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史学界不少同志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和洋务派是完全否定的。人们一提起洋务派，就斥之为卖国贼，这似乎已成定论。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历史现象是复杂的，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对洋务派和他们兴办的洋务事业，也必须进行具体分析，恰当而正确地予以评价。

兴起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洋务运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鸦片战争爆发，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崛起，剧烈地摇撼着清朝的封建统治，促使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一些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和有识之士，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寻求“富国强兵”之道，主张学习西方，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并付诸实施。这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虽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但就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言，无疑应当把洋务运动看作是顺应历史发展需要的一种进步的表现。对于被称作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奕□、文祥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等，情况是很复杂的，他们兴办洋务的出发点、具体目标和所采取的态度、方法不尽相同，不能一概而论。当时，封建顽固派认为外国技术是“奇技淫巧”，攻击学习外国技术是“变而从夷”，显然是不对的，今天，笼统地说洋务派的反动性就在于要用中国的独立主权去换取帝国主义的扶植和支持，是很值得商榷的。下面，我们打算就洋务派头面人物之一的左宗棠，来作一些具体的分析。

左宗棠开始办洋务，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叶的事。但是，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就已经很注意了解“夷情”了。据他自己说：“自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有关海国故事者，每涉猎及之，粗悉梗概。”[《洋务运动》第五册第5——9页]左宗棠了解夷情是为了对付外国侵略者，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他就针对“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飚举，无足当之”[《洋务运动》第五册第5——9页]的严重被动局面，积极主张中国应该制造轮船，筹建新式海防，以便“师其长以制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24页]

一八六四年，左宗堂在闽浙总督任上，开始把他早年的主张付诸实施，积极筹备自造轮船。一八六六年，更经清朝政府的批准，在神州设立马尾船政局，正式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的新式造船厂。

左宗棠创办马尾船政局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他认为中国的海防太落后，旧式的海船根本无法与西方列强的火轮船相匹敌。他不甘落后，主张学习西方，迎头赶上，彻底改变海防面貌。他说：“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洋务运动》第五册第5——9页]

他针对当时一些人只知雇募洋船，不敢自造的错误做法，坚决主张自己动手，“设局制造”，认为“雇募仅济一时之需，自造实无穷之利也”，表示“虽难有所不避，虽费有所不辞”。[《洋务运动》第五册第24页。]他的具体办法是，先由外国购置机器、轮机，“宽给其值，但求其良”，配成大小轮船各一艘，然后让中国工匠学造，“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洋务运动》第五册第5——9页]为了掌握西方先进技术，培养人材，他在设立马尾船厂的同时，还开办学堂，延聘西洋技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和各种专门技术；凡精通业务，能够驾驶轮船的优秀学员，不论弁兵各色人等，一律破格录用，授予千、把、都、守等官阶，由虚衔提为实职。

左宗棠还援引西洋各国与俄罗斯、美利坚“互相师法，制作日精”的先例，满怀信心地断言，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仿制轮船，要不了几年功夫，一定能够推陈出新，后来居上。他曾设想以五年时间制造轮船十余艘，布置沿海，保卫国防，与西方列强争雄海上；然后进一步添制机器，触类旁通，发展各种军用和民用工业，如制造枪炮、铸钱、治水等等。

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后，对洋务运动仍然抓得很紧。一八七一年，他在兰州建立甘肃制造局，自造枪炮等新式武器。一八八○年，他又创设兰州机器织呢局，从德国购置机器，延聘德国匠师，约定任期，把全部技术传授给中国学徒。他对兰州机器织呢局抱有很大希望。曾表示：“今日学徒，皆异日师匠之选。将来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由关内而及新疆。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不仅如上海黄（道）婆以卉服传之中土为足称也。”[《左文襄公全集》，批扎卷7第24页]此外，他还鉴于西北地区旱灾频仍，水利不修的严重情况，多次托人在上海购置西洋开河、凿井等新式机器，运到甘肃，以发展甘肃的农田水利事业。他深信：“此种机器流传中土必大有裨益，与织呢、织布火机，同一利民实政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9第60页]值得注意的是，左宗棠对民用工业，还提出了官办不如民办，“以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的主张。他说：“若由官给成本并商之利而笼之，则利未见而官已先受其损，盖商与工之为官谋，不如其自为谋，其自为谋也尚有工与拙之分，其为官谋更可知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9第7页]

综上所述，作为洋务派的头面人物之一，左宗棠办洋务，虽然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但其侧重点显然是为了反抗外国侵略和发展民族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中国人民不甘落后的民族自尊和志气，具有爱国主义的性质，应该给予足够的肯定。

由此看来，说洋务派最本质的特征是投靠帝国主义，洋务派是一群卖国贼，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代理人，洋务运动是洋奴买办活动，这显然是片面的，需要重新研究和认识。如果说洋务派都是卖国贼，那么，象左宗棠这样的人就不能算作洋务派；如果说左宗棠是洋务派，那么，就不能说洋务派是一群卖国贼。二者必居其一。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究竟什么叫洋务派？我们认为，洋务派是对顽固派而言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地主阶级当权派在对待西方资本主义态度上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顽固派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盲目排外，拒绝一切新鲜事物，洋务派则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洋务派本身是一个十分庞杂的集团，由于政治立场的区别，他们学习西方的目的、态度和方法也有所不同。有的人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自尊心，是早期地主阶级抗战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的直接继承者。他们愤于“强邻日逼，外患环生”，主张学习西方以寻求“自强之道”和“有适民生”，学习的方法也不是“事事依赖洋人”，亦步亦趋，而是要求经过消化、改造，推陈出新，后来居上。这些人是真正的爱国者，左宗棠就是他们杰出的代表。有的人则一味崇洋媚外，把学习变成了卖身投靠。他们拜倒在洋人脚下，认为：“居今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因此，决不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只能“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曾文正公全集》，《复陈津案各情片》]就是说，对外国侵略者，只能投降，不能抵抗。对西方的先进技术，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洋枪、洋炮和各类舰只，并且迷恋于“雇买代造”，反对“设厂自造”，认为：“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即使访问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8第20页] 因此，只能“以购备西洋精利军器为第一要著。”[《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51第14页]这些人是可耻的卖国贼，曾国藩、李鸿章就是他们中间的挂帅人物。由于这一时期中外反动势力已经开始勾结，买办阶级已经开始出现，因而他们在洋务派中占着上风，把持着清朝政府的外交大权，推行着一条卖国投降的外交路线。正如左宗棠所指出的：“慨自海上用兵以来，其始坏于不知洋务之人，不知彼己真实情形,侥幸期胜；其继坏于自负深悉洋务之人,不顾大局长久下落，苟且图存，以致愈办愈坏，无所底止。”[《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4第66页]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把洋务派统统说成是卖国贼。何况，李鸿章之流之所以是卖国贼，也绝不是由于他们搞了洋务运动，兴办了近代工业，而是由于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所持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所决定的。

过去，完全否定洋务派的理由，还有一条是认为洋务运动的基本方针是勾结帝国主义，借用洋枪洋炮，镇压农民革命。对此也应作具体分析。

无可否认，洋务运动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地主阶级当权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为了镇压农民革命，维护封建统治而开始兴起的。并且，在此后三十多年中，镇压农民革命仍然是它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把洋务运动的基本方针仅仅归结为镇压农民革命，则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这里有两个问题不好解决：第一，洋务运动的中心内容是加强海防、建设近代化的海港和海军舰队。镇压农民革命要海军干什么？难道海上也有农民革命需要镇压吗？第二，洋务运动正式开始于六十年代初期，七十年代进入发展阶段，八、九十年代达到高潮，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宣告破产。它的全部发展进程是与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密切相联系的。如所周知，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自七十年代起，西方列强对中亚和远东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我国边疆地区普遍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急剧上升，越来越尖锐。社会主要矛盾这一演变过程，不能不影响到洋务运动的内容和方向。当时，不仅左宗棠这样的爱国者在洋务运动中更着眼于寻求富国强兵之道来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积极筹建新式海防，就是李鸿章这样的卖国贼也不得不打出“自强御侮”的旗号，把洋务运动的重点从购买洋枪洋炮转向扩建北洋海军。虽然他自己曾不打自招地承认，他的北洋海军“亦不过聊壮声威，未敢遽云御大敌也。”但总不能说他扩建海军的基本方针是为了镇压农民革命。实际上，说他借“自强御侮”之名扩大淮系军阀势力，营私肥己，倒更为切合实际一些。

洋务派经营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在一八八三年到一八八五年的中法战争中初步现出原形，在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宣告彻底破产。洋务运动的破产，对李鸿章之流来说，不过是拆穿了一场骗局而已，无足深论。然而，对左宗棠等具有爱国思想，确实想向西方学习的人来说，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中国社会制度的落后和腐朽，所以任何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从维护这个腐朽的社会制度出发去办洋务，都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失败的命运。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440页]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研究，也必须如此。应当看到，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世界联成一体，任何民族只能从这种必然的联系中找出一条发展自己的正确道路，而闭关锁国是行不通的。从闭关自守到学习西方，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办洋务，不应当是贬义之词。问题的实质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办洋务。对洋务派人物一定要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对于那些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为了富国强兵、独立自主，积极进行洋务运动的人物，难道不应当看到他们的贡献而给予肯定吗？

（资料来源：《甘肃日报》1976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