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书籍的相互输入、翻译，是两国交流的重要方面。2001年笔者曾对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国之间书籍互相输入的时间、渠道、种类以及翻译等情况作了概要考察，认为“互译书籍是两国语言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 [1]。现再考察甲午战争后，自1895年至1945年间，中日互译书的目的、种类及存在问题，以窥译书与两国关系的变化。 

（一）中日两国互译书籍

甲午一战，妄自尊大的封建大帝国——清朝政府惨败，被迫签订割地、赔款、开口岸、办工厂等丧失大量权益的中日《马关条约》，从而被称“睡狮”的中国被震醒。正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2]一些中国有志之士开始寻求国家强盛的“药方”，其中有的人不耻跨海东渡，向一衣带水的战胜国日本学习，这些人除充实自身的知识外，即选译日本书籍（包括日本从欧美引进的西方书籍）介绍到中国。还有一些中国官员（包括驻日使馆及临时赴日考察人员）引入日本书籍。 

与此同时，日本也选择中国书籍输入和翻译。由此表明中日两国书籍的交流历来是双向的。它对两国文化的交流均起了重要作用。 

下面首先看一下1896——1945年中日两国互译书籍出版的情况。 

1896——1945年中译日书籍表

1896—1945年日译中书籍表 

从以上二表[3]的50年间中日译书情况,可以看出以下问题：第一，中译日书数高于日本一倍，与中国人的觉醒有关。50年间，中国译日书为2857种，日本译中书为1426种。究其中国比日本多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知识分子受甲午战败的刺激，急于从日本寻求强盛之道，其中通过译书，向中国人介绍强盛的经验。而日本胜利后，日本人增强了“自尊心”，对中国文化有所藐视，出现一股“脱亚”风。而且还滋长一些攻击汉学，嘲讽汉学家的思潮。其达到顶点的标志，则是1903年日本文部省向帝国议会动议废止中学汉文科一案[4]。日本译中书较少与此不无关系。 

第二，双方译书的重点不同，1896——1911年的15年间，中译日书达958种，其中译书的重点是社会科学，计366种，占此间译书总数的38.2，如果加上哲学、宗教、史地、文学艺术，则为778种，占其间译书的81.21。社会科学译书中较多的科目，首推法律，为98种，译有《日本刑法》（1905年）、《日本宪法义解》（1905），亦有《日本法政大要》（1907年）、《法律小史》（1907年），还有转译欧洲一些国家的法规，如《英国宪法史》（1903年）和《罗马法》（1905年）等。其次是政治，为96种，既包括日本一些政党文件，也包括日本扩张理论，如《社会党》（1902年）、《日本政体史》（1911年）《日本议党法》（1906年）、《世界之大问题》（1903年）、《大东合邦新义》（1898年）、《大亚细亚主义论》（1918年）、《大东亚共荣国的建设》（1942年）等。再次是教育，为76种，既译有教育理论，方法的书，如《日本明治学制沿革史》（1908年）、《女子教育论》（1902年）、《小学各种教授法》（1898年）等，也有教科书，如1902年译出伊藤贤道的《日本教科书》及《心理教育学》（1911年）等。第四是军事，为45种，诸如论述军事史的《大日本创办海军史》（1906年）、《日本陆军大学校论略》（1898年），阐述战术理论的《战法学》（1897年）、《日本军队的给与法》（1902年），也有论述战争的《普奥战史》（1902年）、《日俄战时纪要》（1905年）等。这些书籍引入中国，不仅丰富了图书市场，使中国人了解日本乃至欧洲，而且对中国各项事业起了借鉴、仿效的作用。 

辛亥革命成功后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中译日书虽仍以社会科学类为多，但已开始注重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书籍。此间自然科学译书83种，分类如下表： 

各类译书未出现奇多奇少现象。而应用科学类的89项中，矿冶、商经、制造、化学等类译出较少。医药为46种，农业为22种，这种奇多奇少现象，说明关呼人们生存的书籍引起译书者和出版部门的关注。而1896—1911年，日本译中国书籍仅16种；1912—1937年日译中书为802种，1938—1945年日译为608种，社会科学与文学艺术的译书分别为366和262种，自然科学总计才13种，工程技术也不过66种。产业类虽多些，也才136种。 

第三，中日译书的多寡，与时局的安定与否成正比关系。1912—1937年的26年间，中译日书总数为1759种，平均每年70.36种，这与民国建立后，知识分子感到国家全面改革的必要，重视社会科学的引进有关。诸如李达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1945年前）、《妇人与社会主义》（1926年）等，在当时对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产生很大作用[5]。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以后，至1945年日本投降的8年间，仅译日书140种，平均每年译书20种。而且这些有限译著有些译者还在全面战争爆发之前翻译的。 

此间译书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中国进入全面抗战，译者忙于抗战，无暇译书；加上战争期间出书条件（缺纸、印刷紧张）十分艰难。反之，此间日本译中书达608种，平均每年达86.85种。其增加原因，主要是通过翻译，使日军指挥部获得中国政治、军事等情报；有些汉学家只顾作为学术成果进行翻译；还有些学者崇尚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未受战争的影响，依然从事译书；也还有少数学者不满日本政府的政策，翻译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作品有关。可见，战争期间，被侵略国与侵略国译书、出版情况是不同的。 

（二）中日多视角译书

中日译书之选择是多视角的。中国人翻译日文书首先是从国家政治局势、经济发展、文化趋向等方面选择日书，有的中国译者以自己的思想观念译日书，有的则是将不同观点的译书介绍到中国来。1896—1945年间，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类的译书达705种，占总译书的24.68%，如横川又次郎著《地球之过去及未来》，有1920年冯霈和1914年秦毓鎏两种版本，渡边万次郎著《岩矿化学》（1936年）、梶山英二著《海洋学通论》（1930年）和须藤传治郎著《星学》（1909年）等。中译日书，有的重视学术著作和理论著述，既有入门书，如萨孟武译的《马克思十二讲》（1945年前），亦有深入研究的作品，如陈豹隐译《英国经济史》、《俄国经济史》、《美国经济史》（均1945年前出版）等。 

以上著作，有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如李达以上译书，及萨孟武译《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1945年前）。同时也有反对在中国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译书，力主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制度。如马凌甫翻译津村秀松著《国民经济学原理》，于1915年在上海群益社初版，1920年大中书局又出订正版。马凌甫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是“生产问题”和“激励资本问题”，而不是“分配问题”和“排斥资本主义问题”。马凌甫在该译书弁言中称： 

他国劳动者，痛恨资本家之专制。吾国劳动者，惟苦无大资本家经营大事业以为糊口之途。是吾国经济问题，非分配问题，生产问题也。非排斥资本问题，奖励资本问题也。昧者不察，动欲引社会主义以适用于吾国，是饮鸠以自毙也。乌呼可[6]。 

以下是批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译书数种 

可见，当时对待马克思主义并非只一种声音。而且当时在世界上，确存在较有影响的社会模式为三种，即欧美资本主义、苏联社会主义和日本的小农经济。除有译者翻译较多的介绍前两种社会模式的书之外，亦有译者从中国的国情与需要出发，认为前两种社会模式不适用于中国，中国与日本同属小农经济国家，应该以日本为鉴，向日本学习。1935年上海印书馆出版了江坂佐太郎著、黄重建编译的《日本的新农村》一书，该书从社会学观点分析日本爱知县碧海郡，如何由土地瘠薄，贫困落后，而逐渐走向繁荣的过程。陈醉云应邀为该书作序，序中直言： 

中国与日本，同为小农经济制度。在现阶段之下，欧美的大农经营制，苏联的国营农业制，或者非所必要，或者势所难能，则自以取法于日本的长处，更为亲切有味[7]。 

为实现译者以碧海郡为中国农村效法之楷模的心愿，翻译时进行许多删节，故称之为“编译”，正为序中所说： 

凡不适合于中国现状所需的，以及含有过于落伍的毒素的，为忠君敬神的教育方式，在乡军人的活动等等，则都已删除。结束一章〈碧海郡之前途〉中的理论的意义，也已略有更改；这虽然对于原著者甚抱歉枕，但对于中国的参阅者，却较相宜[8]。 

此种不忠于原著翻译的作法，实属大胆，但能结合中国实际，为了学以致用，且声明在先或许会得到著者和读者的谅解吧。 

日译中书则以哲学为大宗。在哲学译著中，1896-1945年共译414种，佛教一项就达326种，占总数78.74%，尤以1912年—1937年，佛教译书即达325种，平均每年15.88种。此种现象表明日本人已从明治初年“废佛毁释”浩劫中走出来，逐渐认为佛教并非迷信、落后或逃避现实的宗教，所以自1899年开始了推行佛教运动[9]。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佛教信奉者与时俱进，在批判宗教否定论同时，还积极支持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成为反法西斯统治的尖兵[10]。这实在是一个质的飞跃。也就可以认识佛教菁作翻译数量多的原因。 

（三）译书的成绩与缺欠

译者队伍的素质与译书的质量有直接关系。中国参与翻译日书的人员大体有两种人，一些是留日学生及留学归国之专业人才，一些是京师同文馆增设东文馆及各地的“东文学堂”等，此外虽有日本人参与中译日书，也是凤毛麟角。 

人所共知，甲午中国战败至日俄战后，留学生人数变化较大。据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著作，援引1906年8月《每日电报》（青柳氏著《清国留学生之减少》文称，1906年时，中国留学生约8000名左右[11]。他们为从日书中寻求新思想，并向中国介绍，建立译书会社十余个[12]。有的还发行评书刊物，如《译书汇编》、《游学译编》等，有的评者如黄轸（兴、克强）、周家树、章宗祥、曹汝霖、杨廷栋、章太炎等人，成了当时的风云人物。他们所译之书多为社会科学，如章宗祥译《日本刑法》（1905年）、《各国国民公私权考》（1901年）、《国法学》（1901年），杨廷栋译《女子教育论》（1902年）、《路索民约论》（1903年）、《政教进化论》（1911年前）等等。这些书籍都是中国社会变革急需之书。 

当时的译书水准，不能简单的评论为高与低。如从时人文化水平、外文水平进行总体考察，虽译书水准不是很高，却容易让人理解，不能要求过高。但是也确有相当一些译著不能使人满意。据时人评论梁启超所译柴四郎著《佳人之奇遇》（1901年）、周逵译矢野文雄著《经国美谈》（1902年）等，采用文白并用译法，显得比较粗糙。甚至有滥译、硬译和误译作品。其突出代表人物是译书“无组织、无标准……以多为贵”的范迪吉，此人译书数量多（100余种）、时间短（多刊于1903年），范围广，涉及天文地理（如《星学》、《日本地理问答》等），农林畜牧（《农业经济论》、《森林学》、《畜产各论》等），地质矿物（《地质学》、《矿物学新论》等），历史哲学（《日本历史》、《西洋哲学史》等），教育法律（《教育学》、《法律汛论》等）……这些译书均编入“普通百科全书”之中，各书多为范迪吉与他人合译，书中的缺点错误较为明显。尽管如此，这套译书还是受到社会的欢迎[13]。 

社会抨击较重的是林纾翻译的小说。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受胡适影响年仅23岁的傅斯年，于1月1日同罗家伦等创建《新潮》月刊，提倡白话文和学术思想解放，鼓吹文学革命。在3月第3期上刊《译书感言》，称道从日本译来的“科学书”是最好的，其次是严复所译的几种书，同时无情地抨击林纾翻译的小说“最下流” [14]。此种评论是否有当可以商榷，但却可使人看出时人对译日书质量的关注，有利于提高翻译水准。 

尽管译日书有这样那样不足，还是瑕不掩瑜。译书质量还是有很大进步的。进步的原因不外两个原因：一是留学生学成返国，投入了译书事业，加上国内培训的一些人，都提高了译书能力；二是逐渐开展对译书评论是提高译书水平的又一原因。如上所举，有的对译文提出商榷，有的尖锐批评译书未能达到“信、达、雅”的要求，评论者有专门翻译家，也有学界人士，表明读者很关心译书事业。这对译者更加认真细致译书是有促进作用的。 

然而，有的译者仍是我行我素，中日两国部分译者认为两国“同文同种”，把译书看成轻而易举之事。尤其在中国译者看来，译日书比较简单，所以为了引进西文书籍，就从日文译本转译成中文，即等于重译日本所译西书，但这样译西书弊端明显。日本译西书时，免不了删节或错误，中国从日本文翻译，再有些删节或错误，这种译书，有人评论为是“集其错误和删改的大成”者[15]。中日译书的兴盛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6—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中国译日书迅猛增长，达2876种，平均年译书为90.5种。如果按地区而论，此间台湾译日书达1679种，占总数的58%，大陆译日书为1090种，占总数的37.6%，其他的127种，仅占4.4%。其中以应用科学占首位，为1051种，占36.2%。应用科学译书中医药最多，为308种，占总译日书的10.71%。自然科学译书也在增加，计227种，占总译日书的7.89%。工程书籍为210种，占总译日书的7.3%。当时中国大陆未改革开放，商业和经营方面的译日书仅2种，台湾却达136种。而此间日本译中书为1780种，平均每年译书55.62种，比中国少34.88%。其中文学译书为640种，占总译中书的35.96%，社会科学为627种，占译中书的35.22%，历史为177种，占译中书的9.94%，哲学为154种，占译中书的8.65%。可见，中日两国译书的重点是有差异的。互译书对推进中日文化交流；对促进本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均有积极作用。尤其中国借鉴日本的科技资料，对推动四个现代化建设具有参考作用。 

在21世纪新的历史时期，世界面对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中日两国是邻邦。都应“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友好外交政策，积极交流译书经验，开展必要的合作互译，将有益于提高各自译书质量。伴随中日两国的友好相处，文化交流的广泛深入，译书事业会展现出更加美好的前景。 

[1]关捷：《甲午战争前中日间书籍交流之考察》，《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东方文化论丛I，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210页。 

[2]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1，《戊戌变法》丛刊，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页。  

[3]二表据谭汝谦：《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整理。 

[4] [日]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研究史》，《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7卷，第395页。 

[5]李其驹等：《建党前后的李达同志》，《历史研究》，1979年第8期。 

[6][日]津村秀松著，马凌甫译并弁言：《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群益书社1915年版，第1～2页。 

[7][日]江坂佐太郎著，黄重建编译、陈醉云序一：《日本新农村》，上海商务部书馆1935年，第1～2页。 

[8][日]江坂佐太郎著，黄重建编译、陈醉云序一：《日本新农村》，上海商务部书馆1935年，第1～2页。 

[9][日]池田英俊：《明治之新佛教运动》，吉川弘文馆1976年版，第264、317页。 

[10]谭汝谦主编：《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第81页。 

[11][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 

[12]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版，第161～181页。 

[1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况》，台湾1970年版，第72页。 

[14]傅斯年：《译书感言》，《新潮》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第533页。 

[15][日]藤惠秀著，张铭三译：《日本文化给中国的影响》，新申报馆1944年版，第15页。 

（资料来源：“东方文化论丛”Ⅰ《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