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史学界的复兴，与整个文化学术事业的复苏、发展同步进行。随着学界思想逐渐开放，以及对传统研究模式的不断反思，社会史，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经历了从复兴到逐渐成为热门学科的过程。本文仅就此三十年间，社会史学科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从发展脉络、研究领域、方法论等三个方面做一回顾，挂一漏万之处，还望方家见谅。 

一 

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史复兴，与产生于20世纪初的新史学有着种种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1902年，梁启超作《新史学》，针对为统治者服务的传统旧史学，提出了批判，大声疾呼“史界革命”，提倡打破政治史一统天下的局面，研究全体民众的历史。此后，打破帝王将相史，重视“民史”的研究倾向在学界蔚然成风。20世纪30、40年代，顾颉刚又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和“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等四个以“疑古”为基础的观念，强烈撞击了传统史学的治学体系。与此同时，顾颉刚还倡导中国现代民间文化研究，为推动史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时期，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众多学者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展现出异于旧史学的鲜明特点：一方面大胆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如顾颉刚运用人类学、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方式对北京妙峰山、东岳庙等地进行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民众历史及非政治史走进了众学者的视野，极具开创性的有学术分量的著述层出不穷，直到今天这些作品仍具有鲜活的气息。 

突破旧史学的局限，推动新史学发展的另一支生力军，来自于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学者。1920年，李大钊率先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史观，明确反对“只是些上帝、皇天、圣人、王者，决找不到我们自己”的旧史学[1]，倡导“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新史学[2]。20世纪30年代，在大革命失败后，国家前途堪忧的背景下，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分期和中国农村性质的“三大论战”。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观察中国历史进程，成为此次论战的突出特点。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问题为主旨的论著，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之一郭沫若撰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联合书店，1930年），成为中国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阐述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此外，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南京文心印刷社，1936年），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3年，后改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等，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史观分析中国社会史的代表性论著。 

进入20世纪50、60年代，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社会史研究整体上趋于停滞，但仍有少量学者依旧关注社会史问题。1954年，侯外庐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随后，又撰写多篇有关中国封建社会史的论文。1979年，侯先生将这部分文章结集成册，出版了《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书，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姊妹篇。值得一提的是，以华南傅衣凌为代表的经济史学者，通过探讨“五朵金花”之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并推动了该时期的社会史研究。同时，该学派还培养了一拨年轻学者，在改革开放思想解禁之后，他们成为经济史、社会史领域中的重要生力军。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全国范围内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史学界也逐渐摆脱“左”的禁锢，开始对以往学术研究进行深刻反思。与此同时，关注西方学界、借鉴相关理论方法，成为大陆学人的共识。这一时期，弗莱德曼的宗族、乡村社会研究，施坚雅的城市史研究，以及年鉴学派的诸多理论及著述，逐渐为大陆学者所了解。这些西方研究，给中国史学发展带来了新的启示。 

正是在这一契机中，在突破史学研究以阶级斗争为指导的僵化观念，延续顾颉刚、李大钊等前人开创的学术脉络，吸纳西方学术理论等多种因素的促进下，中国社会史开始了复兴之路。1986年，冯尔康、乔志强、王玉波诸先生几乎同时撰文倡导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3]。同年10月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在天津召开，大会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山西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科研单位及高校，成立了专门的社会史研究室或研究点，调拨优秀科研人员，规划了一批中长期研究课题。同时，还定期举行全国性的社会史研讨会，并在1992年的沈阳社会史会议上，成立了中国社会史学会。学科建设的全面开展，对规范、促进社会史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社会史复兴之初，到底什么是“社会史”？其定义如何？引起了学界广泛而热烈地争论。在1986年的首届社会史学会上，学者们即对此问题发表了不同见解。多数学者认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一门专史，以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等为主要研究对象[4]。但一部分学者却主张社会史就是“历史”，现在大家所理解的社会史实际上是指社会生活史[5]。这些观点，日后逐渐形成“专史说”与“通史说”两种理论，其中“专史说”影响较大。乔治强、冯尔康、王先明等多位先生，曾先后撰文阐发“专史说”论点，指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相当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法制史、外交史等等，社会史就是社会生活史、生活方式史、社会行为史[6]。而以陈旭麓、张静如为代表支持“通史说”的学者则主张，社会史是一门综合史、通史、总体史，换言之，真正的通史应该是社会史。[7] 

“专史说”与“通史说”虽各有不同，但学者们对社会生活、社会行为等内容却有着共同的关注，这促使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下层，投向民众。从较为具体的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社会风俗、社会群体、社会问题，到宏观抽象的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控制、社会功能，学者们尝试着从各个层面，以社会史的视角重新解读历史。这一时期的众多成果，以其学术视野的拓展性及研究指向的广阔性，着实为史学研究增添了异彩，将史学研究的目光引向更为宽阔的领域。 

然而，当社会史取得可喜成绩，跃身成为新时期中国史学界最令人瞩目的领域之一时，一部分学者却敏锐地察觉到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诸多困惑。早在90年代初，彭卫就曾指出，中国社会史研究出现了类似欧美国家早年所面临的那种“缺乏创造性”的状况，“尽管社会史研究的各种著述不断增加，但它们所负载或提供的新意见却没有相应的增添，就是说，社会史研究表面上的方兴未艾，并不能掩盖它实质上的困境，表面上的‘热’正在‘冷’中摇曳。”[8]而“冷”的症结，归根结底则源于面对困境却不知如何突破。其后，赵世瑜也谈到“‘眼光向下’看历史把目光投放到更为宽阔的领域，使史学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但也由此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所进行的研究带有某种猎奇猎艳的色彩，只是为了满足某种对于我们过去知之甚少的东西进行了解的欲望，而没有真正采取一种同情理解的立场；二是导致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反思和解释的忽略，似乎持‘新史学’立场的人只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而不去关注那些给人们印象深刻的宏大历史叙事，以至人们将某些社会史讽刺为‘剩余的历史’或者‘漏掉了政治的历史’”[9]。 

实际上，“鸡毛蒜皮”研究选题并不是产生研究困境的根本原因，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大师布罗代尔正是从面包、饮食习惯、住房样式、闲暇时间的利用等等日常生活琐事入手，考察重大的历史问题，写出了《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及地中海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名作。近期的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孔飞力《叫魂》、艾尔曼《经学、政治与宗族》等等作品，也都是从微观的下层民众生活入手，最终着眼于宏观的政治、社会、国家。 

如何克服琐碎的叙事，成为中国社会史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90年代初，有学者在“专史说”、“通史说”之外，提出了“范式说”，认为社会史并不是一个史学部类，而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新的研究视角和新的治学理念，简言之，社会史研究是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将“范式说”理论阐述地最为全面，且影响最大的，当属赵世瑜先生。赵先生认为“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学”[10]，“是一个史学新范式，一个取代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的新范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倡导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它并不只是重新发现一个以往被遗忘了的角落，它是一场革命，它是使史学家的眼界、方法、材料统统发生变化了的一场革命”，“其次，社会史作为一种整体研究，是作为新史学范式的具体表现。它既不应被误解为‘通史’或‘社会发展史’，也不是可望不可及的幻想，而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11] 

同样持“范式说”观点的定宜庄先生，则从自己多年来的研究体会出发，指出：“早些年，很多学者倾向于把它（社会史）看作是史学的一个新分支，或者直接将其等同于‘社会生活史’乃至‘下层社会生活史’，由此而产生诸多误解。譬如，以为社会生活就是对衣食住行的琐碎描述，……；以为所谓的‘下层社会’，就是流氓、乞丐、小偷、强盗和妓女等‘下九流’的代名词，把他们作为研究对象的结果，是将粗鄙庸俗的趣味带进本来很高雅的史学研究之中，等等。这些误解，曾使很多学者，尤其是在传统史学的研究上功底甚深的学者对社会史退避三舍甚至心生反感，也因此而对社会史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12]因此，仅仅将社会史视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会史的发展，只有当其以研究范式的面貌出现时，才能真正充分展现社会史研究的意义所在。 

基于“范式说”，学者们进一步提出，社会史研究者应调整立场，将“眼光向下”转变为“自下而上”，这意味着社会史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草根社会的关注，而是要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来重新审视国家与权力，审视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审视帝王将相，审视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现象。如果我们从普通人的角度去观察这样的种种重大事件和制度，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就有可能深化，甚至可能有很大的不同。”[13]民众生活离不开社会群体，他所有的基本日常活动、行为、生活习惯、风俗都来自于社会，也必然对社会有所反映。“自下而上”的视角，正是要将“底层个体”与“国家”、“社会”结合在一起，强调置于“国家”、“社会”、“群体”中的“底层个体”研究。然而，这种视角又绝不等同于传统史学以“国家”为主体的思维方式，它关注的是“底层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国家”对“底层个体”的影响，以及“底层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王朝的兴起更替是剧烈的社会变动的产物，不仅是王侯将相，而且每一个经历这一切的人，都会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都会以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程度上参与这场变动，也会影响着变动的进程。甚至就各个不同区域来说，全国性的社会变动对它们会具有并非相同的意义；影响全国、或者是跨区域的事件在各个地方的展演是不同的，反过来说，这种地方性的展演对于大历史的影响也是不同的。”[14]历史是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不同环境造就的产物，它就像拥有无数棱面的水晶体，每个棱面在构成整体的同时，都会折射出自我个性的独特光芒。 

 “范式说”的出现虽稍晚于“专史说”及“通史说”，但它却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社会史学界原有的思维模式，拓宽了学者的眼界，深化了学者对历史问题的思考。自此而后，学界涌现出一大批学者及论著，对整个社会史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进入21世纪，理论问题仍是社会史研究领域的焦点性问题。除了“范式说”依然具有强烈影响外，社会史学界还涌现出了一些新观点。近年来，以杨念群教授为代表的“新社会史”[15]，提出建构中国本土的“中层理论”[16]，倡导政治史的“复兴”。杨念群声称，虽然尚无明确而清晰地解释“新社会史”概念的内涵，也无法清晰地划定它与以往社会史相区别的严格界限，但有两点是很明确的：其一，历史学根本就不存在“范式转换”的可能性，“新型社会史不存在一个范式转换的要求，但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类分范围的概念，而应是与本土语境相契合的‘中层理论’的建构范畴”，因此，“划定范围当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厘定与传统研究方法不同的规范性概念和解释思路。这些界限的划定不一定具有范式突破的意义。却一定代表着不与以往框架重复的实际操作含义，否则大量史料的发现与阐释有可能不过是为解读旧有框架服务的工具而已。”其二，所谓新社会史“就是要在由传统经济史出发而建构的整体论式的架构笼罩之外，寻求以更为微观的单位深描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17]。由此“新社会史”所关注的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本土化前景，力图建构与传统史学相区别的解释框架、概念体系。新社会史的另一位倡导者——孙江则直接提出新社会史将放弃构建整体史的观点，主张接受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关于解读文本的观念和方法，并摆脱以美国中国学为中心的中国研究[18]。 

社会史复兴三十年来，关于社会史理论的各种争论从来未间断。学术争鸣，对于人们认清社会史，不断反思社会史具体研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推动社会史研究的具体实践，探索社会史未来的学术目标与学术追求，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三十年来，社会史的蓬勃发展与理论问题的热烈讨论紧密相关。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理论探讨仍显不够，尤其缺乏层层深入，或在理论指导下就具体课题所作的某种示范性研究，很多工作仍有待众学者继续探索。 

二 

法国年鉴学派于20世纪上半叶提出的长时段、整体观，以及反对以政治史为主体的历史研究等理论，无疑强烈地撞击了国际史学界，为史学研究开拓了一片天地，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这些学说对中国史学界，尤其是社会史的复兴、发展，也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持何种理论观点的学者，自社会史复兴初始起，都一致认同社会史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王朝史和政治史，它并不仅仅重视上层建筑中的政治因素，不是为统治者总结历朝统治得失以便借鉴的“镜子”，也不是用来“教化”子民的工具，它更加强调在长时段中对整体社会的变迁进行地全方位考察，关注政治之外的经济、文化、生活，关注历史发展中的草根阶层，打破了传统史学以往从上而下的模式，独辟蹊径地从自下而上的角度看待历史。这一颠覆性的改变，使得大量过去从未进入史学家视野的领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社会生活史是最早开拓的社会史研究领域之一，也是社会史复兴之初，学界关注的重点内容，众学者撰写了很多该方面的论著。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编撰的多卷本“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该课题得到198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1987年6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召开专门会议，就中国古代生活史的概念、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进行了讨论。此套丛书目前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1994年）、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1998年）、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1998年）、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1998年）、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1996年）、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2004年），均以资料系统、内容翔实见称。此外，林剑鸣主编《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刘志远的《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的社会生活》（文物出版社1983年）、黄正健《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朱瑞熙《宋代社会史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宋德金《金代的社会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著作，也从各个方面考察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还有一部分学者，如吴玉贵《白居易“毡帐诗”所见唐代胡风》（《唐研究》第5辑1999年）、吴丽娱《唐礼摭遗》（商务印书馆2002年）则从不同角度对社会生活、社会风气、习俗、文化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社会结构是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在总结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家庭、宗族、职业、民族、社区等内容，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做了有益的分析。另外，社会各阶层或某些角色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地位和动向，也是人们探求的一个重要方面。2004--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社会史研究室曾以“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其演变研究——社会主导群体为主”为题，对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导群体进行了研究。本课题主持人商传先生，参与学者有社会史研究室定宜庄、胡宝国、孟彦弘、陈爽等先生，他们指出社会主导群体的演变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而社会主导群体的变化也是社会转型的先决条件。同时，学者们还澄清了人们对于中国历史上作为读书人代表的士与士大夫是社会主导群体的误解（这里所说的士与士大夫指科举产生后出现的读书人并取得社会身份的群体）。实际上，通过读书考试成为士或士大夫，并成为社会主导群体的时期，只有晚唐、宋、明三个朝代。该课题是迄今为止，在中国由血缘社会转向地缘社会的过程中，就整体社会结构进行深入对比研究的开创性成果。 

宗族史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学者们跳出以往对家族族权是政权附庸的先验性框架，从宗族的社会功能、文化功能等方面，对宗族、家族进行了较之先前更为深入、客观地探讨。1992年，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宗族史论著。此后，冯尔康、常建华又于1994年出版了《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二书均从先秦乃至原始社会末期一直谈到宋明以后、或延续到近现代，从时间跨度来看，称得上是宗族通史。断代史方面，厦门大学学者在傅衣凌先生“乡族”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福建的宗族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如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从家族活动、家族制度的发展、祠堂与族谱、族产与义田、族谱的社会功能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郑振满的一系列研究，则从明清福建的家族组织出发，探讨地方乡族的自治化与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的相互关系，他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重点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宗族组织形式和家族组织在福建不同地区的发展等问题。其他学者，如钱杭、谢维扬《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采用了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将区域与个案相结合，以宗族系谱结构及其功能为重心，进而就宗族形态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在宏观考察与微观剖析相互结合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北朝世家大族的家族背景、宗族形态、政治取向、文化风貌等问题，进而揭示北朝世家大族的演进历程及其对北朝隋唐政治的影响。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通过考察商周祭祀类型、仪式、过程，探讨了该时期对祖先的观念，以及仪式中所反映出的社会关系与宗法制度。再如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该书增订本于2004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刘驰《六朝士族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版）、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张研《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以及2005年由上海出版社出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组织的家庭、家族、宗族研究系列丛书：李卿《秦汉魏晋南北朝家族、宗族关系研究》、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邢铁《宋代家庭研究》、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等等，均从不同层面、就对不同朝代，对宗族史进行了讨论。 

婚姻、家庭历来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领域，成果众多，成绩突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一书，成为社会史复兴之初运用新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的代表作。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出版于1990年，1994年重印，内容涉及婚姻仪礼以及各种婚姻形态，包含的时代上起周秦，下迄明清，全书约54万字，称得上是洋洋巨著。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及《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韩世明《明代女真家庭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王跃生《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及《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张研、毛立平《19世纪中期中国家庭的社会经济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等等都是断代史方面的力作。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2000年）是该领域的一部上乘之作。传统婚姻史研究，大多着眼于制度层面，该书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侧重于关注上层社会与下层百姓婚姻行为差别的研究，体现了不同人群，由于地位、身份、经济条件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性行为。该书以资料雄厚和数量统计为研究特色，内容涉及婚姻地域圈、婚姻社会圈、婚龄、童养媳、入赘婚、妾、节烈妇女和贞女、妇女再嫁、婚外性关系等问题，是一部富有创见的高质量学术专著。其后，郭松义先生又与定宜庄先生合作《清代民间婚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方文献，有关下层民众婚姻生活的史料非常缺乏，仅有的少量史料，也凌乱难稽；方志、笔记与其他私家著述，对这类题目多做空泛之谈，从中很难把握实质。婚书却是当事人持有并作为证据的最直接、最原始的材料，它所展现的婚姻各方之间、婚姻各方与社会道德以及国家法律之间的真实关系，都是我们在其他任何史料中难以具体地和系统地领悟到的。郭、定二位先生开创性的将婚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婚书出发探讨了婚姻家庭史方面的诸多问题。 

社会群体一直是社会史学者探求的重要内容，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人群，有以身份界定的士人、乡绅、商人、农民、官员、胥吏、幕僚、游民、移民、艺人等历史；以性别界定的妇女史；以年龄界定的老年人、儿童历史。其中，妇女史的研究显得尤为突出。80年代以来，妇女史研究指向从以往的被压迫史、解放史，扩展到两性关系史、性别史等领域，成果令人瞩目。杜芳琴继《发现妇女的历史》、《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998年）之后，又与王政主编了《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收录赵宇共《史前时期的社会性别：多学科的历史考察》、高世瑜《中古性别制度与妇女》、邓小南《“内外”之际与秩序格局：宋代妇女》、定宜庄《清代妇女与两性关系》等论文。2002年5月，李伯重、高世瑜、定宜庄、高翔、郭松义、徐建新、彭兆荣、王和、刘小萌、赵世瑜、王子今、徐思彦等学者在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召开了以“历史、史学与性别”为主题的会议，从各个不同层面探讨了中国妇女史、性别史问题。主持人李小江在会议发言的基础上，收录多篇重要论文，结集出版《历史、史学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2003年，李小江又主编系列丛书《让女人自己说话》（三联书店），包括《文化寻踪》、《民族叙事》、《亲历战争》、《独立的历程》四各部类，编者意在通过口述访谈，通过女性的声音，讲述女性的历史，考量历史的足迹。在断代史方面，邓小南主编的论文集《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从不同层面对唐宋妇女加以考探，展现出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将妇女点点滴滴的生活与清代国家政治制度相挂钩，从微观层面探析了宏观的民族、政治与国家；定先生的另一本作品：《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则尝试着运用口述的方式，通过呈现十六位妇女眼中的世界，展示出一个时代的变迁。 

人口史研究几乎与社会史复兴同时起步，上世纪60年代马寅初《人口论》遭到评判，人口史研究成为禁区。改革开放后，现实人口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人口史也逐渐进入了史学家的视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郭松义先生是较早注意人口问题的大陆学者之一，自80年代初起，郭先生陆续发表了《清初人口统计中的一些问题》（《清史研究集》第2辑）、《清代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迁》（《清史论丛》第5辑）、《从宗谱资料看清代的人口迁徙》（《清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2期）、《清代人口问题与婚姻状况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清初四川外来移民和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等文章，运用家谱、方志等史料，借鉴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清代人口统计、人口增长、流迁、男女寿命、人口与婚姻状态、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有益地探讨，这些作品对当时的社会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郭松义又与定宜庄、李中清等学者合作编辑并撰写了多部论文集及专著，该部分内容将于下文介绍，此处不赘。此外，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人口与历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王跃生《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葛剑雄《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等研究，也是人口史领域内的重要作品。 

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视野的深化与扩展，一些新的领域不断涌现。如与底层农村群体紧密结合的乡村社会、民间信仰史；涉及民众文化、城市空间、城市人口及社会群体、早期城市化等问题的城市史；从人类对自身生命与身体的认知，发展出医疗社会史；以及由意念、心态出发，演绎出心态史等等。这些散发着新鲜气息的领域，成为社会史研究的新指向。 

乡村社会、民间信仰是进入底层民众生活世界，考察其观念形态的重要窗口，它与区域社会史研究紧密相系的特性，以及借鉴其他学科田野调查方式的可能性（主要指晚近时期），使得该领域近年来日益得到社会史学者的重视。候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通过造像记的剖析，考察了北方民众的思想意识、宗教信仰、心态以及佛教对北方社会的影响，是研究民众思想的上乘之作。2005年，候旭东又出版《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商务印书馆2005年）一书，通过论述北朝村落生活、乡村制度中的诸多问题，解析了该时期的民众意识、民众的国家观念与国家认同，以及朝廷眼中的民众，本书是该作者的又一力作。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和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从中华帝国晚期时代的民间庙会这一生活空间向外延伸，探索明清社会转型时期的民众生活与大众文化，全书内容恰如书名“狂欢与日常”，揭示了庙会这一类游神祭祀活动的基本特征，即他每年不仅构成了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也集中体现了特定时节、特定场合的全民狂欢。赵世瑜是首先提出“范式说”的学者之一，此书可看作是赵先生对于该理论的具体实践。朱小田《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人民出版社2002年）通过考察了庙会的组织、活动内容、人们的观念与娱乐、社会功能等问题，指出庙会活动兼具神圣与凡俗的双重性，同时，作者还提出庙会允许女性参与，是小传统，庙会中的妇女，绝不是那样刻板的，大传统话语下的女性没有真实反映女子的全面生活状态。 

中国城市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还以国外学者的成果居多，其中对中国学界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的区域体系分析理论。80年代后，城市史研究逐渐为学者所关注，出现了一批相关作品。如通史性：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断代史：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刘凤云《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日本江户时代的城人与明清商人之比较——兼论中日都市文化的差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赵世瑜《腐朽与神奇——清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1996年）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将研究视野从关注城市空间的物理形成与发展，扩展到关注城市的空间结构对历史行为的影响。2002年——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与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合作中日城市史研究课题，尝试运用历史学、哲学、地理学、社会学、文学等多种学科知识，考察中日古代城市的历史、空间构造以及各种文化设施等问题，探索在前近代以来的传统基础上孕育了怎样的城市、存在什么问题、以及如何才能创造出新的城市文化。2004年3月，由大阪市立大学中村圭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辛德勇共同主编的《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一书，作为两个合作机构的共同研究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大阪市立大学井上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杨振红又共同主编《中日学者论中国古代城市社会》（三秦出版社），该书主要就中国各个时期的城市问题进行了探讨。除了与日本同仁的合作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在城市史研究方面还做了很多其他工作。2007年12月，由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主办的“多重视角下的北京城市史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郭松义、定宜庄，近代史所刘小萌等三位先生做了学术演讲。三位报告人通过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北京城史中的诸多问题。[19]其中，郭松义先生《18—19世纪的北京外来人口——我国早期城市化的探索》，通过考察城市下层流动人群的生存状况、政治待遇等内容，探讨该群体对北京城市化进程的作用力，以及社会变迁对下层流动群体的影响。刘小萌先生《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则强调了旗人在北京城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定宜庄先生以《老北京人的口述史》为题，讲述了自己十年来采访近百名老北京人的经历与感受。通过丰富而生动的个体记忆，定先生向与会学者展示了沉浮于历史兴衰中的各个群体的“生命史”，正是这些活生生的人的历史，构成了风风雨雨的百年北京史。 

当代史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发轫者当属台湾中研院留法博士梁其姿教授，梁教授于1987年首先发表了《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20]和《明清医疗组织：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和民间的医疗机构》[21]两篇疾病医疗社会史论文。大陆史学界的医疗社会史研究相对较晚。1996年，谢高潮《浅论同治初年苏浙皖的疫灾》（《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2期）利用当代编就的灾荒史和太平天国史资料探讨了太平天国战乱期间，同治初年发生灾苏浙皖的大疫灾。同年，梅莉、晏昌贵初步考察了明代的传染病，就频发病重、分布地域及其原因等问题进行了考察。[22]此后，医疗史开始逐渐得到学界的关注。复旦大学的曹树基、李玉尚曾专门针对病疫之一的鼠疫撰写过一系列文章，就鼠疫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鼠疫的流行模式以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应等等社会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3]南开大学余新忠博士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立足近世社会发展、清代国家与社会关系两大问题，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清代江南的瘟疫及瘟疫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郭松义先生利用大量的档案史料，撰写了《清宣统年间北京城内人口死亡情况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3期）、《清代刑案中记录的蒙汗药》（《清史论集：庆祝王钟翰教授九十华诞》，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自杀与社会：以清代北京为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8卷）等文章，关注了以往较少涉及的领域。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5—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则从身体政治的角度探讨社会变迁，体现了“新社会史”的研究思路。 

心态史研究（亦称为心理史学），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有学者发出过应该重视心态史研究的倡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彭卫先生即是其中之一。1986年，彭卫撰文《心态史学研究方法评析》（《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介绍西方心态史的研究方法及研究状况，尤其对奥地利、法国、美国三个最重要的研究基地进行了评述，还就如何发展中国心态史学做出展望。1989年，彭先生又于《历史心理学如何成为可能——从史学本质角度的思索》（《社会科学》1989年第8期）一文中，阐述了心态史研究的相关理论问题。1992，彭卫撰写《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该书成为大陆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关于心理史学理论架构的作品。其后，彭卫再出《另一个世界———中国历史上的变态行为考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汉代社会风尚研究》（三秦出版社1998年）等书，均是运用心态史进行研究的佳作。此外，罗凤礼先生也是较早论述心态史学的学者。1989年，罗先生撰写了《西方心理历史学》（《史学理论1989年第1期》）、《再谈西方心理历史学》（《史学理论》1989年第4期）、《历史与心灵———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等论著，对欧美心理史学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1987年，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先生撰写《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陈旭麓先生称之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24]。稍后，谢先生将其扩充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一书，得到学家的较高评价：“作者借用西方心理学的方法运用于中国古史的研究，所叙所论恣肆新颖，其思绪足以表明作者之识见，而又无生搬硬套西方社会心理学术语之嫌”[25]。当前，心态史研究，较之其他社会史各领域，仍相对冷门，但从其对历史关注角度的深度、研究前景的广阔以及其对史学所能产生的意义而言，心态史必将成为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 

随着社会史的复兴，史学界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学者与作品，限于篇幅，我们无法涉及到每一个领域、每一篇作品。但从以上列举，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社会史在冲击传统史学研究的同时，也为中国史学界注入了鲜活的血液。它异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视角、研究理念、研究方法，极大地扩展了学者的探索空间，在社会史研究视角的关照下，中国历史学得到长足发展。 

三 

社会史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视角远远超出了传统史学的治学范围，这种变化使得传统史学的经、史、子、集以及档案等史料，早已不能满足治史者的需要，史料的范围扩展到族谱、碑刻、契约文书、诉讼文书、乡规民约、账本、日记、书信、唱本、剧本、宗教科仪书、经文、善书、药房、日用杂书，甚至突破书面文字的局限，发展到口述、图片、影像、实物、声音等等资料。 

随着史料的多元化，史学家对于史料的概念，在日益革新的社会史研究中，出现了革命性的飞跃。如何寻找史料，如何解读、运用史料，如何将这些新史料以理论的形式支撑起来等问题，便摆在史学家的面前。一方面，要求学者改变视角，重新诠释传统史料；另一方面，突破传统史学，汲取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学科的诸多方法、概念、理论，也就非常自然的成为社会史研究者的选择。 

社会史复兴之初，由于社会学与社会史在研究对象上的相似性，社会学成为社会史最为亲近、借鉴最多的学科。社会史需要借鉴社会学的理论方法，成为社会史学者的共识。社会学与社会史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学对社会史复兴的强烈影响，也被学者们一再强调。陆震指出，“重建的社会学及其广泛的社会学研究，也是促进社会史研究复兴的一个有力因素”[26]王先明也认为：“社会史作为独立的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日益受到社会学的影响。它是建立在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点的一门边缘学科。因此在探讨社会史的许多问题时，我们不能不同时使用历史学和社会学中比较成熟的概念、范畴、一般理论。我们应该力求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结合部寻找我们研究的突破点”[27]常宗虎对社会史研究中的社会学化现象，则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认为：“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绝大多数的论著根本不存在过分社会学化的问题。”[28]换言之，社会史研究中的社会学化程度还远远不够。毋庸讳言，社会史研究曾在一段时间内笼罩在社会学的光环之下，针对这种现象，某些学者指出不应该过于强调社会史与社会学的亲缘关系，也不应该把社会史视为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社会史在观念和概念以至方法上受惠的学科绝不仅仅是社会学，而应该是整个社会科学。[29] 

实践证明，后一种观点更为科学，也更加有利于推动社会史的发展。事实上，自社会史复兴至今，社会史除了受惠于社会学外，其他诸如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等社会学科，甚至统计学、心理学、地理学等理工学科，都对社会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在最近十年的研究中，人类学对社会史的影响显得尤为突出。 

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影响由来已久，勒高夫曾在《新史学》中指出历史学要“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新史学的发展“可能是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实行合作”，勒高夫称之为“历史人类学”[30]。自上世纪70年代起，年鉴学派及欧美一些史学家就开始在具体研究中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大陆社会史复兴之后，民众生活与社会、国家控制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史研究的热点话题，而乡村社会则随着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日益受到学界重视。这些研究取向，与人类学的传统选题有着诸多契合之处，人类学相关概念与研究方法也就因此得到历史学家的青睐。 

改革开放后，较早将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运用在历史研究中的是华南地区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学者。这部分学者有着傅衣凌先生留传下来的坚实的经济史基础，利于社会史研究的转向。从80年代初开始，由于不少海外学者到闽粤地区研究区域社会史，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一些青年历史学者与他们合作，从事田野调查。这些学者受到海外学者的学术影响，开始关注人类学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区域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山大学陈春声、刘志伟等与国外学者萧凤霞、科大卫等人合作，开展对珠江三角洲暨华南地区有关家庭、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的调查，经过20多年的扎实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厦门大学杨国桢、陈支平、郑振满等与美国及台湾学者合作，就闽南家庭组织和乡村社会进行的研究，也成为区域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此外，华南学者还特别注意理论学习，他们通过建立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创办《历史人类学学刊》，举办历史人类学研究生研讨班、历史人类学讲座系列、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等，加强了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的理论素养，并进一步促进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互动。在多年的历史人类学实践与理论探讨中，华南学者指出“历史学家必须走出森严的档案库，一方面在田野中探索和体验乡民的历史，一方面把当代的、眨眼即逝的、非文字的资料转为有用的、可长期参考的资料。在这方面，人类学家发展出来的方法和理论，足资让走向民间的历史学家参考”[31]。 

与此同时，其他研究机构的诸多学者，也在不同地区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定宜庄先生，近十来年中，在北京、福建、辽宁、甘肃、陕西、黑龙江等地进行过广泛的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工作，借鉴了大量人类学、民族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及方法，或独立撰写，或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郭松义、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等先生合作了多本专著及数十篇论文。北京师范大学赵世瑜，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钱杭、谢维扬，江西师大梁洪生等，也分别就不同区域进行了相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社会史研究室，于1996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中心及云南大学民族所在昆明成了了“中国边疆地区历史与社会研究云南工作站”，深入滇西一带，就当地少数民族的婚姻、家庭作了一系列集体座谈和家庭访谈。这些工作对社会史研究的扩展与深入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社会史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细化，整个区域史开始显露出零散、碎化的状况[32]，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反思。杨念群指出中国社会史研究逐步变成“区域社会史”研究，而“区域社会史”研究又趋向于探讨“宗族”和“庙宇”功能的现状，成为“进村找庙”的同义词；另外，杨先生还提倡打破“村落研究取向”，从“跨区域研究”的角度使社会史研究趋于多元化。[33]这一批评，引起了众多学者的讨论。赵世瑜表示赞同郑振满的说法，认为区域社会史学家到乡下去进行田野调查工作，固然有为了找新的材料方面的因素，“但不仅仅是为了这个，其实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传世文献、传统的史料，这才是第一位的，寻找新材料是第二位的，或者说是一个手段”[34]。行龙也指出历史学的田野工作不仅仅是寻找材料，它可以辅助学者更好的理解文献，还能激发调查者的灵感，使调查者萌生新的问题意识；而寻找材料又可以分为两层意思，1、扩充史料，对正史做一个“由下自上”的补充；2、纯粹搜集史料，当前，很多研究问题都是史书记载缺失或非常有限，只能通过田野调查完成[35]。常建华则指出区域史研究从其产生开始，就从来不是画地为牢的，它的终极追求是探索‘中国社会变迁’，很多学者已为此做出了很多工作。[36] 

定宜庄先生对当前的区域史研究，尤其是“田野调查”的状况，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社会史学者效法人类学家，走出书斋去做“田野”，到某一个村落或城镇去研究个案，建立模型，这是近十多年社会史学界最为时髦也最为人推崇的做法，看起来成果累累，事实上问题甚多。“从人类学家一面来看，这些史学家更热衷也更擅长的是寻访家谱、碑碣和民间流传的某些抄本，而没有能力与活人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和交谈，说到底这不过是书斋的延续，而不是真正的‘田野’。而从史家一面来看，仅仅通过对几个个案的描述便下结论，‘捡到篮中都是菜’，事前不在文献上做充分的准备，事后也不与文献做认真的比勘，社会史便不再是‘史’，在史学上究竟具有多大价值也令人怀疑。”[37]在这里，定先生强调了两个问题，1、田野调查应加强与活着的人接触，不能仅仅成为书斋的延续；2、区域史研究应强调田野与文献的比堪。在我理解，这两个问题事实上是紧密联系的，如果田野仅仅是书斋的延续，学者即便将田野与文献做对比，实际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只是将两种不同的材料进行对比，并没有突破书斋的范围；只有当田野跳出书斋，不再仅仅承担搜集史料的工作，而能够有其自身独立价值的时候，二者的比堪才具有意义。 

定先生的这一看法，来源于她本人在研究实践中的心得体会。如上文所述，定先生长期从事田野调查与口述访谈工作，借鉴了多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这些研究特色在她与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先生合作的《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一书中体现的最为明显。自1998年至2004年间，定宜庄与郭松义二位先生曾几度前往辽宁省的盖州、海城、营口、法库、开原、铁岭、新宾、怀仁和本溪等市、县的近百个村庄，访问了百余名老人。他们的田野工作，除了搜集到丰富家谱、碑刻等文献外，还在实践中，形成一套调查方法。在该书的绪论中，定先生谈到他们田野工作的要点：1、田野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活人的回忆去追溯过去的历史；2、这种追溯，是在掌握的户口册与文献基础之上进行的，将其称为“核对”更确切些；3、即使是做口述史，其实也是在从当地人口中寻找对散佚文献的记忆，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口耳相传的历史。[38]由此可见，他们田野工作的特点在于：1、在寻找文献的同时，还着重考察活着的人如何记忆历史；2、通过对比历史文献与人群记忆的异同，考察这一群体的形成、历史上的存在状态、族群记忆、族群意识及自我认同。这种研究方法，使得田野不再仅仅是文献的附庸，而具有了与文献平等的独立价值，拓展了田野调查的内容、深化了田野调查的意义。 

对于当前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零散、碎化现象，我们无须讳言。学界广泛、积极、严肃的争论，往往能刺激下一个发展契机的萌发。在争鸣中，我们期待着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下一个春天。 

在历史人类学的蓬勃发展同时，社会史还广泛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形成了诸多研究领域，如与人口学、计量学相结合的人口史；与医疗、生态环境相结合的医疗史、环境史、生态史；与人口、生态、心态等多学科结合的城市史；还有与社会学、心理学相结合的心态史等等。学者们在这些研究领域内的勤奋耕耘给史学界带来了大量优秀成果，对社会史，甚至历史学的发展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人口史兴起之初，研究者就比较重视跨学科研究模式的运用。1993年，郭松义先生与美国学者李中清组织召开了“清代皇族人口及其环境——人口与社会历史（1600—1920）会议，并出版论文集《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这次会议强调人口问题的社会背景和环境状况，因此与会者不仅有历史学者，还有民族学、历史地理学、气象学、地理学，以及疾病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众学者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清代皇族人口增减的问题，促进了多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1998年，郭松义、李中清、定宜庄三位先生，又组织了“中国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会议，邀请了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学者，分别从各自的领域，以不同的视角探讨婚姻、家庭、人口行为，并结集出版《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一书。上文提到的定宜庄、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则是几位学者在具体研究中对多学科合作的一次实践。除此而外，还有诸多人口史论著也都体现出学者们长期以来探索跨学科研究模式的不断努力。 

医疗社会史的发展，离不开医学界与史学界的相互合作。2003年11月24日，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举办了“首届中国医学社会史学术研讨会”，来自医学界、史学界、自然科学界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就医疗社会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跨学科对话。医学界的张大庆、赖文、李永宸等先生也撰写了多部医疗社会史著作[39]。医学的积极参与，对医疗社会史领域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2006年8月11—14日，南开大学召开了“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中国两岸三地的50余位史学界和医学界学者，诸位学者发表了对未来医疗社会史发展方向具有指针性意义的演讲。[40] 

在城市史研究方面，近年来兴起的Urban History（城市史），与以往History of city（城市的历史）相比，存在很多不同。History of city，是以城市为空间背景而作的所有历史研究的总称；Urban History，则以城市内部的社会集团的矛盾、都市环境与人类生活的相互影响为主要研究目的。就Urban History研究而言，城市不仅被视为社会文化变化的构造本身，也被视为社会文化变化的主体；学者们将城市看作一个有机的社会主体，将城市化视为特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个广泛的社会运动过程。新兴城市史的研究视角、研究范畴体现出更浓的社会史色彩，其研究框架已远远超越传统史学范围，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借鉴、汲取诸如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生态学、经济学乃至心理学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多个领域的理论与方法，从整体史的角度考察城市的变迁。 

心态史研究对心理学的借鉴，自心态史兴起之初，就得到了学者的重视。如何在史学范畴下进行心态史研究，如何合理吸纳心理学理论与方法，如何将心理学的解释内容“应用到一去不复返的历史时间中去”，“人”成为沟通两个学科的桥梁。彭卫曾说历史学家“终身穿越‘人’这个庞大无垠莽莽林海”，而“心理学研究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也是要洞悉人类的行为之谜，也是把人作为分析的中心环节”。……“心理学与历史学所共同瞩目的主题都是人的活动，这一切为两个不同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相当有利的前提”。……“学科的本质（目的、意义）和学科之间的契合程度，构成了历史心理学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基本理论条件”[41]。对“人”的共同关心，使得放眼过去的历史学与关注今天的心理学出现了对话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吸纳新理论、新方式，并不代表对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摒弃。传统方法与新理念并不冲突，就某种程度而言，反倒有相当的切合之处。中央民族大学姚念慈先生撰写的长文《魏象枢独对与玄烨的反思——康熙朝满汉关系释例》（《清史论丛》2008年号），完全运用传统史学的考证方法，通过对康熙及魏象枢等汉族大臣言语行为细致入微的考察，剖析了康熙帝对待汉民族极其复杂的心理状态。正如作者所言：“本文拟用最习见的史料，通过一个具体事件的考辨，证明三藩之乱亦为玄烨带来极为消极的思想。玄烨心理上所形成的巨大阴影，终其一生都不曾消除”[42]。该文堪称实证史学中探讨心态问题的典范之作。 

综上所述，由于借鉴多种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社会史研究得以蓬勃发展。同时，随着跨学科范围的不断扩大、程度的不断加深，不同学术背景的团队协作，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一个趋势。更加开放研究视野，更加广泛地与其他学科对话，合理运用新理论、新方法，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仍然是今后社会史发展的关键所在。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对近三十年来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仅以学科发展脉络为叙述主线，无法对每一个领域加以一一评述。很多重要的学者及著作，都未能涉及，实在是内容宏大，难以尽述，也由此可见社会史发展的迅速程度。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众多学者为社会史学科建设，付出了艰辛地努力，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为数众多的杰出社会史学家，以及一大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固然体现了社会史的成就，但在笔者看来，社会史对中国史学的最大贡献还不在于此。社会史在某种程度上转变了传统史学的思维模式，也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或许这才是社会史发展三十年来最具有意义的贡献。 

传统史学的阅读者是帝王将相，它的职责是让统治者“以史为鉴”。由此，关注焦点很自然地落到了改朝换代、宫廷阴谋和统一征服等等宏大叙事，以及与之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上。对人物的关注，实质上也是基于与重大事件的关联，其中心仍然是“事”。在这样的准则下，与“宏大叙事”无关的底层民众，便远离了“史”的修撰。而社会史却打破了这一观念，强调了“人”的独立存在，赵世瑜先生曾指出，“人是历史的主体，没有人的活动，便只剩下了自然史，社会史研究不应该放弃这个责任”。[43]定宜庄先生也曾发问：“历史学家说，历史是过去曾经发生的事。但我们还可以再追问一句：过去曾经发生的事就全部都是历史吗？宇宙间有潮涨潮落，有斗转星移，它们如果不与人类发生关系，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到底，这里落下了最关键的一个词，那就是‘人’，过去的事，指的是人类的事，是人类在过去曾经发生的故事。历史，就是自有人类以来，人类所创造的历史。可惜的是，人们读史，往往就把这最关键的一词忽视甚至忘记了。”[44] 

随着社会史研究视野向着更为纵深、宽阔的方向发展，“人”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主轴，社会史学者也越来越自觉地关注“人”及其与之相关联的一切。最后，我想借用定宜庄先生的一句话来为文章结尾：“我们读史，从读事件、读政治、读制度转而到读人，读人的生活、人的生命、人对所经历的天地万物的心态和感受，这使史学这门在人们眼中最枯燥无味的‘钻故纸堆’的学问变得越来越新鲜有趣、生机盎然，也与现实越来越紧密相关，史学与普通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近。史学研究的作用和意义，我想正是在这里。”[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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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200页。 

[2]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72页。 

[3]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的研究》，《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乔志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1986年8月13日《光明日报》，第3版；王玉波：《为社会史正名》，1986年9月10日《光明日报》，第3版。 

[4]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有南开大学历史系冯尔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王玉波、山西大学历史系乔志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陆震等。 

[5]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有西北大学历史系李晓东、云南大学历史系武建国等。 

[6]参见乔志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光明日报》1986年8月13日）、《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冯尔康等编著：《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王先明：《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河北学刊》1990年2月）、《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兼论历史学的社会学化》（《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等文章。 

[7]参见：陈旭麓：《略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8]彭卫：《时代体验与历史知识的汇合》，摘自《中国社会史研究笔谈》，《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17页。 

[9]埃利：《当代西方社会史研究的趋势》，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29页。参见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167页。 

[10]赵世瑜：《中国社会史研究笔谈·社会史研究呼唤理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15页。 

[11]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12]定宜庄：《“新”“旧”夹击之下的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2月28日。 

[13]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168页。 

[14]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月，65页。 

[15]杨念群：《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6]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7]参见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203页。 

[18]参见孙江：《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5—767页。 

[19]三位学者的报告来源于本人课题，均耗时10年上下，已有部分阶段性成果问世。郭先生：《清宣统年间北京城内人口死亡情况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3期）、《清代的“农转非”》（《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自杀与社会：以清代北京为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8卷）等文章。刘小萌：《八旗子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分布格局与变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第2期）、《碓房与旗人生计》（《清史论丛》2005年号）等十余篇论文。定宜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守墓十七代：我们守的是一种精神（佘幼芝夫妇口述）》（《口述历史》第一辑）、《这些历史没有写在书上》（《口述历史》第二辑）等论文。 

[20] [台]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台北︰食货出版社，第239-253页。 

[21] [台]梁其姿：Organized Medicine in Ming-Qing China: State and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8. 1（1987），pp134—166。 

[22]梅莉、晏昌贵：《关于明代传染病的初步考察》，《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23]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变迁（1580--1644）》、《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云南的鼠疫流行与社会变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和云南人口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 

[24]陈旭麓：《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9页。 

[25]张广智：《心理史学在东西方的双向互动与回响》，《学术月刊》2002年第12期。 

[26]陆震：《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学科对象诸问题》，《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00页。 

[27]王先明：《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河北学刊》1990年第2期。 

[28]常宗虎：《也论中国近代史的理论研究——与王先明同志商榷》，《历史教学》1995年第9期。 

[29]赵世瑜：《社会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 

[30] [法]雅克·勒高夫：《新史学》，《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21页。 

[31]程美宝、蔡志祥的《华南研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实践》，《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22期，2001年1月15日出版。 

[32]胡英泽、郝平：《跨区域研究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118—124页。 

[33]杨念群：《“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119—125页。 

[34]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68页 

[35]行龙：《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之反思》，《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36]常建华：《跨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八卷），第368——36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37]定宜庄：《“新”“旧”夹击之下的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2月28日。还可参见定宜庄：《口述传统与口述历史》，《广西民族学院院报》2003年第5期，3页。 

[38]定宜庄、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39]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赖文、李永宸：《岭南瘟疫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0]如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梁其姿教授（“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的饭岛涉教授（“Epidemic Disease in China as Index of History”，“作为历史进程指标的传染病”）、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荣誉学部委员郭松义教授（“疾病与自杀：187件清代北京自杀样本的分析”）、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郑金生教授（“中药的药害与社会因素的关联”）及中国人民大学杨念群教授（“如何从‘医疗史’的视角理解现代政治？”）等等。这次会议的多篇论文收录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八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41]彭卫：《历史心理学如何成为可能》，《社会科学》1989年第8期，62—63页。 

[42]姚念慈：《魏象枢独对与玄烨的反思》，《清史论丛》2008年号，1页。 

[43]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月，65页。 

[44]定宜庄：《读史与读“人”》，《时代教育》2008年第6期卷首语。 

[45]定宜庄：《读史与读“人”》，《时代教育》2008年第6期卷首语。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