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6月初，即在中日两国正式宣战大约两个月之前，日本政府和清政府先后决定派兵赴朝，导致中日关系突然恶化。对于日中双方出兵的原因，国内外学术界流传着各种不同的说法，值得我们进行细致考察，弄清真相。

一

　　要准确地了解日本政府决定出兵朝鲜的借口和清政府决定派兵赴朝的原因，首先必须搞清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它镇压东学党起义的具体经过。

　　长期以来，中朝两国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朝鲜国内发生事端往往请求中国政府派兵援助。清政府1882年与1884年都曾根据朝鲜政府的正式邀请而派兵赴朝，事毕即将军队撤回。1885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的《中日天津条约》中规定：“将来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认为必要出兵时，必先行文知照”。从此清政府如果派兵赴朝，必先照会日本。同样，日本如果出兵朝鲜，也必须照会中国，否则也是违约的。当然，行文照会并不等于两国一定同时出兵。

　　1894年春，朝鲜东学党领导武装起义，发展迅速，声势日大，严重地威胁着朝鲜封建统治者和外国入侵者。面对这一形势，日本政府十分关注，立即展开种种活动，企图利用这一时机达到进一步侵掠朝鲜之目的。朝鲜政府则一面调派政府军前往镇压，力图以武力扑灭起义军；一面请求清政府调派兵船帮助运送朝鲜军队，拨付武器弹药，给予物力援助。也就是说，在东学党起义初期，朝鲜政府没有请求调派清军直接参加镇压东学党起义，运送“韩兵”的船上的清军也未登岸。

　　然而，在镇压东学党起义的酣战中，政府军连吃败仗，朝鲜京城受到的威胁日渐严重。于是朝鲜政府内部有人主张请求清政府派兵援助，以便将东学党起义尽快镇压下去。这样，便由请求支援武器弹药和派船运兵阶段转为请求派遣清军直接参战阶段。

　　值得指出的是，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遣援兵直接参战有一个逐步演变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步骤。

　　第一步，朝鲜政府内部讨论并做出请求清政府派遣援兵的决议。

　　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1894年5月21日，朝鲜宫廷召开了紧急会议，“各大臣均应召讨论国内发生的局势”，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唯一的出路是请求清政府出兵”，于是“会议通过了请求中国政府出兵的决议”(菊池谦让：《近代朝鲜秘史》第246页。)。不过，朝鲜政府并未立即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这一请求，只是在政府内部先做出一个准备请派援兵的“决议”。当然，决议一经做出，便不胫而走，迅速传播开来。在日本国内，不仅流传着朝鲜请求中国派兵，甚至清政府已经派兵的“谣传”也很快出现。在中国的流传自然更广，以致李鸿章在5月25日致电总理衙门不得不郑重说明：“韩王未请我派兵援助”(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42）。)。事实证明，中朝双方尚未就此事进行接触，请兵之议仍属朝鲜政府的内部活动。

　　第二步，朝鲜政府派代表面晤中国驻朝鲜商务代办袁世凯，就请求中国派遣援兵问题进行接触。

　　1894年6月1日，总理衙门收到李鸿章的电报中说：他曾接到袁世凯几次来电，其中谈到在剿杀东学党起义军过程中，“韩兵败，械被夺，韩各军均破胆”，而拟增兵分往堵剿，又兵少不能加派，“且不可恃”，于是朝鲜政府“议求华遣兵代剿”(《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49）。)，并派代表与袁世凯接触。对此，袁世凯表示：“如必须华兵，可由（朝鲜）政府呈文来”，然后再由他“即代转电，请宪核办”(《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49）。)。这就是说，朝鲜政府虽然已派代表与清朝驻朝代表进行接触，谈及请派援兵问题，但是尚未正式“呈文”提出请求，自然也就尚未涉及清政府予以“核办”问题。

　　与此同时，日本驻朝使馆翻译郑永邦利用向袁世凯询问东学党起义情况之机，竭力怂恿清朝政府“速代韩戡！”对此，袁世凯则明确回答说：“韩廷亦有此请”(《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49）。)，但是尚未“呈文”正式请华“代戡”。而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冀其（韩）习战自强，尚未核准。”(《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49）。)

　　应该注意的是，自中朝两国代表接触以后，一直到6月3日期间，朝鲜政府始终没有正式“呈文”请派援兵。所以如此，关键在于朝鲜政府内部仍有人不赞成请派援兵。反对派提出“遽请华兵代剿”其害太多：第一，“贻各国笑”；第二，“重百姓怨”；第三，“恐倭人生事”。有此三害，他们便向国王建议：“应缓请华兵，先选将再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51）。)。从而促使朝鲜最高统治者不得不考虑“缓请”之议，先派兵与起义军较量一次，或者等起义军逼近京城再说。正如袁世凯在电报中所说：“顷韩廷遣（使）来告，请兵文昨已缮就，因得洪报，计今日可与匪遇，姑稍候续报，倘再败，即送云”(《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52）。)。这样，“缓请”之说暂居上风，朝鲜政府“呈文”请派援兵便拖延下来。这一点，在6月2日李鸿章的电报中亦指出：朝鲜的“请兵之说，尚在迟疑”(《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51）。)。

　　到了6月3日，朝鲜政府仍未立即向清政府“呈文”请派援兵。这一天，日本驻朝使馆秘书、代理公使杉村浚曾会晤袁世凯，当面表示盼望中国赶紧派兵代剿。袁世凯当即回答说：“韩惜民命，冀抚散”(《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54）。)。这一表态，绝非外交辞令，虚伪搪塞，而是讲了真话。因为朝鲜政府确在使用剿抚兼施的两手，既派兵剿杀，又力图通过让步、欺骗以招抚解散起义军。同时，袁世凯又如实地回答杉村说：朝鲜“姑未文请”，中国“不便遽戡”。杉村则假猩猩地表示担心说：“（朝鲜政府）倘请迟，匪至全州，汉城甚危”(《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54）。)，竭力煽动不必等待朝鲜政府正式“呈文”，中国应该主动派兵赴朝。袁世凯又机敏地表示：“待匪近再定”，杉村的企图完全落空。最后，只好十分尴尬地向袁世凯提出请求：“韩送文，请告知，以慰盼忱”(《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54）。)。事实说明，即使到了6月3日，朝鲜政府仍未马上“呈文”请派援兵。这一事实，在日本方面是一清二楚的。

　　同时，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亦曾在6月3日会晤李鸿章，谈话内容与杉村同袁世凯的谈话“语言略同”。李鸿章则告以若“韩请兵，势须准行”(《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54）。)。这又说明，朝鲜尚未“请兵”，中国自然也尚不存在“准行”。

　　第三步，朝鲜政府正式“呈文”清朝政府请派援兵。

　　朝鲜政府派人将“呈文”送交袁世凯转呈清政府派兵赴朝是在6月3日，不过，是在这一天比较晚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一天杉村与袁世凯在汉城、荒川与李鸿章在天津会晤之后。这时，朝鲜政府感到单靠自身武力不能平息东学党起义，便最后决定向清政府正式“呈文”请派援兵。特派兵曹判书闵泳骏亲自把请援书送交袁世凯，请他“迅即电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53）。该书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953）应在（954）之后。)。袁世凯即于6月3日夜间将此事电告李鸿章。当李鸿章转电总理衙门时已到6月4日。朝鲜政府在“呈文”中说明，此次请兵是因“壬午、甲申敝邦两次内乱，咸赖中朝兵士代为戡定”。所以，“兹拟援案”，再次请求“代剿”。并且声明，“一俟悍匪挫殄，即请撤回”(《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53）。该书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953）应在（954）之后。)。这一活动，是在6月3日之前和6月3日这天的早些时候不曾发生的。

　　还应指出，陆奥宗光著《蹇蹇录》一书中虽然写道：6月2日，在内阁总理大臣官邸召开内阁会议，“适接杉村来电报告朝鲜政府已向中国政府请求援兵”，并不表明他已认为这一消息十分可靠。因为，他在后面接着写道：接到杉村6月4日由汉城来电后，方才“确闻”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请派援兵；随后接到驻天津领事荒川和驻北京使馆武官神尾少佐来电后，才对“朝鲜政府无力弭平内乱而向中国乞援”“不容置疑”(陆奥宗光：《蹇蹇录》（伊舍石译），196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第9、13页。)。

　　上述事实说明，朝鲜政府向清政府请求派遣援兵有一个演变过程，日本政府对这一消息也有一个逐步弄清的过程。因此，6月1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清朝政府出兵支援”、“朝鲜政府已请求清帝国派遣援军”；6月2日，“适接杉村来电报告朝鲜政府已向中国政府请求援兵”等等说法，都是不准确的，或者说，都不是“确闻”。

二

　　日本军国主义者要出兵朝鲜，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蓄谋已久。1882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壬午条约》，取得在驻朝使馆置守卫兵和借机派兵入朝的特权。1884年，甲申政变后，日本大肆叫嚷“复仇”，在国内大力发展经济，扩军备战。1890年以后，更加快步伐，侦察中朝两国国防实力，争取国际支持，不断制造舆论，拼命叫嚣战争。所以如此，就是为了通过对外战争，加强经济掠夺，转移国内人民的不满，积极推行大陆政策，将朝鲜和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这是日本政府决定出兵朝鲜的根本原因，勿庸赘述。

　　这里要着重考察的是，为什么1894年6月2日日本内阁做出派兵入朝的决议？它的借口是什么？比较广泛流传的说法是：“日本政府接到杉村的紧急电报（指“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请求援兵”）后，于6月2日召集了内阁会议，决议解散众议院并出兵”；“在得知清政府决定出兵后，日本立即决定出兵一个混成旅团（6月2日）”。如果真是这样，不仅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遣援兵在前，日本政府决定出兵在后；而且是清朝政府决定派兵赴朝在前，日本政府决定出兵朝鲜在后，6月2日日本内阁决定立即出兵朝鲜就完全是被动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前面叙述的事实已经可以说明，日本内阁决定立即出兵朝鲜，既不是在朝鲜政府正式请求清政府派遣援兵之后，更不是在清政府决定派遣援兵之后。因为，第一，朝鲜政府正式“呈文”请求清政府派遣援兵是在6月3日，清政府决定接受派遣援兵是在6月4日。第二，如果说朝鲜政府派代表与袁世凯接触，提出“议求华遣兵代剿”；袁世凯回答郑永邦说：“韩廷亦有此请”等话，就算是“朝鲜政府已向中国政府请求援兵”，那么，6月3日，杉村还向袁世凯提出：“倘请迟，匪至全州，汉城甚危”；“韩送文，请告知，以慰盼忱”，岂不是自相矛盾，自打耳光吗？第三，如果说，袁世凯表示：“韩廷如请，自可允”；李鸿章表示：“韩请兵，势须准行”等话，就算是清政府决定派兵，那么，日本驻朝使馆人员何必一再引诱袁世凯“何不速代韩戡”；“盼华速代戡”，“并询华允否？”(《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54）。)从日本驻朝使馆人员的种种言行中进一步说明：直到6月3日，朝鲜政府尚未请派援兵，清朝政府亦未决定派遣援兵。这一点，日本政府是清楚的。因此，所谓的“请兵”与“派兵”都不能成为6月2日日本内阁决定立即派兵赴朝的原因。

　　下面，我们再根据6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所做的“决议”本身来做一考察。

　　“决议”的第一项内容清楚地写道：“由于朝鲜官兵屡败，乱民猖獗，为保护公使馆及日本国民，有派兵之必要。”(《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26—27页。)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次出兵朝鲜的原因。当然，这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乘机侵占朝鲜。但却有力地说明，日本内阁做出出兵朝鲜的决定是由于朝鲜“官兵屡败，乱民猖獗”引起的，并以此做为它决定出兵的所谓“理由”。

　　“决议”的第二项内容说明：要立即单独出兵。由于所谓“当前事变紧急，以我国兵力保护我国国民刻不容缓。为此，不待与清国联合出兵，而按条约行文照会，立即出兵为宜。”(《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26—27页。)

　　“决议”的第三项内容说明：日本政府根本不知道清政府是否决定派兵赴朝。“决议”中明确表明：“目前尚未得知清国对此是否允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26—27页。)这就雄辩地说明“日本立即决定出兵一个混成旅团（6月2日）”，不是“在得知清政府决定出兵后”而采取的被动行动。

　　“决议”的第四项内容说明：日本政府不再等待弄清“朝鲜政府已向清国求援”的消息是否“确闻”。它清楚地写道：“现今无需等待详报，首先以保护公使馆及国民为重，应不误时机，迅速准备兵力。”(《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26—27页。)这又表明，日本政府自己承认出兵朝鲜的“决议”是在无有“详报”的情况下做出的。

　　总之，6月2日日本政府决定立即出兵朝鲜的借口，主要是“由于朝鲜官兵屡败，乱民猖獗，为保护公使馆及日本国民”，而不是由于得到朝鲜政府向清政府正式请派援兵和清政府已经决定派兵赴朝的消息。实际上，这两件事，在6月2日还尚未发生，日本政府也不可能得到这样的真实消息。

　　日本内阁会议结束，总理大臣随即携带秘密决议，循例奏请天皇裁夺施行。天皇立即对陆相、海相、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赐予敕语：“今朝鲜内乱蜂起，其势猖獗，为保护侨居该国的我国国民，决定派遣军队”(《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26—27页。)。在这里，既未提到清政府决定派兵，也未提及朝鲜政府向清政府求援，只讲“朝鲜内乱”和“保护”侨居朝鲜的日本国民，这也是当时日本政府所能找到和可以利用的唯一借口。

　　事实上，不仅在日本内阁决定立即出兵朝鲜之时没有以“请兵”和“派兵”为借口，后来，日中双方决定派兵赴朝完全公开成为事实之时也未以此为借口。6月7日，杉村以“密书”形式向袁世凯转告日本外务省来电：“（日本）亦派兵来韩”(《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62）。)。袁接“密书”后，立即派翻译往询日本为何派兵？杉村只回答说：“倭兵照倭韩壬午约调护使馆”(《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62）。)，并未提及朝中之间的请兵与派兵问题。同一天，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急电其驻华公使，命令他照会总理衙门：“朝鲜现有重大变乱事件，帝国政府有必要向朝鲜派出若干军队”。而且要他强调：“此次我国出兵朝鲜，系根据济物浦条约之权利”(陆奥宗光：《蹇蹇录》（伊舍石译），196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第16、17页。)，也未提及朝中之间的请兵与派兵问题。当日军纷纷踏上朝鲜领土以后，朝鲜政府反对日军不请自来，日本方面仍然依据壬午条约进行辩护，致使朝鲜政府无言以对。由此可见，日本出兵朝鲜的原因，或者说出兵的借口，主要是朝鲜国内发生“重大变乱”；出兵的所谓依据，则是日韩《壬午条约》，即《济物浦条约》。

　　既然只有《壬午条约》日本即可据以派兵赴朝，为什么又密切注视朝鲜请兵与清朝派兵，并引诱中国出兵“代戡”呢？这恐怕有以下几个目的：（1）如果中国决定派兵赴朝，必然照会日本，从而使它决定出兵的理由可以更为充分，并且利用乙酉《天津条约》堵住清政府的嘴。（2）如果中国先派兵赴朝，又可使日本的侵朝行动造成一种被动的态势，以便制造舆论，欺骗世人，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3）日本的最终目的是与中国一决雌雄，只有中国派兵赴朝，在战争中打败中国军队，日本才能“雪耻”，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王芸生先生曾经指出：“日本政府听到朝鲜有事，就期待中国出兵，它也相应出兵，以促成中日开战”(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24页。)。但是，朝鲜政府的请兵之举犹豫不决，清政府的派兵也迟迟不定，日本政府等待不及，便不顾一切，悍然决定单独立即出兵朝鲜，先下手为强，充分暴露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本性。

三

　　东学党起义发生后，清政府并未打算派兵赴朝，直接参加镇压起义军，只是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提供一些军事援助。“调驻防仁川之平远兵船分载韩兵，赴格浦海口登岸，聊助声势”(《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40）。)；“拨毛瑟精枪千枝并子药，派轮船解往，以应急需”(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42）。)。对于这种军事支援，日本方面也颇为重视，派员询问朝鲜外署。但它更关注的是清军是否“下岸”，“倘下岸，须按乙酉约知照”(《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44）。)。清军未登岸，日方也就找不到做为出兵朝鲜的口实。

　　朝鲜政府召开宫廷会议议定请求清政府派遣援兵的消息传出以后，清朝方面也未做出积极反应。因为，第一，“韩王未请我派兵援助”；第二，“倭亦未闻派兵”。所以，李鸿章于5月25日建议清廷“似未便轻动，应俟续信如何再酌”(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42）。)，主张持慎重观望态度。甚至在日本国内已经盛传清政府“选派精兵三千名运往朝鲜”之后，清政府亦未采取派兵的具体行动。

　　当朝鲜政府派代表就请派援兵问题与袁世凯进行接触，袁世凯“未便固却”；李鸿章对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表示：“韩请兵，势须准行”。但是，都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必须由朝鲜政府正式“呈文”，否则清政府绝对不会派兵。所以，清政府于6月4日正式决定派遣援兵，其根本原因是朝鲜政府正式“呈文”请求的结果。这一点，正是同日本政府出兵朝鲜的根本不同之处。

　　问题到此尚未完结，还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考察。那就是朝鲜政府请求派遣援兵，其结果至少有两个可能：一是清政府接受请求，同意派兵；一是拒绝请求，不派援兵。当然，也还有其他可能，例如缓派。事实上，出现的是第一个结果，清政府接受请求，立即派兵赴朝。那么，这一结果的出现又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王芸生先生曾经讲过：“袁世凯极力主张出兵，而且日本方面怂恿中国出兵，并且说‘我政府必无他意’，显然是故设圈套，希望中国出兵，日本好乘机启衅”(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24页。)。对于这段评论，我个人的理解是：一、袁世凯“极力主张出兵”；二、日本方面“怂恿中国出兵”。必须明确，原因包括两条，而且，第一条为主，第二条为次。虽然两者之间有某种联系，却不能混而为一，也不能彼此颠倒过来，更不能以后者抹煞前者。然而，第二条的影响却非常大，几乎成了清政府决定派兵的主要原因，乃至唯一原因。在许多论著中，极力强调日本方面的怂恿引诱的作用。有的说，日本“极力怂恿清政府派兵赴朝鲜镇压起义，以作为日本乘机出兵的口实，把清政府引入他们设置的圈套之中”；有的说，李鸿章“对日本‘必无他意’的保证信以为真”，于是派兵东渡；或者说，“清政府对日本虚伪的‘保证’深信不疑，于是派兵入朝”。总之，大都认为是日本“故设圈套”，清政府、李鸿章中了“圈套”，“果然上钩”，因而决定派兵赴朝。

　　然而事实显然不尽如此。

　　我们知道，日本方面怂恿引诱中国派兵赴朝的活动，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6月1日前，日本驻朝使馆翻译郑永邦向袁世凯询问东学党起义情况时提出：“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袁世凯随即探问：“我如派兵，应由何处知照？”郑答：“由总署、北洋均可。我政府必无他意”(《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49）。)。袁将此事电告李鸿章，李又转电总署。

　　第二次，6月3日（这时日本内阁已经决定立即出兵），日本驻朝使馆代办杉村面晤袁世凯时表示：东学党起义“倘久不平，殊可虑”，“盼华速代戡”，“并询华允否”(《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54）。)。对于这次双方的谈话，袁立即电告李鸿章，并且认为：“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54）。)。

　　这两次活动的共同点是，对东学党起义表示“可虑”，怂恿中国出兵“代戡”；不同点是，第一次明确表示“必无他意”，第二次无此明确表示。与此同时，第一次会晤后，袁电告李时明确提到日方表示“必无他意”；第二次会晤后，袁电告李时则说他自己认为杉村“似无他意”。前者出自日人之口，后者出自袁世凯的揣测。而且，从“必无”到“似无”，也不能不表明袁世凯对日本态度的某种变化。我们这样理解，并不想完全否认日方的活动起了某种作用，而是说，从其活动的种种情况和进行活动人员的身份地位来看，也不可能使袁世凯、李鸿章和清政府“信以为真”，“坚信不疑”，从而造成清政府决定派兵赴朝这一重大行动的发生。因此，我们认为，清政府所以由慎重观望态度，转为接受朝鲜政府的请求，决定派兵赴朝，应该说袁世凯的主张起了主要作用，是他提出的种种理由说服了李鸿章和清政府。

　　首先，由袁世凯提出并得到李鸿章赞同的是，中国应该派兵帮助朝鲜政府镇压东学党起义。因为“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49）。)。这是袁世凯主张应该派兵的主要原因。

　　其次，袁世凯着重指出：中国“如不允，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49）。)。这就是说，中国如不应邀派兵，日本必然派兵来朝。这一判断非常准确，说明袁世凯能够正确地分析当时形势。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日本出兵朝鲜，“将置华于何地？”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到那时，中国不派兵，即将朝鲜拱手让与日本；如果出兵，又将极其被动，更难扭转形势。所以，对朝鲜政府请求派兵不应拒绝。

　　第三，中国派兵赴朝，日本自然更要出兵朝鲜，这一点袁世凯也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了。对此，他解释说：当朝鲜请兵“呈文”一到，即照约行文日本外务省，“告以由韩所请”，堵住日本人的嘴。日本如果出兵，则无“由韩所请”。而且，根据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规定，“华倭派兵，只先行文知照，初无华派日亦派之文”(《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49）。)，可以据此阻止日本派兵，这是袁世凯对付日本派兵的第一招。

　　第四，日军如果进入朝鲜，还可由朝鲜政府出面“驳阻”，这是袁世凯对付日本出兵朝鲜的又一招。袁世凯指出，东学党起义军距离汉城尚远，日兵到汉城造成骚动，必然引起朝鲜不满，从而反对日军来朝，袁世凯的这一判断也是正确的。后来朝鲜政府确曾出面阻止日军来朝和要求来朝日军撤走。

　　第五，日本如果出兵朝鲜，还可由各国出面干预。袁世凯说：“各洋员尤不愿倭先自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949）。)这一判断也符合实际情况，后来一些国家确曾通过各种形式干预或劝阻日军开进朝鲜。

　　以上是袁世凯极力主张派兵赴朝的理由，也是李鸿章表示接受并随即电告清廷赞同派兵赴朝的主要内容。事实上，李鸿章、清政府决定派兵赴朝主要不是中了圈套、上当受骗的结果；而是经过袁世凯的全面分析利弊得失，切中要害，从而认为决定派兵赴朝是必要的、可行的，终于采纳了袁世凯派兵建议的结果。

　　（资料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