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南史学界论述中法战争的文章中，流传着一种“两只野兽争夺一块肥肉”的说法，认为清政府对越南有领土野心。许多同志曾著文反驳这种论调。我认为，清政府的政策有其连续性，它的援越抗法政策是由援越助剿政策演变而来的，因此，了解清政府援越助剿政策的情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清政府援越抗法政策的实质。
同治六年（1867），广西民军首领吴亚终在清军的追剿下，率众败退入越，盘踞于北圻的北宁、谅山、高平、太原、宣光等省，势力复张。越南政府虽然很快就派出官军前去追剿，但都是损兵折将，败多胜少。同治七年（1868）二月，吴亚终等部袭破高平省城，执布政使阮文伟；三月，扰谅山，败领兵官阮文亥；六月，于诃护社毙北宁按察使尊室旙，副管奇潘文延；七月，于谅山省结山屯杀署参知充参赞阮劢、领充副提督阮日成，虏统督范芝香。
被吴亚终等部弄得焦头烂额，束于无策的越南政府，只得向中国告急请援。关于此事，越南史书只写成是北圻地方官向广西官府请援，如嗣德二十一年（1868）春正月，“兵部请由北督兼知谅平范芝香量派太次弁兵往谅山截剿，仍咨广西提督夹攻，庶得一举清夷（《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三八，第4—12页。）。”越南政府于二月指示范芝香：“可邀请国官兵速会剿收复（《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三八，第4—12页。）。”四月，“仍谕令统督范芝香咨会清国官兵协剿（《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三八，第21—22页。）。”五月，“股匪扰谅山，命谅山省臣咨请广西太平府会剿。（《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三八，第44页。）”
但是，中国方面的记载，却证实出面向中国告急请援的是越南政府。如徐延旭在《越南世系沿革》一书中指出：同治七年（1868）春，越南国王“咨乞广西巡抚苏凤文代奏，请兵援救。上命提督冯子材率三十营共一万二千一百八十员名进攻（《中法战争》（一）第51页。）。”清政府十月有旨提及越南国王告急请援事：“苏凤文奏，接据越南国王咨文，派兵协剿各等情。逆匪吴亚终勾结越南降匪谢静川等凭险抗拒，势甚披猖。前谕苏凤文等迅督官军会合夷兵夹剿，剋期殄灭。兹览越南国王咨文，是其待援情形，实为迫切。该国久列藩封，恭顺有加，乃任内地匪党扰及边隅，何以副朝廷怀柔远人之意？……即著苏凤文，冯子材等添募劲旅，分道并进，越境疾攻，会同越南夷兵两面夹攻，迅歼丑类，以靖边疆，不得以越境险远，置之不问，为越南所笑。（《清穆宗实录》卷三四五，第413页。）”
其实，早在这年四月，清政府在批复苏凤文、冯子材等关于追剿农民军的奏折时，就指示他们可与越南官军合作，“知会谅山夷官两面夹击，迅扫边氛（《清穆宗实录》卷二三○，第170—171页。）。”广西遵旨派出总兵谢继贵率兵入越，越南史书记称：“清国会剿营弁（兵四千余）进至我谅山邱常处，命范芝香前往迎接，照清国体例摘赏（《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三八，第23页。）。”
至于冯子材出关，则是清政府前引十月谕旨下达后的事。越南史书记载：“先是，清地股匪吴鲲（一名亚终）窜入高谅滋扰，我国具文由广西抚臣递达清国大皇帝，乃命提督冯子材统率三十一营出关会剿（《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四三，第18页。）”同治八年春桂军正式入越，三月，“清国提督冯子材抵境，商将兵会剿（《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四○，第12页。）。”为了保证援越桂军的饷需，清政府还“著户部赶紧筹议，于广西附近省分有可协拨之处，指定实数，按月拨银二万两，如数解粤兑收，以济军用，不准推诿延宕。一俟越南军务告竣，即行停止（《清穆宗实录》卷二四九，第466页。）。”冯子材率军入越后，转战北圻各省长达15个月，先后剿灭吴亚终、梁天锡等股，击溃黄崇英等部，援越桂军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计兵物故者十之二三（《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四二，第25页。）。”于同治九年六月班师回国，这是桂军第一次应邀援越追剿的概况。
但是，援越桂军甫撤，黄崇英、苏国汉等部又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同治九年（1870）八月，太原按察使阮辉猷，领兵官阮克威进剿失利。九月，黄崇英等部大败宣光剿使枚贵，重占河阳、安边等地；邓志雄等袭踞高平省城，掳杀按察使黄造。十月，苏国汉等夜袭谅山，杀领兵官黎文也，统督段寿。闰十月，邓志雄大败越南官军，掳太原布政使武范启、通化知府武辉班、领兵官武维■、副领兵官阮文武。十一月，越南官军于山西石县败挫，副提督邓文亥阵亡、副领兵官范文雾被掳。十二月，邓志雄在太原大败越官尊室说，毙领兵官阮有芳。到同治十年（1871）二月，“复有浪匪自清地新来与苏、邓之散伙合，处处蚊聚，北谅驿路不通，太原、海安诸地边报日至。”情势日趋严重，智穷力蹙的北圻统督黄佐炎只得再次向广西告急求援，越南政府“乃命廷臣修书咨之（《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四四，第9页。）。”
而在此之前，冯子材已闻悉越南北圻情况，即统带防兵十六营驰赴龙州驻扎，准备出关援剿。同治十二年（1873）二月，清政府有旨：“著冯子材相度机宜，督同总兵刘玉成迅将木马一带股匪荡平，毋留余孽，并随时知照该国派兵会剿（《清穆宗实录》卷三○六，第12页。）。”但是，当广西通知越南政府：“冯提督奉谕率兵十六营会我兵堵截边匪，已择期出关”时，越南政府却担心负担太重，“兹清兵之来至十六营之多，抬运实属劳费。”一度向广西提出“冯师道兵仍于龙州、凭祥住扎，”“仅祈派出太平府员将弁二、三员，兵勇二、三千速来会剿（《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四四，第11—12页。）。”冯子材只得于三月先派将弁韦三帮助越南官军设计收复高平省城；调参将林日贵率兵两营入谅山住剿，渐渐增加援越士兵至十七营。但是，在作战过程中，冯子材发现越南官军协剿不力，于八月致书越南政府：贼一被剿，随意奔突，未见越兵拦头截击，虽有智者，亦难以善其后。并声明只办谅平股匪，若诸次逸匪由越军自办（《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四五，第5—9页。）。于是，在转战一年多、取得一定的战绩后，根据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清政府的指示：“越南剿匪事竣、该抚等懔遵前旨，迅速前敌各军凯撤入关，扼要防守，以固边圉而绥藩服（《清穆宗实录》卷三二九，第10页。）”陆续撤军入关。
得知桂军要班师回国的消息后，四月，越南政府提出要求桂军留兵驻越，继续追剿：“命统督黄佐炎商说清官刘玉成留太防截（《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四六，第30页。）。”冯子材满足了越南政府的要求，五月，“冯子材书言，现下遵谕回师，而北圻未尽宁帖，饬刘玉成统带六营，仍留太原，谅山分行住截，俟我国戌兵接到乃撤还。特令复书，以酬好意（《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四六页，第37页。）。”其实，越南史书的这些记载并不完全准确。据冯子材于六月向清政府奏报留兵越境的原因可知，由于越南一时无法派兵接防“转饬总兵刘玉成等督令填柳，选建十营暂扎左鸾一带，一面照会越南接防。”但是，越南政府却无兵可派，反而继续“以太辖分防多歧，禀恳量留兵勇（《中法战争》（一）第63页。）。”这种情况一直延至同治十二年（1873）三月初十日“迭次照催派兵接戌，迄今又数月矣，不但无兵接戍，犹须悉众分援（《中法战争》（一）第64页。）。”到闰六月，冯子材调整了留越兵力，“随调挑留之镇柳中、左、右三营回扎关外驱骡、文渊、艽封等处，选字左右两营、捷字一营回扎关外索红、大岭、通槜等处，以备援应（《刘武慎公（长佑）遗书》奏稿卷一六，第14页。）。”这是桂军第二次应邀援越追剿并留兵越境的经过。
桂军班师回国后，黄崇英等股复又四出滋拢，越南政府只得趁贡使入京之机，再次向中国告急求援。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清政府有旨：“谕军机大臣等，礼部奏，、越南使臣赍到该国王奏疏，……据该国王奏称，河杨兴化诸匪巢独力攻剿，顾此失彼，山、兴、宣三辖蔓匪仍复猖獗，请饬派兵会剿等语。越南边地被匪窜扰，前经谕令冯子材督饬官军出关剿办，嗣以兵勇不宜久驻外国，且虑有骚扰情事是以迭准刘长佑等所奏，将各营陆续撤回。兹据该国王具疏吁请，朕腃顾藩封，殊深轸念。此时粤西官军如令出境剿匪，究于该国有无裨益，且不至别滋事端之处，著刘长佑，冯子材悉心妥筹，迅速具奏。并著礼部传令该国王知悉（《清穆宗实录》卷三五九，第757页。）。”细审这道谕旨，只是征询广西能否派兵援越，并未作肯定的指示。而越南政府接获此旨后，据以于同治十三年正月催促广西及早派兵入越：“接大清公文，叙我使臣疏请饬派兵攻剿诸匪，经清帝谕令刘巡抚，冯提督妥筹速奏。至是递书刘、冯，祈为早料（《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五○，第2页。）。”
然而，当时越南正发生安邺率兵攻占河内及黑旗军攻杀安邺等事，清政府唯恐卷入法越矛盾之中，所以一直迟疑犹豫，不敢贸然命令广西出兵入越。直至法越纠纷基本告一段落后，而越南仍不断请援“乃数月以来，越南国王及近边夷官递呈文牍，仍以拨援为请（《中法战争》（一）第68页。）。”清政府才于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正式下令桂军入越援剿：“粤军驻扎高谅，既为越南声援，又可自固疆圉。黄崇英股匪屡为刘永福所败，机会大有可乘。刘长佑已饬徐延旭、赵沃体察越南贼势军情。著该抚随时密授机宜，以期于事有裨（《清穆宗实录》卷三六八，第111—112页。）。”
当时，驻扎在中越边境太平、南宁、镇远三府的防军本有二十营八千人，原由记名提督刘玉成、侯补道覃远琎分别统领。同治十二年（1873）冯子材由于遭到排挤，“遽思引疾”言归（《中法战争》（一）第65。）。楚军出身的广西巡抚刘长佑就想遴委“出自楚营幕僚（《中法战争》（一）第147页。）”正以盐运使衔尽先补用道资格署理镇安知府的赵沃接办边防。同治十三年（1874）六月，覃远琎报丁父忧，刘长佑即：“改委侯补道赵沃交卸镇安府事，就近接统其军（《中法战争》（一）第69页。）。”十月，刘长佑又将赵沃与记名提督刘玉成所统各营分为左右两军“俾专责成而资策应。”以赵沃统领右军十营分防高平方向，刘玉成统左军十营分防谅山方向，作为入越援剿的准备。光绪元年春，因接“越南国王来咨，仍述前奉谕旨，请速出师助剿，而该国统督黄佐炎又已派出领兵梁俊秀带练千人愿充乡导（《中法战争》（一）第71页。）。”刘长佑才决意入越援剿。二月初三日，赵沃率右路防军十营，由越南保乐州分路的河阳剿进，稍后，刘玉成也率左路防军九营在剿除邓志雄等股后，由高平分三路援应河阳路。越南政府则予刘永福以：“权充三宣副提督”的名义，率领兴化、谅山、高平、宣光四省官军配合作战。“命统督黄佐炎会诸军进剿英匪。清弁赵道营拦头攻下，刘永福团丁从下剿进，山西兵船、土目、猫人同辰会剿（《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五三，第10页。）。”经过将近四个月的战斗，五月中旬，右军攻克了黄崇英的主要根据地安边、河阳，接着，又经过两个月的追捕，于七月下旬擒获黄崇英，就地寸磔处死，枭首传示。左军亦于七月上旬剿除周建新等后部，复与右军合队，各派四营共八营竭两个月之力，于九月下旬攻克陆之平的根据地者岩。奏捷后，刘长佑原拟“即饬两军次第入关，妥为布置，以固边防，仍量为撤留，以省军饷。其越南零星余匪，应由该国之兵自行搜捕，不致重劳我师（《中法战争》（一）第83页。）。”实际上，只“先后札调关外两军之勇共计十营分往各处，其余十营，因越南国王及宣光、太原官民赴营苦留，尚在搜捕（《中法战争》（一）第86页。）。”这是桂军第三次入越援剿和留扎越境的经过。
光绪四年，清将李扬才反叛入越，声势很大，越南国王赶忙向清政府告急请援：“兹则原随提督冯营弁之李扬才，因以擅派被削，蓄怨生心，招聚无赖之徒以千万计，旗服军色袭用难分。现已围攻臣国谅山省城，欲图分支滋蔓，势甚紧切，防截难周。”请求清政府“特简忠勤才略大臣如李，左诸名公者，不辞远驾，速往夹接边疆驻节，大加清理一番，使人民各安生业，官吏各勤职守，关汛各严防禁，既来者尽数收除，未来者永无违越。疆界截然，锋燧永息（《中法战争》（一）160—161页。）。”十月，清政府有旨命冯子材督师出关追剿：“冯子材前经剿办越南土匪，于该国情形较熟，即著带兵出关，相机督剿（《中法越南交涉档》第88页。）”，而在此之前，赵沃已率防军九营出关追剿，并打了几个小胜仗，广西巡抚杨重雅并准其添募，“新旧各勇不下五六千人（《清德宗实录》卷七九；第7页。）。”但在十一月的新街之战中，赵沃所部遭到了挫败。十一月廿九日，冯子材从广西提督驻地柳州起程，十二月驰抵龙州，即准赵沃将原防关内外军勇及文武员弁等造册移交，于十八日接统，略加整顿，即于二十八日自龙州厅起程，定于光绪五年正月初一卯刻出关，所部新旧共约二十余营出关后，经过四个月的作战，冯子材率军在者岩一股击溃李扬才的主力，又经过五个月的搜捕，终于在太原陇登山生擒李扬才，押回广西省城正法，并传首越南地方。这次作战十分惨烈，两广总督刘坤一曾有函告人，“此次冯军门所部染瘴病故以及手足溃烂者，实繁有徒（《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39页。）。”广西巡抚张树声曾有奏谈及战果。“为时仅及一年，克巢垒不下百处，擒斩降散之贼不下万余，死于战、死于病之员弁兵勇亦不下千数百人，成攻之速，伤亡之惨，皆前届所没有（《张靖达公（树声）奏议》卷五，第13页。）。”
早在战事结束前，两广总督刘坤一就在光绪五年二月接到越南国王来咨，要求清军“紧办李逆匪党，及早清厘，即将向来窜逸诸股残匪尽数剿除。另为量留三五营住防弹压（《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04页。）。”援越桂军擒斩李扬才后，清政府本来已下令关外各军陆续凯撤，以节饷需（《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33页。）。但是，刘坤一在十月十九日，又接到越南国王请求留兵援剿的咨文：“兹而提督冯大人如不可留，幸祈必照前咨量留贵弁之陈以谟等四五营，足以探拿，悉请剿全局并办善后诸事，使可永帖，不至重劳烦费（《中法越南交涉档》第138页。）。”清政府同意这一请求。光绪六年（1880）二月，新任两广总督张树声奏称：“大军由越南凯撤入关，提臣冯子材卸统各营，挑留得力勇队十二营，分布太平、镇安各属沿边卡隘并越南近边之高平、牧马一带，调扎就绪，饬令记名提督黄桂兰接统（《清德宗实录》卷一○九，第5页。）。”这就是桂军第四次入越援剿和留兵越境的经过。
桂军撤回国境后，越南国内伏莽又起，越南官军东征西讨，疲于奔命。光绪六年（1880）五月，越南国王曾惊呼：“北边自军兴，经数十年来，兵困于岚瘴，民疲子飞挽，冀获粗安，以解兵民之苦。不谓此贼未平，他贼又起。朕已虑其余烬复燃，先机指授，不知阃臣所办如何？据报则陆之平整北■，李总爷分屯联垒，其党李亚生、李七名、黄大才、赵三、苏二等蔓扰于北谅，覃四娣、潘如林、黄二、谢福善、潘六、李大等肆掠于宣辖，似此情形，殊可怪恨（《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六三，第38—39页。）。”无奈，越南国王于同年吁请中国出兵入越讨叛靖藩，但清政府因“越南土匪出没靡常，中国官兵势难深入剿捕。”没有当即允准出兵（《清德宗实录》卷一二一，第4页。）。越南国王继续请求，清政府才于光绪七年（1881）正月指示两广督抚：“其近边各处，仍著张树声、庆裕督饬防营，择要扼守。遇有匪踪窜扰，务当实力会剿，俾壮声援，该督抚即将此旨传谕该国王知悉。李亚生等各匪扑扰高平等处，经提督黄桂兰督兵截击，毙贼多名，仍著饬令该提督相度机宜，认真剿捕，以遏贼氛（《清德宗实录》卷一二六，第19页。）。”同年年底，由于防法需要，清政府逐渐增加入越兵力，于防法中仍著意助剿，至光绪十年，先后击毙陆之平、杨大家伙、李亚生等，招抚覃四娣等。这是桂军第五次入越助剿的经过。
综上所述，可见桂军入越助剿都是出于越南政府的邀请而去，在付出极大的人力物力牺牲并取得一定战绩后即撤还。至于留兵越境，也是由于越南政府的要求，并未乘人之危，强占越南领土。后来的援越抗法也就是这种入越助剿的继续，并无侵占越南领土的野心。
（资料来源：《东南亚纵横》199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