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英国阿美士德访华使团医官阿裨尔的旅行纪实。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曾两次派外交使节团来中国访问，一次是1893年的马戛尔尼使团，另一次就是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团。 

　　一般对于阿美士德使团访华的评析，多视其为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后，英国希图通过外交手段拓展对华贸易的再次失败，或者认为是阿美士德拒绝向嘉庆帝行叩头礼而未能完成使命，是所谓中英之间的“礼仪之争”。然而，当你读过本书以及其他一些记录更多实时细节的著述后，可能会得到不同的认识和感悟。 

　　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成立，标志着英国成为新兴的海权国家。然而，直到18世纪，英国才打破了荷兰在东南亚的垄断，并在亚洲逐渐取代荷兰的强权地位。19世纪初，英国联合欧洲国家打败了意欲称霸的法国，并将拿破仑流放圣赫勒拿岛。西方各国势力重组，英国真正成为称霸世界的强国。作为以海外贸易为立国之本的欧洲强国，扩大对华贸易是英国在亚洲的一项主要目标。可是，违背自由贸易的广州体制，制约着中英贸易的发展，导致两国贸易纷争不断。英国政府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贸易问题，这就是多次派遣使团访华的主要起因。 

　　与此同时，东方的大清帝国却面临由盛衰的转捩点。1796年，嘉庆皇帝继承皇位。频繁的国内战争，官僚的贪腐成风，以及国内经济、人口发展遭遇瓶颈，使得国势日衰，乱事纷起，社会动荡不宁。日益加剧的统治压力，使得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建立世界秩序的天朝观念，演变为维持统治基础的一种手段。于是，当1816年英国派遣阿美士德使团访华时，嘉庆皇帝考虑更多的是在强势的西方国家面前如何维护大清帝国表面的权威，也就是“面子”。 

　　主张国家认同与商业主义相结合的英国，力求建立在政府管理下的自由贸易体制，商业贸易的需求和商人的吁请，成为政府外交的主要出发点。而重官轻商、蔑视商人的清帝国，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依然故我地企图将寻求自由贸易的西方国家纳入朝贡体系。中英双方观念的差异与贸易的失衡，使得两国之间的外交活动和英国试图与中国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尝试屡屡失败。 

　　阿美士德使团访华的缘起，是1814年发生的英国皇家海军“多丽丝号”事件。事件导致中英贸易陷入僵局，东印度公司请求英国政府再派外交使节前往北京，通过直接与清朝中央政府协商，解决广州贸易问题。与此同时，以小斯当东为首的东印度代表也与广州地方政府展开谈判，并达成了双方满意的结果，贸易随之恢复了正常。这样一来，由英国政府派遣使团前去北京似乎已无太大的必要。然而，由于越洋通讯的迟缓导致信息传递的延误，这一谈判结果未能及时传达到伦敦，英国政府已经决定派遣使团前往北京面见中国皇帝。这就是阿美士德使团访华的背景。 

　　被选中担任赴华特使的阿美士德勋爵缺乏亚洲外交经验，于是英国政府又选派了小斯当东和亨利·埃利斯作为副使。小斯当东作为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成员加入使团，不仅是因为他熟练掌握中文，而且也是由于他常驻广州，掌握大量有关中国的知识和信息，有利使团做出判断。埃利斯则曾在孟加拉担任东印度公司的文官职务，而且刚刚作为全权大使完成与波斯的和谈，因此在亚洲外交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使团于1816年2月9日从英国普利茅斯港外的斯皮特黑德锚地出发，7月10日到达广州外海。为了避免与广州地方当局打交道，使团未在广州靠岸，而是与来自广州商馆的小斯当东和中文翻译等人在海上会合后，沿海北上，于7月27日到达大沽口外。 

　　从英国使团转乘中国官船进入海河，经过天津直到通州，清政府相继派遣了不同级别的数名官员前往迎接使团。先是长芦盐政广惠到大沽海口迎接，8月12日到达天津后有专从北京赶来的工部尚书苏楞额加入，到了通州又有嘉庆亲自委派的钦差、理藩院尚书和世泰以及礼部尚书穆克登额“迎迓”使团。清廷先后专门派出三位尚书接待远道而来的外国使团，主要目的并非要与使团洽谈关乎两国利益的问题，而是要解决英国人觐见中国皇帝的礼仪问题，即英国使节要在大清帝国的皇帝面前行三跪九叩之礼，还是按英国人的方式，行单膝下跪鞠躬之礼。 

　　从天津到通州尽管路程不长，使团的船队却走了一周，原因就是旅途中中英双方一直就觐礼问题争执不休。在抵达通州时，英国使团已经决定拒绝行叩头之礼，并做好了从通州离华回国的准备：然而，钦差和世泰为迎合上意，却在觐礼问题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将英国使团连夜匆匆带住圆明园，并安排清晨觐见嘉庆皇前。最终，阿美士德拒绝这一无礼的安排，引起嘉庆的不满，下令将使团强行驱逐出京。 

　　早在英国使团从大沾上岸后，载运使团的英国船队便驶离大沽口，前往朝鲜、琉球等地考察，再回到广州等候使团。显然，英国使团事先已经计划，依循马戛尔尼使团的做法，归途横穿中国大陆，以实现难得的旅行和考察。按照嘉庆的本意，被逐英国使团应尽快押送天津乘本国船只从海上回国。无奈英国船队已经离开，只得派官员陪送监督，允许使团从运河乘船南下广州，从而使英国使团实现了在中国大陆旅行的愿望。英国使团取道大运河南下，途经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江西和广东数省，历时四个月，于1817年1月1日抵达广州。 

　　访华使团的一些成员回到英国后相继发表了日志、游记等，记录这次出使的过程。使团副使小斯当东、三使埃利斯以日志的形式主要讲述了使团赴北京觐见、与清政府官员交涉的过程，翻译马礼逊则重点记述了访华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 

　　与小斯当东、埃利斯以及马礼逊主要记录和清政府官员谈判、争论以及使团所遭堪到的外交困境不同，作为随团医官的克拉克·阿稗尔clarke Abel，1780～1826则以观察者和研究者的视角，记录了使团与清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作者的所见所闻，记录了所见到的清政府官员、清军官兵、围观的百姓，他们的穿着打扮、举止言谈、礼仪习惯等。在从北京到广州穿越六省的长途旅仃巾，作者以一个西方博物学家的眼光，观察并描述了他所见到的城镇与乡村，描述了临清塔、运河闸、瓜洲、南京瓷塔、白鹿洞书院等名胜古迹，也描述了运河、长汀、洪泽湖、鄱阳湖、梅岭等秀美的风景。沿途所见的住宅、酒馆、浴池、油坊、磨坊、铁匠铺、庙宇，所见到的船夫、纤夫、士兵、农人、商人、女人、理发匠、乞丐等，作者都有生动的记述，农民的的淳朴和礼貌，商人们的热情与欺诈，清廷大臣亲贵们的颟顸和无礼，下层官员的谦卑与无奈，民间女子的羞怯和好奇，在作者的笔下栩栩如生，为读者展现了一幅19世纪初叶的中国社会图景。 

　　阿裨尔的职业是外科医生，也是一位博物学家。他对科学的兴趣非常广泛，是英国林奈学会会员和地质学会会员。此次，他作为首席医官应邀加入阿美士德使团，同时通过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向东印度公司的推荐，得以任博物学家之职，获得了东印度公司资助的用于沿途科学考察和研究的整套仪器设备。 

　　在旅行中，作者做了大量的生物学和地质学的考察。在中国旅行期间，作者考察了各地的植物、动物，以及地质构造，也考察了所见到的农业、手工艺技术以及医学，如制油、轧棉、榨糖、玉器制作、中医疗法、茶树种植、农肥施用等。在考察中，作者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和植物的种子。尽管在返回英国途中，使团的舰船在南太平洋触礁沉没，又遭遇了海盗的袭击，致使绝大部分的标本沉入海中，但是他依然依靠考察笔记和少量幸存的标本，对旅行经过地区的动植物、地质，以及人文、风俗等，做了大量的研究。 

　　他还成功地通过在中国搜集到的标本和种子，创建了“六道木属”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为Abelia，发现了该属下的植物品种——“糯米条”Abelia chinensis。作者最初发现时，“六道木属”只有两种植物，今天该属已经有大约30种植物。作者或许是林奈的植物分类法提出后，第一个运用该方法对中国植物进行分类研究的博物学家。 

　　在前来中国和返回英国的旅途中，在途经的南美洲、亚洲、非洲以及海上，作者也做了大量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考察，记录了考察过程及其结果，还记述了沿途的所见所闻，如巴西的奴隶、植物园以及从中国移植的茶树，印度尼两亚的爪哇人村落、荷兰人统治下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作为西班牙殖民地的马尼拉等。在科学方面，作者记录了海上的飞鱼、鲨鱼，陆上的蟒蛇、蜥蜴、爪哇大蝙蝠、爪哇大蛇，以及对沿途地区的地质考察，如爪哇地区的火山和温泉，南非好望角地区的地质结构，等等。在返回英国的最后一段海上旅程中，作者还详细观察研究了被抓到船上带回英国的爪哇大猩猩，从而使他成为第一个揭示爪哇岛存在大猩猩的西方科学家。 

　　英国使团在返回英国途中，还在圣赫勒拿岛会见了被流放到那里的拿破仑，作者也描述了会见时的情景。 

　　随阿美士德使团访华的经历使回到英国的阿裨尔名声大振，他后来成为印度总督的首席外科医生。可惜他于1826年11月24日死于印度坎普尔，年仅47岁。 

　　本书根据英国Longman，Hurst，Rees，Orme and Brown出版公司1818年出版的英文版译出。本书在翻译时，忠实原文全文翻译，仅对附录中有关植物学的部分内容做了少量删节。书中大量拉丁文动植物学和地质学名称，除了极个别无法查到只能附上原名外，其余全部用中文名译出。书中插有多幅地图和插图，插图分别为作者本人或使团画师所绘。原书中的注释，译本均予保留，同时译者也加了少量注释。书后附有人名、地名和动植物译名表，以供读者参考。 

　　此次翻译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在此，要感谢天津外国语大学的张静女士，协助翻译了书中的法文引文；感谢天津市图书馆地方文献部，为查阅资料提供了方便。最后要感谢山东大学刘天路教授对全书的审校，使译文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刘海岩 

　　2011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