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快要100年了。
说起来，这个革命的发生，多少有点偶然性。从小的方面说，如果当时坐镇武昌的湖广总督不是瑞澂，如果他不是炮一响就像个懦夫一样挖洞逃走，如果他此前的处置不是那么失当，偶然破获了革命党的据点，又拿人又砍头，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营的枪声，兴许不会变成一场占领武汉三镇的起义。因为革命党人这样零星的枪声，已经响过很多次了，没有一次成气候的。就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一个月左右，武昌新军也来过这么一回，但并没有闹起来。
从大的方面讲，如果不是西太后和光绪死后，上台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由着性子胡闹，先是赶走了最能干的袁世凯，然后又张罗收权，把地方权力收回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回满人。革命即使发生，也成不了气候。
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在各地立宪派风起云涌立宪请愿的时候，亲贵们不答应也就罢了，却搞了一个皇族内阁，让各地士绅们心里凉到底——从此之后，中国的事，就由这些生在深宫的纨绔亲贵包办，士绅们借立宪分权的希望，被彻底浸在了冰水里。辛亥武昌起义第二天，起义士兵群龙无首之际，逼来的黎元洪一言不发，但作为湖北咨议局议长的汤化龙却来了，一来就不走了，连带着听他指挥的商团，也参加了革命。正是由于立宪派士绅的帮忙，不仅稳住了局面，而且争得了外国人的同情，说服了黎元洪改变主意。不仅武汉一地，立宪派帮忙革命，其他地方，也都在帮忙革命，有的地方，立宪党人干脆自己出头。最初革命的十几个省，实际上是革命党和立宪党人平分秋色。
共和这一步迈出来，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骑虎难下，革命发生后的中国只能往前走。
尽管说，革命党人一直处心积虑要策动革命，但革命的形势却一直都不够成熟。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来，革命成功的机会相当渺茫。革命党人发动的大大小小历次起义，都在边边角角的地方，闹与不闹，都没有什么影响。最关键的是，每次起义，都没有社会的呼应，基本上是革命党人单打独斗。
来说持有政权的一方，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确做的不错。庚子后的乱局，很快就稳定下来，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外国投资增加，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商业也呈现兴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前进。原来以为会引发强烈反弹的废科举改革，居然平稳度过，新学堂遍地开花，虽然问题成堆，但新式教育从此生根。军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预备立宪，都在稳步推行。尽管有庚子赔款的巨大压力，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岁入居然达到破纪录的2亿4千万有余，而各地财政，也大多有结余。爆发武昌起义的湖北，打开藩库的革命党人，发现他们拿下的这个政府，居然有4千万元左右的存银。以往的研究，往往先验地认为凡是王朝覆灭，必定是政治紊乱，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实，清末恰恰不是这样。政治谈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却要好得多，民众生活也谈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
但是，主持变革的当家人，毕竟是一个刚刚犯过大错的集团。像鼓动借助义和团盲目排外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大错，大大降低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由于这样的一个错误，革命党人持续的反清宣传，才有了市场。剩下来的事，只能办好，不能办坏，一旦办坏，大家就会认为是非我族类的缘故。
然而，西太后之后少不更事的少年亲贵们，却大大地错估形势，居然想通过把权力揽到自己手里，巩固统治。殊不知，政治格局的满轻汉重，内（朝廷）轻外（地方）重，已有几十年的功夫，早成定局。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这种二十多岁的少年亲贵，既无从政经验，也无政治能力，贸然收权揽权，不坏事才怪。武昌军兴，亲贵们六神无主，马上实行立宪，废掉皇族内阁，答应所有立宪派的要求，但是已经晚了，人们不再给清政府机会了。
史家一直在说，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始终在谋求自己的利益，取孙中山而代之。其实，在南北谈判期间，他倒是竭力想维持一个虚位的清朝帝制。然而，即使袁世凯逼使摄政王载沣退位，完全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已经告成，南方的革命党人仍然不肯退一步，共和这一步迈出来，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包括前立宪党人，都骑虎难下，革命发生后的中国只能往前走。
革命带来了民主共和制度，但这个制度在中国却落不了地……
革命最大的危险，是会带来社会的动荡。这一点，是当初革命和立宪两派论辩的主题。从近代革命史角度，辛亥革命算是一场动荡和破坏比较小的革命。立宪派的高度参与，极大地降低了破坏的程度，而革命党人，也在刻意减少革命带来的动荡。为此，他们不准农民革命，不进行底层动员。但是，另一个他们老早就依赖的势力，却趁革命之机登上政治舞台，这就是会党还包括一些绿林好汉。会党这种中国社会准黑社会的力量冒了头，对革命后的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导致革命党人声誉大坏。
尽管破坏不那么大，但革命毕竟是一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激烈变革。中国国门上的招牌变了，从一个君主专制的政体，变成了最先进的美国体制，接任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也被誉为中国第一华盛顿。但是，革命后的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制度，落到实处，大有困难。怀念清朝的遗老遗少，是在革命后民国制度运行之后产生的。民国来了之后，很多人才觉得前朝其实更好一点，换句话说，民国不怎么样。
民国办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生成一种新的秩序。然而，新秩序的产生，有赖于现存秩序的稳定。革命带来了民主共和制度，但这个制度在中国却落不了地，落不了地的制度，又没法修正，中国也不可能回头尝试君主立宪体制，因为在上层信奉的进化论历史观里，制度的演进，是进化的必然，已经进化到先进的制度，任何“退步”，都是开历史的倒车。
革命带来了问题，答案却是只能在继续革命中得到解决。
辛亥革命，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大变革。
民国成立，原本戴在外国人头上的大礼帽，的确扣在了中国官员的脑袋上。不仅如此，辛亥之后，话剧叫文明戏，新式结婚叫文明结婚，放足叫文明脚，连脚踏车，都被叫做自由车。但是，民国之后，正如长袍马褂依然如旧一样，瓜皮帽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依旧为士绅的常服。为孙中山倡导的中山装，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只是党部人员在官方场合的服装，回家之后，很多人还是袍褂当家。自由、民主和文明，离中国人的生活，其实还相当远。
辛亥革命真正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既不是西化的习染，也不是零星的现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清朝如果能正常立宪，代议制民主早晚都会来，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在新政期间已经进来，只是技术上到底学谁的问题，而没有不学的道理。
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其实是持久的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而走向富强，反而更加混乱。一个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共和，其实难免消化不良。但是，人们不情愿看着刚刚确立的进化论历史观在自己身上破产。于是，只能把混乱归咎于变革的不彻底，因此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命，再则阶级革命，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谁也弄不明白的新世界。
中国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无法生存，也不是创造不出好的东西来。几十年的民国历史，有值得称道的教育，值得骄傲的文化，但是，国人却很难在共和制度里创造一个新的秩序。这个老大的帝国，在进入共和之后，没有重建一个属于共和制的秩序，因此，就很难抵御卡里斯玛权威的呼唤，很难抵御再一次的革命，不断革命的诱惑。革命带来了问题，答案却是只能在继续革命中得到解决。所谓的革命，无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杠杆，撬起可以使民族翻身的巨石，当无论如何都撬不动的时候，不是换一个杠杆，而是接长这个杠杆，用更激进的革命，继续撬。
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百年，都是值得国人反思的一个艰难的过程，一百周年的纪念，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但愿，人们能想起点什么，想出点什么来。
（资料来源：《文汇报》2011-01-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