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来澳门新史料刊布的可喜状况 

史料是史学的研究基础，截止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前，由于有关澳门的史料刊布甚少，使得澳门历史的研究受到很大的限制。不仅研究的内容单调，基本上都是围绕明清和近代有关澳门的中葡交涉而作，而且研究水平普遍不高，以充足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的高水平的研究论著为数甚少。这是有关澳门历史的一些重要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歧见和出现不少以讹传讹现象的原因之一。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曾有不少学者就澳门史料的发掘、刊布和利用问题发出强烈呼吁，认为：“广泛搜集中外文的文献资料，编辑出版澳门历史资料专辑。这是深入研究澳门历史的基础工程，舍此无法进行。”（注：黄启臣：《澳门历史研究刍议》，载《澳门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文化研究会，1995年。）“在建立澳门学的计划中，当务之急是先要投入很大的力量，去系统地整理和出版澳门史料（包括中文、葡文和英文的史料）。”（注：黄鸿钊：《中葡澳门交涉史料·序言》，载《中葡澳门交涉史料》，澳门基金会，1998年。）“在澳门史的研究中，除了继续发掘中文史料外，还应直接利用葡文档案史料，否则当然就谈不上全面地研究澳门四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也不能深入地研究澳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注：张海鹏：《澳门史研究：前进和困难——国内澳门史研究的动向》，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5期。）有的学者还提议设立“澳门历史文献公共中心”、（注：梅士基德拉：《建立澳门历史文献公共中心》，载《澳门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文化研究会，1995年。）建立“澳门史料学”（注：王国强：《建立澳门史料学来研究澳门历史》，载《澳门研究》第2期（1994年9月）。）等。 

令人欣喜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澳门史料的发掘、刊布与利用已经较前有了飞速的进步：有一大批中文和葡文的原始档案和文献被整理出版，一些澳门历史上的重要报刊被影印或选编刊印，一些与澳门有关的历史人物的私人信件、日记等也陆续被披露。以下仅就其中要者作一简介：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全六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收录明清档案2197件、历史文献397种，最早者为明天启三年(1623)作，最晚者为清宣统三年(1911)作，时间跨度达288年，总字数有370多万字。据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过去馆藏澳门档案并未系统整理过，这次编辑出版，80%以上材料是第一次公布”。（注：《人民日报》1998年8月12日第11版。） 

《澳门问题明清珍档荟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澳门基金会2000年出版。收录从明清两朝档案中精选出来的原始秘档125件，影印出版，并配彩色插页，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载有澳门史实的皇宫档案原貌。 

《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下两册），刘芳辑、章文钦校，澳门基金会1999年出版。系根据澳门历史档案馆近年来从葡萄牙东波塔国家档案馆缩微复制回来的有关澳门的中文档案编注而成（主体是清代中国官员在管制澳门的过程中与澳葡当局之间的往来文书），收录各种文书1500余件，共计100多万字。 

《粤澳公牍录存》（八卷），金国平、吴志良主编校注，澳门基金会2000年出版。这是《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的葡文姊妹篇，收录东波塔国家档案馆有关澳门中文档案的葡语翻译件及回函，共计2010件，时间上起1749年，下迄1847年，内容较《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更为丰富。编注者还为此书撰写了长达61页的前言并编制了12种附录。 

《澳门专档》（全四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92-1996年出版。收录清朝和民国政府有关澳门的档案，全部照原件影印，时间上起1897年，下迄1928年。 

《广东澳门档案史料选编》，广东省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出版。收录近代以来粤澳间历次发生的重大事件演变与处理情况的史料，起自清嘉庆末期，止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包括历史沿革、粤澳关系、通商贸易、拐卖华工、社会灾害等五个部分。 

《澳门问题史料集》（上下两册），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编，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出版。系从清代29种文献中节选或全书收录有关澳门的史料汇编而成，列为《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史部》中之一种。 

《中葡澳门交涉史料》（两辑），黄鸿钊编，澳门基金会1998年出版。选辑第一手的中文资料，包括档案文献、大臣奏稿、外交函电、清朝实录、方志记载、私人信件和日记等，同时也选用了一些外文资料，时间起自1849年，止于1949年，按13个专题归纳排列，每个专题前有编者按语。 

《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上下两册），张海鹏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收录自明正德十二年(1514)起至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签署为止的中葡关系史料，包括外交往来文书、官方档案、官员奏疏、地方志传、私人记述等，时间跨度长达473年，总字数为300多万字。其中对葡萄牙文献档案的翻译和公布，在澳门史料编辑工作中属于较早者。 

《中葡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两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0年出版。 

《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已出十卷），萨安东主编，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1997-2000年出版。收录葡萄牙“海外历史档案馆”、“外交部历史档案馆”等机构收藏的大量有关葡中关系和澳门的葡中两种文字档案，分为专题系列和通史系列两种。其中专题系列已出四卷，分别为：第一卷，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葡萄牙中立问题文件；第二卷，太平天国起义及新鸦片战争期间葡萄牙中立问题文件；第三卷，澳门问题备忘录；第四卷，省港罢工及其在澳门之影响。通史系列已出六卷，时间从19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80年代。 

《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编译，澳门基金会1999年出版。收录拱北海关1887-1931年间历届十年报告和1887-1946年间每年的年度报告。 

《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汤开建、陈文源、叶农主编，花城出版社2001年出版。选录《中国丛报》、《遐迩贯珍》等12种中国近代报刊里有关澳门的资料，时间上起收录报刊之创刊年代，下迄于1911年12月。 

《〈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汤开建、吴志良主编，澳门基金会2002年出版。《澳门宪报》是历史上葡澳政府出版的地方官报，也是澳门历史上出版发行时间最长的一份报刊。该刊从1850年起刊登中文，1879年正式以中葡双语出版发行，本书所辑资料来自该报自1850年12月7日第4号起至1911年12月30日第52号止刊登的中文文字，凡与澳门有关系的记载大都收录，但删去了各种类型的重复记录及部分琐细杂事。 

《知新报》，澳门基金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联合影印出版。该报是维新派在澳门出版的重要报刊，1897年2月创刊，1901年1月停刊，共出版133期。 

《镜海丛报》，澳门基金会、上海社会科学院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影印出版。该报是澳门最早的中文商业报纸，1893年7月创刊，1895年12月停刊，共出版两年半时间。 

《勘界大臣马楂度葡中香港澳门勘界谈判日记(1909-1910)》，舒建平、菲德尔译，澳门基金会1999年出版。该书是萨安东从马楂度后人处访得的珍贵历史文献，披露了上世纪初中葡香港勘界会议中有关澳门勘界的许多内幕。 

《从广州透视战争——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莫嘉度关于中日战争的报告》，舒建平、菲德尔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出版。 

除史料书籍的出版外，近年来《民国档案》、澳门《文化杂志》和一些学者的文集中也陆续刊出了若干与澳门有关的中外文史料，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拟〈澳门问题〉》、（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载《民国档案》1999年第4期。）《抗战胜利后各省参议会要求收回澳门通电一组》、（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载《民国档案》1999年第4期。）《〈明实录〉葡澳史料辑存》、（注：陈文源辑，载《文化杂志》（中文版）第26期（1996年春季）。）《〈清实录〉澳门史料编年》、（注：黄启臣辑，载《文化杂志》（中文版）第33期（1997年冬季）。）《〈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有关西洋传教士及澳门史料辑录》、（注：罗兰桂辑，载《文化杂志》（中文版）第38期（1999年春季）。）《16-17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文献选集》、（注：洛瑞德选编，载《文化杂志》（中文版）第31期（1997年夏季）。）陆希言《墺门记》、（注：金国平刊注，载《中葡关系史地考证》，澳门基金会，2000年。）《广州葡囚信》（注：金国平译注，载《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澳门基金会，2000年。）等。 

二、新史料刊布对澳门历史研究的推动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短短七八年时间里，刊布如此众多的澳门史料（其总字数估计应在2000万字以上），不仅在澳门历史上属空前之举，而且在世界历史文献刊布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些新刊布的史料，以其丰富的内容、珍贵的价值，给澳门历史研究带来强劲的推动力量，可以说揭开了澳门历史研究新的一页。正如有的学者在评价这类新刊布史料时所说，它们“为中国近代史、中西交通史、澳门史领域一大盛事。数世纪中葡关系的探讨，将进入一以原档为主要基础科学研究的阶段”。（注：金国平：《澳门问题明清珍档荟萃·跋》，载该书第349页。）当然，史料刊布对澳门历史研究的这种推动作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还仅仅是开始，但它至少已在以下三个方面得到初步的体现： 

首先，大大扩展了澳门史研究的领域。以往澳门史研究，多集中于明清时期澳门的中葡交涉问题，其他领域、特别是澳门社会内部演变过程的研究则涉足甚少。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史料的不足。新史料的刊布，使研究者得以改变这种狭隘的局面，不仅研究的时间范围向后延伸到了民国和抗战前后，而且研究的领域已逐步扩展至澳门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方面，深入到了澳门社会内部。例如，黄鸿钊根据新刊布的《澳门专档》等资料研究了民国初年中葡关于澳门的交涉与新约的签订，（注：黄鸿钊：《清末民初中葡关于澳门的交涉和新约的签订》，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2期。）金国平、吴志良根据新刊布的档案资料研究了民国初期南北政府对澳门的立场以及有关交涉情况，（注：金国平、吴志良：《民国初期南北政府对澳门的立场及其有关交涉》，载《镜海飘渺》，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1年。）叶美兰、陈锡豪、房建昌等根据中外文献资料研究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注：叶美兰：《略论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载《民国档案》1999年第4期；陈锡豪：《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未刊稿）；陈锡豪：《抗战时期澳葡政府的对华关系》，载《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房建昌：《从日本驻澳门总领事馆档案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在澳门的活动》，载《档案史料与研究》1999年第4期；房建昌：《有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外交与特工人员在澳门活动的几点补正》，载《民国档案》1999年第4期。）吕一燃、左双文等根据档案和文献资料论述了民国时期中国收回澳门的努力，（注：吕一燃：《民国时期中国人民收回澳门的斗争与中国政府的态度》，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左双文：《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收回澳门的谋划与流产》，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吴志良根据多种语言史料写出了系统论述澳门政治制度发展过程的专著《澳门政治发展史》，（注：吴志良：《澳门政治发展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汤开建从明清人文集、笔记、方志、档案中耙梳资料撰成多篇有关澳门开埠初期历史以及人物的专题论文，（注：汤开建：《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明清士大夫与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年。）汤志钧等根据《知新报》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书札文字对维新派在澳门的活动进行了探讨，（注：汤志钧：《维新变法与澳门》，载《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汤志钧、汤仁泽：《维新·保皇·知新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赵春晨：《历史激流中的澳门：1900年》，载《文化杂志》（中文版）第43期（2002年夏季）。）莫世祥根据拱北海关报告考察分析了近代澳门贸易地位的变迁，（注：莫世祥：《近代澳门贸易地位的变迁——拱北海关报告展示的历史轨迹》，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姜伯勤、谭世宝、章文钦等在发掘整理澳门古寺碑铭、灯史资料和历代人物诗歌基础上阐释了澳门的宗教变迁与历史文化，（注：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研究初编》，学林出版社，1999年；谭世宝：《澳门三大古禅院之历史源流新探》，载《文化杂志》（中文版）第42期（2002年春季）；章文钦：《从诗歌见证明清时代澳门的历史文化》，载《文化杂志》（中文版）第40-41期（2000年春夏季）。）等等。这里列举的虽然只是近年依据新资料进行研究的部分论著，但足以看出澳门历史研究无论是在时间领域还是在空间领域都已获得了很大的扩展。 

其次，深化了对澳门史中若干重要问题的认识，甚且纠正了学术界一些讹传甚久的谬见与偏差。例如，关于明清以来澳门主权问题，曾是百多年来澳门史研究的一个焦点，中葡学者意见存在较大的分歧，新刊布的史料、尤其是大量档案“原始地记录了明清两朝政府在对澳门进行经营管理过程中如何商讨决策及这些决策的实施情况，反映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澳门管辖的意志和行为，其史料具有绝对的可信性和权威性”，（注：邢永福：《澳门问题明清珍档荟萃·前言》，载该书第5-6页。）从而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历来对澳门拥有主权的事实。同时，有的学者还根据史料进一步探讨了明清政府在澳行使主权的具体变化情况和葡人居留澳门的性质，引发出有关明清政府是否参照“蕃坊”体制治澳、居澳葡人是否“双重效忠”等问题的争论，（注：吴志良：《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澳门成人教育学会，1998年；陈尚胜：《澳门模式与鸦片战前的中西关系》，载《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张海鹏：《居澳葡人“双重效忠”说平议》，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金国平、吴志良：《再论“蕃坊”与“双重效忠”》，载《镜海飘渺》，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1年。）无论争论的结果如何，都对澳门历史研究向纵深发展是一种推动。又如有关葡人最初何以能够入据澳门的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也存在着不同见解，国内学者大多采用“贿骗说”，即认为是葡人行贿明朝地方官员并诳报国籍骗取而得。近年一些学者根据新刊布的葡文史料，发掘出有关明朝皇帝欲从葡人处获取龙涎香的记载，并得以利用葡萄牙船长索萨、西班牙籍神甫冈萨雷斯等人所写有关葡人同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和谈”情况的信件原文等第一手资料，提出“葡人因龙涎香而居澳门”、明朝官员为增加财政收入和对付倭寇、海盗的需要而主动羁縻葡人等看法。虽然这些看法仍然需要讨论和进一步的论证，但无疑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促使研究者从更广阔、更深层的因素上去探究此一问题的答案。（注：金国平、吴志良：《龙涎香与澳门》，载《镜海飘渺》，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1年；金国平、吴志良：《葡人入据澳门开埠历史渊源新探》，载《文化杂志》（中文版）第43期（2002年夏季）；朱亚非：《明代中葡关系及澳门之地位》，载《史学集刊》1995年第4期；谭世宝：《澳门开埠的若干历史问题》，载《学术研究》1999年第8期；陆晓敏：《“澳门历史与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学术研究》1999年第12期。）再如《澳门记略》作者之一、曾任澳门同知的张汝霖在处理葡兵杀毙华民李廷富、简亚二案过程中向葡人索贿枉法一事，在中文史料里缺乏真实、完整的记述，《澳门记略》一书更极力对其加以掩饰，（注：《澳门记略》乾隆初刊本中对于张汝霖因处理李简命案失当而受到朝廷处分的情况有一段很简短的记述，即：“至是，汝霖谬泥前例，及具谳上，上降旨责让。其后蒙恩，仍依原拟，汝霖予薄谴，贬官一等。”但是就连这段轻描淡写、推卸责任的文字，在《澳门记略》后来的诸刊本中也被作了删改，变成：“至是，始获有所遵守，兼蒙圣天子俯念西洋夷人素称恭顺，施法外之深仁，依拟定狱。”明显是为了掩盖张汝霖受贿枉法的事实。见拙作《澳门记略校注》，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第91-92页。）致使以往许多研究者（包括笔者本人）仅将张在此事中的所作所为当作一般性的工作失误看待，而金国平先生以葡文史料与中文档案材料两相对照进行辨析，十分有说服力地揭示出此案真相和张汝霖索贿枉法的事实，并且指出了张的这一行为对于中国在澳门行使司法权所产生的负面作用，（注：金国平：《张汝霖诈贿隐史》，载《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澳门基金会，2000年。）这种基于新资料的缜密研究不仅纠正了以往学术界在评价张汝霖这个人物上出现的偏差，而且深化了人们对早期澳门史中围绕司法权问题中葡之间斗争的认识。 

第三，促进了中外学术交流，为中外澳门史研究者建立了更多的连接点。以往澳门史研究有一大的缺陷，即中外学术上的交流与互补很不够，中国学者懂得葡文者极少，对葡文史料、尤其是葡国档案难于利用，至多是通过一些西人研究著作的引述而有所了解；葡国学者（甚至包括其他外国学者）则对中文史料不熟悉，难以接触和利用中文原始档案。这使得长期以来澳门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处于中葡学者自弹自唱、相互并不了解和交流的状况。近年来新史料的刊布为弥补这一缺陷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大量中文和葡文的原始档案和文献被整理出版，呈现在中外学者的面前；一些重要的中葡文史料陆续被互译成对方文字，便于绝大多数尚不能掌握中葡双语的学者们阅读；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注意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利用多语种的史料，而不是仅靠单方史料下结论。在利用中葡双语史料、沟通中外学术方面，澳门学者金国平、吴志良近年来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们的研究论著《澳门政治发展史》、《中葡关系史地考证》、《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镜海飘渺》等，就是在“挖掘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语言的档案史料，比照考证基本的史实，参考其他文字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完成的，（注：金国平、吴志良：《镜海飘渺·序言》，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1年。）从而也为中外之间的学术对话构筑了平台。 

三、对今后澳门历史研究的浅见 

近年来新史料的刊布对澳门历史研究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然而这还只是一个好的开端。如何利用目前有利的学术形势，在现有基础上将澳门史的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和深化，笔者提出几点想法： 

（一）继续发掘和刊布有关史料，尤其是葡文和其他西文方面的史料。近年来所发掘和刊布的澳门史料尽管数量十分可观，但是比起世界各地藏量巨大的有关澳门的档案和文献资料来，仍然只占其中一小部分。尤其是葡萄牙和英、法、意、日、西班牙、荷兰等国档案中有关澳门的史料，相对于中文档案资料来，发掘、刊布和翻译都很不够，应当下大力气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另外，除档案资料外，报刊资料、尤其是澳门本身历史上所发行的报刊以及一些有关澳门的私人文字也需要加以重视，予以进一步的发掘、整理和刊布。 

（二）注意澳门当代史资料的发掘、刊布和研究。现已整理和刊布的史料和开展的史学研究，甚少涉及澳门当代，有的学者说：“这半个世纪的澳门历史离我们最近，却又最不为我们所熟悉。”提出要从整理出版档案资料（如葡国萨拉查个人档、国际国防警察厅档、外交部历史－外交档等）入手，开创澳门当代史研究百花齐放的时代。（注：金国平：《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后记》，澳门基金会，2000年。）这是很好的建议，应当予以支持。 

（三）充分利用已刊布的史料，开展专题研究。在历史学研究中，新史料刊布之后，通常都要有一个为学者们消化的过程。近年来澳门史料的刊布数量之大、速度之快，几乎达到使学者们目不暇接的程度，加之国内图书发行渠道等方面的原因，对于众多研究者来说，完整获得这些新刊澳门史料的信息和内容仍非易事，致使许多新史料在刊出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被研究者所仔细阅读、推敲和利用，甚至不为人们所知。因此，当务之急是对新刊布史料的推介和利用问题。推介方面，除通过报刊杂志、互联网等渠道外，建议在澳门和内地多设立几个资料中心和资料网站，为研究者提供方便；利用方面，可以围绕研究专题，对已刊史料进行细致耙梳、考订和分析，并进而上升到理论，以获得认识上的突破。 

（四）在充分占有史料和深入开展专题研究基础上，组织编撰能够全方位展现澳门社会历史的通史著作。以往澳门史的编撰，成绩显著，出现了不少的佳作，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史料刊布不足是其中重要的因素），普遍存在着视角较单一、内容不够全面的弱点，特别是对于数百年来澳门社会本身的发展变化缺乏详实的陈述和剖析。因此，已有学者提出，应当撰写一部“真实反映中葡（包括其他民族）居民在澳门地区的共同历史”、“真正属于澳门人的《澳门历史》”，（注：吴志良：《澳门史研究述评》，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这样一部澳门史要求有机地联系一切同澳门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发展有关的诸方面，不仅需要立足于粤澳相互关系的考察，更有必要将澳门的整个历史进程及某些重大事件置于中葡两国、乃至世界政治、经济的大环境中进行比较研究与表述，也就是努力撰写一部‘宏观历史’”。（注：金国平：《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后记》，澳门基金会，2000年。）我认为这项工作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随着新史料的大量刊布和专题研究的深入进行，已经有了开展的可能，应当抓住时机，尽快上马。 

（资料来源：《学术研究》2003年第6期）