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二年(1906)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为培育立宪所需之司法人才，法政学堂兴起。当时处于司法新旧人才交替过程中，法政学堂因时制宜兴办了多种形式的法政教育，如正科、讲习科、自修科、别科等。

其中法政别科属于何种性质的法学教育? 这一分科何时出现? 又是怎样退出历史舞台的? 这些问题均值得探究。学者们在研究法政学堂时，或探讨其与清末新政的关系，或研究其对法学教育的影响，亦有对某一法政学堂进行考析的。^① 对法政学堂分科研究颇少，仅对自修科有所考察。^② 迄今尚未有学者对别科进行专门研究。笔者试图对法政别科进行考证，以请教于方家。

法政别科的设立与发展

法政别科这一分科，首次出现于光绪三十二年。学部奏称，“法政为专门之学，非普通各学，夙有根柢，兼研东西各国语言文字，未易遽言深造。而各部院需才孔亟，凡已未服官之人，年力富强，有志肄业，尤应广为造就，以资任使”。^③ 此乃京师法政学堂创设之背景。学部经商酌，将课程分为

① 参见徐保安《清末地方官员学堂教育述论———以课吏馆和法政学堂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姚琦《论清末民初的法政学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张恩强《清末民初奉天法政学堂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历史学院，2012年;曾加、刘亮《陕西法政学堂与近代中国西部的法学高等教育》，《西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② 李贵连、刘鄂:《清末法政学堂自修科考》，《清史研究》2014年第2期。

③ 《筹设京师法政学堂酌拟章程折》，《东方杂志》1907年第4卷第11期，“教育”，第242页。

杨凌燕 / 清末民初法政别科考预科、正科及别科。预科系本科前奏，期限 2 年，毕业后升入正科，正科期限 3 年。别科则是专门为科举人才而设，包括“各部院候补、候选人员及举贡生监，年岁较长者，在堂肄习”。^① 这部分人并未服官，但有一定的基础，相较容易培养。可见别科设立的目的，一是将经过科考历练的人才再加教育，用于新政的实施;二是在清末法律改革的背景下，用以应对新型司法体制下的司法人才急需。

法政别科的立意起点，在于安排“举贡生监”等科举之人的出路。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御史乔树枏上奏陈请各省添设法政学堂，认为“举贡生员，中学皆有根柢，若专占政法一门肄习，则毕业之后，才皆可用”。^② 这一意见，得到学部肯定。此后学部将《法政学堂章程》( 共 5 章 49 条) 咨行各省。章程中除规定别科生源外，还涉及别科的其他内容，如入学年龄以 35 岁为上限，学费每月缴 2 元，课程方面系法政兼修，学制为 3 年，以及别科的各类修习考试等。^③

筹备宪政之际，因官吏绅民缺乏法政知识，不足以资任用。因此，宣统二年(1910) 十一月十九日，学部又奏《改订法政学堂章程折》，在原章程基础上对法政学堂的生源和课程进行了修正。具体来说，生源方面，由“各部院候补”改为“已入仕人员”;取消原有最高入学年龄 35 岁的限制，改为最低入学年龄 25 岁;强调需“具有中学根柢”。学费方面，增加“对于外省法政学堂，肄业之本省官吏，暂准酌量免收学费”的规定。^④

光绪三十三年(1907)学部奏定《法政学堂章程》前，已有广东、湖南等省法政学堂在开办时设立法政别科。由于彼时别科章程未定，别科分为政治、法律两班。^⑤ 学部奏定章程后，各省根据自身情况，或开设别科，或将讲习科改为别科。别科的发展出现第一次高潮。比如，四川、河南、云南、福建、安徽等省纷纷于同年开设别科。课程除遵照学部章程设置外，视情况增授各项新定法律。学生人数多则过百，少则三四十人。之后，陆续有法政学堂成立，内设别科。

值得一提的是，讲习科到别科的转变。各省自筹备宪政以来，凡在一年半以上之讲习科毕业者，无不呈请延长学制，改为别科。如热河法政学堂，于讲习科毕业之时，奏请改办别科。^⑥ 这是别科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形式。除各省法政学堂外，吏部学治馆亦将讲习科改为别科。这一现象的出现，与 1910 年《法院编制法》及《法官考试任用暂行章程》的施行有密切联系。《法院编制法》第 107 条规定:凡在法政、法律学堂三年以上，领有毕业文凭者，得应第一次司法考试。^⑦《法官考试任用暂行章程》第 4 条规定，除《法院编制法》第 107 条所定资格人员，得应第一次考试外，举人及副拔优贡以上出身者亦准参加考试。^⑧

也就是说，若想从事推检工作，一年半或两年学制的讲习科毕业生，是没有资格参加法官考试的。而别科学制三年，毕业后给予副贡出身，第一次法官考试虽不能免试，但有应试资格。且讲习科生源多系各省实缺、候补正佐各员，学习课程亦用于行政、司法两途，与别科有相似之处。经多方考量，讲习科毕业生若想从事推检工作，第一选择是改为别科。鉴于此种趋势，学部规定专门方法，允许讲习科改为别科。

清末“癸卯学制”《学务纲要》中，有“私学堂禁专习政治、法律”条。^⑨ 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① 学部总务司编:《学部奏咨辑要》，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96) ，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页。

② 学部总务司编:《学部奏咨辑要》，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96) ，第78页。

③ 学部总务司编:《学部奏咨辑要》，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三编》(96) ，第181—208页。

④ 《政治官报》，1910年第1149号，“折奏类”，第5—12页。

⑤ 《政治官报》，1910年第1032号，“折奏类”，第5页。

⑥ 《政治官报》，1911年第1164号，“折奏类”，第11—12页。

⑦ 《政治官报》，1910年第826号，“折奏类”，第16页。

⑧ 《政治官报》，1910年第826号，“折奏类”，第21页。

⑨ 璩鑫奎、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04页。

127 学部议复《浙江巡抚增韫奏请准予私立学堂专习法政折》时，改定法政学堂章程，允许创设私立法政学堂。同时声明别科可附设，不得专设。但因本科学制较长，预科加正科一般需要 5 年毕业，在当时急需法政人才的情况下，时间不敷。另外，又因中学堂毕业生不足，若仅招本科，恐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学部准允变通，“先设别科，以应急需”。^① 清末设立的私立法政学堂虽不多，但都设有别科。例如，宣统二年成立的福建私立法政学堂和浙江私立法政学堂，均首设别科。^②

民国成立后，私立法政专门学校一时蜂起，成为别科发展的第二次契机。私立学校创办初期，大都先设别科。据统计，仅 1912 年一年，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就有 27 所。其中，在教育部备案核准、有别科毕业生的学校就有十多所。^③

法政别科的肄习与废止

根据《法政学堂章程》规定，别科入学考试应试国文、地理、历史、算学、格致五门。该章程施行后，京内外法政学堂入学考试皆按此执行。当然，并非所有的别科入学都要考试。法政学堂别科多实行分班授课政策。分班命名方式略有不同，常见的有官班、绅班。官班学员多从时任和候补的道员、知府、知州、知县等官员中抽调培训，该类学员不必通过考试，可直接入班学习。绅班学员则主要是未入仕的举贡生监等，需通过考试，方可入学。

别科在课程方面属于法政兼修，政治、法律合为一门，目的是培养兼行政、司法两途的学生，这也是与正科的区别之一。《法政学堂章程》规定，别科课程包括大清律例、政治学、法学通论、日本文等 20 门科目。从课时安排看，注重民法、刑法、宪法、财政学等的研习。光绪三十四年( 1908) ，为完备别科课程，学部奏请改定法政别科课程，酌加律例、历史、地理、刑法、国际公法、财政学等学时，并加入算学、格致等科目。^④ 此时别科课程重视西方政治、法律、财政制度方面的知识，特别是西方科技方面的课程(地理、算术、格致)。这些课程的开设，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在晚清官员中的传播，对新政的推行极为有益。

宣统二年，学部改订《法政学堂章程》，认为“今《宪法大纲》《法院编制法》等均先后颁行，《新刑律》亦不日议决”^⑤，法政学堂正科、别科、讲习科课程均应以中国法律为主。别科方面，删去律例课程以及西方科技方面的课程。同时，课程分类更细，如民法、商法等详细规定某一学年授某部分课程。民国成立后，法政学堂别科的课程得到延续，变化较小。至此，以法学理论知识为主的课程体系已经形成，介绍西方政治、科技等方面的课程已不在学习之列。可见民国时期别科的重点由培养新政吏才转向司法审判人才。

1907 年，学部为统一各省别科学生毕业后的分配事宜，特订立毕业奖励章程，按考列等级，中等以上者，分京内、京外予以补用，最优等予以升级加衔。^⑥ 1910 年，《法院编制法》将法律学堂、法政学堂 3 年以上毕业者一体对待。学部奏请“法政别科学生毕业奖励亦应比照法律学堂，凡考列

① 璩鑫奎、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570—573页。

② 参见卢美松《八闽文化综览》，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3页;吕顺长《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52页。

③ 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92—494页。

④ 《政治官报》，1908年第313号，“折奏类”，第4页。

⑤ 《政治官报》，1910年第1149号，“折奏类”，第5页。

⑥ 《政治官报》，1908年第313号，“折奏类”，第3—4页。

杨凌燕 / 清末民初法政别科考中等以上者，一律给予副贡出身”^①，并遵法院编制法规定，皆应法官考试。在此情况下，上述毕业奖励章程废止。

法政别科的出现，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司法人才奇缺的困境，但问题也一直并存，特别是私立法政学堂(校)大量涌现后，别科带来的混乱不断加剧。尤其在两方面问题严重。一是入学资格，二是办学条件。

学生资格方面，从最初“各部院候补、候选人员及举贡生监”到“年在二十五岁以上，具有国学根柢者”。这一变化不仅说明别科生源质量无法得到保证，也意味着别科存在的意义正在消失。

办学条件方面，公立法政学堂(校)尚属严谨，而私立法政学堂(校)则有些混乱，多数学校或经费无法保证，或管理松弛、编制不合部章，或设备残缺，或教员教授无方。以湖南省为例，民初教育部经过调查，发现该省 8 所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大部分学校都存在以上问题。^②

民国肇建，教育部着手整顿泛滥的法政教育。1912 年 10 月 22 日公布的《专门学校令》^③中，将别科删除，开启了法政别科废止的第一幕。但民初急需法政专门人才亦是事实，迫于情势，亦为实现平稳过渡，25 日又公布《教育部暂准法政专门学校设立别科令》^④，同时规定必须在 1915 年 7 月 31 日前停止招收别科生。自暂准法政专门学校设立别科后，各处法政专门学校纷纷添设别科，

“入学新生动辄数百，考其内容大率有专门之名，无专门之实，若不急行截止，流弊曷可胜言”。于是 1913 年 11 月 21 日，教育部令京外法政专门学校，“不得再招考别科新生”。^⑤ 别科再一次被勒令停止。

根据教育部规定的时限，1915 年 7 月京内及少数京外法政学堂招收最后一批别科生，于 1918 年 7 月毕业。此后，法政别科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结语

1905 年，科举制度被废止。“举贡生监，以考试既停，无所希冀，诗书废弃，失业者多，大半流入会党。”^⑥同时，由于新政需要，学习法科成为入仕捷径。此种背景下，学部设立“法政别科”，无疑为举贡生监提供了升官进阶的出路。笔者所见清末河南、福建法政学堂等别科招生的资料，每年约招收 200 人。至民国建立前，至少有 60 所公立、私立法政学堂设立了别科，仅就清末法政别科存在的这 5 年看，解决了数万举贡生监的出路。

从清末京内外各省别科毕业奖励看，开设别科，最直接的目的是培养新政人才。毕业后奖励加衔升级，基本以原官或原职遇缺即补或尽先补用，仍是行政官员。可见，别科在培养吏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提升了行政官员的法律素养。同时，法政别科在养成审判人才方面也发挥了一定作用。部分毕业生进入法部任学习主事或任审判厅候补推事。浙江巡抚增韫曾明确提出:“设审判研究所及法律别科乃实在情形。”^⑦举办别科，系为预备各级审判厅之用。法政别科为清末施行新政培养了吏才、储备了新式司法人才。

① 《政治官报》，1910年第956号，“折奏类”，第10页。

② 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78—481页。

③ 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第471—472页。

④ 璩鑫奎、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675页。

⑤ 《政府公报分类汇编》，1915年第14期，“教育下”，第34页。

⑥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95页。

⑦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第8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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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政别科的设置，有这样一段解释:“运会推迁、新陈代谢、因时应变，非令过渡时代人物大都谙习法政学理，无以宏济艰难。由是义于本学堂设科取官吏、士民、国民根柢较深且老成有经验者，研求因革损益之方，穷变痛久之道，以馕遗后学，日启新知，限三年毕业，谓之法政别科。”^①这段话不仅将时代背景、别科设立之目的、学员资格等解释清楚，“过渡”二字尤为巧妙，过渡时代需用过渡之法，不仅将别科的历史意义彰显出来，也说明别科的设立只是一个变通办法。

法政别科存续时间并不长，自光绪三十二年学部奏请开办，至 1915 年教育部禁令停办，仅十年时间。然而，法政别科的出现不仅为清末新政输送了人才，也为近代法学教育解决了新旧交替的难题，成为近代法学教育发展历史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① 夏同龢编辑，赵青、钟庆点校:《行政法》，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