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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亦之: 20-20=0 ——“通史彩图版风波”算术二人谈
作者:马亦之 责编:

来源:  发布时间:2007-08-29  点击量: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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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 ——“通史彩图版风波”算术二人谈

马亦之   好心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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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好心的朋友”来访闲聊。打开电脑,对着《国学网》站上的帖子,一边喝茶,一边闲聊最近的《中国通史彩图版》风波。述录如下:

好心人朋友:《新京报》发了几大版报导这件事,题目比较吓人,处理的方式也比较特殊。 你怎么看?

马亦之:说白了,这不是学术批评,也不是学术批判,更不是学术讨论,而是以“学术批评”名义反“学术腐败”,最后以无聊收场。所以我给这篇谈话起了个题目,就叫20-20=0。就是说二十个质疑一个都不能落实。你说不叫无聊叫什么?你看,争论仅在很小范围进行。媒体很少刊登有关文章。网上的帖子和文章多一些。学术界更没什么动静。有哪个严肃的媒体和学术刊物登什么了吗?什么都没有。

好心的朋友:王曾瑜先生说是他“偶然”看到了《中国通史彩图版》随手翻了翻宋代部份,感到“太不像话。”于是写了文章,我觉得有点奇怪,你知道有什么来历吗?

马亦之:在网上看到署名陆豫的一篇文章:“从《中国通史彩图版》风波看媒体的社会责任”。他说此事始于6月份,《 历史学家茶座》最早发表王曾瑜先生批评《中国通史》彩图版”一文。“《学术批评网》随后转载此文。七月,《新京报》记者采写了关于《中国通史(彩图版)》追踪报道一文。”此后国内各家媒体和著名网站相继刊登批评和反批评文章。

好心的朋友:有人说王曾瑜先生的批评文章态度这么强硬,而且明显是以“反腐败”名义来的。是不是还有什么背景?

马亦之:那到说不上什么“背景”。从网上争论的文章看,王曾瑜先生遭到有力的反驳。而几乎没有对反批评者象样的答辩。由此可见,王曾瑜先生说的仅仅代表了他个人,是个偶然的事情。还有一个理由可以佐证。我坚信王曾瑜先生当时确实在“随手翻书”。因为他忽视了两个问题。第一,他没看前言部分和其他部分,以为那是本“大部头通史”。第二,他没注意到全书的体例,以及在传说部分已经有标记和说明。所以认定编者是把“传说”当成了历史,这是他的疏忽。

好心的朋友:是的,如果是有计划的所谓“学术批评”,不至于这么轻率,这么被动,反让人抓住辫子。

马亦之:但是,陆豫先生的文章还提出了个问题值得玩味。他说:王曾瑜先生的文章和“一份严肃历史刊物,一个著名学术批评网站,一份小报,偶然碰在一起发起‘反腐败’。而且这三家媒体都‘不约而同的’拒绝刊载反批评者的文章。因为《史学家茶座》的创办人和《学术批评网》的负责人,以及帮王曾瑜联系投稿的都是同一个人。”

好心的朋友:这不一定属实。即使属实,也不足为怪。如果批评或批判得有道理。任何媒体和个人都可以口诛笔伐,不在人多人少。媒体也可以有自己的立场,登不登不同意见的文章也都无可非议。

马亦之: 媒体只能有一个立场。特别是面对大众的媒体。它的立场应该是实事求是,舆论自由、透明、公允。学术刊物可以有学术角度和立场,登什么是自己的事儿。你新闻媒体,有舆论导向的作用。特别是“学术批评网”是个很有名的网络媒体,还是什么批评的“旗帜”。可你要不就别吭声儿,如果有很多不同意见,你只刊登批评者的文章,就会被指责为有“猫儿腻”。

好心的朋友:好在现在的网络很发达。谁登不登都无所谓。到处有链接、检索,谁都可以看得到不同意见。不是还有很多媒体和网站刊登各种文章了吗?

马亦之:我看不惯这种风气。明明不是学术批评,打着“反腐败”的名义抡棒子。结果反而惹一身臊。

好心的朋友:不管是什么批评,什么动机,要是批评得有道理,能服人,就能站得住。你怎么说都有理,关键还是道理。

马亦之:可王曾瑜先生等人的“批评”差得实在太远。我整理了双方质疑和答辩,用算术做一下减法,看看结果到底怎么样?

好心的朋友:把原文调出来给你。

第一,王曾瑜先生说《通史》把曹彬称为“儒将”“最为荒唐可笑”,”他认为“《宋史》中“未见有他喜读儒经的记录,“儒”字又从何而来?”

马亦之:这个“儒将”,是让王曾瑜先生最不能容忍的,他愤怒指责这个说法为“信口雌黄”,“闻所未闻的新发明”。这也关系到王曾瑜先生所说“硬伤”是否如实。无端先生举出宋代李心传《旧闻证误》『四库本』引《建隆遗事》确凿的记载:赵匡胤曾对曹彬说:“汝实儒将”。无端先生很厉害,他把王曾瑜反辩的路都堵死了。他说“即使文中叙述的情节与事实有出入。但李心传并没有否定宋太祖有此旨意,并没有怀疑宋太祖对曹彬‘汝实儒将’的评价。曹彬在宋人的心目中是一位‘儒将’,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今人称曹彬为‘儒将’又有何不可呢?”

好心的朋友:无端的两篇文章都很有力量。文字平和,也没情绪化的语言。只用史料说话,反驳很有力。

马亦之:只要他看的《旧闻证误》不是光盘刻录盗版伪本,这个结论到哪儿也翻不了案。

 好心的朋友:你说话太损。

第二,王曾瑜先生批评《通史彩图版》“宋代开始恩荫制度”一说, “宋代开始恩荫制度”作为《通史》“最荒唐可笑”的“硬伤”之一,作为论证《通史》是“学术垃圾”的重要根据。他认为“恩荫开始于汉代”。

马亦之: 吴大兵,无端等人反驳说:《中国历史大辞典》对“恩荫”下了定义:“此制始于宋初,是门荫制的扩充。”这和《通史》的叙述一致。而王曾瑜先生恰恰还是《中国历史大词典》宋史编委首席专家。王曾瑜先生后来申辩《中国历史大辞典》也错了,说自己没审过那一稿。无端先生等人指责王曾瑜先生“把原来讨论的‘恩荫制’何时开始的问题,转换成‘荫补制’何时开始的问题,并且不作论证就把‘荫补制’和‘恩荫制’完全等同起来。属于偷换概念。”

好心人朋友:我注意到,这也是双方辩论唯一的回合。王曾瑜先生是宋史专家,以考证史料见长。在讨论中即使有时把握不准也很正常。可哪个专家能说把资料都看到了呢?

马亦之:问题在于王曾瑜先生过于自信,过于武断,把话说得太绝,就没有了转圜的余地。最后被人奚落为“空头编委”,“偷换概念”。

好心人朋友:第三,王曾瑜指责《通史》关于“岳母刺字”的叙述“全不见于宋代史籍”。

马亦之:怎么能说全不见于史籍呢?《宋史·何铸传》记有岳飞被诬受审,“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 研究“岳母刺字”的讨论也早有了。我还特别查了一下,《通史彩图版》在书中是这么说的,“据说有一天,,,,,,岳飞刺字和岳飞抗金兵的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很清楚,人家本来就没当“信史”来说。又注明了这是民间流传的故事,已经算够谨慎的了,怎么能说这是“以讹传讹”呢?

好心人朋友:第四,王曾瑜先生指责《通史》中的梁红玉“史无其人”。韩世忠妻梁氏史书无名,红玉系后人杜撰。这没说错吧?

马亦之:王曾瑜先生的翻书的马虎正在于此。人家书中明明大字标记着“梁红玉的传说”,他又没看见。再说,即使较真儿,你说梁氏“史书无名”。邓广铭先生“早已考证”就能算是定论吗?我问一句?谁考出《宋史》里说的“梁氏”真名是什么了?邓先生的结论也未必一定正确,历史上经“考证”定论,后又被推翻的例子太多了。汤用彤先生以前讲过一段话:“说‘有’易,说‘无’难,这是我们做实证研究要注意的一点。我们找到一点材料,可以说‘有’,但说‘无’就要慎重,你没有看到,就不能说没有。” 对于史实面貌不清的问题一般只可存疑,不要轻易确定。更不可随意说前人就是错了。你就是对的。

好心人朋友:类似的人名问题还有几个。

第五,网上有篇文章,也提出了一个名字的质疑。湘君先生说曾经有人考出,王昭君的名字不对,“嫱”与“昭君”不是王昭君的名和字,《通史》错了。

马亦之:王昭君,王嫱,《汉书·南匈奴传》有确凿记载:“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 《汉书·元帝纪》又载:“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     

宋代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推测王嫱名字错了。可那是本野史笔记,不是正史,且又是孤证,不足为据。你要否定她的名字,可以。第一,你起码要先把“嫱”字考证清楚。有些人的考据实在不敢恭维。说《汉书·元帝纪》书有王樯,“樯”做“桅杆”解,通“嫱”字。王嫱可能是从四川漂橹坐船来的。可《汉书·匈奴传》曾记载为王牆,“牆”是“砖,垒壁”的意思。“牆”也通“嫱”,那是不是该说王昭君是“翻墙”来的呢?牵强附会,如此考据,让人啼笑皆非。

其次,你要推翻王昭君,就该把她的真名考出来才算可靠。不能提出确凿姓名,弄出个以无名取代有名,说不通。人家几部“正史”都叫她“王嫱”,“王昭君”没人说她叫“王氏”。王昭君名字在历史上或许会有记载错误,但在更多的地下文物发掘和可信史料发现之前。就不能说有错。

好心的朋友:作为学术研究,把疑问提出来,就是贡献。但最好不要轻易否定习惯说法。   

第六,王曾瑜先生说“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还有其旁的画,无疑是依据《三国演义》的。《三国志》《华佗传》均不载此事,《三国志·关羽传》确有他“刮骨去毒”的记载,但并无医生姓名。《三国演义》将两事捏合,固然是小说家的巧妙,却非历史。”

马亦之:王先生大部分批评都是这个类型的。该书采用部分传说,书中已经做了标记。你可以批评编者不该在书中引用传说,但不能自己没看清,就说别人把传说当成历史。   

“刮骨疗毒”见于陈寿《三国志·关羽传》。《三国志》,《后汉书》都有华佗传。说他的医术高明,“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

好心的朋友:关羽,华佗都是同时代的人,《三国志》又有“麻醉”和“刮骨”的相关记载。过去的一些研究者就认为“刮骨疗毒”未必是杜撰。

马亦之: 华佗有这个时间和资格,或许还是真事。 退一步说,你否定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意义呢?这件事传了好几百年,就“误人子弟”了?

好心人朋友:第七,王曾瑜先生批评该书“竟全抄《说岳全传》的虚构故事,《说岳》称完颜兀术为‘金兀术’,须知历史上的金朝都元帅兀术从来也不姓金。”

马亦之:  “金兀术” 是指金国完颜宗弼,即金国兀术, 非谓其姓金,后成习惯称谓,史称“金乌珠”,“金兀术”。王曾瑜先生错以为这个称呼始于《说岳全传》。其实宋人,元人,明人,清人典籍中早已有此称呼,并非仅小说家言,南宋徐大绰《烬余录》,元代武当山《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碑》,明代《智囊全集》,清代《清史稿.列传》的记载,还有清初李玉的文学作品《精忠谱》,都早于乾隆时期成书的《说岳全传》。既然金兀术不是小说家的发明,已经被人家说了几百年了,《通史》为什么不能这么说?

好心的朋友:说得有道理,如唐三藏,只是说唐朝之三藏, 非谓其姓唐。“金兀术”,“唐三藏”之名俚俗皆知,不会引起任何歧义,更不会由此误导大众。

马亦之:历史上的传说来源十分复杂,有的是凭空杜撰,有的是真实史料经过历代口传存续下来的。对于那些有史料依据的传说,其更多的来历可能还只是个未解之谜,有待于发掘和考证。

好心的朋友:不过王曾瑜先生以学者的职业身份强调以“正史”为根本,否定“刮骨疗毒”至少是不错的。

马亦之:说句不好听的话,“正史”也不一定完全可靠。拿这个华佗来说。陈寅恪就曾经说“是当时印度神话在中国民间传播,以致最后被陈寿等拿到了中国的历史之中。无论如何神异,华佗是个神话。这是个靠不住的故事。”作为学术一家之言,他的研究有一定价值。可是他能推翻华佗这个人吗?还是不够的。因为明明《三国志》有记载。

好心人朋友:同样,靠一个考证,一篇文章就否定悠久的、具有一定史料依据的历史传说,就把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传说或定论斥之为“以讹传讹”,显然不妥当。

马亦之:历史记载中的有些人物和事件经过历代沿革,广泛传播,已经形成特定和凝固的称谓,即所谓约定俗成,一般不能轻易更改。象王昭君这样的历史人物已经被赋予一定审美艺术内涵,具有传统民族文化的意义。就算是有人考出了真名,恐怕也很难改变它。还有梁红玉,金兀术等等。你说完颜宗弼,谁知道?谁承认?你说金兀术,谁都知道,不管你考出来什么名字,约定俗成了的,经历数百年历史传统的称谓不可能会改变。

好心人朋友:按照你说的,哪怕是很专业的学者,即使在你研究的领域,也最好不要轻易说“后人杜撰”四字。“金兀术”在很多典籍可以查到,王曾瑜先生却只知道《说岳》,被你抓了小辫子。所以尽管《说岳全传》《杨家将》都是小说,但未必完全是“杜撰”出来的。它最早源于元代、明代各种话本,其中很多内容来源于当时的典籍和宋元时期的口碑资料,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至少它的材料和背景很接近南宋,距今也有八九百年了。

下面还有几个问题。

第八,王曾瑜先生批评该书记载了“杨宗保与穆桂英喜结良缘,破天门阵,作为信史,介绍给读者。”

马亦之:我看书中明显标着黄色框,题目为“杨家将的故事”,就别说它了吧。

好心人朋友:第九,大闹朱仙镇,该书明明白白标了“这是《说岳全传》中的一则故事,”这也不必说了。   

第十,王曾瑜先生说此书画了不少人物画,但作画者显然没有各个时代的服装、兵器之类颇有不同的史学常识,不管哪个时代,多半竟是明朝服饰。

马亦之:这个质疑没举证,等于没说。

好心的朋友:我发现王曾瑜先生的质疑都是有关“传说”的,该怎么看待《通史》用了传说呢?

马亦之:所谓“正史”和“传说”都是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相对而言,“正史”比较可靠,“传说”还不是确凿的史实。王曾瑜先生喜欢说“见不见于宋史”,他对“传说”嗤之以鼻,大致反映着有些学者对历史传说的轻视。现在有很多人开始重视传说,口碑,口述史的研究和发掘。其实正史和传说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复杂的。

历史上最早的“正史”是从口碑传说来的。《五帝本记》一个都没谱儿。后人就当成“信史”了。夏商周没有那么多文字记载,现有的记载还不是从传说来的?可经过古史研究者的梳理,以及龙山文化等考古发掘资料。没谱的就变成了有谱。即使到了有文字记载的时代。所谓的“正史”中,也还有很多传说夹杂其中。《史记》里关于“鸿门宴”的描写不是司马迁听来的,就是他编的。一部二十四史浩浩荡荡,里面有天文、舆服、百官、五行、祭礼、礼仪、逸民、烈女、方术、文苑、独行、儒林、酷吏等志、传分类。你说哪个门类里会没有传说的成分?

好心人朋友:历史上一些传说中的人物不一定都是虚构的。有的学者对此十分重视。如陈寅恪以诗证史,将佛经典籍、变文故事与民俗小说相互参照,发掘敦煌佚文,考辩史实。姚际恒《诗经通论》中说“孟姜”一名为美女通名,人们一直把她当作传说。直到顾颉刚做了考证孟姜女的文章。通过对“传说”的研究,恢复了很多历史面貌,贡献很大。

马亦之:顾颉刚先生是“疑古派”著名领军人物,可他从不以轻慢的态度看待“传说”。他认为“中国的传说从来不曾经过整理,满地都是很有趣味的材料。颇想打出这一条路,使民间的传说能够得到它们的相当的地位”。还说“从前人治学,只懂得看史实,我们现在治学,要在看史实之外更懂得看传说。”象梁红玉这样的传说,正史上有出处,也没人拿得出她的真名来,当然不能算子虚乌有。

好心的朋友:王曾瑜先生的质疑还有一类,即指责该书没采用一些新的考证成果。

第十,邓广铭先生、张正烺先生、王曾瑜先生都说岳飞“书写的出师表、还我河山之类,属后人伪托。”《通史》不该应用这些内容。

马亦之:岳飞的这两幅字至少也流传了九百年,还有那篇脍炙人口的“满江红”,都曾被人指为“伪托之作”。我也认为完全有可能是后人伪托。这个问题在争论中没人涉及。

学术界的考伪辨析不新鲜。二、三十年代有个“疑古派”。他们以怀疑和批评的眼光把古代经典翻了个遍,涉及的范围就大了。在他们看来,先秦诸子没一部书是可靠的。《孟子》是假的,“孔子曰”基本是假的,《墨子》《荀子》夹杂伪造,《庄子》十之八九是假的。号称“其书五车”的慧施,也只有一百多字是真的。胡适说:“恐怕现存的古代史料,还没有十分之一二呢。”

好心的朋友:“疑古之风”自宋代开始,后来的“疑古派” 对古代传世书籍全面进行清理,在整理古籍、辩明真伪等多方面有很大贡献,破除了对古代文献不可怀疑的迷信。疑古派学者敢于向传统典籍发起质疑,他们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成果值得尊敬。

马亦之:“疑古派”和当代学者的“疑古”有很大不同。我认为当代有些学者是“颠覆派”。

好心的朋友:“颠覆派”是指什么?是说王曾瑜先生吗?

马亦之:没错,王曾瑜先生比较典型。应该说,我对大部分学者所作的疑古考辩是尊敬的。但对有些“颠覆派”的考辩很不以为然。

“颠覆派”有几个特点:第一,他们的考辩针对大多为枝节细末,和“疑古派”大规模清理古代典籍不能相比;第二,他们专捡著名的、敏感的、影响力大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做考辩文章,力求引起轰动;第三,他们常常以推理代替考证,推理的功夫比考证的功夫多;第四,胆子比“疑古派”还大,他们做了某种论证,就推论原有的说法为错误,要求别人全盘接受。

好心人朋友:是啊,现在好像什么都可以颠覆了。有人给秦桧平反了,岳飞的“民族英雄”不能说了。还有很多宋史学者强烈要求把杭州岳飞庙的坐像拆了重修。照着宋代“中兴四名将”那幅很难看的岳飞像做。结果老百姓不干,给否了。

马亦之:说个例子,王曾瑜先生十分肯定地说那幅“还我河山”属“伪托”之作。过去徐森玉先生很早就提出过。他根据宋拓凤墅帖残帙岳飞笔迹为苏东坡体,认为现存“还我河山”墨迹不可靠。后来张政烺先生提出两个证据:第一,“还我河山”四字始见于清末明初,最早的拓本是1919年的,所以不可靠;第二,他说“我曾见过古今来著录石刻文字的书无数,与碑帖铺打交道已五十年,所见拓本成千上万,内中曾见伪造的岳飞书《前后出师表》的各地刻本。但是没有岳飞‘还我河山’四字的拓本。”

好心人朋友:我毫不怀疑两位学者的学问和经验,但听起来这事儿有点奇怪。第一,为什么1919年出来就不可靠?那1976年才发现秦代汉简,总不能说此前就没有这个汉简吧?第二,说没见过,只是个推理,不能让人完全信服。张先生用自己的眼光和经验做推理。没有举实证。

马亦之:有实据。张先生说:“还我河山”“从书法观查乃摹仿伪造的岳飞书《前后出师表》,其签名及名下‘岳飞私印’皆与《出师表》相似,作伪者乃参考《出师表》进行伪造,盖无可疑。”

好心人朋友: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先不说“相似”的观点能不能成立,如果《出师表》是假的,那“还我河山”就是假的。如果《出师表》是真的,那《还我河山》就是真的。

马亦之:可以这么理解。 后来王曾瑜先生提出五个论据,进一步论证《出师表》伪托说:

一、《出师表》书写于绍兴八年八月,“从时间上看,八月十五前,岳飞显然并无自鄂州北上邓州南阳县之可能”。( 注一)   。

二、王先生说岳飞青少年时“未结翰墨缘”(注二),意思是说岳飞不可能有那么好的书法。

三、岳飞书《出师表》石刻出“在明代后期”,此前书中无记载。   

四、说岳飞书出师表与邓广铭《岳飞传》中岳飞两书简“笔迹”之不同,包括“飞”字署名之不同。   

五、说岳飞的儿子岳珂编的《金陀粹编》没有收集《出师表》。

好心人朋友:  这几个证据能让人信服吗?

马亦之:基本上还是推理。所以有人提出反驳:

一、  八月中旬,岳飞完全有可能到过南阳。岳飞一直迟迟不肯“赴行在奏事”。完全有可能在奏明十二日起程之后,延误行期。“因巡检军务,他路过南阳,雨大阻行,便借宿武侯祠。”

二、  岳飞“无翰墨缘”,那是小看了岳飞。文天祥在岳飞手书《吊古战场》文的拜跋中写道:“岳先生我宋之吕尚也……笔法若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尤足见干城之选,而兼文学之长,当吾世谁能及之,即后世亦谁能及之。”这该怎么讲?

三、  岳飞书《出师表》石刻于明末,但不能因石刻晚、书无录而断定岳飞书《出师表》系“伪品”。

好心人朋友:不错,以前孙武的事迹未见于《左传》,人们就怀疑孙武其人的存在。直到出土简牍本《孙子兵法》,这个公案才得以澄清。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马亦之:四、说岳飞只会写“苏体”也太草率了。有书法功底的人可能擅写多种字体。草也不只是一种草法。署名,也不是一种写法。何况军中“书简”还有可能为幕僚代笔。

五、说岳珂所编《金陀粹编》已经搜集了岳飞所有遗文,如再有岳飞的遗文面世,就是“伪品”,也是一个推理,而且不符合事实。岳飞的《满江红》、《登黄鹤楼》、《送陈协》等诗词,岳珂当时就都没见到过,所以都没被《金陀粹编》收录。

好心人朋友:这么一说,好像这些证据都不够充分。说《出师表》伪托,好像也没有可以一锤定音的铁证。不过这些持“伪托说“的学者在考证方面确实提出很多疑点,论证推理也有一定依据,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马亦之: 他们的考证完全可能是对的。问题在于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材料。所以“伪托说”只能作为一种学术意见,不能完全排除出自岳飞手书的可能性。邓、张二位老先生到没有要求你们今后都按照我的考证写书。可王曾瑜先生不是,一口说人家“以讹传讹”。这就过分了。

好心人朋友:这件事今后可能会在文物考古和新史料发掘方面取得进展,还可以到公安部笔迹鉴定部门试试,那样的证据或许更有说服力。

马亦之: 问题还不在于此。你注意到没有,王曾瑜先生等人的批评集中在一些著名的人物事件和传说上。在他们看来,杨家将故事、刮骨疗毒传说、岳飞的题字,还有王昭君,不是“荒诞不经”,就是“伪托”,写到《通史》,就是“学术垃圾”。他们拉着一副学者面孔,以不屑一顾的样子说东道西。专门喜欢对那些美好的、具有影响力、流传广泛的历史传说(有的完全是史实)下考证推翻的功夫。好像这才能显示学者的存在。怪不得现在的文学,戏剧工作者都躲着这种历史学家,离他们远远的,而且也对他们不屑一顾。

好心人朋友:岳飞、梁红玉、刮骨疗毒、王昭君、还我河山等历史故事和传说经过几百年的延续留存,已经融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征的一部分,象征着对外抵御入侵的民族精神,代表了勇敢、正义、善良、美好等民族文化内涵,不再单纯是简单的一个历史元素和符号。现在的人很难想象,这些历史典故、传说和戏剧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曾经在抗日战争时期鼓舞了多少中国人投入抗战。

马亦之:现在的历史学家们应该手下留情,对这部分文化遗产多一点敬重和爱护,少一点非议和否定。你看被王曾瑜视为“垃圾”的都是什么?这些“垃圾”有害?会毒害青少年?我们小时候难道不是读着这些故事和传说过来的吗?我们误入歧途了?

王国维先生在谈到考据时说过一句话:“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我想送给王曾瑜先生比较合适。

好心人朋友:还有一些问题。

第十一,王曾瑜指责《通史》“采用京剧须生岳飞画像”和‘中兴四名将’图自相矛盾”。

马亦之:那不是京剧须生,是杭州岳王庙里的岳飞泥塑绘像。《通史》中这么处理,没什么可指责的。

好心的朋友:第十二,王曾瑜先生用了一些篇幅指责《通史》张飞画像上的矛错了。有人答辩说:“不要说至今无人考证出张飞究竟用的是什么矛。指责此矛非彼矛,这个批评本身就琐碎无聊。”

马亦之:继王曾瑜先生之后,还有两篇批评《通史彩图版》的文章值得一提。金生叹先生和湘君先生著文批评《通史》。这两篇文章比王曾瑜先生还要胆大,邪虎,我看纯属“趁火打劫”。

好心人朋友:第十三,金生叹先生批评《通史》“无纲无目,无章无节”。

马亦之:金生叹先生推崇的《通史》就是几十年以来让人讨厌透了的通史教科书模式。“通史”是相对“专门史”而言的说法。谁规定过“通史”要有一定格式?历代史家采用纪传、编年、本末、章回等不同体例,向无成法,不拘于一格。《通史彩图版》以编年为纲、以历朝为章、著文述史、以图证史,这不是体例体裁吗?彩图版本身也是一种体裁。古代不可能做到,但有了绘画资料和历史照片,现在就做得到。彩图版《通史》之后,国内出现了吴泽、冯国超、超凡、李杰、钟雷等人主编的“通史”普及读物。至少有七种,无一例外都采用彩图版,都叫《中国通史》。最大的一部《话说中国》洋洋千万言,也是彩图版。你说这是偶然吗?这几部书的发行量到了百万册以上,以前的旧《通史》做得吗?我看彩图版已经成为了一种体例。

好心人朋友:第十四,金生叹先生指责《通史》插图甚多,均未注明来源。有版权嫌疑。

马亦之:《通史》是部通俗历史读物,不是学术著作。3000余幅图片,都要注明来历毫无必要。至于版权,那是另外的问题。人家版权单位没着急,你急什么?再说这个版权是谁的?是故宫的版权?故宫是什么单位?它有版权吗?它的版权是哪儿来的?它好意思和别人要版权吗?

好心的朋友:第十五,金生叹批评《通史》没有采用《舆地图》、《南都繁会图卷》等图。

马亦之:我看过,《通史》在历朝首页,已配有统一绘制的全国行政区域图,编者有不同的取舍,更有名气的清代“皇舆全览图”也没收录。该书有统一格式采纳标准,没有赘附其他地图,算不上错误。

好心人朋友:第十六,明代宦官专权始于英宗还是万历以后;第十七,明人“服饰剧变”发生在万历还是弘治年间。

马亦之:本来是常识问题。可金生叹先生或许有新的研究心得。他也要把自己的新观点强加给别人。非说别人错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他什么。见于《明史》记载的万历朝宦官只有郑和等二人,后来都派到了海外,哪儿来的宦官专政?他用一条史料来论证服饰变化的时期,你说能站得住脚吗?

好心人朋友:第十八,《通史》说《四库全书》“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规模空前的一项盛举,”金生叹先生指斥编者对乾隆“禁书毁书”“视而不见”。

马亦之:首先,据我所知,乾隆时期的禁书毁书没到鲁迅夸张那么严重的地步。禁毁的三千余种里存世有一千八百种。《四库全书》底本及部分禁书一直保存在故宫武英殿翰林院,后被毁于大火。其次,譬如秦始皇统一中国、修筑长城,哪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不能历数其利弊。史家见仁见智,未必一定要说得面面俱到。

好心人朋友: 第十九,湘君说“西晋非始于公元二六五,”他说按照阴阳历换算,该是公元二六六年。这算硬伤吗?

马亦之:历史年表有统一编制的规范和要求。中国历史年表有几十种至多,你去查查,看有哪家的年表是这么编的?

好心人朋友:第二十,湘君先生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无出典?”

马亦之: 没出典?没出典怎么会被念叨了几百年?这些问题不值得讨论。

好心人朋友:综上所述:王曾瑜先生等人提出的二十个质疑全被你否认。20-20=0,你太过分了吧?

马亦之:不是我和王曾瑜先生过不去,是王曾瑜先生非要和自己过不去。你批评得让人没话说,这叫“硬伤”。也好让大家服气。可你批评得太离谱,就是和自己过不去了。

好心人朋友:金生叹先生列举的错误分三类。一类自己没有把握好史料,批评错了;第二类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做为学术标准,强指别人不采纳,斥为“错误百出的学术垃圾”;第三类是把别人明确标注引用的“传说” 写进了“通史”。

马亦之:我只说一句话,《史记》把“三皇五帝”那么玄乎的“传说”当“信史”写就可以,《通史》把“传说 ”当成 “传说”来写都不行?哪能这么霸道呢?

好心人朋友:王曾瑜先生等人提出的“硬伤”居然一个都不能板上钉钉,确实很让人吃惊。

马亦之:说句实话,不用仔细看,《通史彩图版》不可能有严重“硬伤”。因为这是本历史普及读物,它不是学术著作,采用的都是学术界定型的结论。所有史实都有来历,怎么会错呢?

好心人朋友:这场争论有什么意义?还会争论下去嘛?

马亦之: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再争论,就回到学术问题了。不能给《通史》扣上“垃圾”的帽子,王曾瑜先生没那个兴趣,争论什么也都没意义。他要是和某人过不去,或许会再点把火。关于这场争论的教训和意义,很难几句话说清楚。下次再聊吧。

好心人朋友:很多人写文章批评王曾瑜先生,说得也算够多了,你还要整理出来说一遍,是不是有点不依不饶啊?

马亦之:呵呵,得理不饶人。看对谁了,对君子,这叫不够雅量,和王曾瑜先生不用那么客气,这叫畅所欲言。 

注一:   ?出师表?“跋”文中,岳飞讲“绍兴八年八月望前”书写的,但岳飞给宋廷的奏请中讲:“臣已择今月十二日起发,于江、池州行在奏事。”王先生认定“当年八月十五日前,岳飞已奉命离开鄂州”,?出师表?“应为后人伪托无疑”。

注二:   邓广铭先生所著?岳飞传?中的评白:“岳飞青少年期内未结翰墨因缘,其军营所发书简必多由幕僚代笔,也许这书简中的三处签名是岳飞亲笔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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