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老师、明清史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数授商鸿逵先生，因脑溢血于1983年l1月10日三时许不幸逝世。先生虽已76岁高龄，但历来心胸开阔，态度乐观，重视体育锻炼和生活节奏，所以身体健康[①]，精神矍铄、步履稳健、思想明晰。打倒“四人帮”以后，先生心情特别舒畅，老当益壮，工作热情更加高涨，在明清史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参加了许多学术活动，发表了不少富有见解的论著。因此，他的生命的旅程结束得这样突然，这样意外，就更加使人痛惜。作为他的学生，我们也更深感悲痛，倍增怀想和悼念之情！
我们都是先生在20多年前的学生，对明清史又很偏爱，所以一直同先生保持亲近的关系。从学生时代起，我们就经常到他家里去，向他请教有关明清史的问题。我们问他一个问题，他除了详详细细解答这个问题以外，总是把其他有关的事情不厌其详地一并告诉我们。我们都有这样的印象，同先生谈话，除了我们简短的提问和插话，总是先生滔滔不绝地讲解问题、发表意见。一位亲受先生教诲的同志盛叹说：“商老真是问一答十！”这是确实的。但是，不仅如此。先生深知要使史学工作的接班人迅速成长起来，除用广博、具体的知识充实他们以外，更重要的是传授正确的方法，使他们在学习和研究一开始的时候就走上健康的道路。因此，先生常着重教给我们一些搜集资料的方法和研究问题的步骤。他多次强调，要围绕所研究的问题写作长编，在这个过程中能更好地鉴别资料，发现资料中的薄弱环节，也就是说，问题能充分暴露。在长编的基础上，对问题进行分析、概括，能使自己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历史实际较好地得到结合。写作长编，是传统的具体治史方法之一，实际上是整理历史事实的一种形式。明清史资料汗牛充栋，头绪纷繁，研究某个问题时通过编制长编整理一下史实尤有必要。先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把这样一种比较可取的传统方法很好地利用起来了。这使他的学生们获益非浅。先生把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做得这样细致，表现出他教育和培养后辈的情意是多么殷切！
先生晚年亲自发起和主持了几项清史的大型基本建设，实际上是非常忙碌的。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局限在自己的具体项目上，而是着眼于整个清史学科的发展，在自己的岗位上，竭尽全力给以推动。十年浩劫后，一当教研秩序走上正轨，他就带了三届研究生共s人。他认为清史研究生应掌握满文，这是最重要的研究工具之一。但是，教学计划中没有开设满文课程的开支。他就自己掏腰包，聘请中央民族学院满文专家季永海先生给研究生授课。后来又在他的倡议主持下，组织编写了《清史满语辞典》。在教学和毕业答辩等全部正规工作外，他甚至亲自为研究生联系毕业分配。接读他的来信，那种想为研究生找到理想工作岗位，以发挥他们所长的心情，真是情见乎辞，跃然纸上，令人盛动。他还积极应邀参加兄弟院校和科研机构研究生的毕业答辩。在这方面；先生给了我们最热情的帮助。本室人员指导的一名研究生毕业，他参加了从辅导论文写作到答辩的全过程。在酝酿写作一部较大规模的清史时，他多次参加有关的会议，并写作专文，贡献自己的意见。他对近年清史研究的发展极为兴奋，热情洋溢地写道：“当前清史研究工作的形势是一片大好的。有了专门机构——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又有了专门刊物——《清史论丛》和《清史研究集》，这在中国还是创举。”[②]从我们参加编辑《清史论丛》、《清史资料》体会，他对他所说的这个创举给了积极的支持。我们编辑《清史论丛》第2辑时，约他撰稿，以光篇幅。他一次就交给我们两篇稿件：一为孟森先生遗稿《关于刘爱塔事逮之研究》，先生附《赘言》，纂辑了明清对峙时期—个被掳入旗下，受到重用，但却设计脱归明朝，在当时．影响很大的朝鲜人刘兴祚爱塔的事迹；一为先生自撰清史札记《清“孝庄文皇后”小记》，研究了清初满族统治集团中一个极其出色而且所系甚大的妇女、即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在清初一系列重大政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两稿都是内容新鲜、独具史识的，为《清史论丛》生色不少。我们创办《清史资料》，先生提出过选材的建议，出借过有参考价值的古籍版本。当我们编辑《清史资料》第3辑时，谢国桢先生拿出一册乾隆年间写本《银谱》，其中系统而精细地记录了百种以上不同成色的银子的特点，是一种有用的资料。但书中俗字、行话参杂，艰涩难解。我们在造访几位专家而没有找到标点者，感到不知所措的时候，猛然想起求助于先生。先生慨然一诺无辞。为了标点的准确性，先生曾向银行的专家，即“此业当行老手”[③]请教。当先生把完成了的标点稿交付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仅感到解答了一道难题的喜悦，而且感到获得了一种力量。我们觉得，有老师、有老一辈学者的支持和指导，工作的信心和勇气也百倍地增加了。现在《清史资料》已编至8辑百数十万字，这里面是浇注了先生的心血的。1982年9月，本室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共同发起编辑、出版《清史资料丛刊》。我们受筹备组委托，拜访先生，征求意见。记得那一天先生情绪极好，谈锋甚健，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意见，事先还开列了一份选题拟目，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和鼓励。筹办《丛刊》的工作，虽因经费、出版等原因而暂时搁浅，但先生为共同事业的一片热忱，却是我们永难忘怀的。在清史研究大步前进的今天，我们不会忘记商鸿逵先生通过辛勤劳动所做的贡献。
先生为人平易可亲，接近群众。他每有佳作，总以打印本或正式出版奉送给我们这些学生。我们去看望他，他都放下工作，亲切接待。他几次对我们说：你们来去匆匆，以致未能畅谈。我总想同你们多谈谈。以后有空，你们预先通知我，中午在我这里吃水饺，我们可以谈个痛快。那次为《清史资料丛刊》事拜访先生，我们就践了先生此约。我们和先生全家度过最愉快的大半天。先生在参加学术会议时的作风，在两次全国清史讨论会中给了我们以深刻的印象。先生在开会时很认真，又很活跃，多次发言。会后，他更显得兴致勃勃，总是谈笑风生。我们不会忘记，在北戴河参加第一次全国清史学术讨论会，早晚同先生户外漫步交谈、海滨拾贝捉蟹的那些日子。先生说话最多，谈学林掌故，谈历史问题，谈运动轶闻，话题广泛，语言诙谐。大家听了，既觉将生动，又长知识。许多与会代表还不断去住处看望他。先生所到之处，总是团聚着许多同志，话语热烈，笑声爽朗。这种生动情景，说明先生同与会代表在一起，是多么水乳交融！
先生在政治上走过坎坷的道路．因此，十年浩劫中他很容易落入“牛棚”，饱受摧残，而且那个时候告讦成风，处境十分艰难。有的身亲目睹的同志说，先生不止一次地成为告讦的对象，遭到训斥、迫害，而先生却从不曾丝毫诬罔他人，以图自免。个别毕业在外单位工作的学生，跑回学校冲击他，以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事后，先生也不记怀，待他们一如平日。那时候，斗争激烈，先生可谓自顾不暇，却仍然把关怀给予一同落难的朋友。1966年深秋，先生在农村劳动，注意到我们另一位老师向达先生两足浮肿，就招呼向先生要抓紧去诊视。向先生虽然痛苦，但感到为难，不准备去看病。先生认为有病就得看，请准了假，就陪同向先生去看。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牛棚”的落难者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而且两位老人都受到侮辱。先生对政治上的侮辱并不特别计较，但对向先生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疗却非常气愤。在斗争的关键时刻的这些表现，集中说明了先生的美好的心灵和品格。
对孟森心史先生的无比敬爱，在心史先生身后对关系老师的许多事务的处理，实在是学术界师生关系的典范，使商先生的晶格更加光彩照人。许多事我们看在眼里，十分感动。商先生原是从刘复半农先生学习文学的研究生，当1934年刘先生去世时还没有毕业，于是听从胡适先生的安排转向史学，受业于孟森孟心史先生，学习明清史。心史先生在世时，是国内明清史，特别是清史的泰斗。他的教学和科研活动，他的大量著作，在国内清史学的建设方面具有开拓性，对清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著作至今还有重要的科学意义。1938年初，心史先生病逝时，哲嗣鞠如先生远在国外。商先生含哀治丧，将老师安葬于北京西郊万安公墓，树石立碑。心史先生遗著归于商先生，其中有的是已刊的版本，有的是未刊的讲义和稿本。40多年中，不管是抗战和其后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法纪废弛的十年浩劫时期，先生对心史先生的遗著总是珍若拱壁，敬谨守护。但是，在十年浩劫时期，由于先生落入“牛棚”，失去自由，抄家、搬家，动乱纷纷，心史先生手拟《清史纪事本末拟目》和另几篇稿件仍不免失落了。商先生谈到此事时痛心不已，说：“孟先生对黄鸿寿的《清史纪事本末》不满意，认为应该改作，于是亲拟篇目。我没有保存好，还有几篇稿子，都弄丢了，找不着了，很可惜！”我们不仅要从深挚的师生关系来理解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感情，还应该认识先生在为推进明清史学发展而尽心竭力保全一份珍贵学术遗产的愿望。解放后，先生陆续整理刊布心史先生的遗著《明清史论著集刊》、《明清史讲义》、《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近年来先生继续发表心史先生的未刊稿《关于刘爱塔事迹之研究》、《清太祖死于宁远之战之不确》、《清世祖董鄂妃生死特殊典礼》等，还准备发表《满洲开国史讲义》。先生来信说：“……孟先生的《满洲开国史讲义》外面很少传本。记得当年选此课者仅有二人，一为日本人姓名忘记[④]，一即我．所发讲义约十余万字。我原拟为之广注—下，恐以年迈不能竟功，或即以发表，亦有助清史研究参考也。”后来，商先生还是对《满洲开国史讲义》进行了整理，校正了明显的排印蜡误，加上新式标点，并作若干补注，增引史实、例证。孟先生的名著《明元清系通纪》，解放前只出版《前编》四专题、《正编》15卷，《正编》自洪武至正德而止，缺嘉靖至崇祯史事。孟先生生前曾有未刊余稿，但全书未完成，十年浩劫中余稿稍有散失。先生曾告以“既具成例，补纂非难”，后来据成例续写至天启，只差崇祯朝，天不假年，未竟厥功[⑤]。在得到老师遗著稿费后，先生常亲自送往孟府。除了整理、刊布老师遗著供读者学习、利用，先生又亲自撰写孟先生传记、遗著《编辑说明》、《前言》、《赘言》和读后感，发扬老师的学术，同时指山其局限，说明要求孟先生“阐述阶级关系和生产状况等历史关键问题，则为不可能。我们只好用‘不可以苛求于前人’这句话来对待其缺点罢。”[⑥]先生为介绍和宣传孟心史所做的这些工作，突出表明他们的师生关系建立在共同为发展明清史学术的基础上，不带有丝毫的盲目性、封建性。1982年，距心史先生冥诞—百二十周年还有六七年的光景，先生已筹划编辑、出版纪念专集。他对我们说：“孟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我想搞个专集作为纪念，现在还要想办法筹款。有钱了，我会告诉你们，你们一人要写一篇，精心撰写。当然，现在还早，但你们要想着这件事。”孟先生茔地因奉安年久，已有破坏，碑碣断残，先生目睹心伤，也准备出资重修。这两件事，加上孟先生的许多重要著作未能出版，都成为先生未了遗愿。我们为此感到十分难过。
先生继承孟先生的衣钵，研究明清史，在学术上受到师传的重大影响。他很重视孟森治史尊重史实的优良传统，在他的史学论著中没有空话，避免做违反历史实际的结论，尽力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概括。即使对于《清初内地人民抗清斗争的性质问题》这样理论性、分析性较强的课题，他也是在充分考察清朝的民族高压政策、农民军联明抗清策略和两大战场的形成，即“二十年抗清斗争过程中的一些具体史实和全局形势”，并再揭举“由人民参加组成抗清武装”、“知识分子参加抗清队伍”、“荆襄十三家拥立韩王”、“郑成功改厦门为思明州”等“几点突出的情况”[⑦]以后，才做出结论的。他研究问题，同心史先生—样，首重正史、官书（官方文书、官方编撰的书籍）的记载，在研究、熟悉、利用正史和官书的基础上，再博采其他记载，以驳正、丰富正史和官书。我们读先生的著作时，总觉得他系统地研究过史实，写得扎实、可靠。同这样的冶史的特点相联系，先生论述历史问题，比较公允、客观、妥贴，不说过头话，不故作耸听语，注重全面分析。他研究历史人曲，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地进行评述。他说：“我们从历史上看，不论多么赫赫有功的人物，也必然有其缺失。我们不可苛求于古人，但我们要指出来，为的是从中吸取教训，作为戒鉴。”[⑧]此外，先生的研究范围偏重政治史，而且对宫廷历史颇有兴趣，显然也是孟心史影响的一种表现。
但是，先生后毕生生活的时代前进了，政治条件发生了变化。这一点给了先生的史学道路以更深刻的影响。他学习了被他的老师所拒绝的阶级斗争学说[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从而促进了他在史学思想上的革命性交化。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明确的、自觉的。我们看他评论孟心史的史学，一方面肯定孟心史在若干具体事情的看法上“自有其精到的，敏锐的地方”，“是有卓识的”，“作考证的态度是认真的，务以事实为根据”，另一方面又强调指出：“著者是一个旧型的历史学家，其在学术工作上的成就，受了他的立场、观点和治史方法的很大的限制。”先生认为，孟心史“在学术工作的成就上所受的限制，主要是在于他的封建思想童识很浓，他把一代的兴亡治乱归结为帝王将相等少数统治阶级首脑的奋发有为和荒淫燕嬉，他看不见人民群众的力量，当然更认识不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特别是对农民起义，还加以敌视。这也就是因为他的立场观点如此。其所注意并且大费力气去考订、研究的地方，往往并不就是历史上的关键性问题。在史事论述和资料考订上，他往往只注意于片断的、表面的、孤立的事情，而不能就全局和从本质上来作分析，把问题弄清楚。”[⑩]在这里，他和他的老师这两代明清史学者之间，从历史观和史学方法上划出了—道鲜明的界线。先生论著的选题如《明代中朝友好关系》，《议明末袁崇焕坚守宁锦的敢战敢胜精神》、《略论清初经济恢复和巩固的过程及其成就》、《清初内地人民抗清斗争的性质问题》等等，已表现出他的史学工作追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在对问题的分析上，他自然也有更加精进的地方。
总的看来，他研究的重点是清初政治史，而且主要是通过研究人物来研究清初政治史。研究人物，评述人物，是我国史学的一种优良传统。已往的很多优秀历史家，往往通过撰述人物传记，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政治和其他社会生活。但是，在剥削阶级历史家笔下，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经常会有意或无意地被夸大，得出历史唯心主义的结论。先生力图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用于史学研究中去，不仅能够尽量避免此失，而且有新的创获，使论著呈现新的面貌。他联系康熙等人物说：“历史上的重大变化和发展，绝非单靠个人的明智才能可以任意操纵安排的，乃是因为这个杰出的人物的活动符合了时代的要求。”[?]解放前他写作过《清初的理学界》、《梅文鼎年谱》、《颜元》等作品，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新的理论指导下又写作了《抗日援朝中的明将陈磷和邓子龙》、《论康熙》、《论清代的尊孔和崇奉喇嘛教》、《清“孝庄文皇后”小记》、《康熙南巡与治理黄河》、《姚启圣和施琅》、《清代孝庄孝钦两太后比评》、《康熙平定三藩中的西北三汉将》等论文多篇。
他写孝庄文皇后，就要纠正过去那种用封建伦常和历史偏见去对待一个少数民族妇女政治家的不公正击度。长期以来，人们很熟悉罪恶的卖国的慈禧太后孝钦显皇后，却一点不知道出色的女政治家孝庄文皇后。这样，对历史的了解也陷于一种片面。先生认为，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古特氏一生经历崇德、顺治、康熙三朝政局变化，扶立顺治、康熙两个年幼皇帝，“在晚年时候更策助玄烨进行统一事业接连取得胜利”[?]，“对17、18世纪中国的巩固统一及得以强盛”[?]，立下了历史功勋。至于传说中的“太后下嫁”事，先生认为，“即让有此事，也只能把它当作一种政治手段看待。正如恩格斯所讲的：“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不能因此轻蔑讥讽和责难。所以先生说：“我们对待历史人物应当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不过誉，也不苛求。对于功过是非，务须从大处着眼，作出公允的评价。至于以汉族统治阶级一己的伦常观念来作评量，尤为不可。”[?]
近年来，先生一直把主要的精力倾注于撰写《康熙传》。“文化革命”前，先生曾为吴晗同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写《康熙皇帝》一册，未及付刊，原稿连同作者本人都遭到无理的批判。十年动乱刚刚结束，当人们重新规划来来的时刻，先生即以坚毅的决心表示不但要重写康熙传，而且要将原来几万字的小册子，扩写为8章30万言的大书。这样规模的康熙传记在国内还是首创。
先生所以选择康熙这个历史人物作为研究的重点，是有重要科学意义的。先生表示，他“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这一重要历史人物进行分析研究，有功不掩，有过不讳，以期作出恰当公允的评述和总结”[?]，实际上，先生准备通过对康熙其人的剖析和评述，就清朝历史的发展，它的强盛，它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中所处的地位、作用，以及后来为什么走向衰亡，作一些有意义的探索。先生曾多次跟我们谈起他写《康熙传》所持的论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三：
一说明清朝统治者所属的满族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民。康熙的祖先，满族领袖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脱高明朝建立政权，并进而夺取明政权，是中国内部统治者间的斗争。他们的原居地，广阔的白山黑水，从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疆土。
二康熙即位之初，国内的民族矛盾尖锐。在南方，台湾还未统一，三藩又跋扈弄权，而社会经济却十分残破，水旱频仍，财政拮据，国库空虚。年轻的康熙皇帝一面进行军事统一活动，积极经营边疆，同时着手复兴经济，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果。正是康熙在位的六十年间，中国各族人民的关系更加亲近，团结更加紧密，从而国家的统一形势更加巩固，安若磐石，不可摇撼。
（三）康熙个人的思想品质。他从青年到老年，一生勤政好学，几乎天天接触臣属，即军事旁午，仍不辍“经筵”，孳孽讲求治道。连年巡视四方，耳目不为蔽塞。为进行统一用兵，亲自发令指挥，亲自领兵出征。胜利之后，拒绝接受尊号。尽管康熙的经营和斗争，是出于“家天下”的私愿，代表着封建地主阶级的最高利益，但胜利和建设，在客观上却对国家的统一巩固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至于康熙的思想，主要是从学习儒家经典得来的。他提倡理学，但自己并不迂阔固执，并常常揭发假道学的虚伪无能。应该说，康熙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学说影响而具有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家。
对于康熙的缺失，先生认为亦不应回避。比如，康熙对科学技术虽然爱好，并且使西洋传教士铸造各种军用火器，但却不加以精益研求，仍重弓马；为皇嗣问题，久悬不决，缺乏果断，甚至受到亲族包围操纵，成为晚年无法解决的累赘；关于他的民族政策等等，也都应当给以深入的析述和评议。
由于康熙皇帝是清朝历史发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国内外曾有很多学者发表过文章和专著，是大家都熟悉的人物。写这样一个人的言行，显然很不容易。先生深知任务艰巨，为了写好这本书，他一面孜孜于资料和理论方面的钻研，还不断发表一些有关的文章，以期得到学术界的批评。同时利用一切机会，如在学术讨论会上，或客人来访的交谈中，把某些设想或问题提出来，作直率的讨论，听取意见。我们虽是他的学生，但每当我们去看他，或碰到机会，先生也总是念念不忘谈写《康熙传》的事。记得我们就曾听过他谈康熙知人用人的问题，还讨论过康熙的民族政策，噶尔丹的评价问题等。遗憾的是正当收获在望，等着写完最后二个章节即可脱稿付梓的时候，先生的生命却突然止息了。这部费去老人晚年很多心血，勤耕力耘的作品，结果最后连领略一下丰收的快慰都没有得到。李商隐的《无题》诗中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两句，在《康熙传》的写作中，不也可看到先生的这种精神吗？除了清初人物，先生还研究了明清政治制度和清初政治事件。因此，他留给了后人一笔比较全面的关于清初政治史的著作遗产。他的遗稿中有《明清政治制度讲义》一书。这是他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给学生讲专题课的讲稿之一。他的《关于康熙捉鳖拜》、《论康熙平定三藩》、《论康熙收复台湾及其善后措施》[?]、《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等论文，都是有启发性的作品。以《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为例，农民战争史料的特殊性，这类史料因阶级斗争的需要而最多歪曲、掩藏，因此，订谬、辫伪、去诬、抉微工作的艰巨性也大大增加。先生认为，山海关二战，“从此农民军由盛转衰，未能重振。这是关系着大顺政权兴亡的一次重要战役。”但是，关于这次战役的记载，“清官私各书的偏私和失实”很严重。先生通过对“李自成同吴三桂及清军的战前活动情况和军事实力对比”研究，“战斗实况考察”后，阐明了战役真相，“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了[?]。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1979、 1980年间，史学界开展了关于清初社会矛盾的讨论。这个问题虽一直存在争论，但因它关系清初许多政治、军事活动的评价，又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研究清史的同志们首次较大的学术讨论，所以特别引起人们关注。先生以极大的热情，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言，并发表《清初内地人民抗清斗争的性质问题》，积极参加讨论。他认为，清入关后，由于统治者推行圈地、剃发、迫人为奴等一系列民族压迫性质的政策，这就“必然要激起‘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的内地广大人民的反抗怒潮。”江南人民的反剃发斗争，北方地区的抗清起义，海上郑成功等领导的反清活动，以及西南农民军联明抗清，都“是由民族矛盾激成的，它的性质是民族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先生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我们论述祖国的历史，不能回避民族矛盾斗争，并且应当明辨是非，从而论定事件曲直，人物正邪。这样做，在今天只会‘有利于团结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作为一种学术观点，先生的见解虽然只是—家之言，但是他关于考察问题的原则和探讨清初军事、政治斗争性质的做法，无疑是很正确的。
先生研究的视野开阔，研究的课题广泛，虽然清初政治史是他研究的重点，但他仍然重视并进行过明清经济史、文化史的探索。《明清赋役制度讲义》、《清代学术史讲义》二书，是他另两种专题课讲稿。这些讲稿同他的政治史著作一样，有平实而丰富的内容。
1987年他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略论清初经济恢复和巩固的过程及其成就》一文，是针对当时有同志过分强调清初满族贵族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对社会经济恢复发展一面则估计不足而写的。这类过分的片面的观点，是历来对清前期历史不公正估价的继续和理论化。其实，这类观点并不能说明清前期历史的进程。先生在文章一开头就说：“我感到近年来历史学者论述清初史事，有一个偏向，即多着重看其入关后对社会经济破坏的一面，对恢复和成就的一面则颇为忽视，即使提到也是估计不足。这是不对的。”先生认为清初的破坏固然严重，“但是，等到军事结束，清廷从事展开恢复经济工作，其所经历时间却并不很长，并且成绩颇著。”为了论述这个问题，先生引述了丰富的赘料，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分析。先生概括说：“根据资料观察，清初经济恢复的过程，应该是：从康熙二十年到五十年为经济基本恢复阶段。以后，从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十三年则为经济达成巩固阶段。因为这一个阶段所作都是对于前一个阶段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和事业的扩充。”[?]4先生的这篇文章，得到很多人的赞同，在学术界起了很好的作用。
1979年，南开大学在天津发起、召开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先生应邀参加会议，提供了一篇《清代皇商介休范家》的文章。清代商业史一直是清史研究中比较重要的课题，清初皇商的政治活动和商业活动是清代商人集团活动的—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个问题在国内历来遭到忽视。先生的文章提出这个问题，并作了初步的研究。对刚在芟辟的清代商业史园地说来，先生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耘锄。
研究历史离不开历史资料。因为历史资料是认识历史事物的基础。只有历史资料十分充分和准确，才能根据这样的资料得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才能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清史资料虽多，但是一直缺少整理。解放后，许多有名望的学者鉴于清史资料编辑、整理、出版工作的落后状况，亲自抓这方面的工作。先生对此一向也很重视。他不但尽力支持同志们搜集、整理资料，而且亲自组织班子，直接主持整理资料的工作。编辑《清人笔记中的清史资料类纂》和编纂《清会要》，就是由他挑头的两项大工程。
编纂《清会要》是先生的宿愿。1979年，他撰写专文呼吁。当上海古籍出版社提出要他承担这项工作时，他毅然答应了下来。1982年初，先生应《光明日报》之约，写了一篇《简谈关于编纂<清会要>》的文章，再次谈了他关于倡导编纂《清会要》的想法。他说：“欲要明瞭一代一朝典章制度因革损益，从而评论政治兴废得失，《会典》实不能起此作用，必当取之《会要》。”该书应当是：“一，总一代典章制度务求做到简明精核，详异略得宜，条理清晰，不烦不漏，使于一朝一爵、一事一物，获得确切知识。二、范围扩展，包罗广泛，凡属一代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重大措施涉及制度因革变化者，根据文献记录，撮举原委，使一目了然。三，博采评议，广辑故事，以补充官书之不足，从而得使窥悉各项制度的实施及废除始末情况。”[?]依照先生的设想，《会要》不能只是简单的史料摘抄排比，而应该是考订细密、繁简适当，可供人们使用的一套全面、系统的资料长编。
在筹组《清会要》班子的过程中，先生化费了很大的精力，并手订编纂《清会要》例说20条，内分18门，子目607，又详细开列了采用资料的书目。全书开头的《纪元编》由他亲自编辑。在先生故世以前，《纪元编》已编纂就绪，为整个《清会要》开了个好头。
编纂《清会英》这么一部大书，没有坚强的决心和信心是不行的。先生深知自己年届垂暮，且有很多现成的研究题目等着去做，但他却毫不顾及；他向我们说：我知道生前未必能完成此书，见不到它的出版，但我愿意开个头，让后来人继续搞下去。先生深知，事业要发展，就需要许多在科学莽原上披荆斩棘的先锋人物。在这个问题上，先生话虽不多，却表达了一位老人不计个人得失，一心关怀清史学术事业发展，甘做开辟工作的高尚思想。
清史学科要继续向前发展。但是，二三年间，在郑天挺、尚钺、谢国桢诸位先生归于道山之后，先生的逝世加深了人们关于清史学者老成凋谢的感慨。这一事实，增重了清史队伍中的后继者的责任。在缅怀先生与其他前辈学者的品德和学术业绩的同时，我们要学习他们的优点和长处，全力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清史学科更快地发展。
1983年12月10日商鸿逵先生逝世一周月时草成
1993年12月先生逝世十周年时就原文稍事增补
（资料来源：《清史论丛》第6辑，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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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先生去世后，医院给他做病理检查，发现他各种器官全都正常，除患糖尿病外，他的血压虽稍高，但在他这样的高龄，并不构成高血压病。只是到他去世前几天，因活动过乡，劳累过度，血压才突然升高，引起脑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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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商鸿逵：《清研究工作简谈》，载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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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银谱》标点后记，载《清史资料》笫3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页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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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商先生过去曾说另一听课的日本人是著名满蒙史专家今西春秋先生，可能写信时一时失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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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孟先生原稿存留情况、商先生续补情况，均待查后才能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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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商鸿逵：《读孟森著<明清史讲义>》，载《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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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商鸿逵：《清初内地人民抗清斗争的性质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1辑，页62、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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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商鸿逵：《论康熙》，载《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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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孟心史明确拒绝将阶级斗争学说应用于研究明季奴变，见孟森：《读明季奴变考》，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附录，中华书局1982年版，页234－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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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商鸿逵：《<明清史论著集刊>编辑说明》，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首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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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鸿逵：《论康熙》，载《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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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鸿逵：《清“孝庄文皇后”小记》，载《清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页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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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鸿逵：《清代孝庄孝钦两太后比评》，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3期，页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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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鸿逵：《清“孝庄文皇后”小记》，载《清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页27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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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鸿逵编著<康熙传>》，载《清史研究通讯》打印本197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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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原题不作“收复”，而作“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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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鸿逵：《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第76、77、80、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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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鸿逵：《清初内地人民抗清斗争的性质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1辑，页5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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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鸿逵：《略论清初经济恢复和巩固的过程及其成就》，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7年第2期，页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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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鸿逵：《简谈关于编纂<清会要>》，载《光明日报》1982年3月1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