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师商鸿逵先生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和第二代清史学家即活跃在清史学的重大转型期——近代清史学转向马克思主义改造阶段的学者。他自上世纪30年代师从明清史大师孟森先生开始，继承老师衣钵，从事明清史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使研究向更深广的层次发展。他的史学论著表现出明显的特色:一方面继承孟森先生尊重史实的优良治史传统，避空戒虚，去伪求真，力图建立充分、可靠的史实基础;另一方面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法，进行分析、概括，探索历史事件的性质和发展规律。他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尤其关注明清历史上的重要和关键问题。《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清初内地人民抗清斗争的性质问题》等论文，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充分反映出第二代清史学家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和学术风格。

　　传统的史学著作，历来都预设立场，视山海关战役参战一方的大顺农民军为“流贼”，《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则不同，客观地考察了山海关战役全过程，在全面精研各种记载后，将此役确定为“关系着大顺政权兴亡的一次重要战役”，“从此农民军由盛转衰，未能重振”。但是，清初官私著作有关此役的记载大多偏私失实，主要是渲染李自成兵多，造成此役是清军以少胜多之战的假象，以夸张其英勇善战。而有的私家著作则为吴三桂勾引清人的罪行开脱，把打败李自成归结为吴三桂力战的缘故。商先生依据参战各方战前活动情况和军事实力对比，发现被清官书夸大为20余万的农民军东征兵力总数不过六万，而清军“至少在十万以上”，加上吴三桂部，总共有“多于农民军三四倍的兵力”。农民军的败北，除数量劣势外，更在于李自成集团产生轻敌麻痹思想，指望用招抚瓦解敌军，对清、吴勾结缺乏准备。具体表现为，东征时仍携与吴有亲谊的明降臣张若麒同行，并先后用降将唐通、白广恩守关，守关失败后仍试图以犒赏笼络吴三桂。在这方面，先生尤其敏锐地发现一个关键的时间差:京师距山海关约700里，农民军东征从京师缓慢赴关，费时八天，而多尔衮得吴三桂投降信，即下令改道直奔关门，倍道而进，一昼夜行200里，使农民军失去先期抵关夺关的胜敌良机。这是完全符合战争规律的创见。倘不是这样贻误时机，农民军就可能使清、吴勾结来不及完成，甚至一举消灭孤立无援的吴军，将清军阻挡在关门之外。先生又重点考察了四月二十一、二十二两天全部战况，指出农民军连日取胜，如非清人参战则必大胜，并揭示了天气对战事的影响，一片石之战说明李自成第一天即已知清人参战，农民军最后并非一败涂地等要点。先生主要利用当地方志、随清军同行的朝鲜人著作、当时档案等，对比清官私著作，揭出真相，在这方面留下了如何辨别和使用史料进行研究的启示。  

　　《清初内地人民抗清斗争的性质问题》旨在探讨这一斗争究竟是阶级斗争还是民族斗争的问题，这在旧史学中是不曾发生过的问题，但无疑深化了对这一斗争和产生这一斗争的社会特征的认识。文章做了多角度的审视。从起因说，是清朝的民族高压政策激起抗清斗争;从参加者说，是“全民抗清”，农民军也进行了战略大调整和改变，从反明转为联明抗清;又从几点突出事实作进一步分析，说明官民形成联合战线，人民组成抗清武装，知识分子也加入抗清队伍，农民军拥戴明朝宗室，郑成功改厦门为思明州以表尊明正统的抗清决心，从而有力地论证了斗争反映的民族矛盾性质。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  

　　我通过学习以上两文，深感先生留下的著作，是丰富的有价值的史学遗产。先生生前对发展明清史研究抱有热烈期望，曾为粉碎“四人帮”后明清史研究的良好形势欢呼，著文呼吁“全面地展开研究工作”、“积极地印行图书资料”、“大力地编辑工具书”，并且身体力行，夜以继日地撰写论著，带头编纂《清会要》、《清代笔记资料类纂》，为后辈树立了推进史学事业的榜样。2007年1月是先生诞辰100周年，我们在深深缅怀和隆重纪念先生的时候，首先要认真研究和学习他的著作，为明清史研究的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6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