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已久的《明清史论著合集》，终于摆在了我的书桌上。之所以说“期待已久”，是因为这部著作从发排到出版，长达4年之久。其间，我遵师母之嘱，作了一部分校订工作，对此书有着较深的感情。更为重要的是，这部疑聚了商鸿逵教授多年研究结晶的著作，对明清史研究工作者富于启迪作用，必将推动明清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

商鸿逵先生是国内有数的明清史专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何龄修先生对他在清史界的地位和作用曾作出如下评价：“自清朝的封建史家以后，中国清史学科的发展，已经历过三四代。……商鸿逵、王钟翰、莫东寅等各位先生是第二代的清史学家。他们在解放前已开始对清史的研究。他们正当中年的时候，全国解放创造了适当的政治、思想条件，使他们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探索为他们的前辈史家所忽视的社会经济史、阶级斗争史等领域，研究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研究农民战争中的问题。”[①]这是很中肯、正确的。商先生致力于明清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凡40年，研究领域宽阔，以政治制度史和社会经济史为主，兼涉军事、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历史地理诸方面。《明清史论著合集》精选了他在不同时期的代表性论文30篇，约26万字，既反映了他很高的科学研究水平，又显示了他深邃的学术造诣。

在这本文集中，明史论文份量较小．仅占全书的近五分之一，其余全是清史论文。而清史论文中，绝大多数又都是围绕着清圣祖康熙写的，说明商先生是把康熙皇帝这个历史人物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这种选择在清史研究中极具科学意义。

康熙——爱新觉罗·玄烨，是清入关后的第二个、也是清史上的第四个皇帝，是有清一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他不仅在位时间长，君临天下61年，占整个清朝历史五分之—的时间，而且政绩巨大。正如商先生所指出的，这主要表现在：政治上，废止清军入关后的一切虐政暴行，铲除权臣、刷新朝政，并调整了统治阶级的政策，尽力重用汉宫汉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促进民族和睦与团结；军事上，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并有效地抵御了帝俄的侵犯，维护了国家主权；经济上，大力治理河患，奖励垦荒，发展生产，同时实行蠲免，厉行节约，减轻广大农民的负担。于是，在康熙统治时期，中国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统一的封建国家，并巍然屹立在亚洲东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迫使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活动有所收敛。与此相适应，封建的经济和文化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顶点。历史上著名的“康雍之治”和“乾嘉盛世”，都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基础。另外，康熙本人的思想品质也颇有值得肯定之处。他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学说影响的封建帝王，一生勤政好学，孳孳讲求治道。在每次为实现统一而进行的斗争获得胜利时，他都严厉拒绝朝臣藩属加尊号的奏请，也从不神化自己，居功自傲。这在封建帝王当中实为罕见，对他一生的业绩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商先生也多次指出，由于康熙所建立统治本质上依然是以封建地主为其阶级基础，所加强和巩固的依然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所执行的依然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这就不能不造成严重的后果。主要表现在：政治上，康熙后期吏治腐败，贪污盛行，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农民阶毂和地主阶级的矛盾逐渐尖锐化，经济—卜，承袭传统的重农抑高政策和闭关自守政策，阻碍了工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的萌芽受到摧折，社会生产始终突不破封建经济的关口，从而无法改变落后挨打的境地；军事上，康熙虽然对西方殖民势力早就存有戒心，预见到中国未来必有外患，但是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他本人十分重视西方的科学技术，曾亲自使用先进仪器测量河湖水位，治理水患，在平定三藩叛乱中也曾命南怀仁制造火器，但他成出于对祖传弓马惯技的迷佰，或出于对汉人掌握科学技术后难于控制的担心，始终没有建立起一支中国人自己的科学技术队伍。这不仅直接影响了国防建设，而且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全面落后于世界水平，实为康熙的巨大缺失。

商先生把康熙作为自己科学研究的重点，论述了清朝由恢复，巩固到强盛的全部历史过程，揭示了其中潜伏的清朝衰落的各种因素，不仅使人们对有清一代的历史一目了然，而且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线索。这可以说是商先生在清史研究上最主要的功绩。

商先生在他40余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形成了自己追随时代前进步伐的学术思想和严谨扎实；不断创新的学术风格，这在《明清史论著合集》中都有生动的体现。集中的许多论文发表时均拥有众多的读者，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瞩目，不是偶然的。这里，我无力全面评述商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仅就学习所得和印象所及，谈几点粗浅之见。

（一）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治学的圭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明清史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史学界确立了指导地位。在这种形势下，商先生十分自觉而认真地学习了被他的一些前辈所拒绝的阶级斗争学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使他的史学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商先生在总结他的老师孟森先生研究明清史的经验教训时，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孟先生的卓越贡献，另一方面又强调指出，孟先生作为“旧型的历史学家”，“其在学术工作上的成就，受了他的立场、观点和治史方法的很大的限制”。“他把一代的兴亡治乱归结为帝王将相等少数统治阶级首脑的奋发有为和荒淫燕嬉，他看不见人民群众的力量，当然更认识不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特别是农民起义，还加以敌视。……在史事论述和资料考订上，他往往只注意片断的，表面的、孤立的事情，而不能就全局和从本质上来作分析，把问题弄清楚。”[②]正如郭松义，何龄修先生所指出的，这段话充分表明，商先生“和他的老师这两代明清史学者之间，从历史观和史学方法上划出了一道鲜明的界线。”

事实正是这样。解放后，尽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商先生也曾受到各种形式的、不同程度的冲击，不时陷入苦恼之中，但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始终未发生动摇。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力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从而把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置于科学的基础上。1957年他发表的《略论清初经济恢复和巩固的过程及其成就》等文章，堪称这方面的佳作。

当时，史学界有些同志在论述清初史事时存在一种偏向，即过分强调满族贵族入关后对社会经济破坏的一面，而往往忽视了那时社会经济也有恢复和发展的一面，就是提到也估计不足。商先生认为，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首先肯定：“清军入关，在其进行战争的一个阶段中，中国社会确实是遭受破坏，并且是很严重的。”[③]接着就指出，在军事行动结束之后，清廷即展开恢复经济的工作，并且成绩颇著。他从大量的官私着述中钩沉抉微，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他把清初经济恢复的过程划为两个阶段：康熙二十年到五十年为经济基本恢复阶段，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十三年为经济达成巩固阶段。通过对这两个阶段中的重要措施及其成就的考察分析，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清初经济不是经过一个多世纪才恢复，而是由恢复到巩固只经过半个多世纪，更由此进到最盛，以此成就达成了它的‘百年之治’。”[④]“社会经济广阔繁荣和发展，加强了中国内地和边疆的经济联系，使得具有悠久血肉历史关系的中国各族人民更进一步发生密切的结合。十八世纪中国之所以扩大发展，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实和清初经济恢复及其成就是分不开的，没有这个成就是不可能实现的。”[⑤]商先生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精当之论，在史学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与孟森等前辈史家不同，商先生热情歌颂农民起义，把人民群众看作历史的真正主人在评价杰出的封建帝王时总是把他们的活动与其所处的时代相联系。他的《论康熙平定三藩》一文，在分析了清廷削平三藩的策略和战略后指出：“最后的胜利终归属于谁，归根到底，还要看广大人民的人心向背所在。”[⑥]而清廷正是由于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支持，才最终取得了平叛战争的胜利。在《论清代的尊孔和崇奉喇嘛教》一文中，商先生对于清朝统治者、特别是康熙和乾隆的尊孔和崇奉喇嘛教，“收到广大汉族和藏、蒙族，当然主要是汉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和藏、蒙族上层分子的拥护，使他们倾向清朝，无生贰心”[⑦]的事实，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他引用恩格斯的话指出了这种政策取得成功的原因：“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⑧]在商先生的最后一篇论文《明末“三案”究竟》中，通过对挺击、红丸、移宫三案的考察，指出：“门户朋党，不是（明朝）致亡之关键。”明末连有神宗之贪财酗酒，又及子孙之无能不肖。有此三帝，明朝焉能不亡。”[⑨]这也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

（二）把对历史的探究与现实的观察结合起来，使理论研究为现实生活服务

一般人把历史学仅仅看成是研究过去的学问，而实际上，历史研究的根本意义在于把人类的过去、现实和未来连接起来。商先生在自己的明清史研究工作中就十分注意这一点，总是自觉地用理论研究为现实生活服务。

1951年8月，正当抗美援朝斗争的关键时刻，商先生在《进步日报》上发表了《明代援朝最后胜利中的大将陈磷和邓子龙》。文章开头即明确表示，他对明将陈磷和邓子龙同朝鲜爱国将领牵舜臣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功勋业绩的论述，是“在今天人人必须抗美援朝的伟大神圣爱国主义运动中……一件必要的工作”[⑩]。接着，商先生热情赞扬了陈、邓两将军与朝军统率“推心置腹，热挚相待”的兄弟情谊，以及在战斗中英勇顽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指出他们“忠国爱友的伟大精神，奠定下中朝两国血肉疑合，永恒友好的基础”[?]。文章还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侵略者的本质：“敌人野心之大，不到完全战败，是绝不肯放弃侵略行动的”[?]。这篇文章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表扬。朝鲜朋友还为此送给他一张李舜臣将军的画像。商先生还在《明代的中朝友好关系》一文中，介绍了中朝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论述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在军事上并肩战斗、英勇抗击侵略者的业绩。这两篇文章充分表达了先生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60年代初，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风起云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纷纷以各种形式进行声援，商先生也拿起笔来写了《谈明末袁崇焕坚守宁锦的敢战敢胜精神》一文。文章通过论述袁崇焕在宁远、锦州英勇抗击后金军、取得大捷的事迹，告诉人们：“要想保存自己，驱除强暴，首先必须具有敢于战斗、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同时还必须号召和团结人民共同战斗，“才能打败敌人，保住疆土”[?]。

商先生是一个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的人，这在他的论著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出于一个正直史学家所应有的科学精神和战斗精神，他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批判和鞭挞，《关于康熙捉鳖拜》就是其中的一篇重要文章。“四人帮”在十年动乱时期的倒行逆施，殃及历史学。他们以历史比附现实，以古讽今，把全部中国历史都歪曲为儒法斗争史，把包括康熙捉鳖拜在内的许多历史事件均纳入儒法斗争圈内，借此把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商先生在文章中引用历史资料，对康熙捉鳌拜事件的起因和经过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论逾，严厉谴责了“四人帮”为纂党夺权而“不顾历史事实，恣意捏造（材料），以供帮用的可恶行径”[?]。文章指出：“康熙捉鳌拜，其根源来于八旗内部的矛盾斗争。玄烨为了整顿朝纲，奋发图治，决不能容许有鳖拜这样的权臣当道，更不能使之助长旗和旗间的互相仇视和敌对。……捉鳖拜正是为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必要措施。”[?]

粉碎“四人帮”后，商先生以极其饱满的政治热情投身于四化建设和祖国的统一大业。他在《论康熙争取台湾及其善后措施》—文中指出：“国家的统一是人民最大利益所在封建时代，已然如此。”[?]阐明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

商先生继承了孟森先生治史以尊重史实为主的优良传统，在研究历史问题和评价历史人物时，总是以正史、官书为基础，旁采私书、方志、档案等其它记载，在精心选择和运用史料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进行全面分析，因而考析详明．持论得当，多具灼见。他的《康熙南巡和治理黄河》一文，堪称这方面的杰作。

先生在此文的前宫中即申明：“本文以《清实录》记载为主，旁参别著。”细看文中注释，所引用书目不外乎《清实录》、《清史稿》、《御制文集》及河道总督靳辅的两部著作、有关县志等八九种。但是，文章却详尽地论述了康熙治理黄河的规划、施工中的斗争及南巡视察河工的情况，对治河成效及康熙本人的贡献作了相当公允、客观、妥贴的评价。文章一方面指出，康熙“制成一套经理河工方案，为后来所遵循”，其对黄河的治理“应看作是统一和巩固中国的重要措施之一”，“对十八世纪中国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起着促进作用”；另—方面也对康熙提出了批评，如对待靳辅及其“唯一得力助手”陈潢的冤案，“辅得平反，潢竟不及。这应当说是玄烨在处理政务上的一个大缺失。”[?]先生以这种客观、公正的评价，实践了自己“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历史人物”，“做到既不溢善，也不隐恶”[?]的原则。论文发表后，先生曾对笔者说：“这是我最为得意的一篇文章。”可见此文确平体现了他的治学精神。

商先生注重考证，十分痛恨那种不认真读书而空发议论的恶劣学风。但是，与某些前辈及当代学者不同，他不在片断的、表面的、孤立的、甚至无聊的事情上大做文章，而只求把历史真相考辨清楚。例如《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一文即通过考证，揭示了“被官私史籍所刊削去的事实真相”[?]。文章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指出，山海关之战中，“吴（三桂）、清联军是以多于农民军三四倍的兵力来展开战斗的。”[?]从而批驳了农民军“不堪一击”的谬论，肯定了大顺农民军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由此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农民军的失败，“在于进入北京后，在军事上产生麻痹大意的思想，因而既不计划，也不侦察，单凭愿望来行事”；第二，“如果没有清军来参战，（农民军的）结局一定是大获全胜的。”[21]这样的分析不能不令人信服。

商先生一贯拥护和认真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把它看作促进我国科学文化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粉碎“四人帮”后，史学界重新开展了关于清初社会矛盾性质的讨论，先生对此倾注了极大的热情。1980年，他发表了《清初内地人民抗清斗争的性质问题》。文章一开始即表明了自己向同行“请求指教”的诚恳态度，丝毫没有以专家，权威自居，显示了一位老学者不断进取的可贵精神。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清军入关后，由于统治者推行圈地、剃发、迫人为奴等一系列民族高压政策，以“内地各族人民为主，包括大顺、大西农民军和不降附的明朝兵将、官吏、乡绅以及知识分子”为一方，以“满洲贵族集团指挥的旗军和归附明军以及降清的官僚地主”为另一方，形成了对垒形势，这“只能说是内地各族、各阶级、阶层的广大人民反抗满洲贵族的民族高压政策和残暴行为的民族矛盾和斗争”[22]。虽然这种观点并未被普遍接受，但先生考察问题的原则和方法，无疑对这场讨论的深入进行起了促进作用。

商先生在研究工作中善于独立思考，勇于提出问题和独到见解。例如评价历史人物，以往的一些史家往往由感情所激，言词溢美，似乎没有适用的原则和方法。商先生却总是把历史人物放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中，寻找适当的评述原则和方法。他的《清代孝庄孝钦两太后比评》一文，是我国史学界较早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评价历史人物的可喜成果。文章对清代前后期政治舞台上的两个突出人物——孝庄和孝钦（即西太后）进行了历史的比较，明确指出“孝庄对十七、十八世纪中国的巩固统一及得以强盛，有功；孝钦对十九、二十世纪中国的损失疆土及导致衰弱，有罪。”进而写道：“由此并使我感到，对待历史人物，在其所处环境和遭遇多有相似的情况下，予以比评，应不失为一种可以采取的研究方法。”[23]这对我国比较史学的发展起了倡导和推动的作用。

商先生还非常注重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如所周知，清代商业史一直是清史研究中较为重要的课题，而皇商的政治活动和商业活动作为清代商人集团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却很少有学者研究。有鉴于此，商先生在1979年向天津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清代皇商介休范家》的论文。文章开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皇商的本质：“是官商，具有特权”，“他们是假官营私，只要有利可图，哪里都去，什么都买，通过私下经营，赚取厚利，大发其财。”[24]文章揭露了介休范氏世代与清廷互相勾结、压榨百姓的大量罪恶事实，同时对皇商的作用进行了历史的评价：“以范家这样雄厚的财富，只是代清廷承办采买和运输物资及经营卖盐制盐，决不投资于纺织等手工业和扩大再生产。……这些大商人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不是起推进作用，恰悟相反，是起阻碍作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得不到正常发展，和这些大商人的经营方向是有着不可分开的关系的。”[25]这篇论文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清代商业史研究的空白，而且值得人们回味。

（四）关切清史研究事业，重视清史学科的基本建设

由于多种原因，直至“文革”前，我国史学界对清史的研究很不充分，但不可否认，也还是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例如孟森先生的许多著作，就在国内清史学的建设方面具有开拓性，对清史学科的发展颇有影响。其中有的是已刊的版本，有的则是未刊的讲义和稿本。商先生认识到：“于前辈遗著，仍感有参阅之需，借以为研索之助。”[26]故竭尽全力来保全这一份宝贵的史学遗产。解放以后，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将孟先生的著作逐篇逐句“校读一遍，并重加标点和分段，在个别的字句上也有一些删动”[27]。陆续整理刊布了《明清史论著集刊》、《明清史讲义》、《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商先生逝世后出版），还整理并准备发表《明元清系通纪》、《满洲开国史讲义》等，共达二三百万字。通过这些艰辛的劳动，使孟先生的研究成果得以彰于后世，为后辈的研究发挥作用。

研究历史离不开历史资料，积累充分、准确的资料是从事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清史资料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任何勤奋的学者穷毕生之力，也只能研读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因此，对这些资料加以整理、编辑、出版，是一件十分重要而又艰巨的工作。许多有名望的专家、学者都亲自从事这一工怍，商先生对此尤为重视。粉碎“四人帮”后，面对清史研究一扫“寂寞”，开始“热腾起来”的局面，先生大声疾呼“要积极地印行图书资料”，“要大力地编辑工具书”。为此，他身体力行，亲自主持编辑《清人笔记中的清史资料类纂》，并倡议和组织编撰《清会要》。另外，先生还“久想倡议编撰一部《清史辞典》”[28]，惜未实现。

编辑《清会要》是先生的宿愿。粉碎“四人帮”不久，他就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当时全家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连放一张桌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在屋外支起的一块菜板上写作——写成了《倡议编纂<清会要>》一文。文章指出：“当前从事清史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工作，总还需要多用《清史稿》，因而也便需要有《清会要》这样的一部书和它相辅而行。《清史稿》各志限于体裁，内容殊多疏略，更缺乏故事，《会要》可以满足之。”[29]1982年，他又在《光明日报》史学专刊上发表了《简谈关于编纂<清会要>》一文，进一步指出：“欲要明瞭一代一朝典章制度因革损益，从而评论政洽兴废得失，会典实不能起此作用，必当取之会要。”“我们编纂《清会要》即参取杜佑、王溥、徐天麟三书之长。”[30]先生还具体提出了编纂《清会要》的三条原则：“一、总一代典章制度务求做到简明精核，详略得宜．条理清晰，不繁不漏，使于一职一爵，—事一物，获得确切知识。二、范围扩展，包罗广泛，凡属一代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重大措施涉及制度因革变化者，根据文献记录，撮举原委，使一目了然。三、博采评议，广辑故事，以补充官书之不足，从而得使窥悉各项制度的实施及兴除始末情况。”[31]不久，先生又亲订编纂《清台要》例说20条，内分18门，子目607，还详细开列了上百种采用资料的书目，筹组了写作班子，并亲自编纂全书第一编《纪元编》。

先生深知自己年届垂暮，生前未必能完成比书，所以多次向我们表示，“我愿开这个头，让后来人继续搞下去。”现在先生已经作古，然而可以告慰他的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为实现先生的遗愿，不顾自己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繁忙和年届高龄，毅然承担起主持《清会要》编纂工作的重任。目前，在王先生以及何龄修、郭松义先生的指导下，参加编写工作的全体同志正群策群力，努力工作，争取早日完成此项任务，以实际行动来纪念一生关切清史学术事业发展、在科学莽原上披荆斩棘的先锋——商鸿逵先生。

商先生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几十年来一直工作在教学第一线，对青年学生总是满腔热忱，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我是先生20多年前的学生，后来也一直同先生保持着亲近的关系。从学生时代起，我就经常到他家里去，请教有关历史文选和明清史研究的问题。先生每次都是热情、认真，不厌其烦地解答问题，使我受益非浅。他还经常告诫我，首先要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做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工作者；做学问不能眼高手低，要眼勤、嘴勤、手勤。他还亲笔为我写了“坐得十年冷板凳，赢来满腹好文章”的条幅，以勉励我刻苦学习。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先生屡屡教导我做学问要准备受穷。他以自己为例说：“人家早上吃面包、喝牛奶，我只一个油饼，一碗豆浆，不是也吃饱了吗?生活上不要追求高标准。”时至今日，更深感先生这一教导的分量。

为了使我在学术上迅速成长起来，先生向我亲切地传授了他所概括的科研工作八字方针即：定题、集料、组织、论析。先生认为，选择一个新颖的，有意义的课题，就会大大提高文章的学术价值；集料，就是要围绕研究课题，尽可能地将有关资料收集齐全；组织，就是把资料组织起来写作长编，从中更好地鉴别资料，发现资料中的薄弱环节和问题，进而发掘和补充新的资料；论析，则是在长编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理沦为指导，对问题进行分析和概括，力求得出公允、妥当、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在多年来的学习和科研实践中，我日益深切地感到，先生的这些意见都是十分中肯、正确的。我在学业上的点滴进取，皆赖于先生的勤勤奖掖之力。

现在，昌然先生已离开了我们，但是《明清史论著合集》和先生的其它著作的学术价值、哩论生命将是永存的。我们一定要更好地继承这一份宝贵的遗产，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更大发展。

作者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吸取了郭松义、何龄修先生的《悼念商鸿逵师》（《清史论丛》第六辑）、习之同志的《学者之路——商鸿逵教授传略》（《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2期）和李世愉、史志宏同志的《烈士暮年壮心不巳——深切悼念商鸿逵先生》（《清史研究通讯》1984年第1期）等文中的一些思想观点，在此谨致谢意。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9年第5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31] 同上书第2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