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逼封万岁”究竟有无其事，却一直是个问题。最近一年多，也还有一些同志发表文章，认为其事可疑。笔者将有关天京内讧的最初几条记载和太平天国当时的情况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之后，也认为“逼封万岁”绝不是事实而是谣言，并试图对这个谣言究竟是怎么来的作一些探索。

　　有关天京内讧的最初记载，在“逼封万岁”的问题上即已互相矛盾，而且全都来自传闻。因此，要认定有无其事，就不能单纯根据某几条记载，而必须对当时的有关历史事实作出分析。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明确认定“逼封万岁”确有其事的最初记载，不外下列三条：

　　（一）知非子《金陵杂记·续记》，撰于咸丰六年（1856），即天京内讧发生的那一年。它说：

　　　咸丰六年秋，东贼杨秀清欲夺洪秀全伪位，先将洪党分调出城，遂私刻太平天国真命主杨秀清伪戳，于七月间假称天父下凡，传洪逆之子不至，洪自往焉，入东巢，杨逆踞坐不起，云“天父在此”，洪逆即跪。盖贼等本系串惯伎俩，互相诞语以愚党下，有是语不得不跪也。杨逆假天父语问洪逆云：“尔打江山数载，多亏何人？”答云：“四弟”。杨云：“尔既知之，当以何报？”答以“愿即加封”。随出向众党云：“嗣后均宜称东王为万岁，其二子亦称万岁。”贼众诺，杨色稍霁，洪亦不转。洪随回入己穴，命群贼即于穴外所筑土城上密布枪炮，恐杨来暗算。一面遣腹贼至江西调北贼韦昌辉回金陵。

　　这条记载是从哪里来的呢？知非子说：“此卷（按指《续记》）系近日情形，皆闻之于遇难播迁之人及被掳脱逃之辈，方能知之最详，言之最确；复为裒成一编，参以己见。”可见，它只是得自传闻，并无确切根据。

　　（二）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东北贼递杀大略》，撰于咸丰七年（1857）。它关于“逼封万岁”的记载，与《金陵杂记·续记》大体相同。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张汝南之子在所写“例言”中说：张汝南自“癸丑（1853）二月城破”至“次年八月”住在天京，所以“书中所载皆咸丰三四两年贼中情状”；“越三年丁巳，馆于杭，课余忆及，信笔记之”。可见天京内讧发生时，张汝南已不在天京，这条记载也只能是得自传闻。

　　（三）《李秀成自述》，写于同治三年（1864），时在天京内讧八年之后。这条记载除说到“逼封万岁”而外，还说到“诛杨密议”。对于“诛杨密议”，史学界已有定论，认为是无稽之谈。为什么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对如此重大的事件也会写出一些不实之词来呢？这是因为，天京内讧的时候，他在丹阳作战，约有两年之久都未回过天京(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表》)；而且，他那时仅任地官副丞相（第六级官阶），任务是带兵打仗，地位还不高，没有资格参预领导集团内部的机密。所以，关于“逼封万岁”的事，他也只能得自传闻。

　　除这三条而外，也许，清廷两江总督怡良在咸丰六年写的奏报，可以算作“逼封万岁”的一个旁证。

　　（四）清朱学勤等纂《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一六三所引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三日两江总督怡良奏报，它说：

　　杨逆向洪逆索取伪印，意图并吞，洪逆将韦逆调回，杀死杨逆及其亲属。

　　这条记载虽然说的是“索取伪印”，不是“逼封万岁”，但两者同属一“逼”。不过，它也只能得自传闻，这只要考虑到恰良处于敌方这一点就知道了。

　　以上有关天京内讧的最初记载，都著录了“逼封万岁”之类的事。自此以后，凡肯定“逼封万岁”其事的史著，都是根据这些记载辗转抄录的，已无查核的必要。这里的问题是，有关天京内讧的最初记载并不止于上列几条，还有一些记载，在实质性内容上却是与上列记载对立的：

　　（五）布列治门（Bridgman，Elijan Coleman）发表在1857年1月3日《华北先驱周报》上的一篇通讯，它说(《逸经》第十七期简又文译文)：

　　先是杨秀清有一心腹部将为其亲信，不知何故，向洪秀全告密，洪立即召其心腹盟弟北王韦昌辉回兵勤王，一以保护其自己生命，次则以诛灭谋篡位者。

　　（六）麦高文（MaCgowan，DanielJerome）发表在1857年5月9日《华北先驱周报》上的一篇通讯，它同布列治门的说法一致，都认为天京内讧的起因是“告密”而不是“逼封”。

　　这两条通讯的说法和“逼封万岁”说是对立的：如果杨秀清当时确已面逼洪秀全加封或交印，那么还有什么更甚于此之“密”可“告”；如果有足以引起内讧之“密”可“告”，那就不应该出现逼封或索印之类的事情。当然，这两条通讯也还是得自传闻；但就“告密”一事而言，却似乎并非无据。麦高文的通讯中还指出了告密人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物中的第八位。从洪秀全算起，第八位应是豫王胡以□，但胡以□在内讧之前早已病死。据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奏报：洪秀全在诛杀韦昌辉之后，又于十一月初一日将燕王秦日纲与佐天侯陈承□同时处死。陈承□是朝内官的领袖，位次紧接胡以□，如果剔出已死的胡以□不计，他正是领导集团中的第八位。后来洪秀全在《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中曾说东王是“遭陷害”死的，暗示有“告密”一事。这样，“告密”一说，也就有了一些蛛丝马迹。

　　除两条外人通讯而外，还有一条属于最初的记载，也是与“逼封万岁”说相反的。这就是：

　　（七）《石达开自述》，这份自述系清吏记录，时在同治二年（1863）。它说(骆秉章奏稿本《石达开自述》)：

　　七年，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转加杨秀清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清杀死。达开返回金陵，要与他们排解，洪秀全心疑，要杀韦昌辉。达开见事机不好，走到安徽，妻室儿女留在金陵，均被韦昌辉所杀。达开复由安徽回金陵，洪秀全即将韦昌辉杀了，有谋害达开之意，旋即逃出金陵。

　　石达开是金田“起首共事之人”，位居翼王，于情于理，他是应该知道一些内情的；但是，第一，他当时也不在天京；第二，洪秀全、韦昌辉对他心怀疑忌；第三，也是最根本的，洪秀全严密封锁了天京内讧的真情。所以象翼王石达开这样的人，也就只能“闻有内乱之信”，而不能在回天京后直接从洪秀全那里了解到内乱之实了。不过，他所听到的传闻却正好与“逼封万岁”说相反；内讧的起因不在于杨秀清的逼封，而在于洪秀全的阴谋。与洪秀全关系不算不深的石达开深信，洪秀全猜疑心重，而且在自己认为必要的时候会搞阴谋。这一点，从石达开的远征不返和《自述》中关于天京内讧的说法，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有关天京内讧的最初一些记载矛盾百出，这个情况说明了内讧实情是被洪秀全严密封锁了的。也许他有难言之隐吧！所以，无论“逼封万岁”也好，“索取伪印”也好，“告密”也好，“故意加封”也好，都是小道消息或谣言。谁真谁假，甚至在当时象石达开以及李秀成这样的人物，也是难以判别的了。不过，结合太平天国当时的情况，特别是洪、杨当时的关系，我们也还可以分析出天京内讧的端倪。

　　天京内讧之前，太平天国军政大权都集于杨秀清一身。按照太平天国中央政府的编制，天王府内并无管理国家军务政务的机构或人员，而杨秀清主管的“东殿六部尚书实际上成为太平天国前期总理国务的机关”(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第132页)。所以，“贼政令皆归伪东主”(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卷一)，“自广西至金陵，悉听其指使，故伪谕皆署其伪号；天贼尸位而已”(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这种情况，在许多史著中都有记述。如《贼情汇纂》卷七：

　　群贼具奏于洪逆，概谓之本章。然不能径达，必由杨逆率韦、石诸逆转奏。能列名于本章者，唯杨、韦、石三逆。下此具本章于洪逆，仅请安、贺喜、谢恩而已，概不准奏事，且必请杨逆盖印，否则洪贼不阅。若一应军务，各伪官俱具禀杨逆，谓之禀奏……大权悉为杨逆所揽。是以本章寥寥，而禀奏独多……杨逆入奏从无驳回者。

　　洪、杨之间的这种关系，必然包含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而且这个矛盾在天京内讧之前三年即已相当尖锐。《天父下凡诏书二》所记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十一月二十日天父下凡杖责洪秀全，及两天后杨秀清上朝劝慰一事，表明杨秀清那时就已经看出了洪秀全对自己的极端不满。他警告洪秀全说：“小弟虽足为臣者法，但后日幼主以后，亦要法我二兄海底之量，能受臣直谏，方尽为君之道也。自古以来，为君者常多恃其气性，不纳臣谏，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误杀之，致使国政多乖，悔之晚矣！”但是，这个日益激化的矛盾毕竟又拖延了几年，直到咸丰六年七月，洪秀全才不顾一切，暗中调回韦昌辉，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将杨秀清杀害，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主要的原因是，咸丰六年五月摧毁江南大营以前，太平军北伐、西征不利，江南大营还威胁着天京，大敌当前，局势很明显，洪秀全还保持着较为清醒的头脑，没有被打垮江南大营这个战役上的胜利冲昏，知道一旦除掉杨秀清这个最有实力和威望的军政首脑，大局必然败坏，所以隐忍下来。内讧爆发之前的洪、杨关系，表面上比较平静，就是靠这样的条件来维持的。

　　在两人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杨秀清有什么必要再用“逼封万岁”之类的无聊举动去激怒洪秀全呢？如果说夺权，则军政大权业已在握的杨秀清对洪秀全实在无权可夺。如果说万岁之封尊荣，则赐封万岁者仍然高出一筹。所以这样的举动对于杨秀清确乎于名于实皆无补益。杨秀清怎么会干出这种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来呢？退一万步说，即使杨秀清私欲熏心，愚妄至极，想称万岁，他也有权代天父传言，为什么不用天父名义加封，而偏要洪秀全加封？既要洪秀全加封，又为什么不大张旗鼓，公之于世，却偏要把洪秀全弄到东府密室，干这种自己也认为见不得人的事？除此以外，“逼封万岁”说与史实也多所抵牾。其一，据大量史料看来，洪秀全自入南京后，“僻处深宫，从不出户”(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卷一)，以至曾有人怀疑“洪逆本系木偶”(知非子《金陵杂记》)。他怎么又会亲身到东王府去呢？其二，“杨秀清是在毫无任何准备的情况下遭到杀害”的，“这也说明了杨秀清并没有逼洪秀全封万岁”，周□同志已指出了这一点(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周□《太平天国》（初稿）。)。最近英人柯文南博士（C．A．Curwen）在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也告诉笔者：从近来发现的雷诺兹（E．A．Reyno1ds）写的有关天京内讧的通讯看来，内江爆发之前，东王府非常宁静，毫无异常现象，内讧爆发之后，也可以看出，杨秀清是在未作任何准备的情况下遭受袭击的。如果杨秀清“逼封万岁”是实，他能不作任何准备吗？

　　所以，“逼封万岁”这类说法，不但不合情理，矛盾百出，而且与史实不符，只能是政治谣言。

　　那么，这样的谣言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笔者认为，这也不难找到线索，线索就是：谣言对谁有利？因为造谣的人只会编造对自己有利的谣言，不会编造对自己不利的谣言。比较洪、杨双方，“逼封万岁”之类的谣言当然不利于杨而有利于洪。因此造谣者不会在杨秀清一方。如果杨秀清是洪秀全下令杀害的，作为杀害的理由，这一谣言就可能直接来自洪秀全。如果杨秀清是韦昌辉擅杀，作为擅杀的理由，这一谣言就可能来自韦昌辉。不过，韦昌辉造谣，也得要洪秀全点头。因为“逼封万岁”这样的谣言，必须洪秀全认可，这就应该说是洪韦共同造谣。

　　这个谣言当时散播得很广。这是因为杨秀清被杀之后，群情愤激，天京城里的武装冲突逐渐扩大，不散播杨秀清的“罪状”，难以平息众怒。周□同志说：“说杨秀清逼洪秀全封万岁，事实只是事后为了继续巩固群众而虚构宣布的。这就是中外记载中传说的可能的由来。”(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周□《太平天国》（初稿）。)这种估计是合情合理的。

　　天京内讧之后，人心涣散。十多万将士跟随石达开远征不返；以前从未出现过的守将献城投敌的事，也一再出现。天国前途岌岌可危。为了挽回人心，洪秀全又为杨秀清平反（杨被杀后被贬为“东孽”）。他在《天历六节并命史官作月令诏》(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8页)中说：

　　!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相忘。谢爷降托赎病主，乃□世人转天堂。

　　!天国代代遵三重，天情真道福无穷。妄为推测有何益？可怜叛爷成臭虫！

这就是说，东王杨秀清是有巨大功勋的，因为被人诬陷而遭到杀害，现在定他被杀之日为“东升节”，天国世世代代都要纪念他。值得注意的是末尾两句，一方面把杀害杨秀清的责任摆在韦昌辉等人身上，一方面叫众人不要“推测”。试问：众人所“推测”的究竟是什么事？难道除了“逼封万岁”之类的事而外，还会有别的什么事情值得大家这样“推测”吗？“妄为推测有何益”一句反映出，对于杨秀清突然被害一事，太平军将士在几个月后还在议论纷纷，而洪秀全则极端害怕大家再提这件事情。

　　天京内讧时，谣言不少。除“逼封万岁”而外，还有“无诏擅杀”，“诛杨密议”等。这些谣言，都是为了满足当时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当时事态发展的轮廓可能如次：洪秀全和韦昌辉发动突然袭击杀害东王杨秀清时，总得找个借口，于是在杨秀清死后立即出现了“逼封万岁”的谣言。由于杨秀清及其部属二万余人无辜被杀，群情愤慨，为了挽回人心，在韦昌辉伏诛之后，又出现了“无诏擅杀”的谣言。及到石达开愤而离京，远征不返，为了稳定人心，把罪名推给石达开，又产生了“诛杨密议”的谣言。根据“谣言对谁有利”的线索，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谣言都来自天王府，来自洪秀全。

　　成王败寇之见，历来为史家所鄙弃。杨秀清虽然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但总的说来，仍不失为太平天国的大功臣，连主谋杀害他的洪秀全在当时的巨大压力下，也为他平反了，作为评论千秋功过的后人，我们当然应该尽可能地澄清事实，不让谣言变成历史。

　　【资料来源：《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