨耶?况二麦乃来年之事,岂能预必?且闻宣大诸处多未下种,又可望其收获耶?”直到除夕,即将辞旧迎新,康熙依然“日亲政事无异平时”,大学士伊桑阿等奏:“昨御史李时谦两疏,殊无紧要,臣等以明日元旦,其疏今晚姑停送进。”康熙命“仍照常送进”。g是年末至次年初,围绕京畿大旱,君臣多次商讨对策,较之过往,康熙更加强调灾前预防与灾时赈救,注重弭灾的人事作为。

虽然大学士认为李时谦所奏备荒、审刑两疏“殊无紧要”,但康熙看重其关于备荒的奏疏,认为“具奏可嘉”,因该疏内所云“为人上者,绸缪于未荒之前,始可从容于既荒以后。若平日蓄储无具,忽遇饥年,不得已而为一切补苴之术,晚矣”,正与康熙防灾备荒思想相通。二十九年正月初三日,康熙针对李时谦奏疏,反思此前“虽有积谷之旨,并无积贮,以致为一切补苴之术。虽频经蠲免钱粮,豁除逋欠,民愈贫穷”,谕九卿、詹事、科道等将此疏内容逐一详议具奏。h十一日,康熙谕户部:

a《清圣祖实录》卷81,康熙十八年六月辛未。

b《清圣祖实录》卷88,康熙十九年二月丁卯。

c《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1878页。

d《清圣祖实录》卷141,康熙二十八年六月甲戌。

e《清圣祖实录》卷142,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庚戌。

f《清圣祖实录》卷143,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己卯。

g《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1925、1928页。

h《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1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9年,第3-6页。

朕抚御区宇,夙夜孜孜,惟期厚民之生,使渐登殷阜。重念食为民天,必盖藏素裕,而后水旱无虞。曾经特颁谕旨,着各地方大吏督率有司,晓谕小民,务令多积米粮,俾俯仰有资,凶荒可备,已经通行。其各省遍设常平及义仓、社仓,劝谕捐输米谷,亦有旨允行。后复有旨,常平等仓积谷,关系最为紧要。见今某省实心奉行,某省奉行不力,着再行各该督抚确察具奏。朕于积贮一事,申饬不啻再三,借令所在官司能俱体朕心,实有储蓄,何至如直隶地方偶罹旱灾,辄为补苴之术?嗣后直省总督、巡抚及司道府州县官员,务宜恪遵屡次谕旨,切实举行,俾家有余粮,仓庾充牣,以副朕爱养生民至意。如有仍前玩愒、苟图塞责、漫无积贮者,将该管官员及总督、巡抚一并从重治罪。尔部即遵谕通行。a这是京畿大旱之际,康熙反思之前备荒不足而再次强调积储备荒的重要谕旨,将其与该年三次遣官祈雨效果不佳以及后续赈灾举措相联系,更凸显康熙抗旱救灾的人事侧重。

直至二十九年二月初八日,京畿方降大雨,“自早至夜半,时雨大沛”。时康熙谒陵归途,对扈从诸臣曰:“得此雨泽,既种之田,固可发生,而未种之田,亦可耕种矣。”b四月二十八日,再降大雨,京师“四野沾足”,康熙关切“保定等处,未知雨足否”,遣户部司官即往察勘。c二十六年孝庄去世后,康熙虽然再未亲诣天坛祈雨,但是依旧高度关注京畿雨情。

随着治国理政经验的积累和国家财政储备的逐渐充裕,康熙中后期注重“与其有灾异而后讲求,不如君臣于未事之先,将政事得失任为己责,竭诚摅忠,详加计议之为当”d的防灾备灾意识与行动。四十七年九月,康熙与朝臣言及祈雨事,认为上天眷顾自己的“诚意”,其实是“恪守祖业,夙夜勤劳”,强调“自今以后,益当与尔等加意图治”。e其意涵去天道远而与人事近。五十六年十一月,康熙向廷臣等言明自己为孝庄祈寿未果后,不复躬亲祈雨,并总结说:

“天行不齐,多赖人事补救。朕仓有余粟,帑有余金,随时随地皆可赈济,故虽逢旱岁,亦不能为灾也。”f这实质上否定将弭灾寄托于天意,而把人事赈济作为御灾根本之策,与雍正所言“百凡总仰赖上苍锡佑耳,人力亦何足恃”g的灾异观念明显不同。

(二)广泛收集灾害信息与密折制度的起源

康熙对亲诣天坛祈雨的淡漠,对防灾救灾的重视,在收集灾害信息的密折制度起源上亦有直接体现。二十五年三月初三日,康熙谕大学士等:“各省晴雨,不必缮写黄册,特本具奏,可乘奏事之便,细字折子,附于疏内以闻。”h此即命臣工等将晴雨清单附于本章内进呈御览。杨启樵指出,康熙朝现存密折最早为康熙三十二年。i其实,三十二年之前已有满文奏折向康熙汇报雨水信息。如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大学士伊桑阿向康熙奏报京城得雨情形:“二月二十六日酉时微雨,戌时微雨而止。近来终日仍阴。”此前,京师亦得雨,“二月二十二日子时微雨,丑时微雨,寅时雨潇潇,卯时微雨而止。雷电皆有。此雨渗透农田三四指。二十三日寅时微雨而止。”十二月初九日,新任山东巡抚佛伦在请安折中奏报,当月初四日抵达山东省界,正值大雪,民众言于麦子大有裨益。康熙朱批:“此等请安事宜,不必时常具奏,若是关系地方,理应密议具奏之大事,则奏来罢。”二十九年五月十七日,佛伦专折奏报山东省三四月雨水及春麦收

a《清圣祖实录》卷144,康熙二十九年正月癸卯。

b《清圣祖实录》卷144,康熙二十九年二月庚午。

c《清圣祖实录》卷145,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己丑。

d《清圣祖实录》卷224,康熙四十五年三月甲子。

e《清圣祖实录》卷234,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壬午。

f《清圣祖实录》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癸酉。

g《朱批谕旨》卷126之19《朱批田文镜奏折》,《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第4481页。

h《清圣祖实录》卷125,康熙二十五年三月丁巳。

i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增订本),岳麓书社,2014年,第162页。

成情况,“所获麦子,仅供本省民食,仍可延续至秋收”。a

苏州织造李煦频繁向康熙密奏当地雨水粮价已为学界共知,但相关研究尚未措意此举肇端于李煦揣摩上意,主动为之,而康熙也希望增加督抚之外密奏地方雨水粮价等信息的渠道。已刊李煦较早的奏折证明这一点。李煦虽出身低微,但“蒙恩特用,竭蹶有心,报称乏术。身虽在外,神恋阙庭”,除请安折外,三十二年七月,他主动向康熙奏报苏州得雨与米价情况:“今夏天时亢旱,各处祈雨,仰赖皇上洪福,于六月十八日已得甘霖,近复沾足。苏州地方傍河田地,原有蓄水可车,竟属无恙,惟山田高壤插莳稍迟者,约有五六分收成。目下米价亦平,粗者七钱上下,细白者九钱、一两不等。民情安堵,共庆天庥。”李煦深知自己“无地方之责,不应渎陈”,但“仰见皇上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之至意。敢就所知,谨奏以闻”。这极大缓解了康熙对江南旱情的忧虑,从而促使其命李煦接续奏报。康熙朱批:“五月间闻得淮徐以南时旸舛候,夏泽愆期,民心慌慌,两浙尤甚。朕夙夜焦思,寝食不安,但有南来者,必问详细,闻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秋收之后,还写奏帖奏来。凡有奏帖,万不可与人知道。”b

吴秀良认为,康熙三十二年李煦的请安折在清代奏折制度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李煦在请安折内兼报雨水粮价,标志着奏折制度首次用于清代官僚政治上。c据此,也可以说李煦所为,标志着奏折制度开始用于清代灾害信息的收集与防灾备荒上。联系此前即有大学士、督抚等高官奏折密报雨水信息,且李煦揣摩上意、主动奏报,甚或可以说,康熙二十六年后荒政侧重转向“事先图维”“预先筹划”,成为助推密折制度出现的重要因素之一。至晚在康熙二十八年,记载各地雨水粮价信息的密折制度之出现和推广,反映了康熙对祈雨淡漠后,在荒政方面对新制度机制和人事赈救的倚重。康熙尽管自二十六年后不再亲诣天坛祈雨,但对农事和雨雪信息的重视丝毫未减,并积累了丰富经验。六十年四月十九日,康熙谕大学士等:“去冬雪大,所以今春雨泽甚少。大约冬雪多,则春雨必少;春雨少,则秋霖必多。此不必由占验而后知也。朕六十年来,留心农事,较量雨旸,往往不爽。”d九月二十三日,谕近御侍卫等:“朕日理万几,其他姑置勿论,即每年春时,为雨水田禾,时刻不忘,留心究问,直至秋成,始稍释念。”e

(三)“罪己”谕旨转向普惠“恩诏”

十八年,京师先旱后震,太和殿被灾,加以三藩之乱尚未平息,内外交困的局面使康熙不仅两次亲诣天坛祈祷,而且积极修省,甚至下“罪己”谕旨,以期挽回天意。较之常规救灾措施,这期间的修省尤其是“罪己”色彩特别突出。

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京师地震后,康熙谕户部、工部:此次地震,“皆因朕躬不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职业,以致阴阳不和,灾异示警,深思愆咎,悚息靡宁。兹当力图修省,以迓天庥”。同日,谕吏部等衙门:“盖由朕躬不德,敷治未均,用人行政,多未允符。内外臣工,不能精白乃心,恪尽职掌……是非颠倒,措置乖方,大臣不法,小臣不廉,上干天和,召兹灾眚。若不洗心涤虑,痛除积习,无以昭感格而致嘉祥。朕力勤政务,实图修省。”他还召集内阁、九卿、詹事、科道满汉官员,命大学士明珠等传谕:“兹者异常地震,尔九卿大臣各官其意若何?朕每念及,甚为悚惕。岂非由朕躬料理机务未当,大小臣工所行不公不法,科道各官不直行参奏,无以仰合天意,以致变生耶?今朕躬力图修省,务欲挽回天意。尔各官亦宜洗涤肺肠,公忠自矢,痛改前非,存心爱民为国。”七月三十日,康熙命满汉大学士以下、副都御史以上官员集左翼门,传谕:“顷者地震示警,实因一切政事不协天心,故召此灾变。在朕

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0、11、16页。

b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李煦奏折》,中华书局,1976年,第1-2页。

c参见庄吉发:《清朝奏折制度》,故宫出版社,2016年,第59页。

d《清圣祖实录》卷292,康熙六十年四月己酉。

e《清圣祖实录》卷294,康熙六十年九月辛亥。

固宜受谴,尔诸臣亦无所辞责。然朕不敢诿过臣下,唯有力图修省,以冀消弭。”a

十八年十二月初五日,康熙谕礼部:“本月初三日,太和殿灾,变出非常。朕心深切警惕,兹欲诏诰天下。尔部即择期具仪以闻。”十八日,康熙颁诏天下,反省己责,诏内云:此次降灾,“朕心惶惧,莫究所由,固朕不德之所致欤,抑用人失当而致然欤?兹乃力图修省,挽回天意,爰稽典制,特布诏条。消咎征于已往,迓福祉于将来”。b二十六年四、五月大旱时,康熙亦颁诏天下,反躬自省,“布政不均,宽严过当,或土木工兴,或民瘼不达,事机之失,上干天和,阴阳不调,灾孰大焉”,此“皆因朕之凉德,不能感天心之仁爱”,c希望能挽回天意。

与康熙十八年面临的形势类似,康熙三十四年尚有噶尔丹叛乱,各地灾荒此起彼伏,四月初六日山西平阳府大地震,d但此时康熙的御灾之策更侧重人事赈救,“一闻平阳地震,深切轸念,即遣官驰驿察勘被灾情形”,令平阳府籍京官各归省视,命户部速议恩恤,特遣户部尚书马齐赶赴平阳府,会同山西巡抚噶尔图前往灾区赈济,停征当年地丁钱粮,传谕太原总兵官周复兴亲率官兵维持灾区社会治安,旋又将“不候赈济大臣会同详加筹画,亲行赈济,竟遽尔回省,殊属溺职”的噶尔图革职。六月初十日,康熙与礼部尚书张英言及彼时雨水过多、平阳地震等灾害时,认为“天时与人事恒相感召,未可谓灾沴为天时适然之数,全不关于人事”,地方偶有荒歉,“正可动人警戒之念”,并强调:“朕于宫中费用,从来力崇俭约,期以有余,沛恩百姓。

若非撙节于平时,安能常行蠲赈之事耶?”e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康熙谕大学士、九卿等,“比年各直省时遇旱潦,又平阳府有地震之灾。朕屡发帑金、仓粟赈济,蠲免钱粮。百姓虽未至于流离,恐未尽安生业。各省绿旗官兵防御劳苦,深宜体恤。至奏谳罪人,虽罹法网,亦可悯恻。朕夙夜孜孜,轸念于中者久矣。今欲特颁诏旨,广沛恩施”,具体如“绿旗官兵粮饷多有虚冒、扣克,应行稽核。各省积年逋欠及带征钱粮,概与豁除。其一切罪犯,除贪官污吏、行间犯罪与十恶等死罪外,咸加赦宥,令其自新”。大学士、九卿等会商均表赞同。f十七日,康熙颁发恩诏,淡化“罪己”色彩,声称即位以来,“勤求民隐,宵旰弗遑。故历岁以来,减赋蠲租,省刑宥过,凡有关于治理,务实见于敷施”,注重修省,“不敢以水旱灾沴,视为气数适然。谓必政事之失宜,方致阴阳之有忒。反躬循省,深儆予辜”,强调“图治之道,莫先于养民。逮下之仁,莫重于宽恤”,诏内恩款20条,以此“茂迎庥祉,丕惬舆情”。g这较康熙十八年、二十六年之言论与御灾侧重变化显著。

上述康熙朝荒政侧重转向防灾备荒与人事赈救的多重表现,均发生于康熙二十六年之后,可见康熙停止亲祈虽由孝庄去世这一偶然因素触发,但深层原因则是其对“天道”的重新认识和治国理政经验的不断丰富,这种偶然与必然的交织转变深刻影响了清代荒政的演进轨迹。

四、 康雍之际灾异观念演变及其影响(一)康熙对“天人感应”的新解和灾异观的改造

康熙对亲诣天坛祈雨的态度变化与他对“天人感应”的新解和灾异观的改造一脉相承。康熙不言或否定祥瑞。二十六年,直隶巡抚于成龙疏进嘉禾,康熙批复“口外膏腴沃壤,多穗频

a《清圣祖实录》卷82,康熙十八年七月庚申、壬戌。

b《清圣祖实录》卷87,康熙十八年十二月丙寅、己卯。

c《清圣祖实录》卷130,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庚辰。

d《清圣祖实录》卷166,康熙三十四年四月丙辰。

e《清圣祖实录》卷167,康熙三十四年五月壬戌、乙丑;六月庚子。

f《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7册,第3609-3613页。

g《清圣祖实录》卷169,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乙巳。

有”,“不足为瑞”。a四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两江总督阿山奏报江苏、安徽秋收分数,云“天心感应,屡显丰饶景象”,康熙未接受其奉承,朱批反驳:“具奏有无收成便罢。若云此皆皇帝洪福齐天地,恩播遐迩所致,则江北属数地及山东数处,皆被水灾,民游食者亦有,抑非福不与天地齐,恩未传布所致。何耶?”b十二月十六日,康熙谕云,“朕即位四十余年,未尝少刻不以民生休戚为念、远迩安静为本。虽或庆云、景星、嘉禾、瑞草、天书、麟凤之奇,总无关于黔黎,亦无关于朕心,反为史书之讥。朕以实心为民,天视天听”。c五十二年闰五月二十四日,广西巡抚陈元龙奏报桂林山中产灵芝,并时有祥云覆其上,布政使黄国材遣人采取,请代为“进呈御览”,奏折中引用《神农经》中的“王者慈仁则芝生”等语。康熙朱批:“史册所载祥异甚多,无益于国计民生。地方收成好,家给人足,即是莫大之祥瑞。朕不必览。”d

康熙认可“天人感应”,恪守遇灾修省,但对灾异决不盲从偏信。三十一年,钦天监奏:

“本年正月初一日辛亥,日食。谨按占书曰,正月日食,大臣死,不死则黜。”据此,“辛亥日食,近臣有忧”,引起大臣恐慌。康熙反对将天象附会人事,对大学士等说:“朕观自古帝王,于不肖大臣正法者颇多,今设有贪污之臣,朕得其实,亦必置之重典,此皆系于人事。”斥责:“凡占候当直书其占语,今钦天监往往揣度时势,附会陈说以奏,如去年视有旱状,则用天时亢旱之占。”e四十九年,先是钦天监奏报“立夏时,巽方风起”,康熙当日于宫中占验,“乃东北风起”,批评钦天监“务取吉利者具奏,不知此等事件应据实启奏”,认为“《春秋》志灾,不言其应,孔子书此之意,所以示警,今但取吉利,可乎?本朝并未尝有所避忌”;还批评喜言灾异之人“遇风雨皆记之”,“彼幸身处太平而幸灾乐祸,诚为无知。果使其身遇灾祸,又岂能自免乎?”f在灾象与人事、政事之间,康熙偏重后者,并秉持务实与诚敬态度。

康熙遇灾变不咎责个别高官而着眼于官僚系统整体省思的治理观念,在其统治时期一以贯之且对后世产生影响。四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因京畿“去岁三冬少雪,今春复无雨泽”,加以二十七日发生轻微地震,康熙命大学士与九卿会商“政事或有当更改之处”,“诸臣行事若有缺失,亦当各自反己,力加省改”。三月初四日,廷臣再三商榷后具疏覆奏:“一切政务皆经圣心裁酌,次第举行,至详至当,实无应行更改之事”,主动检讨“独是臣等才识疏庸,奉职无状,愆过甚多”,“自今惟有交相敬戒,时加警省,思咎戾于既往,图补塞于将来”。康熙阅后,将折本“置于座侧”,当时未再深谈。初六日,君臣廷议时,康熙认为久旱不雨“非仅无雨,且恐别有变异”,并表示对前议不满,“但数语颂扬,虚辞省改,未可即以塞责”,谕大学士、九卿等:“尔等俱系大臣,或司言职,事有缺失,各宜直陈。所议未详尽,着再行确议。”初八日,诸臣覆奏政务确实无可指陈,“若草率指陈一二,即以为修省之所当然,揆之臣心,既所不敢,施诸行事,难必其允宜”,仍言各尽其责,为大臣者,“果见部院事例或有未安,毋得因循惮改,务竭其公忠体国之诚”;居言路者,“果见吏治民生或有未善,毋得缄默苟容,务尽其嘉谟献纳之实”,如有营私、渎职,“即立赐处分,以为旷官之戒”。见廷臣反思己责,保证对于政事持诚敬态度,康熙的意图已达。与此同时,康熙明确表示反对遇灾变仅咎责重臣的传统做法,“汉朝灾异见,即诛一宰相,此甚谬矣!夫宰相者,佐君理事之人,倘有失误,君臣共之,可竟诿之宰相乎?”康熙申论及此的主要目的有三个方面:一是让官僚系统集体省思,恪守己责,实心于政务;二是强调皇权独揽,看似将灾异之责归咎于己身,“朕断不以己之过移之他人”的背后透

a《清圣祖实录》卷131,康熙二十六年九月辛巳。

b《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75页。

c《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17册,第9756页。

d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4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906-908页。

e《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第3册,第1218-1219页。

f《清圣祖实录》卷242,康熙四十九年四月丙午。

露出加强皇权的政治逻辑,既将皇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当然不能将灾害诿过于个别大臣,有失“天下之主”的体面;三是避免官员结党、讦告之风兴起,康熙阅其父实录后,云:“陈名夏、刘正宗、魏裔介等展转参劾,此皆明季之流习。互相攻讦,此等恶风不可长也!”a

在“天人感应”与灾异观念方面,康熙和雍正具有某种内在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两位皇帝均利用“天人感应”进行修省,尤其是借此整顿人事,打击朋党,检讨政策,省察得失,教导百官,告诫、鼓励臣工以实心行实政,加强皇权对官僚的统御,体现出帝王治术的高明。b雍正在位13年,“对祭祀斋戒重视而谨慎”,亲诣天坛冬至祭天12次,孟春祈谷11次,却无一次亲诣天坛祈雨。c这应是他受康熙影响,虽然仍重视礼仪的政治性,但回避目的明确、可被检验且其结果又十分敏感的天坛祈雨。


(二)雍正偏好祥瑞引致灾情讳匿风习


与康熙不同的是,雍正讲求祥瑞,崇佛信道,偏好迷信。据统计,雍正朝呈报各种祥瑞62起,其范围基本涵盖史书记载品类,且贯穿雍正统治始终。雍正既喜言贤臣、丰年、捷报、雨旸时若、万民安乐等“真祥瑞”“实在祥瑞”“朕心之所谓祥瑞”,也未对庆云、景星、灵芝、嘉禾、瑞谷等“假祥瑞”“虚浮祥瑞”表示厌恶。他对祥瑞有所言,有所不言,既注重政务、吏治的整饬,亦不轻视思想、舆论的控制,在“神道设教”与“天人感应”观念的运用与发展方面,更加注重治理实效,超越康熙,居历代皇帝之首。d这固然是雍正政道高明的体现与治国理政的可取之处,但需指出的是,他的灾异观念尤其是对官员呈报祥瑞的鼓励、引导与训诫,并将官员治绩与天降灾祥感应“捷于影响”相联系的做法,对其在位期间乃至乾隆朝较长时间内的灾情呈报产生重要影响,很大程度上引致“匿灾”“讳灾”现象的出现。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直隶巡抚李维钧奏陈该省近河数州县因“雨大水漫,致有淹损”:河西务运河大堤冲漫,武清县114处村庄、梁城所74处村庄被水;宝坻县离城40里外下洼民地,“雨积堤溢,田禾俱淹”;玉田县“雨大如注,兼诸河之水泛涨,田禾被淹三千余顷”;霸州、东安二州县亦有被水村庄;大城县被文安县民偷毁田塍,“水冲横溢”。接下来,李维钧说:

“臣更有请者,今年各属倍极丰穰,可书大有。今若以数州县田禾淹损即见之章疏,似属丰年之缺典。可否毋庸具题,容臣确查被灾分数,密折奏闻,听候恩谕,发仓散赈,则于大丰之年偶有向隅之泣即沛赈恤之恩,在万姓之感戴,更胜寻常万万矣。”雍正于奏折行批:“上苍今岁之赐佑,岂敢因此些须而存不足之念也。卿奏甚合情理。”e该年直隶省数县水灾情形只在密折中出现,未题奏公开。查《清世宗实录》同期记载,无相关内容。

雍正朝眷遇最深的大臣,除鄂尔泰之外,当推田文镜。雍正元年,山西荒歉,巡抚德音匿灾不报。时值田文镜奉差告祭华山,途经山西,目击灾民惨状,返京后据实上告,遂奉命速往山西赈灾,事竟,署山西布政使,从此圣眷日隆。二年正月调河南布政使,八月署河南巡抚,十二月真除,留于河南直至雍正十年去世。已刊《朱批谕旨》中,田文镜的奏折以557件居首。f其间,田文镜和雍正围绕灾情呈报与灾害应对的奏折与朱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在祥瑞观念影响下秘密处理灾情。二年八月初八日,田文镜奏报河南秋汛情形,民

a《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1946、1948、1950-1952页。雍正亦言:“朕为天下主,凡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皆朕躬之责,亦难推诿于臣工。况臣工之是非即朕之是非,朕又何能推诿乎?”参见《清世宗实录》卷59,雍正五年七月甲子。

b有关康熙、雍正“天人感应”思想的分析,分别参见陈捷先:《从“天人感应”思想看康熙皇帝的治术》,见《透视康熙》,第193-206页;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67-369页。

c天坛公园管理处编著:《清代皇帝天坛祭祀御制诗文集》,第15页。

d参见杨乃济、冯佐哲:《雍正帝的祥瑞观与天人感应说辨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第192-220页。

e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44页。

f参见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增订本),第102-103、379、395页。

堤内田地被水,“逐亩履勘,如果成灾,详请抚臣具题。如不成灾,饬令各属查有实在穷民,加意抚恤,毋致失所”。雍正采取上述处理直隶灾情之做法,行批:“今岁是大有年,若可以不至成灾,不报灾好。但百姓要加意抚恤,应动赈济者,只管密折奏闻,朕如直隶一例谕旨就是了。密之。”a可见该年直隶是秘密处理灾情之首例,此做法还被援用于他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田文镜先是奏报河南各属秋禾收成“俱有十分”,后得知固始县长兴集、站马巷被水灾民822户,漂失168人,动拨库贮耗羡银2000两赈灾,认为“未至成灾,无庸题请蠲免钱粮”。雍正行批,“虽不成灾,不至具题,便被灾一二亩,在广众论,故不为事;在本人一家论,已被十成灾也。如此等处,不方(妨)私令州县不征,动用耗羡销算弥补,亦极好事”,并认可其处理方式,朱批:“料理甚是。朕又恐人论你讳灾。”b这种秘密处理灾情的方式和表现已被时人指责讳灾。

其二,强化灾祥与官吏治绩感应“捷于影响”。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田文镜奏报开封等8府、郑州等7州所属地方连降瑞雪,“此皆我皇上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因而上感天和,花飞六出。臣职任封疆,睹此休征,不胜欢欣踊跃之至”。朱批:“真应庆喜者。只要一诚,勉励吏治,上苍之赐感自然如立竿见影也,再不爽的。只要认得真,信得及,勉之。”c十年二月二十五日,田文镜奏报河南、山东数处降雨不足及吏治情形,雍正对比其十年治下河南之前后情况,朱批:

“朕之闻见或不免错误,上天岂有鉴爽之理?若言十年事,更可为证。二三年前数年之雨旸时若,近数年之水旱是据也。上天之赐应分毫不爽,不敬畏自省可乎?”d

其三,歌颂圣德与灾情讳匿风习的形成。田文镜居官河南两年后,即有“讳灾”之讥。二年七月初七日,他奏报河南丰收,自称“访问各处农民,皆云十余年内无此丰收。皆赖皇上励精图治,爱养黎元,因而感兆天和,年书大有,俾得含哺鼓腹,共乐尧天”。消息灵通的雍正行批:“闻得有数州县蝗蝻未尽,田谷受害,为何不实奏闻?”e三年四月初三日,田文镜详报开封府得雨情形,朱批:“览奏虽为少慰,但未深信,恐有粉饰。”四月十三日,田文镜接奉雍正朱批谕旨,“(三月)二十六日,朕亲到时应宫为河南雨泽祈祷”,遂奏报“豫省久旱之后亦得甘霖普降,可望西成”。朱批:“只要据实,一点隐饰不得。”f四年正月二十一日,田文镜奏陈河南各属普降瑞雪,“将见丰年预兆,大有可书。士农工贾莫不欢呼踊跃,咸颂皇仁感昊穹之眷佑,群歌帝德召嘉福之骈臻”,朱批“闻河北甚缺雨雪”。g三月二十七日,他奏陈河南干旱与得雨情形,称“设坛率领各官竭诚祈祷,并通行各属一体诚求”。朱批:“祈祷不如修省吏治。多有论你隐灾不奏,州县报灾者即参处之讥。”五月十五日,田文镜奏陈河南收成分数自八九分至十分不等,“所收麦粒亦未有如此肥硕”。雍正对此颇感兴趣,行批:“若有奇异多穗嘉苗,为何不择选些进呈朕览?”得知雍正想看瑞麦,田文镜于六月十一日奏称,“今岁二麦本有数处送到嘉苗,只因各属不谙,尽将麦本掐去,仅存麦穗,诚恐难免不敬之罪,是以未敢冒昧恭进”。所奏是否属实不得而知,雍正行批“可惜,可惜。今岁之麦非敢再希望者”。h

八年六月初八日,田文镜奏报河南各州县得雨“调匀沾被”,农作物“均各滋盛非常,民间欣望有秋”;山东各州县亦得雨,“以至四野透足”。时已至夏季末,并非期待普降雨泽之期。这种习惯于奏报得雨沾足而不分时节的行为引起雍正不满,朱批责备:“已入夏季,只恐雨水过多

a《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册,第431页。

b《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0册,第485-486页。c?《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4册,第186-187页。

d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20-922页。

e《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册,第289页。

f《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4册,第712、773-774页。

g《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6册,第710页。

h《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第50、270、433页。

耳。得雨何必奏也。”a九年正月初三日,田文镜奏报河南各属十二月二十五日起连降瑞雪,至二十九日积雪七八寸,“四野均沾,于麦苗大有裨益”。朱批“朕闻豫东之雪尚属不足”。b

八年十二月,湖广总督迈柱奏报河南、山东两省饥民前往湖北就食,雍正传谕责问。九年正月初三日,田文镜覆奏河南上年夏秋“虽雨水稍多,旋即晴霁”,秋禾收成七至十分不等,“并无呈报被水成灾之处”。朱批:“大凡地方丰歉,皆每有之事,何能必期全盛。若一任属员隐匿捏饰而褎如充耳,岂特终不免物论,亦且涉于无耻之类矣。嗣后切须悉心访察为务。”c在此之前,十二月二十六日雍正即通过兵部公文向各省督抚寄发上谕,令转饬有司,凡遇直隶、山东、河南被灾就食穷民,即动支常平仓谷,大口日给一升、小口五合,再动用存公银两,资遣回籍。江苏、安徽邻近山东、河南之地奉谕随即开展赈恤。d

九年,京畿、山东、河南等地干旱。十年二月初七日,田文镜接奉大学士鄂尔泰等密寄正月三十日上谕,“从来年谷丰歉不齐,全赖人事之补救,不必以旱潦为讳。遇歉岁而能以实情上达,使恩泽下逮,此即封疆大臣为国为民之功也”,告诫其“切勿受属员之朦蔽。倘州县官员等有隐匿掩饰等情,即行严加参劾,以为轻视民命者戒”。二月十六日,田文镜奏报赈济情形后,朱批“竭力访察属员之欺隐朦弊为要”。e五月十一日,田文镜奏报山东济南府自四月得透雨后,又连得雨泽,二麦收成“约有七八九分可望,秋禾布种者皆已长发,未种者及时耕种”,兖州、东昌二府及泰安、滨州等七州所属地方此前得雨未足,自四月中下旬屡次得雨,“各色秋花,农人乘此雨后俱已一律播种”。雍正朱批“闻山东甚旱,此奏未免隐饰其词,不可”。f

由上可见,因告发匿灾并主持救灾而蒙雍正异眷、政治生命大放异彩的田文镜,其治下亦难免讳匿灾情。从清代国家长治久安考虑,雍正当然反对隐匿灾情,痛斥“不肖之员惟恐报灾蠲赋,己身不得火耗羡余,而隐匿不报”;但他将“天人感应”观念贯穿国家治理全过程,涵盖社会各阶层,“从来天人感召之理,捷于影响。凡地方水旱灾祲,皆由人事所致。或朝廷政事有所阙失,或督抚大吏不修其职,或郡县守令不得其人,又或一乡一邑之中人心诈伪,风俗浇漓。此数端者,皆足以干天和而召灾祲”,并强化君主集权与国家治理的内在联系,客观上难免助长讳匿灾情。雍正因“各省地方,莫要于水旱之事”,视水旱之灾全由人事所致,一度下旨,拟将水旱“定为地方官之考成”,以使“人人知敬天勤民之道”,命大学士、九卿议奏,随后自认为“其事有所不可”,取消议奏,g当是虑及将不可避免的水旱列入考成,更易导致讳匿灾情。

讳匿灾情既是官僚系统的风习,也是雍正出于特殊政治目的之不时选择。八年八月十九日,京师发生大地震。雍正在给护理宁远大将军纪成斌、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等的上谕中说,此次地震“当时即停,不为大患……京城内外及圆明园地方俱好”,“其年久之房屋,墙垣有坍塌者,微贱老病之人,略有损伤,亦不过千万中之一二”,出兵官员之家口在京城内外者,“悉皆平安无恙”。他出于稳定军心之目的,对灾情有所隐瞒。当时官方文献对地震与赈济亦只有简单记录。官方于震后统计,倒塌房屋14655间,颓塌墙壁10802堵,损伤人口457名。h

在华外国人的记述揭示此次地震的更多面相。雍正八年十一月初三日,朝鲜李朝英宗从使臣李枢等人那里获悉清朝“灾异异常”,领议政洪致中曰:“今番彼地地震,前古所无,城内人家陷没几至四万。”金在鲁言“闻皇极殿一隅颓压”。英宗亦云雍正“以万乘之主,避地震设幕

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8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10页。

b《朱批谕旨》卷126之22《朱批田文镜奏折》,第4561页。

c《朱批谕旨》卷126之22《朱批田文镜奏折》,第4561-4563页。

d《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9册,第825-826页。e?《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1册,第867-869页。

f《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2册,第272页。

g《清世宗实录》卷59,雍正五年七月甲子。

h贺树德编:《北京地区地震史料》,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第262、264、279页。


泛舟而居处云,举措可谓骇异”。十七日,英宗复与朝臣谈及北京地震,承旨郑羽良转述亲历地震的李枢所言,“北京皆用沙器,自相撞破”,“圆明、敞(畅)春等宫阙,无数颓压”。雍正九年四月,谢恩使李桡等回朝复命,英宗问及北京地震,李桡曰“(雍正八年八月)二十日亭午,忽然如大风雨,掀动坐椅,急出以免。而其日以地震死者为二万余人”,雍正“乘船处幕,以避崩压”,太和殿阶石“皆颓圮”。a此后,外人著述亦提及地震死亡人数与房舍损坏情况。如萧若瑟《圣教史略》云:“京师地震猛烈异常,连震二十余次,房屋倒塌甚多,压毙人口十万有余,京外附近村镇,倒者更多。圆明园与畅春园皇上游憩之所,宫殿楼阁,皆成一片瓦砾,无一存者。”樊国梁《燕京开教略》亦言北京地震“居民压毙者约十万余丁口,宫阙庙宇圮者甚多”。b虽然死亡人数较朝鲜使者所言数字过高,但某种程度上也反映此次地震损失之重。乾隆元年(1736)五月,清廷发布“命修京城房舍谕”:北京自雍正八年地震后,房屋倾圮,“数年以来,虽渐次修理,尚未整齐。其在偏僻之处,固不能一时概行补葺,而街市通衢,观瞻所系,不可不亟行修理”。c可见北京震后房舍损坏十分严重,历时五年尚未完全修葺。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七日,朝鲜李朝英宗召见回朝冬至正使李真望、副使徐宗燮,询问清朝事情,徐宗燮言雍正“恶闻灾异,钦天监虽有灾不敢奏”。d朝鲜来华使臣对雍正的看法虽多来自听闻甚或带有偏见,但对讳灾的描述当与雍正灾异观念的外在表现及其影响不至于偏离太远。


(三)乾隆对雍正朝以来灾情讳匿弊习的破除


雍正朝的“匿灾”“讳灾”弊习,还可通过乾隆即位后多次发布的相关谕旨得到印证。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六日,乾隆已即位,尚未改元。这一天,乾隆诣雍和宫,于雍正梓宫前供奠后,随即发布“严禁地方官匿灾谕”,告诫地方督抚“总在积至诚以昭假,不可萌一念之欺罔”:

督抚身任封疆重寄,奏报收成分数,乃关系地方民命,必确实无欺,始得议行蠲赈,以苏民困。朕平日留心此事,见各省陈报收成分数,或有只据一方丰收数目为定。雨水过多之处,以高阜所收为准;亢旱时有之年,以低下所获为准,并不分析某处丰收,某处歉获。其意只图粉饰,以邀感召和气之名……尔等督抚……岂得因年岁之丰阜,贪天之功为己功乎?若岁丰可引为己功,则必岁歉惧为己罪,捏报丰收,不恤民艰,使饥冻流亡之惨不得上闻,蠲免赈恤之恩不得下逮……嗣后务各警醒,所奏报各地方收获分数,不得丝毫假饰,以干重戾。e可见,乾隆早在即位之前就对各地“匿灾”现象留心观察。即位伊始,新君自然不能否定其父,却对各地督抚发出明确而严厉的训诫。十一月二十一日,乾隆斥责田文镜治理河南以来,“苛刻搜求,以严厉相尚,而属员又复承其意指,剥削成风,豫民重受其困”,雍正十一年该省“匿灾不报,百姓至于流离”;二十八日发布上谕,将“献祥瑞”“匿水旱”等前朝弊政一律取消。f乾隆元年正月,闽浙总督郝玉麟、福建巡抚卢焯等奏报台湾诸罗县于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夜间地震,“倾倒房屋,压伤民人三百余名”,声称“台湾孤悬海外,地土松浮,震动亦所常有”。乾隆阅后不满,朱批“向来近水之地,颇少地动之事,以水气为之舒畅也。岂有因孤悬海外,而地土反松浮而常动之理?此等讳灾之语,不可出诸汝等之口”,勉励并警告官员“加意赈恤,不可少忽。夫地方偶有此等灾荒之事,朕岂肯诿过于汝等。若汝等视灾为常,或匿而不报,或报而不实,与夫赈恤不尽其力,则朕之责汝等不可辞矣”。g


a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4437、4439-4440页。

b贺树德编:《北京地区地震史料》,第277-278页。

c《清高宗实录》卷19,乾隆元年五月己未。

d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第4453页。

e《清高宗实录》卷4,雍正十三年十月辛未。

f《清高宗实录》卷7,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丙辰、癸亥。

g《清高宗实录》卷11,乾隆元年正月(是月)。

四年四月初七日,乾隆发布上谕,强调“民瘼所关,乃国家第一要务”,极言讳灾之害,

“若稍存讳灾之心,上下相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责令督抚、藩臬等须迅速如实报灾:“水旱灾荒,尤关百姓之身命,更属朕心之所急欲闻知而速为经理补救者。是以数年中颁发谕旨,不可胜数,务令督抚、藩臬等飞章陈奏,不许稽迟,亦不许以重为轻,丝毫粉饰”,督抚等若“匿灾不报,或删减分数,不据实在情形”,必严加议处。a所言既表明讳匿灾情、报灾迟延的普遍与严重,也反映乾隆对此问题高度关注,以及严加惩处以扭转讳匿之风的决心。

六年六月初二日,乾隆再发“戒督抚匿灾谕”,打破成例,鼓励督抚以密折提前汇报灾情,力矫报灾迟延之弊:

向来各省报灾,原有定期。若先期题报,便不合例。朕思按期题报者,乃指具本而言。至于水旱情形,为督抚者,察其端倪,早为区画,随时密奏,则朕可倍加修省而人事亦得以有备。若过拘成例,则未免后时矣。至于督抚之报灾,有故为掩饰,不肯奏出实情者;亦有好行其德,希冀取悦于地方者。惟公正之大臣,既不肯匿灾以病民,亦不肯违道以干誉。

乾隆权害取轻,以“养民”为重:“匿灾者使百姓受流离之苦,其害甚大。违道干誉,虽非正理,以二者较之,究竟此善于彼。宁可国家多费帑金,断不可令闾阎一夫失所。”b

以上事例表明,乾隆前期仍在力图破除雍正年间形成的“匿灾”“讳灾”痼习。


五、 结语


康熙五次亲诣天坛祈雨,特别是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在三藩之乱、旱灾、地震等诸灾变交乘之际亲诣天坛祈祷,他对精诚感召“天心”“天道”抱持坚定信念,而祈祷的灵验反过来增强了这一信念。二十六年末,康熙因亲诣天坛为孝庄祈寿未果,改变了对“天心”的认知,认为“天道”幽远,从此不再亲诣天坛祈雨,均命礼部主持或遣大臣代祀,本人只于宫中或热河行宫斋戒。与此同时,康熙朝的荒政侧重发生显著变化:高度重视中央和地方积储备荒,创立并倚重提前掌握各地灾害信息的奏折制度,重大灾变之后不再下类似“罪己”诏书而代以普惠“恩诏”。虽然康熙一再解释停止亲诣天坛祈雨的原因,并向诸皇子与臣工诉说自己对“天道”认知的转变,但雍正朝文臣纂修《清圣祖实录》时,基于雍正的灾异观念,一方面篡改十七年、十九年祈雨后降雨时间,强化天人感应迅捷,从而维护上天的“灵验”形象,另一方面删削康熙对停止亲诣天坛祈雨的解释,遮饰其对祈天的失望与悲伤心态;编纂《清圣祖圣训》时,为回避臣工士庶,失收《清圣祖实录》五十六年十一月康熙所言“天道幽远,难可期必”等内容,以维护康熙敬天的“圣君”形象,建构其亲诣天坛祈雨灵验“捷于影响”。以上所为均系雍正的灾异观念与政道治术在历史编纂领域的现实投射,充分体现出历史书写的真实性与目的性之交汇融合,以及选择性历史表述隐含的政治意指。

康熙、雍正均利用“天人感应”整顿人事,调整政策,加强皇权,雍正更是将“天人感应”与“一人治天下”的君权至上观念相结合,在集权与治术方面登峰造极。但在君权高度强化的形势下,雍正对灾异特别是祥瑞的运用,不可避免地造成其统治时期乃至乾隆朝的“匿灾”“讳灾”弊习。从乾隆多次颁发的谕旨及其效果看,“匿灾”“讳灾”不仅有损民生,而且伤及君主驭控官僚的效能。政治权力主导下的灾异或祥瑞如同一柄双刃剑,清帝利用灾祥,通过权力在官僚系统中的层层传导,使其政道与治术交互渗透,弥散至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君臣共治,“上与下合为一心,官与民联为一体”,c有裨于民生社稷;但当君主集权达


a《清高宗实录》卷90,乾隆四年四月癸未。

b《清高宗实录》卷144,乾隆六年六月乙未。

c《清世宗实录》卷59,雍正五年七月甲子。


至顶点时,对祥瑞的偏好反而使官僚系统产生普遍且严重的讳匿风习,导致不良官风吏治,给清代国家治理带来较大负面影响。

康雍乾三帝接续执政,开创了18世纪中国“盛世”。三位皇帝性格、禀赋各有特点,他们虽然在“敬天法祖”“敬天勤民”“以实心行实政”等核心政治理念上没有根本分歧,但因际遇、心理、偏好以及灾异观念的差异,深刻影响了不同时期的历史书写、制度机制因革、荒政实务与灾情呈报的转向。康雍二帝的灾异观念演变、君权强化,以及乾隆帝治道调整等促成的灾害与政治、国家治理之间的回还互动,值得我们深入折返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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