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1月10日凌晨，家父商鸿逵教授因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家父生前执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是明清史学家。他去世的噩耗传出后，海内外的学者们纷纷拍来唁电，寄来唁函，对此表示了深切哀悼。

　　父亲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平时看上去身体很好，因此许多人都不相信，像他那样一位步履轻健、精神矍铄的老人，竟这样匆匆离去。消息传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他们专门派人到家中来探望，看看是否属实。厦门大学历史系收到讣告后，没有立即拍发唁电，而是决定先写信询问一下。辽宁省社科院的许多年轻朋友更清楚记得，就在一个月前父亲还曾同他们一起健步登上清东陵（福陵）的108圾台阶。……他们怎能相信，从此再也看不到这位平易近人的老学者那神采奕奕的目光，听不到他在学术讨论会上的侃侃谈话，得不到他那循循善诱的教诲。 

　　但这确是令人悲痛的事实。 

　　当我们陪着父亲的助手和研究生们走进他那间简朴的书房中清理遗物时，那里面除去书籍和少许几件衣物外，书桌上和书柜里堆积着大包的文稿。这就是父亲给我们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他用自己的官行给我们树立了治学和为人的楷模。我们仿佛看到，父亲那消瘦的身影依然在书架前翻看着书籍，依然在书案前撰写着论著，准备着讲课提纲。……他就像一头老牛，在辛勤的耕耘中默默地走过了自己一生的道路。 

一、血气方刚 

　　清光绪三十二年旧历腊月初九（1907年1月23日），父亲出生于保定府“马号”市场“华记”鞋店中。这给严冬中的小店增添了无限的温暖和喜悦。鞋匠出身的祖父盼望着父亲长大后继承家业，把店铺生意做好，祖母则一心希望他将来能够做官。 

　　不管是做买卖也罢，当官也罢，书总是要读的。九岁那年，祖父揪着父亲的辫子把他送到私塾中，由私塾先生纷起了大名叫商鸿逵，并且起了个号叫子上。 

　　父亲从幼年起便以出众的聪敏好学赢得了先生的赞许。不识字的祖父总觉得能够学会算帐，能写幅对联就不错了，并不想无休止地花钱供父亲读书，曾经几次提出要退学，但遭到祖母的反对，而私塾先生也着实喜爱父亲的聪敏，宁肯不收钱，也要留下这个学生。由于著名的莲池书院的影响，保定私塾中保留了传统的朴实学风，这给予幼年的父亲极深刻的印象。 

　　父亲在私塾中学习了5年，14岁那年，他考入了保定崇真中学。这是一所法文学校，学习与生活的内容又都大不同于私塾。离开了旧式书案，走出了古老的书屋，他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空气清新的庭院。“五四’运动后的北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中的一批革命先驱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在一些新式学校的青年学生中造成较大影响，把他们带入到更广阔的天地之间。 

　　1924年秋天，父亲和法文学校的几名同学一起来到了“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平，考入了中法大学文科。在红叶似火的香山脚下，在风景幽雅的碧云寺中，父亲开始了大学的生活。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位高年级同学。这位大同学对法国文学的精通而独到的见解，使他感到神往而钦佩。而那铿锵有力、慷慨激昂的演讲，更深深地吸引住了他。这位受人尊敬的大同学就是当时学生会领导人之一的陈毅。 

　　和所有血气方剐的青年一样，父亲在陈毅领导下参加了学生会的工作。他们向校当局要求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到附近乡村演讲，宣传打倒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 

　　1925年3月12lq，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不幸于北平逝世。灵柩停放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并定于4月2日移厝碧云寺。消息传到中法大学，悲痛之中的学生们组成挽灵队，承担了将灵枢从西山脚下挽入碧云寺安放到金刚宝座最高层的任务。当年的挽灵队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照片，中央是一块“中山不朽”的横匾。陈毅站在横匾右边，他身后的光头青年就是父亲。 

　　1926年3月18日，刚刚从保定探家返校的父亲立即投身到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的队伍中。身边同学中弹倒下，他背起受伤的同学跑进医院。解放后，章世钊先生曾专函向父亲询问当年学生请愿斗争的细节，可惜复函已无从查找了。 

　　父亲在中法大学学习到1929年。按照规定，毕业考试前五名可以保送到法国留学。他满怀信心参加了考试，却名列第六，失去了保送留学的机会。他因此大病了一场，病愈后一面在中法大学图书馆寻到一份工作，一面下定决心去投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 

　　达一次父亲终于如愿以偿，一个令人寂寞的秋天傍晚，他踱回公寓推开房门时，一个信封落在地上，里面是录取通知书。 

二、弃文就史 

　　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是人才荟萃之地。著名学者刘半农、胡适、钱玄同、马衡、孟森等人都是研究所的导师。父亲在研究所的第一位导师是半农先生。半农先生是著名文学家，不仅擅长新旧诗歌，杂文，并且对文学史和语言文字音韵等都有高深造诣。父亲当时除从刘先生学习外，还被派往一家星云堂书店兼作经理。他晚年回忆起这段生活时，曾经说道，“刘先生是我在大学读书时期最早、最亲近的老师。我的粗通翰墨，略解文艺，就是经他指导传授和熏陶影响的。” 

　　半农先生曾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战将，但自从法国留学归来，地位日高，与旧日的战友鲁迅先生等人愈来愈无话可谈了。甚至父亲提出要去拜访一下鲁迅先生，也遭到半农先生反对。这段时间里，父亲除去编印了《半农杂文》之外，自己也开始在上海《宇宙风》等杂志上发表《这一年》、《猫苑抄》之类杂文。然而更使他感到兴趣的还是明清思想文化史，他先后撰写了《校<桃花扇传奇>》、《梅文鼎年谱》和《清初的理学界》，开始走上一条脱离政治的学术道路。 

　　1932年冬季的一天，半农先生来到研究所，与父亲谈起清末名妓赛金花的事情。当时中法大学陈伯平教授正拟写一个法文本的《赛金花传》，于是半农先生提出先写一个中文的传。他们通过古琴专家郑颖孙介绍结识了赛金花，并约定每周请她谈两个半天，准备谈完后再搜集些材料，便动手撰写。谁知谈话尚未告结，半农先生即赴西北考察方言，染上“回归热”，回北平后多方医治无效，不久便去世了。 

　　为了履行与书店签订的合同，父亲在悲痛之余撰成了《赛金花本事》。当时按照胡适先生的嘱咐，这本书只是如实记述了赛金花本人的回忆，略加史料补证。 

　　书出版了，在社会上也颇引起一点轰动。不少地方邀父亲去演讲，上海影星胡蝶还来信请父亲商议拍影片，但父亲都一一谢绝了。导师突然去世，使初登文坛的父亲盛到茫然，他需要去探寻一条新的治学之途。 

　　父亲对明清史素感兴趣，所以当校方征求本人意见时，他便提出改从孟森先生研治明清史。这一年父亲26岁。 

　　孟森先生是一位严肃而博学的老人，当时已经年近七旬。他清末曾留学日本，投身政治。民国后专力于明清史研究，著述甚丰。拜过老师后不久，父亲没有想到，这位老先生竟到公寓来看他了。询问过平日读书情况后，先生对父亲说：“我看你每天除了去图书馆，就在这里用功，不必出去。至于上厕所……”他指了指门后的痰盂。这样严格的要求使父亲深感惊诧。 

　　“文史不分家”，这是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一种说法。但实际上，自从20至30年代西方研究方法引进中国后，文与史便逐渐分离开来。自从弃文就史以后，父亲也便不再去写那些小品文，而开始一字一句地去读《清实录》。 

　　当时和父亲一起从师孟森先生的还有单士元、吴丰培、张鸿翔几位伯伯。每天早晨，他们随孟先生到北平图书馆，为先生备好笔墨，开始了一天的学习生活。孟先生正在编写《明元清系通纪》。每天到这里来读书的还有一个年轻人，也在抄录着《朝鲜李朝实录》，他就是后来著名的明史学家吴晗。在这座图书馆中，父亲还先后结识了赵万里、向达、启功、谢国桢诸先生。 

　　1935年，父亲在读书基础上写成了《清代著作要籍年表》，不久又发表了《颜元传》，得到了老师们的好评。历史是一门严肃的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和侥幸。父亲牢记住了先生的教诲，待到我们兄弟都步入史学研究大门时，他还经常用当年孟森先生的话教导我们：“我们作的学问要像石头般硬，砸到地上须是一个坑。” 

　　几年埋头书屋的研究生生活是父亲一生治学的关键，但却也将他从广阔的社会天地之间推回到书丛桌案之前。他看不到那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政策的激动人心的斗争场面。作为北京大学学生，他竟然不知道这一年北平发生了“一二·九”运动。十年前那个刚刚从保定返校便投入“三·一八”请愿斗争的热血青年不见了，这时的父亲成了一个埋头书屋不知天下大事的书生。 

　　任何不过问政治的人，也同样无法摆脱政治风浪的冲击。1937年?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了。许多大学师生迁往内地。孟森先生因年事已高，留守北京大学，父亲亦随师留下。70岁高龄的孟森先生，目睹日军暴行，忧愤成疾，延至当年冬天去世，父亲的学业再次被迫中断。 

　　这是北平沦陷后第一个令人难过的严冬，父亲在战火硝烟气味中埋葬了自己的老师。陈叔通先生为此专函代表学术界同仁向他表示了赞许和感谢。 

　　父亲开始逐件清理孟森先生的遗物。在一次清卖旧书时，因有几本马列著作为日特发现，他被带到日本宪兵队。幸亏碰上个翻译官爱好文史，又读过父亲的作品，才卖了人情，将他放出来。 

　　亡国的耻辱，夜师的悲痛，撕扯着父亲的心，他陷入极度苦闷之中。 

三、抉择 

　　在那国破家亡的岁月里，父亲和所有沦陷区的人民一样，备尝了亡国的耻辱和生活的艰辛。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占领下的北平，仅靠大学留守处发给的微薄薪金难于维持全家人的生活，然而他又不肯出卖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去换取高薪，去充当汉奸。于是他不得不为全家人衣食而奔波，学术研究也无从谈起了。 

　　每当晚上坐在书案前，他眼前浮现的便是日本侵略军无故殴打中国人的情景，是日本军官被击弊后疯狂搜捕的场面。……他无法安下心来翻看那些记述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荣辱兴衰的史籍，只感到那浓黑而沉重的夜幕仿佛要将这小屋连同他一起压垮。父亲在这令人窒息的黑暗中生活了整整八年。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终于以侵略者的失败和中国人民的胜利结束了。八年艰苦抗战，使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功绩和力量，但长期在政治上迷惘的父亲却错误地把国民党和蒋介石当作“抗日英雄”。就在这一年冬天，父亲加入了国民党。 

　　人生道路的选择，有时看起来似乎只是—步之差，实际却往往是长期迷惘的必然结果。父亲在国民党内呆了两年多，这两年多时间里，他深深感觉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他亲眼目睹了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们“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浪潮。在政治生活的风浪中，他体会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已经被歪曲和篡改了。作为当时北平宣传部门负责人，父亲必须为当局控制大学、破坏和镇压学生运动去宣传，作为一个信奉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大学教授，他又到处宜讲“民族、民权，民生”。他既遭到进步青年学生们的反对，同时也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警告威胁。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困境之中，父亲逐渐清醒过来。 

　　1947年底，国民党组织重新登记，父亲没有登记，他对友人们讲：“我看现在国民党人中，最像孙中山先生的只有宋庆龄女土。”他决心脱离国民党，开始对人生道路的新的抉择。 

　　1948年春天，解放战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内民主派与国民党右派彻底分裂。父亲也在此时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即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前身之一），并亲手为组织刻制了第一枚公章。在联络发展民革成员，到国民党军队内策反等秘密工作中，他开始了一种完全新鲜的政治生活。 

　　晚上，父亲一个人坐在灯下，拿出民革内部秘密传阅的《新民主主义论》，打开第一页，“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鲜明而关键的问题立刻吸引住了他。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特点的精辟而准确的分析，对于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论述，都使父亲钦佩不已。这是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1940年写成的著作。那时他就已经给中国的前途作出预见；“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杆已经冒出地平线丁，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现在，这艘新中国的航船已经驶到身边，决不能再走错一步了。在黑暗中，父亲已经看到了黎明的晨曦。 

　　朋友给他进来飞机票和轮船票，劝他去台湾，他拒绝了，他说：“国民党实在太腐朽了，没有任伺前途，我不能再跟他们走了。” 

　　1949年初，中共代表来到北平，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父亲异常兴奋，连夜为中共代表刻制印章，五人代表十三人印章都出自父亲之手。 

　　十多年来动乱的生括结束了，父亲要用自己的知识和本领为新中国工作。他为自己曾走错路而感到愧对那些早年参加革命工作的故友和学生，他也为自己对新中国的诞生做得太少而深感不安，他愿意多做一些，再多做一些。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周畅代表华北人民政府签发的聘书，被聘请为国立中法大学教授。 

　　1949年，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父亲作为游行队伍领队之一，正置身于奋发狂欢的人流之中，走在新中国的光明大道之上。 

四、读书最乐，康健是福 

　　每个亲身经历过旧社会黑暗的爱国知识分子，也就更能体会到新中国的光明。他们身上虽然还带着旧社会的痕迹，但他们是真心将自己置身于新中国大厦的砖石之中的。 

　　1950年10月，父亲由中法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后不久，美帝国主义侵朝战争爆发了。父亲和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们一样，响应党中央提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以笔为武器，写书写文章，歌颂中朝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介绍中朝人民并肩抗击侵略者的历史，并把稿费捐给国家，购买飞机，支援前线。 

　　1951年，父亲在《进步日报》上发表了《明代援朝最后胜利中的大将陈磷和邓子龙》一文，这篇文章受到丁周恩来总理的表扬。不久．天津《益世报》和香港报纸也先后全文转载。父亲还同张政烺先生合写了《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一书。书中写到明代援朝抗倭战斗时，父亲总是把明军和朝鲜军队称为“我军”，把日军称为“敌军”。他用如此鲜明的立场表达了自己的感情，他已经开始努力学着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了。 

　　当时父亲在系里开讲了《清代学术史》和《中国近代人物研究》两门课。经历了十多年坎坷，他真心希望能安心从事教学与科研，但是事情却未尽如愿。 

　　由于在干部忠诚老实运动中受到处理，从1953年起，父亲被安排改讲《中国历史文选》，这是一种明显带有惩罚性的安排，但他并未计较，他以广博的学识，透辟生动的讲解，使学生们走入版本目录和史料学的大门。这门课成为学生们受益最深，最受他们欢迎的一门课。每当父亲面对着教室里的青年学生时，他便全部融于知识传授的乐趣之中。 

　　1957年，父亲在讲授《中国历史文选》的同时，撰写并发表了《略论清初经济恢复和巩固的过程及其成就》，这篇颇见功力的论文得到了当时系主任翦伯赞先生的推重。 

　　在那些年月里，教学和科研了作总要不同程度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1957年反右运动中，父亲虽未受其难，但却总是处于一种无形的压力之下，大有动辄则咎之感。早在30年代，国外出版的中国文化名人辞典中就有了父亲的名字，而20年后，他却因政治上的失意而受到如此待遇，这不能不使他感到茫然和苦恼。 

　　大约从这个时候起，父亲开始更进一步接受了老庄思想，希望以此来淡化各种压力和心理的不平衡。除此之外，便是拼命读书，把读书也作为一种精神寄托。每周除上课外，其余时间都用来读书，他甚至因为阅读和整理大量史料而病倒在床。以后一年多时间，他不得不停止读书，因为一读书便感头晕难支。但是，在讲台上，父亲还在坚持给学生上课，指导毕业论文，他还同吴晗先生一起指导了一位苏联博士图诺娃。望着一批批的学生，抚着自己斑斑双鬓，父亲有时会百感交织。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赠给同学们的一幅对联：“读书最乐，康健是福。’对于一位学者来说，如果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和健康的身体，他的学术生命也就真的结束了。 

　　但是父亲还有另外一句铭言：“搞学术研究就好像抽大烟，上了瘾是永远停不下来的。”他就是这样一个搞学术研究上了瘾的人。待身体稍好一些，他又开始工作了。 

　　60年代初，全国政治空气有所宽松，这更激发了父亲的工作热情。1963年，父亲在讲授《中国历史文选》的同时，又开讲了《明清赋役制度》的专题课，并且发表了《论康熙平定三藩》和《谈明末袁崇焕坚守宁锦的敢战敢胜精神》等论文。他在论文中运用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人物及事件进行了分析研究，在理论上有了进一步提高。 

　　正当父亲准备在学术上多做一点工作时，全国政治空气又紧张了起来。1965年11月，姚文元在上海挑起了对吴晗先生《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这股冷风顿时给史学界带来严冬的寒意。一天，《文汇报》来人，邀请父亲写一篇文章，参加这场讨论。父亲应允了，他早感到有些要讲的话应当说出来。他在一篇题为《从假海瑞谈到真海瑞》的文章中写道：“对海瑞几乎全部否定，这是不够公允的，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果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果真出于“可嘉”的用童，“由此引起大家对历史剧及历史人物的研究和争论，大大有助于文化学术繁荣，”那当然无可厚非。“只是，我们批判这个剧本，只可就文论文，不可超出其外，抽取其中某些情节来敷合影射政治范畴的问题。这样一来，必定要影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开展。”鉴于当时的形势，朋友和家人都劝他把这段文字删掉，父亲说：“我在文章中称之为‘赘言’，实际上都是非讲不可的话，怎么能删去呢?”不肯昧着良心用假话打扮自己，这是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而这些优秀可贵的东西，在人妖颠倒的年代，却成了“罪状”。 

　　十年动乱开始了，父亲被“横扫”进了“劳改大队”。在长时间闹剧般的“打倒”声中，他炼成了一种抵御本领——超脱。比如有一次，父亲从“劳改大队”回家，因为未到“群众专政小组”报到，被勒令到“牛棚”去写检查。大概是出于对“牛棚”之类名词的文革新义生疏，他离开片刻后，竟返回专政小组报告说四处找寻，未见有牛棚，弄得那些造反派们也哭笑不得。 

　　1968年秋天，我们家被造反派赶出了原来的住房，搬到校内一间狭小的房间去住。父亲不得不为此卖掉家具，并忍痛以几分钱一斤废纸般的价钱卖掉大批珍贵的藏书。雇来赶车拉书的车把式和废品收购站的老收购员，看着这些书都不禁叹息。这哪里是什么“文化革命”，这是对人类文化的空前摧残！ 

　　1969年，父亲被送到江西鲤鱼洲北京大学的“五七”干校。史学家成了放牛翁。每当水牛吃草嘻戏时，父亲便坐下来，望着眼前茫茫的水乡田舍，有时写下几首记景抒情的古诗。这里虽然脱离了校园中那无休止的批判斗争，但也离开了书屋，离开了讲台，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在这田野间消溶、耗逝。两年后，当父亲重返北京，回到那间狭小房间时，他深有感触地在笔记本上重新写下了那幅对联：读书最乐，康健是福。 

　　父亲重回讲台是在1974年，系里安排他随工农兵学员下乡，他于是利用休息时间给工农兵学员辅导历史文选。谁知这番苦心却险些被戴上“毒害工农兵”的帽子而遭批判。许多好心人劝他不要再干这种“蠢事”，但父亲却感到困惑不解。难道自己真的错了?难道几千年灿烂光辉的文化真的要被这场可悲的“革命”永远埋葬掉?……当他清晨经过北京大学校门外的思佑寺遗址时，捡回来—片残瓦，他提笔在上面写道： 

　　今早住海淀街买菜，步行经恩佑寺门前捡此残瓦。当清康熙末夺嫡斗争激烈，四子胤禛靠隆科多之助而成功，即于此寺议康熙像位，不时瞻拜，以表孝敬，盖意在掩饰夺位。 

　　这就是历史，它严肃而无情地记下了人们的功过是非。这一片残瓦，激起了父亲对科研工作的渴望。当时一家人挤在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连放一张桌子的地方也没有，父亲便买来一块切菜板，在屋外空地上，摊开资料，坐在马扎上写成了《一六四四年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略论清初对北疆的经营》草稿，及给工农兵学员打基础的《中国通史三字经》等文。 

　　1976年10月，是全国人民欣喜若狂的日子。横行十年的“四人帮”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灾难结束了。1978年5月，那篇在菜板上完成的学术论文《一六四四年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发表了。父亲感到异常兴奋，他虽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但他深深地感到科学的春天真的到来了。 

五，羞为老骥伏枥悲 

　　北京大学燕东园28号是一座两层的别墅式小楼。文革前翦伯赞先生曾住在这里，文革中著名史学家邵循正先生在这里渡过了一生的最后几年。自从父亲搬到那里后，小楼上书房的灯光又亮了。 

　　每天清晨四点多钟，父亲就开始了一天工作。六点多钟，下楼打太极拳，七点乡钟吃早饭，上午或去图书馆，或在家中工作。午睡后和晚饭后也都是工作时间。父亲很少和家人一道看电视，每逢周末，全家吃过晚饭，他便又照例去书房工作，有时为了让他能稍微休息一会儿，只好让人专门去叫他。“爷爷，去看‘姿三四郎’！”孙女的话是命令式的，作爷爷的只好服从了。 

　　谁不愿章有一个舒适安逸的晚年?谁不知道教学和伏案的辛劳?但父亲却顾不得去考虑这些。每当想起十年浩劫中央去的宝贵时间，每当想起那些被迫害致死的故友和他们的未竞之业，父亲便感到自己肩负着’一种义务和责任，应该在自己有生之年去拼搏，尽量多做一些。 

　　父亲晚年的工作确实是惊人的。从1078年到1983年这五年当中，他在报刊上先后发表40余篇文章。其中《关于康熙捉鳌拜》、《清初内地人民抗清斗争的性质问题》、《论康熙》、《康熙收复台湾及其善后措施》、《康熙南巡与治理黄河》、《孝庄文皇后小记》、《清代孝庄孝钦两太后比评》、《论清代的尊孔和崇奉喇嘛教》、《康熙平定三藩中的西北三汉将》等论文，在史学界都有较大影响。郑天挺先生曾经说：“商先生治清史30余年，成绩斐然。”“他搜集不少资料，互相比证，得出正确结论，又不陷于考证。” 

　　父亲继承了前辈敏捷而严谨的治学之风。在撰写《试论清初对西北边疆的经营兼评对噶尔丹的斗争》一文时，为了解决民族问题中的一些难点，他反复听取意见，一篇文章竟改了几年之久。《康熙争取台湾及其善后措施》一文发表时，题目中“争取”二字被改为‘收复”。父亲看到后说：“‘争取’一词是经我反复思考方定下来的。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海盗，这是名正言顺的收复。康熙皇帝与郑氏都是中国人，用‘收复’就不太得当了。”《孝庄文皇后小记》是一篇仅三千余字的小文章，但却揭示了清初复杂政治斗争中的关键人物及其作用。在《清孝庄孝牧两太后比评》一文中，父亲用生动的笔法对比出清初的博尔济吉特氏与清末那拉氏这一前一后两个历史人物的美丑优劣。即使是应邀为报纸文艺版撰写的《康熙与南苑》之类短文，他也要亲自到图书馆核实材料。父亲在学术研究中又不拘泥于前辈旧史家的窠臼。1983年，他在沈阳清代人物评价讨论会上曾经讲道：“我们对历史人物评价，主要看其对国家、人民，对整个中华民族有无贡献。我们既不能站在明朝的立场上，也不能站在清朝的立场上，而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历史人物，才能做到既不溢善，也不隐恶。”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不能忽略传统道德标准，要注重人品分析。否则的话，在清朝代明统一的过程中，吴三桂也可以被美化成正面人物，而史可法、李定国反而成了历史罪人。”这些谈话加上他对清军入关前后社会矛盾的分析，在与会的学者中引起较大反响。 

　　这是父亲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到沈阳。作为一个清史学家，他对沈阳有着特殊的盛情。他应嘱为永陵等文物部门挥笔题词： 

　　系乎明之姻亲，尊为清之肇祖，子孙继业代明，有德者居之，何愧为。咏永陵。 

　　他还在另一首题诗《咏兴京》中写道： 

　　巍巍兴京地，形胜迥不凡，勃然代明起，因势非因天。 

　　用简明的诗句写出了优秀的少数民族满族建清代明的生机勃勃的气势。 

　　除去撰写论文和参加学术活动外，这几年当中，父亲还开始撰写《康熙传》，主编《清实录中的满名汉释词典》、《清代笔记中的史料类钞》和《清会要》等书。1979年，父亲在《文献》杂志上发表了《倡议编纂<清会要>》一文，雄心勃勃提出组织人力，动手编纂这部大政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出版这部书后，他又先后发表了《简谈关于编纂<清会要>》及《编纂<清会要>的例说和门类子目及采用资料》等文，并亲手撰写了《清会要》中的《纪元篇》。这些工作引起了海内外学者们的重视。 

　　大抵学者们一旦有了名气，就要著书立说，署名主编，不肯去编集整理别人的东西。但父亲却花了人量心血，整理了他的老师孟森先生的全部著作。他先后编辑了《明清史论著集刊》和续刊，整理出版了《明清史讲义》、《满洲开国史讲义》。他为孟森先生的许多文章写了《赘言》，进行了补充研究，补订了《满洲开国史》，还续完了《明元清系通纪》。有人说孟森先生幸亏有这样的弟子，才使一生研究成果得以彰于后世。这话只说了一半，因为父亲放弃自己著书立说的时间整理这些遗著，不仅是为前人，更主要的还是为了后人，让前人的成果为今后的史学研究发挥作用。 

　　1980年秋天，父亲在家中办起了周末清史专题讨论会，每到周六，系里一些中青年教师、研究生们便开始了热烈的学术讨论。他们的一些质量不错的论文就从这里产生了。1983年春天，父亲又出钱请来教师，在家中办起满文班，让系里明清史专业的教师和研究生们学习满文。他自豪而风趣地把这种家庭研究班比作日本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中的宏道馆。他说：“我们这里也是十‘宏道馆’。在这里，每个人都要炼就一身洽学本领，出去后都得像个样子。”他还亲手写了“与海内胜流相角逐”的条幅，送给助手徐凯，鼓励他努力作出成绩。 

　　父亲直到晚年还始终坚持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尽管他已经在大学讲台上四十余年，但每次上课前还总要认真准备，让学生们得到更新更丰富的知识。他讲起课来风趣而生动，深人浅出，内容充实，很受学生们欢迎。每次上课时，大教室里总是挤满了人，其中不少是闻讯而来的外系外校学生。 

　　平日不管谁来求教，父亲都要认真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认真地为他们去翻阅各种史料。他经常不能午休，接待着各地各行业来访的客人，他也经常晚间工作结束后还不能入睡，回复着一些酷爱历史的从不相识的青年们的来信。他总是那么认真，那么不厌其烦。在这忙碌之中，他感到充实与满足。 

　　父亲的书斋名“澹爽斋”，匾额出自父亲老友容庚先生之手。澹爽就是淡于名利，求得爽畅，其义出于《老子》中“澹兮其若海”一句。父亲确实是这样傲的。凡是求教过父亲的人都会记得，见面第一次，他总是谆谆皆诫学生们，若要决心治史，就要准备“一辈子受穷”。想过舒服日子就不要搞学问，可以去当官、做买卖、开饭店。不仅对国内学生，即使是外国学生也一样要求。一位名叫伍德维夫的美国博士生，从师父亲后，深受其影响，他对人讲：“我去过许多国家，见到不少学者，但从未见到过像商先生这样治学和这样为人的老师。” 

　　父亲有许多中外学术界的朋友，也有许多工人朋友。北京大学附近海淀镇一些商店的老师傅，清华园门卫的老校工，都同父亲挺熟识，但却往往不知道他是一位有名望的大学教授。父亲确实没有教授的架子，他衣着朴素，风趣健谈，平易近人。把自己看作一个最普通的人，不追求名利地位，踏踏实实地去做许多人们看来极普通的事，这就是父亲的作风。正因为有这种精神和作风，父亲才能够历尽坎坷而不消沉。几十年风风雨雨没有摧垮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使他返老还童了。有人说，人就做一架机器，当他衰老时，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停下来。但人决不是机器，因为人有思想，能够奋斗，能够激发出无穷的热情。 

　　许多父亲的老朋友既为他充沛的精力而感到高兴，又为他过度劳累而感到担心。有人劝他不要这样拼老命。但他们哪曾知道，父亲正是要在这不多的时间去拼命工作。他曾不止一次说过：“要我停下来不工作，除非是死。我倒下去的那一天，宁肯倒在书桌上，也决不愿倒在病床上。” 

　　1983年9月，从沈阳开会回来，父亲顾不上同家人讲述会议的情况和外出见闻，又一头扎进书房——书桌上摊开着《清会要》的材料，茶几上摆放着《康熙传》的书稿，紧张的工作又开始了。 

　　11月6日是个星期天，父亲接待了来访的文学界客人，并答应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刘半农文集》撰写前言。7日上午，到医院检查身体，血压已超过200（毫米水银柱），医嘱须休息。下午到系里开会。8日，参加统战部召开的征求党外人士意见座谈会。每天晚上，还要抽出时间为《文史知识》明史专号撰写《明末三案》。谁能相信，这竟是一位76岁高龄老人的工作日程！ 

　　11月9日清晨四点钟，父亲书房的灯光照例又亮了，他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工作。六点十分，他写完《明末三案》的稿子，照例准备下楼去活动。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到楼梯口，终于支持不住，倒了下去。…… 

　　父亲在极度疲劳中倒下了，但他是心甘情愿这样去做的。他是在欣慰中倒下的，因为他实践了自己生前的意愿——工作到了最后一刻。 

　　父亲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遗嘱，却用他一步一步的深深的脚印，给我们展示出了中国老知识分子一生曲折的道路。 

　　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 

　　（资料来源：《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