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 年为旧历庚戌年，在中国北部地区发生了长达半年之久的烈性肺鼠疫。此次鼠疫疫源地为俄国远东地区，后传至中国满洲里。染疫之人通过乘坐火车及其他交通工具将鼠疫带到哈尔滨及周边地区，形成更大的鼠疫扩散源，发展为沿铁路线和交通要道向四周传播扩散的态势。庚戌鼠疫不仅肆虐整个东北地区，还波及直隶、山东，直至次年 4 月初才被彻底肃清。疫情造成 6 万余人死亡，影响巨大。在庚戌鼠疫的防控治理过程中，朝野付出惨重代价，教训深重，经验弥足珍贵，是历史留给中华民族一份宝贵的防疫治疫财富。在鼠疫防控治理的过程中，促进了中国近代防疫体系的初步形成，并为后世留下诸多教益。
一、庚戌鼠疫的暴发及扩散
东北开发是庚戌鼠疫发生的社会条件、背景与远因。20 世纪初，东北已成为列强角逐之地，被俄、日分而控之。东北铁路中，除京奉铁路由中国自主运营外，东清铁路及其支线由俄国管控，南满铁路、安奉铁路及其支线由日本管控。遍布于东清、南满铁路两侧的大量附属地，亦为俄、日实际掌控。1910 年前后，东北总人口约 1500 万，城市人口突破 1000 万，城市化水平在国内居于前列。新崛起的城市主要分布于铁路、公路或水路交接点以及港口码头，体现了近代城市的分布特征。东北发达的铁路交通网，便利了经济活动的开展以及民众的生活和移动，然而一旦暴发传染性疾病且防控不力，也会助长疫情的扩散。
近代东北地区在俄、日两国的侵略下，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国际市场的风向对东北市场构成直接影响。1910 年前，毛皮市场在东北表现最为突出。由于欧洲和美洲皮货市场对旱獭毛皮需求猛增，毛皮价格不断趋高，1907—1910 年，“一只皮毛的价格已经从原来的 20 戈比（约 0.12 美元）上升到 1 卢布 20 戈比（约 0.72 美元），甚至更多。”A在国际需求的刺激下，1910 年，“仅从满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獭皮就由 1907 年的 70 万张增加到 250 万张”。B依当时行情，猎人只要猎到 20 多条旱獭，将所获毛皮出售给定期前来收购的俄国商人，获利即十分可观。不断增长的皮毛需求和售卖獭皮带来的高利润，引发了东北“捕獭热”。
中俄商人及部分官员受经济利益驱使，私自招募劳工疯狂捕杀旱獭，大批山东、直隶劳工闻风北上，很多人在毫无狩猎经验的情况下加入猎捕旱獭的行列。
“旱獭多病疫，工人不知择别取皮食肉，以致吸受毒菌，辗转传播”。C旱獭身上往往携带有鼠疫杆菌，分辨不出病獭的劳工在俄国远东地区猎獭过程中食用了有疫旱獭，鼠疫从宿主动物旱獭身上传染到人体，染疫之人成为新的传染源将鼠疫传给身边的工友、老乡，继而在更大范围内扩散。1910 年 9 月，鼠疫已在俄国远东地区多点发生，俄方为防止鼠疫在其境内传播，将有染疫嫌疑的中国劳工驱逐出境，鼠疫遂由俄境疫源地传入中国东北。
A 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张士尊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年，第 262 页。
B 夏明方、康沛竹主编：《20 世纪中国灾变图史》（上），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8—19 页。
C 周树模：《抚江奏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19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3 年，第 749—750 页。
从俄国返回满洲里的劳工中已有人感染鼠疫，但海关形同虚设，入境的染疫者投宿在旅店中，将鼠疫传播给同店中的其他人，从而引发集群式传染。10 月中旬，满洲里出现因鼠疫致死者，鼠疫患者不断增加，引发民众恐慌。当地政府并未采取果断的隔离措施，使染疫之人夹杂在争相出城的民众中，通过东清铁路和其他陆路通道逃离满洲里。
在乘车和步行过程中，鼠疫病患的同行者作为易感人群，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感染并成为新的鼠疫传播者，近代化的铁路以及沿线人口密布的城镇，进一步加速了鼠疫的传播速度。1910 年 11 月上旬，鼠疫已蔓延至哈尔滨。由于当地官员重视不够，防疫不力，“官方除将病人隔离，规定死亡后酌给埋葬费外，并无具体防治办法”，A从而使哈尔滨疫势猖獗，渐呈失控态势。哈尔滨地处东清铁路枢纽，疫情经此呈放射状在整个东北地区扩散。
从传染分布来看，东北被疫地区达 69 处，其中黑龙江省 16 处、吉林省 24 处、奉天省 29 处。因鼠疫致死 5000 人以上的有 3 处，即滨江厅（哈尔滨）、长春厅、呼兰府。其中哈尔滨傅家甸最为惨烈，此地为哈市中国人聚居区，有近 2 万人口，而疫死者达 5690 人，接近该地区人口的三成。由于当时民众普遍缺乏防护意识，鼠疫由外地输入后，首先被染疫者传染给家人和亲属，造成家族性传播；而后，鼠疫再传向朋友和乡邻；甚至到最后，整个村庄的人口几乎都因染疫而死，“地无完土，人死如麻，生民未有之浩劫”。B疫情横行地区，从城市到乡村都笼罩在死亡的威胁之中。
庚戌鼠疫暴发之时，正值农历春节前夕，“闯关东”的民工陆续踏上回乡路途，形成返乡大潮，一些染疫人员也居于其中。东清、南满铁路在鼠疫流行的早期因经济利益考量，并未及时停运，使鼠疫沿铁路向关内蔓延。而东清、南满铁路为俄、日控制，无论停开列车还是在铁路附属地开展防疫，都需要中国政府与俄、日交涉。面对鼠疫不断蔓延，东北官员慨叹，“推其原因，良由东清南满未断交通为之导线。兴言及此，不得不咎我三省官吏无保障民命之实力也”。C鼠疫防控的最好时机就在这个协商过程中错失了。
二、庚戌鼠疫的应对及其得失
鼠疫的酷烈程度及其快速扩散态势，使清政府及东北地方当局充分认识到“防
A 姚崧龄：《伍连德医生——“抗疫斗士”》，《传记文学》（台北）第 13 卷第 6 期，1968 年，第 33 页。
B 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 1 编第 2 章，沈阳：奉天图书印刷所，
1911 年，第 12 页。
C 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 1 编第 1 章，第 1 页。
则生不防则死”的道理，在危迫的状态下，当局决定任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在英德法从事过细菌研究的医学专家伍连德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到哈尔滨负责鼠疫重疫区的防控事宜，同时派出多支有实力的医疗队分赴各重疫区，从而使诸多新式且较为有效的防疫措施得以施行。
（一） 成立各级防疫领导机构，颁布防疫法规。为防止北京及全国可能出现的瘟疫大潮，清政府发起成立“中央卫生会”、京师防疫局，着手研究全国性防疫、部署防控事宜。东北则是在三省分权框架基础上，以各省民政司、交涉司为工作主体，协调巡警局等部门成立省级防疫治疫机构。1910 年 12 月至 1911 年 1 月，东三省各防疫机构相继成立，其下各府县防疫组织也于同期成立。在权力架构上，东三省总督及各省巡抚仍为各级决策者；各省防疫总局作为防疫工作的牵头部门，承担着维护中国防疫主权与指导防疫工作的双重任务，治疫期间的国际交涉任务，举凡遮断交通、实施隔离、查验措施以及警察权等，都由防疫总局与在华各国，特别是俄、日开展交涉。
为使治疫工作有章可循，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都发布了各类临时性防疫规定，出台百余项法规，许多规则在具体防疫工作中发挥了作用。如 1911 年 1 月 19 日直隶卫生局颁布的《京奉火车防疫章程》，规定乘客必须在山海关留验观察 5 天方可放行，由东北运进关内的货物必须经医官检验后方准许进入。A此外，针对军队的疫情防控，出台了《陆军部暂行防疫简明要则》，明确规定了士兵在防疫期间的行为准则，防止疫情在军队内部传播。
（二） 实施科学的诊疗措施，强化防扩散手段。实施近代化诊疗措施，是庚戌鼠疫防治的亮点。伍连德通过解剖人及动物的疫尸，经细菌学检验，明确了鼠疫的致病机理，证明此次鼠疫为肺鼠疫，主要通过人的呼吸飞沫在人际传播。因此，对于染疫者须采取隔离诊治方式，用降温退烧等药物及注射抗鼠疫血清等方法治疗；对于一般人群则限制流动，要求加强个人卫生，进行预防接种，多个城市安排接种哈夫金疫苗，或注射耶尔森血清；所有治疫人员、医务工作者均先施打药针，佩戴口罩，穿防护服，诊治期间更须按细菌学原理进行操作，下班后都要进入消毒室，用石炭酸水溶液喷洒衣服，所有被污染的衣物都须用升汞溶液浸泡消毒。通过以上措施的综合运用，形成了一套规范且较有成效的治疫诊疗程序。
在诊疗工作以外，对公共场所实施污染源整治及清洁消毒，是固化诊疗效果的重要保障。疫情防治期间，各地的公共卫生问题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重视。各省防疫总局安排专门的清道夫逐日打扫公共场所，清除街道巷里污秽杂物并撒播生石灰；在人烟稠密的市场和人流混杂处，由卫生巡警巡查，并采用石炭酸水、升汞水
A 《京奉火车防疫章程》，《盛京时报》1911 年 1 月 19 日，第 2 版；《天津卫生局紧急告示》，
《大公报》1911 年 1 月 16 日，第 1 张第 5 版。
等 6 种消毒药剂，利用焚烧、蒸汽、煮沸、药物等方法进行消毒；各地发布命令，禁止贩卖变色变味的果品、鱼肉等食物，禁止在道旁和田园间弃置尸棺并任其暴露，“违者究罚”。A
疫情暴发时，正值北方冬季，冰天冻地，棺椁无法深埋，以伍连德为首的多名医生致电当局，要求将疫尸火化，阻隔疫病扩散，得到批准。B对疫尸采取火化处理在当时是新事物，推进面临阻力，但这是防止疫情扩散的有效措施。火葬方式实施后，其他地区立即仿效，不仅起到了有效的防疫作用，也促进了风俗改良。
此外，为预防病菌通过飞沫传播，阻断人传人的渠道，伍连德用纱布自制“伍氏口罩”，在疫区推广使用，成为防止疫病传染的有效手段。
（三）实施疫情报告和查验隔离措施，严格奖惩。为全面及时掌握防疫动态，妥善应对疫情，东三省总督锡良电饬沿铁路各州县，要求每天将各地区的疫情情况用电报向其汇报，各级检疫所和其他防疫机构亦必须逐日向上级机关详细呈报疫情。官方规定，“所有关于防疫电报一律免费”。C
为隔断鼠疫传播渠道，伍连德在哈尔滨采取严格的查验隔离措施。他将重疫区傅家甸分成 4 区实行隔离，不同区域居民只能在本区内自由行动，如进入另一区，须经特别许可。每一区由一位高级医官负责，带领足够的助手对区内住户逐一检查，把所有鼠疫患者送到新的鼠疫医院，将其家属及其他接触者送往隔离营。其他地区迅速推广，隔离制度得到了严格执行。当局还规定，人员从疫区到非疫区，无论什么身份，必须隔离 7 天。从东北赴关内的人员必须在山海关停留 5 日进行医学观察，不发病方可放行。D当局为了控制鼠疫扩散，甚至采取了极端手段，奉天隔离所即规定，“若有敢图潜脱者，当即击毙以杜后患”。E
在大疫面前，人人皆受死亡威胁。防疫如同战场，锡良提出：“盖以防疫事同御敌，捐一己之性命以赴急难，与临战阵冒锋镝正复何异？”为调动官员、医生及其他人员投入防疫，他向清廷建议给予防疫人员与军人一样的战场待遇，参照军队条例进行嘉奖，对防疫业绩突出者给予“异常劳绩保奖”，对因参与防疫而染疫身死者，“依阵亡例优恤”。奖励之外有惩罚，对于官员、警员中防疫不力人员“照章撤惩”；对于无法控制鼠疫传播、虚报疫死人数、隐瞒当地疫情的官员革职处罚。F
A 《防疫会之禁令》，《盛京时报》1911 年 1 月 10 日，第 5 版。
B 《部令从权火葬电报》，《盛京时报》1911 年 2 月 9 日，第 11 版。
C 《东省防疫记》，《申报》1911 年 2 月 10 日，第 1 张第 5 版。
D 《北京防疫记》，《申报》1911 年 2 月 3 日，第 1 张第 4—5 版；《郑孝胥日记》第 3 册，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第 1303—1304 页。
E 《隔离所之戒严》，《盛京时报》1911 年 1 月 19 日，第 5 版。
F 《疫气蔓延人心危惧请俟事竣保奖出力人员折》，《锡良遗稿奏稿》第 2 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266 页；《注重防疫》，《盛京时报》1911 年 2 月 19 日，第 5 版。
对普通民众违规者，则处以罚款或强制其参与防疫。奖惩措施对于维护防疫秩序起到积极作用。
庚戌鼠疫的防治，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初步形成的时代条件下展开的。1907 年东北建省后，基本上废除了以八旗旧制为基础的军政统治，打破了旗民分治的局面，实现了疆域统合，理顺了东北的行政关系。庚戌鼠疫最终得以扑灭，首先得益于清政府仍具备从中央到地方的治理能力；此外，国家、社会和医界的互动机制，统合朝野共识，实施舆情引导等措施，都对疫情的成功防控提供了助益。
其次，得益于科学有效的治疫措施。“重大疫情的防治，绝不单单是医学、医术的问题，也是对社会管理、社会组织能力及国际合作能力的严峻考验”。A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医学专家伍连德被委以治疫总医官的重任。他在总结重疫区傅家甸防疫实践基础上提出的严格查验隔离措施、严格管制交通、必要时遮断京奉铁路等诸多防疫治疫建议被采纳推广。在法规建设上，当局能够较为及时地吸取报章上的建议，吸收他国防疫法规的可取之处，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法规，为实施防控、留验、隔离等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在疫情管控上，防疫总局按属地原则落实任务，守土有责，相互协作，阻止了人员流动和疫情的进一步扩散。此外，加强国际防疫合作也是有效实施防控治理的重要内容。当局在维护防疫主权的前提下，尽力与相关各国建立防疫合作关系，协商防疫章程及防疫办法，协调火车、轮船查验行动。其中，高薪聘用、大胆使用外国医生团队参与，使得整个防疫治疫过程获得国际先进医学手段的支持，为中国的防疫治理工作注入重要力量，并受到国际社会的赞赏。
再次，“化除满汉畛域”的政策强化了东北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共同体意识。在防疫中，诸多官员在涉及主权交涉之时能够维护国家主权，在防疫过程中大都能恪尽职守，因防疫工作而染疫身死者亦不在少数。上到皇亲国戚、下到平民百姓多能参与募捐，上海、天津等各大城市的士绅巨贾们纷纷慷慨解囊，支援东北防治疫情。舆论表示，东北是中国的土地，东北人民是中国人的同胞，“通一国如一家”，东北有难，全国人民都有责任和义务面对承担，“不仰给国内同胞之众，而将谁恃？”B充分表达了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
当然，在庚戌鼠疫的防治过程中，亦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和值得反思之处。清末的东北，存在多国势力，防疫治疫深受列强制约。例如，为了防止疫情扩散，须及时停开列车，对旅客进行检疫查验，然而铁路干线交通非由中方管控，限制了防疫措施的实施；中方对于外国人以及铁路附属地交通，不能轻易截留查验；俄、日两方多次表示要派军队参与防疫，给清政府的治疫行动造成压力。就内部而言，封
A 《爱国侨胞、防疫泰斗伍连德》，哈尔滨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印：《哈尔滨文史资料》第 28 辑，2006 年，第 2 页。
B 《论东三省防疫费款急须官民募捐》，《盛京时报》1911 年 3 月 3 日，第 2 版。
建末世官场习气浓重、管理体制落后、社会等级森严，为防疫措施的落地制造了阻碍。中国整体科学技术落后，虽然吸收了国际医学力量的参与，但因医疗条件极为有限，大量底层民众染疫后除了被隔离，得不到及时救治。一些地区防疫措施粗暴野蛮，许多非染疫之人因隔离或留验而被传染，遭受无妄之灾。在当时的医学技术水平下，缺乏有效治愈肺鼠疫的特效药，伍连德掌握的鼠疫疫苗和免疫血清也挽救不了身边被感染的医生，这些都是因时代和科学技术条件的局限而留下的遗憾。
三、中国近代防疫体系的初建
庚戌鼠疫的防治，是在中国已逐渐融入国际社会、民族国家初步形成、西方医学传入的背景下展开的。鼠疫防治中所实行的各项措施，既是中国传统防疫治疫方法与西方防疫理论的有机结合，也是对当时防疫治疫具体实践的总结，许多经验更是出自惨痛的教训。以伍连德博士为代表的一批深谙先进医学、有公共卫生背景的医者、防疫官员组成的专家群体，在近代公共卫生应急和预防理念的指导下，制定合理的防疫治疫方案，科学施策，终将肆虐的疫情彻底肃清。庚戌鼠疫的成功防治，为中国近代公共卫生机制的形成积淀下科学元素，对中国近代防疫体系的构建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第一，器物层面——防疫机构的建立。防疫体系器物层面的成果，体现于“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中央防疫处”等常设防疫机构，以及全国各主要城市防疫医院的设立。庚戌鼠疫肃清后，清政府最先在哈尔滨建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常设防疫机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该机构在民国建立后得到进一步扩充完善。1919 年北洋政府又在北京天坛建设中央防疫处，作为全国性常设防疫机构。
一些在防疫治疫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医院，如沈阳、哈尔滨、营口等地的防疫医院，疫后得以留存；疫情过后，政府在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湖北、江苏、广东等省市陆续增建医院，成为防疫体系的重要构成，诸多医院至今仍在传承延续。如伍连德创立的滨江医学专门学校，现为哈尔滨医科大学；承担奉天省治疫重任的盛京医院，现为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医院；1918 年建成的北京中央医院，也是由伍连德发起创建的，是北京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集资兴建的新式医院，打破了外国医院在北京的垄断，现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地处天津的北洋军医学堂，在治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更名为陆军军医学堂，是民国时期培养军医的医学重镇；在上海鼠疫防治过程中创立的中国公立医院，民国时更名为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现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防疫治疫带来的物化成果，还包括陆续添置的各种防疫医疗设备。这些常设防疫机构和配有先进医疗设备的医院的设立，均是庚戌鼠疫之后，在众多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推动下落实的，成为中国近代防疫体系的重要支点，培养造就了一代代的医疗专业人才，影响至今。
第二，制度层面——全国性防疫法律体系的形成。在庚戌鼠疫防治过程中，从维护防疫治理秩序的角度，全国各地、各部门曾发布一系列法规、命令。疫后，为进一步完善防疫法规建设，又新出台了多部专业防疫法律成果，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即是《防疫章程》。1911 年 4 月 17 日，由外务部、民政部、邮传部共同拟定的《防疫章程》下发各省，强调“嗣后遇有防疫事件，即行一体遵照”。该章程“总则” 规定：“本章程在京师由巡警总厅执行，各省由民政司巡警道督率地方官办理。”A该章程于 4 月 22 日通行全国并由各省遵照贯彻实施，成为全国性的防疫法规。这是在应对庚戌鼠疫过程中，在防疫法规建设方面取得的最重要的制度化成果。
庚戌鼠疫防治期间，清政府陆续颁布的《消毒规则》《检疫规则》《百斯笃预防及消毒法》《陆军部暂行防疫简明要则》等规章，其主要精神和合理条款，被北洋政府颁布的《传染病预防条列》《陆军传染病预防规则》《检疫委员设置规则》《火车检疫法规》《清洁方法消毒方法》等一系列公共卫生法规继承，直接推动了民国时期公共卫生法规建设和革新。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形成了包含传染病防治法、公共卫生管理法、饮食卫生法、职业病防治法等法规在内的公共卫生法规体系。
第三，观念层面——防疫共识的形成。近代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观念核心，即是基于医学理论、防疫知识、卫生习惯集合而成的防疫共识。
在应对庚戌鼠疫过程中，一些先进诊疗手段和防疫知识的运用，取得了良好效果，积累了宝贵的防疫经验。在 1911 年 4 月召开的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上，伍连德就庚戌鼠疫的成功防治经验与参会的 11 国医学专家进行了交流。会议设有病理、解剖、细菌、流行病、历史和治疗等分会场，各国医学专家介绍了通过人体解剖获得的病理数据，以及当时最先进的几种血清疗法及新药，介绍了国际社会先进的防疫理论、防疫措施。这些最新的医学学术成果，是当时中国医学界所缺乏的，通过这次会议的引介，得以为国内知晓，对中国医学的进步具有促进作用。这些知识及相关建议其后借助媒体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
庚戌鼠疫的暴发，催发了民众对于防疫知识的渴求，客观上促进了医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在治疫过程中，许多有识之士通过报纸发表文章，介绍鼠疫的病理常识及预防方法，B提出尽快建立全国公共卫生行政体系的观点，建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防疫宣传与防疫教育。C这是对大疫袭来之时民众缺乏防疫知识，毫无防护经验，从而带来次生灾难的教训总结。众多医学专业人士借助《中华医学
A 《督院瑞准民政部咨会奏拟订防疫章程一折札行交涉司巡警道文》，《湖北官报》1911 年第 97 期，第 7—8 页。
B 丁福保：《鼠疫一夕谈》，《中西医学报》1910 年第 8 期，第 1—14 页。
C 《防疫之善后》，《盛京时报》1911 年 3 月 24 日，第 2 版。
杂志》《中西医学报》等报纸杂志，发表关于鼠疫及其他瘟疫传播原理、预防方法的文章。还有众多提倡个人卫生、关注公共医疗事业的文章。认为发展中国的医学教育“诚为我国亟不容缓之图”，从医学教育入手普及防疫知识，“庶能有益于世，可与欧西相形不致见绌”。A防疫知识的传播确为普及民众医学常识，形成防疫共识的重要一环。
经此大疫，倒逼民众提升公共卫生以及个人卫生意识，尤以北方为著。防疫期间，由政府倡导及强制执行的禁止随地吐痰，禁止乱倒垃圾，定期进行住屋周边及室内卫生清扫等公共及个人卫生运动，有效强化了民众的卫生习惯。特别是在治疫过程中采用的火葬方式，疫后得以在中国北方推广，不仅改良了旧式丧葬习俗，更开全国风气之先。
人类文明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应对各种灾难过程中累积起来的。在抗击庚戌鼠疫这一灾难的过程中，中国通过吸收国际先进文明成果，固化防疫治疫经验，初步建立起具有近代化特征的卫生防疫体系。这是中国在付出巨大牺牲后，藉由庚戌鼠疫的成功防治取得的进步成果。当然，受时代和科学技术条件所限，进步的成果也是有限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环境中，人民群众的力量不可能被有效调动，国家防疫治理的能力及水平存在很大局限。从提升国家防疫治理能力的视角审视庚戌鼠疫的应对，其经验抑或教训都具有显著的启示作用，值得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