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开始了以编练新军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改革，这一活动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覆灭。晚清军事改革，作为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引起了正在中国进行激烈争夺的列强各国的广泛关注。而当时的清政府对西方近代军事思想、军事制度、战略战术和训练方式等方面的情况，仍然所知甚少。因此，以军事近代化为目的的军事改革，便不得不依靠外国教习和顾问的帮助，列强各国特别是德、俄、日三国为控制中国的军事力量，扩大在华利益，围绕着中国新军的训练权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本文旨在对德、俄、日三国与晚清军事改革的关系及其影响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

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武器装备并不比日本落后而兵力又占绝对优势的中国军队，却惨遭失败。这次失败，充分暴露了中国的绿营和勇营制度在指挥系统、营制饷章、军官选用、训练方法和后勤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而作为胜利者的日本军队则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改革旧军制，逐渐采用了西方的新军制。故而，甲午战后，从皇帝到中央和地方官员们都认识到：“倭人此次专用西法取胜”（《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4。），“可信西法用兵实胜中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3。），中国“非认真仿照西法，急练劲旅，不足以为御侮之资”（《张文襄公奏稿》卷25。）。于是，一项编练新军的计划开始付诸实施了。

1894年10月，当甲午战争处于最紧急阶段时，北洋海军总教习兼副提督、德国陆军大尉汉纳根向总理衙门建议：募练新军10万人，募请洋教习2000人进行训练和指挥。由于汉纳根要完全控制部队的指挥权，此建议遭到大多数官员的反对而搁浅。最后，清廷决定由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仿照西方军制先行募练一支新军。1895年2月该军建成10营，共5000余人，号定武军。不久，定武军改由温处道袁世凯主持训练，改称“新建陆军”，扩充至7000人。在此期间，湖广总督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兼署南洋大臣，也于1895年初开始了募练新军的活动，到年底在南京编成了13营近3000人的自强军。以上两支部队从组织建制、训练方式和后勤体制等方面，都摈弃了绿营和勇营的模式，极力模仿西方军制，力图成为近代化的新型军队。

清政府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虽然未采纳汉纳根的建议，但德国在初期的影响，在列强各国中却居于压倒的优势。这表现在：军制主要以德国陆军为蓝本，如新建陆军“系专访德国章程”（《德宗实录》卷378。），自强军“以德国建制为本”（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聘请的部队和军事学堂的教习、顾问主要来自德国。新建陆军所用的教习，系由督办军务处王大臣“咨会出使德国大臣与德国外部选商聘订”（《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张之洞编练的自强军，聘用的以德国少校来春石泰为首的德国军官达35名，这些人不仅充当教官，而且还担任各级指挥官，中国军官只能担任副职。后张之洞回湖广总督原任，又将大批德国军官带回了湖北继续编练新军。由德国教习控制的军事训练，自然是采用德国的训练方式和训练内容。袁世凯曾将《德国陆军操典入门》印发新建陆军各营，“责成营官以时诵习，务期逐渐通晓”（《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40。）；自强军也将该书“印刷万数千，遍给各勇丁阅看”（《清光绪朝东华录》（四），第220页。），德国得以捷足新登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历史渊源。早在1885年，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就曾聘用德国军官，为其训练军队。他在广州办的水陆师学堂，亦曾聘用德国人任教。这说明早在晚清军事改革之前，德国在中国军事界已经存在着相当大的影响。甲午战争前，李鸿章的淮军就大量使用德国的枪炮，该军一些部队也曾部分模仿德国军制和操练方式。为此，淮军和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后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也曾聘用了一批德国教习。李鸿章还从军官和武备学堂毕业生中选派了一批人到德国留学。以后这些留德学生和武备学堂毕业生有相当一批人成为南北洋编练新军的骨干。其二，德国是当时世界公认的陆军强国。这一点，清政府是有所了解的。如早在1885年，张之洞就指出：“查各国武备，近以德国为最精。”（《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11。）1896年，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亦指出：“泰西陆军之精，推德意志为最”，日本军队也是“仿用德制”（《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03。），故中国欲采用西方军制，自然会“取法其上”。其三，当时中德两国的关系比较和睦。在1897年之前，它在中国还只是跟在英、法之后，通过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取得了一些特权，既不象英、法、日等国多次发动过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也不象俄国与中国存在着领土的纠葛，而是从其自身利益考虑，采取过一些有利于中国的行动。如在中法战争中，出于遏制其老对手法国的目的，就曾向中国供应过军火武器。张之洞为此称赞德国“亲睦中华、确有协助之诚”。（《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11。）而在甲午战争之后，德国又参加了三国干涉还辽的行动。这一切，不能不使清政府的官员们对德国产生不同程度的好感。

然而，德国教习垄断中国新军训练的局面并未维持多久，大约在1898年到1899年间，大批的德国教习相继被解除了雇约（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德国遇到了俄国和日本的激烈竞争，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详述，更重要的是1897年以后中德关系迅速恶化。众所周知，甲午战争以后时隔不久，西方列强就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而德国则是首开其端者。德国政府早就蓄谋在中国攫取一个港口，作为在中国扩张的据点。1896年12月，德国向清政府提出了租借山东胶州湾50年的要求。次年11月，它即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将军舰开进了胶州湾，并登陆占领了胶州城。1898年3月迫使清政府订立了《胶澳租借条约》，把山东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德国此举，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也使得那些认为德国“亲睦中华”的封建官员们开始认清了德国的真面目。1899年5月，袁世凯奉旨率领中国当时最强大的一支新军武卫右军（即新建陆军）开赴山东，以后江苏自强军也调归袁世凯指挥。清廷此举，名为操演行军阵法，实际上是“协助保卫该省，并抵御德国人的渗透”。但德国人根本未将这支由德国军官训练出来的队伍放在眼里，照样“入我内地，戕我居民”（《袁世凯奏议》，上册，第118—119页；上册，第487页；中册，第900—901页；下册，第1320页。），凡此种种，皆使得中德关系迅速恶化，也使得清政府和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不能不考虑，再全面依靠德国人来训练部队，也将引起爱国官员、士绅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因此德国人便在1898年到1899年间失去了在中国军事改革中的垄断地位。

二

独霸中国东北，进而将其势力扩大到整个中国北方，这是沙皇俄国梦寐以求的侵略目标。为此，它曾宣称：“俄国政府认为，同俄国边境接壤的中国诸省，必须不落入俄国之外的任何国家的影响之下。”（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中译本，第212页。）甲午战争后期。为了不使辽东半岛落入日本手中，俄国带头发起了三国干涉还辽，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由此对俄国产生了很大幻想，以为一意联络俄人，即可牵制列强。张之洞也主张联俄制日。俄国则挟“干涉还辽”之“德”，以共同抵御日本的扩张为诱饵，向清政府索取报酬。报酬的内容之一就是控制中国的军事力量。1896年6月，李鸿章与俄国代表签订的《中俄密约》就包含了军事互助的内容。俄国即以此为根据，开始向德国在晚清军事改革中的垄断地位挑战。

1896年10月，俄国驻华公使与清廷督办军务处王大臣经过谈判达成《中俄新约》，按照俄方要求写入了如果今后中国东北要“仿行新法”编练军队，“惟向俄国借请熟悉营务之武员来中国整顿一切”的内容（《清光绪朝东华录》（四），第146页。）。次年8月18日，俄国代理驻华公使巴布罗夫照会总署，称今后“直隶、满洲、蒙古各处、新疆之伊犁、塔尔巴哈台与俄毗连处所，除用俄人教习外，断不用他国教习练兵。凡离乎此者，本国政府视于我两国目下睦谊未合”（《北洋练兵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辑。）。1898年2月5日和11日，巴布罗夫又两次照会总署，重申“在中国北方各军及武备处所，自中俄交界起，至北京为止，天津一带亦在其内，除俄官外，不准用他国教习”（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总署被迫声明，对已经聘用的德国或他国教习，“现所定合同期限未满，碍难无故辞退，将来合同限满，再行商定俄员亦无不可”（《北洋练兵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辑。）。巴布罗夫则继续频频向总署施加压力，一方面迫使中方停止继续聘用他国教习；另一方面对已经聘用者，则要求一侯合同到期立即解聘。同时还要求当时北洋各军使用外国教习最多的聂士成所部武毅军聘用俄国教习，清政府被迫聘用俄国参将沃罗诺夫为聂部训练马队。

围绕着沃罗诺夫的聘用，俄国政府和巴布罗夫耍尽了手段，以达到俄国人独占中国北方军队训练权的目的。如，中国方面事先声明只聘一官一弁为聂士成部训练马队，俄方却自行其是，擅自派出5人，并称沃罗诺夫系作为聂士成的参议，率练全部军队，造成既成事实，强迫清廷接受。再如，“原议如先用有他国教习，不令与俄员同驻一处，……并未应允专用一国教习”（《北洋练兵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辑。），巴布罗夫却坚持一俟俄国教习到达，德国教习即应全部离营。北洋大臣王文韶被迫将合同尚未到期的德国教习4人全部调离聂营。又如，按照清政府制订的《参谋教师洋员合同》的规定，洋员“应听中国督练官节制”，巴布罗夫却自行规定：“沃参将系大皇帝特派之员，又系俄国羽林中大员，应居为聂军门幕友参议之位，与军门平等往来”，“仅能归俄国节制……断不能归聂军门节制”（《北洋练兵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辑。）。意在与中国将领分庭抗礼，越俎揽权。另外，合同还规定期限以“三年为满”，在合同期内，中国政府可以“特命停止教练”，令外国教习回国。巴布罗夫却说：“沃参将随聂军门作参议无限期，全在本国大皇帝派驻若干时日，即驻若干。”（《北洋练兵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辑。）这就剥夺了清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规定聘期和根据外国教习的表现来决定续聘或解聘的权力。

俄国人的骄横跋扈、蛮不讲理，使得清政府各级官员和统兵将领极为反感。北洋大臣王文韶曾向总署逐条驳斥了巴布罗夫的无理要求。因此，俄国虽然强行获得了部分中国军队的训练权，但其地位是很不稳固的。

1900年，帝国主义组成八国联军，出兵中国，血腥镇压中国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俄国在积极参与联军攻打天津、北京的同时，又独自于是年7月动用了10万大军侵入我国东北。俄国此举，主要目的是使东北成为其独占的殖民地，同时也包含着以此来胁迫清政府，使其进一步垄断中国北方的新军训练，扩大与提高其在中国军事改革中的影响与地位的目的。如在两国代表谈判关于中国“接收东三省事宜”时，俄方代表即重申了“中国北境水、陆军不用他人训练”的要求。

沙俄蛮横无耻的侵略行径，引起了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清廷重臣和驻俄公使杨儒等人的强烈反感和抵制，也遭到了担心俄国在华势力过度膨胀的英国、日本等列强的坚决反对。最后，随着日俄战争中俄军的失败，俄国妄图控制中国新型军事力量的计划，终于完全破灭。

三

如前所述，清政府是在甲午战争最紧急的关头动议编练新军的，作为正在进行战争的敌国，日本自然无望立即插手其中。但是，日本政府既然以征服中国为其既定目标，就绝不会坐视中国军事力量的壮大，更不会甘心让中国新军置于德、俄两国特别是俄国的影响和控制之下。所以，1896年中日两国复交之后，日本就开始处心积虑向中国的军事改革施加影响，但其手段却比俄国人隐晦、曲折。

首先，日本极力鼓吹“兴亚论”，制造中日亲善的骗局，鼓吹亚洲人联合起来反对西方特别是俄国的侵略。1898年初，日本参谋本部派遣神尾光原等3人赴华游说张之洞、谭嗣同等人，鼓吹中日联合抗俄。随后，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也在百日维新期间来华，肩负着同样的使命。日本的这一番宣传活动，在清政府官员和士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之当时“中国经欧洲列强之剧烈宰割，一般士大夫对日本之感情已不若先时之劣”，故伊藤来华后，竟多有主张“借才变法，以坚同洲之谊”者（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三卷，第224页。）。特别是在八国联军之役以后，日本出于与俄国争夺东北的目的，曾支持中国接收东三省的主权。日本的举动，使张之洞、袁世凯等实权派又产生了联日抗俄的幻想。日、俄战争爆发以后，尽管清政府表面上宣称“局外中立”，实际上袁世凯等人是偏袒日本的。因此，在中日关系改善的气氛下，1901年9月清政府下令各省普练新军，军事改革进入了新阶段，日本在中国军事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迅速上升。

其次，日本在德、俄之外另辟蹊径，注重通过培养留学生的方式扩大对中国军事界的影响。中日复交不久，日本参谋本部就派出福岛安正、宇都宫太郎等人至中国游说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建议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还告知总署，日本愿接受200名中国留学生，经费由日本负担。日本尤为重视吸收军事留学生，先是在其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成城学校设立留学生部，对中国留日陆军学生进行预备教育。以后又在东京专为中国留学生设立振武学校。日本方面的宣传和招徕措施，是颇见成效的。清政府对此产生了很大的兴趣。1898年，张之洞在送呈光绪帝的《劝学篇》中极力主张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张之洞：《劝学篇·外篇》。）。是年，张之洞即与刘坤一首次向日本派出陆军留学生30名，委托日本陆军省派往成城学校，接受陆军教育。1901年，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下诏变法，而此时的日本已赫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张之洞、刘坤一连上变法之疏，极力主张“奖励游学”，尤以“先游日本为急务”。据统计，第一期留日士官生共39人，湖北一省即占11人。第二期25人，湖北占17人。张之洞甚至把自己的3个孙子也送到了日本军事学校去受教育。袁世凯也于1902年上奏指出：欲“讲求武备”，“整顿戎行”，“自非派员出洋肄习不为功。顾欧美远隔重洋，往来不易，日本同洲之国。其陆军学校于训练之法，备极周详”，故挑选武卫右军各学堂毕业生55名前往日本深造（《袁世凯奏议》，上册，第118—119页；上册，第487页；中册，第900—901页；下册，第1320页。）。湖北、直隶为南北编练新军的两大样板，对全国各省有很大影响（《中国如何而后能学日本乎》，《大陆》二卷、7号。）。故而，自1901年以后，赴日留学生逐年上升，到1906年高达8000多人，其中在士官学校和其它军事学校就学者有671人，而是年就学于欧洲者仅15人（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到1908年，“统计赴日陆军留学数目已不下1千余人（中华民国史料丛稿：《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第342页。）。

再次，为炫耀日本武力，展示日本军队的训练水平，以影响中国军界领导人，日本利用其邻近中国，往来较易的有利条件，经常邀请中国将领去日本参观、考察和观摩军事演习，不仅北洋和湖北新军在被邀之列，甚至一些边远省份也都接到了邀请。如1899年日本陆军大尉井户川辰三就奉日本政府之命到达四川，“请派文武官员选择学生，游历日本，考察学制，并称该国练兵之期约在中历九月，请于七月遣员前往”。四川总督决定派文武官员各1名前往，“将该国学制，兵制详细考究”（《清光绪朝东华录》（四），第131页。）。1901年之后，各省与日本之间的这一类往来就更加频繁了。通过这些交往，日本“相当成功地使中国相信，日本采用了欧洲陆军的一切优点，而他们的军事制度，是一种适合亚洲人的军事制度”，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在陆上和海上的胜利，证明了东方并不劣于西方，一个亚洲民族有可能敌得过一个欧洲强国的工业与军事力量”（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结果是全面向日本倾斜的政策进一步加强。

复次，采取各种措施，排挤德国教习，诱导中国聘用日本顾问和教习。在日本政府的鼓励下，大批日本军官来到中国。为了和德国人竞争，他们“比西方人更乐于学说中国话”，加之文字相近，减少了语言上的隔阂；“他们宁愿接受比西方军官低得多的待遇”，因而大大减少了费用；他们“更情愿使自己适应于中国的实际”，因而更有利于加强与中国官员和学员的感情。同时，由于日本陆军本来就是仿照德国军制的，“因此，把德国教习换成日本教习，并不需要在训练方法或训练技术上作大的变动”（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有了这些原因，再加上前述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政治上“联日拒俄”主张的贯彻，日本军事制度影响的扩大和留日士官生的陆续回国及在军界地位的上升等诸种因素，日本顾问和教习终于排斥了西方各国，取得了垄断地位。“到了1903年的时候，不仅直隶的袁世凯与武昌的张之洞用了日本教习，他们还渗入到了华中，他们不仅在沿海站住了脚，甚至还渗入到远如四川那样的内地”（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在直隶，1904年袁世凯聘用了日本顾问、教习达85人，1908年增加到175人。在湖北，张之洞办的将弁学堂的教习全部是日本人；在江苏、浙江、福建等省的陆军速成学堂、武备学堂的总教习、教习、副教习也皆由日本军官包揽（中华民国史料丛稿：《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第、326—326页。）。就这样，日本虽然最晚插手晚清军事改革，却后来居上。1907年以后，除少数德国教习分散在湖北等处的军事学堂中之外，日本的影响已占了绝对优势。

在军制上，1902年以后，已经基本上是举国一致倾向于以日本军制为蓝本来编练新军，如湖北新军就“酌照日本陆军师团兵制，编作常备军左右两翼”（《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50。）。到了1904年，湖北军制又“以一军统两镇，与日本合两旅团为一师团之制相同”（《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62。）。也就是说湖北的一军相当于日本的一师团，镇则相当于旅团。大致长江流域各省都受湖北的影响，仿照推行。袁世凯的北洋军同样仿照日本军制，与湖北略有不同的是，在湖北的镇与标两级之间，增设协一级编制，故北洋是镇相当于日本的师团，协相当于日本的旅团。1904年清政府以北洋营制为基础，统一了全国新军营制，可以说这标志着日本军制在中国新军中正式确立。

在军事教育体制上，日本的四级军事教育制度也在中国开始逐步推行。先是1902年张之洞在湖北设武普通中学堂1所，相当于日本的“中央幼年学校”；又设武高等学堂两所，相当于日本的士官学校（《张文襄公奏稿》卷34。）。1904年，清政府命令将全国军事学堂分为4级，即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陆军兵官学堂和陆军大学堂，分别相当于日本的军事幼年学校、成城、振武等士官预备学校、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后陆军大学堂未能设立，乃先设陆军军官学堂于保定。与此相适应，学校的教学内容也是参照日本军校设置的，如保定军校即参照日本陆军大学课程，以战术、参谋业务、后方勤务及国防动员等课程为主，教材则大都采用日本最新出版的教材，其他学校皆可类推。因此，从1902年起，日本的军事著作、军队操典、军事教科书等大量涌入。袁世凯还专门聘请日本中佐立花小五郎等人为其翻译各种军事书籍，其中如北洋将弁学堂总教习贺忠良编的《战法学教科书》，是一部比较全面介绍资产阶级军官理论的著作，两江督练公所排印的《日本陆军大学战术讲义》也有较大影响。

在武器装备上，也开始由使用德国武器为主向购买日本武器过渡。如1904年袁世凯奏称，日本武器“工贱道近，价值较廉”，而“工料均极精坚”，“一切程度均与泰西不甚悬殊”，一次就向日本三井、大仓两洋行购马、步、手枪14650杆，子弹720万粒，大炮64门，炮弹25856颗，价值白银120多万两（《袁世凯奏议》，上册，第118—119页；上册，第487页；中册，第900—901页；下册，第1320页。）。

伴随着日本影响的全面加深和扩大，日本顾问和教习的作用也日益加强，他们在各省的编练机构和军事学堂中的势力日益扩展。在袁世凯所部，日本顾问尤其受到信任和依赖。这一点仅从河间和彰德两秋操中就能得到证明。1905年10月末，北洋新军首次在河间举行会操，会操获得了外国军事观察家的好评。日本军事顾问参与了演习的筹划与指导（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袁世凯就曾以日本顾问坂西利八郎等人在会操中“襄同办理，深资得力”为理由，请对坂西等“量予奖励”（《袁世凯奏议》，上册，第118—119页；上册，第487页；中册，第900—901页；下册，第1320页。）。1906年北洋新军举行的河南彰德秋操，“日本顾问在规划这次操演上起了广泛的作用”（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当时南北两军的指导和评判，就是坂西利八郎手下的两个日本少佐担任的（其中之一为土肥原贤二），坂西本人则是实际上的总指导和总评判（唐在礼：《辛亥以后的袁世凯》，《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第127页。）。难怪有的日本顾问会狂妄地宣称：“如果调走日本教习，部队就会瓦解”（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

四

德、俄、日三国特别是德、日两国在晚清军事改革中占踞着重要地位，起了重大作用。由此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有些影响可以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限于篇幅，本文仅对比较重要的几点略作概述。

外国政府千方百计插手中国的军事改革，决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而是为了通过控制中国的军事力量，达到控制清政府，左右中国政局，进而实现独霸中国的目的。因此，各国派遣到中国的顾问和教习，往往是为其本国的侵华宗旨服务的，他们一方面排斥他国教习，另一方面则力图掌握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如德国人汉纳根提出的练兵建议，就要求给他一切“兵权、饷权”（中华民国史料丛稿：《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第7页。）。德国驻华公使绅珂也向总署多次提出，德国教习要有权管带中国兵丁（《北洋练兵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辑。）。俄国公使更是为此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已见前述。日本顾问的行动要隐晦一些。他们更注重的是在中国将领中培养亲日势力，达到间接控制中国军队的目的。

日本等国为中国培养留学生和派出教习在中国的军事学校中为中国培养军事人才，同样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一点，日本政府尤为突出。如1898年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给日本外务大臣的信中就，指出：“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事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转引自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第8页，台北1975年版。）日本参谋总长大山岩则训示来华充任顾问、教习的军官要“努力工作”、“在上层以实力培植亲日势力”，认为这是“最有希望的事业”，“是对华政策的百年大计”（南村知里：《近代中日关系史料》，第二集，转引自任恒俊《北洋军阀成因浅探》、《河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4期。）。事实上，从清末经北洋军阀时代以迄国民党统治时期，日本也确实在中国军界培养了一大批亲日派将领，为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发动侵华战争提供了方便，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列强既然抱着侵华的目的参与中国的军事改革，自然不会真正为中国尽心尽力。袁世凯就曾感叹：中国留日学生，“顾其肄业者、亦只士官。振武诸校，联队经验不过数月，止于少尉。其造就高级军官，号称大学者，尚不使我入室升堂，进窥精奥。推之各国，莫不皆然，愿学有人，问业无地”（《袁世凯奏议》，上册，第118—119页；上册，第487页；中册，第900—901页；下册，第1320页。）。因此，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依靠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来进行军事改革，不仅这“本身就存在着（外国）政治干涉的危险性”，（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而且势必会给中国的军事近代化进程带来重重障碍和种种弊端。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当时中国毕竟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要创建近代化军队，必须而且也应该向先进国家学习。因此，在考察晚清军事改革和军队近代化建设的成就时，德、日等国在客观上所起的作用也不应一概抹杀。

由于引进了德国和日本的军制与训练方式，使中国陆军逐渐脱离了中世纪的状态，开始接近西方的近代军队，新军以镇为基本战略单位，合两镇为一军，推行与西方的军、师（镇）、旅（协）、团（标）、营、连（队）、排、班（棚）一致的军制，包括了步、马、炮、工、辎等兵种，成为兵种齐全、建制完整的合成军队。与绿营和勇营的旧军制相比，更有利于发挥新式武器的作用，更适合多兵种的协同作战，从而更加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到1902年，北洋军又仿效西方，推行常备军制，1904年在全国推行常备、续备、后备军制，使得中国陆军军制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在外国教习的主持下，新军训练的基本内容以队列、操法、兵器、测绘、筑营、桥梁架设等近代军事技术为主要内容，比旧的训练内容既科学又切合实战。通过严格的训练，士兵的军风军纪也发生了重大改观。这就在相当程度上使中国军队缩短了与列强军队的差距。到清末，外国军事观察家不得不承认：“一支小小的外国军队能够在中国登陆，并且夺获任何重要目标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

中国旧式军队战斗力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合格的各级指挥官，从行伍中提拔起来的将领们，一般都缺少文化和近代军事技术。军事改革之后，不仅向国外派遣了大批留学生，而且还在外国教习、顾问的帮助下，建立了包括步、炮、工等兵种的军事学校和军医、兽医、军械、测绘等专门学校，仅武备学堂从1895年到1904年间就创办了18所，特别是1904年4级军事教育体制的确定，标志着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军事教育制度。到1911年10月，全国已拥有约70所军事教育机构。随着大批留学生回国和军校学生毕业，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近代军官群体，他们掌握了比较先进的军事知识和技能，成为中国军事力量走向近代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据统计，“1908年已经有7000个学生在武备学堂或同等的训练将弁的机构中肄业。低级军佐学校中的学员超过2500人，另有700个在日本和少数在欧美学习军事的留学生。1908年末，陆军的各级军官学堂和专门学堂大约有10000学员，而7所为训练巡防营将士而设的省立军事学校则估计有600名学员”（陈志让：《中国军阀派系之诠释》，《中国中论集》，第五辑。）。还有人统计，在1912年至1928年内曾任团长以上军官的1300人中，仅就其生平可考者计算，其中有117人曾留学日本，29人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61人毕业于保定军校，还有相当一部分毕业于各省其他军事学校。从以上列举的数字来看，应当说这是中国军事力量发展史上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此外，大批留学生和在国内军事学堂学习的年轻军官，通过各种途径接受了民主共和的革命思想，使新军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加速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这在史学界同行中早已有过详细、精辟的论述，这里就无庸赘述了。

（资料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