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统治近3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为史学界一致公认和称道的时代，这就是著名的“康乾盛世”。实际上与“康乾盛世”同时，还并存着一个“乾嘉盛世”的说法。这说明，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清朝“盛世”的起讫年代，它所达到的规模，取得的辉煌成就及其历史价值，史学家们对此还没有一个完整和较一致的看法，因此颇值得深入研究。

无论是“康乾盛世”，还是“乾嘉盛世”，既非囊括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始终，也非囊括乾隆、嘉庆二朝的始终。康熙继位初期，清廷虽然消灭了南明政权和以农民军为主的抗清势力，但政治上并没有出现安定统一的局面：南方的云南、广东、福建有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三藩割据势力，西北有蒙古准噶尔部上层分子的分裂活动，东北边境有沙皇俄国的侵略和骚扰，东南沿海和台湾有郑成功后代的分裂割据势力；经济上，由于明末清初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以及清军入关前后疯狂的烧杀抢掠，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全国到处是一片凋敝景象，诚如清初思想家吕留良所说：“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1]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清除了以权臣鳌拜为首的守旧势力，掌握了朝政大权。此后逐步恢复和发展了多尔衮、顺治当政时期的一些政策，并集中全力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和统一台湾，击败沙俄侵略，又曾三次亲征噶尔丹并粉碎了其分裂祖国的阴谋。这些胜利，标志着清朝在中国的统治已趋稳固。康熙帝在进行政治统一、加强专制皇权的同时，尊孔崇儒，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奖励垦荒；根治黄河，康熙十六年，康熙帝在平三藩战争激烈进行的同时，任命靳辅为河道总督，治理河患，经过数年的努力，至康熙二十二年七月，即几乎与收复台湾的同时，黄河“得归故道”[2]，各项治河大工程基本告竣。这对于清初统治秩序的稳定、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清朝康乾盛世的形成奠定了社会的物质基础。

以上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了清史专家许曾重先生下述看法和正确性，即“康乾盛世的开端应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而不是玄烨（按即康熙帝）即位或亲政之时”[3]康熙帝确实是康乾盛世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根据康乾盛世发展的过程和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把盛世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 清朝由乱入治，始成盛世时期（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四十七年）。

二、  盛世由停滞走向发展时期（康熙四十七年～  乾隆十六年）

三、  盛世达到顶峰时期（乾隆十六年～乾隆六十年）。

四、  盛世由盛转衰时期（乾隆六十年～嘉庆十八年）。

这样，康乾盛世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其端，至嘉庆十八年（1813）终其止，前后历经140年之久。以下，分阶段叙述康乾盛世的发展历程。

一、清朝由乱入治，始成盛世时期

（康熙二十三年—四十七年，即1684—1708年）

统一边疆是康乾盛世的一个中心问题。康熙帝于康熙二十九年、三十四年和三十六年三次亲征以噶尔丹为代表的准噶尔蒙古统治集团，噶尔丹最后兵败自杀，清朝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的统治。这就为雍正、乾隆时期最后统一中国北部、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及奠定中国的辽阔疆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与统一边疆密切相关的是，康熙帝在康熙二十年于原属蒙古喀喇沁、敖汉和翁牛特诸旗牧地设置木兰围场，定期举行木兰秋狝之典；自康熙四十一年始在承德修建避暑山庄、外八庙等。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因以寓怀远之略”[4]，即以此协调满蒙民族关系，促进民族的融合与合作。

吏治，一向被视为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后，立即着手整顿吏治。他指出：“朝廷致治，惟在端本澄清。臣子服官，首以奉公杜弊。”[5]为次，把惩贪奖廉作为整顿吏治的一项主要内容。康熙帝通过“京察”和“大计”，惩办了多批贪官污吏。与此同时，他又大张旗鼓地表彰清正廉洁的官吏，直隶巡抚于成龙被称誉为“当今清官第一”[6]，作为各级官吏学习的楷模。在康熙帝的奖掖和扶持下， 清官廉吏不断涌现于世。上述一系列措施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明末清初吏治败坏、贪风日盛的局面，官场的政治在康熙中期得以清明，为社会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康熙帝很重视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一次他在谈到秦末农民起义时指出：“久乱之民思治。秦民日在汤火之中，沛公入关，首行宽大之政，与父老约法三章，民心既归，王业根本已定于此。”[7]为此，他顺应明末清初社会发展形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康熙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养民”，于是采取了如下的一些措施：第一，坚决废止了多尔衮倒行逆施的“圈地令”，将直隶、山西、山东、河南、湖广、陕西数省明藩土地交由原租种民人耕作，称为“更民地”，与民田一例输粮。据著名明清史专家商鸿逵教授统计，除直隶一省外其他各省的更民地总数达16.6万余顷。[8]显然，更民地的推行，使一大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挥。第二，继续招抚流亡，奖励垦荒。康熙二十四年，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耕地面积比顺治十八年增加了近50万顷。平定三藩之乱后，清廷又在四川、云南、贵州和陕西等遭受战祸严重的省区“动库银买给牛种”，招徕流民“劝垦”[9]。20余年后，上述四省“人民渐增，开垦无遗”[10]。第三，蠲免钱粮。康熙帝曾说：“政在养民，蠲租为急。[11]”据学者统计，自康熙元年至四十四年，清廷蠲免钱粮总计为9000余万两，相当于康熙二十四年一年全国赋税的三倍。康熙四十五年至五十九年又有多次大的蠲免，仅有数额记载即达6200余万两，约当此15年间正项钱粮的16左右。康熙在位61年，先后在全国20多个省区蠲免钱粮、丁银及逋欠达545次之多，其中最为重要的也有30余次。这种大规模的蠲免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12]康熙帝在蠲免中，还采取一些措施严惩借机盘剥、贪赃枉法的官吏，注意让尽可能多的贫苦农民从中得沾实惠。这对于减轻农民负担、缓和农民与地主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发展社会生产都是大有裨益的。第四，继续修治黄河。康熙帝的治河是与南巡紧密相联的。

康熙南巡是清朝由乱入治、始成盛世的重要标志。康熙帝自康熙二十三年九月首次南下巡视江浙始，又先后于康熙二十八年正月、三十八年二月、四十二年正月、四十四年二月、四十六年正月进行了第二至第六次南巡，前后长达24年之久。其间最长的一次是第六次南巡，首尾合计118天；最短的是第四次南巡，首尾合计只有59天。

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乱和收复台湾后认识到，虽然黄河水已归故道，但因其在明末清初多年失修，淤沙堵塞，黄水泛溢乃至倒灌入淮运二河、影响运道之事并未得到解决，于是提出：“今四海太平，最重者治河一事”[13]。同时他又感到，皇帝深居宫闱之中，只靠阅读臣僚章奏是无法掌握河务、治理黄河的，因此决定南下江浙，亲临河工，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指导治河事宜。

康熙帝第一次南巡时，亲临治河工地，全面考察了黄运二河水势和堤岸状况，肯定河道总督靳辅的功绩，指示要加固运河堤岸，以抵御黄水淹没苏北下河地区高邮、盐城等七州县。第三次南巡时，康熙帝制定了治河方略，这就是深浚河身，并将黄淮交汇处河堤向东延伸，使洪泽湖、淮河之水流入黄河，免除下河七州县水患；又将清口以西黄河弯曲处浚直，并修筑一条长达二三十丈的挑水坝，使黄淮之水顺流而交会，彻底防止了黄河之水倒灌运河之虞。至康熙四十二年，各项工程相继竣工，治河成效显著。康熙四十四年闰四月，康熙帝第五次南巡时在惠济祠对随行之大学士、诸大臣表达了治河成功欣喜之情：“朕每至河上，必到惠济祠以观水势。康熙三十八年以前，黄水泛滥，凡尔等所立之地，皆黄水也。彼时自舟中望之，水与岸平，岸之四围皆可摇见。其后水渐归漕，岸高于水。今则岸之去水，又高有丈余。清水畅流，逼黄竟抵北岸，黄流仅成一线。观此形势，朕之河工大成矣。”[14]河道不再溃决，水患基本得到控制，人民生活的安定就有了保证，农业生产也就可得到恢复和发展。

除了治河外，康熙南巡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咨访吏治民情，尽力团结和笼络江南汉族地主、士大夫。江南地区由于物产丰盈，人文荟萃，因而其民情的安沸，吏治的好坏，人心的向背，直接关系到清朝统治的安危。顺治时期，清廷对当地汉族地主、士大夫采取高压政策，使双方离心离德。康熙帝亲政、特别是统一台湾后，决心利用南巡改变这种紧张形势。南巡中，他多次谒孔庙、祭禹陵，祭明太祖陵，又竭力扩大汉族地主、士大夫的入仕之途，广增学额，对致仕回籍的汉族大学士、官吏以及著名的文人学士或亲自接见，或派人慰劳，以示恩宠，对受灾的百姓也多放筹商救荒之策。这一系列措施果然受到了实效。六次南巡中，参加迎送的汉族地主、士绅和民人一次比一次多，热情也一次比一次高。这说明自清初以来，清朝统治集团和汉族地主阶级关系的漫长调整过程，终于获得了圆满的解决。

自康熙二十三年至康熙四十七年的20多年间，除了康熙帝三征准噶尔、西北边疆局势略显紧张外，基本无兵戈之事，政局稳定，吏治有所澄清，黄河治理大见成效，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至雍正初年，全国的垦田面积由顺治十八年的近550万顷增加到近684万顷，已经达到或超过明朝万历年间的水平了[15]。清朝的人口也由顺治十八年“编审直省人丁二千一百六万有奇”，至康熙五十年“编审二千四百六十二万有奇”，增长率（20%）低的原因是“各省未以加增之丁尽数造报也”[16]。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也十分惊人：顺治八年三月清廷库存银只有20万两，不够当时官吏俸银（60万两）的支出。康熙六年库存银近249万两，康熙四十七年已达到4718万余两。[17]库存银的激增，表明清朝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这是康乾盛世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

全国各地区也多呈一派繁荣景象。据康熙帝在康熙四十年后的巡幸中所见：山东“民生丰裕，士民乐利”[18]。“畿辅秦晋，民俗丰裕”[19]。南方各省“民间生植，较之康熙三十八年南巡时，似觉丰裕”[20]浙江“农桑徧野，户口蕃殖，闾阎气象，较胜于康熙三十八年巡幸之时”[21]。就是因遭三藩叛乱而造成“地方残坏，田亩抛荒，不堪见闻”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也出现了新气象：“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亦间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22]。正如著名明清史专家商鸿逵教授所说：“这些话固然系出皇帝之口，不能即信以为实，但与其他资料所示情况比看，是和事实不甚相远的。”[23]

事实证明，从康熙二十三年至四十七年，清朝已进入了盛世时期。

二、盛世由停滞走向发展时期

（康熙四十七年～乾隆十六年，即1708—1751年）

自康熙四十七年始的废立太子事件，使清廷政局动荡，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盛世一度陷入停滞状态。

康熙十四年，康熙帝学习汉族皇帝立嫡立长之法，以嫡长子允礽为皇太子，并在各方面对其精心培养。孰料允礽长大成人后，专擅威权，骄奢淫逸，暴虐无道，引起康熙帝的恼怒，于康熙四十七年九月被废黜。一时，朝廷内部人心惶惶。康熙帝为稳定政局，于四十八年三月复立允礽为太子。然而，允礽不思改过，反而加紧纠集党羽，企图早日夺得皇位。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允礽再次被废黜。

早在一废太子前，康熙帝的众多皇子们以反对允礽的骄横作风为名，或赤膊上阵，或拉帮结派，罗织党羽，行篡夺储君之实。许多国戚重臣为身家计，纷纷投靠自己心目中的储君，纳贿营求，惟恐后人。废掉太子后，众皇子谋求储位之争愈加激烈。他们为了结党营私，发展势力，个个贪鄙骄纵。康熙帝对此无能为力，心情郁闷，万籁俱灰。其结果，上行下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苛索聚敛，贪赃纳贿，致使康熙晚期弊端丛生。这主要表现在各省钱粮普遍短缺，国库日渐空虚，私征科派严重，土地兼并激烈，河工又趋废弛，农民大批流离失所，阶级矛盾尖锐，农民暴动和农民起义时隐时现。总之，社会危机日趋加剧。显然，如不迅速扭转这种局面，不仅盛世会昙花一现，而且清朝统治也将陷入危机。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突然去世。一直行韬晦之计的皇四子胤禛，在重臣隆科多等人的支持下，迅速地夺取了皇位，是为雍正帝。

雍正帝即位时，年已45岁，有着丰富的阅历和经验。正如他自己所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于人情世态，无不洞悉。”[24]即位后，雍正帝充分发挥了他的勤于政事、果敢坚决和雷厉风行的特点，逐一解决其父遗留下来的棘手问题，渐渐改变了康熙晚期的衰败局面。

打击朋党。雍正帝是在康熙诸皇子争夺储位的角逐过程中夺取帝位的，因而他深知，不迅速清除朋党，自己的皇权就不可能巩固。于是，他用极其狠毒的手段置敌对势力允禩、允禟集团于死地，将对自己帝位威胁巨大的允褆囚禁起来。之后，雍正帝又采取果断措施，将势力迅速膨胀起来的、拥戴自己有功的年羹尧、隆科多集团铲除。

整顿吏治。雍正帝深知吏治败坏对清朝统治的危害性。他即位伊始，就连发10余道谕旨，历数前朝吏治的弊端，表明自己整饬吏治的决心。雍正帝整顿吏治的重点是惩治贪污，而惩治贪污的方式是大规模地清理各省钱粮积欠。在清查中，他指令要把官侵若干、吏饰若干、实在民欠若干，一一厘剔清楚。清查之后，好官留任，劣官罢免；对贪劣之官还要加以严厉的经济制裁。另外，雍正帝还再三强调天下臣僚要以实心行实政，并大加整顿官场风气。

建立军机处。雍正八年，雍正帝将专门为办理对准噶尔部军需事宜而设的军机房，易名为军机处，并将其职责定为办理一应政事，替皇帝承写密旨，军机处官员须由皇帝任命，一切听命于皇帝。

秘密立储。雍正帝为防止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的争斗，而引起的政局不稳局面的出现，于雍正元年八月宣布实施秘密立储制度，亲将暗定储君的名字藏于匣内，放置在乾清宫正中的世祖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他又另书密封一匣，以便随身携带以备不虞。

打击朋党和整顿吏治，两者有着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推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和建立军机处、秘密立储一起，加强了专制主义集权，巩固了雍正帝的帝位，保证了雍正帝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

雍正帝的经济改革，主要是实行耗羡归公、养廉银和“摊丁入亩”制度。耗羡是火耗与羡余的合称，是自明代就有的田赋附加税。康熙末年，由于地方官私自加派严重，在某些地区一度激化了阶级矛盾。雍正帝于二年下旨，决定实行耗羡提解政策，地方官不得私征滥派。养廉银，是给官吏的一种生活、办公的补助费，按官员品级大小确定数额，以此使他们廉洁奉公，不再巧取豪夺。“摊丁入亩”是清代一项重要的赋役改革。清初承明制，赋役制对田赋和丁银分别征收。康熙五十一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把人丁税固定下来，人丁增加而税不增，但丁粮分征、丁役不均的弊病依然未予根除。雍正即位之后，清廷实行“摊丁入地”，即把康熙五十年的丁银总数，按亩分摊到田赋中，而取消了人口税，减轻了政府对人民的人身控制，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修治黄河。康熙末年，吏治败坏，河工物料多被层层克扣分肥，各项工程无法保质保量，黄水泛滥、民不聊生的情景又出现在人们眼前。雍正帝即位后任命齐苏勒为河道总督，经过6年的艰苦修治，“全河水庆安澜矣”[25]。

雍正帝的上述改革措施，在政治、经济上取得了比较全面的成功。政治上，统治集团的矛盾相对和缓，贪污受到扼制，社会出现了相对清明的时期；经济上，农民负担减轻，生产力获得了迅速发展，财政经济状况好转，国库日益充裕，人口增长很快。例如，雍正元年国库存银2371万余两，雍正十三年为3453万余两。[26]康熙五十一年人丁额2462万，乾隆初年已达1.4亿人。连乾隆帝也说，雍正帝交给他的是一个“充裕盈宁之天下”[27]。这说明，经过雍正帝的大力整顿，自康熙中期形成的盛世局面，在短暂的停滞之后又迈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然而，由于雍正在位仅13年，享国较浅，加之他刻薄寡恩，为政崇尚严猛，致使统治集团、各级官吏、某些阶层的部分人士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受到了损害；军事上因对准部战争胜少负多而主动议和，准噶尔部问题半途而废，严重地影响了清廷的声望。同时，又由于他好佛道，在宫中豢养一些僧道人士，大搞炼丹活动，以乞求长生，影响了清廷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当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子夜，一向身体康健的雍正帝暴死于圆明园后，京城内外谣言四起，人心浮动。如不尽快扭转这种局面，清廷局势很有急转直下的可能。

九月初三，年方25岁的皇四子弘历即位，是为乾隆帝。之后，乾隆帝在坚持其祖、父所取得的基本成就的同时，以极大的胆略和魄力，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发展雍正帝创造的有利的政治局面。

乾隆帝成分总结了康熙、雍正二帝治国的经验教训，决定奉行宽严相济政策。首先释放了包括允褆在内的被囚禁的宗室，封赐他们及其子孙爵位，发还没收的财产；为部分迫害致死的皇室成员（如康熙帝的皇三子弘时）昭雪，其子孙准予恢复身份；对年羹尧、隆科多案件中的某些成员或予以宽免，或恢复职务。其次，对雍正帝在整顿吏治、清理积欠中的某些过火行为进行适当纠正。例如，对亏空未完官员加恩宽免，将养廉银发放范围扩大至地方佐杂人员，通令蠲除积时在10年以上的各省民欠钱粮。第三，采取措施笼络地方绅衿、士大夫和读书士子。第四、将为雍正帝炼丹的道士全部驱逐回原籍，并警告说一经发现有违法行为必就地正法，同时又对全国各地的僧道加以种种限制，排除了他们对国家的危害。第五，继续奉行康熙帝的蠲免、赈灾之策，放宽蠲免钱粮的比例。乾隆三年，清廷将雍正时受灾六分者免1／10的规定改为受灾五分者免1/10。乾隆十年，清廷在全国实行第一次全国性的蠲免活动，至十三年各省地丁钱粮轮免一次。第六、采取各项措施，发展农业生产。这主要表现在：劝民力农，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劝垦土地，鼓励和支持无地农民移垦边远省份；兴修水利。正是由于乾隆帝所采取的这些稳定政局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措施，康乾盛世才得以走上健康的发展轨道，并逐渐地达到了顶点。

三、盛世达到了顶峰时期

（乾隆十六年～乾隆六十年，即1751—1795年）

乾隆帝于乾隆四十九年时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28]所谓“西师”是指最后完成了对准噶尔部的战事，统一了边疆；“南巡”，即指乾隆帝仿效其祖康熙帝，也是六次南下，巡幸江浙。“西师”和南巡，都是在乾隆十六年以后进行和完成的，它们的进行和完成的确标志着康乾盛世达到了顶峰。

先谈“西师”。乾隆帝一即位，就把平定准部作为其祖、父未竟的事业，时刻关注着准部形式的发展。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三年，乾隆帝利用准噶尔统治集团为争夺汗位而分崩离析的时机，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乃至发动最后攻击，经过一番曲折争斗，终于取得胜利，统一了北疆。接着又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平定了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统一了南疆。乾隆四十一年最后平定了大小金川，巩固了清廷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五十八年对西藏的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该地区的统治。这样，由于统一边疆的最终完成，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疆域也就最后确定了。这就是：东起台湾、库页岛、西迄帕米尔、巴尔喀什湖，以及吹（楚）和塔拉斯河流域，北及外兴安岭、萨彦岭，南达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西南包括西藏、云南，都归入版图之内。[29]

事实正如许曾重先生所说：“中国封建社会中，每一次的统一边疆或入主中原都对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起有程度不同的推动作用，做出了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贡献，最后由清王朝总其成，基本上完成了这一过程。”“康乾盛世统一边疆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在这方面的最后一次行动，而且是对中国全部边疆的统一，并非局部；就广度说，除去元朝外，其他王朝统治者从未取得这样的成就。”因此，“乾隆中叶平准、平‘回部’两次战役的胜利，使清朝统一中国的事业最后完成，是康乾盛世开始进入鼎盛阶段的重要标志。”[30]

再谈南巡。乾隆帝的南巡江浙也有六次，具体年份分别是乾隆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其中时间最长的一次是第4次，为125天；最短的一次为第2次，有105天。

乾隆帝在南巡中不止一次地宣称，他巡幸江浙是为了“行庆施惠”[31]。这说明，他是要利用雄厚的财政实力与士民同庆大清皇朝的鼎盛局面，并尽量给他们一些“恩惠”。

一般而言，乾隆帝的“行庆”欲望是有道理的。据历史记载，乾隆中期前后，清朝的经济、财政实力已相当雄厚。例如，垦田数：乾隆十八年为708万余倾，三十一年已达741万余倾。财政收入和征粮数：康熙时期田赋年收入为2000多万两，乾隆三十一年已达4887万余两；清初征粮数为每年400万石，乾隆三十一年已达831万余石。库存银：乾隆元年为3395万余两，二十四年为3673万余两，三十年为6033万余两，三十九年为7390万余两。[32]

“行庆”之外，乾隆帝还察吏安民，指导修治河工，笼络士绅和读书人，实行蠲免。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蠲免，也就是“施惠”了。

乾隆帝注意到：“大江南北，土沃人稠，重以百年修养，户口益增，习尚所趋，盖藏未裕……”因此除了力倡去奢宠实、勤俭节约之外，在南巡中，对灾区和贫穷地区均实行赈济和蠲免，并告诫地方官吏认真落实，“朕回銮所目睹之处，稍有未协，惟汝是问”[33]。南巡之外，乾隆帝还从乾隆三十一至五十九年，一共实施七次全国范围的普蠲，其银两总计超过1.4亿，粮谷约1200万石。这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对于稳定盛世局面、缓和阶级矛盾起了重要作用。

南巡中还有一点值得提及，那就是乾隆帝常常带一些少数民族首领或重要人物巡幸，或在中途接见朝觐者。这和康熙帝利用避暑山庄、木兰秋狝一样，既是为了笼络各少数民族、尤其是蒙古族的感情，表明在统一的大家庭内不分民族、内外，一视同仁；同时也是要“通过对江南富庶之地的游览观赏，使这些头领人物看到中国的地大物博，国力强盛，使其心存敬畏，不敢有反抗之心”[34]。显然，这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各民族间的友好关系、维持鼎盛局面是很有益处的。

四、盛世由盛转衰时期

（乾隆六十年—嘉庆十八年，即1795—1813年）

乾隆中叶以后，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和积累，整个统治集团和地主阶级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以致骄奢淫逸、贪婪残暴的阶级本性恶性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作为清朝鼎盛时代的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帝，不是着力解决社会的主要问题，而是长于安乐，习于骄奢，游山水成性，嗜园林成癖，又纵恣声色，铺张无度。

乾隆帝生活的豪华大大超过了其祖、父。即以巡幸而言，他曾六幸江浙，五游五台，四往奉天谒陵，五去曲阜祭孔，游览嵩山等名胜古迹等等。这些巡幸，有的出于政治目的，有的纯粹为了游山玩水。

乾隆帝六下江南就是一个有力证明。他在谈到做出南巡决策时说：“尝敬读圣祖实录，备载前后南巡，恭侍皇太后銮舆，群黎扶老携幼，夹道欢迎，交颂天家孝德，心甚慕焉。朕巡幸所至，悉奉圣母皇太后游赏。江南名胜甲天下，诚亲掖安舆，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良足以娱畅慈怀。”[35]为此，乾隆帝大讲排场，每次巡幸前做周密准备，巡幸时组织数千人的浩浩大军，征调夫役不计其数；所到之处，不仅饮食、娱乐穷奢极欲，还大量兴建亭台楼阁，各地官吏也借此支销冒滥，百般勒索，掠夺百姓；六次南巡，耗资惊人。据一些学者估算，仅乾隆帝、随行皇室和扈从人员的各项花费总数即达2000多万两白银。这个数字相当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全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或为乾隆元年国库存银的三分之二。事实正如著名清史专家王俊义教授所说：“（南巡）就其主要方面看则是劳民伤财，成为康乾盛世由盛转衰的原因之一。”[36]

每逢乾隆和皇太后的整旬寿辰，王公大臣、督抚大吏都纷纷进献金银珍宝和古董、名画、并交纳大量庆典经费。每次庆典前都要修缮京师西华门到西直门沿街铺面房屋，役使大量人力、物力搭盖经坛、戏台，分段点设景物。

乾隆帝还大肆兴修土木，修建宫殿、园林。圆明园在雍正时已有28景，乾隆初扩建为40景。乾隆十四年为庆祝太后60寿辰，又修建了清漪园（颐和园前身）。这一工程历时15年，耗银近450万两。承德避暑山庄，康熙时只有36景，乾隆时扩充一倍，成为72景。承德外八庙宏伟的寺庙群之中，仅须弥福寿庙和普陀宗乘庙的鎏金铜瓦就耗费黄金3万两之多。国家多年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就这样大量地被乾隆帝和皇室挥霍掉了。而民间却叫苦连天，怨情沸腾。

乾隆帝和皇室的恣意挥霍和锦衣玉食般的生活，加速促使整个社会风气由俭向奢转化，王公大臣、官僚地主、八旗子弟，奢侈淫糜，挥金如土，腐化日深。与此同时，社会上贪污成风。历史上著名的大贪官和珅招财纳贿，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和珅任军机大臣24年之久，位极人臣，掌握着清廷的内外大权。乾隆帝无休止的奢华，均靠和珅为其聚敛钱财；而和珅靠乾隆的倚重和信任，也为自己搜刮了骇人听闻的巨额财富。在和珅的纵容下，朝野内外贪污聚敛、营私舞弊之风更趋弥漫，各地的贪污大案，要案迭出不穷，府库钱粮亏缺愈加严重。与此同时，满汉地主阶级对广大劳动者的掠夺也在加剧。首先，土地兼并激烈，乾隆时州县田亩十分之七八落入绅衿商贾之手。其次，地租剥削残酷，    佃户要将收获物的五成到八成交给地主，农民一遇歉荒年份只得卖儿女偿租。再次，高利贷剥削严酷，造成利滚利、负债愈负愈穷的现象。乾隆后期，失去土地的农民大量地沦为流民，过着悲惨的生活。社会阶级矛盾由此日趋尖锐，农民起义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乾隆三十九年（1774）爆发于大运河枢纽山东临清地区的王伦起义，是康乾盛世时期中原地区首次发生的中等规模的反清武装起义。它虽然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却是此后一系列起义，如甘肃苏四十三和田五起义、台湾林爽文起义、湘黔苗民起义、川楚陕农民起义、贵州王囊仙起义的前奏，成为康乾盛世由盛转衰的重要信号。

上述一系列反清起义中，于乾隆末年酝酿和组织、原定六十年爆发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坚持时间长达十年（嘉庆元年至十年），席卷的范围涉及川楚陕甘豫五省广大地区，从各个方面给了清廷以沉重打击。起义失败后，清廷虽然还能够控制全国的政治形势，但从此陷入维持现状而不可得的窘困处境。这次大起义成为清朝统治由兴盛走向衰败的起点。

嘉庆四年（1799）正月，太上皇乾隆帝去世，嘉庆帝亲政。嘉庆帝生长于清代全盛时期，亲政时已过而立之年，丰富的阅历，使他对歌舞生平、纸醉金迷的盛世表象下所潜伏的种种危机，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亲政后，采取果断措施处决了和珅接着打出了“咸与维新”的旗号，以挽救帝国的衰败局面，使之由乱而治。他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勤政戒惰，广开言路；更迭要员，惩办贪吏；明理务实，体察民情；诏罢贡献，崇俭黜奢；奖励垦荒，发展生产。这些措施，在当时起过一定作用。例如，嘉庆时期贪污大案、要案，无论从规模和数量上，都比乾隆朝少得多。再如，嘉庆一朝，许多破产的农民大量涌入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或深山老林，开荒种地，兴修水利，发展当地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东北、古北口外及陕西、四川、湖北三省交界地区的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就是由此得到了开发：许多荒凉、废弃之地尽成膏腴之田；农产品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大，产量不断提高；各种手工业作坊建立，并进而发展为工场手工业；人口急骤增加，一批新的厅、县随之出现。上述地区经济发展的最盛时期，不是在乾隆一朝，而是在嘉庆时期，故可作为“乾嘉盛世”之说的一个例证。不过，“乾嘉盛世”之“盛”，仅就局部言，即指这些地区经济领域的发展，嘉庆朝总体上却是朝着衰落的趋势发展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乾嘉之际，清朝贪污腐败已成系统，其积习牢不可破，大有积重难返之势，嘉庆帝纵有天大的本领，也无回天之力了。第二，嘉庆帝是一个平庸的“守成之主”，亲政后，处事不果断，未见有多少得力的措施和行动。他虽然处置了一些贪赃要案，但只处决了一些中下级官吏，对于身居要位的贪劣之官无任何触动。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在处理每一件贪赃案后，都要各级管理扪心自问，“天良何在？”这种徒劳的说教，只能助长贪劣官员的不法活动。第三，嘉庆一朝正是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之时，嘉庆帝一方面要集中精力扑灭人民群众的反抗烈火，另一方面对朝野上下有关消除弊政的议论怀有恐惧之心，深怕这种议论使自己失去对朝政的控制权。嘉庆四年十二月，国子监祭酒法式善在奏疏中有“亲政维新”之语，这对嘉庆帝之初打出的“咸与维新”旗号，是一种支持，按理应得到嘉庆帝的肯定和赞扬。不料，却引起了他的怒斥：“朕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率循旧章，恒恐不及，有何维新之处？[37]”正是这种自食其言的做法，使朝野有关消除弊政的议论在襁褓中即被扼杀，清朝的衰颓之势已无可扭转了。

嘉庆十八年九月，京畿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爆发了天理教起义。京畿的起义者斗争矛头直指统治者，以不足百人打进了清朝的神经中枢紫禁城，给清廷以极大震动。嘉庆帝在其谕旨和诗词中不止一次地哀叹：“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38]。这是清朝统治中国170年来，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对自己的统治权利产生巨大危机感的反映。后人也曾指出：“自是之后，清廷纲纪之弛废，臣僚之冗劣，人心之不附，兵力之已衰，悉暴无遗。……故是役为有清一代兴亡关键。”[39]此后，清廷政治上，吏制更趋腐败，以致嘉庆帝临死时不得不发出无可奈何的恺叹；军事上，八旗兵、绿营兵更加腐化，毫无战斗力；财政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拮据状态日益严重，不仅将乾隆时期的库存花费殆尽，而且“实有入不敷出之势”[40]。这一切均表明，天理教起义失败后，一个鼎盛的大清帝国已化为乌有，清朝统治从此进入了彻底衰败的阶段。

由上所述，人们可以认识到，无论是从“乾嘉盛世”的角度，还是从嘉庆朝鼎盛的局面已经完结的角度看，嘉庆十八年以前的历史都应该归入于“康乾盛世”。只有这样，一个有头有尾、有始有终的“康乾盛世”才能完整地展示在人们的面前。

“康乾盛世”贯穿了17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前半叶的140年的历史。其间，西方国家正处于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已将古老的中国抛在了后面；同时，他们又积极寻找海外殖民地，吞并弱小民族，以进行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正是抱着这种目的，英国派遣的马噶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分别于乾隆五十八年和嘉庆二十一年来到中国，要求和中国通商贸易，遭到严词拒绝。这使中国失去了了解西方、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接轨的机会。这种情况的产生一点也不足为怪。康熙、雍正、乾隆和嘉庆皇帝，都是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孕育出来的代表人物，自然经济使他们夜郎自大、坐井观天、盲目排外，拒绝接受资本主义文明；另外，又由于他们是满族贵族的最高代表，对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有着根深蒂固的防范心理，时刻害怕汉人和西方列强相勾结以危及自己的统治。正是以上两种因素的相互结合，清朝最高统治者在急剧变化的世界形势面前，没有迅速调整统治政策，而是顽固地坚持闭关自守政策。这就把中国和西方列强的距离越拉越大。而西方列强既然用和平手段打不开中国大门，就不惜用炮舰政策轰开中国大门，从而导致了道光二十年（1840）的鸦片战争，中国由此跌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