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臣指王朝易代之际兼仕两朝的大臣，是封建社会江山易帜、朝代鼎革之时出现的特殊社会群体。清初（指顺治、康熙两朝）贰臣，特指背明降清之臣。他们因违背封建社会标榜的忠义之道，备受道德批判和舆论谴责。但现实中，清初有相当一批贰臣广泛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其中，贰臣修史就是他们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入职史馆  参与官修 

清朝统治者入关之初，急于利用贰臣在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影响来稳定民心，巩固政权。因此，除了在军事方面任用贰臣外，在文化领域，尤其在史馆也对他们委以要职。清初史馆成为贰臣比较集中的机构。据统计，清初贰臣中有史官任职经历的有十六人之多，洪承畴、曹溶、金之俊、吴伟业、冯铨、钱谦益等一批名人均曾在史馆任职，参与修史工作。贰臣参与的官方修史活动有：官修《明史》、《清太宗实录》、《清世祖实录》、《清太祖圣训》、《清太宗圣训》等。一些贰臣在官修史书方面的影响甚至跨越顺康两朝，如熟谙典籍掌故的学者冯铨，顺治帝在位时“一切经史著述编摩，皆令专任”（《清世祖实录》）。顺治朝的大型官修史书活动，冯铨几乎都参与其中，甚至连废后这样敏感的大事也要冯铨提供历史根据。不仅如此，据《涿州志》记载，康熙九年（1670），康熙帝驻跸涿州之时，还特意命官至冯铨家中取明朝邸报，以备修史之用。 

贰臣修史受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约束，其作用和贡献不能一概而论。清初统治者扶危定乱，戎马倥偬，修史并非其首务，甚至只是一种流于表面的官方姿态而已，贰臣在史馆中的贡献也难免有限。以官修《明史》为例，顺治初年首开史馆，但成果寥寥，史臣们的作为自然不会很多。贰臣作为史官有时只是权宜之计，如宋权，顺治六年（1649）五月，充当纂修清太宗实录总裁官，九月即请假葬亲，次年方还朝，于实录的纂修工作很难说有何贡献。如李若琳，于顺治二年五月，因诏修《明史》，被任为副总裁官，七月，即授礼部左侍郎，在史馆的任职，只是挂名而已。贰臣修史有时也会产生不良后果。据朱彝尊《曝书亭集》记载：“《熹宗实录》成，藏皇史窚（同“宬”）。相传顺治初，大学士涿州冯铨复入内阁，见天启四年纪事，毁己尤甚，遂去其籍，无完书。”由此可见，贰臣在官修史书方面的贡献须两面观之。 

私修史书  各有怀抱 

清初是私家修史发展的繁盛期，史家来自社会不同阶层，身份不一，代表不同政见，贰臣即为参与私家修史的特殊群体。贰臣中著名的史家如曹溶、钱谦益、吴伟业、孙承泽等，均在史学领域内有所建树。贰臣修史，倚助丰富的藏书资源。贰臣之家，大都世代官宦，很多为当时著名的藏书大家。如孙承泽家有藏书楼玉凫（fú）堂，藏书七万余卷，甲申之变（指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克北京，明朝灭亡）中书多散佚，后多方收集至万余卷，时称退谷（孙承泽号）万卷楼。钱谦益在明朝时官至礼部侍郎，他中年建拂水山房以庋（ɡuǐ，放置）藏典籍，晚年则有红豆山庄，崇祯十七年（1644），又特建绛云楼，藏书称七十三椟。显然，这些藏书在史料方面为贰臣以私人名义编撰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除了史料方面的优越条件之外，贰臣修史主要是为抒发其情怀。较之于官修史书，私修史书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更加灵活，史家有更多的发挥空间，故在清初学界盛行一时。贰臣修史，有的委曲细述个人经历，如熊文举修撰《墨楯》，回忆明季战事，以表达其政治立场选择的无奈。有的则借以寄托对明朝的怀念之情，表明自身进退迫于时势的尴尬处境。如孙承泽，他初入职明廷，继降农民军大顺政权，终入清朝，一生之中，鼎易其主，三遇坎坷。晚年山居之后，他杜门却轨，不问朝事，但对明朝却始终怀有眷恋之情，着力收集和记述崇祯朝史事，著成《思陵勤政记》、《思陵典礼记》等记载明朝史事之专书。此外，因崇祯一朝无实录，孙承泽遂根据邸报章奏等档案文献和自己昔日的闻见，修撰成《崇祯事迹》，以补实录不全之缺憾。  

在私修史书问题上，贰臣的心绪矛盾而复杂。因降清变节，贰臣招致世人冷遇，因此既欲借写史倾吐心声，但又在记述和评价明清之际史事时进退两难。对此，贰臣的表现各不相同。前述孙承泽为修史不遗余力，皓首丹青而矢志不渝。钱谦益之修史则在入清前后反差很大，表现出患得患失、犹豫徘徊的一面。他在明万历年间曾为史官，修史热情极高，自称：“谦益史官也，有纪志之责”，入清前尚自声称，“余从太史氏之后，纪载国家之盛”（《牧斋初学集》）。因而钱谦益早年修史活动较为频繁，史著颇多。但降清后，他修史的志向逐渐变化，开始小心翼翼，不越雷池一步，甚至搁笔长叹，怅惘不止。等到他的绛云楼藏书毁于火灾之后，其修史的心志就彻底消失了。总之，贰臣受社会舆论以及矛盾的心理因素的干扰，以私人身份实际参与修史的人数不多，编纂的史书数量有限。 

沟通民间与官方的史学枢纽 

贰臣虽被认为大节有亏，但并非完全为士人群体所孤立，成为社会文化圈中的孤岛。相反，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修史方面，贰臣还是沟通民间与官方，联系私家修史与官修史书的重要纽带和桥梁。 

一些贰臣作为学界名流，凭借自身学识为私人史家及其史著提供参考意见。如钱谦益入清后虽然自己不再著史，却是清初学界领袖，史识渊博，为士林所钦服，很多史家向其求教，希望他能够在撰述方法、文字风格甚至选取史料等一些修史的具体问题上给予详细指导。贰臣在史料方面也为民间史家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钱谦益之绛云楼藏书，得天下之精华，为此，史家潘柽（chēnɡ）章写信给钱谦益，以求获得史料方面的指点。修史的交流破除了史家之间因不同政治立场而造成的隔阂，为求得史料，遗民史家顾炎武曾借书于孙承泽，谈迁亦曾就教于吴伟业。 

贰臣既任职史馆，就成为沟通官方与民间修史信息的桥梁和纽带。遇有修史进程中具体的难题，他们会不耻他问，通过书信征求民间史家的意见。如曹溶晚年为修史之事曾修书黄宗羲，与之商议。此外，贰臣在史学界还发挥了提携后进的作用。如钱谦益得潘柽章《国史考异》，大加赞许，称“一官史局，半世编摩，头白汗青，迄无所就。不图老眼，见此盛事”（《牧斋有学集》）。通过撰写序跋来评析史书也是史学前辈提携后进的重要形式。对史书作者而言，请同行名家为之作评介不仅可以得到同行的批评指教，还有助于扩大影响，促进史书流传广布。 

在清初的史学领域中，贰臣有着独特的地位。他们既是官修和私修史书的实际参与者，同时还是沟通、协调官修与私修之间关系的重要枢纽，在清初文化建设上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