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明清史研究日趋活跃，不仅召开了几次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而且《清会要》、《清儒学案新编》及多卷本《清史》亦陆续开始编撰。然而，继郑天挺、谢国桢先生之后，病魔又夺去了商鸿逵教授的生命。作为明清史研究工作者，对失去这几位治学严谨的专家和淳淳善诱的良师，我们尤感悲痛。

　　商鸿逵先生一九O七年出生于河北保定，一九三二年自中法大学文科毕业后，即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成为刘半农复教授的研究生。后因刘教授病故，遂改习史学，师事孟森心史先生，从此走上明清史研究的道路。数十年来，商先生继承和发扬孟森先生认真朴实的治学精抻，兢兢业业，先后执教于中法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讲授明清赋役制度史、清代学术史、清史等，为培养史学工作者和繁荣明清史研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明清史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商先生以政治制度史与经济史为治学主干，从这互为关联的二方面去探索明清社会的演变。如在讲授清代学术史时，商先生就把梅文鼎这一杰出数学家的出现，与清初政治生括的稳定、经济生活的恢复作了有机的考察，指出梅文鼎学术成就与时代的关联，从而避免仅从学术发展解释历史现象所带来的局限。又如论述清代文化发展时，商先生则通过对清代皇商介休范家的研究，剖析乾隆时期皇族的商业活动，为学术界提供《红楼梦》这部不朽巨著所产生的复杂历史背景。正因为商先生能从政治、经济大端去寻根溯源，观察明清社会，因此对明清史的研究就较为深入、透彻，给人以许多有益的启示。 

　　商先生治学的另一特点是，注重详细，全面地占有材料，不迷信旧说，善于以去伪存真的科学分析，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封建地主阶级史家，往往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不惜颠倒是非，篡改历史。文网森严的清代，更是如此。商先生以严肃的态度对明末清初这段扑朔迷离的历史作了细致的研究。如《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象考察》一文，从浩繁的资料中撷取可信的依据，条分缕析，弄清楚李自成农民军在兵力劣于吴三桂、多尔衮联军的困境下，仍进行英勇地战斗，从而抹却三百年来因清统治者故意掩盖而造成清军以少胜多的假象。又如《清初内地人民抗清斗争的性质问题》一文，考察清军入关后一年来政局的变幻，对满、汉大地主集团互相勾结，利用以致互相争夺的错综历史过程作了客观的分析，揭示满、汉大地主集团镇压农民起义的一致性，使混淆的是非得到纠正。 

　　虽然在孟森先生的熏陶下，商先生形成了严谨的学风，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解放后商先生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力图用这锐利的理论武器去指导历史科学的研究。他根据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学说，在《清孝庄文皇后小记》一文中，恰当地评价孝庄文皇后在清初国家统一事业中所作的重要贡献，并对汉族封建统治阶级一己的伦常观念作了批判。而在《略论清初经济恢复和巩固的过程及其成就》论文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击度，用大量确凿的数据，论证清初国家的统一是建筑在经济恢复的牢固基础上，纠正某些以偏概全的错误看法。 

　　商先生经历坎坷，但他从不为此而消沉自弃。粉碎“四人帮”后，先生以古稀高龄，仍奋争不息。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用更大的热情忘我地工作。近五年中，不舍昼夜，勤奋著述，撰写《姚启圣与施琅》、《论康熙收复台湾及其善后措施》等论文，竟达四十余篇；主编《清人笔记中清史资料类纂》、《清史满语辞典》；整理孟森先生全部遗稿，并完成近三十万字的《康熙传》。 

　　尤为可贵的是，一九七九年商先生提出编纂《清会要》的倡议，这一编撰计划不仅引起明清史工作者的注目，而且还得到热烈的响应。他亲自编纂“纪元”编，并指导其他各编的撰写，每天带病坚持工作十几个小时。他常说，“我宁愿死在书桌上、讲台上，决不死在病床上。”事实证明商先生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商先生虽然匆匆离开了我们，但他对明清史研究所作的贡献，对事业孜孜以求的精神，却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资料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