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9月，年方25岁的商先生考上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当年10月和11月，他便在《中法大学月刊》先后发表《梅文鼎年谱》、《清初的理学界》，在学界崭露头角。尔后，先生每年均有论文问世，得到所内导师和同学的赞许。先生授业于刘半农、孟森两位国学大师，先文后史，被学人誉为“孟门高弟”。先生治明清史领域宽阔，广泛涉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方面，建树颇多，而道德文章，尤为士林推重。
几十年来，先生继承了孟森先生的治学传统，学识渊博，著述颇丰。他治史的特点之一，是注重翔实而全面地占有资料，关注新史料，从事实出发，撰写具有见地的论著，不发空论。先生精读专业主要典籍，博涉群书，做到眼勤手勤，笔录不辍。例如，明清史的基本文献卷帙浩繁的《明实录》、《清实录》，前者他通读了两遍，后者通检了三回，用毛笔抄下大量的史料，并将蝇头小楷节录的资料分成专题，别立“卷宗”成档。先生昼夜披览典籍，用功甚勤，以至读《明实录》时竟累得晕了过去。他晚年厚积薄发，论著迭出，多受益于此。从原始典籍入手，广积第一手的新史料，开展史学研究，这也是先生治学几十年如一日身躬力行的。他常用孟森先生的话教导学生：“文章一定要写得扎实坚硬，扔在地上能打个坑，不能来一股风一吹就跑了，轻飘飘的。扎实就要有翔实的资料。”
辨正史实为其论证服务，不迷信成说，从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中，揭示事物的本来面貌，这是先生治史的特点之二。先生身受传统史学的熏陶，深谙旧史学之方法。他善于史料真伪的考证，又不拘泥于旧史学繁琐的纯考据，主旨在于证明研究的结论，阐述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例如，300年来，清代官私记载多言“山海关之战”清军击败李自成农民军，是“以少胜多”的战例。先生对整个战役的全过程进行了考实，排比大量明清之际的史料，完成了《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一文，指出李自成军队的数量劣于吴三桂、多尔衮的联军。如若清军不参战，李自成不会败走，农民军战败反映出其思想的麻痹。该文揭开这一历史遗案的真相，在史学界产生了较大反响。郑天挺先生评述说：该文“搜集不少资料，相互比证，得出正确结论，又不限于考证。”谢国桢先生评论道：“提供了新的资料，对李自成失败的原因，加以新的论断。”这两段评语是对先生这一治学特征的恰如其分的概括。
学风谨严、践履笃实、谦虚谨慎、提携后学，这是先生治学的又一特点。他经常告诫学生说：“作学问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不下大功夫是不成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从没有捷径可走。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实至名归。”先生每写成一篇论文，都要反复推敲，考订史实，字斟句酌，从不轻易刊布。1980年底，他为一家刊物撰写一篇题为《论康熙争取台湾及其善后措施》的论文。文章面世后，题目中“争取”一词被改成“收复”。先生见后颇不悦，强调“争取”二字是经我反复斟酌才定的，康熙帝和郑家都是中国人，而康熙的政策是争取平稳解决台湾问题，用“争取”比“收复”更贴切!《康熙对北疆的经营兼论噶尔丹的评价》文稿草成后，因学界对噶尔丹评价不一，先生特意倾听蒙古族专家的意见，作为参考。他对史料的运用十分审慎，为了核实一条资料，多次往返图书馆。如为北京日报所写的《康熙与南苑》一类较通俗的文章，其中所引的御制诗文，也都核对无误，方交付梓。上世纪70年代末，我有幸师从先生，并兼任其助手，最初发表的几篇拙文，均经先生悉心点拨和详细批改，并一一核对征引的文献。对史料出现的脱文衍字，先生总是和蔼认真地说：“作学问来不得半点马虎，要一丝不苟”，“这样才能与海内胜流相角逐”。无论是学生，还是陌生人扣门求教，先生都耐心细致地解答，直到客人满意而归。
先生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教泽广被，培养了一批史学人才。上世纪80年代初，先生在家中办起了每周一次的明清史专题研讨会，师生报告研究课题，切磋学术，点评指导。他风趣地说：“我们这是‘宏道馆’，要练就一身治学的本领，每个人出来都像个样子!”为了帮助本科高年级同学提高学习断代史的能力，先生发表《清史研究初步》一文，深入浅出，学生受益颇多。先生时常关注明清史的学科建设与国际学界前沿动向，得知外国人说“满学”中心不在中国时，他很气愤，说：“满文的发祥地在中国，要建立我们自己的满学中心!”先生积极推荐青年教师、研究生去校外参加满文班学习。之后，自己出资，又在家中举办教师满文学习班，鼓励大家学好满文，利用满文档案，拓宽清史研究领域。在推动清代制度史研究上，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从1979年至1982年，他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倡导编纂《清会要》，发凡起例，开辟先河，为海内外学界同仁所瞩目。对编写大型《清史》规划，先生也积极地进言献策，倾注了不少精力。他写出专文，就《清史》编写体例、内容、文字、编纂人员等七个问题进行论证，得到大家的称许。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严谨治学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行。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6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