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个人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究竟有何重要可引起广泛的争论。从强有力的秦始皇到1912年被迫逊位的幼帝溥仪，皇帝对中国历史所起的作用如同一条弧线，似乎涵括了所有的可能性，由操纵极权主义的国家建设到完全失去意义。而且，就受命于天的世袭君主与被认为是君主行使权力的臂膀的官僚行政机构之间权力的制约与平衡问题已经产生了不同的解释。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明朝统治的后期，不称职的、反复无常的或者不理国政的君主的理政方式，并未能阻止政府行政机构及职员在此期间以相对的有时甚至令人惊异的行政效率来治理朝政。即便在那些高度敬业并且受过良好理政训练的独裁君主的个案中，我们也有可能这样宣称，与其说君主控制官僚机构，倒不如说他们是受官僚机构的制约——至少，我们可以说君主与大臣共享双头政治。[1]
即便有时君主或是被视为不负责任，或是被认为束缚在官僚机构之下，或是两者皆有，但是，仅仅作为象征——或者，很可能是“工具”，君主仍然是相当重要的。君主是封建国家制度结构的冠石：他们体现了王朝的合法性以及由其祖先创立的王朝制度建构，在诸多个案中，无论操作程序会表现得多么普通，但在帝国统治范围内，任何皇朝敕令均需经君主之手下达，他们是所有法律以及官员任免的最终源泉。[2]由此，作为个人，君主究竟是谁——他对国家和政府机构的认知程度如何，以及他如何行使其职能，如何处理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他在朝堂之上与在内宫之中表现如何，他如何急切地想了解外部世界——所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就清朝统治而言，众所周知，18世纪和19世纪满族君主的个性特征对比鲜明——或者至少，我们自认为对他们的个性特征知之颇深。康熙帝和乾隆帝，他们是所谓的“清朝盛世”的帝国英雄，勋绩彪炳，德高望重，对雍正帝，我们的评价虽然相对来说困难一些，但他同样是有所作为、精力充沛的君主；而对19世纪的清代君主——嘉庆帝、道光帝和咸丰帝，我们很自然地倾向于与上述君主相对照，比较而言，他们显得苍白而被动。（咸丰帝之后，帝国实权被慈禧太后控制，此人个性绝非是苍白和被动的）但是，究竟哪些材料可以作为可靠的依据，证明君主的个性特征，或者用以证明他们缺乏某些个性特征呢？
部分问题在于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分别采用各自不同的方式，不仅都很擅长谈论自身，而且加以发扬，使之达到个人崇拜的程度（在乾隆皇帝的个案中尤其如此——目前在当代中国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结果）。[3]19世纪的清代统治者则与他们的前辈风格迥异，作为个人，他们的形象较为模糊。除了道光，尤其是咸丰帝（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两位君主）不擅长发表宏篇演说，进行自我宣传的因素之外，两位君主统治时期面临着可怕的问题——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更糟糕的是——他们对两起事件并非负有完全的责任，但通过这两起事件却证明他们没有能力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因此，道光帝和咸丰帝，有其各自的个性特征，而他们的社会环境、经历以及历史却极其不同，我们倾向于将其视为可怜的君主，为发生在他们身上以及帝国领域内部的事件所支配，对于那些他们起初未能正确掌握的事件缺乏控制能力
笔者并非要完全修正这两位皇帝的形象，而是通过让他们自己发言的方法，更加接近这两位统治者。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了解这两位皇帝的真实言论呢？已出版的清代皇帝的档案以一种极为正式和隐讳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思想，尽管有时君主装作随和亲民的姿态。他们没有留下任何使我们难以窥视其内心世界、洞悉他们的问题以及他们对自己的角色和行为的疑问的类似日记或者回忆录的材料。他们没有留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矫饰的诏谕背后君主的一些“真实的”想法或质疑的与亲信大臣的谈话记录——在此方面康熙皇帝可能是一个例外。[4]至少，直到我看到下述19世纪的关于召见的记录之前，这些是我的想法。那么，在正式论及这些材料之前，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中华帝国晚期历史上存在的不同类型的召见，以及这些被保存下来的文字记录。
召见
从历史上看，中国君主与其官员的直接接触在形式、功能和频率方面有极大的区别，原因不仅在于所涉及的官员职衔不同，而且还由于不同王朝的官僚机构的设置不同，尤其，不同的君主的个性和特征也有显著区别。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作一大体上的区分，一类是定期性的君主与顾问官和大臣的会议，我们可以称之为“朝会”，这些召见基本上是同一群人参与讨论政务；另一类则是一些地方官以及权贵在一些特殊场合下或出于某种个人原因被介绍给皇帝（引见）,或者被皇帝宣召（召见，召对）。
朝会
尽管朝会并非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但有必要对其作用作以简要评论。确实，应对朝会作进一步的区分，正式的朝会，参与者包括所有在京机构的代表，可能也有一些外国使臣，另一类则为事务性的朝会，参与者为君主和有限的顾问官。就我们对朝会的了解，明朝君主的正式朝会——一些君主臭名昭著地长时间拒绝召开朝会——看起来是相当隆重和正式的会议，参加者与君主保持相当的距离，并有大量的侍卫和太监在场。君主在“百官”之前御门听政或御殿之时，有同样精细的安排，包括各种各样关于服装、举止以及空间位置等诸多方面的繁琐规定，这些规定被详细记述在《大清会典》以及则例中。[5]1652年清帝颁布法令规定每月五、十五、二十五日为常朝，从而与特殊场合及节日时举行的更为庄严肃穆的“大朝”区分开来。常朝大约在19世纪中叶暂告终止。
从我们目前的研究目的来说，有较小范围的达官显贵参与的朝会更能引起我们的关注，代表性的如清朝统治初期的议政王大臣，后来的军机处成员。康熙皇帝与大学士以及其他中央政府官员在常规会议期间进行的交流在形式和气氛上不同于乾隆皇帝与军机大臣的常朝，既有制度的原因，也有个人因素。[6]但是这些史料来源很少能够让我们具体领会这些召见的确切情形。确实，康熙皇帝的实录中有一些关于朝会的生动记录，包括对话并间或有关于皇帝的动作甚至情绪的记述。比如，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生动的朝会记述，期间康熙皇帝谈及由于太子的行为以及太子竞争者的欺诈行为所造成的棘手问题。[7]康熙皇帝的召见更多的是例行公事的，1684年席柱视察南方回京被康熙皇帝召见，就一系列话题进行商谈，给席柱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快速的问答以及话题的迅速转变，这些我将稍后论及；[8]一些这类召见的记录将被引用。另一方面，就我所知，在康熙皇帝的孙子、乾隆皇帝的实录中我们不会发现类似的生动材料，乾隆皇帝的实录采取了更为正式的形式，大部分是抄自于书面的公文——本质上说即为诏谕和谕旨中引用的奏折。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档案中可以看到的乾隆议覆档，这些记录同样详细记录了乾隆皇帝每日召见军机大臣时的谈话，只是是用正式公文的形式来撰写的。[9]
总而言之，除了康熙实录中有一些记述外，清朝权威的历史资料并未生动真实地凸现朝会的情形。毕竟，这些权威的历史资料的编纂是有意确定的官方的记录，不能暴露朝会参与者的思想和态度，更不必说是皇帝的思想和态度了。而明朝万历皇帝的实录中，记述了1590年的元旦皇帝在首辅面前发泄的一些自我怜悯和恼怒的言论，抱怨一些官员对他的批评，在清朝的编年史中这类情况是完全不可能出现的。[10]
单独召见
对单独召见过程中君臣交流情况的记述除了内容含糊和概括性之外，更显著的特点是缺乏关于着一方面的内容。权威的历史材料和存留至今的档案材料都没有确切地告诉我们，在这些场合下皇帝究竟说了些什么，尤其，皇帝究竟使用了哪些词句。如果我们还记得，早在1679年康熙皇帝曾经颁布诏谕，规定起居注官在皇帝召见地方大员时不得在场，对此就不会感到奇怪：这些单独召见时不会被记录下来的谈话，皇帝可以将召见的大臣作为私人的信息提供人。[11]关于这些召见的可能的文字记录是一些谕旨，暗示皇帝说了些什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决议或者发表声明。另一方面，确实存在一些私人的记述，本文的论述就是完全依据这些记述。但是，在正式讨论这些记述之前，让我们简要审视一下清代单独召见的组织和功能。
实际上，单独召见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集体的召见。清朝统治时期，这种集体召见的官员是在吏部每月举办的“月选”中新任命或者提拔的中下级官员，还可能包括一些接受降级处分、离开职位、居丧后或者因其他原因离职后被重新任命的官员。[12]尽管他们会集体在吏部堂官的带领下被皇帝召见，但每个官员都需要做自我介绍并单独回答皇帝提出的问题。这种引领召见的制度看起来是清朝的变革；到17世纪晚期这项制度已经很好地确定下来，此后逐渐扩大引见范围，直至扩展到下至职位最低的每个新任命的地方官吏。到乾隆统治时期，实际上官员每一次任命、升迁或者降级都要由皇帝亲自召见；换言之，帝国不同等级的官员在人生中至少都有一次机会面见皇帝，皇帝亲眼看过他们，甚至与之交谈——尽管大部分交谈是非常有限的，但这种中下级官员升迁调补之时必经的程序一直实行到清朝统治的终结。[13]
在其他一些情况下皇帝与官员的谈话会被意味深长地扩展。比如说，那些因行政失职而被解职的官员有时也会被皇帝召见，因此皇帝可以监察他们的案子并有可能重新予以任命。[14]然而，对我们来说，更感兴趣的是那些被准许面见皇帝，有时是向皇帝提出面见要求的官员的个案，他们品级较高，或者临近权力的中心，因此他们在回答皇帝提出的关于政策、关于他们效力的地方状况以及关于他们的同僚的问题时具有权威性。在这些被召见的官员中应该引起关注的是：（1）现职俸满推升为府县官或更高阶层的官员；（2）督察御史；（3）翰林官以及将出任地方官的中央各衙门官员；（4）省级地方官员（如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他们或者从一省迁官到另一省，或得到升迁；[15]（5）高等京官或者地方官员被皇帝特殊召见以备顾问。尤其，后两个类得到召见的官员与皇帝的接触更为密切。召见地点一般为紫禁城内皇帝处理朝政的处所或者圆明园，每当皇帝召见之日，等候被召见的官员黎明之前就需排班等候，遞牌——牌，也称为绿头牌，书写引见官的姓名履历，然后等待奏事处官员叫名；一“起”表示官员成批“同见”皇帝：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十分确定他们是被一同引入皇帝的书房还是一个接着一个地轮流进入。[16]但是，当确实只有一个官员在皇帝面前时，正如笔者将在后文叙述的召见，看起来似乎没有侍从停留在可以听得到声音的距离之内，而皇帝与引见者距离很近：根据吴振棫（1792－1871），一位勤奋记录清朝政治掌故的记录者的记述，皇帝的宝座与接见者跪着的蒲团之间只有一尺之遥。[17]
清朝的引见制度已得到很好的研究，[18]但史料以及档案资料除了例行公事地提及某人曾在某日觐见皇帝，或者可能留下一些皇帝和官员言谈的正式纪要外，很少留下直接的线索。皇帝召见下级官员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亲自评价推荐给他的官员。我们确实有一些可资参考的引见单——但除此之外的引见单一定有成千上万之巨——皇帝将对引见单中提供履历的官员的印象，用朱笔亲批在引见单上。雍正皇帝朱笔亲批的259份记录县官和府州官员的履历单保存至今并已经出版。[19]这些履历单披露出皇帝通过观察对引见官员的潜力和特点的认定，皇帝随心所欲的评语由“好”到“低中”不等。比如，著名的陈宏谋（1696－1771）1729年被皇帝任命为扬州知府之后得到皇帝的召见，获得“上中”的评语，并对他的优长以及潜力给予肯定（“不似广西人”。译者按，原文为“请训旨人着实有本，心亦明白，不似广西人”，见《雍正朝朱笔引见单》，《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9辑，104页）。[20]
同样，我们还有更多一些乾隆皇帝朱笔亲批的引见评价。[21]但是这些文件并未告诉我们任何有关谈话的内容。我们知道这些谈话非常重要，不但皇帝从（或试图从）引见官身上了解内情，而且官员在谈话中可以建立自己在皇帝心目中的形象；在召见那些已确定为地方首脑的个案中这种情况尤为真实——其中一些个案笔者马上将在本文中引用——当这些官员的仕宦生涯开始之时，他们不断成为皇帝的谈话对象。
自传史料
既然官方材料有局限性，那么，自传性的记述或者私人的陈述是否可以作为一窥召见过程中君臣交流的具体情况的更好的材料呢？这的确是事实，但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这样认为。由于在这类材料中，皇帝的召见时常被提及，因此有必要对这些自传性的史料进行重要的区分，一类为用以公开刊行的自传史料，尤其是那些产生在当皇权对政治的控制达到极端的18世纪的材料，另一类则是下述的19世纪不公开刊行的自传材料。当谈及召见内容之时，几乎所有的已经刊行的材料都表现得非常正式，并小心翼翼；私人的未刊行的材料则可最完整地披露有关情形，不仅谈论皇帝与引见官的谈话内容，而且涉及皇帝的谈话方式，甚至会谈及皇帝的困惑以及一些特性。
18世纪的记录
前一类史料中有一些简略的例子可作为后一类史料的鲜明对比。实际上，在已经出版的档案材料中很难获得任何君主之间真实对话的确切记载。著名学者方苞（1668－1749）的文集中以《圣训恭纪》为题记录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方苞是1711年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的间接受害者，此狱中方苞的好友戴名世以及其他一些学者被处决，方苞本人在雍正皇帝继位的第一年被赦免，并被允许回到故乡。1725年，方苞一回到都城北京，便被雍正皇帝在养心殿召见——这是雍正皇帝紫禁城内的惯用的理政场所——召见期间雍正皇帝给方苞留下这样的印象：皇帝本人仁慈温和，继承了他的父亲康熙皇帝的特性，他宽容地赦免了方苞的死刑处罚；皇帝在方苞面前表明自己，目的在于使整个帝国的百姓周知皇帝与先帝的统治是相一致的，而这是举国上下均为之狐疑的。
方苞的记录仅仅是摘录了谈话的一些内容——他说道，“中间圣训洋洋，不能悉记，未敢叙述。”尽管方苞的记述非常简要，但他毕竟试图再现谈话过程中的气氛，而这与笔者将要讨论的19世纪的作者有些相似：一方面大权在握的皇帝用确定无疑的口吻详细解释自己的政治意图，并在同时对引见官表现出极端的友好亲善；（因为方苞行走不便，雍正皇帝令太监扶助方苞进入大殿，温和的语言暖人肺腑，提醒方苞不要让身体过于劳累。译者按：原文为“上怜臣苞弱足，特命内侍二人扶翼至养心殿”）另一方面，被皇帝打动的方苞，跪倒在君主脚下，一开始上气不接下气，以致当皇帝问到他的健康状况时，方苞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然后又为皇帝的仁慈亲善而哽咽难言，放松了一会儿后才能说话，他说皇帝超出了古代的明君，最终方苞精神崩溃，再次不能说话，被太监扶持着离开养心殿。（译者按：此处原文为，“臣苞喘气不能任其声”，“臣苞心折竦，追思前事，感念圣恩有怀，哽咽不能置一辞”，“臣苞气少定，始克仰而言曰：‘钦承训辞，虽古圣人之言无以过也”，“臣苞怆动伏地不能声，上徐命内侍翼以出”）[22]
雍正皇帝对引见官的感情和情绪的驾驭在方苞的同僚——桐城同乡——著名政治家张廷玉（1672－1755）的自传中也有所暗示，张本人在康熙统治末期已经是有影响的朝廷命官，直到乾隆皇帝统治的前十年一直在军机处以及中央政府机构任职。在雍正皇帝统治期间，张廷玉备受宠幸，不断获得荣誉和奖励，他是雍正皇帝最重要的顾问官。他的年谱《澄怀主人自定年谱》（张廷玉号澄怀）保存了一些与雍正皇帝的谈话记录——确实，1733年，张廷玉声称在他为雍正皇帝效力的11年中几乎每天都要觐见皇帝。[23]张廷玉的年谱直到1880年才由他的后代编辑刊行，但是年谱的内容和形式却让笔者确信到这部书稿是为纪念张身历三朝的仕宦生涯而公开写作的——1749年年初，年谱的撰写终止——可能是由于同年年底，张经历了意外的可怕的降职，失去了皇帝的宠幸，如果年谱接续撰写，将会由一个成功的故事转而叙述没落；同时，刊行一部未完成的书稿，而不提及故事的众所周知的令人惋惜的结局，是毫无意义的。[24]
无论张廷玉个案的结果如何，在张的年谱中关于与皇帝谈话的内容主要是高重新组织后的摘录，即便是在阐述谈话过程中的感激或者恐惧，也尽量在语气上表现如常。确实，1722年末，雍正皇帝告诉张廷玉，他听到对张的高度评价，准备任用他为自己的私人侍从官，张感激地叩头，涕泗交流，泣不成声——同方苞的描述类似，尽管张的描述不像方那么生动；[25]但类似“免冠叩首”这样的词语表现出张经历了与方苞最为相似的感情和情绪的。至于皇帝本人感情的表露，由于不宜出现在官员的编年记录中，为数不多，且散落各处。一次，雍正皇帝在答应张廷玉的请求之前，“沉思久之”。1733年，当太监传达了雍正皇帝的意图之后，张廷玉请求面见圣上，请求皇帝将自己的儿子在殿试中的排名由一甲降至二甲，以免于连带之嫌疑。雍正皇帝最初拒绝了，但微笑着赐给张廷玉如意，祝贺他的儿子金榜题名；但在此后似乎就此事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张叩头流涕，皇帝才同意了张的请求。[26]即便是在这样的场合，张的记述仍然是非常正式的：皇帝的发言为“谕曰”，张的回答为“奏曰”。皇帝与大臣之间真实的交流则非常少见，大部分记述是在皇帝的说完后继之以张本人的感激。并且，张记录的与乾隆皇帝的谈话过程，甚至避免涉及任何对话，记录仅限于对乾隆皇帝公布的对召见所作结论的谕旨的摘录。
张廷玉以及其他大臣在谈话记录中的谨慎其实不难理解。1725年，方苞在一次召见记录的末尾提及，几天之后雍正皇帝发布敕令，自此之后，“凡内外大小臣工，不论从前嗣后，倘有欲记面奉之旨者，著将所记呈奏，方许存录”，这一点方苞尽职尽责地照办了。这项敕令实际上是附在一篇针对面圣谈话内容的不可靠以及保密的长篇谕旨之末的。[27]同时，禁止泄漏这类记录，甚至不允许个人保留复件，这种行为被认为与“捏旨”相类，刑律规定处以斩首。[28]
就是基于这种背景，18世纪仅有极少量的关于皇帝单独召见高级官吏的正式记录。[29]正因如此，笔者将要谈及的19世纪此类记述的相应情况才显得更为突出。
19世纪的私人记述：张集馨年谱
私人记述的材料与官方文书档案不同，可视之为风格冗长的、饶舌的甚至带有商业性质的记录。这些材料的来源是道光咸丰帝统治时期一些比较积极的官吏的编年体年谱。显然，这些年谱与上述传记材料不同，它们不是有意刊行的，而是作为私人的记述，以手稿的形式仅仅流传在亲属以及挚友的有限范围之内。事实上，仅仅是在清王朝瓦解之后这些材料才出版销售。
本文的主要史料即为这样的私人记述，由张集馨（1800－1878）编纂而成的年谱。张出生于仪征（江苏）一个破落的士人家庭，1829年中进士，同年入翰林院供职。1836年开始出任地方官，此后30年间，在数省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等职，1863年作过6个月的山西署理巡抚。1865年初被弹劾革职；[30]曾参与镇压甘肃的回民起义，几个月后，因病而被允退。尽管张在地方政府机构中曾居要职，并与一些政坛显宦关系亲厚，但《清史稿》仅在地方巡抚表中提及此人，关于张本人只有篇幅很短的传记得以保存至今。[31]
张的年谱，从出生写至1860年，跨越60年，直到1981年以《道咸宦海见闻录》之名出版，一直以手稿形式留存于世。[32]张的记录历时极长且富趣味性，从本身而言就值得研究。除了记述张本人的私人生活以及家庭安排之外，还揭示了在时局艰难的日子里清朝官员的日常生活：他们如何办公，如何处理公务与私利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关系网，以及汉人与满人关系的紧张，等等。尤其在记述官场黑暗、贿赂公行时坦率直白，揭露吏治败坏不亚于20世纪初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以及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33]尽管表面上张的记述与李吴有相似之处，但是，比较三者并无意义。尽管张对他所叙述的个人以及贿赂公行的恶劣风气持批评态度，但他并无讥讽之意；无论好坏，张并未对他本身即为其中一员的官场丧失崇信——还有一些显宦和同僚是受到张的尊敬的。张集馨受到震动，感到沮丧，但仍然坚信有改革糟糕的官僚机制的可能，但对他生活的时代来说，毕竟与清末不同，想象不出代替原有机制的认真的改革方案。
回到我们的话题，通过张对道光以及咸丰帝召见臣工的记述，我们得以窥视二位君主的内心世界、世界观以及态度和观点，甚至他们的言论，对时局问题的看法，而在正式的官方材料中我们看不到这样的记述。作为本文的结论笔者将简要地讨论这些详细的材料所揭示的问题。但是笔者主要是想展示君主如何召见臣工以及召见过程中具体的对话内容。
张的年谱中记述了至少九次与道光帝召见，至少十次与咸丰帝的召见——每回召见，非仅一次，有时次日又被皇帝召回，连日召见，多达五次。[34]下述内容笔者将按照时间顺序分别讨论，同时回顾张的职业生涯，以便为我们提供关于张与皇帝会面的背景。
张的第一次召见：述职以及地方情形
年谱中记述的皇帝第一次召见张集馨发生在1835年。[35]张已经在翰林院供职六年，任编修。他还曾两次被派遣到地方典试。现在，道光帝决定召见翰林院后进，以提拔贤才，任命为地方中层官吏。这是嘉庆和道光统治时期的典型举措之一，目的在于通过任命皇帝信任的、具有独立行政能力的并能纠正弊端的官员到地方任职，以应对官僚体系中的交结勾通的腐败状况。[36]
张集馨与皇帝的第一次交流看起来比较短暂，但是已经围绕着一系列的话题，这些话题在此后的召见中仍然不断被提及。并且，张的记述，在格式上有一些特点，从而与18世纪的此类记述有明显分别：用短句的形式来来回回地提问和回答，语言浅近，间或使用白话，皇帝用“我”自称（而不是用“朕”），官员不用“奏”而是用“应曰”或“对曰”这样的词语来回答，关于召见的记述因夹杂了对皇帝的态度、语调以及行动甚至情绪的描述而显得生动活泼。
道光帝在当日的召见中首先谈到翰林官员应视国家之所需而读书：“令读有用之书”，道光帝这样说，并在会面即将结束时告诫张集馨，“汝在家总宜读经世之书，文酒之会，为翰林积习，亦当检点”。更多的事例告诉我们，道光帝对官员极不信任，对官员勤于职守、提高行政能力方面的评价很低。但是，这些并不是道光帝的主题。道光帝刚刚接到关于运河以及黄河水系水位上涨的报告。由于张来自仪征，临近杭州，很自然地被皇帝问及关于运河的问题——皇帝的“大声”询问流露出对水患的焦虑。张用象征性的回答试图安抚皇帝，但他也提及办理河务方面，经常有委员及营弁诸人希冀办工以少报多，以此尽可能多得财政资助。确实，在道光统治时期，为了治理运河和黄河，财政支出浩繁，当时即不断引起批评。最后皇帝问了一些关于张的故乡扬州的物产供应情况——扬州不敷支用的粮食从何处运进，等等。对这些问题，张也一再解释，让皇帝打消疑虑，尽管扬州粮食匮乏，但是并不存在问题，临近的农村以及远方的四川都可以运米到扬州，以维持扬州物价的稳定。
可以认为张给皇帝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因为一年后道光帝“特简”其为山西朔平知府，这时候张并不具备提升所需要的资格。实际上张对此并不愉悦，在都城安稳舒适地度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张很乐于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继续留在京城，因此动身前往长城以北，到一个不发达的偏僻的地方任职令他倍感焦虑。无论怎样，对张的任命导致了皇帝新的召见，这次召见发生在圆明园。[37]同上次一样，张直接记述了道光帝的话语：道光评价了张的学问操守，而让张出任地方官则是考核其能否“察吏”——这是道光帝召见张的主题。如果地方有任何问题必须及时告知总督，皇帝最痛恨的就是将地方交给一些腐败的官吏：“我岂肯以好好地方，听人糟蹋耶！”——此时，我们感觉到皇帝有些激动，他的语气变得口语化了。
在召见结束的时候道光帝谈到了一些看起来令他很苦恼的话题，在其他召见中他反复问过该问题：捐班，换言之就是一些官员以捐纳的形式来获得官职。本文并非合适的场合来讨论19世纪中国的官职买卖问题，自从嘉庆时代这种买官鬻爵之风即已经出现。令人感兴趣的是，皇帝是对此下达命令的人，却宣称自己是不得已。根据道光帝的想法，捐班官员将本求利，其心可知，这显然是功名持有者的普遍的偏见。张在年谱中多次表示过对捐官的歧视，尽管他本人就是通过捐钱购买监生头衔而走上仕途的，并且张曾使用这种方法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自己和亲友获得职位。[38]确实，道光帝还加了一句：“科目未必无不肖，究竟礼义廉耻之心犹在，一拨便转。”（译者按，原文为“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未必无不肖，究竟礼义廉耻之心犹在，一拨便转。得人则地方蒙其福，失人则地方受其累。汝读书明理，不待朕之多言也”。《道咸宦海见闻录》，22页）
成为省级官吏
张离开北京，前往朔平，在他的心目中自己是皇帝亲自任命的，应不负皇帝的厚望。张集馨与道光帝的下一次会面发生在9年之后，即1845年1月。张在山西任职5年，任太原知府及委署雁平道期间道力行节约，声誉颇佳，被认为是能力卓越、诚实正直的地方官。不久张升任福建南部的汀漳龙道，赴任之时正值鸦片战争席卷南中国。但是，张在当地不过70天，因为他过继为子的叔父去世，需居丧27个月。但张对这段在闽的短期生活有详细丰富的记录，尤其是关于英人在沿海的滋扰和地方当局对英军的无知方面。在居丧的最后日子，张回到京城等待新的任命。这次等待大约有4个月，其间他访问北京的旧友，结交新朋友，并在邻近地区游历。接着，1845年初，他被任命为山西督粮道，第二天他到宫中遞摺谢恩，并请求动身去西安之前得到皇帝的召见。
当日道光帝于勤政殿东翼的暖阁之中召见张集馨。[39]同往常一样，起初皇帝询问了一些关于引见官的过往经历的问题——实际上皇帝面前的引见单上就有这些信息，这只是开始谈话的一种方式而已。关于张在西安督粮道的职务，皇帝问道张会管辖哪些县，其中一个是乾州，皇帝问“哪个乾字”，张回答说“乾坤之乾”。更为重要的是，皇帝告诉张，他在山西任职之时，其上司曾经密报皇帝关于他的诚实，并要求张集馨此后更要坚持操守。这次召见，道光帝与张集馨之间并未进行更具显著意义的谈话，我们有理由相信会面时间很短，因为张集馨向来力求详细记录召见时非常简短的对话，更不必说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了，而此次召见张的记述仅有一些简短的对话。
无论如何，皇帝叮嘱张谨慎持身、保持正直诚实的声誉不是毫无意义的。道光帝清楚地知道，在山西这样一个比较重要的省担任督粮道，被官员当作肥缺，因为有大量的机会收受陋规。的确，不久之后，张集馨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山西督粮道可以预期的实惠以及可以获取的大量钱财，尽管他本人并非特别贪渎。但是张同样提示我们，这一职位并未如想象中那样带来不尽的钱财，因为履行职任同样花费甚巨。原因在于，督粮道主要的非官方的使命就是当有文武大员驾临西安之时负责宴请他们并招待所有的西安同僚，每年这样的造访者非常之多。无论怎样，张集馨仕宦生涯中第一次未能从官职之中获取丰厚的回报，尽管他确实需要这些：首先，张要满足家庭的需要，长期居丧之后获得了一个重要省份的肥缺，家人的索取变得比以前更频繁和迫切，这一需要是可以理解的；其次，张需要偿还很多债务。
为什么会这样？当道光帝强调诚实正直之时，我们可以确定，皇帝清楚地知道张在仕途的这一阶段存在很大的风险，可能会打着“应酬”的幌子而陷入共同利益的关系网并进行馈赠礼物的行为。事实上，在记述召见的后面，张马上开始谈论由于获得了这样重要的职位，他须在京城广为应酬。尤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张还精确地提到他陆续借贷的数目，来支付大约17000两的“别敬”，这是一个令人惊愕的数字。实际上我们将会看到更多例子说明召见与“应酬”之间的关系。
1845年初的召见与下一次召见，即1847年秋的召见之间，张除了督粮道的官职之外，还曾署理陕西按察使事。1847年，张集馨升任四川按察使。这次升迁显然是由于著名的林则徐的推荐，鸦片战争后林恢复官职，在张任职山西之时，林曾任陕西巡抚数月。得知新的升迁后，张要求先回京面圣，其理由是就担任这样一个重要职务，需要聆听皇帝的教诲。
皇帝的焦虑与别敬
很明显，此时张已成为道光帝比较重要的谈话对象，他被召对三次，并且在这些发生圆明园的召见过程中，皇帝比此前更为详细更加自由地谈论起一些令他焦虑的地方省份的行政管理问题。[40]四川按察使是要缺难缺，是重要的职任——不能与张此前的职任相提并论，确实，道光帝强调张集馨需明了这一点。第一次会面比较短暂，皇帝只是向张询问了一些履历方面的问题，以及关于张从陕西到北京的旅程问题，但是皇帝要求张明日再照例“遞牌”。第二次召见，道光帝长篇评论了四川是无视法律和暴力事件的高发区——四川刑名之繁，“甲于海内”，从每年秋决即可看出——以及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有趣的是，皇帝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执法官员过于仁慈所致。这一点他归于人们的观念——事实上在19世纪这一观念在所有执法官员当中流行一时，不仅仅是被皇帝指出的幕友有这样的观念——即“救生不救死”是正确的，换言之，尽可能地减少死刑判决，因为这样人们可以获得怜悯并改过自新。概而论之，在晚清政府官员的著述中，甚至官箴书中，“因果”的观念流行一时，张本人在年谱中也时常讨论这种观念，很明显他与同僚对此深信不疑。而这些则令皇帝震怒，因为这种观念是造成对罪犯的仁慈以及对受害者不公正的原因——令人们确信“造孽”即会带来可怕的报应。
两天后，在下一次召见过程中，道光帝又一次讨论了四川的问题，道光再次表现了他对地方治理之术的精通。在谈论中，皇帝使用了一些令召见官员印象深刻的转折性很强的词语，谈论了关于如何处理损害驿传系统的不正常状况——这是按察使的专责。道光帝断言，试图控制地方行政官员毫无指望，他只是告诫张集馨，遇有公文传递被延迟的，就参奏一到两名官员，其他官员就自然知道惩戒。然后，在道光帝微微“颔首”让张离开之前，还说了下面这些话，笔者认为这些话令人印象深刻，表现了年老的皇帝对三年后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自己的死亡的一些预感：
譬如人家一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部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
在道光帝眼中，假如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并且一产生问题就予以解决的话,大规模的改革（“大工”）仍然是可以避免的。[41]从这些言论以及皇帝两年后的言论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道光帝不再满足于对官员的幻想，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认识到帝国倾覆的危机，但道光仍然认为，通过一些有效的改革，尤其是任用一批有良知的官吏精英，能使朝政恢复原有的状态。
即便如此仍然问题重重。道光确实已经意识到大部分政府官员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和前途，其精力大都用于与有影响的人物构建关系，赢得支持。在道光时期的官方文件中并不缺乏这样的谕旨以及正式的声明，但在张的记述中我们能直接发现皇帝的恼怒与焦虑。无论如何，此次召见快结束时，皇帝令张尽快起身就任，不要在京城浪费时间，“作无益之应酬”——即拜访一些达官显要，馈赠礼品。然而，这些恰恰是张在皇帝警告他之后马上着手做的事情：他周旋于一些与朝中显要的宴会之中，对这些人他在第一次召见后即开始馈赠别敬，包括军机大臣及章京、六部尚书以及侍郎，等等。对每个人张都提到别敬的具体数目，总计大约15000两——比两年前的数目稍微少了一些，但仍然是一笔数目很大的款项。
得到皇帝的召见是一种荣耀的事情，可以作为政治资本，更别说被皇帝召见多次了，正因如此很多官员请求与皇帝面见（比如张在上述例子中的表现）；并且，黎明之前在宫中等待接见的过程中，官员可以目睹军机大臣为每日的日常事务出出入入，因此一旦召见结束之后非常便于拜见他们（或者他们的下属）——这在18世纪是不可能的事情。[42]同时（并作为结果的）召见不可避免会引起争议，花费应酬之资，这是每个人都为之抱怨的。确实，与京中达官显要饮酒吃饭以及馈赠礼物被认为是确保未来职业生涯的法宝——在这方面张集馨感到非常心酸和失落[43]——但这毕竟是逃避不了的，尽管像张这样的官员享有诚实正直的声誉，却也不能免俗，也就是说，一踏进都城就要卷入到都城的金钱漩涡之中。还有更多的证据表明这一点，但是让我们引用和张有类似处境的同代人为例，同张一样，他留下年谱手稿，内含大量的信息。
此人名为段光清（1798－1878），他的自撰年谱于1961年以“镜湖自撰年谱”之名出版（段光清号镜湖）。[44]段的仕宦生涯全部在浙江，从1950年代的后半期接连升迁，得力于他在极为动荡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中能够以非常的效率维持社会秩序（浙江当时处于太平天国起义的威胁之下），1859年段最终成为浙江按察使。在年谱中，段强调自己的杰出品质，尤其是被百姓称为“青天”，换言之，是正直的楷模。这个名声应该是非常真实的，因为一次皇帝召见段，这次召见我将会详述——当段升任浙江按察使之后，皇帝首先问的问题即是：“朕闻浙江皆呼尔为‘青天’，天下为官者亦多，何以独呼尔为‘青天’，到底尔所作何事？”无论怎样，段光清谈及浙江局势之时给咸丰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此回召见有五次之多，此后咸丰帝在军机大臣面前肯定了段的观点。[45]结果段成为北京的一颗政坛新星，被各种宴会邀请——一天要赴七八次宴会——有时只是露露面，饮酒数杯，略做寒暄：而这些耗费了他大约数千两白银来作为别敬，尽管段声称他绝无讨好他人之心[46]。
对张集馨和段光清来说，他们都有自尊并将自己视为诚实正直的官吏，[47]这些例行的拜访就是现实，是官场的规则，如果违背了将会是不明智的和粗鲁的，而用于此的必要的资金必须尽量通过各种方式筹措。最基本的方法是借贷，然后再通过为官所得的陋规或者俸禄偿还，张对此是较为坦率的。[48]“段青天”虽然在年谱中不止一次地声称他在职位上获得的俸禄很少，但在这方面他却一言未发。
道光帝最后的朝政观
张的下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道光帝的会面是在1849年11月，在他四川任期结束之时。张作为四川按察使的漫长而令人着迷的陈述——包括署理四川布政使六个月期间，与一批财政专家整治财政混乱局面——只是令皇帝确认社会上官员的贪污腐化，以及上述四川地方官员的犯罪、不可信任等等，更不要说一些比较严重的行政陋习了。张在蜀大部分时间的上司是四川总督琦善，琦善本是满族贵族，1840年签署《穿鼻草约》，允许英国占领香港之后被削去所有职务。同林则徐一样，琦善力图纠正失误，因此数年后被重新启用。显然琦善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上司，但是张的个人威信以及行政能力令人心服，从这方面而言琦善对他还是很欣赏的，并大力推荐之。张的两个保护人碰巧在鸦片战争中持对立观念，林则徐和琦善，彼此互相憎恶——张甚至说最好在琦善面前不要提到林则徐的名字。
道光帝也视琦善为最好的督抚，这是当张被任命为贵州布政使得到召见时皇帝亲口告诉张的——这次任命是张获得巡抚职位的非常重要的一步，而督抚的职位，是林则徐、琦善甚至道光帝本人都令张集馨确信，终究有一天他会达到的位置（但令张沮丧的是，这一天来得太晚，并且只持续了一小段时间）。1849年12月16日，道光帝召见了张集馨，并且，次日张再次被召见。[49]
在头两次召见中皇帝主要询问张沿途所见的局势——一切均好，张让皇帝放心——接着道光帝询问了四川地方近年的盗贼情况。当张集馨回答说四川需要强硬的统治手段时，皇帝重复说：“岂但治蜀宜严，他省亦复宜严，严尚办不动，况宽纵乎！”道光帝第一次要求张发表对自己上司的意见，包括对琦善和裕诚的看法，后者被认为是继任四川总督的人选，皇帝对其可靠性有所怀疑。有趣的是，并且我们会看到很有特点的回答，张被一些问题问得尴尬不安起来——当他说：“余不知圣意所在，未敢遽对”——他仅仅是以最谨慎的态度作出回答。第二次召见仍然主要是关于四川的局势，关于琦善领军镇压在打剑炉地区的西藏土民起义的情形——这看起来是皇帝在查验琦善送回的信息，我们知道对琦善的行为有很多批评——尽管农业生产发达，但存在着失业率高以及法制混乱等状况。
在头两次召见中，皇帝问了很多问题，而张集馨尽力作答。但是在第三次召见时，皇帝再次反思官僚机构的不可信任。皇帝又一次谈到捐班官员缺乏道德廉耻的状况，并坦率地说到自己陷入的矛盾，“我既说捐班不好，何以又准开捐？”皇帝拍手叹息，承认朝廷需要经费，因此当他被要求授权出售官职的时候不能说不；但是，皇帝对此表示悲愤——就皇帝来说允准捐纳是令人震惊的——“岂不是骗人吗？”最后的召见记录显得有些悲惨，道光帝不得不承认自己完全倚重地方督抚“察吏”——显然是一种困扰，皇帝对张的最后几句话，强烈希望张能毫不犹豫地表示与上司的不同意见，尽管张一直避免与之发生争斗。很显然道光帝是在试探张是否可以提升为地方巡抚。
经过这次带有许诺性的交流之后，张集馨离开北京，但是就在他穿过陕西即将进入四川之时，他变更旅程，调任甘肃布政使，并帮助他的上司琦善大致清查了甘肃财政——很明显张处理财政问题很有才干。几天后，琦善告知张集馨道光帝驾崩的消息，这一消息给张很大打击。在甘肃的财政清查工作结束之后，张马上被任命为河南的布政使，但他先被派往山西调查一起贪赃大案。从这里我们失去了张的踪迹，在年谱手稿中有两年多的内容不见记载。
咸丰帝的好奇心
到1853年年底，当我们再次见到张的踪迹时，已经是另外一种境况了。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提到的（其他的材料也表现同样的内容），在此期间由于张处理番案失误，被流放到新疆；然后他又被恢复任职，成为直隶布政使，但由于与直隶总督桂良龃龉而被革职——桂是满洲显贵，张在年谱中对此人大肆批评——当时直隶当局正在北部与太平军作战，太平军在1853年进入到天津的邻近地区。张被免于流放到新疆，但要充军赎罪，就是在那里他重新开始撰述年谱。在此后的两年中，年谱的大量内容是关于在直隶、山东和江苏北部与太平军的艰苦作战，张集馨直接参与了战争，由于张已经被削去了职务，所以参战对他而言是非常艰难的，他没有经济来源，也无权享有任何舒适的生活。最终，他的勇敢以及献身精神使其得以官复原职。在江南大营建立不久他获准回到家乡仪征，但这并非令人愉快的旅程，张与家人险些在该地区太平军的进攻战中死于屠杀。
此时张集馨已经55岁，他只有一个愿望：致仕。但是他仍需效力大约10年。1856年，他没有想到会被召回北京，再次任命为甘肃布政使。张不愿意回到甘肃，但是他的朋友说服了他，拒绝是不明智的。因此张适时请求咸丰帝召见，在张的年谱中，咸丰帝此时才出现，但我们知道张在1851年的一系列8次召见过程中，即他的背运到来之前已经见过咸丰帝。
实际上共有5次召见，时间跨度有18天的时间之久。[50]正如笔者所记述的，在道光帝召见张的过程中，依据场合皇帝会谈论一些感兴趣的话题或者向张追问一些问题。而咸丰帝在召见张的过程中，所问都是皇帝所能想得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咸丰帝无情地追问细节，大部分情况下是非常热切的，有时带着天真和好奇，这些都暗示我们皇帝为被与世隔绝在宫廷之中感到沮丧，急于对外部世界有真切的了解。张对1856年和1859年两次被咸丰帝召见的记述比在道光时期的召见记述内容更多；张的事例与段光清记述的自己获得的召见（亦在1859年）使我们有了翔实的材料，得以探察咸丰帝的语言及其特征。这些材料确实值得全文翻译，但是鉴于这样做会占据大量篇幅，因此我只是简要列举咸丰帝询问的一些问题。
在1856年的五次召见中，咸丰帝问到张的私人生活问题，包括回到仪征以及在京的情况、健康状况（张的一条腿在1854年的一次战役中受伤）；张的军旅生涯问题，在张指挥下的士兵和“乡勇”以及他们在军营中生活的情况；关于太平军作战特点，仔细问及张效力的清军将领、满族将领胜保和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的表现及其战争方面的领导才能。（当时盛传胜保帐中暖阁唐花满屋、秀童林立，但张予以否认）尽管我们在张年谱的其他地方看到张并不喜欢胜保，而比较钦佩僧格林沁，后者曾经帮助张渡过难关。但在召见过程中张尽可能表现得不偏不倚，并说明尽管二人风格不同，但都是勇敢和忠诚的将领。关于张国梁——一个好色嗜酒的无赖将领——张告诉咸丰帝，自上古以来武将出身微贱，贪杯好色，为其本性，就让他们满足自己的欲望好了，但你可以信赖他们。只有在最后两次召见中，咸丰帝提出了关于张的未来职务的一些问题，显然威胁主要来自青海的番子，以及军费的巨额缺口。仅仅在这一时刻张才公开批评他的同僚——一个青海的办事大臣（译者按，指哈勒吉那，据DXH，190－191页），此人五年前参奏弹劾了张集馨。
张在甘肃任职不到两年，当地条件极差。1858年中，因其过继为子的母亲（即张过继为子的叔父的妻子）去世，张回家居丧一年，不得不离任。居丧结束后按规定他要回到朝廷，递交奏折表明居丧期满，请求皇帝召见。1859年9月16日他这样做了。[51]大概二十天后张晋升一级，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他又一次被咸丰帝召见。这次在九天之中张四次被皇帝召见——关于这一系列召见的记载更加引人入胜。[52]咸丰帝在召见过程中表现得更加健谈，同时更加随意。三年前讨论过的一些话题又一次被提出来；关于张的履历细节，张在北京的居所情况（皇帝想知道在哪条胡同，张有几个妾侍），在与太平军作战期间张的生活情况（皇帝对军队中卖淫问题很感情趣——张在年谱中曾提及多次——并想知道这些对军队士气的影响）及将领的品质，等等。皇帝提出的另外一些问题，暗示咸丰帝急于知道清朝政权的历史和制度情况，比如，咸丰帝问及张关于60年前白莲教起义的事情，因为考虑到张曾经供职于陕西，他可能知道一些骇人听闻的故事；咸丰帝还想知道一些起义军中女首领的本领及其结局；他要求张比较当朝督抚与乾隆时期满族“老辈”督抚（译者按，所谓“老辈”，指乾、嘉间偏用满人而言。其时陕、甘、四川、云贵的满人官吏，大约督缺八，汉人仅二三；抚缺十五六，汉人仅六七。至咸丰十年，督抚十三缺中，满人占九，汉人占四，其风气实自道光中渐开，见DXH，260页）的品质和能力；咸丰已经为《穿鼻草约》签订时琦善的腐败劣迹所激怒（张回答说，在1940年代晚期他结识琦善时，琦善是正直诚实的楷模）；皇帝问及关于官员生活和礼节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问到关于张所服务的省份的财政情况，张在翰林院的生活，张对地方行政官吏的评价（张冒险回答希望战后卖官之风不再继续），张对幕友的使用，等等。只有在最后一次召见中，咸丰帝问到了张即将任职的福建的情况，皇帝感兴趣的是当地村寨械斗的风俗。
而同年三月，咸丰帝召见段光清时，对段的提问尽管亦涉及段的个人行为、段的家庭和他的上司，但咸丰帝的问题更集中在一些时政话题上，如浙江军队的不安定以及社会局势的问题（几乎就在一年后太平军占领了杭州）。段对谈话内容较之张集馨所记似乎做了更多的整理，但是咸丰帝召见段时，对艰难的时局有这样的反映，如“不语者良久”、“正容而问曰”或“急问曰”等等。在第五次和最后一次的召见中，咸丰帝明显已经被段打动，问了一些重大朝政问题：根据你的想法，夷人和粤匪这两大祸患如何办理，何者为先，何者为后？对于这个问题段肯定地回答，最终番人之志，只在获利，尽管他们在过去二十年中蚕食中国，但很快会因国内的战争而疲惫不堪（段似乎暗示克里米亚战争）；肃清太平军为首要之务，且可顺应民心，粤匪既灭，而“夷人自驯”。
结语：记录皇帝的召见
然而，我们的问题并不是咸丰帝对这些建议如何采纳。笔者作为结论提出来的问题，首先是本文所引用的这些记述，这些记述中1859年的召见是笔者所知的最晚的召见，是如何被记述下来的，此时他们意想的读者为何人。引人注目的是张集馨和段光清对召见记述的详尽程度，大部分依照召见的情况，有时涉及的谈话随意且重复，所有这些可能或者不能反映真实的谈话情况，但毫无疑问增强了记述内容的真实性。何时以及张、段何以能够记录这些事实，并长达数页呢？无疑当时记录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作者捏造了一些详情，或者说至少他们重新组织过谈话记录？确实很可能——他们在被召见之后立即记录，这时候他们记忆中的印象仍然是新鲜的；但这并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便他们的记述真实地反映了皇帝所说的内容，或者在一些句子中贴近原始情况，但也是他们根据记忆所作的一种诠释，而非真实的谈话次序。
无论个案的内容怎样，张和段为什么如此详尽地记录召见的内容仍然是个疑问。既然公开刊印与皇帝的对话是不可能的，当然人们的反应可能是出于个人记录的需要加以记述，可能记录在日记中，用于以后编辑个人年谱之用，这让我们想到，他们当时并未想过刊印这些记述。[53]但是，原因可能不止于此。18世纪雍正皇帝已经努力鼓励大臣（尤其是监察官）畅所欲言——并准许他们密折奏事；同时他还试图阻止人们利用密折以及传布一些关于召见的曲解的信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雍正皇帝要求查看大臣的记述。但雍正皇帝的继承人看起来并未接续他的方法，严令禁止记录召见的内容，更不必说传布，似乎已经保留在规章制度中了。
显然，有很多规定要求人们不得记录和谈论。首先，每次高级官员被皇帝召见，召见的话题会延伸，而他的同僚会急于知道谈话的内容——尤其是谈话过程中涉及他们自身的那部分内容，因为众所周知，皇帝会利用召见的机会询问关于该大臣的同僚的情况，而皇帝会将这些信息与从其他渠道得到的消息相互对证。因此，一旦一位受到皇帝接见的官员回到同僚中，很难不告诉他们关于谈话的一些内容，尽管可能或多或少，如果他批评了某人，这一消息会马上被知道。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张以及其他人当皇帝要求他们对一些重要的碰巧是他们本人所不欣赏的朝廷权贵发表意见时，倾向于采取谨慎并且讳言态度的原因：最好仔细权衡当时的权力关系，并考虑自己的发言后果。笔者强烈怀疑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官员在接受召见之后之所以保留详细的记录，目的是与自己召见后传布出去的信息相一致。
当然这些书面记述的材料是可以给一些可信任的朋友看的，但是看起来事情的发展超出了这个范围，这些材料的传播留下了轨迹。至少1843年，一个不太可能的人，英国领事密迪乐（Thomads Meadows）宣称他看到了这些材料。他在中国大约停留了二十年。密迪乐确实系统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的官僚行政系统，与同时期的西方作者不同，他很有兴趣表述自己的研究，他还有一些优秀的中国助手一同工作。在他的专著《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中（该书发表于1856年），他叙述道：一天，他在广州的一位显然与地方官僚机构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助手，给了他一份1849年柏贵与皇帝的召见记录。柏贵系蒙古八旗人，时任广东按察使，显然这次皇帝的召见使他升任广东布政使。（1852年，他任广东巡抚，直到1950年代末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时仍任此职）密迪乐将这份召见记录全部译成了英文，[54]除了表明清代君主及其官员直到1940年代末对西方势力仍然没有完全了解这一事实外，这份记录并无特殊意义。但是其形式和语言——不连贯的对话以及皇帝不断的提问——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这确实是我们在张集馨记述的道光帝召见时所展现的特点。密迪乐煞费苦心证实内容的可靠性，但对笔者而言两页的内容已经足以证明其并非赝品。
真正能引起人们兴趣的，也并非难以令人信服的是密迪乐对于如何得到这些材料的解释。如果我们要相信他的中国助手的言，那么，高级官员或多或少地被他们的上司和同僚期待着传达关于召见过程中的对话，而他们的下属是不可能获取这些信息的。这就是他们为什么通过曲折的方式来获取记录的原因，在这个个案中通过贿赂官僚仆人的方式，由其秘密抄写了主人召见的记述材料。确实，在文件中密迪乐能看到的错误证实，抄写是在匆促的情况下由不知情的人完成的。因此，密迪乐从助手处得来的断章取义的文件是有权威性的，直接来自张集馨和其他官员的私人笔记，将写入他们未刊印的日记或年谱。
无论是否有更多的这类私人的记述被发现，笔者相信，尽管本文提及的这类记述为数不多，但会引起人们异乎寻常的兴趣，因为这些材料首先展示了19世纪清朝君主与他们的高级官吏的交流，并且涉及大量史料未予记述的关于君主的特性以及君主谈话的内容。
近期一些学者出于公正的学术立场，出版了道光和咸丰帝的传记，试图使他们看起来更像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公众人物。[55]然而他们记述的是一个君主或者说一个政权的历史，而不是一个人的生活。确实，这些传记记录有皇帝的感觉和情绪，但是是通过公文得出的结论，至多是从一些非官方史料中得到的材料，而不是来自任何皇帝直接的表述。有时甚至有语言和对话，但是语言或者是想象出来的，或者是出自谕旨以及其他一些史料来源。比较而言，笔者叙述的关于召见的记录告诉我们皇帝的日常思维模式、谈话方式、他的困惑和焦虑等等，所有这些未通过顾问官、起居注官或者代写者这些媒介，而是由被召见的官员亲眼目睹并记录下来的。
我们从这些材料中究竟获得了什么？就广阔的历史画面而言，我们并未获得太多，确实，我们碰巧获取的材料过少——仅仅是成千上万谈话的一部分——并且并未谈论到宏伟的计划或者意义非凡的内容。（咸丰和道光帝关于正在进行的反抗外夷的战争以及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谈论最贴近这类主题）但是，让我们设想一下，林则徐与道光帝在1838年12月27日到1839年1月3日之间曾有八次召见，并产生了众多周知的后果，即林被派往广州处理鸦片事宜，如果我们有关于召见的记述，结果会如何？遗憾的是，林则徐的日记只有寥寥数语，几乎对这些内容没有涉及。[56]甚至，张集馨与道光帝关于官场规则的谈论、关于买官鬻爵的问题、关于地方行政执法的问题等等，严格说来并未告诉我们关于这些内容的一些新东西。另一方面，没有哪篇皇帝的谕旨意在猛烈抨击官僚作风，这些材料亦不能揭示在皇帝心目中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程度，以及皇帝确切使用了哪些词语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我们仅仅能从皇帝在召见臣属时的一再提及，尽管官僚作风问题并非召见的主题，来感知这些问题在皇帝心目中的严重性。
道光帝对吏治腐败的沉思，咸丰帝急切想了解宫外的生活和军队的情况，这是我们在召见的记录中发现的内容。显然两位君主都感到被孤立，但表现的方式不同。道光帝对这些事宜发布良好的命令，至少他总是试图保持对外界情况以及政府官员情况有所了解并不断查核信息来源的准确性——道光帝确实是一位有能力的尽职的君主；但是他对此主要的感受是缺乏自信的，是一种认为很难信任官员并且难以从他们那里获取实情的感觉，确切地说可能不是一种衰亡的感觉，但是面对官僚系统出现的问题，确实感觉身心俱疲，恼怒不已。18世纪的君主也经常批评他的官员力图欺骗蒙混，但是至少他们还自信地声称，他们了解事态的发展并能毫不费力地挫败罪臣。
咸丰帝，从他的角度来说，极大地被大臣和官员所误导，他有理由感受到衰亡的命运；但这并不是他在召见张集馨和段光清过程中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即便在段光清汇报浙江的危险局势时他确实感到困扰。咸丰帝在位时适逢二十多岁的年纪，人们认为他已经尽职尽责，鞠躬尽瘁，至少在他登上皇位的初期确实如此——但逃至热河后他开始了堕落放荡的生活。他在召见中的行为和语言表现了更多的年轻人的天真和好奇，而不是理政能力。他也感到被孤立，但是与父亲的表现方式不同，即他对宫殿之外的世界感到好奇和有兴趣，对于宫内的皇帝来说，外部世界仅仅是朦胧的认识——宫外的世界有野蛮的战争以及色彩丰富的将领、女兵和妓女、官僚系统以及复杂的仪式，以及在京城附近的生活等等。在我们的史料中咸丰帝确实显得热情而精力充沛，但是有些注意力不集中，只是对放荡生活感兴趣；总之——与道光帝不同——咸丰帝是不能胜任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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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99。
作者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法国法兰西学院教；
译者阚红柳，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译校张婷，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 Pierre-Étienne Will, “Views of the Realm in Crisis: Testimonies on Imperial Audienc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 因此，白彬菊称之为“大臣的政府”，参见白彬菊的《君与臣：清朝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
[2] 关于“立宪建筑”（constitutional structure）的定义，参见魏丕信《明朝统治时期的权力剩余》。
[3] 人们会想起戴逸及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同僚所撰述的称颂性文章。康熙和乾隆的自我形象塑造可以参看史景迁的《中国君主》）和康无为的《皇帝眼中的君主政体—：乾隆朝的形象与实际》。确实，与19世纪的继任者不同，这些君主或多或少地扩大了与外国人、尤其是宫廷的西方传教士的接触，这些亦应予以考虑。
[4] 李光地（1642－1718）的年谱由其孙李清馥所编撰，内容包括一些皇帝召见李本人以及其他大臣的记录，史料依据为李本人的手稿以及关于政治和学术问题的讨论，其特点为一些比较生动的谈话记录。参见李清馥《榕村谱录合考》。
[5] 见1764年《大清会典》“朝会”条，j.20－22；《大清会典则例》j.56。明朝的相关制度见1509年《大明会典》，43，或者万历朝，80。
[6] 关于康熙统治时期的召见，参见吴秀良的《信息交流与帝国控制》，20－22页。
[7] 参见魏丕信《满族君主时代皇权嬗替的秘密》，128、133、135页。
[8] 参见《清圣祖实录》，116：3a-6b（KX23/7/己亥）。凯斯勒在《康熙与清朝统治的稳固，1661－1684》一书中摘录翻译，131－134页。正如劳伦斯·凯斯勒所暗示的，此次召见并非私人的召见，其表现是，对话期间一个大学士介入谈话；另外，如果是私人的召见，不会记录在实录中，因康熙皇帝曾于1679年决定宫内史官不得参加这类召见（见下文）。
[9] 早朝时，当所有军机与皇帝会面后，通常军机大臣会稍晚与皇帝单独会谈，参见白彬菊《君与臣》，第174页。根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3：77－78，1749年），军机大臣每日集体与皇帝的会面始于傅恒任军机大臣之时。
[10] 万历皇帝与首辅沈时行以及其同僚一时冲动，允许在《明实录》中留下关于此次召见的记录，见《明实录》：神宗，219：1a－4b；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的翻译，223－229；更简短的译本——显然是通过《京报》流传全国——参见《万历邸钞》，484页。
[11] 参见劳伦斯·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稳固》，131页。
[12] 关于参加此类召见的规定，见1899年《大清会典事例》，j.45－46。
[13] 所有关于引见的内容参见黄十庆《清代的引见制度》。
[14] 墨子刻：《清代官僚机制的内部组织》，314页。张集馨，我们会在后文中提到此人，其在同治元年（1862）作为被革职的官员而得到皇帝的召见。见《清穆宗实录》，36：26b。
[15] 这些官员的召见并非自动进行。有时官员自己提出请求，而皇帝会以路途遥远、旷费时日为由拒绝召见。
[16] 1841年李星沅（1757－1851）在由四川按察使调任江苏按察使途中得到皇帝的召见即为一例。李本人似乎列班面见皇帝两次，第一次有三位官员同见（一位都督，一位按察使，一位侍郎），第二次有一位官员同见（一位尚书）。见《李星沅日记》，293－294页。
[17] 参见吴振棫《养吉斋从录》，22：240，关于“宫内召对”；23：246，关于“膳牌”。（皇帝将在此时决定召见何人以及召见次序）我们要注意的是吴与张集馨大致同时期的人，张关于召见的记述是本文的主要资料，吴、张二人的为官经历极为相近。
[18] 参见黄十庆《清代的引见制度》；孔飞力《叫魂》，203－207页；墨子刻《清代官僚机制的内部组织》，393－395页。
[19] 参见《雍正朝朱笔引见单》。
[20] 参见《雍正朝朱笔引见单》，130。
[21] 孔飞力：《叫魂》，203－207页。
[22] 转引自戴廷杰《戴名世年谱》，970－971页。译者按，原文存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18，《圣训恭纪》，《丛书集成》3编第54册。
[23] 感谢哈佛大学Vernon A. Eagle博士，引起笔者对这则史料的关注，并作为召见的史料来源。此处笔者使用的版本为戴鸿义校辑的《张廷玉年谱》。
[24] 张廷玉与乾隆皇帝发生龃龉的原因是，当乾隆皇帝允准张致仕回籍南京之后，张廷玉出人意料犯下大错：没有亲自面谢圣恩，而是派其子前往。乾隆帝对此事的愤怒通过此后数月的诏谕表露无疑。参见《清史稿·张廷玉传》，戴鸿义在《张廷玉年谱》中对此事有详尽记述。
[25] 戴鸿义：《张廷玉年谱》，19页。
[26] 戴鸿义：《张廷玉年谱》，38－39页。
[27] 参见《钦定台规》，3：7a-9a页。
[28] 参见《大清律例》356条，“诈传诏旨”，处以斩首。
[29] 前述李光地年谱，其中一些关于召见的记录与19世纪的私人记录相类似，此为明显的特例。这部年谱编纂于1756年，但直到1826年始刊刻。年谱中引用的关于召见的材料显然是以手稿的形式保存在家中。
[30] 《清穆宗实录》，127：2a－3b页（TZ4/1丁未谕旨条）。
[31] 参见《清史稿》，204：7861。该传记是由薛福成（1838－1894）为李鸿章所撰写的碑传，薛曾任李鸿章的幕客。（《庸庵文外编》，4：30a－32a页；亦见《碑传集》，37：9b－10b页）李鸿章的养子娶张的女儿为妻，二人有姻亲关系。李是与张有通信往来的几个著名的晚清显宦之一。李致张的信札收录在新版张的年谱中（见下文）。这部年谱较为简略，张死后由其外甥詹嗣贤编辑而成。部分资料可见于道光、咸丰和同治皇帝的实录。
[32]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本文简称DXH。稿本保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感谢台湾中研院王汎森教授推荐此书。
[33] 参见沈云龙《张集馨自订年谱》，并参见丁名楠对DXH的介绍。
[34] 关于道光皇帝召见张集馨的一些评论，引自沈云龙《张集馨自订年谱》，4－9页。在DXH中关于召见的记述，还应加上咸丰帝1851年初的八次召见和1853年初的两次召见，以及1863年同治皇帝（或者慈禧太后）的召见。这些材料在稿本中散佚，而见于张的外甥所编的年谱中。
[35] DXH，20－21页，道光五年六月召见。译者按，本处注释似有误，应为道光十五年。
[36] 关于这种迂回政策的详细分析参见詹姆斯·波特切克《士人群体以及19世纪中国的群体政治》74－87页。
[37] DXH，22，道光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召见。
[38] 张在仪征县是才学出众的儒生，1820年，其父离世，家境贫困，由于家族内讧，张不得不依靠一位兄弟的资助获得盘缠参加顺天乡试。年谱前面数页记述了家族内部的这些斗争以及张遭受的磨难。
[39] DXH，77－8，道光二十五年一月十八日召见。
[40] 《道咸宦海见闻录》，88－89页，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十九、二十、二十二日的召见。
[41] 道光皇帝的态度会令我们回想起11世纪司马光的话：“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宋史》，336：10764）。邓和蓝克利的论著《从始祖时起的家族族规》谈及“谨慎的逻辑的遗产分派”问题时引用此段陈述。
[42] 参见李星沅1841年的召见，（《李星沅日记》，293－294）或段光清1859年的召见（《镜湖自撰年谱》，138、140页）。DXH中的一些论述表明召见同样便于接近“枢垣师相”。
[43] 在某些方面张悔恨地指出当他陷入困境之时，并未得到他馈赠过礼物的官员的帮助。见DXH，271页。
[44] 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编者声称删掉了三分之一“自我吹嘘”和“封建迷信”的内容。
[45] 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138－144页。
[46] 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144－145页。
[47] 张集馨在仕宦生涯的晚期表示不愿“卖缺营私”，“悍然不顾”，从未起“婪赃念头”：他称自己为“君子”。见DXH，196页。
[48] 1859年张集馨署理福建布政使后，家境艰难，决定尽快引退，认为自己太过贫穷，无力偿还借贷。见DXH，267页。
[49] DXH，117－120页，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三、四、五日的召见。
[50] DXH，181－1 93，咸丰六年十月三、十三、十四、十五、二十日的召见。
[51] DXH，255－257页。
[52] DXH，257－267页，咸丰九年九月九、十六、十七、十八日的召见。
[53] 张的日记的片断，现存1864－1865年的四个月，已经附录入DXH。同时期其他人的日记保存下来。李星沅的至为详细的日记跨越1840－1849，期间他曾得到皇帝的一次召见（1841年末），关于此次召见李未置一词。见《李星沅日记》，193－194页。
[54] 密迪乐：《中国人及其叛乱》，第2章。该书目的首先在于倡议建立西方与太平军的联盟，密迪乐其人在1960年代初热衷支持该倡议。
[55] 如《咸丰皇帝轶事》、《道光皇帝轶事》、《咸丰同治帝》、《苦命天子》等等。
[56] 参见《林则徐集·日记》，315－316页。孙文范的《道光皇帝逸史》（206－208页）大胆试图使叙述有血有肉，但是细节或为想象，或是将林本人苍白的评论详细加工。《清实录》甚至未提及此次召见。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恒慕义所纂《清代名人传略》中关于林的传记则称有19次召见。（511页）
（资料来源：《清史译丛》第九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