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1年，担任美国Mary Gibb Jones大学教授和Rice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盖尔 ·斯托克斯（Gale Stokes），在2001年4月的《美国历史评论》上，发展了一篇题目为《人类社会的命运：对宏观历史学近期发展的综述》的文章，对近年来国外宏观历史学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综述性评论。文章将宏观历史学家在过去几代人中研究的问题归结为：为什么是欧洲？为什么是欧亚大陆西部边缘上相对弱小和落后的地区，在16世纪进入了世界的视野，并在19世纪占据了地球的统治地位？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最终统治了世界”的原因的探讨。本文作者将盖尔斯托克斯文章的主要内容，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介绍，以供参考。本文使用的中文译名，尽可能与学术界目前的译法相一致。另外，为了保证姓名的准确性，引用时请加注英文原名。
一、宏观历史学的三个主要派别
雅德·黛蒙德（Jared Diamond）——一名生物进化论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他是《枪，细菌，钢铁》一书的作者，并以“人类社会的命运”作为该著作的副标题。在过去的若干年中，无数的历史学家已经加入了黛蒙德的行列，在宏观历史学的领域发表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研究论文。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集中讨论了“人类社会的命运”这个问题。黛蒙德是在新几内亚（New Guinea）做实地调查时，激发撰写这部著作的。当时，一个向他提供资料的当地人问他：“为什么白人生产了这么多货物，并把它运往新几内亚？而我们黑人却没有自己的货物？” 黛蒙德知道，从基因的角度来看，人类基本上都是平等的，这已经是存在几万年的事实了。他在新几内亚的研究表明了这一点，甚至那里居民的平均智商还高于白人，那为什么恰恰是欧美国家成为世界商品的主要生产地呢？他为这样的一个问题而困惑，认为值得进一步研究，并最后以《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对此进行了探讨。宏观历史学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出现了三个主要派别。
第一种观点认为，欧洲过去的经济发展和强大是由欧洲本身某些独特的因素促成的，这种独特性经常被总结为一种普遍的优点——比如理性、自由或个人主义——并认为这些优点首先发生于欧洲，最后会发展到，或将会发展到整个人类。近年来，坚持这个观点的最著名的研究成果是由名誉退休的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大卫·朗德斯（David S·Landes）撰写的，该著作的名字为《国家的繁荣和贫穷：为什么有些人富裕有些人贫穷》（诺顿 Norton）。
第二种观点与以上观点相反。认为至少到1500年，即十六世纪时，欧洲与别的地方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甚至有人认为，直到1800年，即在十九世纪以前，情况也是如此。这种观点认为，欧洲的崛起不是由于一些独有的因素，而是因为它在新大陆攫取了大量的金银，并从殖民地贸易中获得了无数的其他财富。这种思想的拥护者倾向于把过去的几千年，看做是被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文化和经济所统治的时代。欧洲只是在过去千年的后四分之一，即在1750年以后的历史时期中迸发出了相对短暂的光辉。在这个领域中最成功的综合性的研究成果，是由世界系统理论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撰写的。其书名为《重新定位: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加利福尼亚）。弗兰克相信他自己的分析，是把历史的真实从反历史、反科学的——真正意识形态的——许多社会理论学家的欧洲中心论下显露了出来。
与以上两种主流观点不同的是，近来出现了一个较少偏激的看待宏观历史问题的研究方法。这是一种从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研究问题的途径。这种宏观的世界历史学家，倾向于把过去的几千年，甚至更长时间里的人类历史，看作是人类内部一系列相互作用和冲突的结果。人类是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到世界发展的大冒险活动之中的，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在整个世界广度的范围内进行冲突和发展。这些历史学家关注的是这种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冲突和各种冲突之间的比较，而不是霸权和统治。主张这一观点的人们认为自己是世界历史学家，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国斌（R.Bin Wong）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
二、以大卫·朗德斯为代表的欧洲中心论
朗德斯丰富的研究成果，不可争辩地将世界在过去千年中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归功于“西方文明和它的传播”。他的理由是，欧洲发明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他还对文化的作用进行了补充。认为欧洲文化的三个独特方面，是欧洲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它们是：
第一，发达的科学技术，成为知识分子进行调查研究时自动采用的方法，这使他们成功地摆脱了有组织的宗教和集权的政治束缚。尽管欧洲缺少一个政治中心，但它的学者们却从一种单一的联系工具中获益，这就是拉丁文。共同的语言，便利了不同观点的争论，使得学者们关于物理世界的新思想能够被演示和验证，然后被整个大陆接受，并最终传到全世界。
第二，朗德斯支持马克斯·韦伯理论的普遍形式，认为欧洲人的工作价值观、主动性和注重投资的习惯，使欧洲与众不同。他的观点是，“重要的是工作，节俭，诚实，同情和坚持不懈”。他认为能够达到个人或国家经济成功的道路是惟一的，即努力工作，支出小于收入，把剩余财富投资于提高生产力的活动之中。他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欧洲人具有强调私人产权，政治多元化，适宜的环境，城市生活方式等理念。欧洲人对这些理念的实践，使其走向繁荣。
第三，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欧洲人善于学习。正如乔尔·蒙克（Joel Mokyr）在为朗德斯的著作所写的评论上说：他们“聪明而不贪婪”。即使欧洲人拥有天生的技术从而给了他们一种优势，然而他们最重要的财富，是吸收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并加以利用的能力。比如他们借用了零的概念，重新从阿拉伯发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逻辑推理，通过穆斯林世界取得中国的造纸术和火药技术等等。朗德斯认为，总体性的拒绝从其他文化中学习的习惯，是十八世纪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并且在今天也是阿拉伯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
在朗德斯的分析中没有涉及到欧洲的扩张。他也没有证明，欧洲是向蒙昧世界传播文明的仁慈传播者。他依赖于自己的常识，认为：“当一群人强大到能够驱使他人并收取由此带来的收益时，他们就必然会这样做。”朗德斯相信特定的文化价值，能够使技术进步，从而使一些欧洲人足够强大到能够去统治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欧洲以极度的残忍和凶恶，开始了它的征服。对于在这一行动过程中的牺牲品，即被侵略的国家，朗德斯认为：一些后殖民主义国家，浪费了本来应该投入到生产和投资中的精力。如果有人能够用一句话来总结朗德斯对这些国家的建议的话，那么，这句话就可能是：“停止哭泣，努力工作”。他相信成功不会是永远的，优势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不仅不发达国家有希望，发达国家也没有任何理由满足于现状，因为现在的形势对他们“将产生更大的压力”。
三、以安德· 弗兰克为代表的学派认为欧洲优势是世界结构变化的结果
在《世界殖民者的典范》一书中，詹姆·布莱特（Jame M Blaut）认为关于欧洲奇迹的神话是一个教条，即认为欧洲兴起是由于欧洲自身产生了历史动力的说法是错误的。他列举了大量的有关人口统计，气候和地理方面的数据，来说明这一观点。他举出的一个有力的论据是，欧洲的成功最初是由于能够寻找到美洲大陆的巨大财富，并得到了在殖民地贸易中获取各种资源的运气。
当布莱特对欧洲中心论提出了具有系统性的批判的同时，弗兰克提供了一个关于现代历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在他的理论中，没有给欧洲留下一寸位置。他认为近代之前的欧洲，并不比“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有任何方面”的先进性。“欧洲自己没有做任何事，更不用说现代化了。” “欧洲人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创造出世界经济体系本身，也没有发展世界资本主义。” “欧洲人从没有例外，更不用说比别人优秀、理性和有组织性，或者具有资本主义精神优势，并向亚洲传播或做任何其他的事了。”
他认为，欧洲的成功是至少从十四世纪或更早的年代起开始的世界经济体系运行的结果。作为一个结构主义者，他相信本地区的事件是发生于各国的贸易联系之中的。通过贸易联系，商品和货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交换，或至少在一个大的国际范围内进行交换。在过去千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体系的中心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当时，处于十三、十四世纪的中国，在强大的王朝统治下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有一个叫做珍尼特·阿布·路富德（Janet Abu –Lughod）的学者证明，当中国这个世纪体系的中心开始衰落时，新的真正的世界体系开始建立于哥伦布之后的时代。弗兰克不同意这种观点。他相信世界系统是在一个极其漫长的升、降周期中运行的。奈克拉·科德雷达夫（Nikolai Kondratieff）——另一位学者，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就提出了这一观点。弗兰克认为，亚洲在十四世纪前后开始第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只有当这个周期运行到它的第二阶段，或者说下降阶段时，欧洲的发展在1815年才开始其上升的周期。换句话说，对弗兰克来说，1500年，并不是一个像其他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戏剧性的新世纪的里程碑，而是世界系统被重建的时期，或“改变的”时期，因为这时的欧洲人，偶然的蹒蹒跚跚着进入了西半球。
在考察十六世纪的世界经济时，弗兰克指明当时世界上具有生产盈余的三个区域是：印度，中国和东南亚。而当时四个具有生产赤字的地区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为了获取前者的盈余，美洲和日本出口货币，非洲出口奴隶。欧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出售的，于是就从事货币和奴隶的转口贸易，并获得了成功。弗兰克特别强调了白银的重要性。因为白银的价格在中国是在欧洲或者新大陆的两倍，又由于欧洲没有什么产品是精明的亚洲人所想要的，因此，当时新大陆产出白银的将近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出售给了亚洲，特别是中国。
这种阐述表明，弗兰克甚至比朗德斯更极端。根据弗兰克的说法，当时的亚洲更胜于欧洲，或至少在火药，造船，印刷，纺织，冶金和交通等领域，与欧洲是同等发展水平的。他深信欧洲的国家制度，在塑造世界经济体系方面，只有很少或者没有起什么作用。甚至十字军东征，就是欧洲努力“把它的边缘经济更有效地融入到新的非洲－亚欧的经济动力之中的行为”。弗兰克在这里没有考虑人的因素。对他来说，结构就是全部。他试图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这种思想有一个优点，毕竟世界范围的工业化是人类在长期发展中产生而不是即刻发生的。但是，在弗兰克那里，周期出现着，结构变形着，但是人类从来没有真实的存在过。
四、关于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最终统治世界的原因的辩论
郑和是几乎每一个作者都提到的少数人之一，他是中国朝廷的宦官，在十五世纪早期最早开始海洋航行。他最早的舰队由317艘船组成，最大的有400英尺长，而当时哥伦布的圣玛丽雅只有85英尺长。郑和的船上有27000个船员。中国人七次在印度洋上航行，最远到达了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但是由于内部政治冲突，中国皇帝最终命令舰队解散，甚至限制海洋航行。并规定船的桅杆不得超过两个。
从欧洲角度出发的学者几乎都强调了郑和的重要性。他们采用了相同的一般性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亚洲人最终统治了海洋。这就是因为中国是集权国家而欧洲不是。黛蒙德，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位生物进化论学家就是这样解释的。从一般常识性的地理原因出发，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有限海岸线的紧密的大陆，而欧洲却包括着无数的半岛和有着广阔海岸线的主要岛屿。这种地理条件，使得中国西北部的汉人在公元前发展了农业，并能够在二到三千年中向东南部传播他们的文化，消除了成千上百的土生土长的部族，建立起一个中心国家。这在欧洲是不可能的。如果那时中国统治的中心，想限定所有的船不能超过两个桅杆，就像它在十六世纪时所做的，它也能够办得到。相反，在由不同王国组成的，并相互竞争的欧洲，这样的限制是不可能推行的。
以上是一些历史学家从文化差异，同时也从地理和政治的因素，解释了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在十九世纪的世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另外一些典型的观点是，人们认为儒家所追随的和谐生活的伦理道德，与基督教富有的侵略性的一神教相对比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人具有那种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的感觉，而诸如葡萄牙那样的国家，人们意识到他们既不在欧洲的中心，更不用说在世界的中心了。这种认为自己处于世界边缘的边缘感，使得葡萄牙人一直自觉地处于与其他欧洲国家的竞争之中。历史学家还谈到了商人在中国的地位，低于他们在西方的地位，因此产权没有得到有力的保护。以上这些文化差异还可以通过将中国皇帝的行为方式与葡萄牙国王相比之后，看得更清楚。中国的皇帝是“天子”，周围的世界是围绕着他运转的。而在1495到1521年间担任葡萄牙国王的曼纽尔（Manuel）一世看来，自己是“征服之王”，这就是说，他认为自己的权势是由于他在与埃塞俄比亚，亚洲，波斯进行的贸易和通过印度洋的航行中，获得了胜利而夺得到的。朗德斯着重阐述了这个观点，不断强调中国由于一直处于稳定，从而产生了对其自身的限制。他评论道：在明朝限制海洋航行之后，“天朝满足于几百年不受外界影响”。
前面提到的《世界殖民者的典范》一书的作者布莱特，对中国被动的决定性论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如果海岸线的长度和多元化政治是发展的尺度，那么应该是南亚和东南亚而不是欧洲国家才是创新者，因为印度的海岸线相对于大陆来说是长的，而且今天印度尼西亚所在的岛屿，在当时就具备既有延伸的海岸线也有政治多元化的条件。
弗兰克对于中国的进步停止于郑和时代的论点，提供了最有力的否定的回答。他的分析是建立在广泛阅读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的。弗兰克有力的说明了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在一段时间内对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来说是熟知的，而欧洲学者却不知道。那就是，中国经济在晚明和早清时期并没有停滞，而是很有活力，同时，亚洲贸易体系作为其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很活跃。弗兰克把他的论述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上：即中国人口在十六和十七世纪的稳定增长，说明了与其紧密相随的经济增长。他还反驳那些认为中国缺乏合理研究方法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人没有再建立大规模的舰队，可能是由于某些更能得到证明的理由。如接近河流的森林被砍伐，可以获得的木料减少，建造大船变得越来越不经济等等。另外从气候条件来说，对于中国商人有利可图的航行目的地和贸易中心是诸如马来西亚那样的地方，他们可以在那里和来自印度洋的商人做生意。
弗兰克没有过多的谈到文化，但是他认为这方面中国显示出了与前资本主义的欧洲有很多相似的特征。他认为中国文化能够接受企业活动，也能够接受后来帮助西方产生工业革命的技术。他提到，在明朝时，就有作者写了关于市场和适当的行为模式的理论性论文，呼吁那些像加尔文教所倡导的品质，如勤勉、节俭和责任感。如1506年，丘均（Qiu Jun，译音）定义了市场，并认为市场活动应没有国家干预，除粮食供给之外可以由商人自主完成。在1635年李进弟（Li Jinde，译音）建议商人要勤勉，确保支出小于收入，早睡早起，避免炫耀，坚持仔细的记帐等。自然，这两种论述都隐含着儒家思想，但是如历史学家蒂莫西·布鲁克（Timothy Brook）最近指出的，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核心哲学，被塑造成一种可以接受商业方法的哲学，而这在以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于是问题又提到，为什么资本主义模式从来没有在中国广泛开展呢？早在十四世纪，由水力发动的麻纺织机，在中国北方就得以广泛使用，同时制造丝、麻的半自动织布机也被发明了。然而，尽管明朝的棉制品贸易十分繁荣，纺线和织布技术从没有应用到棉布的生产上。在很多的解释中，一个新近由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提出的解释认为，是低廉的女工劳动阻碍了中国棉织工业的发展。很多学者认为，欧洲人能够应用他们的技术发明是与其家庭结构分不开的。晚婚和少要孩子，被认为是欧洲人避免财产平分数额减小的理性行为。这种行为在以早婚和大家庭为习俗的中国是不存在的。
戈德斯通还指出，中国妇女生活方式与欧洲的不同，在影响中国采用机械化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在西方，在青春期和结婚之前的女孩子都有工资收入。作为一个个体，她们可以在非家庭成员的人们的监管下，像仆人那样挣工资或者在晚些时成为一个工人。尽管薪金微薄，这就是说，她们做相同的工作薪金要比男人低许多。但是，她们当工人能挣到的，仍比在家里消费所需要的多。相比于欧洲女性，中国妇女却只是家庭中没有自主性的一员。儒家伦理中女性的生活方式，使她们一直都得在家中操持家务。根据戈德斯通的说法，这种制度“通过把妇女限制在家庭事务中，从而使家庭的延续得以完成”。因此，他认为，廉价的妇女和儿童劳动力，对于中国的棉纺工业主来说，是不可能得到的。中国的企业主不像欧洲的企业主那样幸运，不得不雇佣更加昂贵的男性工人。这种昂贵的工资，使他们的产品不能与廉价的家庭妇女的家庭棉纺织产品相竞争。因此，中国棉纺工业主所能作出的理性选择，就是不建立棉纺厂。
以上关于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最终统治世界的原因的讨论，至少能追溯到二十世纪的20年代。关于欧洲独特性问题的提出，首先产生于大学中讲授西方文明的课程中。与其相反的观点，产生于二十世纪60年代，出现了批判马克思主义以后。两者都是围绕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欧洲霸权展开的。为什么是欧洲崛起了？而不是中国或者印度崛起了？什么时候欧洲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主？中国霸权是否占据了过去千年的大部分时间？这些问题是部分的，或捆扎在一种将东西方定义为相对立的两个社会的思考方式之中的。但是世界历史新领域的创立者们已经跨过，或者忽略了这种对立。
五、世界历史学家如何分析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最终统治了世界
在这里使用世界历史学这个专门词汇，特指那些忽略霸权和悲怨，并试图真正地挖掘出一种历史真实性的一群学者。英国人类学家杰弗克·古地（Javk Goody）的观点是：欧亚大陆主要地区的发展有着相似性，这是因为它们都是在同一范畴——青铜器时代——农业和冶炼相联系的技术创新基础上的不同变异。这个新流派中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是由王国斌和彭慕兰撰写的。王国斌写了《中国变迁：历史变迁和欧洲经验的局限性》，彭慕兰著作的名字是《巨大的差异：中国，欧洲，和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中文译本的名字是《大分流》）。这两本书的分析都很好地超越了朗德斯和弗兰克比较极端的观点，在关于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最终统治世界的原因的辩论中，作出了具有一定稳定性和实质性意义的解释。
他们不是试图回答“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最终统治了世界”的原因。而是转而分析两者在哪里相象，在哪里不同，以及这些相象和不同，对于我们理解这两个世界意味着什么。王国斌认为在十七和十八世纪，中国和欧洲都面临着建立在农业生产方式上的经济特征所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当时的中国和欧洲，都共同面对着收成的不稳定，物资的缺陷和人口问题等。在解决问题的途径上，两者与亚当 斯密是相同的——例如，都想通过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来解决问题。当然欧洲经济和中国经济不是完全相同的。在中国，大量的产品是乡村化的而不是城市化的。而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欧洲，一些产品却首先是由城镇转向乡村的。总的来说，王国斌扩展和详细地阐述了先于他之前就有人提出的观点，即前工业社会的中国经济和欧洲经济有着重要的相似点。他和彭慕兰都认为，正是这些相似点，形成了一个“斯密的世界”。即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经济增长能够出现，就必须首先通过由英国经济史学家琼斯（E L Jones）提到的所谓的“扩张”政策。也就说，经济增长必须通过增加投入来实现。例如，通过增加土地可耕面积和增加人口等来实现。这种增长方式与前面弗兰克指出的中国经济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时，伴随着其人口增长，而出现经济增长时所谈论的那种增长模式是一样的。但既使是这种增长，甚至是在技术进步和农业实践相结合的情况下，也并不必然的意味着工业革命的爆发。因此，王国斌的结论是：他不相信一个活在1700年时的中国人或欧洲人，能够预言即将发生什么。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王国斌认为，一些完全新的事物产生了。这就是人们知道了怎样从矿物质中，而不是从有机体中获取能量。蒸气机以惊人的比过去更大的速率把煤转化为能量，从此开始了因为使用新技术而形成的高效率的“猛烈”增长。而热衷于结构解释的弗兰克，对这个重大事件只是偶尔提到了。朗德斯尽管承认了蒸气机的使用很重要，但他也没有把能量变革放在其分析的中心位置。相反，王国斌认为能量革命是基础性的，极其重要的。他指出，物质世界在1780年和1880年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以前的几个世纪，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变化。他并没有作出任何关于西方本身文化优势性的推测。不过，他通过讨论国家的形成和功能，说明互相竞争的欧洲国家和他们半自主的社会阶级和独立的教堂构成了适于发展和增长的社会结构。而且，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欧洲的国家制度优于中国。他认为，中国的政府关注公众的福利和道德教育，特别是对待穷人，其采取的政策是欧洲直到现在才能想到做的。王国斌指出，中国是一直由官僚机构根据政策、程序，及由此产生的规章和法律来实现统治的，这限制了统治者的独裁行为。不管采用什么原理，当时中国的政府就能够提高税收，这一点引起了当时欧洲国王的羡慕。王国斌认为这是由国家经济力量，所产生的处理公共事务和作出创造性决定的能力。
彭慕兰在他的著作中，提供了更详细和完全的，关于1800年之前欧洲和中国政治经济的情况。他证明当时并不存在一个今后会必然导致欧洲胜利和中国衰败的不同之处。在这方面，王国斌是集中考虑了欧洲独特的政治制度，是如何使它能够充分利用了这场没有预期的能量革命的。而彭慕兰则着重解释了作为世界体系一部分的大西洋贸易体系，如何帮助欧洲取得了实质性的优势。他坚决主张中国和欧洲，至少从十六世纪以来都经历了斯密派所提到的增长。不过，他补充道，由于十八世纪生态的限制，比如木头和纤维的缺乏和土地的贫瘠，把两者的经济发展都推到了生产方式所能达到的极限。传统的贸易活动，像早期欧洲人用白银交换亚洲的瓷器，丝绸、铜钱和黄金那样，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建立一个新的贸易网络。
在建立这个新的贸易网络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创新不是新的技术或理性市场经济的传播。根据彭慕兰的说法，最重要的是企业家精神和高压统治的结合形式。在大西洋，在欧洲，特别是英国，政府努力保护企业家利益并扩张了企业家对土地的占有。然而在东亚，清朝政府却没有努力保护中国与东亚相当巨大的港口贸易，相反，用强权限制了企业家的发展。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当时存在的一些奴隶经济的特殊性。奴隶生产的农产品用于出口，却并没有推动他们购买食物和衣服，这帮助英国逃脱了马尔萨斯陷阱，即可用的土地不足以养活膨胀的人口。英国当时基本的贸易网络是，用他们基于土地生产的农产品，比如糖，与加勒比海出产的棉花进行交换；在制成品贸易上，英国出产衣服，后来是铁制品，这些是几乎不需要土地的商品。
不过，彭慕兰也没有提出，如果这样的贸易没有发生，欧洲将会衰落。和王国斌一样，他说当煤能产生能量时，英国正处于能够最大地获得应用此项技术的巨大优势中。他们还一致同意，英国能够应用此项技术的巨大优势，就像它所具有的地理优势一样，产生了一种幸运。即英国的煤和铁矿石的储量大体相等。对此，彭慕兰总结道：“结合了创新、市场和政府高压，加上幸运地推动了的全球贸易网络，于是，欧洲产生了对大西洋世界的突破。而与此同时，较早建立了的，好像功能更好的东亚市场却被取代了，并进入了一种生态发展上的僵局。”很清楚，彭慕兰对那些强调欧洲独特性的观点持批判态度。他没有否认在某些领域，比如在一些科学仪器方面，欧洲人在十八世纪已经赢得了优势。但他作出的具有说服力的论断是，巨大的成功并不主要产生于欧洲内部的发展。总之，他们都同意煤炭革命是现代世界的开始时刻。而在这一时刻之前，欧洲和中国都是以相似的斯密方式实现经济增长的，而且欧亚大陆的两头都并不一定会走向工业革命的成功。
那么，什么是作者们所没有探索的呢。斯托克斯认为，宏观历史学家在试图定义欧洲经验的独特性时，也含蓄地想说明，欧洲为今天留下了什么重要的遗产。每个人都承认，欧洲在过去了的几百年的发展中获得了突破。而王国斌和彭慕兰旨在说明，在这个进程中的关键时刻之后，事情是如何发展的，以及煤炭革命是如何真正出人意料地来到的。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即欧洲如何突然从斯密式的社会，创造了一个完全崭新的
资料来源：《清史译丛》第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