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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地理想象——基于清末地理教科书的分析
作者:郭忠华 陈奕锟 责编:

来源:学术月刊. 2021,53(09)  发布时间:2022-04-14  点击量: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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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地理想象”(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即对世界或某一地域的自然环境及人文要素的观念认知。这一概念最早为美国地理学者约翰·赖特(John K. Wright)提出,意指一种思想过程:人们对位置、环境、资源等地理现象展开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对自然、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理解与思考。①有学者认为,中国地理想象的变化与政治思想史的两次大变革密切相关:一次发生在春秋战国时代,本土地理视域由于思想界的“百家争鸣”以及交通、贸易的早期发展而不断拓展,催生出以“天下”和帝国观念为主导的朝贡体系;另一次发生在清末,伴随着“西学东渐”和列强入侵,由西方传入的现代地理学知识推动了从

“天下”到“万国”的观念转型。  ②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

①John K. Wright, “Terrae Incognitae: The Place of the Imagination in Geography,”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 Vol. 37, No. 1,1947, pp. 1-15; David Lowenthal, “ Geography, Experience, and Imagination: Towards a Geographical Epistemology,”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61, Vol. 51, No. 3, pp. 241-260; Denis E. Cosgrove, “John Ruskin and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Geographical Review ,Vol. 69, No. 1, 1979, pp. 43-62.

②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 1815 至 1911 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134−136、158−159 页。

梁廷楠的《海国四说》、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等一批世界地理作品成为当时社会重新认识世界的一个突破口。此后,由于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接连失败,知识精英更加全面而系统地吸收近代西方地理学知识,译自欧洲、日本或由国人自行编撰的新式地图、学术论著和地理教科书开始得到大规模出版和传播,促进了现代地理知识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广泛普及,现代地理学在“庚子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中得以初步成型。在普及现代地理知识的过程中,地理想象的变化为中国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想资源,国人的国家观和世界观发生了明显的转变。①

对于近代中国的地理想象及政治意涵,当前研究主要存在以下进路:第一,从总体上分析现代地理学从欧洲、日本引入中国的历程。如陈丹阳从思想家论述、乡土观念、文化符号、地理教育等方面综合讨论近代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并表明其与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之间的内在关联。②第二,对特定类型的地理文本的分析。如黄东兰、何思源对清末和民国地理教科书的研究,解释建制化的地理知识对国耻观念、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的塑造作用。③此外,邓津华(Emma Jinhua Teng)有关清代台湾旅行书写的研究、沈松桥有关 20 世纪 30 年代西北旅行书写的研究,呈现了游记文本如何通过对边疆地区的形象塑造来宣扬国族统一的观念。④第三,对地图编绘的分析。例如,王海洲对于民国和新中国地图的研究、李鹏对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研究均表明,地图作为一种文化工具,其能够在疆域意识和国族认同的建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⑤第四,对特定地理景观(geographical landscape)的分析。例如,曹瑞冬以近代“灯塔”景观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何以从西方殖民主义的霸权符号转变为中国领土、主权、革命的政治标识。⑥实际上,这些研究大多承接了美国地理学家大卫·胡森(David Hoosen)在《地理与国家认同》(Geography and National Identity)一书中所提出的思路,基于对 19−20 世纪的英国、法国、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或地区的研究,该书开创性地探讨了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如何将地理知识、观念、话语转变为强化民族主义和政治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资源。⑦总体而言,地理想象展现了人类与自然世界、人文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意义生产和社会建构之结果,其在形成过程中受历史记忆、社会认同、文化规范、政治权力、知识理念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并且反作用于世界、国家、地方等不同维度上的空间再生产。⑧

但上述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其对近代中国地理想象的政治意义的分析大多局限于民族主义或国家认同方面,很少将其置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语境中加以思考。作为现代社会普遍认可的一种政治秩序形式,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涉及一系列重要的因素。例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明确的领土边界、对暴力工具的垄断、理性化的官僚体系视为现代国家的核心要素;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则在韦伯解释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强调平等的主权关系、强力的行政监控、统一的民族观念、平

①潘光哲:《中国近代“转型时代”的“地理想象”(1895−1925)》,王汎森编:《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第 463−504 页。

②陈丹阳:《地理学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论文,2013 年。关于近代中国地理学史的研究,可参阅江小群、胡欣:《中国地理学史》,北京:文津出版社,  1995 年;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 1815 至 1911 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③黄东兰:《领土·疆域·国耻−清末民国地理教科书的空间表象》,黄东兰主编:《身体·心性·权力》,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77−107 页;何思源:《地理书写与国家认同:清末地理教科书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安徽史学》2016 年第 2 期,第 63−70 页。

④Emma Jinhua Teng, Taiwan’ 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沈松侨:《江山如此多娇−1930 年代的西北旅行书写与国族想象》,《台大历史学报》(台北)2006 年第 37 期,第 145−216 页。

⑤王海洲:《从秋海棠叶到雄鸡:现代中国地图的象征化与国家认同构建的嬗变》,《江苏社会科学》2016 年第 6 期,第 146−155 页;李鹏:《清末民国中国历史地图编绘与民族国家建构》,《史林》  2018 年第 1 期,第 108−122 页。

⑥曹瑞冬:《灯塔的景观叙事与中国的地理想象(1856−1936)》,《中外文化与文论》2018 年第 2 期,第 60−78 页。

⑦David Hoosen (ed.), Geography and National Identity,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4。国外学界对类似问题的研究,可参阅 Firoozeh KashaniSabet, “Picturing the Homeland: Geograph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century Iran,”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1998, Vol. 24 No. 4 pp. 413-430; Charles W. J. Withers, Geography, Scien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Scotland since 152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胡安·诺格:《民族主义与领土》,徐鹤林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年。

⑧林耿、潘恺峰:《地理想象:主客之镜像与建构》,《地理科学》2015 年第 2 期,第 137−143 页。

⑨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I),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1968, pp. 54-56.

等的公民身份也是现代国家的关键特征。①概言之,现代国家建构是一个延展性极高的范畴:领土边界的清晰化、平等主权的获得、官僚体系的建设、代议制度的创建、民族主义的兴起、公民身份的形成、综合国力的发展等均是其重要面向。②其中,“国家空间秩序”③的塑造也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关键环节,主要体现为一个领土边界的形塑和地缘秩序重构的过程。一方面,国家建构的推进意味着国家不再是一种“有疆无界”的状态,其通过权力的辐射与渗透而对特定的地域空间实现排他性地占据与管理。另一方面,国家建构的展开往往伴随着与周边或全球范围的地缘关系的变化,从而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或多或少造成影响。④因此,现代国家建构语境下的地理想象主要是有关国家空间秩序的观念认知,主要围绕国家的地理方位、疆域形态、地缘环境等内容而展开。地理想象的变化则推动着国家观念和国家形态的整体转换。正如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所强调的,现代国家的缔造意味着新的空间秩序观念的产生,这些观念使得现代民族国家与部落、城邦、帝国、封建王国、城市共和国等传统国家形式区别开来。⑤

关于中国从传统天下体系向地域型民族国家转变的历史进程,现有研究亦有充栋之富。比如,在思想史研究领域,邢义田聚焦于“王权”思想的衰落与“民主”“共和”等现代政治观念的兴起,对这一进程进行了有深度的分析。⑥王柯、许纪霖从“民族”问题出发,探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逐步取代“华夷”“天下”观念的过程,从而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奠定了文化基础。⑦除民族主义观念外,金观涛、刘青峰进一步探讨了近代外交、国际法实践中的新“国际关系”理念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影响。⑧除此之外,部分学者还从“地域”角度入手,讨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疆域变迁和边疆建设的认知。⑨但总体而言,与前述进路一样,这一角度的研究大多只是将地理观念视作王权、民族、国际关系的次要线索,既缺乏对现代地理观念形成与变化的细致探讨,更遑论将其独立地与现代国家建构联系在一起。

鉴于当前的研究现状,本文尝试以清末地理教科书作为研究素材,从“地理想象”角度探讨当时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的想象。在时间范围上,本文将截取 1898−1911 年这一历史“片段”(snapshot)。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段,原因在于其所具有的承前启后意义。从承前的一面来看,1898 年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年,加上中国此前战败于日本并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自此,过去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人所宣扬的世界地理观念真正得到知识精英阶层的重视。与此同时,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也以日本为中介,开始大规模地引进和传播西方地理学知识,试图全面重塑社会大众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从启后的一面来看,1911 年是清王朝终结和民国建立的转折点,此后国人的地理想象由于军阀割据、外蒙古独立和世界大战等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在研究素材上,本文以清末新式地理教科书作为主要材料。之所以以地理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在于教科书所具有的思想改造和集体规训功能。⑩尤其在清末新政时期,新式地理教科书伴随着“壬寅−

①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第 140−147。

②克里斯多夫·皮尔逊:《论现代国家》,刘国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2−13 页。

③“空间秩序”指的是地理/空间的因素与政治/权力因素互动而形成的稳定化关系和状态。关于这一概念的定义、内涵,详见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二版),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21−42 页;Paul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Books. 1984, pp. 239-256.

④Martin Jones, Rhys Jones, Michael Woods,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Space, Place an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Press. 2004, pp. 19-80.

⑤卡尔·施密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林国基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73 页。

⑥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

⑦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王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

⑧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年,第 226−251 页。

⑨王鹏辉:《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以九边处处蹄痕的吴禄贞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 年;李大龙:《从“天下”到 “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年;易锐:《从“版图”到“领土”:晚清疆土观念的演变》,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19 年。

⑩M. 阿普尔、L. 克里斯蒂安-史密斯编:《教科书政治学》,侯定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2 页。

癸卯学制”的推行而大规模出版,在新学制的规范下,地理教育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目标是通过普及天文(如地球的运动、形状)、地文/自然(如各国的气候、地形)、人文(如各国的疆域、国体、人种、风俗、资源、交通)等不同类型的地理知识,呈现出中国的“疆域大略”及其面临的“民族竞争”和“形势利害”,以此强化民众的世界意识和国家观念。①因此,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地理教科书成为政府、知识分子、出版机构等宣扬自身观念的重要工具。②它们传递的知识经过特别的筛选和组织,蕴含着深刻的政治理念、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③因此,通过分析地理教科书的内容,能够呈现出晚清主流知识分子如何从地理的角度来思考当时世界秩序和国家发展的问题。

在材料筛选方面,根据《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收录书目的统计,如今存世的清末地理教科书和其他教辅参考材料约有 110 本,涵盖小学(蒙学)、中学、师范专科和大学等不同阶段或类型的教育。④ 由于教科书数量众多,本文主要选择当时国内著名知识分子所编写的教材。所选编者包括陈独秀、刘师培等中外闻名的思想家,以及邹代钧、张相文、屠寄、谢洪赉等近代中国地理学或地理教育领域的开创者。这些作者所编写的地理教材大多是传播较广和影响较大的高质量作品,其中不乏地理教育史上的开创性作品(如张相文的《本国中等地理教科书》、陈独秀的《小学万国地理新编》),部分则是再版多次的知名系列教材(如张相文的《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属于文明书局的“蒙学教科书”系列,谢洪赉的《最新中学教科书:瀛寰全志》《最新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属于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系列)。以这些作品作为分析素材从而具有典型意义。

二、 地理环境:“文−野”界分之新标准

在古代中国,“天下”观念支配着人们关于世界和国家的地理想象。它不仅涵盖了对世界地理空间的基本认知,并且引申出对世界地缘秩序的主流理解。早在先秦时期,以《山海经》《尚书·禹贡》《尔雅 ·释地》为经典的古代舆地学作品无不诠释着“中国即天下,天下即中国”的观念,这种观念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而经历了复杂变化,但其核心内涵依然相对稳定。⑤想象中的“天下”是一个同心圆式的世界体系,具有以下三重特征:第一,“中国中心”的空间结构。在“天圆地方”的世界空间观下,中国处于地理意义上的世界中心,外围则是由“蛮”“夷”“戎”“狄”等异族建立的部落或国家,并由于距离不同而存在“远夷”“近夷”之分。第二,“华夷之辨”的等级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区分不在于语言、体质或种族差异,而是“文明”程度的高低。与中国有更多接触和交流的异族国家,文明程度更高,反之则越低。第三,动态变化的覆盖范围。天下体系不是停滞的,而是动态变化的。以 “天下共主”自居的中国,本身不是一个领土明确、边界清晰的地缘政治实体,而是一个疆域不断扩张和收缩的文化体系,其疆域范围则由儒家文化和王朝政治的吸纳能力所决定。与此同时,围绕中国这一文明

①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296、310、321 页。

②由于清末学制改革时间仓促且人力、财政资源有限,清政府虽然建立了教科书的审定制,甚至推出部分“国定本”教材,但其教育行政部门(即学部)无法对教科书的编者资质、内容质量进行有效审查,知识分子群体在编写、出版上拥有实质性的自主权。可参阅吴小鸥:

《教科书,本质特性何在?  −基于中国百年教科书的几点思考》,《课程·教材·教法》2012 年第 2 期,第 62−68 页;林培英:《谁在编写清末地理教科书?》,《中华读书报》2015 年 5 月 22 日。

③关于清末地理教科书的知识内容和政治意涵,学界已有丰富的研究。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地理教科书所反映的地理想象与晚清国家建构的关联。可参阅黄东兰:《领土·疆域·国耻−清末民国地理教科书的空间表象》,载黄东兰主编:《身体·心性·权力》,第 77−107 页;倪文君:《近代学科形成过程中的晚清地理教科书述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5 期,第 107−112 页;Mats Norvenius, Images of an Empire: Chinese Geography Textbooks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Stockholm University. 2012;韩子奇:《“开眼看世界”−论晚清地理教科书中的全球图像》,载张仲民、章可编:《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3−16 页;何思源:《地理书写与国家认同:清末地理教科书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安徽史学》2016 年第 2 期,第 63−70 页;郭双林:《从近代编译看西学东渐− 一项以地理教科书为中心的考察》,载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年,第 235−290 页。

④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年。

⑤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年,第 49−80 页。

中心,周边的异族国家可以通过“朝贡”“向化”等方式成为中华文化圈的成员。在天下观念的支配下,古代王朝对国家的关系处理兼具封闭和开放的双重色彩。①对于英国、俄国、日本等距离遥远或国力较强的国家,中国一般采取抵御和防范的态度,只维持相当有限的贸易关系,但对于朝鲜、越南、缅甸等距离接近或国力弱小的国家,中国则将其作为“属国”而纳入朝贡体系,并建立名义性或实质性的统治关系。

从 19 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中国社会对于世界秩序的认知发生了颠覆性改变。

1840 年以后,中国接连遭遇军事失利,被迫与英、法、俄等西方国家签署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陷入严峻的地缘政治危机。同时,原本作为中国朝贡体系成员的越南、缅甸等周边国家也因纷纷受到列强的侵略而沦为殖民地,中国的生存空间和势力范围不断被侵蚀。此后,甲午战争爆发,作为“天朝上国”的中国惨败于被认为是“蕞尔小国”的日本,彻底地改变了国人对国际局势和世界秩序的认识。出于救亡图存和振兴国家的目的,国内知识精英开始大量吸收西方地理学知识,并以之为依据重新划分“文明−野蛮”和想象一幅全新的世界秩序图景。

梁启超是这种世界观转变的代表。1899 年,在《文野三界之别》一文中,梁氏根据“泰西学者”的社会进化学说将人类分为“文明”“半开”和“蛮野”三个等级,并强调其与国家治乱之关联。“国之治乱,常与其文野之度相比例,而文野之分,恒以国中全部之人为定断。”②此后,他还意识到“国家竞争”与“国民竞争”相耦合的近代世界形势,强调“其民强者谓之强国,其民弱者谓之弱国;其民富者谓之富国,其民贫者谓之贫国”③,并深入探求国民文明程度差异化的成因。而为这种差异提供理论解释的,正是他所汲取的西方地理思想。④

流亡日本期间,梁氏以志贺重昂、浮田和民等人的史地著作为知识中介,系统摄取了孟德斯鸠、黑格尔、巴克尔等西方思想家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学说,并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将该学说应用于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模式的阐释。1902 年,他在《新民丛报》上接连发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中国地理大势论》《亚洲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文章,其核心观点大多来自孟德斯鸠等人的论著。在这些文章中,梁氏认为,气候、地形、自然景观等地理环境因素对各国的发展态势存在决定性影响,这是欧洲国家走向“文明”、亚洲国家处于“半开化”而非洲国家囿于“野蛮”的原因所在。例如,在有关地形问题的分析中,他提到,非洲国家多处于高原地区,其“适于畜牧,牧民逐水草而居,问其富则数畜以对,而非数地以对也,虽行族长政治,颇近似于国家。然舍血族之外,更无他道以相团结……终不能成巩固之国家,故文明无可言焉”。相对而言,文明国家更容易形成于平原和海滨地区,且后者在文明程度上略优于前者。中国、印度等亚洲大国是前者的代表:“始有农业,人皆土著,民自名田,家族政治一变为封建政治,行国变为居国,而巩固之国体乃始立……文明灿然,盖平原之地势使然也。”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则是后者的代表:“土地阂隔而华离也,然征诸历史上之事实,则人类交通往来之便,全恃河海…… 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滨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虽同一种族,而能忽成独立之国民也……文明进步最速。”⑤这种论述既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解释,也旨在描绘现实世界中的“文明”与“野蛮”分野。在这种世界秩序观中,欧洲民族国家俨然成为文明层级的主导力量。

梁启超的这种世界观并非其个人思想的表达,而是当时中国知识阶层的共同心理写照。这一点从清末地理教科书中可以得到印证。首先,地理课本引介了新的国家概念,从“三要素论”角度对国家进行界定。例如,史地名宿屠寄编写的《中国地理学教科书》中强调,人民、领土、主权是民族国家的核心要

①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13 页。

②梁启超:《文野三界之别》,《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8 页。

③梁启超:《新民说》,宋志明选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53 页。

④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106−117 页。

⑤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08−109 页。

素,并对领土的重要性有特别的说明:“今代政治学家之言曰,有一定之土地,一定之人民,一定之主权,是之谓国。三者失其一则国之义不立。如游牧部落,虽有一定之人民,而无一定之土地,故不得为国。……盖一国之人民栖息一国之土地,一国之主权系属一国之土地。”此外,在屠寄看来,地理学是分析国家问题的一门关键学科:“世界地理学者,说明世界各国土地、人民、主权之性质及其关系者也。中国地理学者,说明中国土地、人民、主权之性质及其关系者也。”①谢洪赉在其主编的《最新中学教科书:瀛寰全志》的例言部分也提到:“国家者,大社会之独立而有主权者也,人民协力,成一团体,中有主权能定法律以保权利、阻损害,若是者谓之国家,其他主要,又有二端,土地人民是也,有土无民,有民无土,皆不得谓之国家。” ②在此基础上,谢氏将世界各国的“国体”分为“独立国”和“附庸国”两类。其中,独立国的“国民自治其事,内外政务,皆由自主,其对他国,虽有大小强弱之别,而所享权利,要皆相同”;附庸国“又分二种:一曰属国,其人民无建国之力,服于强国,一切重权,皆非己属,其民所享权利,逊于主国之民,所纳赋税,或反加重。二曰保护国,其力虽能建设,而不足以独立,必借强国之荫庇,以免于败亡,故其国权稍损,一切大政,不能不受强国之节制。”③

此外,清末地理教科书对导致世界各国发展差异的原因也有详细的解释。谢洪赉在《最新中学教科书:瀛寰全志》中写道:“世界国家进化之不齐,由于社会发达之有迟速。而社会发达之迟速,实因天然人事而殊,天然者地土物产等是也。人事者、性情躯体等是也。如地处温和之境,既多海口、物产饶富,而居民强健耐劳,同心奋力,则其发达自速,反乎此者,发达必迟。有断然者,研究地理之士,不可不于上文所举诸端,而求国民兴盛之故也。”④在另一本教材《最新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中,谢氏强调,地理知识有助于提升对国家兴衰问题的认识,“读地志易生国家兴衰观念,本书于宗邦失败之由、邻国强盛之故,靡不随时称述”⑤,并且从气候和地形两个方面来解释国民发展程度产生差异的原因。从气候上看,“热带之人,受日光过烈,体多不健,且气候温暖,果实充盈,民易求食,遂日习于偷惰,而智识愈下。寒带之人,终朝瑟缩,动植稀少,营营衣食,日不暇给,故诸事苟简,而智慧亦窒。惟温带之人,寒燠适宜,苟能力作,衣食无缺,故性情勤敏,而易进于文明”;从地形上看,“高原之民,朴实耐劳,难于开化。平原之民,活泼流动,乐于进取。滨临江海之民,识见明通,开化亦易,然或流于狡黠,此因土地而异者也。”⑥换言之,在谢洪赉看来,气候、地形等地理条件是导致民众在驾驭自然和获得智慧的能力方面产生差异、并从而导致国家兴衰程度差异的原因:温带地区的国家相较于寒带、热带地区的国家更容易走向文明,高原地区的国家相较于平原、滨海地区的国家则更难以实现开化。在此基础上,谢洪赉还归纳出一个“五分法”等级序列:(1)野蛮之民:“各自为谋,即有协力之事,亦仅小小部分。渔猎之外,惟事仇杀,无经营、无造作,在人类为最卑下,去禽兽几希。”(2)游牧之民:“往往立一部落,奉一酋长,畜牛羊,逐水草而居,寡礼义,绝文学,性质刚猛,以劫掠为能。”(3)半教化之民:“居有定所,业多务农,知协力之制,建国立法,技艺亦兴,然缺而不全,民俗卑陋。”(4)教化之民:“视前稍进,若再加以文学、技艺、德义,则进步更增。”(5)文明之民:“其社会之组织,已几纯全,政治专视公论。民生财产,安固无虑。教育之法,普及无遗。民智日高、民德日进,安居乐业,永享太平,且更冀进于大同之世焉。”⑦

有关文明等级的论述普遍存在于当时的地理教科书中。如邹代钧在《京师大学堂中国地理学讲义》中提出的“四分法”(文明国民、半开明之民、未开明之部民、野蛮之民),陈独秀在《小学万国地理新

①屠寄:《中国地理学教科书》卷 1,自叙,上海:商务印书馆,1905 年。

②谢洪赉编:《最新中学教科书:瀛寰全志》,例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06 年。

③谢洪赉编:《最新中学教科书:瀛寰全志》,第 34 页。

④谢洪赉编:《最新中学教科书:瀛寰全志》,第 32 页。

⑤谢洪赉编辑、张元济校订:《最新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第 1 册,编辑大意,上海:商务印书馆,1905 年。

⑥谢洪赉编辑、张元济校订:《最新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第 3 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05 年,第 15−16 页。

⑦谢洪赉编:《最新中学教科书:瀛寰全志》,第 33 页。

编》中阐明的“三分法”(文明、半文明、野蛮)①,虽归纳形式有所不同,但核心思想大同小异。此类等级序列为国家比较提供了一种标尺,知识分子借以论述各国人民的文明程度。例如,在谢洪赉看来,法国“人民多爱国思想”;英国“国民之性质……勤奋明敏、诚实自重、爱国心深,平日则保守不动、有事则果断锐利,其精神英爽、今日所以大拓版图、执牛耳为天下盟主者、非偶然也”;日本国民则“讲求实学、布行新政、改正朔、易服式、一切仿泰西上等制度,盖骎骎然日进文明矣”;朝鲜国民则“人情温柔敏巧、而不免怠惰,一切事业、无不有委靡气象、不事积蓄、优游度日”。②这种世界观与中国传统“天下”观显然背道而驰,曾为“远夷”的欧西诸国被看作是文明典范,近邻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和“脱亚入欧”而步入文明行列,作为“天朝属国”的朝鲜却走向萎靡和衰落。由此可见,清末地理教科书大量吸收了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解释各国文明程度的差异,形塑出一种新的文明秩序。

除“国家比较”之外,清末地理教科书的论述还进一步延伸到其他层面,其中之一是“区域比较”。地理教材试图解释欧洲文明为何能超越亚洲文明而实现整体崛起。对于欧洲和亚洲的现状,屠寄在《中国地理学教科书》提出:“本洲(亚洲,笔者注)大陆,多广漠之原野,人民转徙其间,往往无一定之居止,不能组织统一之邦国,建立完全之政府。……至如南部诸国,气候温暖,土沃产丰,衣食居处,不劳而自足,其民多流于昏惰,而无合群之心。故近来多为欧洲列强所宰割,戓受保护,或称藩属,如印度、缅甸、安南、柬埔寨是也。波斯、阿富汗、暹罗名为独立、其实仍事事受英俄二国之干涉焉。波斯、安南、暹罗、朝鲜……西人目为半开化之国。”③谢洪赉在《最新中学教科书:瀛寰全志》也提到“亚洲之不振”,欧洲则为当世之“天之骄子”,认为其“以员舆最小之一洲,洲内剖分为大小十数国,而宰制天下,巍然为全世界之主人翁。”对于差异的原因,谢洪赉从气候、地形角度进行了解释:在气候上,欧洲大部分国家处于温带地区,文明程度普遍较高;在地形上,欧洲绵长蜿蜒的海岸线促进了航运的发展,商业往来和思想交流较为频繁;同时,陆海交错的地势造就了“列国林立”“竞争不绝”的地缘政治格局,使欧洲诸国在持续互动和竞争中不断走向文明。相较而言,亚洲在气候上是一个热、温、寒三带紧密相连的大陆,文明程度不同的国家相互毗邻,从而导致强者征服弱者的地缘格局;在地形上,亚洲大陆幅员广阔且存在森林、荒漠等地理阻隔,不利于各国之间的交通往来,导致大国压迫周边小国的同时,大国之间反而“呈孤岛之状”,无法在互动和竞争中实现发展。④

其二为“人种比较”。不少地理教科书对不同人种的文明程度也进行了比较,认为白种人的文明程度最高,黄种人次之,黑、红、棕色人种则囿于野蛮状态。⑤例如,陈独秀在《小学万国地理新编》提出:

“白种人日近文明,黄种人犹半文明,若黑色、棕色、红色三种人,则皆未开化之野蛮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出版的《最新初等小学地理教科书》也存在类似论述:“世界人口灵蠢之不同、息耗之互异,其智者如黄白种人,所奉儒、佛、耶、回之敎,崇礼义,修格律,而跻于明强。其愚者如红、黑、棕色人,崇拜日月水火禽兽树木,任虚无,务劫掠,而即于衰苶。”⑥

导致不同种族在智识和禀赋上差异的原因在于生存环境的差异。邹代钧在《京师大学堂中国地理学讲义》中提出:热带之民多为黑种人,“其获衣食易,故人性耽安逸,且因终岁酷暑,志气自然昏惰”;寒带之民虽以白种人为主,但“其资生难,终身拮据于衣食,不暇旁及,故性多愚鲁”;温带之民则“其色

①邹代钧:《京师大学堂中国地理学讲义》,北京:学务处官书局,1902 年,第 21 页;陈乾生(陈独秀):《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04 年,第 4 页。

②谢洪赉编:《最新中学教科书:瀛寰全志》,第 305、317、165、151 页

③屠寄:《中国地理学教科书》卷 1,第 23 页。

④谢洪赉编:《最新中学教科书:瀛寰全志》,第 225、65 页。

⑤陈乾生(陈独秀):《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卷上),第 4 页。此外,谢洪赉在《最新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中也提道:“今惟白种人日近文明,而黄种人则犹有滞居半化之列者,若夫黑棕红三种,则大都野蛮而已。”参阅谢洪赉:《最新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第三册),第 8 页。

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最新初等小学地理教科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5 年,第 40−41 页。

或黄或白”,生存于“最适人类蕃息发达之处,其惟气候中和,而动植物均足供衣食之资”,从而创建了 “世界文明开化之国”。  ①张相文在《新撰地文学》中也论述了地理环境对于种族发展的影响:“各种族之盛衰与废,常视其分布地之气候物产以为进退,因之生活程度之高低,亦若天实限之,而不能强同者。……然发达竞争要以温带之地为高尚人种之锻炼场,故今世富强文明诸国莫非温带之民族所创建也。”②

晚清中国开始进入“万国竞争”的时代,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深刻体验到西方民族国家的力量感。他们积极引入以“地理环境决定论”为代表的西方地理学说来建立新的“文−野”之分,并从地理环境角度进行论证。这种论证带有强烈的基于“西方中心主义”价值立场的“地理帝国主义话语”(geo-imperialist discourse)③−即通过贬损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成就而提升欧洲文明的优越性和普世性,为 “以文明驯服野蛮”的西方殖民行为提供辩护。  ④但必须看到,这一话语体系在客观上也打破了传统中国的“华夷之辨”观念,使“华夏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趋于瓦解。还必须看到,清末知识分子在吸收新地理学说的同时,也试图努力消除其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他们虽然承认欧洲文明的领先地位,但也强调亚洲所具有的良好趋势。如梁启超认为:“吾亚洲虽为文明难进步之地,曷为不可以进步之。近来学术日明,人智日新,乃使亚细亚全洲,铁路遍布,电线如织,虽喜马拉耶之崇山,不能阻中国与印度之交通;虽比尔西亚之高原,不能塞印度内地与东西两洋之往来。亚细亚亦将为文明竞争之舞台矣。”⑤从中不难看出,知识分子在引入西方地理知识后面所怀有的强国追求。

三、 世界之国:中国于世界之新定位

传统天下观念把“中国”定位为至高无上、至大无外的中心。中国既是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中心”,也是文化意义上的“首善之区”。⑥在统治疆域上,历代王朝直接管辖的郡县区域为核心区域,但同时通过朝贡、羁縻、土司、册封等机制吸纳周边的藩部或属国,天下体系长期呈现为一种中心清晰、边缘模糊的状态,中国的“内部”与“外部”不存在明确的界线。⑦在梁启超等近代知识分子看来,天下国家观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地理缘由:“欧洲地形,山河绮错,华离破碎,其势自趋于分立。中国地形,平原磅礴,厄塞交通,其势自趋于统一。……环其外者,虽有无数蛮族,然其幅员、其户口、其文物,无一足及中国。若葱岭以外,虽有波斯、印度、希腊、罗马诸文明国,然彼此不相接、不相知,故中国之视其国如天下。”⑧天下国家秩序与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秩序格格不入。随着近代以来中西冲突的展开和中国的败北,天下秩序的问题性也得到了充分展现。在杨度看来:“今地球上以大国被称者十数,而中国居其一。虽然,以中国之大言之,固有非各国所能及者,若以言乎富与强,则反在各国下数等。”⑨为了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当时的知识分子试图打破传统的天下国家观,推动中国建立一个领土明确、国力强盛的现代民族国家。

地理意识的转变是推动当时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因素。明末清初时期,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等耶稣会传教士已将“地圆说”“五大洲说”等西方地理学说和近代世界地图传播到中国,对

①邹代钧:《京师大学堂中国地理学讲义》,第 19 页。

②张相文:《新撰地文学》,上海:文明书局,1908 年,第 194−195 页。

③近代西方地理学的发展与帝国主义的扩张密切相关,如 20 世纪初的大英帝国,其历史地理学著作成为鼓吹英吉利民族优越论以及粉饰帝国殖民行为和利益的工具,见 Robin A. Butlin, “Histroical Geographie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 1887-1982,”In Morag Bell, Robin Butlin,, Michael Heffeman, (eds.) Geography and Imperialism, 1820-1940,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87-188.

④J. M. 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谭荣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1−34 页。

⑤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15−116 页。

⑥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年,第 20 页。

⑦葛兆光:《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的再澄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25−26 页。

⑧梁启超:《新民说》,第 28−29 页。

⑨杨度:《“中国新报”叙》,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2 卷)》(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年,第 869 页。

“天圆地方”“中国中心”等传统观念造成一定冲击。但当时的士大夫选择了捍卫传统观念,极力否定西方地理知识。当利玛窦首次将自己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向官员展示时,该图被质疑为何中国占据位置过小且不在世界中央:“焉得谓中国如此蕞尔”,“毋论其他,且如中国于全图之中,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试于夜分仰观,北极枢星乃在子分,则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①对此,利玛窦后来写道:“中国人认为天是圆的,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②鸦片战争后,魏源、徐继畬等先进士人开始传播世界地理知识,旧时地理想象才出现明显转变。在魏源看来,“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形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中国的确不处于“大地之中”。③徐继畬也指出,“地形如球……泰西人分为四土,曰亚细亚、曰欧罗巴、曰阿非利加,此三土相连,在地球之东半,别一土曰亚墨利加,在地球之西半”,“亚细亚者……中国在其东南”。④

同光年间,“去中心化”的地理想象逐渐深入人心。如戊戌变法期间,经学大师皮锡瑞之子皮嘉祐的《醒世歌》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它从地理上彻底否定了“中国中心”的思想:“若把地图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居中央谁四旁。”⑤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中国的地理方位有如下说明:“古者以所见闻之中国四夷为大地尽于此矣,今者地圆尽出,面向所称之中国四夷乃仅亚洲之一隅,大地八十份之一耳。”⑥同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疆域思想也趋于终结。在郑观应看来,中国虽“为五洲冠冕,开辟最先”,但“实未尽天覆地载者全有之,夫固天下之一国耳”。⑦随着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兴起,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国家观开始整体瓦解,中国从“天朝上国”转变为“万国之一”。如陈独秀所言:“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⑧自此,国人认识到其他文明社会和先进国家的存在,逐渐形成新的世界秩序意识。

在晚清知识分子编写的地理教科书中,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得到了新的呈现。为了构筑一个“世界的中国”,当时的地理教科书对中国的区域位置和领土空间进行了详细描述。首先,其强调中国并非世界之中心,而只是位于亚洲东南部的一国。以谢洪赉的《最新中学教科书:瀛寰全志》为例,它首先拒斥了古代中国“天圆地方”的空间观并简单介绍了西方的“地圆说”:“古人言地形者,皆曰天圆地方,其时测算未精无怪其误也,然今之无学者,仅恃目力所及,亦往往以地形为扁平不知目力所及有限,不见大只见其小。近博学家再三孜定,皆言地如圆球、中腰微凸。地之圆有四证,人能绕行地球一也,海舟之来先见檍尖二也,月蚀为地圆影所蔽三也,人视地平内界恒为大圆四也。”⑨在此基础上,该教科书还引入“五大洲说”,并对各洲的地理方位加以说明:“亚细亚在东半球内、据旧世界之东北、大地横亘北半球,为六大洲巨擘”;“欧罗巴洲、在诸洲内占地虽小、而文明最盛、权力最大、位居东半球之西北”;“亚非利亚洲、位在东大陆之西南、成一极大土、其东一窄土腰、连于亚西亚是为绥斯”;“亚美利亚为西大陆之总名、东界大西洋、西界太平洋、北界北冰洋、分南北二部、为北亚美利加和南亚美利加”。中国则 “雄居亚洲东南部”,并且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国家,“夫以世界三分之一之亚细亚大洲,其中能保独立之国体者仅得五国。而实有独立精神者,日本之外,惟一中国耳”。⑩地理教科书之所以花大量篇幅来介绍“地圆说”和“五大洲说”,既出于知识完整性的需要,也反映出知识分子的观念转变。具体而言,

①转引自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第 293 页。

②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80 页。

③魏源:《利玛窦地图说》,《魏源全集》第 7 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 年,第 1839 页。

④徐继畬:《瀛寰志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年,第 1−4 页

⑤段从学:《现代新诗的国家想象:从“地图中国”到“土地中国”》,《文艺争鸣》2017 年第 8 期,第 76 页。

⑥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 7 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18 页。

⑦郑观应:《盛世危言·公法》,《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387 页。

⑧陈独秀:《说国家》,《陈独秀著作选编》(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5 页。

⑨谢洪赉编:《最新中学教科书:瀛寰全志》,第 5−6 页。

⑩谢洪赉编:《最新中学教科书:瀛寰全志》,第 45、225、371、425、481、59 页。

“地圆说”的承认直接冲击了“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的古代地理观念,中国不再被认为是地表上的 “中央之国”或“中心之国”;“五大洲说”则表明了其他先进民族和国家的存在,意味着中国不再是世界政治、文化秩序中的“首善之区”。

其次,晚清地理教科书明晰了中国的领土范围和边界。张相文在《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中对中国领土的边界进行了描述:(1)西界“距亚洲之中枢,与英俄两国属地相接”;(2)东界“东隔东海,与日本国相望”;(3)南界“南临南海,接法属之安南,及英属之缅甸,西南隔大山,与英属之印度分界”;( 4)北界“自西而北而东北,包中国之三面者,皆俄国之属地也,唯东北部之南境,隔鸭绿江,与朝鲜国相连。”①谢洪赉在《最新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中则对中国领土的范围、形状和面积有更加详细的说明:“我国雄踞亚细亚洲之东南,在本洲十余国中,版图最广,户口亦最繁,诚世界著名之大国也。东北以鸭绿江、长白山与朝鲜分界。东界渤海、黄海、东海,与朝鲜、日本、琉球、台湾相对。东南临南海,遥望菲利滨婆罗洲诸岛。南接安南、暹罗、缅甸。西南逾喜马拉雅山即印度,而不丹、尼泊尔二小国介其间。西连帕米尔,其地即亚细亚之中枢,与英俄两国属部相接者也。北方毗连俄罗斯之西伯利亚,绵亘数千里,犬牙相错,中隔阿尔泰山、外兴安岭、黑龙江,东尽日本海而止”,“全国之境,为一大三角形,锐端当其西。东西横广八千八百里,南北纵长五千四百里,面积凡四千三百万方里。有亚细亚洲三分之一,有世界全陆十分之一。以视欧罗巴洲且又过之。可谓广大矣。”②这种对中国领土的描述虽然显得粗略,但无疑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观念转变,即中国不再是一个中心清晰而周边模糊的天下国家,而是一个疆域清晰的民族国家。

最后,晚清地理教科书结合中国的人种和环境条件,尝试对中国的国力发展趋势予以前瞻。例如,钱承驹在《蒙学地文教科书》中表达了如下期待:“我国民、黄色人种也,二千年来汉族文明、焜耀大地,今几为白人所掩并焉。为我国民者,果何以洗雪斯耻,亦无负亚洲大陆地文之发达呼。”③一本地方性地理教辅书《渌江公立中学堂地理讲义》则强调,中国国民“勤俭坚忍,自古即已发达”,但缺点在于“有个人思想,国际殊少进步”,因此,“谓黄种将继黑、红、棕三种而灭,虽属过激之论,我国民亦当知振作。”④如果说上述两本教材认为中国能够“振作”“雪耻”的说法略显保守,张相文则乐观地提出,黄种的中国人与白种的欧洲人不久后将“并立而竞争”⑤,中国将从“半文明”国家转变为“文明”强国。张氏所著之《新撰地文学》将人类社会发展视为从个人、家族、部落到国家的阶段式进化过程,不同历史阶段受不同地理因素的影响:(1)第一阶段是山陆时代,对应中国的黄帝时期,各国“狉狉榛榛,世界同为野蛮”;(2)第二阶段为河流时代,出现了古中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四个初步发育的河流文明,三大流域的存在使中国拥有“气候调和、物产丰富”的环境,从而成为东方大国;(3)第三阶段是外海时代,中国由于开发的海岸线较短,“经商殖民,稍落欧人之后”;(4)第四阶段是即将到来的大陆时代,“自今水陆既通……国权之伸张又不在海而在陆矣。统观环球,内陆广莫、地力雄厚者,西则北美,东惟我国而已”,因此“第四期东半球唯一之雄邦,舍我中国固莫与属矣。”⑥可见,在晚清知识分子看来,中国能够以“地大物博”的优良禀赋而实现国力崛起,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成为一个与西方文明并肩的现代民族国家。

天下观念在晚清时期尽管尚未完全瓦解,但基于领土意识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还是得到了发展。随着现代地理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对世界和中国地理形成了新的认识,他们意识到中国既不拥有可无限拓展的统治疆域,也非地理和文明意义上的世界中心,而只是“六十国中之一国,以地论仅居第

①张相文:《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上海:文明书局,1903 年,第 1 页。

②谢洪赉:《最新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第 1 册),第 1−2 页。

③钱承驹:《蒙学地文教科书》,上海:文明书局,1903 年,第 24 页。

④胡师澹:《渌江公立中学堂地理讲义》,第 12 页。

⑤张相文:《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第 10 页。

⑥张相文:《新撰地文学》,第 196−197 页。

三,非复一统之世。”①为了普及现代地理知识,当时的知识精英致力于勾勒出全球的地理形态和中国的领土状况,展示了中国作为地域型民族国家的形象。与此同时,他们对中国的地理条件抱有积极的态度,认为“凡地理上之要件与特质,我中国无不有之”②,认为中国如果能够发挥好自身的地理禀赋,将可以在激烈的国家竞争中跻身于文明强国的行列。但与这种想象携手同行的,则是他们对于中国领土被瓜分现状的深切忧虑。

四、 领土沦丧:中国存续之危机

晚清时期,伴随着西方的军事入侵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署,中国大片领土遭到割让,开始陷入严重的政治地理危机中。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对周边附属国家的影响力被削弱,中国被迫承认缅甸、越南、琉球和朝鲜等纳贡国成为西方殖民地;二是《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在中国设立租界、强占海港和划分势力范围,侵犯中国的领土和主权③;三是列强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侵占中国的边境领土。如沙俄通过《中俄瑷珲条约》《中俄伊犁条约》等侵占了新疆、蒙古和东三省的大片土地;英国在强行“租借”香港后,以“马嘉理事件”为借口强迫中国签署《滇案条约》,势力渗透到云南、西藏等西南地区;法国挑起中越边境战争,夺取云南、广西、广东等地的矿产开采权;日本以武力直接占领了台湾和澎湖列岛。1901 年《国民报》发表《中国灭亡论》表明了当时的领土危机:

且国之所以立者,赖有一定不移完全无缺之疆域,故国之有疆域犹室之有界址也。中国则不然,不唯旅大胶威台澳香广险要之港湾,已为异族所宰割,且举所谓满洲发祥之地,亦拱手而让之俄……吾知一转瞬间,不独满洲而已,且将率其剽悍淫虐之可萨克,以席卷内外蒙古,进克新疆……当此之时,德必驱胶州之兵以占山东,英必发香港印度之兵以据大江南北诸省会,法必率安南广州湾之众以取广云贵之地,日必起台湾澎湖之师以据闽浙而进图江西之南部,其外若美、若伊、若比及一切无名小国,亦将染指于我国焉!④ 面对这种情况,知识分子对中国的领土危机越来越具有明确的焦虑感。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指出了中国人领土观念淡薄的问题性:“俄之割精奇里江、哈滚江、混同江、乌苏里之地六千里,中人皆若未知之。近者俄界黑顶子巴未尔之案出,举国茫然。割澳与葡,大臣有以为在星架坡之东者。日本之入我疆边也,探报地名,吾大臣皆不之识,至待问之洋教习,为彼所讪。若夫割野人山地于英也,吾使者不知,待询于英之外部;割滇界土司于法也,大臣不知中边,至割腹里土司于法人。”⑤留日学生刘鸿钧撰写的《政治地理》一书也痛陈了中国领土沦丧的问题,自欧洲势力东侵以来,“满洲为俄领矣(现归日人占领);香港为英领矣;澳门为葡领矣;台澎为日领矣。于是各国群起,遂相与侧目重足,以侵略东方。因

《清俄密约》一成,而德国乃直据胶州湾,英国索威海卫,法国亦索广州湾,以互相牵制。其他于矿山,于铁路,各要求订盟,以结不割让与他国之约。是以我国虽有独立自主之权,不能自行左右,而各国诛求无厌之心,亦无一时而或已。”⑥

清末知识分子编写地理教科书对当时的领土沦丧状况也有明确的表述。首先是中国人在边界谈判中的知识缺陷和西方国家的侵略本性。马晋羲在《中学地理参考书》中对中国的国界划定问题进行了说明,认为“中国每与外人划界失地甚多,终不自觉盖缘山之正干余支,水之源流方向,素未考求,贸然从事也。”⑦中俄边界纠纷数量最多、涉及范围最广,该教科书对此有详细的分析。例如,关于帕米尔地区的

①康有为:《列国政要比较表》,《康有为全集》(第四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51 页。

②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4 页。

③李育民:《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269−270 页。

④佚名:《中国灭亡论》,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1 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年,第 81 页。

⑤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 3 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03 页。

⑥刘鸿钧:《政治地理》,东京:湖北法政编辑社,1905 年,第 43 页。关于政治地理学在清末的初兴,可参阅傅正:《政治地理学与清末的文明史观》,《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2 期,第 62−76 页。

⑦马晋羲:《中学地理参考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03 年,第 6 页。

归属问题,它肯定了外交官曾纪泽在谈判中所做的努力,但对沙俄出尔反尔的行为予以贬斥:“光绪十年,当事者未能守光绪七年约所言照两国现管之界勘定,于伊尔克什坦之南,复引长二百余里,至于乌仔别里,因俄属费尔干省之疆域,渐推而南,侵占回部之地愈多矣。”此外,该课本还表达了对俄国大肆侵占其他边境地区的忧虑:“咸同以来,俄人肆其蚕食,宿昔之拱卫界外者,尽没入为俄境矣,于是有同治三年塔城之议。噫尺地寸土,皆祖宗艰难与创之业。咸丰八年以后,日见其削,沦夷至于今日。藩篱尽撤,昔日以松花江行船为争辩,今则火车达于牛庄,兵轮屯于旅顺,于斯时而言界,几不知所遵守矣。”①

其次,西方列强的武力侵占。例如,刘师培在《中国地理教科书》提及英、德对山东海港的侵占:

“惟威海卫租于英,胶州湾租于德,深可慨也。”  ②张相文在《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中也指出:“英法俄德,据我要港,饰言租借,实同侵割。”③该课本在论述部分省区的地理状况时,特别谈到列强对沿海和内陆地区的侵占:(1)在山东,“登州府之威海卫,为英国租地,莱州府之胶州湾,为德国租地,均擅沿海形胜,而胶州湾尤合天然军港”;(2)在福建,“东南海中有台湾岛,本为一行省,甲午之役,割隶日本,非我所有矣”;(3)在广东,“九龙与香港为表里,英国租之,广州湾在雷州半岛之东,法国租之,均南海之良港也”;(4)在盛京,“沿岸有旅顺口大连湾,形势险要,为海军第一良港,前为俄人租地,俄败,转租与日本”;(5)在新疆,“俄人失败于东方,改而图我之西北,则此省适当其要冲矣”;( 6)在蒙古,“俄人利蒙藩之无备,向事窥觑,近则益加甚矣”;(7)在西藏,“近则英人与我订立藏约,而交涉日繁矣”。④一本由臧励和编写的《新体中国地理》教科书则特意增加了一个附录,划分“土司”“外国属地”“外国租地”三节以列明中国领土被“割让”或“租借”的情况,并强调,上述两种侵略方式并无本质区别:“租地之内,我国治权,殆不能及。虽美其名曰租,而实则与属地相去几希耳。”⑤ 最后,领土危机进一步延伸至外交和利权事务。在外交方面,谢洪赉在《最新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提出,中国的国力落后导致不平等的外交和国家地位,“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的存在便是这种不平等的体现:“外国与我有约者,凡十七国。互简公使,驻扎京师,敦辑睦谊。又择通商要埠,分驻领事,约束己民,觇察利害。然外国人民之居我国者,不为我国法律所辖,由其国领事自治。吾国人民寓于外国者,则皆归所驻国有司管辖,我邦虽有公使、领事,不得过问。是诸国以文明降等之国视我,而不以平等相待也。”⑥此外,还存在一种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位于京师的使馆区竟然成为中国人不得进入的 “国中之国”:“各国公使馆,在其东南隅,驻兵防守,俨如堡垒,华人不得杂居界内。”  ⑦在利权方面,邮政、航运、铁路、矿产等实业的发展权成为列强竞相争夺的目标。屠寄在《中国地理学教科书》中简述了这方面的问题:“外国人于我各通商港自设邮便局,实为侵我利权”,“若日本之争福建铁路,法兰西之争广西铁路,及其他各国之争筑路权者,风起云涌,直以铁路为分割我国之界线也。……举国利权,尽落他人之手也。”⑧邹代钧在《京师大学堂中国地理学讲义》中将铁路和矿产问题放在一起讨论,感慨中国实业成为列强之鱼肉:“我国矿产之富,为世界所艳羡,悍者倡言瓜分,黠者暗中邀索,皆为此也。今外人争揽我利权,铁路矿产,二者必相提并论,噫异矣!……特恐数十年后,外人在我地者,尽为资本家,我国人日贫日弱,将相率而为之劳工,甚且不得,并为之牛马也。可不惧哉,可不畏哉!”同样的问题也表现在航运上:“我国地大物博,设立招商局以来三十余年,而航路不出本国海港一步。而扬子

江内地,并准各国兵船商舶通行,利权尽失,可叹也。”⑨

①马晋羲:《中学地理参考书》,第 33−36 页。

②刘师培:《中国地理教科书(第 1 册)》,第 52 页,《刘师培全集》(第 4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年,第 398 页。

③张相文:《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编辑大意。

④张相文:《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第 15、21、23、26、29、32 页。

⑤臧励和:《新体中国地理》(第 3 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09 年,第 99 页。

⑥谢洪赉:《最新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第 2 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05 年,第 28 页。

⑦谢洪赉:《最新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第 1 册),第 15 页。

⑧屠寄:《中国地理学教科书》(卷 3),上海:商务印书馆,1905 年,第 46−47 页。

⑨邹代钧:《京师大学堂中国地理学讲义》,第 32、43 页。

总的说来,在列强入侵的背景下,清末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存亡危机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中国不仅由于领土割让、海港租借而面临领土危机,而且在外交、实业等领域也遭遇侵犯。这些忧虑刺激当时的知识分子积极寻找国土保全之策。1907 年,侠少(吕志伊)发表《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一文,从“铁道”“矿产”“边界”“商埠”等四个方面讨论保存领土和收复利权的对策,分别是“禁止外国人买卖土地”“加速筑路和采矿的勘测”“监察路矿经营”“以罢工方式反抗外国人的路矿侵占”“强化对边境区域的地理勘测”“加速边境土地的开垦”“抑制流官贪腐”“在边界谈判前进行精确的地图测绘”“明确商埠租借的期限与租金”“文明对待外国的外交官、学生、传教士和商旅人员”。①可见,面对领土沦丧和利权尽失,知识精英已开始意识到强化边疆防卫和维护领土主权的重要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知识阶层的领土观念和边界意识得到了加强,并逐步学会了利用国际法原则来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

五、 结 语

现代国家建构是一个包含复合要素的范畴,不同历史时段所完成的建构内容亦不相同。但无论对哪一个国家而言,领土意识的兴起、政治地缘空间的明确都是现代国家建构所不可绕过的环节。时下,政治学领域有关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研究成果已极大丰富,但从地理学角度进行探讨的情况却并不多见。本文以清末地理教科书作为研究素材,探讨现代地理知识普及过程中所折射出来现代国家建构意涵,其核心要点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传统“华夏中心”的文明观向现代西方文明观的转捩。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政治秩序主要建立在“华夷之辨”的基础上。“华”“夏”主要指以中原为中心而扩大开来的广大区域,代表了“文明” “开化”。“华”“夏”周围则被夷、蛮、狄、戎等“四夷”所环绕,代表了“野蛮”和“落后”。明清之际,西人东来,“夷”的范围被进一步扩大,时人用“远夷”来表示深目高鼻之欧西人种。但无论“近夷”抑或“远夷”,都内含“轻贬”之意。华夷之辨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存在“功能论”“实体论”等类型②,但 “文 −野”之分始终是隐藏其后的不变旋律。当然,华夷的分界是动态的,夷狄可以通过“朝贡”等方式而成为华夏文化圈的成员;如果发生用夷变夏现象,华夏也可以降格为夷狄,即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一)。由此可见,“华夏文化”是传统中国语境下有关文−野之分的基本标准。然而,鸦片战争及以后的中西碰撞从根本上颠倒了这一标准。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上半期,当马嘎尔尼、阿美士德等英国使团访华时,乾隆、嘉庆等清朝统治者仍然将他们纳入 “远夷来朝”“输诚纳贡”的管理程序。但伴随着鸦片战争及此后的一系列失败,以军事技术、国民精神等为表征的西方现代文明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使他们认识到,一度被蔑视的远夷并不是想象中的落后,而一贯骄矜的华夏则未必如宣示中的先进。以西为师,这一点在清末地理教科书中已有鲜明的反映和详细的论证。在这些论证中,西方已俨然成为文明的化身和学习的楷模,中国则成为一个有待走向完全文明的“半开化”国家。从此,西方现代文明逐渐成为驱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动力。

第二,从“天下国家”向“地域型国家”的转变。前文业已表明,传统中国把自身想象为一个至大无外的“天下秩序”。对于天下秩序而言,“领土”“地理边界”并不是最重要的维系因素,毋宁说它主要通过“朝贡”等机制来得到维系。显然,天下国家与以明确领土边界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存在着本质区别。从天下国家向地域型国家的转型,则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关键环节。诚如美国汉学家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所指出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可以说是一个使‘天下’变为 ‘国家’的过程。”  ③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晚清地理教科书做出了诸多努力,如转变“天圆地方”“中国中心”的传统舆地观念,普及现代世界地理知识,唤起人们对于世界的新地理想象;普及有关中国的地理

①侠少(吕志伊):《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2 卷)》(下册),第 830 页。

②方维规:《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9 页。

③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87 页。

知识,包括中国的地理方位、地理边界等知识,把有关中国的地理想象从“天下”收缩为疆域有限的“地域型国家”;唤醒人们对于中国领土危机的认识,展示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性,激起国民的爱国情感。晚清地理教科书所展示的内容表明,中国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天下共主”,而是一个疆域有限的民族国家,中国只是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一个成员,并且被期待以完整的领土疆域和独立的国家主权而比肩西方民族国家。

晚清时期现代地理知识的引入和普及反映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在地理维度上的展开,它与军事、制度、经济等其他维度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国家转型。从这一意义而言,晚清地理教科书所具有现代政治意义不应被忽视。进入民国以后,现代地理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科学化”“专业化”“民族化”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的趋势。作为培养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感的主要媒介,地理学在抗战时期甚至一度成为“抗战建国的中心科目”。①1949 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地理学也走上了学习和模仿苏联之路。②其时,地理学中有关世界和中国的地理论述尽管已发生较大的调整,但地理知识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性质没有改变。从这一意义而言,断言现代地理知识的发展自晚清以来就一直是推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动力,这一点并不为过。

 

①陈丹阳:《地理学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论文,2013 年,第 129 页。

②胡志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科学改造活动研究:以地理学为例》,《自然辩证法通讯》2015 年第 2 期,第 75−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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