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1月10日，我国著名明清史专家、我们敬爱的导师商鸿逵先生不幸病逝。我们为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良师而感到万分悲痛。

　　商先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我们曾有幸在他的指导下学习清史。几年来，先生对我们总是满腔热忱，循循善诱，我们做毕业论文，从选题到收集史料，先生都一一指点，不厌其烦。毕业后，先生依然关心着我们，时常询问我们的工作情况，鼓励我们多写文章。每当他听说我们写了文章发表时，总是感到无限的欢慰。每逢此刻，我们都从先生那发自内心的喜悦中得到巨大的鞭策和鼓舞。我们真盼望能在先生的指导下继续学习十年、二十年。万万没有想到，先生竟遽然长逝。近年来，先生一直不分昼夜，勤奋工作，以致积劳成疾，终于被脑溢血夺去了生命。当我们看到先生废寝忘食地工作，劝他保重时，他总是说：“我宁愿死在书桌上，决不死在病床上。”就在他倒下的前几分钟，还完成了最后一篇文稿。先生是实践了自己的宏愿的，但是，这让我们活着的人在感情上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 

　　先生病故时，我们都不在他的身边，没能尽到一点做学生的义务，这将成为我们终身憾事！几天后，当我们从千里之外赶回，来到先生的卧室兼书房时，不禁触景伤情，黯然泪下。桌上摆着先生用的笔、翻开的书，玻璃板下压着他的工作计划，书架上堆着厚厚的《清会要》手稿，……一切宛如昨天，然而，那张先生坐了多年的旧藤椅仍摆在桌前，却再也不见先生的身影，不闻先生的声音了。如果不是考虑到师母的情绪和健康，我们真要失声痛哭一场。这一切，增加了我们对先生的怀念。他的风采，他的言谈，他那对事业乐观坚定，对科学孜孜以求的精神又都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 

　　我们和先生接触的时间并不很长，然而感受极深，他值得我们学习的品德是多方面的。我们只能就自己所见所闻的一鳞半爪做一简述，以表深切悼念之情。 

　　先生诞生于1907年,河北保定人。他自幼酷爱文史，1925年考入北京中法大学文科，1934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做研究生，最初受业于刘半农先生，刘先生敌后即转随明清史大师孟森先生攻读明清史，成为孟先生登堂入室的弟子。1938年起，先后在中法大学、中国大学任教。1948年底，正当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时刻，先生拒绝了—些旧友劝其赴台的建议，毅然留在北京。1949年春，先生得到了周扬同志代表人民政府发给的聘书，担任了中法大学教授。不久又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 

　　先生一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解放初，他响应党的抗美援朝的号召，将自己的稿费捐献给国家购买飞机；写了《援朝抗日战争中的明将陈磷和邓子龙》一文，歌颂了中朝两国人民自古以来的友谊，受到了周总理的好评。为此，朝鲜朋友还送他一张李舜臣的画像。文化大革命中，先生虽然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但他始终没有动摇对党和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粉碎“四人帮”后，他以喜悦的心情写了首《百字令》，热情歌颂党的伟大，人民的力量，并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身于四化建设之中。先生始终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时刻关心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的问题，多次利用讲课和写文章的机会抒发炎黄子孙应当统一的感情。他作为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为这方面的工作尽了自己的力量。 

　　先生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几十年来一直工作在教学第一线。对待教学，先生一丝不苟。他讲的课内容丰富，深入浅出，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记得先生为我们开的清史专题课吸引了许多外系和外校的学生，以致每次上课都要临时增加座位。30年来，先生写了《清代学术史》、《明清赋役制度》、《明清政治制度》，编了《中国历史文选》等几十万字的讲义。对待学生，先生更是满腔热忱。他对青年的培养，对后进的提携，可以用耐心、热心、诚心来概括。耐心是说他诲人不倦，全力以赴。他对所有求教者提出的问题都是认真解答，不厌其烦。有时我们问一个细小问题，先生也要讲上几十句、上百句，从不敷衍。我们时常私下开玩笑说：先生解答问题总爱“从头说起”。其实，这正是先生的可贵之处！先生不仅关心那些基础较扎实、思想较明快的学生，而且特别注意对那些基础较差但又有志于学的人，给以耐心的指导和极大的关注。我们是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而且是基础较差的。然而，先生为我们花费了极大的心血，直至毕业后还时刻关心着我们。热心是说他来者不拒，有求必应。郑天挺先生故世后，先生欣然答应了南开大学历史系请他指导郑老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要求。北京大学出版社创办了《大学生》杂志，请先生撰文，先生十分高兴地写了《清史研究初步》，向中国史专业的同学介绍如何研究清史。就连东北一位陌生的青年工人来信提出问题，先生都立即复信予以解答。诚心是说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专家和学者的架子。凡是和先生接触或向他求教的人，无一不为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正因为如此，先生才得到了他所有学生的尊敬。 

　　先生走过旧的史学研究道路，新中国建立后，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跟上了时代的步伐。他对自己的导师孟森先生的治学严谨以及对明清史研究的贡献是很推崇的，并以极大的精力整理了孟先生的遗著。但是，他对孟先生著作中反映出的旧思想和带有阶级偏见的论述，毫不掩饰地提出了批评和修正。先生自己写文章时，格外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指导。50年代先生发表的《略论清初经济恢复和巩固的过程及其成就》一文，至今受到清史界的重视。该文针对当时在清史研究中存在的忽视对清初经济恢复发展的研究这一偏向，提出：“清初的强大不是偶然的。”并以很大篇幅分析阐述了清政府恢复发展经济的措施及成就，最后得出结论：“清帝国的强盛就是依靠了这样一个广阔繁荣的社会物质力量。”他的结论是十分中肯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有时候社会上有个别人产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动摇，他们认为并不一定要以这些革命理论为指导研究历史，对于这个基本原则问厘，先生的态度是很坚定的。他以自己的经历说明，背离马列主义搞史学研究只能钻进死胡同，甚至要犯大错误。先生曾几次对我们说：“我老了，没有学好马列主义，可你们年轻，一定要下功夫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否则就不配做社会主义的史学工作者。”这谆谆教导，我们至今铭刻心中。 

　　先生治学谨严，他的每一篇论著都是在详尽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写成，每个结论都是经过反复考订、推敲做出的。他反对搞那些缺乏研究的急就篇，也从不写大而无当的空泛文章。他常说：“做学问一定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这点，先生为我们做出了好榜样。他写文章，经常为了一件史实往返几次跑图书馆，一遭又一遍地查找材料，他的态度是：材料不充分时宁可不发表文章。他的《康熙传》几年前即已基本完成初稿，只是因为对对准噶尔问题感到考虑还不十分成熟，尚需补充满文和蒙文资料，所以没有最后着手定稿。先生注重考证，反对那种不认真读书而空发议论的学风，他对我们专业课的训练也是从对史料的考订开始的。有一次，我们对先生谈起，有人说北大是考据成风。先生只是付之一笑，说：“成风当然不好，可我们不是成风。不要考据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基本功。我们搞历史研究的人当然要把历史真相搞清楚，不然要出笑话，而且也对不起读者。”但是，先生绝非为考证而考证，他的《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一文即是一篇重在考证的文章，但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考证上，而是通过对战役全过程的考实，批判了清代官书对清军和私书对吴三桂的吹嘘，并通过考证得出结论：一、农民军的失败在于军事上产生了麻痹思想，二、如果没有清军参战，农民军一定会大获全胜。这就使他的文章在考证的基础上得以升华。 

　　先生治学非常刻苦、努力。他曾多次告诫我们，做学问要做到三勤：眼勘、嘴勤、手勤，就是要多读书，多提问题，多讨论，多写文章。其实这正是他自己一生治学的概括和总结。他研究明清史的文章有60篇左右，还写了几十万字的讲义，整理了孟森先生的遗著《明清史论著集刊》、《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明清史讲义》、《明元清系通纪》、《满洲开国史讲义》等，达二三百万宇之多，特别是最近几年；先生不顾年老，仍然勤奋著作，粉碎“四人帮”时，他已70高龄，而就在这以后的六七年中，写了42篇文章，完成了《康熙传》，整理了《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组织编辑了《清人笔记中的清史资料类纂》，倡议并主持了《清会要》的编辑工作，亲自完成了该书的首卷《纪元篇》的编纂和定稿。所有了解先生的人都十分钦佩他的这样顽强奋斗的精神。他经常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自勉，人们也都称赞他是“烈土暮年，壮心不巳”。 

　　现在，先生已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对史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永存的，他对我们的谆谆教导也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我们悼念先生，就要更加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加勤奋工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通讯》1984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